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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世界的经济学家——累计销量超过200万册,西方2000年经济学经典思想精粹,美国大学经济学专业必读书

作者:(美)罗伯特•海尔布罗纳 著

译者:陈小白

ISBN:9787508085869

出版时间:2016-01-01

开 本:16开 170*240  页数:270页

定价:¥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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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详情

  本书讲述的是西方经济思想的缘起和演进。
  作者以时间为轴,以经济思想为纲,选择摘取西方最具代表性的经济学家(从亚里斯多德、托马斯•孟、亚当•斯密……到马克思、凯恩斯、熊皮特等)著作的原文精要,这些原著涵盖《国富论》、《政治经济学原理》、《人口原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使读者能够清晰地看出经济思想演变的来龙去脉,让那些世俗哲学家“现身说法”,然后配以精彩的评论,引导读者领略和把握真实的思想。
  是一部包罗一切的将经济思想大师们的工作条理化的经济史。
  通读这部作品,读者不仅可以短时间内了解那些影响世界进程的经济学家的精粹,更可把握西方经济史的脉络和发展方向,从而为当今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思路和方法。
  美国各大学经济学专业的必读入门教科书。

章节目录

序 1
一  最早期的经济思想 1
圣经 3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 6
圣·托马斯·阿奎那(1224-1274年) 10
二  商业革命 13
简介 15
伯纳德·曼德维尔(1670-1733年) 16
托马斯·孟(1571-1641年) 22
理查德·坎蒂隆(1680-1734年) 26
弗朗西瓦·魁奈(1694-1774年) 31
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1727-1781年) 37
三  古典经济学家 47
亚当·斯密(1723-1790年) 49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1766-1834年)和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 86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1806-1873年) 103
四  卡尔·马克思 127
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 129
五  边际主义者 155
杰里米·边沁(1748-1832年) 157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1835-1882年) 164
莱昂·瓦尔拉斯(1834-1910年) 172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42-1924年) 179
六  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家 193
托斯丹·邦德·凡勃伦(1857-1929年) 195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年) 207
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1883-1950年) 233

跋 260
思想的力量——译后记

作者简介

        罗伯特•海尔布罗纳(1919-2005),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美国社会研究所终身教授。1940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当他还是哈佛大学的一名研究生时,就因写作《世俗的经济学家》而一举成名,该书成为美国各大学经济学的超级畅销入门读物,累计销售超过300万册。主要著作还有:《改变世界的经济学家》、《经济社会的根源》、《未来的愿景》、《资本主义的本质和逻辑》等二十余部。

编辑推荐

  本书是超级常销书《世俗的哲学家》的姊妹篇,作者靠它一举成名。
  美国各大学经济学专业的必读入门教科书。
     摘取上至《圣经》、亚当•斯密《国富论》、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马尔萨斯《人口原理》、马克思《资本论》、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二十多位著名经济学家原著的精要。
  通读这部作品,不仅可以短时间内了解那些影响世界进程的经济学家的精粹,更可把握西方经济史的脉络和发展方向。

媒体推荐

  如果有一本经济书回应了人们迫切需要了解的经济问题的话,那么一定是这本书。这里有所有大众读者想知道的经济知识。
                                           ——《泰晤士报》


  本书是由一位拥有化繁为简这个少有的才能的人写成的,本书还体现了这位朝气蓬勃的作者的强烈活力和高超的写作技巧。
                                           ——《纽约时报》

  通读这部作品,读者不仅可以短时间内了解那些影响世界进程的经济学家的精粹,更可把握西方经济史的脉络和发展方向,从而为当今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思路和方法。
                                              ——译者

  畅销书《世俗哲学家》的作者罗伯特·海尔布罗纳,在这里提供了一个有关“世俗哲学家们”的亲笔著作的读物纲要。其选文范围从最早期的经济思想,到诸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托马斯·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类让人景仰、叹为观止的作品。自许为“一名讲解员,而不是编撰者”,他带领读者充分领略这些核心经济学观点。

