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欢迎来到华夏出版社!请登录 免费注册
帮助加入收藏
热门搜索: 九型人格 | 育儿 | 孤独症 | 哲学 | 康复

  • 图书
  • 系列
图书资讯 | 活动预告 | 最新上架 | 重点推荐 | 精彩书评 | 套书展示 | 在线阅读

陈其泰史学萃编(精装共九卷)(曾受教陈寅恪弟子刘节先生、师从史学大家白寿彝先生,八旬长者士人风范薪火相传,三十余年治学菁华今朝问世)

作者:陈其泰 著

ISBN:

出版时间:2018-05-01

开 本:16开 155×230  页数:3500页

定价:¥680

已有0人评价,查看评论

我要买 - +  本

暂无库存

分享到:0

图书详情

  《陈其泰史学萃编》全书共九卷,约300万字,包括《学术史沉思录》《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历史编纂与民族精神》《史学与民族精神》《清代春秋公羊学通论》《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再建丰碑——班固与<汉书>》《梁启超评传》《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全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和重大创新。

章节目录

梁启超评传
第一章 南国英才
(一) 家世和启蒙教育
(二) 学海堂的高材生
(三) 南海潮音撼心弦
(四) 万木草堂师生情
第二章 维新变法的领袖人物
(一) 为变法图强奔走呼号
(二) 天才宣传家
(三) 时务学堂总教习
(四) 戊戌维新高潮及其失败
第三章 启蒙的华彩乐章
(一) 启蒙思想家的卓越贡献
(二) 批判封建专制
(三) 剖析国民性弱点 力倡新民之说
(四) 传播西方近代思想文化
(五) 倡导“诗界革命” 和“小说界革命”
第四章 “史界革命”: 宣告旧史时代的终结
(一) 《新史学》的划时代意义
(二)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非凡气魄
(三) 当代史述·人物传记·亡国史鉴
(四) 推进外国史领域的研究
(五) 比较研究的尝试
第五章 九曲回澜归依著述
(一) 十一载风雨路途
(二) 策划讨袁 建立殊勋
(三) 专心著述的晚年
第六章 恢宏渊博: 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发扬
(一) 恢宏的风格
(二) 论清学史的两部名著
(三) 建构史学理论体系
(四) 多层面、多格调的先秦史研究
(五) 文化史开山之作
(六) 文献学领域的非凡建树
增订篇目
一、梁启超的学术风范和爱国情怀
二、理性主义对待“排满” 与近代民族理论体系的初步构建
三、梁启超晚年的文化自觉: 《欧游心影录》的思想价值
四、梁启超生平著述年表

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
总论 中国近代史学发展趋势
近代史学:跨世纪的历程
近代史家对传统史学的批判继承
近代史家对通史体例的探求

上编 19世纪的中国近代史学
龚自珍的社会历史观
《圣武记》对清代盛衰的探索
魏源与鸦片战争史
魏源与中西文化撞击
徐继畬《瀛寰志略》的价值
近代爱国史家夏燮
《海国图志》《日本国志》比较
黄遵宪的中西文化观
黄遵宪与客家研究
《人境庐诗草》与近代文化觉醒
 
下编 20世纪的中国近代史学
梁启超: 近代学术文化的开拓者
夏曾佑与通史撰著
20世纪初宣传革命的历史思想
陈寅恪治史风格
陈垣学术思想的升华
郭沫若史学的时代精神
范文澜: 从国学向唯物史观的跨越
侯外庐学术的特色

增订篇目
龚自珍: 锻造新的哲学武器
张穆的经世学风与《蒙古游牧记》的撰著
何秋涛《朔方备乘》的著史宗旨和史学价值
黄遵宪文化思想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 的形成及其意义
陈垣: 宗教史的开山之作
胡适: 《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新范式
民国初年历史观领域的新变革
“民族—文化” 观念与傅斯年、陈寅恪治史
陈寅恪治史风格续议

再建丰碑:班固与《汉书》
引言: 修史风波
第一章 家世和家学
一、边地豪富, 儒学世家
二、班彪: 才高而好述作
第二章 潜心著史…
一、从私撰到受诏
二、二十五年心血的结晶
三、晚年际遇与班昭续史
第三章 创立新的构史体系
一、走出巨人的身影
二、强盛的国力是创造的源泉
三、时代召唤“汉书” 出世
第四章 对抗神学浊流
一、鬼神与人事之争
二、面对神学浊流
第五章 一代兴亡的历史画卷
一、开国和上升
二、鼎盛时代
三、中兴和衰亡
第六章 宏富的蕴涵 严密的体例
一、继起者的劳绩
二、反映广泛的社会生活
三、严密合理的体例
第七章 进步史识和时代印记
一、弘扬实录精神
二、观察历史变局
三、为“狂狷之士” 立传, 怒斥禄利之儒
四、卓越的人才观
五、关注民生疾苦, 主张民族和好
六、正宗思想的印记
第八章 学术文化的瑰宝
一、宝贵的文献
二、开法制史之先河
三、对经济活动的重视
四、地理沿革和水利工程
五、学术史的雏形
第九章 在历史长河中
一、史坛丰碑
二、“汉书学” 大兴
三、走出低谷

    清代春秋公羊学通论
引 言: 经学史上壮观的夕照
第一章 一份独特的哲学遗产
一、《公羊传》: 对《春秋经》“微言大义” 的阐释
二、董仲舒与公羊学的形成
三、何休对公羊家法的总结
第二章 复兴序幕的揭起
一、千年消沉和赵汸著书
二、庄存与: 清代公羊学的开创者
三、庄存与对“微言大义” 说的推进
四、孔广森的著述及其误区
第三章 张大旗帜
一、刘逢禄: 重理公羊学的统绪
二、造端宏大, 奠定基础
三、刘逢禄公羊学说的二重性
四、凌曙和陈立
第四章 清代公羊学说的巨大飞跃(上)
一、清代学术思想的分水岭
二、龚自珍的思想轨迹
三、公羊三世说与龚自珍古代社会史观
四、龚自珍的强烈批判精神
第五章 清代公羊学说的巨大飞跃(下)
一、魏源的今文学著作
二、经世学风和魏源的社会改革思想
三、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先驱人物
第六章 维新运动的思想武器
一、廖平与晚清今文学
二、康有为今文学观点的确立
三、时代狂飙: 《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四、容纳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之公羊新学说
第七章 公羊学与晚清新学
一、晚清公羊学大盛的双层意义
二、公羊学与进化论的传播
三、公羊学与“新史学” 思潮

