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选入了2004—2012年莫言获诺奖之前，海内外文学评论界对莫言作品重要的研究成果12篇（并收入莫言言论5篇），集中反映了莫言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贡献与突出的地位。可贵的是，这些都是研究者们在莫言获诺奖之前的发表言论，更加客观、公允和具有参考价值。主编在《序言》中阐明，“获奖之后批评界对于莫言的评价论述，想必会有所不同，而本书的下限设定，恰恰是希望避开有意无意的后见之明。”
本书是当前文学理论界对莫言文学创作最高端的学术研究成果。

　　陈晓明，男，1959年2 月生，福建光泽县人。199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十多年，1998年任研究员。2003起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2012年起受聘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和后现代文化理论等。出版有《无边的挑战》、《不死的纯文学》、《德里达的底线》、《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等30多部著作，发表论文评论300多篇。2003年获首届“华语传媒文学大奖”年度评论家奖项，2007年获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奖等奖项。担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本书主编陈晓明先生，是我国研究西 方文学理论尤其是现代派文学的旗帜性人物。他身处学术制高点，高屋建瓴地甄选国内及海外最具深度的研究成果于一册，展现莫言作品扎实的力道与灿烂。正如他 在《序言》中坦言：“本书选文自2004年起，而下限则止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之后批评界对于莫言的评价论述，想必会有所不同，而本书的下限设定 恰恰是希望避开有意无意的后见之明。”

                            　　　　　　　　　　　　        序言  陈晓明
    2012年10月11日，对于中国文学来说，是一个值得祝贺的日子。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对于促进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交流，国际社会关注中 国文学，客观全面地评价中国文学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中国当代有一批作家相当出色，放在世界文坛上也是响当当，不只是莫言，我以为张炜、贾平凹、阎连 科、刘震云都是相当出色的作家。莫言此番获奖，既是他个人的艺术成就和艺术天分使然，也是中国文学的整体实力作为基础和后盾，也是有这一批同代作家共同努 力互动的结果。
    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无疑是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产生的文学，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也必然是以表现中国现代历史历经的剧烈变革为主导内容。我们看今天的中国文 学，总体上可以说：是以现实主义历史叙事为基础，以乡土文学叙事为主导，以民族国家建构的自我想象为创作冲动的文学。当然，文学毕竟是文学，最终还是要从 文学的意义和价值上来判定作家作品。诺贝尔文学此番奖项当然是就文学上的考量，其颁奖词就明显偏向于文学的艺术特征。诺贝尔委员会给莫言的颁奖词为：莫言 “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这一评价整体上的把握是到位的，也是富含深意的。但莫言的小说具有相当鲜明的个人风格，我们要 看到，在那么多表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作品中，在如此繁复茂盛的乡土中国文学叙事中，莫言何以独树一帜，独占鳌头？他如何以个人风格穿过二十世纪中国现代 性的历史？写出民族和中国人最深重的情感和最为内在的精神状态？
