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体反思录》是根据沃格林1973年访谈录音整理成文的一部自传。在书中，沃格林详细讲述他一生经历：早年求学及任教于维也纳大学，1938年为逃避纳粹迫害而流亡，后来在美国及德国执教并从事研究。这是一位思想巨子的心路历程：他在漂泊不定、纷纭扰攘的学院生活中，不断拓展学术视野，从西方古典及中世纪文明中汲取源头活水，逐渐摆脱了流行的学术思想风尚，进入哲学化的生存境域。他身处制度坍塌、智识败坏和人格堕落的乱局，却不懈地探索淑身济世之道，迈向日益精进的见地。
　　本书所提供的历史和生平背景，不仅揭示出沃格林从事学术研究的动机，对于沃格林著作中的绝大多数核心观念，亦辨章其渊源，勾勒其发展，是理解沃格林思想的一部提纲挈领、简明易读的入门书。

        沃格林是20世纪最具原创性和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德裔奥德利人，为躲避希特勒的迫害，1938年和妻子移民美国，并于1944年成为美国公民。
       沃格林的基本问题意识是：已经呈现出种种凶相的现代性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为此探究一生，写下了四千多页的手稿，涉及哲学史、文学史、宗教史、史学史、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等许多领域，将最复杂的哲学反思与最具洞察力的历史探询融为一体，曾被誉为哲学和史学思想界的巨子。

        沃格林的思想艰深难懂，听说“经典与解释”的主编刘小枫教授专门带领学生连续读了两个学期的沃格林。这本书是沃格林本人的口述，是沃格林解释沃格林。想要了解这位大师的整体视野吗？想要进入其思想堂奥吗？那么，本书正是为你预备的。

我们实在幸运，20世纪哲学和历史思想界的巨子在离世前留下了他的自传式反思。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光彩、更引人入胜的回忆录。
——Robert Nisbet，美国已故社会学家

对于任何研究沃格林的读者来说，这本书都是非常宝贵的指引。阅读这本书，无异于聆听沃格林本人向我们解说他的巨著《秩序与历史》是受哪些思想影响而成形的。
——Walker Percy，美国已故作家、哲学家、符号学家

［《自传体反思录》］留给读者的印象是充满魅力和易于理解。在抨击左派思想家的反智主义和反美主义时，沃格林有点像布鲁姆（Allan Bloom）。然而有一个巨大的差异。《论美国心灵之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的作者会被人们记住，主要是因为他的抨击之猛烈和才华之横溢，沃格林会被人们记住，则是因为他……恢复了“古典哲人的伟大发现”——亦即“人不是‘必死者’，而是一种致力于奔向不朽的存在”。……凝望他的全部作品，你看到的不是一座巨大的斑驳陆离的凯旋门，而是一道彩虹。
——Thomas D’Evelyn，《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89年11月6日

这部书篇幅短小，却传递出一个具有伟大的模范力量的巨人的印象。我发现要表达这个意思的最好方式，就是说沃格林是一位摩西，要出示他的法版。在一种漂泊无定、被众多喧嚣的压力集团左拉右拽的学院生活中，对于为什么我们应该信受四种律令，唯沃格林有最清晰的领会。
——Paul G. Kuntz, Intercollegiate Review，1990年秋第1期，页50

沃格林（1930年）

沃格林（日期不详）

莉茜和沃格林在斯坦福（1975）

沃格林和艾里斯.桑多兹（1971）

阿尔布里兹为沃格林作的肖像画（1945） 

 疯狂爱智的语言达人

        随着《政治观念史稿》一卷接着一卷陆续出版，沃格林，这位20世纪的思想巨人引起中国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可是在这里，让我们把他艰深的思想留给以后严肃的纸质阅读，暂且轻松片刻，一起通过书摘，来认识一下沃格林的其中一个面相——疯狂爱智的“语言达人”。

        拉丁文、法文、英文、意大利文——童子功打底
        “我在大学中开展的研究，要求对中学所获得的教育背景做一些反思。我上的是一所实际—人文中学（Real-Gymnasium），这意味着我学了八年的拉丁文，六年的英文，选修了两年的意大利文。此外，我的父母亲又关照我学了两年的初级法文。”（摘自“2 中学”）