    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
叙篇 文化视角·比较研究
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
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
传统史学确立期和转变期比较
上篇 传统史学的确立与文化问题
孔子与中国史学传统
《左传》的史学成就和民本思想
“过秦” 和“宣汉”: 两汉时代精神之体现
司马迁和孔子: 两位文化巨人的学术关联
《史记》久远生命力的奥蕴
司马迁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
《春秋》与西汉社会生活
《汉书》历史地位再评价
公羊历史哲学的形成和发展
下篇 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与文化问题
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
全祖望对清代学术的贡献
王鸣盛史学: 朴学家的理性探求
钱大昕治史的特色
《文史通义》: 传统史学后期的理论探索
崔述古史新说及其价值观
龚自珍与传统文化的转折
近代史开端时期史坛的新风气
《日本国志》的时代价值
黄遵宪与儒学
进化论传播与近代史学的产生

历史编纂与民族精神
上 篇
构建中国历史编纂学学科体系的思考
编纂思想: 推进中国历史编纂学研究的关键环节
中国古代设馆修史功过得失略论
设馆修史与中华文化的传承
设馆修史与历史资料的丰厚储存
历史编纂的理论自觉: 《史通》《文史通义》比较研究略论
晚清典志体史学名著的时代特色
20 世纪中国史家探索史学民族风格成就举要
白寿彝先生与中国历史编纂学
纂修大型《清史》宜采用新体
下 篇
关于“民族精神” 内涵的理论思考
民族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的发展
论民族精神的成因
论民族精神的功能
中华民族精神在汉代的发展
《史记》与中华民族凝聚力
对清代多民族统一局面的及时总结
民族危机刺激下近代历史文化认同面临的紧迫课题
晚清历史文化认同的新格局
辛亥革命的思想动员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
陈垣与抗战时期爱国主义史学

史学与民族精神

史学传统与民族精神
历史的规律性与历史的丰富性
超越单纯考证尺度的局限
历史编撰与创新精神
传统·近代·当代
20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
上 编
《左传》在传统史学上的地位
《左传》为古代史学树立的范例
汉初史论的时代色彩和主要成就
司马迁对历史发展趋势的卓识
司马迁价值观与儒学
对《汉书》十志的总体考察
两汉之际阴阳五行说和谶纬说的演变
今文公羊学说的独具风格和历史命运
中 编
苏颂的学术成就和治学精神
谈迁与《国榷》
马骕的史学成就
钱大昕:历史考证的精良方法及其影响
钱大昕与元史学
《廿二史劄记》:乾嘉学术创造性思维的出色成果
嘉道时期学术风气的新旧推移
下 编
龚自珍、魏源的学术风格
黄遵宪的近代开放意识
梁启超与中国史学的近代化
章太炎对近代史学的贡献与局限
“古史辨派”的兴起及其评价问题

学术史沉思录
上篇 学术史探索
董仲舒春秋公羊学说的理论体系
论章学诚对历史哲学的探索
公羊家法与清代今文学复兴之统绪
龚自珍与晚清经学的嬗变
论魏源社会改革思想的时代特征
公羊学说与晚清历史文化认同的推进
西学传播与近代史学的演进
传统思想的精华何以通向唯物史观
中篇 当代史学的思考
恩格斯晚年对唯物史观理论的重大贡献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道路的思考
新历史考证学与史观指导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学术价值
关于中国近代历史进程基本线索的理论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
范文澜与毛泽东的学术交谊
下篇 白寿彝学术风采
刻意的追求 新辟的境界
——白寿彝著《中国史学史》第一册评介
理论方向和开拓精神
——读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导论卷》
不断开拓史学史学科的新境界
——读《白寿彝史学论集》
史学体系的重大创新
——白寿彝先生主编《中国通史》成就略论
为学术投入了全部生命
——深切怀念白寿彝师
白寿彝先生编纂《回民起义》的学术价值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对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处理
白寿彝先生学术创新的风范
《白寿彝画传》后记

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
第一章 成长为国学名家
(一) 浙东一少年
(二) 北大求学时代
(三) 在南开
(四) 任教于北京各大学
(五) 《大丈夫》: 呼唤抗击日寇、激扬民族正气之作
第二章 为创建新史学呕心沥血
(一) “文武双全的民族英雄”
(二) 到延安
(三) 解放战争岁月
(四) 新中国成立后专心著述和领导史学界
(五) 最后的日子
第三章 学术交往
(一) 黄侃 萧一山
(二) “我党历史学者” 吴玉章
(三) 与毛泽东的友谊
第四章 早期学术成就
(一) 《文心雕龙讲疏》和《文心雕龙注》
(二) 《群经概论》
(三) 《正史考略》
(四) 《水经注写景文钞》
第五章 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的第一部通史著作
(一) 《中国通史简编》的版本
(二) 唯物史观指导下的探索
(三) 对宋元明清时期历史的卓识
第六章 20世纪中国史学的煌煌巨著
(一) 《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的理论指导
(二) 高明的史识 开阔的视野
(三) 多层面地反映历史真实
(四) 各民族共同的历史
(五) 评说千秋功罪
(六) 对传统文化的精彩分析
第七章 《中国近代史》(上册) 的开拓意义
(一) 《中国近代史》(上册) 的版本
(二) 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激烈斗争
(三) 奠定基本格局、前驱先路的功绩
(四) 与世界史的联系和精当的论断
(五) 近代史分期的主张
第八章 经学史研究
(一) 首创性的总结
(二) 深层次的剖析
第九章 卓越的理论建树
(一) 论“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
(二) 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
(三) 求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之“神似”
(四) 论历史上的民族关系
(五) 百家争鸣和厚今薄古
结 语 范文澜在中国史学上的崇高地位
(一) 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二)具有民族特色的当代史学的出色代表