    从《红高粱》的华丽绚烂，到《丰乳肥臀》的厚重广阔，再到《檀香刑》的冷峻凝重，《生死疲劳》强力投胎变种，及至《蛙》的痛楚与救赎，这几部作品可以说贯 穿了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前三部作品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性的三部曲，它们几乎是一个整体。也可以把它们的顺序做一个调整：第一部是《檀香刑》，第二部 是《丰乳肥臀》，第三部是《生死疲劳》，它们的时间线索就更清晰了。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贯穿下来，这三部曲无疑是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性历史书写最为厚重深刻 的作品。但我们依然要看到，莫言的个人风格极其鲜明，甚至每部作品都在变化，他顽强地去表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深重创伤。
    莫言的小说在叙事上大起大落，笔法粗犷凌厉，涌溢而出，无拘无束，洒脱豪放。尤其是反讽穿插于其中，使莫言的小说始终洋溢着一种宣泄式的快乐。莫言的小说 为八十年代的文学向着个人经验、向着语言和感觉层面转向提供了一个杠杆。他把中国现代性经历的大事件大变局转化为个人的深切创痛，并以个人化的语言风格和 叙述方式表现出来。在这里，历史与人性被一种独特的生存状态绞合在一起，当代中国小说从思想意识到文体及其语言都获得了一次自行其是的解放。    
    尽管莫言的写作还带有很强的社会意识，与时代精神也有着相当紧密的关系，但他的作品确实与作家的主体意识，与他的山东高密的乡村经验与民间文化有着更为紧 密的内在关系，但这一切都融入他个人的感受和语言表达方式。莫言是在“寻根”的后期出现的，他的小说也带有某些“寻根”的流风余韵，但他一开始就有很强的 个人风格。正是这种个人风格，使他的作品打上了他的经验的印记，而不是客观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印记。有力量的作家就是能在自己的意识中透示出时代意识，他的 个人意识永远有穿透时代意识的地方；而没有力量的作家，只是直接反映时代意识，或者直接充当时代精神的传声筒。莫言在九十年代以后，成为中国非常重要的作 家，正是由于他始终具有自己的文学观念，这种观念不是外在概念，而是发自他内心的激情，与他的文学才华完全融合在一起。他的写作总是从个人经验出发，去穿 透现代中国历史，体现出自己的文学力量。
    莫言小说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这种风格来自他的家乡高密的土地，但他有能力穿过这片土地，向着世界性延伸。既写作最典型的乡土，乡土又从来不能规驯他。九 十年代后期，莫言出版《丰乳肥臀》，这部小说魅惑人心的书名，其实是为大地母亲做传，其中透示出乡土中国现代历史的悲剧命运，令人扼腕而叹。莫言的叙述总 是在惨痛中透示出神采飞扬的感觉，那是一种自虐的快感。这部小说的开篇堪称汉语文学的杰作。在第一卷，前九章三十四页的篇幅里①，开篇就容纳了这么多的 内容，且如此紧张兴奋，作者在焦灼不安的氛围里，有条不紊地写出一个家庭、一个民族、一个人的命运。生与死如此鲜明地同时发生于这一时空，实在令人惊叹！ 小说开篇就是一个关于生产的故事，上官福禄家的母驴要生产，上官家的媳妇上官鲁氏要生产，在这样的关头，日本鬼子打进村庄，生与死在这样的时刻一起出场。 一部小说的开头写得如此丰富充沛，如此多的重大事件一同发生，如此众多的相关人物迅速出场，交待得如此有层次感却又自然流畅，显示出莫言小说的高超技巧。 这部书写乡土中国历史的作品放弃了书写简单的历史正义，而是把历史正义还原为人的生命正义。小说开篇在生与死、民族国家灾难与家庭灾难之间，呈现出的是 家庭的惨剧，个人的生命最终成为民族灾难的承担者。上官鲁氏这个丰乳肥臀的女人，最终成为上官家生存下去的精神支柱。是女人、母亲养育了儿女，坚守了生命 的历史，捍卫了生命的尊严。小说后来变成上官金童的第一人称叙述，这个屈辱的生命被历史和政治蹂躏，他本是一个无比软弱的个体，但却要承担那么深重的历史 谬误。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把个体生命置入惨痛的历史之中，这样的历史并无正义可言，也不再是具有神授本质的某些正义事件。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只是个体生命 被历史的大小事件所瓦解。