        “在美国待了两年后，洛克菲勒基金会慷慨地把洛克菲勒纪念奖学金展期一年，让我继续去法国做研究。我接受了这个机会，心想我可以通过在法国居住一年来开阔眼界，并亲自去发现在法国文化中一个政治科学家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值得研究的领域很多。我去听了法学院的课程，特别是上过一个名叫阿夫塔利翁（Albert Aftalion）的法国经济学家的课，还去听了著名的帕斯卡尔研究者布伦斯维克（Léon Brunschvicg）的讲座。一开始，我的研究颇有障碍，因为我有阅读法文的知识，但对更为复杂的词汇了解并不多。我记得阅读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的《三故事》（ Trois Contes）时真是一种煎熬，因为福楼拜的词汇量巨大，我几乎每句话都要查字典。但是，阅读那些词汇量巨大的作品，是增进一门语言知识的唯一途径。”（摘自“11 在法国那年”）

        古希腊文——必须占领的滩头阵地！
        “在哥伦比亚那年，当我去上吉丁斯和杜威的课程并阅读他们的作品时，我开始意识到英语世界里的社会本质的诸多范畴。约翰·杜威的范畴是同心（likemindedness），我发现这是钦定本圣经翻译《新约》的 homonia一词所采用的词语。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 homonia的问题，当时我对这个问题所知极少，因为我的古典哲学知识非常欠缺，［58］我对基督教问题实际上是一无所知。直到那以后我学了希腊文，而且能够阅读原文之后，我才开始明白这些范畴在决定社会之本体究竟是什么的过程中起到的根本作用。”（摘自“10 美国的影响”）

        “研究种族问题的过程中，我逐渐认为，如果我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政治科学家，那么我必须能够阅读古典作家，亦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我开始在博德克（Hermann Bodek）的帮助下学习希腊文，他大约和我年龄相当，是格奥尔格圈子的一个次要成员，也是一名优秀的古典语文学家。博德克向我介绍希腊语语法的秘诀，以及复杂的哲学文本的读法。我记得在听他讲的为期六个月的课程中，我第一次做了一些翻译，译出了几首巴门尼德的诗。熟悉这门语言对于我后来的工作当然至关重要，不仅关系到我的希腊哲学的知识，而且使我从根本上懂得，除非你能阅读材料，否则你就不能对之加以探讨。这似乎微不足道，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一真理不仅受忽视，而且受到相当多人的激烈反对，他们受雇于我们的大学，极轻松自如地谈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或托马斯和奥古斯丁，或但丁和塞万提斯，或拉伯雷和歌德，却根本不能够阅读他们所高谈阔论的作者们的一句话。”（摘自“12 回到维也纳”）

        我的语言要纯净，拒绝意识形态黑话！
        “我所能确定的我憎恨意识形态的第三个动机，是我喜欢维护我的语言的干净。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思想家的特征就在于对语言的摧毁，有时是在一种高度复杂的知识黑话的层面上，有时是在一种俗语的层面上。就我个人对于各种黑格尔主义者类型及其他类型的意识形态家的经验而言，我的印象是，许多具有相当智识能力的人愿意成为黑格尔主义者，因为黑格尔要复杂得多。个中差异并非由于什么深邃的信念，而是由于某种类似于趣味的东西，就好比一个人喜欢下棋而不喜欢打牌。黑格尔要更为复杂，一个人可以轻易地耗费一生的光阴，去探索从黑格尔体系的这个或那个角落出发来对实在加以解释的种种可能，而理所当然地不触及那些本属错误的前提——或许永远不会发现竟然有许多前提原本就是错误的。在与黑格尔主义者的谈话中，我经常发现，只要一触及黑格尔的前提，黑格尔主义者就会拒绝进行辩论，而且向你郑重告诫：除非你接受黑格尔的前提，否则你就不可能理解黑格尔。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如果黑格尔的前提是错误的，，那么从这些前提中导出的所有东西也就是错误的，因此一个精明的意识形态家不得不避免讨论前提。”（摘自“14 意识形态、个人政治与发表作品”）