作者简介

        陈其泰先生1939年出生在粤东韩江边的一个小镇,1957年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学习,受教于陈寅恪弟子刘节先生,1963年7月从中山大学毕业,1978年全国恢复统一招考研究生之后,考取了白寿彝先生指导的“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从这时候起,用他自己的话说,“真正实现了大学时代从事本专业的梦想”。“我念研究生时已三十九岁,深感时间珍贵,时不我待,因而认真读书、写作。先后出版的著作有十一种,主编的著作二种,另有合著三种。”这本身就是一段历史和传奇。

编辑推荐

        陈其泰先生曾受教陈寅恪弟子刘节先生、师从史学大家白寿彝先生,主要在先秦两汉史学、清代及近代学术史、20世纪中国史学领域耕耘,《陈其泰史学萃编》是他三十余年勤勤恳恳治学的结晶。全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和重大创新:
        一、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中国古代史学高度发达,但以往对史家、史著的研究,却容易局限于单学科的范围之内。陈其泰先生跳出这种窠臼,认识到历史学的发展与文化学和其他学科有多向性的联系,将“史学”与“文化”作互动考察,通过更加准确评价优秀史家、史著的成就,增加我们对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丰富蕴涵的了解。《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史学与民族精神》《再建丰碑——班固与<汉书>》《学术史沉思录》等书,对于《史记》《汉书》《史通》《文史通义》,以及《春秋》《左传》《日知录》,乾嘉考史三大家钱大昕、王鸣盛、赵翼及龚自珍、魏源、崔述等名著、名家,提出了新的看法,做出了新的阐释。
        二、对“经”与“史”作贯通考察,拓展史学史学科的研究领域,《清代春秋公羊学通论》集中体现了这一研究成果。陈其泰先生认为,晚清公羊学说的展开,与清朝统治危机相激荡,又与新思想的传播相伴随、相呼应。20世纪初,公羊学说在政治上的作用随着变法失败而告终结,但在思想文化层面,它却成为中国学者接受西方进化论学说的思想基础,并且是五四前后兴起的“古史辨”派学术源头之一。《清代春秋公羊学通论》对于深化先秦、西汉史学的研究和清代、近代学术史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探讨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途径,阐发其理论意义,高度珍视20世纪中国史学的思想遗产。这些研究成果在《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梁启超评传》《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有集中展现。“近代史学”的正式产生,以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以及在此前后出版的新型学术史和通史著作为标志。近代史学是发扬传统学术的精华与接受西方新学理二者结合的产物。由于中国文化悠久的优良传统的滋养,又适逢中西文化交流提供的相互对话、切磋和启示,加上大量考古文物和稀有文献重见天日,凭借这些难得的时代机遇,20世纪中国史家人才辈出、成果丰硕。20世纪中国史学遗产丰厚,形成了“三大干流”:新历史考证学派、、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新史学流派。陈其泰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流变和发展的评价尤为精到。他指出,这些年有的人由于痛恨教条主义,而不恰当地将之与提倡唯物史观联系起来。“十七年”中一度教条主义泛滥,其原因甚为复杂。不过“十七年”史学虽经历了严重曲折,仍取得许多重大的成绩。进入新时期以后,教条主义恶劣学风受到彻底清算,而实事求是、坚持唯物史观与时俱进的优良学风则更加显示出其蓬蓬勃勃的活力。
        四、认识到历史编纂学作为新的学术增长点的重大意义。陈其泰先生认为,传统史书体裁的丰富多样充分显示出中华文化的巨大创造力,每一种体裁都有成功之作,其成功包含着进步的史识,渊博的学识,高明的治史方法,合理、严密的编纂技巧,这些具有宝贵价值的内涵都承载在历史编纂的成果之中。历史编纂学既是史学史研究的内容之一,同时,它又是推进研究史学发展的新颖视角和重要方面。他认为,通过深入研究历史编纂学,就能提出一系列新的课题,拓展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研究广度与深度。《历史编纂与民族精神》为此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陈其泰史学萃编》是对时代需要的回应。我们处在一个中华传统文化伟大复兴的时代,传统史学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具有高度发达的历史意识,世代史家撰成的优秀历史著作,忠实地记载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奋斗史,生动地记载了国家不断走向统一、各民族间的团结日益加强的历史进程。陈其泰先生的著作通过更加准确评价优秀史家、史著的成就,增加了我们对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丰富蕴涵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认识中华文化的向心力、凝聚力和伟大创造力。陈其泰先生满腔热忱,对民族和国家的赤子之心字里行间可见,这种家国情怀是中国传统优秀士人精神的薪火传承。

书摘插图

自序(节选)