  “这本深入浅出的指南,采用‘经济学在本质上跟社会政治密不可分’的思想,从伟大的经济学家们具有重大影响的著作中精选原文,并配以精彩的评论。堪为受人欢迎的进修课程。”

     被《推荐书目》杂志评选为“1996年度编辑推荐图书”,同时被《选择》杂志评选为“杰出的学术图书”。海尔布罗纳先生的《21世纪的资本主义》是《纽约时报》评为值得关注的图书,也是 “财富图书俱乐部”的推荐图书。
 

书摘插图


  罗伯特•海尔布罗纳

  四十多年前,我还是一名研究生,在无知者无畏——我曾经描述为只有研究生才具有这种既自负又无知——的情况下,便着手撰写经济思想演进史,我希望其标题是朗朗上口的《世俗哲学家》。我当时并不知道,爱德华·吉本在其经典著作《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中,已经使用了这一模一样的字眼,来描述罗马帝国中寻求对早期基督教神父有关修来世的建议进行反击的最高权力顾问们,而非经济学家——那时候还没有经济学家的踪影呢。[]不论是由于标题的缘故,还是因为它填补了某个缺口,我的那本书确实找到了销路,而且一直到今天都为人使用,真是老天保佑。    它出版后的四十年来已有若干个版本,我一直在更新书中的内容,但是有一项主要的修订始终没有触及。这就是找到一个办法,把那些对经济思想的兴起和更替感兴趣的读者,引向这些大经济学家们的亲笔著作。这也是我希望在这本新书中要实现的目标、本书尽管显然跟其已届中年的父本有联系,却自有根基,独立成篇,因为它以不同的方式介绍经济学先驱们的思想——即,让这些世俗哲学家“现身”说法。“真货”无替代品,世事往往如此。
  为了便于驾驭这项任务,我对他们的文字采用了两项自由的做法。首先是大大限制这门学科的代言人数量。在近期权威的经济学综述中[],其贡献颇值得一书的经济学家接近一千名,我没有这样做,只是选取了不到二十位来代表它的历史轨迹。这就要求把注意力集中在少许关键人物身上,譬如亚当·斯密、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卡尔·马克思、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及另外屈指可数的几个人,而其他的代表性人物,其中的一些虽然在本学科赫赫有名,也只用数页篇幅予以打发,甚至于完全略过。这是因为,我感兴趣的是提供一种概览而非一览表,一本可供实际阅读的书,而不是注定会多少永远束之高阁的著作。还应该提及,我的这个限制可被读到的代言人的决定,使本书能够以约翰 梅纳德 凯恩斯和约瑟夫 熊彼特结笔。这也免除了我在当今许多广为人知、但其历史性贡献尚有待时间检验的经济学家中间进行选择这一令人反感的任务。我们拥有的一流分析家数以十计,尘世哲人却难以寻觅。
  我的第二项自由随第一项而来。我允许自己自由地充当一名讲解员,而不只是编撰者——不论是在事前还是事后,追着每一位作者,求他指出我精选出的语句的意义,就是在其作品的每个部分之间也并非不常这样做。我希望这些插入语能够充当阿里阿德涅之线,帮助读者——不论他或她是蜻蜓点水地浏览还是系统地阅读本书——找到所需的主题,把那些对于那演进中的更大经济思想主体而言其意义也许不那么明显的思想关联并统一起来。然而,我只是作为画廊导游而非代言人出现。本书中的作者们都是大经济学家,这规模宏大的叙事是他们的,而不是我的。
     此外,我应该强调,书中的节录不费吹灰之力便能以小见大,展现其作者的全部成就。我还撇开了他们文本的许多部分——其中一些本身就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因为我不认为它们适合进入也许可被称为的经济思想大图景之中。可见,我选择节录的首要标准是,我奉献出的东西有重要意义,并对读者产生足够的内在兴趣,从而把一些读者吸引到一个苛刻得多的任务上,即,当他们看到节录时,有兴趣对原书探究一番。因此我的希望是,我的两本书合在一起,将以任何单一的一本书都不能完成的方式帮助增进对经济学的理解。
     其次是非常重要的感谢语。我的同事威廉·米尔伯格和杰森·赫克特以关爱之心阅读了手稿,既给予了鼓励也提出了批评,这些都是不可缺少的。我其余的感谢语要稍微解释一下。当我完成《世俗哲人》[]译注一书时,我对书名若有所失。正如我在该书的最后一个版本中所讲述的:

