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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7，是萨马兰奇的幸运数；13，是中国人的幸运数；两个幸运的数字碰到了一起，就变成了幸运的平方。
2001年7月13日，北京时间22：10分，莫斯科世界贸易中心。
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站在主席台上，慢慢打开装有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的信封，他的脸上浮现出一抹发自心底的笑意，心头涌起前所未有的幸福。看着紧张得简直不敢呼吸的中国代表团：“获得第29届夏季奥运会主办权的城市是——” 萨马兰奇故意顿了顿 “——北京！”
北京！这两个简单的字，如同瞬间让地球失去吸引力的魔咒。当这两个音节从萨马兰奇嘴里发出，还不到千分之一秒的时间内，会场上所有的中国人突然双脚离地，腾空而起；人们的身体似乎一度失重，座椅倒地，纸张纷飞，欢呼尖叫，相拥嚎啕……
天空滚过一阵由远而近的沉闷的雷声，萨马兰奇仔细辨别，不是雷声，那是有节奏的狂呼：“中国胜利，祖国万岁!”随即，广场上响起一声高过一声的“中国胜利，祖国万岁!”这声音像滚动不息的春雷，越来越高亢，越来越激昂，越来越恢弘！只喊到每一个中国人都心跳如鼓，满脸热泪；那声音依然如长河叠浪，巨龙扬波，翻江倒海，气贯长虹！
最后的心愿了结了。萨马兰奇楞楞地伫立在讲坛上，目光平视，透过眼前一切，他仿佛看到了——一场又一场如梦如幻、美不胜收的开幕式；南北朝鲜运动员并肩走来的笑脸；黑人兄弟阳光下挥舞着古铜色的手臂；萨拉热窝的干戈化为鲜花和拥抱；自贫困地区的运动员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跑着、跳着……
然而，他又仿佛什么都没有看到，像是置身于峰巅之上，只看到天幕低垂！日月敛光！大地苍茫！长风浩荡！
他似乎想起许多，许多，甚至包括一些早已淡忘的往事……
——一个晴朗的午后，一个小男孩跑到父亲的书房，在那里找到一本厚厚的《浮士德》，立刻就被深深地吸引了：“我希望有奇妙的光景已经预定/我要跳身进时代的洪波/我要跳身进事变的年轮/苦痛、欢乐、失败、成功，我都不问/男儿的事业原本要昼夜不停。”于是，那个男孩雀跃跑出门去，像得到世界上最宝贵的珍奇。就那么一路不停地前行，从黎明走到黄昏。那后面的文字此刻却格外清晰地印在脑中——“我要在内在的自我中深深领略/领略/尽全人类所赋有的深情/至崇高的，至深远的/我都要了解/要把全人类的苦乐堆积于我的心胸/我的小我便扩大成众生的大我/我便和全人类一起消磨……”
他又似乎什么都没有想，“以至于抽空了思想，一颗心无比充实又无比空旷，整个人无限幸福又无限忧伤。”
忽然，萨马兰奇的心窗犹如被一道灵光照亮，他霎时颖悟了一个道理：为什么那些一向持重的中国人相拥而抱，喜极而泣？为什么那些一向矜持的中国人长歌当哭，忘乎所以？因为，地下的石油储藏量越大，井喷就越高！埋藏的火山形成的年代愈久，岩浆就愈炽！
二
1895年一个风雨如晦的早晨，北京东交民巷法国驻华使馆人员，把一封信函送交中国满清政府外务省。这是一份来自希腊的邀请，邀请这个古老的帝国参加第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内忧外患的满清政府既不知道希腊在何方，也不知道奥林匹克为何物，主持清朝政府外交的李鸿章，拿着这封天书一样飘洋过海而来的洋货，愣了半晌，随手扔进了一摞八方告急的文书中。
1896年4月5日，首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希腊雅典开幕。早已将邀请函发给清政府的顾拜旦男爵坐在主席台上，他看见欧洲8国的代表队、看见美国队、看见澳大利亚队，然而，他最终也没有看到那面来自东方的龙旗，没有等到一个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
顾拜旦毕其一生都没能在奥运会上看到中国人出征的战旗，他只能站在洛桑国际奥委会维迪堡的窗口，怀着一种复杂的心绪一次又一次遥望东方。在顾拜旦这个法国学者的眼里，中华帝国有过多么风光的时代。欧洲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法国的伏尔泰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他的学说汲取了孔孟思想中的精粹，他曾经赞美道： “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治理最好的国家，也是欧洲上流社会最向往的地方。”。费尔巴哈更是赞不绝口：“欧洲政府必须以中国为楷模；中国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美妙的境界。”出身于法国上流社会的顾拜旦深谙贵族的风俗，路易十四时代，中国的轿子几乎成为达官显贵出行必备的交通工具。王室历次举办的化妆舞会，人们都以化妆成中国人为荣耀。
1907年10月24日，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在天津学界运动会的发奖仪式上，第一次以奥林匹克为题发表演说：“虽然许多欧洲国家或奖机会甚微，但仍然派出选手参加奥运会；建议中国也能派员参加奥运会。”
1908年伦敦奥运会之后，天津的杂志《天津青年》撰文介绍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同时提出了三个问题：“中国何时才能派出一位选手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才能派出一支队伍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才能举办一届奥运会？”天津体育界人士用幻灯演示了伦敦奥运会的盛况，举办了“奥林匹克专题演讲会”。
1910年10月18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运动会——“全国学校第一次体育同盟会”在南京开幕。这届运动会的口号是：“争取早日参加奥运会！争取早日在中国举办奥运会！”
1912年，亚洲体育史上第一个区域性体育组织——“远东业余体育运动协会”宣告成立。协会的主要倡导者是菲律宾基督教青年会干事、菲律宾体育协会会长布朗。中国、日本和菲律宾3个国家的热心体育的青年人成为体育协会的主体。这个亚洲体育组织的成立，使亚洲体育界与国际奥委会的直接对话成为可能。
1915年5月，第二届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上海举行。消息传到刚刚迁都洛桑的国际奥委会总部，顾拜旦立刻指令国际奥委会致电祝贺，同时宣布承认远东体育协会为国际奥委会的东方支部。随后国际奥委会向中国发出了参加第6届奥运会的邀请函。遗憾的是这届奥运会没有如期举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掐断了它的生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于1919熄灭了，世界又恢复了暂时的平静。1920年，国际奥委会正式确立了与远东体育协会的关系。也是在这一年，一个名叫萨马兰奇的西班牙男孩出生在地中海岸边的城市巴塞罗那。从那一年起，一个古老文明的国度和一个坚韧不拔的西班牙人，同时开始了对现代奥林匹克运动长达80年的追求。
1921年5月30日，气喘吁吁的火车经历过万水千山的长途跋涉，终于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在上海车站缓缓地停了下来。从列车的豪华包厢走下一个身材不高西服革履的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王正廷快步迎上前去，握住来人的手连声说道：“辛苦了，嘉纳先生，我代表远东体育协会，欢迎来自国际奥委会的贵宾。” 嘉纳是日本柔道的创始人之一，为早期中国的留日学生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他私人开设的宏文学院曾先后接纳过7192名中国留学生，其中包括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鲁迅，民主主义革命家黄兴和陈独秀等人。嘉纳此行的目的是专程代表国际奥委会，对第5届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表示祝贺的。嘉纳的到来等于给中国人一个信号，古老的中国加盟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已经为时不远。
翌年，在嘉纳的介绍下，国际奥委会吸收王正廷为国际奥委会委员。早年留学美国的王正廷是浙江奉化人，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中华民国成立后任内阁工商部次长兼代总长，曾数度出任外交部长和驻美大使。王正廷之所以成为中国的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是有原因的，他既是政界名流，也是资深外交官，还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头面人物，更是体育界的风云人物。
最早出现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中国人，是吴仕光、韦荣洛和徐恒3名中国留美学生。那是1924年巴黎第8届奥运会。他们作为热身先绕道澳大利亚参加戴维斯杯网球赛，随后马不停蹄地赶赴巴黎杀向奥运会网球赛场，在初赛时即遭淘汰。他们如何取得了参赛资格？又是以什么名义参加的比赛？也许永远是一个无法考证的迷。然而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走进了世界体育舞台，以近乎悲壮的勇气向世界证明：泱泱中华，何谓无人？同年，中华全国体育协会成立，并陆续加入了田径、游泳、体操、足球、篮球等8个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在经历了30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迎来了1928年阿姆斯特丹第9届奥运会。随着战争创伤的愈合，各国人民和运动员在五环旗下重新取得谅解，46个代表队云集荷兰，运动员的人数达到2971人，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届奥运会的规模。在40000人的开幕式上，只有一位名叫宋如海的中国人形只影单地出现在观礼台上。望着第一次在奥运赛场的蓝天上凌空翱翔的鸽群，想到4亿人口的中国竟无力与会，宋如海不胜唏嘘。回国后他将满腹孤愤付诸笔端，写下了《我能比呀》（奥林匹亚译音）一书，作者在书的扉页上写道：“我能比呀，虽系译音，亦含有重大意义，盖所以示吾人均能参加比赛，但凡各事皆须要决心毅勇，便能与人竞争。” 字里行间隐隐有铮铮铁骨和金石之声。
中国人第一次走进奥运赛场是1932年洛杉矶第10届奥运会。有着4亿人口的中国只派出一名叫做刘长春的运动员参赛。
刘长春出生在大连一个普通的穷苦人家，还是上小学的时候，对日本侵略者仇恨的萌芽，就深深地种植在他幼小的心田。随着年龄的增长，仇恨的萌芽与日俱增。在等级森严的学校里，日本孩子骂中国孩子，中国孩子不得还口；日本孩子打中国孩子，中国孩子不得还手。看不下去的刘长春挺身而出打抱不平，日本教师疯狂地冲上来狠狠地抽打刘长春耳光，揪着他的头发提起来，又重重地摔在水泥地上。鲜血顺着11岁孩子的额头流下来，沿着孩子抽搐的嘴角流下来，一直流进幼小的心田，浇灌着仇恨的萌芽。
苦闷的心情无法得以排解，胸中的愤恨无处可以宣泄，刘长春只有在操场上拼命地狂跑并超过那些异族的对手，在与日本孩子死命地踢球并取得胜利的时候，他才感到一种复仇般的快感。体育成了他复仇的最佳工具，民族仇恨成了他投身于体育的无穷动力。
当他的百米成绩提高到11秒的时候，东北大学体育系破例招收了他。在一次与俄国侨民进行4×400米接力对抗赛时，接到第4棒的刘长春已经落后了近10米，只见他疾如闪电快似流星，先于对手10米到达终点。目瞪口呆的俄国裁判再三地揉自己的眼睛，他总觉得自己的眼睛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1929年刘长春参加中国、日本和德国三国田径运动会，他以10、6秒的百米成绩排在世界前10名。成为奥运会诞生以来中国人百米成绩的最好名次。当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刘长春已经把民族的仇恨化作了复仇的动力，将自己的胜败与祖国的荣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9·18”事变后的第3天，回家避祸的东北大学学生刘长春在大连家中，受到日本警署的传讯。一个文质彬彬的日本人操着一口不太流利的汉语问道：“刘长春，你的，下一步有何打算？”
“只有在家里安心静养，等过些日子看看时局再说。”带有抵触情绪的刘长春不冷不热地回答。“你的，不要随便乱走，我们会随时传唤你的。”文质彬彬的假相撕去，日本人狰狞的真面目露了出来。
刘长春发现不论他走到哪里，身后都跟着一个无法甩掉的尾巴。在一个漆黑的深夜，他悄悄登上开往天津的客轮返回北平。
警署找上家门，对刘长春的父亲不再文质彬彬了，他凶相毕露：“你的，要让你儿子回来。满洲国给他官儿大大的，教育、体育的官儿给的，不然的话……”日本人将一只保养得很好的手横在脖子上。刘长春的父亲被逼无奈将全家搬到乡下，只身去北平寻找儿子。
元旦前夕，日本操纵的满洲国报纸刊登了一条消息：田径名将刘长春将代表“满洲国”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洛杉矶奥运会组委会复电承认“满洲国”的提议，并要求迅速提供“满洲国”的“国旗”和“国歌”，以供开幕式需要。
石破天惊，举国哗然，这个消息如同第2个“9·18”的炸弹在中国的心脏炸响，抗议的浪潮随即由北平波及全国。1932年5月，刘长春在《大公报》公开发表声明：“苟余之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又岂能忘掉祖国而为傀儡国作马牛，身为中华民族炎黄子孙，决不代表伪满洲国出席第10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个举动使伪满洲国的谣言不攻自破。
1932年7月8日上午9时，一辆黑色的福特轿车驶进上海黄浦江畔的十六铺码头。“刘长春！他就是刘长春！那个穿法兰绒上衣，白色哗叽裤子的年轻人就是刘长春。”人们纷纷嚷嚷，以一睹中华民族第一个出征奥运会的英雄为快。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王正廷代表政府严肃训诫：“我国此次派君赴奥运会，为中国之第一次，实含无穷之意义。予以至诚之心，兹代表中华全国体育协会授旗与君，愿君以奋斗之精神，发扬于洛杉矶奥林匹克运动场，乃无尚光荣也。”说着将一面折叠的旗帜郑重地交给刘长春。
刘长春恭敬地接过旗帜，立正敬礼，慨然作答：“我此次出征奥运会，系受全国同胞之嘱托，我深知责任之重大，当尽我所能，在洛杉矶奥运会中努力奋斗。”
“呜——”威尔逊总统号一声长鸣，似在呼唤着健儿启程。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刘长春脑海中浮现出两千多年前荆轲在易水河畔悲壮的场面。“探虎穴兮入蛟宫，仰天嘘气成白虹！”他回首北方的苍天，哪里有什么白虹？只有一片片铁青色的乌云横亘在遥远的天际。他的父母妻子，他的父老乡亲正在那片沉重的阴云下忍受着国破家亡的屈辱。
就在踏上威尔逊总统号甲板的一瞬间，他突然感到鼻子一酸，祖国啊！灾难深重的祖国；民族啊！内忧外患的民族，你迈出这一步是多么艰难！两行热泪泉水般涌出，落入浊浪滚滚的黄浦江中。
1932年8月1日，第10届奥运会男子100米预赛正式开始，刘长春的成绩为11秒35。按照规定，只有前8名才有资格参加决赛，第8名的成绩为11秒02。刘长春痛失良机。但无论如何，刘长春的参赛改写了中国没有参加世界体育大赛的屈辱历史，打开了中国进入奥林匹克运动的大门。这对当时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象征。
由牟作云带队的中华全国体育协会参加了1936年第11届柏林奥运会。代表团到达德国后就感受到来自希特勒纳粹的压力，运动员们处处受到歧视，几乎不能参加首场比赛。由于缺乏实战经验，除了撑杆跳选手符宝卢取得决赛权外，中国队其他项目均一败涂地。
王正廷1939年推荐中央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出任国际奥委会委员。推举这位政府要员的目的，王正廷已经和媒体说得十分明白：“体协是个民众团体，经费和中国参加奥运会的经费来源，都是靠政府补助、社会捐助和门票收入这3项。因此，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必须是能替中国说话和有钱的人才行。”令人失望的是，孔祥熙对体育毫无兴趣，根本不参加国际奥委会的任何会议。他的委员名分只是一个虚拟的存在。