        英文——必须更上层楼！
        “我特别想要提到海尔曼给予的帮助，他向我介绍了一些美国文学史上的秘闻，热心帮助我克服了掌握地道的英文文体过程中的困难。我还记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有一回他翻阅了我的手稿，约有二十来页，他在手稿上标出了每一个错误的语言习惯，这样我就有了一个可靠的错误清单，我不得不对这些错误加以全面改正。我必须说，海尔曼的分析是我英文理解力的转折点，帮助我逐渐获得了对这门语言的适当掌握。
        同布鲁克斯和海尔曼的友谊，还帮助我获得了某种关于美式英语随不同社会群体而分层的知识。当你作为外国人来到美国时，你肯定会淹没在周围各种人所讲的语言里，有些人讲准确的英语，有些人讲方言，有些人使用带有各种错误的低俗词汇。如果你尽最大努力去适应你的环境，而对于这个环境属于什么层次却缺乏任何批判性的知识，那么你可能会落到庸俗等级的底层。海尔曼和布鲁克斯当然非常明了这种语言的社会分层，他们帮助我证实了我对于在该环境中听到的语言的猜测。
        这个问题的性质，可以从我跟布鲁克斯的一次谈话中得出。有一次穿过校园时，我见他陷入了忧伤和沉思，我问他为何忧心忡忡。他告诉我说，他要为他和罗伯特·潘·沃伦共同编写的一本英文文体教材写一个关于典型错误的章节，而去找典型错误真是个苦差事。我有点惊讶，天真地对他说：“啊，找典型错误很简单呀。随便拿起一本教材，你都会在每一页纸上发现六七个错误。”他解释说，他不能使用这个方法，因为教育学者们的文字远远低于平均水准，他们的错误不能视为一 个普通讲英语的人的典型错误。此外，他正在使用的社会学教材，有时候要读上二十页才能撞到一个真正好的例子。即便如此，他还是担心，因为社会科学家们的英文也不能被视为典型，而是低于平均水准，虽然没有教育者们那么低。
        我不得不逐渐了解这种类型的语言分层，以掌握一种尚可忍受的英文，摆脱意识形态的套话，也摆脱学术界庸俗层次的种种过敏反应。”（摘自“16 在美国的生活：从哈佛到路大”）

        古希伯来文——勇敢接招吧！
        “我发现，如果对基督教起源的知识不比我当时所知的更多，就无法写好中世纪及其政治，而如果不进入犹太教的背景，就不可能恰如其分地理解基督教的开端。所以正是在亚拉巴马，我开始跟当地的拉比学习希伯来文，他也在该大学教希伯来文。开始很艰难，但我逐渐掌握了足够的语法和词汇知识，能够校对译文，最后能够基于文本自己翻译。通过对以色列背景的这些研究，一部政治观念史开始于希腊哲学这个模式就被破除了。然而更糟糕的是，我得知了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的成员们所进行的古代近东文明研究的辉煌成果。这样一来，背景就已拓展到以色列所从出的古代近东帝国，以色列人是基督徒的背景，而基督徒是中世纪观念的背景。政治观念史的线性发展模式——就是从想当然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宪政论，经过可疑的中世纪宪政论，进入辉煌的现代宪政论——坍塌了。”（摘自“17 从政治观念到经验符号”）

        俄文——必须读懂陀思妥耶夫斯基！
        当时，巴黎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那就是俄国移民潮。我恰巧认识他们中的几人，而且知道要想获得政治材料，就必须学习俄语。所以我开始师从穆绍尔斯基（Konstantin V. Mochulski）和洛津斯基（G. Lozinski）学习俄语。两位优秀的语文学家给了我非常实际的帮助，我跟他们学习了近一整年，达到了足够的水准，能够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了。不幸的是，我现在已把所学的东西忘得差不多了，因为在我后来的工作实践中很少有机会探讨俄语文献。（摘自“11 在法国那年”）

        中文——最后一站，作为中文读者，感到无比亲切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的视野变得更宽了，因为中国已经变成时髦的话题，考虑到我的语言能力，系里决定让我来教中国政治。这就让我投身于中国历史的研究。由于不理解中国的经典就很难谈论当代中国的观念，我开始学习中文，学到足以理解经典的字义，尤其是孔子和老子的经典。这种知识对于理解中国思想有很大的帮助，而且今天仍然有帮助，因为我能在毛泽东夫人所宣扬的革命歌剧中看出周代的诗歌模式，细微的差别在于，周代的作者们歌颂周王朝的胜利，而现代的革命歌剧则歌颂革命军的胜利。”（摘自“17 从政治观念到经验符号”）

        数一数。一、二、三、四……不算母语德文，这位沃格林教授为了突入他所研究的领域内部，先后共学习了八门外语。原来，不只是我们这些屈原的后人，才知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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