  我很清楚,“经济学”一词已经没有任何票房价值,于是我苦心孤诣地寻找一个替代物。一个……至关重要的午餐是和《哈珀》杂志编辑弗里德里克 刘易斯 阿兰共进的。我给他写过几篇文章,他对我友善之至并帮助极大。我向他诉说了给书命名的踌躇 ,告诉他我想把书名定为“金钱哲学家”,虽然我也知道,“金钱”一词不太恰当。他说,“你的意思是‘世俗的’吧”。我说,“这顿午餐我买单”。

     相当类似的一幕在本书尚处于打字稿的时候发生了。当时我和一个老朋友正共进午餐,我对他说我正在考虑将书命名为《来自世俗哲理的教训》,但对于“教训”一词不太有把握。他说,“你的意思是‘教导’吧”。于是我告诉他这午餐我买单。我买了单,但我并没有提及,我当时已经知道献词页上该署谁的名字。

                                           罗伯特·海尔布罗纳

书摘:

亚当·斯密
(1723-1790年)

     我们先以寥寥数语谈一谈斯密的生平,但不是富有情节的那种。亚当·斯密出生于苏格兰的一个小镇寇克卡迪,在当时还是半野蛮状态的农村长大,尽管爱丁堡是一群杰出的一流智者的家园,其中的大卫·休谟,也许是英国最伟大的哲学家。斯密很快展露了他本人的学术才能,并被授予了去牛津学院求学的奖学金。在那里,他以孤独的阅读度过了那段时光——当时,牛津没有什么正式的教学,实际上,斯密有一次几乎被学校开除,原因是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了一本大卫·休谟的《人性论》。
     回到苏格兰后,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谋得了一份教职,并于1859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该书给人留下了相当的印象,并使斯密的小型半身塑像出现在书店的橱窗里。更重要的是,它为斯密赢得了一份邀请,作为布克卢公爵年轻的儿子到欧洲旅行的私人陪伴。斯密在巴黎见到了魁奈,并开始了一部严肃著作的撰写工作,该书后来成了他的代表作《国富论》。当《国富论》于1776年面世时,休谟写道:“好!太棒了!亲爱的斯密先生,我对您的工作极为满意!”后来,当斯密被授予一个使他有了财务保障的闲职时,休谟再次给他去信:

亲爱的先生:

     在各色稀奇古怪的报道——它们在这座大城市每天都在传阅——中,我今天读到的一篇是如此的出色,以致我都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的赞美。我读到,苏格兰海关税务司长一职被授予了一位哲人,这位哲人为了他本人的荣耀,为了人类的利益,通过那部关于贸易和收入之大目标的专著照亮了这个世界。它堪称任何时代或任何国家迄今出版的一部最深刻和最系统的著作。但是,当我被告知那位哲人是您这位非凡的朋友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压抑不住地【原文如此】倾向于相信,我最真诚地希望和渴望的东西。[ 《亚当·斯密通信集》,欧内斯特·坎贝尔·莫斯纳和伊恩·辛普森·罗斯编,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年,第228页。]