    小说的主要叙述人是上官金童，这是作者有意采取了童稚的和荒诞化的视角。莫言在小说艺术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游戏精神：它在饱满的热情中包含着恶作剧的快 感；在荒诞中尽享戏谑与幽默的狂欢；在虚无里透示着后悲剧精神。莫言所有小说的视角几乎都是荒诞与反讽，这在长篇小说叙述中实在是高难度的动作，但是莫言 做到了。这部小说洋洋洒洒近六十万字，叙述始终是那么精神饱满，那么富有激情，那么充满乐趣，这就是尼采式的游戏精神，也是尼采式的美学意义上的虚无和永 劫回归。
    2001年，莫言推出了他历经五年磨砺的长篇小说《檀香刑》。在这部关于刑罚的小说里，讲述的是中国近代民间社会与官府和德国列强之间的冲突，由此描写近 代中国民间社会遭受的深重灾难，揭示在西方列强压迫下中国艰难的现代性转型。这部作品透示出浓厚的民间气息，莫言返回到乡土记忆深处去发掘写作资源，写出 了乡土中国历史与生活中最朴实本真的状况。这部作品也是莫言主动撤退到民间文化里去的一种尝试。莫言吸收民间文学和艺术的血脉，融合到自己的语言风格中， 戏剧的情景始终贯穿在情节中，具有很强的现场感。戏剧性场景使得莫言的戏谑反讽得到最大限度的表达自由，不再是作家一个人的眼睛观看他人，而是每个叙述人 都在看他人，在反观自己，因而充满了戏谑反讽的快感。如莫言自己所说：“制造出了流畅、浅显、夸张、华丽的叙事效果。”②
    在这个意义上，莫言的《生死疲劳》（2006年）是一部值得重视的作品。莫言的叙述一如既往地无拘无束，对乡土中国半个世纪的历史书写采取了全部戏谑化的 表达，那种黑色幽默渗透到骨子里，在欢笑嬉闹中却有悲从中来。这部作品描写了中国乡村自土改、建国以来到改革开放的半个世纪的历史，革命与变迁、历史与暴 力、理想与衰败都被整合在一起，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全部叙事则是通过一个地主投胎为动物驴、牛、猪、狗来表现的。这是一个变形记的故事，卡夫卡的形而上的 变形记，在这里被改变为一种历史的变形记，一个阶级的变形记，人在历史中的变形记。动物人格化了，人也动物化了。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莫言是把卡夫卡本土化 了。当然，这部作品仍然依靠历史框架在叙述中起作用，莫言通过动物变形记的戏谑来打破历史的线性固定和压制。这些动物走过历史，它们的足迹踏乱了历史的边 界和神圣性，留下的是荒诞的历史转折和过程——那是从驴到牛，再到猪和狗的变形记。尽管这段历史被无数次书写和改写，但莫言选择动物变形记的视角还是展示 出了非常独特的文学图景。尽管说，人们可能会对莫言玩的花样有所非议，但莫言以他的特殊方式打开了历史之门，看到了历史的荒诞性和悲剧性。
    莫言的那些语言挥霍并不是毫无理由，那些狂放暴发的叙述把当时的历史情境，把人物的关系，把隐形的叙述人的历史和现状都端出来了。叙述的节奏感强烈，语速 快捷，看似混乱，其实效率很高。这比那些看似精炼的慢吞吞的叙述效率高多了。而重要的是，一种叙述中所包含的审美效果非常显著，审美要素丰富，既有叙述事 件、故事、又有叙述人自我的性格呈现，也有叙述情境的戏谑和快感。如果要说到小说叙述的狂欢化和黑色幽默，莫言的这部小说当推汉语小说的最极致和最精彩的 表达。
