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田野概念的恰当分解和聚合，对过去和现在的田野思想进行了深刻而有刺激性的研究和探讨，指出了人类学作为一个概念和一个成长中的学科要努力的方向。全书内容尽管有着直接的、尖锐的批评，但仍不失为是建设性，故此它是真诚关心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者们必读的。

   

 

在它自认为对于田野概念的恰当的分解和聚合过程中，它是成功的、引人入胜的，在社会科学中间长时期的民族志标准中……它对我们关于目前和将来人类学的方法和文化战略的发展形成挑战。对于任何一个真诚关心民族学和它的继承者的人来说。这本书是必读的。 
                                                                ——约翰·柯莫诺夫，芝加哥大学
对人类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贡献……更为重要的是，尽管批评是直接的、尖锐的，这本书的调子仍然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或者说是破坏建设性的。 
                                                                ——约翰·维森特，巴纳德大学
通过他们对过去和现在的田野思想的深刻的和有刺激性审查，这本书的贡献之处在于它指出了人类作为一个概念和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学科努力的方向。我们通常将在争论下一步应该如何的时候参考《人类学定位》这本书。 
                                                                ——乌尔夫·汉纳兹，跨国关系研究写作者
古塔和弗格林这本及时而重要的编著应该被广泛阅读和鉴赏。 
                                                                ——切利·奥特纳，哥伦比亚大学

    帕萨洛在纽约城流浪者的研究（第八章）提出了相关的问题。像维斯顿一样，她报告了研究流浪者的生活所遇到的怀疑主义，她“自己”社会里的临时人口可以构成 “真正的田野工作”。好心的指导老师让她采用一种本土化的社区研究模式（“那个家庭居所听起来很迷人。为什么不待在那里做它的民族志呢?”），甚至为人们 （流浪者）想象一个稳定的地域社区，这些人首先被认为是流动的、边缘性的和缺乏稳定“家”的。帕萨洛生动地报道说，“我常常感到，如果我发现流浪者中的某 种秘密交流系统，如20世纪早期流浪者的暗语，不同学科的询问者可能最高兴”，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已经发现一种可以将自己融入其中的合适的“次文化”。 但是，帕萨洛抵制了建构“一个无家”的村落的诱惑，而发展出一种具有创新性的混合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包括许多“能够沿着参与观察者的连续统 （participant-observer continuum）在可变点提供位置的地点”。把不同“田野调查”的地点和类型与各种自愿者和进行宣传的工作结合起来便为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成功的方 法论策略，如果不是非正统的，这种对无家可归者困境的研究就不会产生强有力的、令人惊讶的洞见（参见Passaro，1996）。
    在第四章，马尔基讨论了一种不同的方法，即在方法论上要求我们的研究重塑“田野”。在坦桑尼亚的胡突（Hutu）难民的研究中，她对田野调查传统通常提倡 的一大优点提出了质疑，即对普通的、每天的和日常活动的关注。如她指出的那样，这种关注往往会转移她的注意力，从而忽视她所研究的难民最关心的事情——使 他们成为难民的特别的异常事件，以及他们在难民集中营里生活的非典型的临时境况。她观察到，人类学与新闻学之间的劳动分工使所有大型的特别事件成为新闻记 者发掘的“故事”，而人类学家则适宜于长期在“田野点”从事调查，去发现那些持久性的、普通的、每日发生的事件。她提出的问题是，引导人类学观察单一的、 异常的、特殊的事件将会意味着什么?什么类型的田野调查适合于研究在这类事件造成的后果中形成的“记忆的社区”?她认为有可能确定一种不同于地理的“田野 地点”的一般“人类学调查”的承诺（engage-ment）。
    在第三章，玛丽·德舍纳关注的问题是田野调查和历史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学接受和评价通过档案研究获取知识的途径。正如她所指出的那样，在人类学中，历史资 料普遍被视作是“真正田野调查”的补充，但是，如果历史资料开始登上中心舞台，就会引起相当的不安。玛丽·德舍纳认为，无论这两种获取知识的方式实际上有 多么大的差异，都需要我们认真地把它们与扼守基于田野调查的知识一定会比其他类型的知识更真实或更直接的神话区分开来。她还提出了多地点民族志的问题—— 民族志方法怎样才能适宜于研究空间上疏散的（dispersed）现象（参见Marcus，1995；Hastrup andOlwig，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