1948年7月，中断了12年之久的第14届奥运会在英国伦敦举行，国民党政府派出了50多人的体育代表团前往英国参赛，由国际奥委会委员王正廷和全国体育协会副主席张伯龄带队。中国是参加这届奥运会最寒酸的代表团。由于经费严重不足，运动员和领队只能挤住在一所条件非常恶劣的小学，成为本届奥运会唯一没有住进奥运村的代表团。当他们启程回国时，连机票都买不起了，只好找到当地的华侨东借西凑，再卖掉带去的大米才辗转回国。这样的运动队伍，还指望能拿到什么好的成绩？
王正廷从国际奥委会退休之后，新任中华体育协会会长董守义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自身热爱体育运动，热衷于参与国际奥委会召开的会议和一切其他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原中华体育协会改组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全面领导中国的奥林匹克运动。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届奥运会，但由于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在美国政府的指使下，公开支持逃亡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拒绝向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出邀请。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负责人、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向国际奥委会提出强烈抗议；许多主持正义的国家也纷纷向国际奥委会施加压力，迫使国际奥委会改变最初决定，于这届奥运会开幕的前一天向中国发出邀请。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仓促间派出由荣高棠领队的中国代表团。可惜等代表团到达赫尔辛基时，比赛已接近尾声。只有吴传玉1人获得参加一项仰泳比赛的机会。
在1954年雅典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第50次全体委员会议上，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得到国际奥委的正式承认。中国的奥林匹克组织在新生政权诞生5年后，终于在国际奥委会取得合法的席位。
然而，两年之后风波又起，刚愎自用的布伦戴奇一意孤行，在政治上大搞“两个中国”。代表台湾的“中华民国奥委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国际奥委会同样拥有合法席位，这种态度等于承认台湾是独立于大陆以外的另一个主权国家。第16届墨尔本奥运会召开之际，布伦戴奇亲自致函邀请“中华民国”奥委会派团参赛，同时也向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发出邀请，造成“两个中国”的既成事实。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于1956年11月6日发表声明，宣布拒绝参加第16届奥运会。
国际田径联合会主席埃克塞特附和布伦戴奇的观点，在英国《每日电讯》公开表明立场：当今体育界面对着3个分裂的国家：德国、朝鲜和中国。按照国际田径联合会的章程，国际田径联合会承认了一个德国和一个东德，并根据东德的要求称之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承认了韩国和朝鲜，并按照朝鲜的要求称之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于中国的问题，埃克塞特认为可以照此办理，所以同时承认了北京和台湾，但北京坚决否认这种承认，觉得“两个中国”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随后退出了国际田径联合会。
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董守义在1957年索非亚国际奥委会会议上，建议将中国大陆奥委会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奥委会，将中华民国奥委会称为中国台北奥委会。这个合理的建议遭到布伦戴奇的断然拒绝。
由于国际奥委会坚持承认台湾奥委会，中国奥委会于1958年8月19日通过媒体向全世界宣布，中断同国际奥委会的一切关系，董守义也辞去了他在国际奥委会的所有职务。从此，中国与国际奥委会的联系彻底断绝。
在国际奥委会1970年的阿姆斯特丹会议上，布伦戴奇提议增加一批新委员，并把台湾代表徐亨的名字夹在其他几个人的中间。坐在布伦戴奇左侧的埃克塞特勋爵立即高声喊道：“我们不推选徐先生！”基拉宁勋爵和一部分委员也支持埃克塞特勋爵的态度。但布伦戴奇不顾执委会的决定和多数委员的反对，强行接纳了台湾的徐亨为国际奥委会委员。看到布伦戴奇的举动，刚当选为国际奥委会执委的萨马兰奇心头蒙上一层阴影：“这个举动无疑是在国际奥委会与北京刚刚嵌开的缝隙中又锲上了一根钉子。”
三
1978年4月21日，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萨马兰奇第一次访问中国。这次中国之行，萨马兰奇肩负着让中国早日回归奥林匹克大家庭的使命。刚下飞机，面对前来迎接的中国体育官员荣高棠与何振梁等人，萨马兰奇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国际奥委会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处理是不合理的，我们不能忽视8亿中国人民和运动员这个庞大的存在。我这次访问中国的目的，就是要全面了解情况，为改善这种状况而尽最大的努力。”
刚刚打开对外开放门户的中国让萨马兰奇感到视觉色彩的单调，人们的服装多以蓝灰为主基调，建筑也略显陈旧和简陋；20年闭关锁国，10年文革浩劫所留下的累累伤痕，可以用眼睛随处抚摸。不过他能明显地感觉到，一股欣欣向荣，乐观向上的气息已经春风般地在这片百业待兴的大地上骀荡。
紧锣密鼓的6天访问如同上紧的发条。开会、讨论、倾听、参观……离开北京时，萨马兰奇对这个东方古都的名胜古迹印象模糊，脑海里却装满了何振梁对中国和台湾历史沿革涓滴不遗的介绍。
中国人之间的关系让萨马兰奇感慨良深，他们的性格与西方人的性格完全相反。性格外露的西方人要么形同陌路，要么热情如火；而感情含蓄的中国人既像一杯温热的咖啡，又像一壶远年的陈酿，一个10亿人口的国家，就像一个融洽而和睦的大家庭。
中国普通百姓对海峡两岸关系质朴的看法，让萨马兰奇很受震动。他有意避开与中国官方的接触，直接向为他开车的那个头发斑白的司机发问：“你认为台湾和大陆最终能统一吗？” “肯定能。大家都是中国人，分久必合。”司机笃定地回答。他对北京饭店打扫房间的中年妇女说：“你对台湾的看法如何？”“我们都是同一个祖先，血浓于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两个回答如出一辙。
中国人相信血脉相连，相信亲情永在；落叶归根，倦鸟知返的理念已经深深地根植在他们天性的土壤。萨马兰奇起初感到这种想法很天真，不过，细细品味之后，他才渐渐惊讶于东方人貌似简单的思维方式背后所蕴藏的智慧。一个国家的分分合合，一个民族的聚聚散散，固然受到诸如政治或经济因素的影响，但最最关键的还是取决于民心的向背。
北京，给萨马兰奇的印象是复杂的，它像一个神秘的地理符号，深深地勾住了萨马兰奇的心——质朴、沉着、宽阔、笔直、恢宏、严整、嵯峨、安详……
夜晚，北京像一个宽厚善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勤劳农妇，早早地躺下了。萨马兰奇从北京饭店的窗户向南望去，没有山，没有海，没有起伏的山脉，没有奔腾的江河，更没有高大的建筑，只有一片广袤的厚重的平原托起一个个院落。这些院落像方方整整的火柴盒一样，密密麻麻地拥挤在一起，这就是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吧。
如果说美国的摩天大厦是山，那么科威特之塔就是月，如果说悉尼歌剧院是海，那么欧洲的古堡就是城；唯独北京的四合院是人，那种你拥着我，我傍着你的结构序列，弥散着浓浓的人情。就像一个白发苍苍的中国老人，牵着他们的子孙，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繁衍生息。
分别在即，萨马兰奇心中油然升起一种恋恋不舍之情和依依惜别之意，是对历史悠久的国家？是对源远流长的文化？还是对热情好客的人民？也许兼而有之。在首都国际机场的贵宾厅里，萨马兰奇对何振梁郑重地说：“我现在更加清楚中国被排除在国际奥委会之外的历史真相，我一定竭尽全力，促成中国早日回归奥林匹克运动……”
通过几天的接触，萨马兰奇看出了何振梁身上正直的品格与过人的能力。眼前这位比自己小了9岁的中国体育官员，一个看起来文弱儒雅的书生，竟让人感到一种渊停岳峙的气度；他相信自己的眼睛和感觉，有心作何振梁加入国际奥委会的介绍人，但这个问题要等到中国在国际奥委会取得合法席位之后。这种承诺不便明说，他只能隐讳地透露出这个意思，他握着何振梁的手说：“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不仅应该在奥运会上显示力量，而且应该在国际奥委会中占有相应的位置。”
短短一个星期的陪伴，何振梁对这位西班牙兄长产生了由衷的敬佩；初次来华的萨马兰奇把心思全放在工作上，竟然没有游览古都北京的任何一处名胜古迹。望着萨马兰奇眼中的红丝，何振梁有些赧然，但有些话又不得不问，他说：“我们已经几十年没有和国际奥委会正面打过交道，从目前的情况分析，采取哪种方式让中国恢复在国际奥委会的席位更为有利呢？”萨马兰奇眼中的红丝不见了，眉头蹩在一起，沉思着说：“当然最彻底的解决办法是通过投票的方式驱逐台湾；但这样做存在一定的风险，虽然国际奥委会的85名委员之中只有8个委员的国家与台湾建立了外交关系，可是国际奥委会委员绝大多数持独立立场，他们不受本国政府的影响，所以表决的结果很难预测。从策略的角度考虑，要求台湾改名的方案比较稳妥；据我分析，台湾不会轻易接受改名的方案，这样国际奥委会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停止台湾的会籍。”
鞭辟入里，计出万全。何振梁没有说话，只是紧紧握住萨马兰奇的手，他觉得此时此刻一切语言都是多余的。
广播中传来娇柔的声音，登机的时间到了。已经走上舷梯的萨马兰奇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又返回身走下来在何振梁的耳边叮嘱：“根据我们得到的可靠消息，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将会发生重大改变，这个局势对中国返回奥林匹克大家庭极为有利。不过在恢复中国席位的问题上，一番唇枪舌剑是避免不了的。你们要提前做好准备，国际奥委会委员内部敌视中国的倾向大致有这样几种……”
望着萨马兰奇在北京4月的和风中微微飘动的白发，何振梁的心中充满了感动：“多么细心的朋友，多么周到的老人。”
四
1979年1月1日，中国和美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时宣布结束同台湾的一切外交关系。
为了早日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席位，萨马兰奇开始了对欧洲国际奥委会委员的游说。凭借着多年来献身奥林匹克事业的崇高声望，还有通过他对中国问题的实际调查得出的令人信服的结论，终于使绝大部分国际奥委会委员承诺，在投票表决时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奥委会为全国性奥委会，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必须放弃自己所谓的“国旗”与“国歌”，但作为中国的地方性组织，允许他们以中华台北奥委会的名义参加奥运会，并使用有别于以往的歌曲、旗帜和会徽。
在1979年4月6日国际奥委会蒙特维地亚第81次全会上，萨马兰奇向委员们介绍了中国之行的所见所闻，他热忱地向他的同事们呼吁：“国际奥委会应该尽一切努力，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尽快回到奥林匹克大家庭中来；我认为下一步的工作是要求‘中华民国奥运会’改名，因为台湾根本不能代表中国。我不相信那些反对中国的人会不明白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占全世界人口总数23%的中国被排斥在外，奥运会还能成其为真正意义的奥运会吗？”
这个议题结束之后，下一个议题是，让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组织的代表面对国际奥委会所有的委员，以明确的态度正面阐述中国政府对台湾的立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与国际奥委会正面对话，何振梁代表中国政府回答委员们的提问。萨马兰奇作为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密切注意着会议的动态。
国际奥委会新西兰委员克劳斯首先提出一个挑衅性的问题：“中国大陆和台湾事实上有两个政府，他们各自管辖自己的地区，两者已经并存多年；为什么你们两个政府多年不能解决的问题，却要到国际奥委会中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何振梁坚定地回答：“按照国际奥委会的章程，承认一个国家奥委会时，应该考虑领土范围的传统。说起政府的问题，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已经做出回答，119个国家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且按照这个原则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台湾只是中国的一部分。”
克劳斯语塞，又不肯狼狈退却：“你不要和我来谈政治，我们体育与政治无关。”
何振梁从容不迫：“是你首先涉及了政治，让我如何回避政治来回答你提出的政治问题？”
主持会议的基拉宁举起烟斗提醒大家注意，接着问道：“为什么你们说目前中国代表权问题的状况是不正常的？为什么国际奥委会承认台湾是不正常的？”坐在基拉宁身边的萨马兰奇内心清楚，基拉宁是好意，他提问的用意很明显，他有意让中国代表把要害问题重复阐述。
对于这个问题，何振梁胸有成竹：“根据国际奥委会的章程，在一个国家只能承认一个奥委会，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单独承认台湾的某个体育组织是违反国际奥委会章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30多个省、市和自治区，各个省、市自治区的体育组织都在各自管辖的区域内开展体育活动；在台湾地区发展体育运动的任务可以由台湾的体育组织负担。”说到这里，何振梁停顿了一下，见会场鸦雀无声，他加重了语气：“但是，对外参加奥林匹克运动和一切国际体育活动，只有一个全国性的国家体育组织才能代表，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奥委会。不能设想，中国所有的省、市和自治区都成立一个奥委会同时参加国际奥委会的活动。”
“这个回答有分量！”萨马兰奇对那个幅员广阔的国土有着切身的体验。他刚从中国访问归来，也曾出访过台湾。他认为台湾和中国的关系就像西瓜和芝麻的关系。换一种说法，台湾就像是中国30多个子女其中的一个，连中国最小的一个省份都不如；而一个最小的儿子或者女儿，又怎么能抛弃父母和他的哥哥姐姐代表这个庞大的家族呢？
国际奥委会英国委员埃克塞特意外地提出香港问题：“就英国而论，香港有权利单独加入国际奥委会，为什么台湾不能单独加入？你们说香港是历史遗留的问题，难道台湾不是历史的遗留？”
何振梁莞尔一笑：“台湾和香港有本质的不同。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虽然台湾被日本占领过50年，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归还中国；香港也是中国的领土，但香港目前的状况，是历史上英国强加给中国不平等条约所造成的畸形的结果，将来我们会通过适当的途径加以解决。这是不可抹煞的历史事实。”
血管里流淌着英国血统的国际奥委会肯尼亚委员亚历山大，提出了一个不应该由中国代表回答的可笑的问题：“你们如果邀请台湾运动员去大陆比赛，台湾体育组织无法接受你们的条件而拒绝出行，你们怎么办？”
萨马兰奇怀疑自己听错了：“一个堂堂国际奥委会委员的智商如此低下，竟会问出这样荒唐的问题来。”他对自己的组织中有着这样的同事感到羞愧。何振梁也感到很意外，但马上平静地回答：“台湾体育组织的领导人如何对待这个问题，是他们自己的权利，我无法替他们做出回答。”
亚历山大急了，情急之下更显出一种气急败坏的愚蠢和不可理喻的蛮横：“你们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何振梁大度地笑了，态度愈显从容：“如果一定要我们回答，那么我告诉你：第一，这是中国的内部问题；第二，如果台湾体育组织不允许他们的运动员来大陆比赛，责任并不在我们方面。”