        1957年高考,我幸运地考上中山大学历史系。踏进美丽的康乐园,见到一座座古典式建筑的教学楼,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宽敞的操场……这里一切都是那么新鲜!特别是,历史学系拥有一批全国著名的教授,陈寅恪、岑仲勉、刘节、梁方仲、戴裔煊、董家遵、金应熙,还有当时比较年轻的李锦全、蔡鸿生等先生,他们有的亲自为我们授课,有的虽未授课却能读到他们的著作或耳闻师生对其为人为学的讲述,让青年学子感受到他们的学术风范。我就在这样优越的环境中认真读书,吮吸着智慧的甘露。
        在中大,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著名史学家刘节教授。他于192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先生研习古代史。曾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金石部主任,自1946年起长期在中山大学任教授(1950至1954年兼任系主任)。他于1927年撰成的《洪范疏证》是学术界首次对《尚书·洪范》篇撰成年代进行系统、严密考证的名文,梁启超曾称赞文中提出的见解“皆经科学方法研究之结果,可谓空前一大发明”。其后撰著的《好大王碑考释》《管子中所见之宋钘一派学说》均受到学界的重视。新中国成立后,刘先生曾撰有《西周社会性质》等多篇文章,主张西周已进入封建社会,并论述由低级奴隶社会向封建制度的过渡、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与一贯性等带规律性问题。他多年开设史料学和史学史课程,著有《中国史学史稿》,对于历代修史制度、史籍之宏富多样和著名史家的成就均有详实的论述,见解独到,尤其重视历史哲学的发展,是中国史学史学科重要代表作之一,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称誉该书和金毓黻先生所著《中国史学史》“同为必传之作”。我在校即听了刘节先生开设的“历史文选”课程,对他渊博的学识和认真教学的态度深感敬佩。后来先生为研究生讲授《左传》,也让我去听讲。1963年初,全国第一次统一招考研究生,我即选择了刘先生的“中国史学史”为报考志愿。大约至5月初,正值等待录取消息的时刻,有一次恰好在路上遇到刘先生,那时他是校务委员会委员,高兴地对我说:你已被录取,校务委员会已经讨论批准,报教育部备案,你可准备下学期初开学要用的书籍。当时我们都绝未料到,一场批判刘节先生的风暴即将刮起,后来发生的一切就都完全事与愿违。虽然自毕业离校后我再无机会见到刘节先生,但我今日从事的专业,渊源则始自大学时代受业于先生,师恩难忘。
        1963年7月由中山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河南省工作,一直担任高中语文教师,至1978年。虽然在基层工作与科研机构差别很大,但我认真从事,十五年下来,自觉在对中国优良文化传统的认识,对古今名著名篇的钻研阐释,对语言文字的精心推敲运用等项,都有颇为深刻的体会,实也为此后学术研究之一助。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国历史进入新时期,1978年全国恢复统一招考研究生,我有幸考取了白寿彝教授指导的“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真正实现了大学时代从事本专业的梦想。
        这时,正值全国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年代,举国上下意气昂扬、千帆竞发,彻底批判极左路线、砸烂思想枷锁,呼唤科学的春天、重视知识重视人才,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洪流。我深深庆幸自己赶上了这个伟大的时代,庆幸投到名师门下受业深造。白寿彝先生在多个学科领域均深有造诣,他又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民族宗教三个研究所学术委员等多项职务,而他的主要精力则放在学术工作上,尤其专注于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和推动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其时先生已届七旬,但他不知老之将至,相反地是迎来他学术上最辉煌的时期,许多重要著作,正是在他人生道路最后二十年中完成的。他热爱伟大祖国的历史文化,同时他坚信以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学术研究和各项工作。“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从事新的理论创造”这句掷地有声的话,精当地概括了白寿彝先生的学术宗旨。他真正做到了把认识和总结客观的历史、体现当今的时代要求、关心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他几十年的著述,则是把坚持正确的理论方向、丰富详实可靠的史料、恰当优美、雅俗共赏的表现形式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白先生担任总主编、汇集国内众多学者共同完成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共十二卷,二十二巨册,总字数约一千四百万字),于199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全部出版,被学术界誉为“20世纪中国史学压轴之作”。白先生又是中国史学史学科的重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他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达半个多世纪,出版有一系列重要著作,如:《史记新论》、《史学史教本初稿(上册)》、《历史教育与史学遗产》、《中国史学史论集》、《白寿彝史学论集》、《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并主编了《史学概论》、《中国史学史教本》、多卷本《中国史学史》等。他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论点和推进学科建设的构想,如,于50年代提出史学史研究要摆脱书目解题式格局,至80年代初进而提出要突破学术专史的局限,要总结史学如何反映了时代的特点和成功史书撰成之后又如何推动时代前进;论述研究史学史应区分精华与糟粕,传统史学是一笔宝贵遗产,应当根据时代的需要,大力继承和发扬;对于史著或一个时期的史学成就,应从历史思想、史料学、历史编纂学和历史文学四个方面来分析评价。又如,论述古代史家提出的问题可以作为今人观察历史与社会的思想资料;论述不应以凝固不变或互相孤立的观点看待古代几种主要史书体裁,而应看到其发展和互相联系,要从传统史学提出的改革历史编纂的主张获得启示,并设想以“新综合体”来撰写通史或断代史。事实证明,白先生提出的这些重要观点和命题,对于推进史学史研究均有指导性意义。先生领我走进学术殿堂,我研究生毕业后,即留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任教,前后跟随先生达二十一年,时时聆听教诲,使我受益终生。