    这部作品可读解的地方异常丰富，在看似非常具有莫言个性特征的艺术表现上，隐含着与传统和众多的经典文本的对话。莫言的胆大妄为绝不是胡作非为，而是建立 在对传统和经典的真正领会上。他的历史变形记也是魔幻色彩十足的后现代叙事，那不只是对当下的后现代魔幻热潮的回应，也是对中国本土和民间的魔幻的继承。 例如《西游记》、《聊斋志异》等名著的人兽同体、人鬼同形。事实上，魔幻现实主义何尝只是拉美现实主义的专利呢？中国四大名著《西游记》不用说，《水浒 传》《三国演义》何尝没有魔幻色彩？那些英雄的传奇，那些恶魔的超能量，动辄力举千钧，有万夫不当之勇，何尝不是魔幻呢？《红楼梦》的警幻仙境，前生前世 的穿越轮回，虚无的世界观？不是魔幻、仙幻又是什么呢？中国的传统文学的魔幻资源更为丰富复杂些，不只是魔幻，还有仙幻，可能仙幻传统是一个有待开发的资 源，如今在网络的穿越小说中得到光大。总之，中国传统和民间的这种魔幻资源十分充足，莫言的运用得心应手，源于他的自信心。在这个意义上，《生死疲劳》是 一个艺术杂种，一个艺术上的人兽同体，是魔法小说的历史化和当代化，这也是小说的魔法，对小说施魔。这个变形记也是莫言对乡土中国的当代史和乡土中国文学 的双重施魔记。
    事实上，该小说在历史、阶级与人性的叙事上，依然具有很强的实在内容。这样一个长达半个世纪的乡土中国的历史，经历转折、断裂、重叠和重复，最终不得不说 是一个悲剧性的历史。悲剧的动力机制根本上是来自阶级对立的谬误，以及这种谬误的诸多变形。当然，从小说中也可以看到对这种历史情境中的人性的深刻揭示。
    莫言本人并不是一个对历史多么眷恋的人，他从来就不是一个苦大仇深的人，而是一个要在文学中找寻快乐、创造快感的人。因为动物视角，莫言摆脱了重建历史的 责任，他从历史中拾掇起人性的碎片，不时地击打这些碎片。叙述一段历史，却又能避免重新历史化，莫言似乎保持着“去历史化”的游戏精神。莫言更感兴趣的是 用他的叙述制造戏谑，在这里，游戏精神使他的语言表达获得了最大的解放。叙述中所包含的审美效果非常显著，审美要素丰富，既有事件、故事，又有叙述人自我 的性格呈现，也有叙述情境的戏谑和快感。
    2010年，莫言出版《蛙》，叙述转向更为沉静内敛，很内在地讲述在公社医院从事助产士工作的姑姑的故事。姑姑的形象刻画得相当充分，那些别无选择的疼痛 写得逼真而深切。莫言并不是在静态的和目的论的观念下来塑造姑姑的形象，他让人物处于自己的故事的自然发生过程中，人物的性格是在那些故事、事件和行动中 逐渐丰富起来的。姑姑有着隐约可见的革命史，又有与空军飞行员王小倜耀眼的恋爱史，但这些本来可以带来荣耀的前提，都逐渐瓦解了，姑姑要靠她自己的行动去 建立现实的生命轨迹。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姑姑的复杂态度，作为一个女人，她与乡里的所有女人甚至所有家庭展开了一场斗争，几乎放弃了也是遗忘了她个人的 幸福。
    莫言用人物的器官来给人物命名，这当然也是他给小说增添戏谑成分的手法。莫言的小说叙述从不枯燥，他时刻都在追求诙谐的情调。莫言写实功底原本就非常精当，那些故事过程被他刻画得细致而自然，那些生活的困苦和戏谑的欢乐始终洋溢于其中。
    即使在写万小跑的两个妻子时，一死一生，他都能让悲伤和风趣恰到好处，文学功力就体现在这种分寸上。例如，万小跑在与小狮子去登记结婚的路上，突然又想起 亡妻王仁美，道路两旁是玉米田，自行车链条断了，“我”（蝌蚪）提着链条像前妻王仁美提着蛇。在这样的时刻，他强行地要把两个女人并置在一起。生活就是这 样，生者与死者，存在与不在，总是要交织在一起，而道路就在脚下，能走向前方吗？
    从总体上来看，莫言这部小说与他过去的汪洋恣肆的语言挥洒式的叙述大相径庭。显然，他用稚拙的书信体穿插其中，再以荒诞感十足的戏剧重新演绎一番姑姑的故事。原来压抑的激情和想象，以荒诞剧的形式表现出来，给人以难以名状的冲击。
    书信、叙述和戏剧多文本的叙述方式使小说的结构富有变化，也给予莫言与历史、现实的对话更为自由的空间。在对现实的直接表现中，他要介入“我”的当下感 受，“我”的当下性与现实对话。很显然，不管是以“蛙”来命名小说，还是在实际叙述中选择了蛙这样贴着大地的视角，或者他伪装成一个初学写作者给日本作家 写信，这样的叙述为的是真正摆脱全知全能的自以为是的权威性。“我”只是一个初学写作的人，不会写的人。没有对历史的完整规划，只是记忆的历史，而且， “我”最终只能把它戏剧化。
    《蛙》以多种文本的缝合形式，重新建构当代史，它是重构历史叙事的一个启示性的文本。莫言的《蛙》通过多重文本表演，力图逃避强大的历史逻辑，“我”的经 验，“我姑姑”的经验要突显出来。莫言从“我爷爷”、“我奶奶”到“我姑姑”，这是一个深刻的变化，不只是叙述的角度，而且是小说叙事的基础也完全改变 了。“我姑姑”的历史终究是虚空的，不再有家族史的意义。　