在众多委员的侧目下，主持会议的基拉宁忍不住举起烟斗：“好了好了，不要在这个无聊的问题上纠缠了。”亚历山大见状只得悻悻而退。
国际奥委会澳大利亚委员麦肯奇再次提出所谓的管辖权：“你们是否承认中华民国奥委会对台湾体育的管辖权？请用‘是’或者‘否’做简明回答。”
“注意！这是一个圈套。”萨马兰奇心里着急地说。
何振梁斟酌词句但毫不迟疑：“‘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名词，它只存在于1911年至1949年之间。台湾体育组织作为一个地方性机构，对本地区的体育运动当然有管辖权，如同中国其他省份的体育组织一样。”
麦肯奇的圈套在扩大：“按照你的回答，我理解为‘是’；那么，你们是否坚持一定要开除中华民国奥委会？”
何振梁不卑不亢但理直气壮：“这不是一个概念，我们目前争论的是代表权的问题，而不是管辖权的问题；国际奥委会所要明确的既不是开除一个会员，也不是承认一个新会员，而是由谁来代表中国的问题。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只有一个中央政府，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台湾只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政府只是地方当局。”
“回答得好，既说明了情况，又打消了不明真相委员们心中的疑窦。”萨马兰奇在心中赞叹。
国际奥委会利比亚委员、埃及委员提出了一连串的是否：“你们是否同意继续同台湾的体育组织的领导在任何地方会谈？你们是否同意台湾单独组织运动员代表队？你们是否同意台湾单独加入国际奥委会？”
“该是亮底牌的时候了！”何振梁暗自思忖。萨马兰奇在访问中国时，曾经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中国体育代表团赴梦特维地亚之前，根据萨马兰奇和国际奥委会一些朋友的建议，中国已经设定了谈判的最后底线。想到这里，他说：“作为临时措施，中国以单独的名义加入国际奥委会以后，可以根据事情的进展，特许台湾方面，以‘中国奥委会台湾分会’的名义加入国际奥委会。”从眼角的余光里，何振梁看到萨马兰奇微笑着。
按照事先捋清的思路，何振梁侃侃而谈：“根据国际奥委会的章程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的事实，国际奥委会在中国只应该承认一个国家奥委会，即会址设在北京、代表全中国运动员的中国奥委会。关于台湾运动员如何参加奥运会比赛的问题，我们已经提出解决的办法。我们注意到，国际奥委会内部有人要求台湾的体育组织改名并继续留在国际奥委会。我们认为，这虽然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为了配合国际奥委会的朋友们寻求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努力，考虑到台湾地区目前的现状，作为一项临时措施，在恢复中国奥委会的席位后，可以特许台湾地区的体育组织以中国台湾奥委会的名称，即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机构，留在国际奥委会内部，前提是不得冠以‘中华民国’的字样，也不得单独使用‘台湾’字样，更不能使用所谓‘国歌’和‘国旗’以及任何代表‘中华民国’的象征。”
这一番吐属不凡的发言有理、有据、有节，使大部分国际奥委会委员廓清了思路，转变了观念。
澳大利亚委员高斯帕原来不理解中国为什么一定要让台湾改名？为什么不让用一切代表‘中华民国’的字样。现在他明白了：“我大致了解了中国的那一段历史；更重要的是，我接受了中国重新加入国际奥委会前提的观点。”
黎巴嫩委员杰马耶尔的说法很典型：“过去，我对中国提出以排斥台湾为先决条件来解决席位的问题很反感。我的立场是中立的，不赞成开除的极端做法；现在你们做出了重大的让步，允许台湾仍然留在国际奥委会之内。一个大国有如此气度，该是台湾这个小岛做出让步的时候了。我相信你们这种立场能改变不少委员的心理，转而同情和支持你们；我就是其中之一。”
见时机已经成熟，萨马兰奇带有总结性地对委员们说：“难道人们可以忽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一个大陆，同时相信奥林匹克运动是世界性的吗？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被排除在奥林匹克大家庭之外是不能想象的。”
1979年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名古屋召开会议，专题讨论中国加入国际奥委会的问题。会议召开之前，台湾方面通过国际奥委会美国委员罗斯福（已故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孙子），向美国政府提出关于台湾的置讯。美国国务院的答复是：“美国从1979年1月1日起，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同时撤消对台湾当局的外交承认。作为撤消的连带关系，也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国旗、国歌为全国性政权的象征。”
不肯善罢甘休的台湾方面，又动员了美国120位议员联名写信给基拉宁，劝说他不要受政治的影响。基拉宁随后对媒体发表谈话：“美国的职业政客用政治来干扰体育，反倒劝我不要受政治的干扰，这不是笑话吗？”
经过基拉宁、萨马兰奇、西佩尔克等人的努力，国际奥委会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执委会决议
（1979年10月25日于名古屋）
中华人民共和国：
名称：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
国家奥委会的歌、旗和会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歌和旗。提交并经执委会批准的会徽。
章程：符合规定。
位于台北的委员会
名称：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
国家奥委会的歌、旗和会徽：有别于目前使用的歌、旗和会徽，并需经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的批准。
章程：须于1980年1月1日前进行修改，以符合国际奥委会章程。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把决议分别提交给委员进行通讯表决，同时附基拉宁关于中国问题的备忘录，要求委员们在一个月之内回馈。国际奥委会一共发出89张票，其中赞成62票，反对17票，1张废票，1张弃权。
从1951年准备参加赫尔辛基奥委会开始，到1979年名古屋决议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之外，整整徘徊了28年，争取了28年；期盼了28年。奋斗了28年！
五
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悬挂在萨马兰奇面前，他的眼球在东半球的位置上定住了。在亚洲的中间部位，有一个国家像一只硕大无朋的公鸡昂首向东，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鸡的脚下是一个鸡蛋，不，还不足一个鸡蛋，那就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分庭抗礼的台湾。就是这么一个不足鸡蛋的鸡蛋，却鸠占鹊巢，在世界上最大的体育组织里取代了公鸡的席位。
萨马兰奇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后遇到的第一个官司，就是处理台湾委员徐亨状告国际奥委会的诉讼。委员向法院起诉自己的组织，这种事儿自国际奥委会成立迄今还从来没有遇到过。
在执委会的会议上，执委们第一次见到一贯平静的新主席一脸愠色，他愤愤地说：“国际奥委会就像是一个家庭，委员们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不妨提出来大家协商解决。把自己的家长告上法庭，我不明白这对他自己有什么好处？”他最后说的一句话，执委们都没听明白是什么意思：“鸡蛋想要取代公鸡，做梦！”
洛桑法院的首席法官接待了马丁市长陪同前来的贵客。听萨马兰奇讲述了事情的始末，法官深表同情地对客人说：“虽然瑞士的法律比较机械刻板，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你们这是一场家庭纠纷，可以驳回上诉，不予受理。”萨马兰奇觉得这样不妥，于是问道：“还有没有更为妥善的方式，比如说你们既受理了这起上诉，又没有审理的结果。”法官说：“这太容易了，我们将上诉状的审理期延长，届时它就会自动失效，或者叫永久性失效。”
精通法律的国际海牙法院副院长姆巴依法官在返回的途中对萨马兰奇说：“这是我法律生涯的一个典型案例，还没有听到枪声就解决了战斗。”萨马兰奇微笑着：“我从何振梁那里学到了一句中国成语‘束之高阁’，用这个成语来形容这件事儿简直最恰当不过了。”说完两个人同时大笑。
几个月平静地过去了。一天天焦灼的等待洛桑法院消息的台湾委员徐亨，终于耐不住性子找上门来：“主席先生，我想洛桑法院应该有消息了吧？”心里却暗暗地想：“只要洛桑地方法院受理了这起诉讼，就等于承认了台湾奥委会的合法性，进而等于承认台湾是独立的主权国。如此一来，你们就掉进了我们设置的政治陷阱。”
就像一个成年人看穿了孩子的把戏，萨马兰奇的嘴角浮起一抹耐人寻味的微笑：“你们永远也打不赢这场官司。我现在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假如瑞士联邦法院判决台湾方面胜诉，国际奥委会就会把总部搬到巴黎去注册。”见徐亨还有继续纠缠的意思，萨马兰奇脸上的微笑不见了，口气和脸上的表情一致：“我劝你不要在幻想了，国际奥委会绝对不能容许委员起诉自己的组织，同时也绝对不会改变已经板上钉钉的决议。如果你一意孤行，坚持要起诉国际奥委会，等待你的只有一条出路——离开这个组织！”说完拂袖而去。
呆立在那里的徐亨钳口结舌，就像一截遭了雷击的朽木。
1981年3月23日，萨马兰奇代表国际奥委会，与中国台北奥委会主席沈家铭签订了协议；双方在旗帜和图案上面都签署了自己的名字，保证在今后所有的国际比赛中无条件遵守。
台湾的问题得以圆满地解决之后，萨马兰奇立即部署发展新中国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工作，他指示国际奥委会尽快致函中国奥委会，要求在巴登巴登大会之前推荐出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候选人。拿着中国奥委会上报的候选人名单，萨马兰奇心中大喜，一共有何振梁、荣高棠、牟作云3人被提名，中国奥委会向国际奥委会推荐的第一人选何振梁，正中他的下怀。
1981年6月5日，萨马兰奇在国际奥委会总部接见了何振梁。对这位温文儒雅、气度不俗的中国人，他早就暗自嘉许；他满怀期望地对何振梁说：“你在国际奥委会中有不少朋友，配得上成为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候选人；我将以主席的身份推荐你为委员。”
1981年9月23日，中国奥委会代表团首次参加在德国巴登巴登举行的奥林匹克大会。何振梁代表中国奥委会发言：“奥运会的成功首先应该归功于运动员……” 何振梁刚说了这几个字。萨马兰奇注意到会场上开始有了赞许的反应，然后是一片肃静，只有何振梁那个偏低的男中音在会场回荡。“奥运会不应该追求高标准的物质条件，而应当强调最必需的条件，这样才能使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参加或举办奥运会……”
流利的法语，纯正的发音和严谨的逻辑博得阵阵掌声。国际奥委会科威特委员法赫德亲王走过来，拍着何振梁的肩膀亲切地说：“我们为你的发言感到骄傲，你说出了我们亚洲代表的心里话。”国际奥委会法国委员赫尔佐格赞赏地说：“大家都十分注意地听了你的发言，反应非常好；你既提出了奥运会所面临的问题，语气又是平和的。而你的法语，可以说绝大多数法国人也没有你讲得这样好。”当着众多委员的面，萨马兰奇远远地伸出大拇指。
10天之后，国际奥委会全会顺利地通过了吸收何振梁为国际奥委会委员的提案，一致同意接纳中国奥委会会委员何振梁为国际奥委会委员，新中国终于在世界最高体育组织机构中拥有了一席之地。
白色的五环旗下，52岁的何振梁举起右手庄严宣誓：“我荣幸地当选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的委员，并成为国际奥委会在我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并宣布我认识到具有这种身份后的责任，我愿意为奥林匹克运动竭尽所能；遵守奥林匹克宪章的一切规定和国际奥委会的决议，并保证使之为人们所遵守。我认为，这些规定和判决书对我来说是不容申诉的；我决不接受任何政治的或商业的影响和掺杂任何种族的或宗教的考虑，并在一切情况下维护国际奥委会的利益和奥林匹克运动的利益。”
在委员们并不多见的热烈的掌声中，萨马兰奇热情地拥抱了何振梁，亲手将一枚五环标记的金质胸针从自己的衣襟上摘下，别在何振梁的胸前，他紧握着何振梁的手：“国际奥委会与中国奥委会之间的合作，将会由于你而大大加强，并且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萨马兰奇凝视着何振梁，目光中含有这样的期许：“亲爱的朋友，我需要你的帮助，用你的东方智慧为我们这个组织增添活力，完成我们共同的使命。”何振梁回望着萨马兰奇，眼光中有这样的承诺：“我会尽一切努力，为这个组织和我的祖国奉献我的全部才智。”他们从互相紧紧相握的手中，听懂了对方无声的对白；他们在目不转睛的互相对视中，发现了彼此心灵中最美最善的成分。
萨马兰奇将一个刻有何振梁名字的勋章挂在何振梁的脖子上，那是一个国际奥委会委员的标记。他特意把勋章翻过来看了看，把这位从此与他的生命联系在一起的人的礼宾序号刻进记忆——333号：何振梁。
六
萨马兰奇与他同时代的国家元首基本上都直接打过交道。有过或长或短的来往，有过或深或浅的友情，但是让他从心里往外尊敬的却不多。如果说某些政治领袖用自己高尚的人格或伟大的业绩吸引了萨马兰奇，并让他从心灵深处感到由衷的尊敬和钦佩，南非的纳尔逊·曼德拉是一个；印度的圣雄·甘地是一个；中国的邓小平是一个。
凡是会见中国客人，萨马兰奇的开场白几乎是一样的：“你们中国的邓小平先生是一个伟人，他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1982年3月萨马兰奇第2次访华，这是他就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后对中国的第1次正式访问。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会见了萨马兰奇。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给萨马兰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邓小平说：“我此行的目的就是与中国领导人讨论如何进一步加强国际奥委会同中国奥委会之间的合作，如何进一步发展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体育交流的问题。”邓小平对萨马兰奇说：“感谢您为恢复中国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所做出的努力……” 他们共同称赞双方的积极合作，并讨论了国际奥委会如何帮助中国发展体育运动等问题。
“中国应该在国际体育界中发挥重要作用，应该把中国过去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失去的东西赢回来，中国会在国际奥委会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在告别的宴会上，萨马兰奇对邓小平说。
这次萨马兰奇的中国之行的主要目的，是动员中国参加2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通过中国媒体《体育报》，他向中国运动员提出了殷切期望：“对于中国运动员，我要说，参加世界重大比赛不是件容易的事。中国运动员很努力，相信会取得好成绩。我们期待中国派一个强大的体育队伍参加1984年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奥运会。”
正如萨马兰奇预料的那样，中国派出阵容强大的代表团参加洛杉矶奥运会，以实际行动显示了作为国际奥委会成员国的积极作用。
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开幕式上，热情的美国观众对中国代表团的欢迎程度，几乎超过自己国家的运动员。坐在主席台的萨马兰奇和观众一起分享着特殊的喜悦。等到欢呼的声浪稍稍平息，他对何振梁说：“美国人的掌声，是不是发泄着对苏联抵制这届奥运会的不满？”何振梁回答道：“52年前，在这个城市，中国只有一个运动员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历史竟会有这么奇妙的巧合，美国人也可能把50多年的掌声都集中到这一刻了。”