中华民族精神在汉代的发展

        在中华民族史上, 汉朝是一个富有活力、成长迅速的重要时期, 我们的民族精神在这一时期获得了重大的发展。研究这个问题, 内涵丰富, 意义深刻, 本文仅从三个较为突出的方面作初步探讨。
        一、汉代社会呈现的蓬勃创造力
        在汉代,封建制度处于上升时期, 整个社会呈现出蓬勃的创造力, 故有的论著称之为“英雄时代”。汉代社会的上升趋势和创造活力, 尤其显著地表现在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和各方面有作为的人物大量涌现。
        汉高祖刘邦本人富有谋略, 知人善任, 善于采纳部下的谏议。在他周围集中了一大批人物, 原本出身贫贱, 但经历了楚汉战争的锻炼和创建统一国家的实践, 都表现出非凡的才干, 如萧何、曹参原为沛县吏、掾; 韩信是无业游民; 陈平、王陵、陆贾、夏侯婴都出身平民; 郦食其是乡里守门者; 樊哙、周勃、灌婴各以屠狗、织薄、贩缯为业; 娄敬是挽车的戍卒。 他们都历练成为刘邦周围著名的文臣武将, 不仅帮助他战胜了项羽, 而且在汉朝开国后为治理国家做出出色的贡献, 因而名垂青史。
        汉武帝时代人才更盛。武帝本人雄材大略,夙兴夜寐, 兴造制度, 多所设施, 开拓边境, 变汉初“无为” 政治为大有作为的政治。武帝求贤若渴, 据《汉书》记载, 自建元元年至元封五年(前140—前106), 朝廷大规模征召人才即有六次。除了全国性的征召荐举外, 武帝对于所遇到的有茂材异等者, 也常予奖拔任用。各方面突出人才的涌现和任用, 是造成武帝时期鼎盛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语中, 史家以充沛的热情, 赞誉武帝时代人才大盛、异人并出的局面: “是时, 汉兴六十余载, 海内艾安, 府库充实, 而四夷未宾, 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 求之如弗及, 始以蒲轮迎枚生, 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 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 弘羊擢于贾竖, 卫青奋于奴仆, 日磾出于降虏, 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 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 质直则汲黯、卜式, 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 定令则赵禹、张汤, 文章则司马迁、相如, 滑稽则东方朔、枚皋, 应对则严助、朱买臣, 历数则唐都、洛下闳, 协律则李延年, 运筹则桑弘羊, 奉使则张骞、苏武, 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 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 制度遗文, 后世莫及。”
        汉宣帝时期是西汉盛世的继续, 实行武帝末年以来罢兵力农、“思富养民” 的政策。宣帝于本始元年至神爵四年(前73—前58), 曾七次下诏征召人才。宣帝出身微贱, 遭受过许多磨难, 因此特别重视吏治的整顿。尤其重视任用刺史、郡守一类地方大员, 亲自接见并与之交谈、郑重嘱托, 曰: “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 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 史籍称宣帝时人才之盛仅次于武帝之时。其中宰辅人物以魏相、丙吉最有名, 辅佐宣帝励精图治, 奖励生产, 安定社会秩序, 平冤狱、宽租赋, 故史家赞曰: “孝宣中兴,丙、魏有声。是时黜陟有序, 众职修理, 公卿多称其位, 海内兴于礼让。” 宣帝时还出现了一批著名良吏, 如王成、黄霸、朱邑、龚遂、召信臣等, 被誉为“所居民富, 所去见思”。大有作为的时代产生了众多大有作为的人物。
        西汉时期由于国家实现更大规模的统一和社会的长期安定, 中华民族在先秦时期积蓄的创造力和民族智慧, 至此异乎寻常地迸发出来, 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盛的朝代。汉朝人创造的政治设置、典章制度、思想观念、学术文化奠定了中国二千年中古社会的基本格局; 我国今日的辽阔版图, 是在汉朝奠定的; 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民族也是在汉朝形成, 并且以这一强盛的朝代命名的, 当今世界各国也都称我们的语言、文字、学术, 为汉语、汉文、汉学。汉代各族人民创造的业绩堪称辉耀千古。
        二、“引义慷慨”: 政论家的诤诤建言
        “引义慷慨”, 是司马迁、班固对汉代贤臣智士议论国家大事的言论风格所作的深刻概括, “引义” 即依据国家民族之大义,而慷慨陈言。这也是汉代社会勃发的向上力很有光彩的一种表现。究其原因, 一是封建国家在创立、上升、鼎盛时期, 有许多重大问题摆在政治人物面前, 促使他们做出主张明确、陈述有力的回答; 二是封建专制主义尚未形成严密控制, 古老的原始民主制之下政事咨于群臣、咨于贤者之风尚有遗存, 战国时代诸子勇于立说、提出治国主张的影响犹在, 古代大臣以社稷利益为重、敢于犯颜直谏的做法依然具有榜样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 不少政治人物对国家大事确实勇于诤诤建言, 即使冒犯君主之威、招致革去官职甚至更大祸难, 也在所不顾。汉初的陆贾不避忌刘邦一向讨厌儒生, 而及时地向他提出“马上得天下, 不能马上治之” 的忠言, 他应刘邦的要求总结历史经验, 在《新语》一书中提出了既采取黄老的“无为” 政策, 又实行重视儒家仁义、德政的理论, 奠定了汉初治国思想的基础, 已为此后政论家作出示范。文帝时代的贾谊继之而起, 以济世安民、为国谋划的崇高思想境界和洞察社会发展趋势的远见卓识, 为解决西汉建国初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多所匡建, 同样突出地表现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