    《蛙》最后一部分的戏剧是对前面的叙事文体的重构，它如此大胆地把文本撕裂，让悲剧的历史荒诞化。《蛙》里的叙述人蝌蚪，那是很低很低的叙述，他作为一个 偶然的生命，游走于历史的间隙，或者他只是一只蛙，趴在田地里，看世界与人，他充当了一个编剧者，只能是编织出荒诞杂乱的戏剧。如此低的视角，却胆大妄为 地做出这样的戏剧。莫言在低处运气，像一只蛤蟆在低处运气，这就是老到的自信和胆略！从容而自由、机智且幽默，显示出莫言在小说叙事上的强大能力和不懈的 创新精神。他终究还是要顽强地保持住自己个人的风格，并以此来穿行那些现实的伤痛和人的生存困境。
    很显然，莫言在当代文学研究中是讨论最多，争论也最多的作家。莫言的创作是如此丰富旺盛，任何一项研究都只能捕捉其某方面的特征。作为中国籍作家获得诺贝 尔文学奖的第一人，对莫言展开更为充分全面的研究乃是一个迫切的任务，正因为此，笔者也动了这样的念头，编辑一本莫言研究资料汇编。笔者希望，莫言的获奖 不但给中国文学打了一剂强心针，也将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产生积极作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更大进步或可从更加深入地研究莫言开始。其实早在2005年， 杨杨编选的《莫言研究资料》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2006年，山东文艺出版社又推出孔范今先生编选的《莫言研究资料》，但是两本资料汇编都大致以 2003年为选文的下限。本书为避免重复，主要从2004年以后发表的莫言研究评论文章当中选文，力求反映莫言研究的最近成果，与此前两种《莫言研究资 料》形成互补，共同呈现莫言研究的概貌。
   这里选择的文章，大都出自名家手笔。这并非只是慕名而选，而是因为这些文章都是建立在相当丰厚的学术积累的基础上，显示出文章作者深厚的学养和独到的阐释角度，总能解开莫言作品某方面的神奇之处。
    哈佛大学东亚系的王德威教授早在十几年前就撰有《千言万语，何若莫言》一文对其予以关注，本书此次又选录了他的《狂言流言，巫言莫言——<生死疲 劳>与<巫言>所引起的反思》一文。王德威在文章中将莫言的《生死疲劳》与朱天文的《巫言》放在一起讨论，看似随意，实则大有深意。这 两部在2008年“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终审时对决的作品，一个显然带有宏大叙事的抱负，从人畜六道轮回的观点，写半个世纪以来大陆的农村变 化；一个则退守自我，由一位深情却孤意的女性娓娓诉说生活与创作经验。小说的作者一在大陆，一在台湾，都是当代中文小说界的领衔人物，当然也都各自带有自 己所属的文学史印记。王德威对两部作品的创作动机和得失作出观察，却显然别有怀抱，真正用意在于以这两部小说重新思考“小说”在当代为何物，或者说，是以 这两部作品和文学奖作为“事件”，去探讨两位作家各自承袭的写作渊源和所延伸的谱系，反思当代中文小说的来龙去脉。与任何论者一样，王德威自然也会因其个 人经验和立场观念的限制而难免于论述上有所偏颇，但他独特的视角总是能够提供意想不到的启发。将莫言及其所属的文学谱系与朱天文比较，或许也可以提醒我 们，跳出莫言读莫言，另有一番天地。
    王德威的评论文章总是想象奇异瑰丽，作文行云流水，如信手拈来自成一说；而陈思和的《人畜混杂，阴阳并存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一文与之大异其趣，却同样精 彩耐读。陈文同样讨论《生死疲劳》，以精深的学养和极大的耐心对其进行文本细读。文章开篇就直截了当地指出，在《生死疲劳》当中是用两条生命链建构起西门 家族的兴衰史：轮回隐喻的生命链连接了畜的世界、阴司地府；而血缘延续的生命链连接了人的世界，人世间的社会。小说人畜混杂、阴阳并存的艺术画面正是由两 条生命链的结合而构成，阴司地府在小说文本当中也具主体性，有建设性的意义。对于叙事结构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小说叙事中的种种混乱与缺陷：正是因为小 说中诸多叙述是以动物的视角展开，因而难免粗糙，也难免离题，在粗糙和离题当中莫言其实暗藏深意。作者进而将小说正文前的题词“佛说：生死疲劳，从贪欲 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与正文对照，去揭示莫言如何处理宗教观念和现实认知的关系。作者的细读并非只是为小说寻找艺术上的合法性，相反，他就文本当中的 一个“缝隙”入手，找到了莫言夹在“佛说”宗教箴言与他自身的民间文化之间的矛盾两难。在陈思和看来，矛盾的存在意味着大头儿蓝千岁这一怪胎只是一个过渡 性的形象，《生死疲劳》的叙事和它的叙事形式，都还没有最后完成，但他毕竟凭借对唯美主义的颠覆，有力地打击了道学的假正经和神异性，继续着鲁迅的未竟事 业。