想起没有参加这届奥运会的优秀运动员，萨马兰奇有些伤感：“抵制只会损害运动员，一个运动员的运动生命多么短暂，正因为短暂，才显得尤为可贵。那些苏联和东欧的运动员们，可能正在自己的家里舔着政治独裁者在他们心头割下的伤口。”
何振梁望着运动场上中国代表队的庞大阵容：“同为社会主义国家，我想那些苏联运动员在电视机前看到中国所受到的欢迎，会非常遗憾，他们怎么不生在中国？”
洛杉矶奥运会进行到第4天的时候，萨马兰奇在60公斤举重决赛的运动员中发现，来自中国的金牌得主陈伟强与来自中国台北的铜牌得主蔡温义同时出现在领奖台上。“这是奥林匹克运动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件事，我要亲自为他们颁奖。”组委会按照萨马兰奇的要求临时调整了颁奖程序后，美国人百思不解：“国际奥委会主席不去为事先安排好的大项颁奖，偏偏看中了无足轻重的举重项目，奇怪！”
颁奖仪式结束之后，萨马兰奇兴奋地对媒体说：“中国和中国台湾的运动员站在同一个授讲台上的事实，向全世界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国际奥委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国台北两个会员唯一并存的国际组织！”
萨马兰奇创造的这个“奥运会模式”，对于两岸抛开政治分歧和阶级仇恨，自奥林匹克赛场而衍变为民间往来，自民间往来而过渡到高层对话，起到了“四两拨千斤”微妙功效，产生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后果；这个良好的开端使中国和台湾的关系从此急转直下，否极泰来。此后，其他国际组织也纷纷仿效国际奥委会的这一模式，成功地解决了海峡两岸共同参与国际盛会的难题。
萨马兰奇自己也许并没有意识到，当他呕心沥血地为中国和台湾谋划“奥运会模式”的时候，敬爱的小平同志正在中南海的中国版图前，凝神苦思着异曲同工的“一国两制”的百年大计。两个共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伟大人物，站在各自领域的巅峰，遥相对视，灵犀暗合。
1984年10月，萨马兰奇应邀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的庆典，受到邓小平及中国政府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在这次交谈中，萨马兰奇第一次和邓小平提起中国申办奥运会的可能性。也正是这次关键性的会晤，促使中国最高领导人萌生了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最初设想。
国庆典礼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会见了萨马兰奇。这位前额发光，谈锋锐利的中国领导人由衷地表示：“自从您接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以来，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有了长足的发展，从而推动了各国体育事业的进步，增进了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之间的友谊，对于维护世界和平有着举足轻重的重大的意义。”谈到中国，彭真语气放缓，言辞恳切：“中国的体育运动近几年来的发展与提高，与国际奥委会的支持与帮助是分不开的，我代表中国人民向您表示感谢。”
萨马兰奇矜持地回答：“中国近几年体育运动的发展的确令人吃惊，这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果。中国在洛杉矶奥运会上的辉煌成绩，足以证明中国在国际体育事业中所占有的重要的地位，对此我为中国人感到高兴和自豪。”
…… ……
1985年，萨马兰奇访问非洲。当飞机在毛里塔尼亚首都努瓦克肖特降落后，他透过卡车残破的车窗向浩淼的大西洋远眺，触目所及的不是一个清真寺或者现代化的饭店，而是一座雄伟壮阔的体育场。这座仿佛是21世纪的殿堂在荒凉的沙漠和原始的村落间巍然屹立，暗红的塑胶跑道和淡绿的足球场在赤道夕阳的斜照下泛着深沉的幽光。
毛里塔尼亚国家奥委会陪同人员介绍说：“这座体育场是兄弟般的中国人无偿援建的；在这片辽阔的非洲大陆南部，像这样的体育场一共有12座。体育场能容纳6万名观众，并行的是10条田径跑道；看台下使用与奥林匹克体育项目摔跤、柔道、手球和乒乓球的训练房。”萨马兰奇心中雪亮，对于这个在洛杉矶奥运会男子400米跨栏决赛中获得第5名的国家来说，这里无疑是一片希望的田野。
他以商人的眼光大略估算一下，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格，建造一座这样规模的体育场的造价约为3000万——4000万美元之间，12座体育场将近5亿美元。“真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这样的建筑连最挑剔的英国人会都会感到吃惊！”萨马兰奇不禁在心中暗暗赞叹：“好样的，中国人！”
参加内罗毕召开的第4届非洲运动会的时候，萨马兰奇被开幕式的盛况感动了，他对身边的非洲奥林匹克协会秘书长冈加说：“非洲人简直就是一个天生运动的民族，如果非洲人的生活水平能达到欧洲人生活水平的一半，非洲人的训练方式能达到美国人训练方式的一半，我相信在大多数田径赛场上，一些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只能望见他们身后扬起的尘土。今天，我才真正目睹了非洲盛大的尊严。”
冈加也很激动：“为了等待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件礼物，这届运动会的开幕式一推再推，一共推迟了3次。”“礼物？什么礼物？”萨马兰奇不解地问。冈加的目光巡视了一下全场，骄傲地说：“这个礼物就是我们面前的价值2800万美元的豪华的体育场，那条塑胶跑道是肯尼亚人从来没有见过的新鲜玩意。”
“中国，又是中国，这个伟大无私的国度！”萨马兰奇在心里感慨。让他感到奇怪的是，在这届自始至终洋溢着欢乐和自豪的运动会上，没有任何人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私援助这个事实。开幕式结束后，萨马兰奇对冈加说起他自己的想法。没想到冈加竟然说：“在狂欢的结婚盛宴举行的时候，谁特意去声明是借来的钱举办婚宴的呢？”
愕然之余，萨马兰奇才想起，这次来非洲之前听到的传言，也许不是虚的。非洲最大的问题是贪污和腐败。从卫生纸到坦克，所有捐赠的物品在运送到被捐赠者手中之前，就会像水流渗漏到沙漠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德国奔驰公司捐赠给肯尼亚的12辆汽车就像是直接开入大海，一年之后在内罗毕还找不到任何线索。
后来，在与何振梁的交谈中萨马兰奇随口提及此事，何振梁的回答比冈加的回答更让萨马兰奇感到意外。何振梁淡淡地说：“我们并不是为了索取回报才去帮助那些不如我们的人，如果那样的话就是投资而不是援助了。既然我们无偿地援助非洲，就从来没有想到从非洲得到任何物质回报；哪里还在乎几声轻飘飘的赞扬和感谢。”
萨马兰奇内心百感交集。他知道那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并不富裕，这些资金都是他们30几个省份捐助的，那片广漠的大陆甚至没有一个像样的体育场。坦白地讲，中国还算是一个穷人，但他们穷得有骨气。他们侠肝义胆，乐善好施，从自己并不丰腴的躯体割下一块块肉，去补充那些比他们更需要营养的人。
为了改善非洲的体育基础设施极端落后的状况，萨马兰奇四处奔波，八方化缘，在一遍遍徒劳往返之中，在无数次艰难地请求之后，所得到的援助不过杯水车薪。而中国人却在这片贫瘠的沙漠上，不声不响地清理着土地，挖掘着地基，建设着体育场馆……更可贵的是，他们不事张扬，不图回报，不为人知；他们认为此举不过是按照自己的天性做了一件应该做的天经地义的事；中国人并不认为自己在发扬奥林匹克精神，这一切源于他们乐善好施的本性和高尚的心灵。
“值得给中国发一个很大的勋章！” 望着西沉的落日，萨马兰奇两手合拢，把夕阳圈进手中。
…… ……
萨马兰奇走遍了世界上所有著名的城市。北京，在他心中留下的印象是其他城市所不能比拟的。北京，拥有这个星球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宫殿群——故宫；拥有在月球上唯一用肉眼可以看见的人类建筑——长城。它有世界上最驰名的大学，世界上最宏伟的广场，世界上最完美的皇家园林……改革开放之后，北京浓郁的东方皇族气质又融入一些西方贵族的特性，变得既有一种沉稳朴素，宽厚广阔的澹泊情怀，又有一种高屋建瓴，睥睨四座的恢弘气派。
然而，更重要的是，北京有他不是亲人的亲人，胜似朋友的朋友。他经常对身边亲近的人说：“我最好的朋友在中国，那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1986年4月28日下午，萨马兰奇携奥林匹克杯远涉重洋，走进了北京人民大会堂。他将在这里为中国的领导人和中国奥委会颁发奥林匹克杯。奥林匹克杯是根据顾拜旦的倡议于1906年设立的，这是国际奥委会能够授予为奥林匹克运动做出特殊贡献的机关或团体的最高荣誉。
站在主席台上，看着一张张熟悉的脸庞：万里、荣高棠、钟师统、黄中、李梦华、陈镜开、何振梁……这些可亲可敬的同仁们，在奥林匹克事业上无怨无悔地奉献着心血与汗水，每个人都有着伟大的人格力量，他们共同组成了一支精英团队。从他们身上，萨马兰奇能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丰富魅力和无尽的美德；置身于他们中间，自己的内心就感到有一种亲人般的温暖……
一般春风般和煦的暖意在内心涌动，萨马兰奇直抒胸臆地说：“国际奥委会对中国政府万分尊敬。中国奥委会是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里非常重要的成员，中国在世界体育领域里担任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中国是第三世界的榜样。中国人民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每当来到这个伟大的国度，我都置身于友谊的海洋。中国人民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
在场的人都能听得出，萨马兰奇明显地动情了：“我去过非洲，参观了许多非洲国家，在那里我亲眼目睹了由中国援建的许许多多体育设施。”他小心翼翼地捧起奥林匹克杯，满脸敬意：“因此，我带来了奥林匹克杯这一国际奥委会拥有的最高荣耀，用它来感谢中国政府，表彰中国人民的高尚行为！”
雍容圣洁的金杯线条简约而精致，明净得纤尘不染。萨马兰奇在热烈的掌声中把奥林匹克杯郑重地授予中国奥委会。萨马兰奇还带来了一枚高贵典雅的奥林匹克金质勋章：金色的五环两侧连接着金色的橄榄枝形状的项链，充满浓郁的古希腊艺术风格。这样的勋章只颁发给对奥林匹克运动及体育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国家领导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将荣膺这一殊荣。
“为了表彰您为世界体育事业所做出的贡献，表彰您对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创始人顾拜旦所提出的奥林匹克理想的忠诚，我荣幸地向您授予奥林匹克金质勋章。” 萨马兰奇神情庄重，亲自将金光灿灿的勋章挂在了万里胸前。
万里谦虚答谢：“国际奥委会授予我奥林匹克金质勋章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誉，也是对我国政府重视和发展体育运动的赞赏和评价。作为一个体育运动的爱好者和积极支持者，我将同我国人民一起，同国际奥委会一起，为发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促进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继续做出不懈的努力。”
这位中国领导人毫无炫耀的话语和宽厚谦和的笑脸，让萨马兰奇感慨万千：谦虚，是中国人有别于西方人的美德。西方人崇尚自我个性的张扬与自身价值的认可，他们争取一切；而中国人似乎只为一种至善的原则生存，他们通过博爱地给予，默默地实践着这一原则。
这几乎是宗教般的境界，它永远在难以企及的高度之上或者在无法登临的彼岸之国，中国人虔诚地向着这个尽善尽美的境界膜拜前行。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在天空的星辰与内心的道德律的双重晖映下，中国人在一遍遍地承认“我不行”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或者已经意识到了但并不这样认为，在芸芸众生之中，他们已经卓尔不群。
对新中国体育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荣高棠、钟师统、黄中、李梦华、陈镜开、陈先、路金栋、宋中、陈希同、伍绍祖、张百发、张彩珍同时获得奥林匹克银质勋章。
…… ……
这时，萨马兰奇在人群中发现了一张腼腆而熟悉的脸庞——许海峰。
两年前洛杉矶奥运会的情景又浮现在脑际：“我要亲自去为中国运动员颁发第1枚奥林匹克金牌。” 萨马兰奇对何振梁说。此时，中国人的奥运金牌榜上，还是一个令炎黄子孙脸红心愧的长达88年的空白。
谁来填补这个空白？10亿中国人在期待，萨马兰奇也在期待。
1984年7月29日，洛杉矶奥运会在自选手枪慢射的清脆枪声中拉开了鏖战的序幕。骄阳似火，暑热难当，普拉多射击场的比赛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萨马兰奇在洛杉矶奥运会组委会主席尤伯罗思的陪同下，悄悄在看台上落座。
一位中国小伙子正在全神贯注地瞄准，他并不知道，国际奥委会主席的目光正停留在他的身上。40℃多度的高温天气，他依然穿着一件红色长袖的运动衫；衣服有些肥大，袖子稍嫌偏长，他将袖口挽了起来；他的表情就是没有表情，像一个还没有完全睡醒的孩子，甚至头发也有点儿蓬乱；只有一双眼睛在顾盼中精光闪动，炯炯的目光虽然无形却似有质。——温度、服装、发型、观众……都不能扰乱他的心神，他心空似海、神静如岳，眼中只有手中的枪和前方的靶。除此而外心无旁鹜，仿佛老僧入定，四大皆空。
萨马兰奇瞥了一眼计分牌，在第一名的位置上赫然写着：许海峰，中国。
最后一枪。许海峰的手臂稳定得像是钢铁铸就。萨马兰奇却暗自紧张：中国人能否一举打破半个多世纪以来未能摘金的尴尬？成败都寄托在这位年轻人右手食指的轻轻一勾。
“叭！”“叭！叭！”一连串的清脆点射声响起。萨马兰奇紧盯着电子计分牌。他看见上面的数字迅速地跳动着，变化着，一些选手的排序在瞬间发生了改变。然而：“许海峰”的名字仿佛牢牢焊在了原位上，纹丝不动，雄踞榜首！
“太妙了！” 萨马兰奇笑着对尤伯罗斯说：“中国人拿到了金牌！我来为他们颁奖！”而尤伯罗斯此刻却正在为美国选手的失利连连叹息。
站在颁奖台上的许海峰脸上露出了笑意，眼中却泪花闪动。萨马兰奇格外郑重地从礼宾人员手中拿起奥运会的金牌，来到这位世界第一神枪手，为中国奥运史终结了“零”的耻辱的年轻人面前，认真地把系着绶带的金牌挂在他的脖颈间，抚摸他的黑头发，紧握他黄皮肤的大手，在他的耳畔轻声地说：“好样的，我祝贺你！”这位有钢铁一样坚强神经的枪神，再也控制不住肆意奔流的泪水，他昂头挺胸，仰望着鲜红的五星红旗，骄傲地哭泣，幸福的哭泣！
别后重逢，令萨马兰奇感到意外地惊喜，他握着许海峰的手，笑着对大家说；“我一直记得在洛杉矶奥运会上颁授第一枚金牌的时刻，因为第一枚金牌是授予中国运动员的，”他用力地摇了摇许海峰的手臂，“这是中国奥运史上的第一枚金牌！也是我当国际奥委会主席后颁发的第一枚夏季奥运会金牌。”看到许海峰腼腆地涨红了脸，萨马兰奇和大家都禁不住哈哈大笑。萨马兰奇拿出一枚刻有奥运会会徽的精致的纪念章，把它放在许海峰手中，然后环顾众人，意味深长地说：“希望在今后的奥运会上，我能够为更多的中国运动员颁发更多的奖章。”
经久不息的掌声再度响起，在人民大会堂里回荡。
窗外，春光明媚的北京城，花红柳绿，生机盎然。
…… ……
在国际奥委会主席与无数运动员的友情佳话中，萨马兰奇与中国乒乓球运动员邓亚萍的交往堪称一段奇缘。
邓亚萍1973年出生于中国河南郑州的一个乒乓世家。按照中国人的属相，邓亚萍属牛。这位属牛的乒乓球运动员从小就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牛劲”。无论是国内比赛还是世界大赛，无论对手是体坛怪杰还是乒坛名将，邓亚萍来者不拒，一律以命相搏。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入场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当中国运动员代表队经过主席台时，队伍中的邓亚萍一眼瞥见主席台正中的萨马兰奇一边和蔼地微笑着，一边向行进中的队伍伸出了大拇指。大多数运动员也看到了萨马兰奇这一举动，认为不过是对中国的友好的表示。只有邓亚萍心里清楚，台上的老人所要表达的特殊的、真实的含义。她的目光随着萨马兰奇慈祥的面容渐去渐远，心底不禁泛起一阵缥缈的遐思。
那还是去年的春天，在日本千叶县举办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邓亚萍勇挫群雄，一举夺冠；当她第一次从萨马兰奇手中接过盖斯特杯时，老人就对这位个子不高却勇猛顽强的乒坛杀手另眼相看。
