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东度过了青少年与中壮年的王新宪，把忆述这段年华的86篇文章结集为28.8万字的《疾行记》。据说此书取名有三重寓意：一是身为残疾人，力疾前行，感受万千；二是置身于“时间就是生命”的新时期，浸润在南方省会“先行一步”的氛围中，社会与人良性互动，迅疾发展；三是为残疾群众排忧解困的使命感鞭策着身为残联“班长”的他“疾步快走”。书中没有什么解密档案，也难寻奇闻轶事，但那平实低调的文字中潜藏人生哲理，尤其是那些青春燃烧的岁月，作为广东人读起来，更觉似曾相识、有会于心。
有一个简单的问题值得思索：同样一个人，在不同的年代，或被歧视恍如废物，或受重视启用为栋梁，究竟是个人把握了机遇，还是时代改变了环境？
幸福的人生各有各的幸福，残疾人的不幸却是相似的。新宪经历“文革”，从小被街上的孩子嘲笑，被驱赶甚至推跌。几乎天天摔跤的他凭着自己的努力当上了班干，还带领在全校出了名的“落后班”拿到“先进集体”奖状，然而他还是收到“你腿不方便，学校不同意继续念高中”的通知。作为“待业青年”，眼巴巴看着一个个同龄人就业，自己则被一个个用工单位拒收。经历过打“散工”岁月，好不容易进入社会福利工厂，在干完8小时挥动铁锤上万次的体力活之后，他积极参加“青年突击队”组织的清理车间、搬运装卸、突击加班和技术革新活动。面对足以让人沉沦的窘境，新宪提升抵御厄运的生存能力乃至心理素质的途径就是学习，而且是涉猎很广的学习。
值得欣慰的是，新宪和大家一起迎来了改革开放。民心、党心，人同此心；国运、家运，共奏华章。在甩开膀子大干的同时，新宪成长为社会工作者，但他依旧坚持学习英语课程并顺利通过经济师级别的英语考试，还完成了中山大学工商管理在职研究生课程。有人问：你已经是市管干部了，还学这些干什么？他说：“我就是想促使自己学习新的理念，拓宽视野。社会工作与经济工作在本质上都是社会交往过程，只有具备多学科知识的人，才能成为一名有理论底蕴、清醒自觉的社会工作者。”
一个人的命运，与一个特殊群体的际遇契合，跟一个国家的兴衰荣辱共鸣共振，这不能仅仅归结为巧合。现代残疾人事业的三月风从北京吹到广东，此时，领导找新宪谈话，准备调他到正在筹建的残疾人联合会去。他问领导，残联具体要做什么工作？领导沉吟说不太清楚，说这是上级要求成立的组织。
第二个同样简单的问题同样值得思考，就是怎样做工作、怎样做事、怎样做人。
残联是新生事物，工作对象是困难群体，工作定位有待厘清，工作经费要自己去争取，服务场地甚至办公场地都要自己想办法，一切的一切，都值得担忧。同样的问题，不同的年代，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答案。选择安安稳稳混日子、时时处处为自己后路打算者，与勇立潮头的弄潮儿，其选择不可同日而语。新宪和他的同事们是把工作当作事业来做的：他们迈开双腿进入基层群众的家去接地气，他们看到特困残疾人家里所有的“财产”加起来抵不上城里人一双普通皮鞋，他们了解到山区县一家农户三个青壮年的儿子都得了精神病，就连镇里发放一袋米，这家人都没本事搬回来……一桩桩，一件件，触痛了他们，残联要做什么事也清楚了。
知道了前方目标，还得寻觅路径与载体。新宪“睁开眼看世界”的机缘始于赴香港参加国际会议，他把几乎所有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用来联系香港劳工署以及残疾人教育、康复、培训、庇护工场等十几个机构，进行参观学习和交流。人生地不熟的他倒了好几次公共巴士，还问了好几个人，才找到盲人工厂，经理在握手寒暄之后，脸带愠色地问：“王先生，你知不知道来迟了？”新宪体会到，香港社会的节奏快得让内地人难以适应。然而，没过几年，广州人不仅适应了这种“紧张”，而且比他们的节奏更快。在中国残联，省委省政府，省残联和市委市政府的鼓励支持下，广州市残联解放思想勇于开拓，创造了许多个全国、全省第一：广州建成了全国第一条具备垂直电梯、盲人导向带和盲文凸字标记等方便残疾人乘坐的地铁线路；全国第一个在市区交通要道安装了盲人通行音响信号，是最早创建无障碍环境的省会城市……
《疾行记》如实展示“过五关斩六将”，也不讳言“走麦城”。残疾人专用机动车的管理，直白地说就是有人利用这车载人拉货的事困扰着各大城市。广州市残联会同有关部门做了相当多的工作，写出专题报告呈送市政府，就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开门见山地、务实地提出意见。时任常务副市长陈开枝看了，说：“这是我到广州市政府工作后，看到写得最好的报告。”
邓小平说过，没有一点创新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新宪祖籍北方，长于羊城，北方人的豪爽、大气与南方人的机灵、执着似乎都能够融合于一身。为了办残疾人的事，为了替残疾人办成事，他和他的同事踩着自行车冒雨奔忙，有过一不小心连人带车倒在地上的狼狈一刻，也有过浑身湿透走进府前路大楼，政府工作人员赶忙拿毛巾替他擦干后背的温馨一瞬。因为要解决的事情涉及省市两级多个部门，他找到正在发高烧的副市长反映情况、去到受伤住院的市长病床前请求批示……好在，就像书上说的那样，残疾人事业真是崇高、文明的事业，新宪接触到的很多是充满正能量的爱心人士。
想通了上述看似简单而又深奥的命题，对一个国家与一个人的关系会看得更加透彻。透过《疾行记》这扇窗口，可以看到火红的年代里广东人如何在荆天棘地中杀出一条路、开拓出一片新天地；可以看到广东改革开放40年来文明进步的一个侧面、一帧画卷。诚然，新宪们所取得的成绩不可能超越他们身处的历史阶段。时移世易，残疾人事业的后继者面对的是与40年前完全不同的环境，新时代需要新的担当、新的作为。回顾改革开放所走过的道路，我们对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制度充满了自信，社会如果要向前进步，《疾行记》所承载的精神将依然不老，向前的人们依然需要“疾行”。
作者:方梁 (系广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原理事长）
《人民政协报》2019年1月7日第12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