    陈思和有意无意将莫言和鲁迅联系在一起，正和孙郁所见略同。孙郁是鲁迅研究专家，在《莫言，与鲁迅相逢的歌者》一文中，他建构出鲁迅和莫言之间的某种师承 关系。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当代作家都是鲁迅的后辈学徒，几乎没有人能够逃开鲁迅所开创的那些主题。但是将莫言放到鲁迅的影子下讨论，似乎令很多 陈旧的话题有了新的意义。莫言的精神气质其实和鲁迅有相当大的差异，鲁迅是森冷的，让人喘不过气来，而莫言则汪洋恣肆，泥沙俱下。如果说鲁迅对乡村的书写 带有强烈的知识分子批判性，那么莫言更像是一个狂野的农村孩童，以原始的热情和蛮力描述了乡村社会的心理状态和社会状态。但莫言确实也在以他的创作回应着 他一直敬仰的鲁迅。在《欢乐》、《十三步》、《酒国》这些作品中，莫言和鲁迅一样，以强烈的个人精神面对文化沉疴，以冷峻的态度拷问黑暗；在《檀香刑》中 他着意渲染的刽子手心理，更可看做是鲁迅笔下看客心理的重要延伸；而他故事当中神鬼怪异的部分，他文字中张扬不羁的风格，又何尝不和鲁迅心意相通？只是莫 言选择在更为广阔的天地间跟随鲁迅，他代表的不是书斋里的文人，更不是文化精英，而是大地上的千万个农民。莫言和鲁迅的联系究竟有多少，或许是见仁见智的 问题，但我们或可据此爬梳莫言的文学资源，将莫言放置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小传统中去更深入地理解他。
    邱华栋的《故乡、世界与大地的说书人——莫言论》是一篇全面周到而深入细致的作家论。邱华栋本身是小说家、《人民文学》杂志的编辑部主任，同时也常写解读 欧美经典作品的评论文章，见解不凡，这使他兼具作家的文学敏感和学者的理论修养。文章结合莫言生平，详尽回顾了莫言自处女作发表到《蛙》出版之间的文学创 作，几乎对每一部重要作品都作了精彩评论，堪称莫言的简明创作评传。读者可以通过这篇文章，很快对莫言的创作情况有一个总体性的把握。在邱华栋看来，莫言 的小说是从故乡出发，又超越了“故乡”，表述了二十世纪中国人复杂的经验，并传达出中国精神的小说。尤其在晚近的创作中，莫言将洋溢着现代精神的小说新酒 装入某种中国小说的形式外壳当中，创造性地写出了独特的、有着鲜明自我烙印的作品。
    与邱华栋的作家式批评不同，季红真的文章另有一种理论性的意味。在《神话结构的自由置换——试论莫言长篇小说的文体创新》一文中，她试图以神话这一文体形 式的最基本结构为突破口，去理解莫言如何在其小说创作中确立其独特的表达方式。在她看来，泛乡土社会是莫言叙事最基本的视角，也是决定其神话思维的要素。 莫言的视野自由地在历史和现实之间频繁切换，以叙事者的夹叙夹议赋予历史以灵魂，从而使看似荒诞的故事情节揭示出现实的神话性质。莫言以历史题材来建构神 话，又以现实题材来解构当下的神话，在神话与现实的频繁交叉中形成复杂的互见关系，从而昭示了他所着力书写的特殊时代。在莫言的神话结构当中，儿童心理与 想象力是非常重要的，使莫言的神话思维不仅能够借助已有的各种神话及其变体，而且还呈现出神话不断被接受和创生的心理模式。从《透明的红萝卜》到《生死疲 劳》，莫言借助儿童不受约束的独特想象力，使他笔下的神话具有了民族集体无意识的重要价值，以体制外的叙事记忆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乡土中国，尤其是其主体农 民，在现代性进程中的种种遭遇。以儿童心理为胚胎的神话结构，置换在不同的外部形式中，就形成了莫言长篇小说不同的文体形式，使莫言的长篇小说体现了民族 民间原始思维的一般特征，也体现了这个大背景中莫言个人的创造才华。