同年秋天，在日本松本县举办的“萨马兰奇主席杯”国际乒乓球锦标赛中，邓亚萍过关斩将、勇贯三军，“萨马兰奇主席杯”又落囊中。这一次不得不令萨马兰奇赞佩不已了。萨马兰奇许诺，翌年在他的家乡巴塞罗那举行的第25届奥运会上，如果邓亚萍获得冠军，他将为邓亚萍亲自颁奖。
1992年8月5日，巴塞罗那乒乓球馆。女子单打决赛正在紧张地进行。
邓亚萍不敷众望，连克欧洲冠军巴托菲、韩国名将玄静和，一路杀入决赛，与队友乔红争夺女子单打冠军。
第一次在自己的家乡以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身份主持奥运会，萨马兰奇的忙碌程度可想而知；可是萨马兰奇的心中一直惦记着邓亚萍，对那个顽强的中国小姑娘似乎多了一分隔辈的牵挂。他和王后索菲娅寥寥交谈了几句就匆匆赶到乒乓球馆。
决赛进行到了第3局的时候，萨马兰奇悄悄来到赛场。他用手势制止了意欲起身相迎的世界乒乓球联合会主席获村伊智郎，在全神贯注奋力冲杀的邓亚萍后面静静地坐了下来；他怕每一个微小的动作干扰邓亚萍的心神，影响比赛成绩。
其实，好心的主席的担心是多余的，杀红了眼的邓亚萍此时的眼中，除了上下翻飞的白色小球，除了对手闪转腾挪的飘逸身影，早已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了。
萨马兰奇的手心沁出了汗，为邓亚萍每一板凶猛的扣杀而频频叫好，替邓亚萍每一个细小的失误而暗暗惋惜。主持了6届奥运会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还真的很少为一场比赛，为一名异国运动员的荣誉这么牵动心魂。
就在邓亚萍腾空而起，以一记漂亮的抽杀结束了这场堪称艰苦卓绝的战斗时，萨马兰奇暗自作了一个决定：为邓亚萍提供国际奥委会团结委员会的奖学金，让这位出色的运动员去英国学习语言。
比赛结束后，萨马兰奇亲自为邓亚萍颁奖，随后搂着小邓的肩膀亲切地说：“我早就答应，要为你这个奥运会冠军颁奖，现在我做到了。”邓亚萍顽皮地回应着主席：“开幕式的入场时我就看到您对我竖起大拇指，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一定会赢的！”这两位相差了53岁的奥林匹克运动的杰出代表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欢笑着紧紧拥抱在一起。
4年之后，亚特兰大第26届奥委会女子乒乓球单打决赛激战正酣。最后的争夺在中国选手邓亚萍和中国台北选手陈静之间展开；这场鏖战，较之4年前巴塞罗那之战更为艰苦，更为惨烈。
萨马兰奇全程观看了比赛，又一次为邓亚萍捏了一把汗。当邓亚萍以3：2险胜陈静时，萨马兰奇不由得长长地抒了一口气。
萨马兰奇第二次把冠军的奖章亲手挂在邓亚萍的脖子上。连续两届为同一个项目的同一名冠军颁奖，这种情况在国际奥委会的主席生涯中也是不多见的。随后，萨马兰奇来到运动员休息室，邀请邓亚萍去洛桑做客，国际奥委会将在那里组织一场表演赛。
萨马兰奇在国际奥委会总部热情地接待了邓亚萍。他对眼前这位从不服输，永不气馁，绝不言败的中国运动员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好感，他从邓亚萍身上仿佛看到了自己50多年前的影子；正是这种生生不息，奋斗不已的精神遗传使奥林匹克运动的生命永不老去，他们共同的人生坐标和追求信念可以在奥林匹克的格言中找到最准确的诠释。
…… ……
1989年，萨马兰奇再次当选为国际奥委会主席。消息传来，中国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立即发去贺电表示祝贺：“对您再次当选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谨致以热烈的祝贺。我国体育界将一如既往与您领导下的国际奥委会以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奥委会密切友好地合作。祝贺您在领导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中取得新的成就。”
中国奥委会闻讯也发去了贺电：“衷心祝贺您连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作为您的老朋友，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过去9年中，在您的领导和全体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共同努力下，奥林匹克运动有了蓬勃的发展。我们相信，今后您还会领导着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为我们共同的理想——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增强青年们的身心健康，举办好各届奥运会而不断努力。我们相信，国际奥委会以及您本人与我国奥委会和体育界的友好合作关系会不断发展。
1990年7月，中国奥委会主席何振梁在赴西班牙参加国际奥委会执委会议时，将两幅中国传统的国画赠送给萨马兰奇，恭贺他双喜临门——70大寿和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10周年纪念。以东方人特有的细腻方式表达了中国人民深厚的情谊。
1992年7月17日，萨马兰奇72岁生日与巴塞罗那奥运会重合在一起。北京奥申委常务副主任张百发与何振梁代表北京市市长陈希同与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将一幅照片赠送与萨马兰奇。照片是江泽民总书记与萨马兰奇在1990年北京亚运会开幕式上的合影，像框用纯银制作，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仙鹤与松树，象征着中国古老的祝福——松鹤延年，吉祥长寿。
1993年5月9日，萨马兰奇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参加在中国上海举行的第1届东亚运动会。这次中国之行，萨马兰奇充分行使了国际奥委会主席的权力，随行人员的阵容是他就任以来所绝无仅有的。3名国际奥委会副主席、9名国际奥委会委员、2名国际奥委会名誉委员及夫人，再加上秘书、工作人员等50多人乘专机抵达北京。他要利用这次中国之行向世界体育界表明一个态度：他坚决支持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因为4个月之后，2000奥运会举办城市就要揭晓，北京正是申办城市中呼声较高的一个。
当天中午，萨马兰奇与他的同事们的午休时间是在从北京——上海的专机上进行的。从上海虹桥机场刚下飞机的萨马兰奇一行顾不上休息，即受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亲切接见。晚上8点，疲惫已极的萨马兰奇又精神抖擞地出现在东亚运动会的开幕式上。
第二天的日程绝对可以用“旋转的陀螺”来概括年过七旬的萨马兰奇。早餐还没有结束，上海东方电视台的资深记者的摄像机已架在贵宾餐厅的门前；在前往游泳馆的路途上，他不得不一边听取秘书汇报一边接受上海东方电视台记者的采访；在参观上海万人体育馆的过程中，他又一边听取体育馆领导介绍着新闻中心的功能一边与上海市领导交流着关于东亚运动会的工作情况。中午参加上海市政府、中国奥委会举行的午宴，随后接见了参加东亚运动会的各国奥委会的领导人；络绎不绝的接见一直持续到萨马兰奇登上返回北京的专机。
在北京的日程绝对不比上海轻松。上午会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主席李瑞环，接着赶到中国奥委会听取北京奥申委副秘书长屠铭德和技术主任娄大鹏的陈述报告；随后为陈希同等4人颁发奥林匹克银质勋章；视察北京新建的体育场馆；参观第3届全国体育美术展览；在参加《奥林匹克运动》教材的首发仪式上，萨马兰奇居然饶有兴致地用西班牙语和英语参加了奥林匹克运动知识竞赛。傍晚时分，萨马兰奇在中国奥委会主席何振梁，北京市市长陈希同等人的陪伴下走上了北京街头。
金秋的古都，微风送爽。一轮浑圆的落日在苍茫的暮色中从十里长街尽头的半空滚滚滑落，成千上万中国人骑着自行车沐浴着夕阳的余晖，在宽阔笔直的长安街上穿梭涌动。那壮观的场面就像地中海的波涛一层层自近而远流泻出一碧万顷，那宏阔的景象如同奥运会的入场一阵阵由远而近风卷起万丈豪情。萨马兰奇突发奇想，他向随行的工作人员要求为他提供一辆自行车，他要亲自感受一下裹身于中国首都市民自行车洪流中的独特魅力。
于是，北京最繁华的大街上，出现了一个北京建都800年以来最为奇特的场景——一位国际体坛的最高领导，在北京市最高官员和中国体育界政要的陪同下，骑着自行车融入普通北京市市民自行车的海洋。
这个场面已经载入了北京市的史志，作为一位西班牙老人对中国人民真挚友情的见证。
七
美丽的维多利亚海湾淡蓝色的波浪渐渐变成蓝灰，从豪华的游艇向岸上望去，一幢幢摩天大厦挑着黄昏的暮霭向黑暗中隐没。一盏盏灯火渐次点燃，香港，这颗东方的明珠，开始向人们展示夜晚的魅力。
萨马兰奇带着一种深深的忧虑对霍英东说：“从目前时局发展的动向分析，北京2000年奥运会申办的情况不容乐观。西方国家的媒体连篇累牍地联手攻击北京，人权、民主、西藏、天安门风波……这些与体育无关的政治借口都成了他们反对北京的理由，他们为什么那么仇视中国呢？”
霍英东沉思着，缓慢地说：“主席先生，您大概还不十分了解中国的历史，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算起，直到今天，仅仅过了15年，中国就走上了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同申办奥运会的竞争平台。而从1978年的历史往前追溯下去，先是十年动乱的内耗，再是闭关锁国的禁锢，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军阀混战，欧洲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15所走过的路程，差不多与西方50年到100年的时间相等。中国要是成功地举办了一届奥运会，就等于给飞奔的中国脚下再加上一个风火轮。”
“风火轮是什么轮？”一直在认真听霍英东讲述的萨马兰奇不解地问。霍震霆在一边解释：“风火轮就是飞机起飞前的高速旋转的车轮。
“呵，让中国飞起来，是的，奥运会能让一个国家经济繁荣和腾飞，从东京奥运会算起，汉城奥运会，到我的家乡巴塞罗那奥运会。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中国的变化简直太大了！1978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国，当时能够让外国人居住的饭店只有北京饭店的老店；而现在北京的涉外饭店已经超过100家。这些年已经记不清多少次来到北京，每一次都让我大吃一惊，北京简直是一个梦，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梦！”萨马兰奇深有感触地说。
“但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那些西方国家竭力阻挠北京申办奥运会；同时又继续与中国保持各种形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关系？”萨马兰奇接着问。
霍英东按照方才的思路回答：“那些美国和欧洲的职业政客们不希望中国的改革开放更加深入，不希望看到中国与世界的经济一体化，不希望奥运会在中国召开之后为中国的经济注入活力。反过来说，他们更愿意看到中国倒退，一直退到内耗、封闭和混战的年代。一句话，他们不希望中国强大起来！”
听着父辈的谈话，霍震霆忍不住说：“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真正的慈善家，西方和中国保持经济上的联系，是因为他们看中了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老虎在吃饱了肚子后，可能把剩余的食物馈赠给兔子，这就是老虎的慈善。可是等到兔子养肥了而老虎又感到饥饿时，兔子又会成为老虎的美餐。这次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围攻，让我想到世纪初的八国联军。”
“八国联军，什么叫八国联军？”这句话提起了萨马兰奇敏感的政治兴趣。
霍震霆扼要地讲述了他在小学时就能熟记的那段屈辱而辛酸的中国近代史；霍英东在补充讲述20世纪初那一场圆明园的大火时，萨马兰奇发现这位香港巨商的眼中竟像是蒙上了一层迷离的香江暮霭。
“八国联军，八国联军。”宴会结束时，萨马兰奇记住了这个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的专有名词。
从那以后，萨马兰奇开始有意识地注意“八国联军”的动向。他发现以往任何一届奥委会的申办，都没有像这次那样形成对一个申办国家的合围攻势，都没有那么多恶意的敌对情绪，都没有那么多政治干涉，都没有那么多卑鄙手段。一桩桩一件件与体育无关的明枪暗箭，向这个第一次申办的社会主义国家铺天盖地地袭来。
柏林奥申委负责人纳夫罗基首先发难，将北京天安门风波与申办奥运联系起来。悉尼奥申委负责人麦克吉奥也恶毒攻击北京，发动澳大利亚舆论抨击中国的人权问题。澳大利亚总理基廷在美国访问时发表公开谈话：“选择北京是个政治性的决定，国际奥委会应该脱离政治，不要选择北京，不要让政治压倒体育理想。”口口声声不要让政治干预体育，却不停地用政治借口来干预体育。萨马兰奇难以想象一个大国总理竟会这样寡廉鲜耻，信口雌黄？
悉尼奥申委以75万英镑的代价，与英国的一家名为撒齐的公关公司签订了一项协议，由这家公司出版一本抨击中国人权记录的书籍，以遏止不断上升的中国申办支持率。国际奥委会副主席高斯帕把这个消息告诉萨马兰奇时，他非常愤慨，在那个充满阳光的国度，竟然会策划出这么见不得阳光的阴谋？萨马兰奇责令高斯帕，想尽一切办法阻止这个计划出台。由于高斯帕的坚决反对，这一方案最后才被迫搁浅。高斯帕随即找到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何振梁，诚恳地说：“非常遗憾，我不得不对我的同胞采取如此卑劣的手段来对付中国表示歉意。”这位光明磊落的澳大利亚人说这番话时一脸愧疚。
英国曼彻斯特也加入了对北京的围攻。英国《泰晤士报》发表文章，题为《北京不应该举办2000年奥运会》。文章直言：“即使曼彻斯特申办失败，也不会让北京成功。”英国外交大臣赫德访问澳大利亚时接受媒体采访：“2000年奥运会的最佳选择是曼彻斯特，万一曼彻斯特落选，大家就应该到悉尼参加奥运会。如果选择北京，将是一个糟糕的主意。我想，有十分强烈的理由来反对北京，只需翻开每天的报纸，就可以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国际奥委会俄罗斯委员斯米尔诺夫告诉萨马兰奇，英国的一个外交官对他说：“如果你投北京的票，叶立钦将会受到西方各国的指责。”
萨马兰奇既觉得好笑又觉得可气，国际奥委会委员的投票竟会波及到总统，这也太离谱了！尤其是那个英国外交大臣，在不择手段的攻击中完全不顾及自己的形象，典型的英国绅士风度荡然无存。想到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因为盲目的仇恨而陷入整体性迷狂的例证，他深深感慨：“当一个人或一个国家被疯狂所左右时，他们的智商会迅速降低到正常人之下。”
美国虽然没有申办2000年奥运会，但它的态度却更为恶劣。美国众议院人权小组通过一项议案：“反对在中国北京或其他城市举办2000年奥运会，同时要求国际奥委会美国委员投票反对北京。” 美国参议员布雷德利给萨马兰奇写了一封信：“国际奥委会主席先生，我们强烈反对在北京政府否认其公民基本人权的时候，在北京举办奥运会。”
国际奥委会美国委员德弗朗茨告诉萨马兰奇，美国国会曾经找过她，要她一定投北京的反对票。萨马兰奇急切地问：“你是怎么回答的？”德弗朗茨说：“我明确告诉他们，你们有什么想法告诉我是你们的权利，但如何投票是我的自由。”“好！”萨马兰奇拍了拍女委员的肩膀。
面对美国的态度和西方媒体的反华浪潮，萨马兰奇在洛桑发表讲话：“美国应该尊重国际奥委会的独立性，放弃发动反对北京申办的活动。国际奥委会将排除任何外界干扰，独立决定选择2000年奥运会的举办城市。”
继美国众议院通过反对中国申办的决议后，欧洲议会在投票表决前的一个星期通过一项正式决议：“反对将2000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交给北京。”这个决议让萨马兰奇心中一惊，这种明确的政治压力肯定对38名欧洲委员产生极大的心理影响。他咀嚼着霍震霆关于“八国联军”历史史实，心中暗想：“时光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八国联军也发展了；如今变成了8的5倍。”
澳大利亚《时代报》载文揭露了自家的隐私：“悉尼和曼彻斯特在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问题上，已经达成一项相互支持的协议，目的是不让北京赢得主办权。这两个城市约定，如果哪个城市率先被淘汰，就鼎力支持另外一个城市。”
日本《朝日新闻》报道：“反对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中国包围网’，由美国、英国、西欧和澳大利亚等联合势力已经形成。在本国的候选资格失去之后，如果上述国家联手投北京以外城市的票，北京将被置于绝境。”
《朝日新闻》不幸而言中。