        贾谊最重要的政论是《过秦论》和《治安策》。秦亡汉兴,如何总结秦朝因暴政而灭亡的教训, 为巩固刚刚建立的西汉国家提供鉴戒, 这是西汉初年政治家、思想家共同关注的课题。《过秦论》对秦亡原因作了深刻的分析。贾谊以一种纵贯分析的眼光概述了秦国由崛起—统一六国—最后灭亡的历史, 从而剖析它成败兴亡之“理”。他相当正确地论述了这个僻居雍州的小国所以迅速强大, 主要得力于商鞅推行“内立法度, 务耕织, 修守战之备” 等政策。相当正确地论述了各国间长期战争给人民造成巨大灾难, 秦的统一符合人民的愿望: “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 五霸既殁, 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 强侵弱, 众暴寡, 兵革不休, 士民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 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 莫不虚心而仰上。” 又说: “ (秦) 南面称帝, 以养四海, 天下之士斐然向风。” 他又相当正确地论述了秦的灭亡是实行暴政的结果, “禁文书而酷刑法, 先诈力而后仁义, 以暴虐为天下始。……故其亡可立而待”。“ (陈涉) 奋臂于大泽, 而天下响应者, 其民危也。” 可以说, 贾谊的分析已经接触到问题的实质, 他把国家兴亡和时势变化的原因, 归结到政治的得失和人心的向背, 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能不说是卓越的见解。他还发问: 统一了天下的秦国比起它以前僻处雍州时要强大得多, 而拿陈涉的地位、武器等等来说又根本无法与秦以前的对手山东六国相比, 然而“成败异变, 功业相反”, 为什么呢?他的结论是: “仁义不施, 而攻守之势异也。” 政治搞坏了, 丧失了民心, 攻势就会变成守势, 兴盛就会转向灭亡。这一切中肯綮的结论, 足令后代政治家警醒。
        《治安策》直接向汉文帝建言, 对当时危害国家统一、阻碍生产发展和民众安居乐业的种种社会弊病表示极度忧虑, 为之“痛哭” “流涕” “长太息”。他尖锐地批评那些向皇帝进言皆曰天下已安已治者, 都是故意粉饰太平, “非愚即谀”。他指出实际情况是隐藏着巨大危险, 犹如“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 火未及燃, 因谓之安, 方今之势, 何以异此”。贾谊洞察当时构成对统一国家最大的威胁, 是诸侯王势力的膨胀, 济北王、淮南王先后谋反即为严重信号。他反复论证诸藩国恃其地广兵多、势力强大, 必然成为对抗朝廷的力量, 异姓王幸被战胜了, 同姓王以后将成为严重问题。“其异姓负强而动者, 汉已幸胜之矣, 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袭是迹而动, 既有征矣, 其势尽又复然。” 他形容现今同姓王尾大不掉、朝廷无法制服的严重局面是: “一胫之大几如要, 一指之大几如股。” 手脚肿大, 指挥不动。“失今不治, 必为锢疾。” 同姓相残相杀, “今或亲弟谋为东帝(指淮南王), 亲兄之子西乡而击(指济北王) ”。目前, 朝廷尚能控制诸侯, 因诸侯王年幼, 设置傅、相, 握有权力。以后若皇帝威权减轻, 将出现“堕骨肉之属而抗刭之”。尤其必须高度警惕的是同是诸侯王, 规律是强者先反。他举出, 长沙王不反, 不是因他天生最忠诚善良, 而是因他势力最小, 仅有二万五千户, 结果“功少而最完, 势疏而最忠”。他又以樊哙、周勃等与韩信相比, 也正说明不强者得保其忠臣地位和性命。因此, 贾谊明确得出处理诸侯王的结论: “欲天下之治安, 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皇帝广泛地推恩, 把大国分成小国, 而达到拱卫朝廷、巩固统一的目的。“力少则易使以义, 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 莫不制从, 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 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
        除了剖析藩国割据势力对朝廷的威胁和提出坚决削除的办法外, 贾谊在《治安策》中还深刻地论述了以下三项: 一是匈奴连年侵扰, 在北方边境构成严重威胁: “今匈奴嫚娒侵掠, 至不敬也, 为天下患, 至亡已也, 而汉岁致金絮綵缯以奉之。……斥候望烽燧不得卧, 将吏被介胄而睡。” 而汉文帝却竟然不专注于制服匈奴、解除边境威胁, 而耽于射猎取乐, 这是不顾国家安危、颠倒主次的行为: “今不猎猛敌而猎田彘, 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细娱而不图大患, 非所以为安也。德可远施, 威可远加, 而直数百里外威令不信, 可为流涕者此也。” 二是风俗趋于侈靡, 富人大贾服饰华丽、锦绣被墙, 大量财富被挥霍, 习俗背本趋末,生产者日少, 靡费者日众, 致使贫者忍受饥寒。“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 欲天下亡寒, 胡可得也? 一人耕之, 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饥, 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 欲其亡为奸邪, 不可得也。” 秦朝因风俗败坏, “遗礼义, 弃仁恩”, 致其败亡。汉朝建国之后, 秦的“遗风余俗, 犹尚未改”, 而“若夫经制不定,是犹度江河亡维楫, 中流而遇风波, 船必覆矣”。三是应当重视教育太子, “太子之善, 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 又务必显示帝王的尊严, 做到等级分明, “人主之尊譬如堂, 群臣如陛, 众庶如地”。 这篇《治安策》, 以见识之卓越, 洞察现实问题之深刻,态度之诚恳, 议论之剀切透彻, 充分体现出西汉政论家高度的历史智慧和以国家利益为重的高尚品质。谙熟历史的毛泽东, 以其政治家的高超识力, 极其赞赏贾谊此作, 称它“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时为1958 年4 月27 日, 毛泽东写信给他的秘书田家英, 建议他仔细研读:如有时间, 可一读班固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鸟》二赋不阅。贾谊文章大半亡矣, 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 班书略去其《过秦论》, 存二赋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 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 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 全文切中当时事理, 有一种颇好的气氛, 值得一看。