  斯密于1790去世,埋葬之处竖着一块简易的墓碑,上面写着:“这里躺着的是《国富论》的作者。”
     人人皆知,亚当·斯密在经济思想的发展中是一个中枢性的和超群的人物。准确地说,他对经济学的贡献并不那么妇孺皆知,他在道德上对自己所分析的社会秩序的赞美也是如此——这秩序我们后来称之为前工业化资本主义,斯密称之为具有完美自由的社会,资本主义一词当时尚未造出——该词直到《国富论》出版一百年之后才出现。
     关于这种评价,有两件事给我们留下了印象。首先,“完美自由”一词暗示,早期资本主义最吸引斯密注意的属性是政治的而非经济的。斯密赞美的是,社会成员追求其本人不受约束地所选择的目标的自由。这种定位的中心地位在我们将它与他那个时代另一位评论家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1766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探究》一书相相比较时,显露得最为清楚。斯图亚特在其著作中多次宣告的政治主题是这样的:

     对于政治家来说,治理社会并是每一个人致力于按某个计划行事的最佳方式,是形成一个尽可能与每个个人的利益相一致的行政管理体系,而决不可根据私人利益之外的任何其他原理,自以为是地认为他的人民会被一般地引导到在纯粹有关大众的事务方面采取行动。[ 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政治经济学原理探究》,安德鲁·斯金纳编,爱丁堡及伦敦,1966年,第143页。]

     “政治家”体现了斯图亚特的一般信念,即经济的增长和分配必须付托于强大的政府指导,而非看似不协调的和不可预料的个人强化力量。斯密对这个观点的想法,可从他在《国富论》中对斯图亚特的处理显现出来:他从未提到他。
     其次,斯密对一个完美自由的社会中经济引擎的评价,并不是包含纯钦佩的那种。虽然认可并赞扬了一个由私人财富动机所驱动的社会中的生产性原动力,但对于这个动力源泉——即积聚财富的动力,斯密却远远不是一个不加批判的赞赏者。当我们阅读从那两本使他声名远扬的著作中节选的文字时,我们将会看到,斯密始终是一位哲人,而决非纯粹的宣传者。
     我们先从《道德情操论》[ 我使用的是牛津大学出版社钦定版,D. D. 拉斐尔和A. L. 麦克菲编辑,1976年。为便于阅读,我添加了少许斜体字的侧标题,和每段开头的空格。想获取更易于得到的紧凑版的读者,可查阅我本人的《亚当·斯密作品精粹》,纽约:W. W. 诺顿出版社,1986年。](1759年)开始,不仅仅因为它先于《国富论》,而且是由于它奠定了第二本书所依据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人的行为,更确切地说是决定大量行为的内在情感(同情心),不只是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而且也包括在运用一种在完美自由的社会中具有重大意义的激情时的行为——即,想方设法地赚钱。
     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我们可以自由地按自己的意志行动。那么什么能使我们免于混乱和无序呢?答案就是,同情心——我们可称之为移情作用——引起我们调整自己的行为,使之与现行的规范相一致。然而,慢慢地,我们开始寻求一种比外在世界的要求更高的认可度。这就是内在自我中对一种高要求的判断的认可,斯密把这内在自我称之为“公正的旁观者”。我们将它称之为对我们良心的认可;如果愿意,也可称之为对我们超我的认可。
     我将再次扮演一名讲解员的角色,在下面各章之前或之后——偶尔会在章节的中间——插入几句指导性的或强调性的话,不过,我再次以几句指导语作为开始。斯密的风格是从容不迫的,带有少许说教,用日常生活中的例证加以阐述。这也许有助于人们记住这些用语原来是向青少年学生听众讲述的讲稿。尽管它们并不是为休闲阅读而作,但我相信它们会给人留下恒久的印象——这个评语虽然来自18世纪50年代,但在当下仍是显而易见的。
                      《道德情操论》
                  第一卷第一篇第一章
                     论同情
 
