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人们阅读的重要语境已从纸质版的图书转向快速阅读的数字化媒体。在这样一个传播媒介与人的精神交往形态和时空都发生巨变的时代，引领我沉溺于杨花飞舞，柳岸莺啼的春光之外，心怀书本，阅读一本装帧精美，书写中国文化精神源头及其演变的史书，正是受到这番与此世界不同的另一种话语，“渊渊其渊，浩浩其天”的吸引。与其说我更加关注这本书与世界的关系及其命运，不如说我更享受这种精神的崇高化叙述，还有文本中有情有信的文字的感召与唤醒。
　　我与司马云杰先生相识十年，他每每都是以书相赠的方式与我会面。相遇只是为了阅读。在那些时候，我会自觉地放弃对现实清醒的追求，闻风而悦，赶紧跑去，为他近年一卷又一卷出版的大道哲学通书而欢欣鼓舞。至今，司马先生以张横渠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立身使命，怀着天道命令而写作，已出版了五卷本《大道哲学通书》（《大道运行论》、《绵延论》、《心性灵明论》、《道德本体论》），三卷本的《文化价值哲学 》，还有众多著作，如《礼教文明》、《论文化的复兴》、《文化社会学》、《红楼梦与晚明哲学》等。这本《中国精神通史》是2016年由华夏出版社出版的。
　　在当下飞速变革的世界，仁者依旧。他能与万物浑然一体，独自享受精神的自由与快乐，这是一种能力。司马云杰写作此书，提神太虚，“入于寥天一”高处，唤作大鹏，击水三千，扶摇而上九万里，独于天地精神往来，日以继夜，以游无穷，写出了这本中国五千年至七千年的精神史，这真是一次壮举！司马先生说，“汉有略、晋有部、唐有典、元有考、明有补、皆有所成，但唯独没有精神史。”精神史是真正的文明史所在。“中国精神史，绵延几千年，贯通几千年，而无《中国精神通史》之撰写可乎？”他要寻找中国文化精神的源头，证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是因为有一个深厚博大的精神世界，才得以高明悠远的存在，他“要为解 决国家民族的精神生活问题提供一个精神史的借鉴”，为“中华民族何处安身立命提供性命之理”完成历史书写。
　　这部《中国精神通史》是继他的大道哲学之后，又一部研究中国最高精神的著作。司马云杰认为，揭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精神特性与精神史的巨大潜能力量，对国家民族的生存绵延，解决我国国民精神生活的问题，为中国社会进步与治理奠定思想基础。在作者看来，一种精神是否纯正、美好、最终决定着一个民族的文明样式与国家发展的历史道路。在这本书中，作者书写了中国古代圣贤明哲所发展出的横贯了古今中华民族五千年到七千年的生命精神历程，融通了精神层面的大道本体，揭示了中华民族生命精神运动及其变化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还以其文化精神上的高度自觉，力图唤起中国人对维护国家民族文化生命精神的赓续绵延的自觉。
　　在司马先生看来，撰写精神史，必在形上世界里潜心探索，无处不与精神打交道。那么，何为精神？“精神不是指欲望、要求、目的、动机、情感、情绪之类，而是超越这些具体利害之情所发展出来的一种思维形式”。精神具有两大特点：一是与形上本体相联系。“精神在文化上属于真理、正义、至善、大公、大美、崇高、庄严、神圣一类的形上存在，贯通以道的精神。二是属于纯粹至善的本体存在。他说大凡精神，无论个人的，还是国家民族的，皆出于某种形而上学的存在，皆是与“梵天”、“道”、“上帝”和“逻格斯”等神圣本体相联系的。“一切精神史，皆是形而上史，皆是形上本体存在的思维方式史与存在方式史”。我们常提及思想，但思想是无法等同于精神的。如果哲学思想、社会思想、经济思想、科学思想等不与形而上学、先验论、本体论相关联，即使思想能融会贯通，运用理性思维形式，也不属于精神的存在范畴。同时，精神也不脱离形而下的东西。凡物的存在，形器的存在，皆能看到人的存在、精神的存在。更进一步，精神与思想是不能分家的。虽然精神不是物质的派生物，物只是一个光秃秃的世界，没有风景，也不谈真理、正义、纯真、至善、大公、无私、大美、崇高、庄严和神圣，但精神与思想却是时时“相互交叉、相互影响和相互依存”的。
　　贤圣明哲大都喜欢思考世界精神的问题。面对当下如此乱世，人要想体面地立足与生存，可借用梁漱溟先生的话说，那就是“要对自己有办法，才免于干出诸多不智和下等的事情来”。那么，这个办法是什么？对此梁先生是从心而论的。他指出“生命是心，是心表见在物上的，是心物之争。历史也是心对物之争”。“一次一次无数次，一步一步无数步，征服了物，凭藉物，利用物”，致使这个世界成为了一个通过物表演出来的世界。”然而，无论是梁漱溟的心性之论，还是司马云杰在批判并超越了物的知识论之后的精神索求，这些都是精神世界的思想者发出的人文觉醒与关怀。
　　君子求道入圣，必有方法。司马云杰对这种灵明境界的浩荡精神充满了广大、幽深、高明、奥妙和精微的领会，得到庄子“道枢”方法的宗旨，以“大道枢要”之举，甄别研究材料，会通研究问题，以应无穷。可以说，这部中华民族文化精神融通之史的研究方法严谨。作者运用了大量典籍文献，比较研究方法，加入了考古资料，如他对一幅伏羲时代东夷氏族部落所留下的烟黑的两块巨石祭天图的诠释等，无不显露出学者的训练有素与精神文化的储备与涵养。他说研究中国精神史不可不研究经学。经学乃中国文化史的核心所在。章学诚讲“《六经》皆史“，司马云杰道“《六经》皆精神本原”。没有足够的学术积累，岂敢登堂入室，张其灯火，明其光辉。在司马云杰的精神史中，《六经》被他视为中国文化之源和精神之源。正是出于这种精神本原的教化和知识储备，他的精神通史不从先秦写起，他认为那只是中国文化历史的一半。另一半被烟灭的，必须由他来写。他要从上古的文化源头和夏商周的演变写起，将之概括为“发端于伏羲，积蓄痰黄，大备于唐虞，经夏商周三代则浩荡于天下”，他要从经学与诸子之学的文化哲学精神、儒学盛衰、隋唐佛教、宋明理学和由六经开出的新局面的近代文化精神发展写起，以此找到一条通向中国精神通史源头的脉络，用浩浩荡荡的天地精神与诗文般的文字书写中国五千到七千年文化的精神史的巨流，该是何等的豪迈。
　　几十年来，司马云杰领悟天道本体，“一切所谓精神，皆是人的生命精神”。受此精神的培育滋养，他获得了文化精神上的自觉，撰写了大量著作，在精神上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之地。他的研究成果也是要奋力唤起中国人对维护国家民族文化生命精神的赓续绵延的自觉。

2016年5月5日星期四早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