    张清华始终保持着对莫言的关注，2003年曾发表论莫言的长文《叙述的极限》，这里选编他的《天马的缰绳——论新世纪以来的莫言》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 对2000年以后莫言的《檀香刑》、《四十一炮》和《生死疲劳》等作品所呈现的艺术特征作了系统概括和深入分析。在他看来，莫言早期作品即已着意经营“戏 剧化”的文本结构方式，而新世纪的创作中更延续了这方面的探索。小说强烈的形式意味更有助于浓缩、涵盖和“虚化”其内涵的丰富性，抵达历史深度，避免风险 与肤浅。就莫言创作所依傍的美学资源而言，新世纪的莫言越来越从欧风美雨的西方文学理念转向中国本土寻找滋养，这既表现在其小说中的中国式历史观念，也表 现在其作品的哲学核心，更外在地表现为向中国传统小说技艺的学习。本土化无疑是中国小说的方向，而如何将传统与现代融合，锻炼成为一种民族文化复兴的可 能，却是一个难解的问题。或许莫言已经在用自己的尝试为我们作答。同时，张清华也表示了对莫言近期创作的困惑：莫言晚近的作品中，更多表现出一个成熟作家 追求个人风格和表达私人经验的诉求，而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与集体记忆相疏离，造成了历史叙述的稀释，这或许正是《四十一炮》和《生死疲劳》不如《檀香刑》更 不如《丰乳肥臀》收获那么多掌声的原因。对于具体小说的感受或许见仁见智，但张清华在此提出的小说如何妥善处理集体记忆和个人经验之关系的问题，确实值得 关注。
    旷新年总是有很独特的文学史视野，即使从一部作品切入，也能借此扭住历史的脉络。《莫言的<红高粱>与“新历史小说”》一文即从莫言的写作如 何突破当代文学传统规范的角度重新解读《红高粱》，揭示其革命性意义。文章格外关注《红高粱》这部早期作品，是因为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它既是“寻根文学” 的终结，也被视为“新历史小说”的重要起源和代表作品。《红高粱》中人物的描写方法与当时有关人物性格复杂性的理论探讨存在着密切关联，恰恰反映了当代典 型理论的重要变化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规范的崩溃及其对于创作的影响。《红高粱》与“新历史小说”潮流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们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红旗 谱》为代表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强大规范，构成了明显的对话关系。“新历史小说”取消了对世界的确定解释，不相信能够确定把握世界的真实性，从而使 “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推动历史的革命理想、阶级斗争和历史理性一一崩溃，代之以个人的原始欲望和盲目暴力，以其“情欲化的历史”与“迷宫般的历史”有力 地完成了对“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颠覆和重写。
    《酒国》是莫言的长篇小说中经历比较特殊的一部，刚刚出版的时候反响寥落，并未引起注意，却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杨小滨的长文《盛大的衰颓——重论莫言 的〈酒国〉》，即是对《酒国》的一次颇具力道的充分解读。杨小滨将“颓废”作为解读小说的重要关键词，认为《酒国》首先是对社会文化颓废性的自我反思，莫 言是用创作风格上的颓废性来测量时代精神的颓废，通过观察整个民族都在遭受或享受的内在颓废，来把握社会历史施加于它的外在暴力。就小说而言，根本的颓废 是话语的颓废，莫言在小说中以颓废的话语打造出万花筒般绚丽多彩的场景，这种叙事话语的过剩成为小说修辞上解构力量的决定性因素，使小说的叙事不再居高临 下，而是在过度的修辞或叙事反讽中显示出自身的不足与困境。在莫言的无情反讽中，表现同时表现为对表现的质疑，暴露了表现过程中的裂隙。