     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我们常为他人的悲哀而感伤,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不需要用什么实例来证明。这种情感同人性中所有其他的原始感情一样,决不只是品行高尚的人才具备,虽然他们在这方面的感受可能最敏锐。最大的恶棍,极其严重地违犯社会法律的人,也不会全然丧失同情心。
     由于我们对别人的感受没有直接经验,所以除了设身处地的想象外,我们无法知道别人的感受。当我们的兄弟在受拷问时,只要我们自己自由自在,我们的感觉就不会告诉我们他所遭受的痛苦。它们决不、也决不可能超越我们自身所能感受的范围,只有借助想象,我们才能形成有关我们兄弟感觉的概念。这种想象力也不能以另外的方式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它只能告诉我们,如果身临其境的话,我们将会有什么感觉。我们的想象所模拟的,只是我们自己的感官的印象,而不是我们兄弟的感官的印象。通过想象,我们设身处地地想到自己忍受着所有同样的痛苦,我们似乎进入了他的躯体,在一定程度上同他像是一个人,因而形成关于他的感觉的某些想法,甚至体会到一些虽然程度较轻,但不是完全不同的感受。……
     如果认为这还不够清楚的话,那么大量明显的观察可以证实,正是由于我们对别人的痛苦抱有同情,即设身处地地想象受难者的痛苦,我们才能设想受难者的感受或者受难者的感受的影响。当我们看到对准另一个人的腿或手臂的一击将要落下来的时候,我们会本能地缩回自己的腿或手臂;当这一击真的落下来时,我们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感觉到它,并像受难者那样受到伤害。当观众凝视松弛的绳索上的舞蹈者时,随着舞蹈者扭动身体来平衡自己,他们也会不自觉地扭动自己的身体,因为他们感到如果自己处在对方的境况下也必须这样做。性格脆弱和体质羸弱的人抱怨说,当他们看到街上的乞丐暴露在外的疮肿时,自己身上的相应部位也会产生一种搔痒或不适之感。因为那种厌恶之情来自他们对自己可能受苦的想象,所以如果他们真的成了自己所看到的可怜人,并且在自己身体的特定部位受到同样痛苦的影响的话,那么,他们对那些可怜人的病痛抱有的厌恶之情会在自身特定的部位产生比其它任何部位更为强烈的影响。……

【怜悯和体恤】
     “怜悯”和“体恤”是我们用来对别人的悲伤表示同感的词。“同情”,虽然原意也许与前两者相同,然而现在用来表示我们对任何一种激情的同感也未尝不可。
     在某些场合,同情似乎只来自对别人一定情绪的观察。激情在某些场合似乎可以在转瞬间从一个人身上感染到另一个人身上,并且在知道什么东西使主要当事人产生这种激情之前就感染他人。例如,在一个人的脸色或姿态中强烈地表现出来的悲伤或快活,马上可以在旁观者心中引起某种程度相似的痛苦或欣喜之情。一张笑脸令人赏心悦目;悲苦的面容则总是令人伤感。
     然而并非情况总是这样,或并非每一种激情都是如此。有一些激情的表露,在我们获悉它由以产生的事情之前,引起的不是同情,反而是厌恶和反感。发怒者的狂暴行为,很可能激怒我们去反对他本人而不是他的敌人。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发怒的原因,所以也就不会体谅他的处境,也不会想象到任何类似于它所激发的激情的东西。但是,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对其发怒的那些人的情况,以及后者由于对方如此激怒而可能遭受的伤害。因此,我们容易同情后者的恐惧或忿恨,并立即打算同他们一起反对使他们面临危险的那个发怒者。
     倘若正是这些悲伤或高兴的表情使我们产生一定程度的相似情绪,这是由于这些表情使我们心中浮起有关落在我们所看到的人头上的好的或坏的命运的一般念头;由于这些激情足以使我们有所感动。悲伤或高兴只影响感觉到那些情绪的人,它们的表露不像愤恨的表情那样能使我们心中浮起有关我们所关心的任何他人以及其利益同他对立的人的念头。因此,有关好的或坏的命运的一般念头会引起我们对遭遇这种命运的人的某种关切;而有关暴怒的一般念头却激不起我们对被触怒的人的任何同情。天性似乎教导我们更为反对去体谅这种激情。在知道发怒的原因之前,我们对此都是打算加以反对的。
     甚至在知道别人悲伤或高兴的原因之前,我们对它们的同情也总是很不充分的。很明显,一般的恸哭除了受难者的极度痛苦之外并没有表示什么,它在我们身上引起的与其说是真正的同情,毋宁说是探究对方处境的好奇心以及对他表示同情的某种意向。我们首先提出的问题是:你怎么啦?在这个问题得到解答之前,虽然我们会因有关他不幸的模糊念头而感到不安,并为弄清楚对方的不幸遭遇而折磨自己,但是我们的同情仍然是无足轻重的。