        毛泽东誉之为“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 正是对贾谊之卓越见识的最好评价。同样值得仔细体味的是毛泽东所言“有一种颇好的气氛”, 则是他对当时政治上形成比较开明的气氛的一种判断和赞许。试想, 贾谊上书的对象, 是专制时代的皇帝,位居九重之尊,贾谊先后官太中大夫、长沙王太傅,职位不高,如果汉文帝时朝廷没有一种鼓励臣下大胆诤谏的开明气氛,贾谊如何能如此剀切陈言? 他论诸侯王骄横,则谓天下如害肿胀病,“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言风俗趋于奢靡,应以移风易俗为急务,则谓“陛下又不自忧,窃为陛下惜之”; 尤其是言匈奴侵掠边境,而汉朝年年厚币求和,乃“足反居上,首领居下”,“陛下何忍以帝皇之号为戎人诸侯,势既卑辱,而祸不息,长此安穷!” 责备文帝不采取果断措施解除此“天下倒悬之势”, 反而耽于射猎,“玩细娱而不图大患, 非所以为安也”。这样几乎不留情面的严词批评,放在日后封建专制主义强化的年代是绝对不可想象的。贾谊之所以不避忌讳、直言谏议,其前提是汉文帝能虚心采纳臣下的批评意见。毛泽东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大国的最高领导人,他经常思考着国家的政治生活怎样才能形成思想活跃,开明、民主的局面,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人人敢于说话, 毫无忌讳地对重大问题提出切中要害的批评,使党和人民的事业避免蒙受大的损失; 贾谊的议论使他受到启发, 故称赞贾谊的剀切建言“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正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高度对古代民主制遗风和汉人高度政治智慧的褒扬。
        汉代敢于对现实重大问题诤诤直言的政论家,还有文景之时的晁错,武帝时的主父偃、徐乐、严安等。晁错向文帝上《论贵粟疏》, 指出商人剥削兼并、农民破产流亡这一严重社会问题。他说:“(农夫) 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 ……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为了制止大商贾囤积居奇、侵害农民利益,晁错建议提高谷价,缓和谷贱伤农现象,对于能提供粮食者实行奖励。他主张招募天下民众,凡是能为国家提供粮食的可以赐爵, 可以赎罪。这样,“主用足”“民赋少”“劝农桑”三个目的都能达到。 他的建言,对于文帝奖励农业生产和官府掌握有充足的粮食,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至景帝时,吴国跋扈,晁错又上“削藩策”。吴楚七国起兵叛乱,以讨伐晁错为借口,结果晁错被误杀,但他在历史上留下了英名。平定七国之乱以后,景帝损黜王国官制及其职位,降低诸侯王权力,规定诸侯王不再治民,从此国家统一得到显著加强。至武帝时,采用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推恩令”,允许诸侯王将王国的土地分给子弟。这些措施,都是继续实行贾谊、晁错坚决削除割据势力的方针, 藩国强大难制的局面至此进一步解决, 实现了“强干弱枝”, 中央集权力量得到了巩固。
        主父偃、徐乐、严安三人向武帝上书的事迹载于《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他们针对武帝连年征伐的政策, 再度反思秦亡教训, 预见到其中潜伏的危机, 警告武帝不要重蹈亡秦的覆辙。主父偃以明显的针对性, 论述长期征战是导致秦亡的原因: “暴兵露师十有余年, 死者不可胜数, 终不能逾河而北。……百姓靡敝, 孤寡老弱不能相养, 道路死者相望, 盖天下始畔秦也。” 徐乐更深一层分析造成陈涉揭竿而起、天下风从的条件: “由民困而主不恤, 下怨而上不知, 俗已乱而众不修, 此三者陈涉之所以为资也。” 他总结出“民困” “下怨” “俗已乱” 三条作为封建国家行将崩坏的标志, 是对贾谊《过秦论》中强调民心向背观点的进一步发挥。严安上书也论述治理国家的规律是必须及时调整政策, 秦朝却反其道而行之, 法令严苛, 征战连年, 造成“丁男被甲, 丁女转输, 苦不聊生, 自经于道树, 死者相望” 的社会惨状, 终因民怨沸腾而最后灭亡。严安以这种历史教训来对比当时的政治情况, 强调已经面临严重局面, 武帝若不改变治策, 后果将不堪设想。他们都直言不讳地批评武帝连年征伐是忘记吸取“近世之失” 的教训, 并且警告说: “今天下锻甲砥剑, 桥箭累弦, 转输运粮, 未见休时, 此天下之所共忧也!” 意味深长的是,主父三人重新反思秦亡教训的这些尖锐言论, 非但没有使武帝反感, 反而得到他的激赏。史载: 主父偃“上书阙下, 朝奏, 暮召入见”。“是时, 赵人徐乐、齐人严安俱上书言世务……书奏天子, 天子召见三人, 谓曰: ‘公等皆安在? 何相见之晚也!’ ”三人皆拜为郎中, 主父偃还一年四迁, 严安拜为骑马令(主天子骑马), 官阶虽低却是武帝近臣。虽然当时武帝并未立即放弃外事四夷、内兴功利的既定政策, 但至征和四年(前89), 他终于果断地改正错误, 下罪己诏, “深陈既往之悔”, 从此罢兵力农,发展农业生产。联系前后史实, 可以认为, 主父偃三人上书深刻分析潜伏的社会危机和提出的严重警告, 当是武帝晚年实行政策转变的重要思想基础。司马光在“资治通鉴” 中称武帝有亡秦之过而免亡秦之祸, 又称他“知所统守, 受忠直之言”。政论家以国家和民众利益为重而尖锐提出的“忠直之言”, 帮助汉武帝晚年改弦更张, 挽救危机, 也使汉朝延续了近百年的统治。
        三、推进国家统一和民族关系的发展
        由于具备了一些重要的时代条件, 我国历史上国家统一不断加强的趋势和民族间的凝聚力, 在汉代推进到重要阶段。这些重要的时代条件包括: 第一, 汉朝在秦亡的基础上重建了统一的国家。它吸取了秦朝骤兴而又骤亡的教训, 国家得到有效的治理,经济生产迅速地恢复和发展, 减轻民众负担, 取消各地关卡, 商人自由往来经商贩卖, 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全国范围内大大加强了经济交流和文化联系, 形成了共同的民族心理, 因而在国家经济实力和民族间的文化认同上, 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中国历史早就形成走向统一的趋势, 至此更加巩固。汉族形成了人口众多的坚强民族, 并且成为中华民族的主干成分。围绕中原地区, 广大的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 从东北、北方、西北、西方, 到西南、岭南形成有序展开的局面。第二, 自汉初以来, 异姓王被消灭, 同姓王割据势力也被大大削弱, 至景帝时又“令诸侯不得治其国”, 诸侯王国只封土而不治民。武帝时, 又实行“推恩令”“左官律” 等措施, 于是“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 最后, “诸侯惟得衣食税租, 不与政事”, 与一般富室无异, 地方割据势力被最终解决, 国家统一大大巩固。第三, 汉武帝雄材大略, 多所设施, 在位时间长久, 对于巩固国家统一和奠定二千年封建国家的各项制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汉武帝时期曾经长期对边境地区用兵, 这些战争大多是属于防御少数民族贵族所挑起的对中原农业地区的袭扰、掠夺, 起了维护安全、保障生产的作用; 但有的则是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侵犯, 造成了破坏。武帝还大规模展开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开发。从总的后果看, 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加强了, 国家统一的局面发展了。汉族的封建经济和封建文化, 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周边各民族, 有些民族还显著地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西汉封建经济的繁荣和国家的空前统一, 正是各族人民共同进步的结果。