1993年9月23日，2000年奥运会举办城市的决战在蒙特卡洛进入尾声。下午6时，扣人心弦的秘密投票正式开始， 3轮的投票结果为：
第一轮 北京32票 悉尼30票 曼彻斯特11票 柏林9票 伊斯坦布尔7票
第二轮 北京37票 悉尼30票 曼彻斯特13票 柏林9票
第三轮 北京40票 悉尼37票 曼彻斯特11票
萨马兰奇在心中默默地计算着每一轮的票数，想到按照悉尼和曼彻斯特两个城市“当一方落选，另一方鼎力支持”的约定，第4轮投票曼彻斯特的票数大多会投给悉尼，看来北京几无胜算。想到这里，他痛苦地闭上眼睛。
“不行！这种情况下次一定要遏止。但是，我这把年龄还能等到下次吗？”
八
1993年9月23日，摩纳哥首都蒙特卡罗，这座地中海岸边风光旖旎的袖珍小城，笼罩在全世界媒体的镜头前，聚焦在10亿中国人热切期盼的目光中，萨马兰奇手中薄薄的一纸信封，突然间变得重逾千斤。不必打开信封，他也凭预感猜测到：2000年奥运会主办城市在经过4轮苦战之后，胜利的天平微微倾向了悉尼，而北京——中国的心脏，将在他无情的宣告这一结局的刹那，以至于此后更长的时间里，经受着阵痛的折磨。
悉尼，北京；中国，澳大利亚；奥林匹克运动以最真、最善、最美的光辉，普照着欢乐与哀愁。
花落谁家，失落是可以衡量的，但历史却不能比较。
澳大利亚的文明史，即使按最早的文字记载来计算，也只有不到400百年的时光。事实上，它真正被纳入人类文明的轨道，只能上溯到公元1786年。这方秀美的南方大陆，对于大自然而言，同地球一样古老；但距离人类懵懂的童年，它还只是200岁刚出头的青年。
悉尼是一座给人以体育享乐的城市，几乎每个澳大利亚人都是运动狂。他们热爱赛艇，不过这项运动起源于欧洲；他们喜爱棒球，可是这项运动引进于美国；他们酷爱赛马，但那是古希腊留给后人的遗产；他们从英国人那里学会了足球，从法国人手里接过了网球。说来说去，真正属于澳大利亚人的运动只有游泳——这一点澳洲人占尽天时地利，因为，他们就生活在大海的中央。
而中国却拥有5000年不曾割断的文明，有可以与古希腊奥林匹克历史媲美的辉煌的体育史。中国的体育文化，可以追溯至浩渺的远古：商周两代的射箭和角力，春秋战国时期的斗剑与蹴鞠，都可以看作今天击剑与足球的滥觞；秦汉三国的走马导引；东西两晋的骑射围猎；隋唐五代的击球服食；宋元两朝的捶丸打擂，明末清初的习拳养生……从广义的领域外延，都可以纳入体育文化的范畴。
3000年的奥林匹克，5000年的华夏文明。在21世纪伊始，在6朝古都北京，本该有一场历史的对话与融合，奈何历史与历史失之交臂！
花落谁家，幸福是可以比较的，但苦难的重量不同。
澳大利亚，南方的大陆，英国囚徒的流放之岛，在几十年的劈荆斩棘、拓土开荒之后，迅速步入了一段由麦夸里总督执政的黄金时期。1810——1821年，短短的十余年间，教会、医院、学校、法院、风格别致的标志性建筑纷芸林立，悉尼也由此发展成为大洋洲的一个工商业大港，一帆风顺地成为具有国际气氛与热带海洋风情的城市。在澳洲人短暂的回忆中，几乎没有噩梦和阴影，南太平洋的天空似乎一向如此明朗和清平。
1840年，正是澳大利亚人豆蔻年华的良辰美景。而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却将中国拖进了长达百年的黑暗渊蔽。战争惨败、割地赔款、主权旁落、国土沦丧、军阀割据、灾害频仍……在西方列强黑森森的枪口与冷森森的刺刀下，在战舰炽热的炮火和呛人的硝烟中，在鸦片营造的颓废梦魇和赢弱的躯干里，悲愤、苍凉和绝望的中国人痛定思痛，上下求索，寻觅求亡国存的方策，追逐富国强民的真髓。众说纷纭但殊途同归，异议蜂起又众口铄金，整个中华民族汇成一个宏大的声音——体育，是强国之本！
正因为这样，中国人才一次次、一代代地向着奥林匹克赛场永不言败地冲击，前仆后继地冲击，愈挫愈奋地冲击，之死靡它地冲击！
澳大利亚人爱体育，是年轻人的爱，激情、浪漫、热烈、活泼、欢乐、轻松，那是孩童对游戏的爱。奥运会是他们在海边拾到的最美艳的贝壳，又是他们在温柔的海风吹拂下玫瑰色的热恋。
中国人爱体育，是殉道者的爱，是由灾难深重的历史、刺肌砭骨的灾祸、痛彻心髓的苦难、肝肠寸断的命运、布衣褴褛的贫穷而生发出来的爱；是欢笑中有血泪，欢喜里有悲悯的爱；是耶稣赴死之爱，是凤凰浴火之爱，是人到中年朝花夕拾、对童年的夙愿与梦想千呼万唤、低徊不已的爱！
但是，悉尼并不光彩地胜出，北京慷慨悲壮地险败。历史，让欢乐的更加欢乐，现实，使凝重的更为凝重。命运捉弄，以至于斯；造化戏人，情何以堪？
花落谁家，笑靥是相似的，但心灵的总和不同。
萨马兰奇可以想象，当自己将信封中获胜的城市名字的公诸于世的时候，悉尼会在一瞬间沸腾，绚丽的焰火将霎时照亮整个哈克逊海湾，500万人同声欢呼的幸福声浪会覆盖70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
而在地球以北、世界之东，悉尼的礼花将会映白10亿中国人黯然销魂的表情，难堪的沉默像厚重的迷雾弥漫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然后，人们将在全世界的各个角落——美国、英国、日本、新加坡、西班牙、印度尼西亚……几乎一切有人类足迹的地方，听到中国人抑郁的哭泣。那泪水将化作一场普天同降的悲雨。
明知手中信封的封口将是全世界华人心头的伤口，却要由自己亲手撕开，萨马兰奇踟蹰了。中国最英明也最智慧的领导人邓小平是否正在透过屏幕注视着自己？这位睿智而和蔼的老人以高瞻远瞩的胆略向奥林匹克运动会发出了邀请，而事实却给他无情也无理的拒绝；还有那些在申奥长卷上签满密密麻麻姓名的中国人，万里马拉松征途上的申奥运动员，给自己寄来贺卡与照片的中国小学生，发誓要骑着自行车走遍奥运城市的白发苍苍的老者……一定也在屏幕前紧张地等待；还有自己亲密的同事和敬爱的中国朋友——何振梁，此刻就坐在身后的主席台上。不用回头，萨马兰奇也可以感受到他目光里的温度：那目光中蕴藉着1000多个日日夜夜的废寝忘食，绕着地球飞行16圈的奔波操劳，舌战群儒纵横捭阖的殚精竭虑，运筹帷幄披胆沥肝的含辛菇苦……如今，为山九仞竟功亏一篑，驰骋中原却鹿死他手；老朋友那本已皓然如雪的白发上，又怎能禁得住这残酷无情的雪上加霜？
然而，这就是生活，萨马兰奇无奈地打开了信封……
九
1994年2月19日，正在主持利勒哈默尔冬奥会的萨马兰奇遇到了何振梁。热情的拥抱之后，萨马兰奇一改往日矜持，他单刀直入地问：“何先生，北京决定申办2004年的奥运会了吗？” 何振梁摇了摇头：“我国的领导人正在考虑，从目前的情况分析，还没有任何申办的迹象。”“要尽快尽早做出决定！”萨马兰奇的语气显得很急切。
1995年5月初，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在汉城召开大会，会议的议题之一就是选举2002年亚运会的举办城市。台湾方面推出高雄申办亚运会。萨马兰奇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后果：“如果高雄申办成功，势必会引起亚洲内部奥林匹克运动的分裂。”想来想去，他决定推掉原来安排好的日程，出席这届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亲自去遏止台湾申办。
刚下飞机，萨马兰奇就找到中国台北奥委会主席张丰绪，直言不讳地说：“我希望台湾撤回高雄申办亚运会的申请。情绪波动的张丰绪声音颤抖：“高雄申办亚运会，代表着2100万台湾中国人的共同愿望，我无权改变这个决定。”萨马兰奇加重了语气：“你要注意，我在提出警告，如果你们想继续用体育来进行一种政治活动的话，台湾将会被从国际体育组织中清除出去。”
5月22日，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第14次会议开幕，萨马兰奇在开幕式上脱离事先准备的讲稿，即兴说道：“随着亚洲的经济迅速发展，亚洲体育的地位也在不断提高，如果亚洲继续维护自己的团结，力量将会更加强大。明天大会将决定2002年亚运会的举办城市，作为国际奥委会主席，我对你们有一个忠告：在做出决定之前要考虑维护亚洲奥林匹克运动的团结，相信各国奥委会会遵循这个原则。我此行的目的，就是要遏制亚洲内部奥林匹克运动的分裂。”
次日，萨马兰奇邀请国际奥委会亚洲委员共进早餐，他说： “我参加这次大会的目的很明确，我已经看出，亚洲奥林匹克运动的团结有遭到损伤的危险。我再次提醒大家，台湾与任何亚洲国家都没有外交关系，如果在高雄举办亚运会，亚洲的国家将如何参加？体育是台湾唯一保留了会籍的国际组织，他们应该看清这种形势并加以珍惜。”
萨马兰奇几次三番的讲话改变了绝大多数亚洲国家的态度，一些原来支持高雄的委员纷纷倒戈。在最后的表决中，韩国的釜山获47票，高雄仅得4票。
对于萨马兰奇亲自出面阻止高雄申办亚运会，中国奥委会十分感谢。何振梁说：“您的专程到来，使局面发生逆转，我代表中国奥委会，对您为了维护亚洲奥林匹克运动的团结所作的一切表示感谢。”
“感谢，不应该仅仅是感谢吧！在阻止台湾申办亚运会的问题上，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中国应该考虑给我一个奖励！”轻易不开玩笑的萨马兰奇这句话像是在开玩笑。
何振梁：“您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奖励呢？”
萨马兰奇：“那就是中国再次申办2004年奥运会！”
萨马兰奇说的是真心话。两年之前北京以两票之差败给悉尼，从此成为他一块去不掉的心病。而国际奥委会主席两年之后将举行换届选举，在选举之前将要投票决定2004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按照惯例，国际奥委会委员应该于75岁退休，那时他已经是一个78岁的老人。原则上不能寻求连任了。但是如果北京申办2004年奥运会，他就极有可能在卸任前亲自宣布中国北京的名字。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举办一届奥运会，是他此生最后的也是最大的心愿。如果北京不准备申办2004年奥运会，而他又将在1997年换届时退位，那么留在他心中的将会是今生中最大的憾事。
现实是无情的。北京最终没有提出申办2004年夏季奥运会，萨马兰奇将带着命定的无奈离开洛桑维迪堡。
“其实，即使在任期之内无法完成这一愿望，我也竭尽所能了。人世间本来就没有什么尽善尽美，生活的意义就在于总有尚待弥补的缺憾吧！”萨马兰奇在心里这样安慰自己。但是，他又多么不甘心，就像公元前150年地理学家托勒密痴痴等待澳洲的出现的心情，如果没有那样一片陆地，地球怎么会平衡？而对于自己而言，不能由他亲自宣布中国人来主办一届奥运会，该如何面对情深意重心魂相通的13亿中国人民？自己的使命又怎么算得上至善至美？
然而，国际奥委会执委会1997年3月5日通过的一轮无记名投票，让一切重新燃起希望。执委会请求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再连任一届主席。面对这个意料之中的结局，他的内心重新燃起希望，但表面上不露声色，他不无幽默地回答：“对这样的请求说声‘同意’并不困难。”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萨马兰奇作为特邀佳宾，参加中国政府举办的回归庆典。霍震霆和他的父亲霍英东陪伴左右。霍震霆比起10年前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成熟多了。萨马兰奇很喜欢这位精明强干，稳健厚重的中年人；犹为欣赏的是霍震霆对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精神实质的理解。他告诉霍震霆：“4年之后，将在莫斯科举行增补国际奥委会委员的选举，届时，我希望在竞选名单上能看到你的名字。”
那是一个令萨马兰奇永生难忘的狂欢之夜，他目睹了平生仅见的最壮丽的焰火。在维多利亚港湾深邃渺远的夜空，先是开放了一朵玫瑰，又绽放了一枝牡丹，紧接着又怒放了一株芍药，随后菊花、兰花、梅花，数不清的花朵在天空灿烂成一个花的海洋。萨马兰奇对霍英东父子说：“这是我一生中所看到的最美丽的焰火。我希望今天的焰火，能够和2008年奥运会北京上空的焰火媲美。”
1998年11月25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正式向中国奥委会递交了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申请书。
1999年4月7日，北京市市长刘淇和原中国奥委会主席伍绍祖在瑞士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向萨马兰奇正式递交了北京承办2008年第29届奥运会的申请。9月6日，“北京2008年奥运会申办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
2000年9月9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致信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我和我的同事们完全支持北京申办。如能在具有悠久文明并且迅速发展的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无论对奥林匹克运动，对中国乃至世界都具有积极意义。我深信北京市在中国政府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将做出非凡的努力，一定能办成一届高水平的奥运会。”
新一轮的长征重新启程。
根据国际奥委会调查数据显示：中国支持北京申奥的人数高达95％以上，这是奥林匹克运动史一个空前的数字。
但是，让萨马兰奇格外感动和感伤的，是一封信，一封中国北京朝阳区6年级学生苏鹏飞的信：“尊敬的萨马兰奇爷爷：我是多么盼望2008年奥运会在我的家乡举行。如果奥运会真的能选中北京，我是多么高兴啊！可是，等到2008年奥运会开幕时，也许我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我的灵魂不会飘散，会一直在北京的上空游荡，我会和我的同学，我的家人一起去为奥运会喝彩，我真的盼望2008年奥运会的圣火能在我的家乡点燃……”
读着读着，萨马兰奇的眼角湿润了。少年时代，人生中多么美妙的年华，譬如清晨含苞带露的花蕾，孕育着无限的色彩与芬芳。可是，对于苏鹏飞而言，却等不到生命之花的绽放的时刻了，这位少年身患癌症和败血病双重绝症，将不于久人世。自己手中拿着的这封信，就是北京的花季少年，在2000年圣诞节的病榻前，留下死不瞑目的临终绝笔。
萨马兰奇用颤抖的手将这封信摆放在妻子的照片旁。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相信灵魂是可以永生的。惟其如此，他才坚信某一天自己会在天堂中与爱妻团聚。这位来自北京少年稚嫩而悲凉的来信，不由得勾起萨马兰奇对碧蔚丝的怀念。
在所有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夫人中，碧蔚丝同何振梁的夫人梁丽娟的感情是最亲近的。每到圣诞，碧蔚丝总是把何振梁夫妇的礼物最先准备好，然后计算着日期和时差寄出去，希望他们可以在圣诞的当天收到这份远方的祝福。
萨马兰奇带领碧蔚丝访问过中国的大连，那个中国北方渤海岸边美丽的海滨城市，给妻子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有人半开玩笑地问过碧蔚丝：“如果在巴塞罗那之外选择全世界任何一个城市定居，您会选择哪个城市？”碧蔚丝毫不犹豫，干脆地回答：“中国——大连。”可见中国北方的那座城市在妻子心中的烙印有多么深刻。
她临终之前，还记挂着何振梁的妻子胡安娜……
碧蔚丝的心，是向着中国，向着北京的。如果2008年奥运会的圣火能够在北京点燃，一定是天国之中的妻子最喜爱的焰火……
“这次申办一定要让北京成功！要不惜一切代价！”萨马兰奇对着妻子的遗像说。
怎么办？怎么办？自己作为国际奥委会主席，当然可以行使一定的权利，但是这个权力的行使一定要适当，不能过度。否则，既违反《奥林匹克宪章》，又会授人以柄，更会给北京的申办造成负面影响。
“每一个小事都不能疏忽，每一个细节都不能忽略。还有，不能让上一次北京申奥‘八国联军’的闹剧重演。”想到这里，他迅速写了几行字，叫来安妮：“马上送达各位执委，请他们签名后返还。” 国际奥委会评估团团长维尔布鲁根当天就接到萨马兰奇的亲笔信：“这次对各个申办城市的考察和评估，只考察申办城市的举办能力，不要涉及政治问题……”维尔布鲁根看到萨马兰奇的签名后面，密密麻麻签满了执委的名字。他心里说：“我还是第一次收到这么重要的信。”
萨马兰奇飞快地梳理着一个个可行方案。突然，一个名字从脑海里跳出来——罗德斯！对，罗德斯。这个人选太合适了。想到这里，他拨通了罗德斯的电话。
萨马兰奇与罗德斯的友情可以追溯到60年前。罗德斯是妻子碧蔚丝哥哥的同学，还是自己家的邻居，他们相识的时候还是孩子。
罗德斯的身份十分特殊。他不是国际奥委会委员，所以《奥林匹克宪章》和国际奥委会的纪律对他没有任何约束力。
1992年巴塞罗那奥委会结束后，罗德斯被授予奥林匹克金质勋章。这项殊荣只有对奥林匹克运动有杰出贡献的国家领导人才能获得。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德国总统昂纳克、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等人曾获得过金质勋章，罗德斯与俄罗斯第一任总统叶利钦同年受奖。从这个角度来讲，罗德斯还是奥林匹克的功臣。
罗德斯既有精力又有体力，既有财力还有高超的公关能力，更重要的是，从1986年成立92巴塞罗那企业家联合会时起，作为联合会的副主席，罗德斯与国际奥委会委员的交往从未间断，15年前播撒的友谊的种子，今天，已经长成参天大树。那些与他过从甚密委员都成为国际奥委会的重臣元老，当年他帮助过的晚辈如今已成为国际奥委会的高层人物。他与所有的国际奥委会委员都熟悉，和有些人已经成为至交，这一点才是最为关键的。