虽然 《蛙》为莫言带来了诸多荣誉，但或许因为发表太近，关于它的研究文章并不多见，在少有的几篇当中，管笑笑《发展的悲剧和未完成的救赎——论莫言< 蛙>》一文写得较为饱满和深入；她作为莫言女儿的身份，似乎也有理由让我们相信，她的解读将令我们在最大程度上贴近莫言的意图。文章以姑姑与蝌蚪两 个人物为切入点，以二者共同的知识分子身份为核心展开对小说的分析。在姑姑的年轻时代，她的知识分子身份显然是不被主流社会认同的，这正是姑姑为何格外极 端地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潜在心理根源；但也正是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特征使晚年的姑姑从一个强悍的恶魔变为一个惶惶不安的忏悔者。中国在现代化进程当中必然 要付出的巨大历史代价，由姑姑这个普通的乡村医生，这个最默默无闻的知识分子来承担，但商业时代的到来颠倒了严肃的命题，使姑姑的赎罪永远无法完成。在作 者看来，如果说姑姑代表了知识分子敢于直面历史的一面，尚算是一个无路可走的悲剧英雄，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出现的剧作家“蝌蚪”则相对而言卑微、怯懦，他 的忏悔让我们看到的恰恰是人性灵魂深处的黑暗。作为知识分子，他的赎罪不但苍白无力，而且逐渐竟因私欲沦为商业强权损害他人的帮凶。在管笑笑看来，《蛙》 对于知识分子与历史、人性关系之书写是复杂的，超越了简单的二元对立，它要求我们每一个历史的亲历者从审判席退位，转而重新审视自己。
    本书的压轴之作选了程光炜的《魔幻化、本土化与民间资源——莫言与文学批评》。该篇在诸多文章中显得颇为独特。它并非对莫言作品的评论，而是对评论之评 论。程光炜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莫言的评论做了大致梳理，展示了批评家们如何围绕“魔幻”、“本土化”和“民间资源”三个术语建构起对莫言作品的批评话 语，并结合批评产生时的时代意识、文化气候、文坛意气和批评者自身的个人痕迹，揭示这些批评话语的根源和限度。这篇文章的研究理路实际上与程光炜近年来对 文学史写作的反思一脉相承，研究对莫言的评论，其实是以此为镜，观察第一时间阅读作品并与作家对话的文学批评，如何深刻影响了文学史的写作，成为文学史撰 写者在考虑叙述框架、展开问题和形成定论时可供对话的资源；而与此同时，作家又如何应对文学批评的命名和框定，如何接受批评话语一定程度的改造，又以其创 造力从话语的阴影中突围而出。
    程光炜的文章，亦可提醒我们，在阅读这本资料汇编时，我们同样应对种种批评话语保持谨慎和警惕。
    编者也将自己解读《月光斩》的一篇文章选在其中，以就方家。这是我从发表于2010年第5期《上海社会科学》上的长文《“动刀”：当代小说叙事的暴力美 学》中节选的一部分。试图选取一个“动刀”的独特视角来看莫言短篇小说的艺术手法，并由此看当代小说如何用美学的效果化解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冲突。
  如上所述，本书选文自2004年起，而下限则止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之后批评界对于莫言的评价论述，想必会有所不同，而本书的下限设定，恰恰是 希望避开有意无意的后见之明。相信这里编选的文章也可以说明：诺奖对于莫言恰如其分，莫言对于中国当代文坛和对于文学史的重要性，早有定论。除了研究评论 文章之外，我们也编选了莫言本人2004年之后的几篇创作谈和访谈，希望以这样的方式让莫言自己说话，表达对于文学和世界的理解。
    因阅读范围和能力所限，本书难免有遗珠之憾，望读者与同行批评指正。
    这里要感谢华夏出版社，能鼎力支持出版这部文集，这完全是出于对中国文学的一份热爱和责任。尤其要感谢责任编辑高苏，他几乎是在莫言获奖的第一时间，迅速 做出反应，与我联系要编选这样的一部研究文集。只是我近来杂事缠身，拖至现在才完成选编工作。好在有我的博士生丛治辰和何瑛竭力帮助，他们搜集了大量材 料，我们一起研究，反复甄选。他们付出了辛劳工作，才有现在的成果。在此一并致谢！
                                                                  　　　　　　　　　　　　　　　　　　　　　　　　　   2012年11月19日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