        推进国家统一发展的需要必然体现于这一时代的哲学思想的创造。董仲舒构建的春秋公羊学说为巩固汉代国家统一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正好证明了马克思所讲的“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这一至理名言。
        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说是在先秦原始儒学基础上进行再创造, 所著《春秋繁露》一书即为其集中的成果, 在当时得到君主的信重、朝臣的尊崇, 成为一代显学。其原因何在? 首先是提倡“大一统”, 强调尊奉天子的地位、维护国家的统一,是《春秋经》的第一要义。《汉书·董仲舒传》云: “(武帝) 推明孔氏, 抑黜百家, 立学校之官, 州郡举茂材孝廉, 皆自仲舒发之。” 实际上, 汉武帝时代实行的收相权, 行察举, 削王国, 改兵制, 设刺史, 统一货币等政治、军事、经济制度上的重要措施, 都与春秋公羊学的改制、更化观点相适合。
        《春秋公羊传》变易、进化的“三世” 历史观中, 包含着对民族问题的宝贵的进步观点: 从文化上、道德上, 而不从种族上来区分“诸夏” 与“夷狄”, 视二者为可变的概念, 而非凝固不变, “诸夏”与“夷狄” 都可以向更高文化水平前进, 民族之间的关系将越来越密切。在汉代, 居住在中原地区的汉族已发展到更高水平, 具有更加强大的影响力, 周边的少数民族明显地表现出对中原地区的向心力, 春秋公羊学开明的夷夏观正能对推进民族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董仲舒对公羊学的理论作了深刻的阐发, 使之更加光彩焕发。
        吴、楚两国在春秋初年处于落后地位, 被视为“夷狄”。至鲁宣公十二年(前597) 邲之战, 《春秋》却记载曰:“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 晋师败绩。” 鲁哀公十三年(前482) 诸侯各国黄池之会, 吴被称为“子”, 作为中原盟主, 与晋侯地位等列。随着时代演进到更高阶段, 楚、吴两国在文化上、道德上大为提高了, 就不再被视为“夷狄” 之邦, 而与诸夏同列。董仲舒阐释的“诸夏” 与“夷狄” 可以互相转化, “夷狄” 在文化上提升了就应当加以表彰的观点, 既是对西汉民族关系前进的反映, 同时也昭示了中国境内各民族关系越来越密切的美好前景。
        大文学家司马相如的观点, 与董仲舒进步的民族观可以互相发明。司马相如曾被武帝拜为中郎将, 出使西南夷, 他向巴蜀父老晓谕边境少数民族变革落后习俗, 接受中原文化, 是大好事情, 也是历史前进的必然趋势, 并充满热情地传播汉武帝“兼容并包” 的民族政策。当时四川有一部分耆老搢绅反对朝廷做法,认为是“割齐民以附夷狄”, 意思是损害四川各郡利益而给“夷狄” 以好处。司马相如批评这种做法, 首先即说: “必若所云,则是蜀不变服而巴不化俗也。” 让“夷狄” 永远是“夷狄”, 是与巴蜀本身历史相违背的。巴蜀原是“夷狄”, 处于落后地位,因为接受了中原文化, 所以才成为今日搢绅所谓中国。他进而提出武帝作为贤君, 采取的是“驰骛乎兼容并包, 而勤思乎参天贰地”, “博恩广施, 远抚长驾, 使疏逖不闭, 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 以偃甲兵于此, 而息诛伐于彼。遐迩一体, 中外提福, 不亦康乎?” 诚如冯友兰所说, “兼容并包” “遐迩一体” 是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政策的根本。司马相如对“夷狄” 和“中国” 的区分, 完全是从文化上讲的, 这正是《公羊传》所讲的“ 《春秋》之义”。
        武帝时代的大史学家司马迁, 东汉初大思想家王充、大史学家班固也都是中华文化传统中团结统一、民族和好精神的发扬光大者。司马迁讴歌汉代空前统一为经济和交通的发展开创了新局面: “汉兴, 海内为一, 开关梁, 弛山泽之禁, 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 交易之物莫不通, 得其所欲。” 赞扬汉武帝开拓版图的功绩: “明天子在上, 兼文武, 席卷四海。” 王充著《论衡》,班固著《汉书》, 都以“宣汉” 为著述宗旨, 即高度评价西汉国家统一规模和民族关系的发展。王充对边疆落后民族由于接受中原文化而进入文明之境尤为重视, 他这样作了对比: “唐虞国界,吴为荒服, 越在九夷, 罽衣关头, 今皆夏服、褒衣、履舄。巴、蜀、越嶲、郁林、日南、辽东、乐浪, 周时被发椎髻, 今戴皮弁; 周时重译, 今吟《诗》《书》。” 王充还用诗一样的语言,歌颂汉代民族融合、四海一家的局面: “古之戎狄, 今为中国;古之躶人, 今被朝服; 古之露首, 今冠章甫; 古之跣跗, 今履高舄。以盘石为沃田, 以桀暴为良民, 夷塪坷为平均, 化不宾为齐民, 非太平而何?” 班固著史要“宣扬汉德”, 因为他认识到“大汉当可独立一史”。他据实赞誉汉代的功业, 如, 总论武帝“雄材大略”, “畴咨海内, 举其俊茂, 与之立功。兴太学, 修郊祀, 改正朔, 定历数……号令文章, 焕焉可述”。 《史记》《论衡》《汉书》这三部杰作, 记述了汉代在经济、政治、文化、民族关系等各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 以丰富而确凿的史实宣扬中华民族团结统一、自强不息、勇于创造的伟大精神, 因而在文化史上熠熠生辉。

 

  • 用户评论
  • 豆瓣评论
已有 0 条评论(查看更多评论)

我要评论

您尚未登录,请登录后发布评论! 登录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100028 总机010-64663331 购书咨询电话 010-64677853 64653521
华夏出版社 ©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32918号
(浏览本网站,建议使用1024以上分辨率浏览)

关闭

资料下载
联系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