巴塞罗那最富有的达官显贵都集中在贝德拉贝斯大街。路旁的修竹如同剑戟一般，直指加泰罗尼亚没有一丝云影的蓝天，空气中弥散着浓郁却并不熏人的淡淡的芬芳。
“胡安，你亲自登门，必有大事。”在门口恭迎的罗德斯对萨马兰奇的到来，一点儿也不感到惊讶。当不是特别繁忙时，萨马兰奇是这里的常客。
“当然有大事，这个大事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后一件大事。”对罗德斯这样的朋友，萨马兰奇无需掩饰也无法掩饰。60多年的交往，他们彼此之间已经熟悉得和熟悉自己一样了。甚至有些和自己的妻子都不便于讲的话，他们都能相互倾吐。
菲律宾女佣端着一个盘子轻手轻脚地走进来，将一杯冒着热气的巴西纯正咖啡放在萨马兰奇面前，把一杯法国波尔多红葡萄酒放在罗德斯的手边，又蹑手蹑脚地退去。厚重的羊毛地毯吞噬她的了脚步声，她就像一个无声无息的幽灵。
“先别说是什么大事，胡安，让我来猜猜看。”罗德斯说着拿起精致的酒杯，杯中的葡萄酒泛着玫瑰色的波光。他仰头喝干了杯中的酒，将剩下的几滴残液，泼向雪白的大理石茶几，暗红色的酒液在光洁的台面上如同白皙的皮肤渗出的鲜血。罗德斯用粗大的手指蘸着酒液在平滑如镜的大理石上，用西班牙文写下“中国”两个字的开头字母。
萨马兰奇点点头，发自内心地说：“罗德斯，你真是我的知己。”
“胡安，这个大事不但是你今生中的大事，恐怕也是我一生中最后的大事。”见萨马兰奇狐疑的眼神，罗德斯接着说：“不要忘了，除了你之外，我还有一个最好的朋友——中国的何振梁。”
萨马兰奇还想说什么，罗德斯伸出食指：“主席先生，不要告诉我怎么做，我也许比你做得更地道，你只要给我提供一些方便，把那些你认为没有把握作通工作的委员名单提供给我；或者，让我们有名正言顺接触的机会就行了。”
罗德斯轻轻按了按茶几旁的按钮，门不声不响地开了，菲律宾女佣垂首肃立。“告诉玛丽，10分钟后我们下楼用餐。”随着罗德斯的吩咐，女佣应声而退。
罗德斯对萨马兰奇说：“知道你要来，我特地聘请了一个土耳其厨师，他的技艺绝对是西班牙之冠。”
萨马兰奇好像没有食欲：“我的心思全在中国上，对土耳其烤肉不感兴趣。”
罗德斯说：“不管你的心思在哪里，饭总是要吃的。这样吧，如果2008年北京申办成功，我陪你去参加开幕式的典礼，如何？”
“但愿上帝让我活到那一天！”说着，萨马兰奇站起身。
高出萨马兰奇一头还多的罗德斯，像搂着一个大孩子那样，搂过萨马兰奇的肩膀，在他的肩膀上轻轻拍了拍：“一定会的！通情达理的上帝怎么能让你把一生中的大事办完了之后，却不让你亲眼看到这个大事的盛况呢？”
萨马兰奇伸出手掌，罗德斯也伸出手掌，两双大手紧紧地合在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他们心里都明白，过去，有多少大事，就在这两只手掌的相抵中得以实现。
罗德斯知道，这是一场战斗，必须全力以赴，他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那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
这场战斗绝对不亚于战场上激烈而残酷的肉搏。因为谁都知道，4年一度的奥运会极大地提升了举办国的声誉，为举办奥运会的城市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对城市建设、发展旅游、繁荣经济的作用无法估量。
国际奥委会在众多申办城市中最终确定举办奥运会的城市，这期间是一个漫长的申办、考察、遴选、再考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个申办城市，其实是各国之间的竞争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经历过巴塞罗那申办过程的罗德斯太清楚这一点了。因为只有国际奥委会委员才有资格投上关键的一票，所以，国际奥委会委员就必然成为炙手可热的拉拢目标。拉票，实际上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这种情况如同美国的总统大选，候选人之间展开了一轮又一轮角逐。二者有所不同的是，前者在一个国家内进行，后者在全球范围内展开。
你在拉票，其他候选城市也在拉票。从城市的实力来讲，巴黎、多伦多等城市绝不逊于北京；北京的不利因素是，只有40%的委员去过北京；而80%的委员去过多伦多，几乎100%的委员去过巴黎；还有大阪和伊斯坦布尔也不可小觊。作为2008申办城市之一，北京曾经有过一次失利，这次申办的成功与否是关键的冲刺。
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像影片一样从罗德斯的脑海中闪过，他逐一排列取舍，筛选过滤。委员们的性格特征、脾气秉性、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家庭背景、社会身份……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罗德斯端起酒杯，一口喝干了杯中的葡萄酒。
巴塞罗那市的官员们奇怪地发现，这一段时间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们，频频访问这个多年前举办过奥运会的城市。就连罗德斯自己有时也会产生一种时空倒错的感觉：“我是在为北京申办？还是在替巴塞罗那重新申办？”在罗德斯气派的别墅里，飞驰的游艇上，奢侈的饭店中，豪华的机舱内，到处闪动着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身影。盛情款待，共话情谊之后，这位西班牙金融业巨头和实业界巨子直言不讳，无论对象是谁，只有一句话：“看在我们多年的情份上，请把你的一票投给北京。”
自盐湖城丑闻发生之后，国际奥委会对委员和申办城市作过若干严格规定，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委员不得随意光顾申办城市，不得和申办城市的奥申委有私下接触。而巴塞罗那既不是申办城市，罗德斯也不是任何一个奥申委的成员，所以委员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光临巴塞罗那，与他们的老朋友重温旧日的美好时光。
萨马兰奇可就没有罗德斯那么潇洒了。他只能在一个固定的地点，自己的办公室或会议室和属下们永远谈论一个枯燥的问题——2008年奥运会的申办城市。
谈话是需要技巧的，他太了解这些委员了。尽管现任的国际奥委会委员的构成，迥异于国际奥委会诞生之初那个由贵族、亲王、将军、富豪组成的狭小的圈子，但总体来说，仍然是一个极高的层面。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掌握着较为渊博的知识，在国内的政界和商界担任或者曾经担任过显赫的职务。委员们的这些特性决定了他们相对独立的人格，他们还有比常人敏感得多的自尊心。这就要根据每个委员的不同性格特征定下谈话的基调。
对自己的嫡系，萨马兰奇可以直言不讳，甚至直接去命令他：“这一票你一定要投给北京！”
对刚加入国际奥委会的新委员，则要用足够的耐心去开导和劝说：“为了在更大的程度和更广的范围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在一个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的国家举办一届奥运会，是非常必要的，我的倾向是——北京。”
对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国际奥委会元老就要加上一份尊重：“我们就要退下去了，在离开这个组织之前，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让中国举办一届奥运会，希望您能理解我。”
萨马兰奇想起自己家乡申办时那份如履薄冰的谨小慎微，那份唯恐避之不及的小心翼翼，投票的前一个星期他就开始失眠，投票的前一天他回避同任何人讲话，对所有的委员，他绝口不谈自己的家乡巴塞罗那，那样怕有自卖自夸或误导之嫌。而这次北京申办就自己就超然多了。所有的话都能冠冕堂皇地说出来，根本不用遮遮掩掩，闪烁其词：“让世界上最大的体育盛会在人口最多的国家中举办，本身就是对奥林匹克精神最广泛弘扬，这就是对奥林匹克理想迅速传播的最好理由。”这些话在任何场合都能说得出口。
“不知道罗德斯那边的进展得怎么样了？”萨马兰奇拨通了巴塞罗那的电话。
…… ……
投票在即，决战前夕。
2001年7月8日，萨马兰奇最后一次主持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传统的工作晚餐。萨马兰奇在致辞中面容平静，语调平和。但他的内心却翻滚着滔天巨澜。他依次望着共事多年，情同手足的执委们，在心中和他们做着最后的告别：“别了，亲爱的朋友。别了，熟悉的会议。别了……”一股压抑不住的酸楚竟然化做一句淡淡的玩笑：“朋友们，这是我最后的晚餐。”
7月9日，执委会的间休的时候。萨马兰奇对何振梁关切地说：“这次北京申办工作做得很扎实。但是据我在分别谈话中了解到，仍然有一部分委员没有拿定主意，你们一定要做好陈述，争取得到更多的支持。”
7月10日，萨马兰奇会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北京市市长刘淇、中国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与何振梁。萨马兰奇告诉中国客人：“北京不能松懈，要工作到最后一分钟。”
李岚清由衷地表示：“感谢萨马兰奇主席对中国的支持……”
萨马兰奇：“我11月份将要出席中国的全运会，借此机会向中国人民告别。北京申办成功后，要立即考虑如何成功地举办奥运会。对此，我有两点忠告：第一是要有出色的组织工作；第二是东道主的运动成绩要好。对于第一点我深信不疑。第二点我希望你们努力，虽然不能要求28个项目都能拿到金牌，但成绩一定都要好……”看着中国朋友惊愕的神情，萨马兰奇才知道自己又说多了。他暗自责备：“怎么一见到中国朋友就刹不住车呢？”他已经和罗德斯不知作了多少次排列组合的计算，中国在第2轮投票时铁定胜出。但他们约定，这个秘密不到最后揭晓时绝对不能透露。
7月12日，国际奥委会第112全会在俄罗斯大剧院召开。莫斯科政府对这次大会予以极大的重视，精心制作了带有会徽的巨幅幕布。俄罗斯总统普京，这位以强硬著称于世的大国总统，讲起话来竟然有一种似水柔情：“萨马兰奇先生对所有的人都表现出恰如其分的尊重和体贴，因而也就赢得了大家的好感……”随后，普京赞扬了萨马兰奇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做出的巨大贡献，着重强调了俄罗斯与萨马兰奇之间特殊的感情。
讲话结束后，普京亲自将俄罗斯荣誉勋章授予萨马兰奇；这位酷爱体育，擅长柔道的年轻总统一改传统授勋时庄重习惯，如同拳击比赛中裁判判决获胜方那样，猛然用强有力的左手举起萨马兰奇的右臂。似乎要给世人一个惊诧，一个矮个子巨人的手举起了另一个矮个子巨人的手；两条手臂在空中互相支撑，两只大手在空中紧紧相握，完成了一个“人”的造型，搭建成惊天撼地的一竖。全世界的媒体都聚焦在这里，纪录下这一历史性的惊叹。
历史仿佛就是一场轮回。萨马兰奇献身现代奥林匹克运动7336天的风风雨雨，日日夜夜，从这里开始，又将在这里结束；一个无比圆满、无尚荣耀、无尽辉煌的句号就要在这里完成了。
尽管方方面面的反馈都证实前景的对北京有利，但是谁也不敢掉以轻心。萨马兰奇几次远远地看见何振梁在同委员们的谈话，他能感受到何振梁心中隐隐的不安。想起何振梁的心脏一向不太好，平时口袋里总是常备“救心丹”。真不知道在这样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中，老朋友的心脏会不会承受得了？他想了想之后把安妮叫过来，轻声吩咐：“请替我问一下何振梁先生，‘北京’两个字的华语应该怎样正确拼读。”
目送安妮离去的背影，萨马兰奇暗自得意：“何振梁应该把这件小事看作是自己对北京即将胜出的暗示，有了这一颗‘定心丸’，老友的心律一定会平稳些了吧？”
十
2001年7月13日9时30分，5个申办的候选城市开始陈述。北京排在第4位，前面依次是大阪、巴黎、多伦多。
大阪的陈述由国际奥委会日本委员冈本主持。现场的氛围从一开始就有一种浓郁的抒情诗格调，主题也有着诗一般的韵味：“体育的天堂”与“心和心的交流”。行云流水般的《奥林匹克颂》舒缓旋律中，一位身着白衣的少女缓缓登场。在接下来的人物介绍中，萨马兰奇才听明白这位拉小提琴的少女原来不是日本人，而是在大阪长大的韩国人。西方人眼里的日本人、韩国人和中国人，就像东方人眼里的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一样，几乎没有区别。这个创意一般，让大多数西方委员去理解东方人细腻的感情，很难！
萨马兰奇感觉大阪就像一个纤柔的少女，从上到下散发着一种透明的惆怅和淡淡的忧伤。场上的气氛如泣如诉如怨如慕，令人缠绵悱恻荡气回肠。这种表述方式仿佛是一则多少带有一点忧郁情调的童话，至多能打动10岁左右少男少女的心。
一个在足球场上魅力四射巨星齐达内闪亮登场，把人们的思绪又拉回到1998世界杯足球决赛那个激情演绎的夏季。巴黎市市长德拉诺埃、法国总理若斯潘、两名黑人运动员和一名残疾运动员依次出台。5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短片衍射出两条主线，一条以女性为主，串出“自由、平等、博爱”的主题；另一条以一个老黑人和一个小男孩的对话，推出“城市中的运动会”这个亮点。宣传片将巴黎的浪漫渲染到了极致：性感的音乐、幽雅的环境、写意的情节，引人入胜，撩人心扉。萨马兰奇叹息着：巴黎——一个风流倜傥的浪子，一个风情万种的美女；每一个怀春寻梦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归宿。
如同一个绰约多姿的绝色美女，她的靓丽的裙裾上点缀着一颗颗华光四射的宝石——直插苍穹埃菲尔铁塔、庄严精致的巴黎圣母院、威武凝重的凯旋门、拥金戴玉的卢浮宫……这些画面萨马兰奇太熟悉了。他注意到委员们几乎是千人一面的表情，那是一种熟视无睹的淡漠。他们的心态显然也同自己一样，对一个太过熟悉的城市会失去一种神秘感。巴黎随便哪一个名扬世界的建筑，对于任何一名委员来讲，都像他们自己家的花园一样熟悉，而过于熟悉的东西对一个人来说是没有新鲜感和吸引力的。萨马兰奇暗自惋惜，这是巴黎的败笔；法国人应该清楚：申奥的宣传片是给委员们看的，而不是给游客看的。
巴黎还出了一个不可饶恕的纰漏：国际奥委会考察团到巴黎考察时，他们下榻酒店的电梯早不坏晚不坏，偏偏在考察团的官员们进去的时候坏了；似乎等了许多年，专门给这些决定这个城市申办命运的考官们来一个下马威。肥胖的身躯，闷热的夏季，拥挤的电梯，养尊处优的各个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主席，在密不透风的电梯里等待了一个多小时被“营救”的滋味。萨马兰奇能想象得出来。
多伦多别开生面的序幕表现出一个职业女性的干练和娴熟，她一出场就紧扣着运动员的脉搏直接锲入主题“运动员为运动员办奥运会”；这个读起来有点像绕口令的口号，却给人一种重叠咏叹，不易忘怀的印象。3名印第安人击鼓入场，让委员们耳目一新，精神一振；铿锵的鼓点合着心跳的节奏，使在座的委员们有一种跃跃欲试和蠢蠢欲动的感觉。克里蒂安总理的到场稳定了活泼的气氛，使场上多了一种不致于游移的重心。多伦多陈述的另一个主题强调：“加拿大是一个多民族的多元化的国家”。所以第一个出场的是土著人，第一个陈述的也是土著人，最后由一名可爱的黑人土著女孩动人的歌声让这场表演达到高潮；委员们情不自禁地站起身鼓掌伴合。
萨马兰奇接过黑人女孩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的小礼物后暗暗赞佩：“这些加拿大人很能干。证明何振梁的分析没有错。”前天萨马兰奇问起何振梁对北京最具有威胁城市，对方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多伦多。”
不过有两件麻烦事儿使多伦多对北京的威胁大大降低。一年前多伦多的部分市民派出了20名代表飞赴洛桑，在维迪堡总部门前静坐，萨马兰奇陪着副主席庞德亲自接见了来自他家乡的同胞。代表们将一份危言耸听的“请求帮助阻止多伦多申办奥运会”的抗议书分别交给正副两位主席。萨马兰奇答应他们：“无论如何这是多伦多自己城市的事情，你们必须自己、而不是靠国际奥委会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过，正如我方才向你们许诺的那样，我会将你们的抗议书分发给国际奥委会执委和所有的委员。”
第2件事儿似乎更棘手。多伦多市长拉斯特曼今年6月初去肯尼亚蒙巴萨参加非洲奥林匹克协会大会。这个多嘴的市长临上飞机前与记者闲聊：“肯尼亚的蛇真令人恐怖，我才不想去蒙巴萨那样的地方；因为我的太太特别怕蛇。当非洲的土著人围着你跳舞时，你会有一种被煮在开水锅里的感觉。”这番话被国际媒体广泛报道，舆论界泛起轩然大波。非洲奥林匹克协会秘书长摩佑表态：“拉斯特曼的不当言论虽然不见得使多伦多失去主办2008年奥运会的机会，但非洲委员在投票时，肯定对他的话加以考虑。”巴黎奥申委负责人公开表示：“在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的竞争中，多伦多已经被提前淘汰出局。”加拿大总理克里蒂安也承认：“由于拉斯特曼的不慎，多伦多申办奥运会的努力严重受挫。”肯尼亚驻加拿大使馆发表声明：“拉斯特曼的话是对肯尼亚和其他非洲国家的侮辱；这位商人出身的不合格的政客等于在关键时刻，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拱手让给北京。”