【我们如何相互判断】
     因此,同情与其说是因为看到对方的激情而产生的,不如说是因为看到激发这种激情的境况而产生的。我们有时会同情别人,这种激情对方自己似乎全然不会感到,这是因为,当我们设身处地地设想时,它就会因这种设想而从我们自己的心中产生,然而它并不因现实而从他的心中产生。我们为别人的无耻和粗鲁而感到羞耻,虽然他似乎不了解自己的行为不合宜;这是因为我们不能不因自己做出如此荒唐的行为而感到窘迫。……
     近年来,哲学家们主要考察了感情的意向,很少注意到感情跟激起它们的原因之间的关系。可是,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判断某人的行为和导致这种行为的情感时,往往是从上述两个方面来考虑的。当我们责备别人过分的爱、悲伤和愤恨时,我们不仅考虑它们往往产生的破坏性后果,而且还考虑激起它们的那些微小原因。或许,他所喜爱的人并非如此伟大,他的不幸并非如此可怕,惹他生气的事并非如此严重,以致能证明某种激情如此强烈是有道理的。但假如引起某种激情的原因从各方面来说与它都是相称的,我们就会迁就或可能赞同他的激烈情绪。
     当我们以这种方式,来判断任何感情与激起它们的原因是否相称的时候,除了它们和我们自己的一致的感情之外,几乎不可能利用其他的规则或标准。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就会发现它所引起的情感跟我们的情感吻合一致,由于跟激起它们的客观对象相符相称,我们就自然赞同这些感情;反之,由于过分和不相称,我们就自然不会对此表示赞成。
     一个人的各种官能是用来判断他人相同官能的尺度。我用我的视觉来判断你的视觉,用我的听觉来判断你的听觉,用我的理智来判断你的理智,用我的愤恨来判断你的愤恨,用我的爱来判断你的爱。我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方法来判断它们。
————
  这些富有魅力的观察服务于一个重要的目的。它们提醒我们,斯密不是在该词某种平和的、情操的涵义中寻求“同情”的根源,而是作为一个意指我们对许多种行为和感情——不论是声名狼藉的还是无可指摘的——的理解能力的术语。这导致他进入了一种相当狼狈的处境——即,如何证明那种引起诸圣经作者、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所蔑视的积聚财富动力是合理的。
     与他们颇为相像,斯密对于从致富动力本身来考虑的致富动力的道德基础,他是不安的,因而在对这种动力作出合适的评价,而认为在贪婪扮演至关重要角色的社会中应该具有这种动力方面,他陷入了一种尴尬的位置。在《道德情操论》第六版中,他的不安变得越来越清晰可见,尽管他总是能够凭借两个拯救信念从一种站不住脚的位置上脱身:其一,在危机时刻,我们能够考虑到自利观之外的情操;其二,完美自由社会中的这些微观动机最终能够由它们所导致的结果来补偿。
     在下面选自第二卷第二、三两章的节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直言不讳地描述了因被诱惑去羡慕有钱有势的人而引起的“我们道德情操的败坏”。在其后的节录中,我们将读到针对这种状况的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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