萨马兰奇在会前得到庞德的报告：“多伦多已经把拉斯特曼从陈述团中除名，他的市长职位也不会保持太久。”萨马兰奇好像看到，那位倒霉的市长被扔进盛满沸水的大锅里煮着，非洲的土著人在他的周围欢快地跳起非洲劲舞。他的仕途连同多伦多申办奥运的前程，被他美丽任性的妻子所害怕的那条不能直立行走的、几乎所有女人都害怕的动物的毒牙一同咬断了。
…… ……
2001年7月13日。莫斯科时间下午2点55分。中国陈述团在国际奥委会秘书长兹瓦弗尔的引导下进入会场。没有动听的音乐，没有眩目的表演，没有花哨的包装，由此更显现出一种大国风范和庄严气度，9个人组成的团队中，隐隐透出5000年文明浸染出的文化内涵和厚重底蕴。
“好样的，中国人！”萨马兰奇在心中喝彩。他太了解委员们的心态了。上午那些花里胡哨的表演，可能在委员们的心中留下一些印象，但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委员们的判断主要依据陈述的内容：重点是否突出，数据是否详实，承诺是否可信，态度是否诚恳……这些才是决定投票的关键。
72岁高龄的何振梁捧着毕生的梦想与希望，从8年前的蒙特卡罗失利的阴影中走来，从悠久的历史开放的北京走来，从日新月异繁荣强大的中国走来，担任北京代表团的陈述主持人。萨马兰奇听到何振梁对他说过：“这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冲刺。”
何振梁动情地对国际奥委会的同事们说：“无论你们今天做出什么选择，都将创造历史。但是只有一个决定有改变历史的力量，你们的选择就是北京；今天这个决定将通过体育运动促进世界和中国的友谊，从而使全人类受益。”他的语调平实质朴，语言感人肺腑，有一种直逼心灵、振魂撼魄的穿透力，令所有的听众心口发热，鼻子发酸。萨马兰奇感到眼圈湿润了。
一位风度儒雅的长者率先走上讲坛，萨马兰奇认识他——中国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8年前蒙特卡罗申办2000年奥运会时也是这位中国官员领队。李岚清说着一口纯正而流利的英语：“我代表中国政府保证，2008年奥运会所需要的任何帮助，中国政府都会全力提供；我还保证，如果第29届奥运会发生盈余，我们将用它来建立一个奥林匹克友谊合作基金，用来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体育事业；如果发生赤字，中国政府将承担全部费用……”
“好一个庄重的承诺！这种承诺是宝贵的，是任何一个西方国家也不可能做到的。”这种承诺也是委员们最愿意听到的，委员的席位中已经悄悄传来议论的声音。显然，第一个回合中国就打动了大多数委员们的心。萨马兰奇在心中暗暗叫好，他不禁联想起第一次主持的夏季奥运会——洛杉矶奥运会。在那届奥运会上，洛杉矶市政府不肯拿一分钱，加利福尼亚州政府不肯拿一分钱，美国联邦政府不肯拿一分钱；不但不拿钱，各级政府还雪上加霜地下达了一道道禁令：禁止动用公用基金，禁止发行彩票，禁止无偿捐助……想到这里，萨马兰奇不易察觉地摇了摇头。
北京市市长刘淇说出了一串令人吃惊的数字：“96%的中国人民支持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目前就有60万自愿者随时准备投身于奥林匹克运动中去。北京市的市民无论男女老幼，现在都在积极地学习外语。我想告诉人们的是，虽然我过去是学俄语的，但现在正在和市民们一起学习英语。”
“96%，简直无法想象，在一个占全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里，这样庞大的支持率简直无法想象。”一些西方国家申办城市市民事不关己冷漠的面孔；专程到国际奥委会全会开会的地点甚至国际奥委会总部，反对在自己国家和城市举办奥运会的抗议者愤慨的表情，一一浮上萨马兰奇的心头。
中国国家体育部部长袁伟民用中国本国语言陈述：“我们将竭尽全力支持、帮助、参与并监督北京奥运会组委会，将2008年奥运会办成现代奥林匹克史上最好的一次运动会。我们将继续坚决执行国际奥委会反兴奋剂的各项有关决议，捍卫奥林匹克运动的纯洁。”
“兴奋剂”这3个敏感的字深深地刺激着萨马兰奇的神经。他脑海中闪过一个个豆蔻年华的运动员衰竭或死亡的惨状。他同时也想起悉尼奥运会中国军团那没有一丝污渍的28枚金牌。
中国申奥形象大使杨澜充满激情的演说引起委员的注目：“基于丝绸之路启发的灵感，我们的火炬接力将经过希腊、埃及、罗马、拜占庭、美索布达米亚、波斯、印度和中国，以共享和平为主题。奥林匹克永恒不熄的火炬将跨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从而达到一个最高的高度。奥运圣火在中国境内将通过西藏、穿过长江、越过黄河，登上长城，途经香港、澳门、台湾，并在组成我们国家的56个民族中传递。在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将推动我们的文化和全世界文化的交流。在我们的文化计划当中，教育和交流将是我们最大的希望。我们期待在全国，尤其是数百万青少年中，留下一笔精神财富。从2005年到2008年，我们将每年定期举办文化活动，举办由全世界青少年和表演家参加的音乐会，这些文化活动同时在奥运村和全市范围内展开，以方便运动员的参加。”
杨澜的口气一变，声音中带着一种柔情：“相信在座的许多人都被中国导演李安的奥斯卡获奖影片《卧虎藏龙》所吸引，这仅仅是我们文化的一小部分，还有众多的文化宝藏等待着你们去挖掘。北京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5000年的历史文化和现代都市繁荣在向你们召唤。”
望着这位端庄秀丽的女士。萨马兰奇想起来了：8年前的陈述也是这个杨澜，她可比那个时候成熟多了。
中国奥委会官员楼大鹏先讲述了一段儿时的故事：“53年前的一个炎热的夏天，我还是一个12岁的小男孩；我有幸看到了索恩斯和其他运动员在奥运会上的身影。这个记忆塑造了我的一生，激励我无怨无悔地献身奥林匹克运动。为了给运动员以最大的方便，北京53%的奥运场馆到奥运村的行车时间在10分钟以内，所有的场馆均可在30分钟内到达。”
“不可思议！一个全球性的盛会居然安排得这么紧凑。”萨马兰奇不由得又想起洛杉矶奥运会：奥运会的赛场散布超过方圆100英里，他和组委会主席尤伯罗斯几乎成了飞行员。那些饱受跋涉之苦的运动员和奔波之劳新闻记者怨声不绝，英国《泰晤时报》的体育部主任米勒告诉萨马兰奇：两个星期之内没有离开奥运会的赛场，他租用的汽车就跑了整整1500公里。
而亚特兰大奥运会的交通状况不能说离谱，简直可以称为“离奇”。接送运动员、教练员、记者和裁判的大巴司机由于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根本就没有遵守时间的概念，晚来早走是家常便饭；如果碰上一个从外地招募的司机那就更糟糕了，他们由于不熟悉佐治亚州的公路和亚特兰大市区的路况，经常发生迷路现象就不足为奇了。至少有6个国家的代表团参加开幕式竟然会迟到？还有几个国家的运动员赶到比赛现场时，比赛已经开始了，因为大巴司机不认识到主会场的道路。这些花边新闻倒成为媒体的绝好素材。
中国陈述团的运动员代表邓亚萍出场：“让我与您分享我在参加悉尼奥运会火炬接力传递时的经历。一个漂亮的澳大利亚小男孩向我走来，请求拉一下我的手并亲吻一下火炬。当他触摸到火炬时，他的眼睛突然格外明亮。我能感受到那个瞬间将会对他的一生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我希望奥运的圣火能在中国点燃，在4亿中国年轻人的心中点燃。”
萨马兰奇非常喜欢这位勇于拼搏的中国运动员，她的身上有一种不肯服输，永不言败的奥林匹克冠军的气质。尤其让萨马兰奇感到惊讶的是：从邓亚萍的嘴里吐出一串串纯正的“牛津式英语”，使她的举止平添了一种儒雅和斯文。
何振梁最后一个代表北京陈述：“不论你们今天做出什么决定，都将载入史册。但是，只有一种决定可以创造历史。你们今天的决定，可以通过体育运动促使世界和中国拥抱在一起，从而为全人类造福。”整个大厅里鸦雀无声，只有何振梁浑厚的、充满磁性的男中音在空间回荡；他的每一句话都像重重的鼓点，击打在委员们的心头。“如果你们把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荣誉授予北京，我可以向你们保证，7年后的北京，将让你们为今天的决定而自豪……”
“好棒！我为你骄傲，亲爱的朋友。”萨马兰奇在心中喊道。像是印证他的心声，一个清脆的女高音冲破掌声的包围：“棒极了！”萨马兰奇寻声望去，那是热情洋溢的意大利都灵冬奥会组委会副主席埃弗琳娜。
“平实、厚重、庄严、大气。”这是萨马兰奇对北京陈述的整体印象。北京才是一个端庄文雅，国色天香的女人。她蕴藉着古典美女的遗泽，又挟带着现代女性的神韵，北京展现给委员们的是一种振魂撼魄，超尘拔俗的惊世之美。她没有多伦多明眸皓齿的亮丽却有着多伦多所没有的璞玉浑金的质朴；她没有巴黎令人心旌摇荡的华美却有着巴黎所没有的冰壶秋月的高贵。
场内的灯光倏暗，一部具有浓郁民族风情的宣传片《新北京、新奥运》上演。这些中国人把他们绝顶的聪明表现在这部只有4分多钟的短片内。只要具有一般领悟力的人，都能看出一个贯穿始终的主旋律，那就是人类和动物区别的唯一标志——笑。
在高高的主席台上，萨马兰奇环视全场，委员们每个人都聚精会神地盯住屏幕，每张面孔都流露出被感染或者被同化的微笑。看到这里，萨马兰奇悬着的心彻底放下：北京赢了！
拜占庭、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曾经有过那么多显赫的别名。这个曾经征服欧洲，傲视全球的没落贵族出场了。“我们现在的确没有准备好，但到2008年我们将肯定准备好。”这个申办口号也太不自信了。3次申奥，3次失利，如今。痴痴的追求，苦苦的等待，殷殷的翘盼，伊斯坦布尔就像一个带有浓郁异族风情的村姑，在全世界面前展示自己清纯的野性；她要向人类证明：自己正在用顽强的耐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韧，上演着一场屡败屡战而又无怨无悔，满怀信心却又毫无希望的爱情悲剧。
看着有些耐不住性子起身到休息室的委员们的身影，萨马兰奇想起这个城市的辉煌历史，心中充满了对伊斯坦布尔的同情。
十一
2001年7月14日晚上，萨马兰奇来到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陪同前往的有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德弗朗茨、姆巴依、高斯帕、巴赫和总干事卡拉德。
江泽民主席对萨马兰奇一行表示欢迎，他感谢国际奥委会对中国的信任，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授予北京。这位和蔼的中国领袖不失大国气度，他不紧不慢地说：“国际奥委会的决定使中国人民欢腾不已，北京市昨晚沸腾起来了。我和我的同事同人民一起庆祝，我对大家说了三句话，第一句：对北京市表示祝贺。第二句：感谢全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感谢国际奥委会的信任。第三句：支持北京把2008年奥运会办成最出色的奥运会。最后，我欢迎世界各国的朋友来北京做客！当然包括你们各位。”最后一句话江主席是用流利的英语讲出来的。
萨马兰奇欣慰地笑着：“国际奥委会很高兴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举办2008年奥运会。1993年你们申办失利，悉尼获胜。但中国是一个表现良好的失败者。当时发生了很多事情，你们等了很多年。在这个期间，我两次见到你。第一次建议你再次申请，你回答‘不’。第二次见到你时我再次提出建议，你说‘考虑考虑，可能会申请。’我很高兴在我主持的最后一次全会上，北京终于得到了补偿。这个决定对贵国、对奥林匹克运动都十分重要，因为正是通过这个决定，将奥运会的主办权授予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人民对奥林匹克运动十分友好，相信你们将向全世界展示一次组织出色的奥运会。对于北京的这次胜利，我事先就很有信心。”
萨马兰奇眼中的德弗朗茨，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性情急躁的运动员，她成熟了：“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是在1932年，中国恢复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席位后，参加的奥运会是在1984年，那两次奥运会都在洛杉矶。作为居住在洛杉矶的美国人，我感到很高兴。很高兴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行，我们将很乐于参加这届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盛会。”
不论什么时候，姆巴依总是那样沉静如水：“1993年当北京在第一次申办失利之后，我同何振梁先生长谈了3个小时，分析为什么会失利。当时我说‘如果北京再次申办，一定会胜利’。我很高兴北京这次获得了成功。”
高斯帕是何振梁最忠实的朋友之一：“1993年何振梁先生是第一副主席，我是第二副主席。那次悉尼申办成功，当时是他向我祝贺。我很高兴这次北京获得成功，这次是我向他表示祝贺。”
击剑运动员出身的巴赫说：“我知道江泽民主席来自上海，我最后一次参加的比赛就在上海。北京这次申办与上一次申办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北京的陈述十分出色，何振梁先生最后的陈述感动了所有的人。”
国际奥委会总干事卡拉德客观地评价：“这次全会的决定是中国的巨大胜利，也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光荣胜利。1993年以后，我亲眼目睹了何振梁先生一砖一瓦、一锹一土地为中华民族砌成了今天胜利的长城。”
江泽民主席最后说：“谢谢各位。我说几句关于哲学的话：第一，上次申办没有成功，在表决前我就对他们说‘胜不骄、败不馁。’这次仍然是这样。第二，‘失败是成功之母。’今天早上离开北京时，我们的总理来送我，我对他说：‘我们绝不能骄傲，一定要脚踏实地把工作做好，一定要把北京2008年奥运会办成功。’”
…… ……
当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在地球的各个角落尽情欢呼的时候，异想天开的俄罗斯人，却把萨马兰奇请到了一个他平生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
莫斯科体育场人山人海，欢送萨马兰奇告别奥林匹克运动的招待会在这里隆重举行。莫斯科市市长卢日科夫首先讲话，他盛赞了萨马兰奇自从1980年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以来，为奥林匹克运动做出的无以伦比的贡献。接着，萨马兰奇深情地回顾了与俄罗斯人民深厚的感情。
随后，两个人共同为一座精美的纪念石碑揭幕。石碑上镌刻着萨马兰奇头像的浮雕，一头憨厚可爱的小熊陪伴在萨马兰奇头像一侧，那是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吉祥物——米莎。
身躯伟岸的卢日科夫牵着萨马兰奇的手，进入一个事先布置好的狭窄的空间——一台大型挖掘机的翻斗。“这些俄罗斯人也太有创意了！他们到底要搞些什么名堂？”萨马兰奇心中嘀咕着。大型挖掘机开始启动，但它巨大的轰鸣声已被万众欢腾的喧嚣所淹没，萨马兰奇只能感到一阵轻微的颤动。钢铁的巨臂在缓缓地伸直，将一大一小、一少一老稳稳送达半空。
萨马兰奇的视野随着海拔的慢慢升高而逐渐开阔。深沉的夜空渐低渐近，鼎沸的人群渐高渐远。
天边滚过一阵沉雷，欢声如潮的芸芸众生没有任何觉察，他们沉浸在自己营造的热火朝天、忘乎所以、其乐无穷的氛围中。从空中鸟瞰，一望无边的人头像地中海的波浪在探照灯的切割下涌动不息，如同暴风雨前倾巢而出、团成一蛋的蚂蚁。“蚂蚁”！这两个字就像一道闪电劈开萨马兰奇记忆的大门，照亮了71年前和瓦莱拉在地中海边搭建的“古堡”。
萨马兰奇侧过头看了看身边的卢日科夫，莫斯科市长骄傲地挺起胸膛，毫无愧色地承受着他所统辖的市民们欢呼的声浪。
耳边又传来隐隐雷声，萨马兰奇打了一个寒战。他感到在深不可测的苍穹背后，有几位“天神”在激烈地争执，这闷雷就是他们在交谈中发出的咆哮。可怜的人类，对这一切竟浑然未觉。就像可怜的蚂蚁，对人类的一切懵懂无知一样。
一阵沉闷的雷声再度响起，这次萨马兰奇听到的分明是雄师的怒吼，200年前“欧洲雄师”拿破仑的预言在他的心中回响：“古老的中国就是东方的一头睡狮。”他把头转向东方，轰鸣的雷声正从那里传来。他在心中低语：“这是睡狮腾飞前的吼声！”
萨马兰奇仿佛看到7年之后的2008年，一场让全世界惊喜的盛大狂欢，正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心脏——北京上演。这场演出将为世界体育史乃至人类文明史，增添一道熠熠生辉的永恒的亮色，将成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历史上一个无法超越的杰出的典范
“上帝，请允许我活到那一天吧！” 萨马兰奇在胸前划了个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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