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黑色幽灵
在巴格达，每年的1月份是一年中最美的时段。随着气温的下降，雨水增多，冲刷掉全年的积尘厚土，夏季的酷热就被人们彻底遗忘了。万物更新，空气凉爽，人们的心情也变得分外愉悦。这是我在伊拉克一年中最喜欢的时间段。
我带着饱满的热情从华盛顿返回巴格达。继我们2009年的成功之后，新的一年我们将执行新的任务。我们在阿富汗的经济重建战略行动，在所有参与这项使命的各方以及在五角大楼的权力阶层那里都得到了好评。在伊拉克，我们的使命是在全国各地全速推进我们的项目——从工厂扩张、私人投资到外国公司的参与——力争每周都取得明显的成果。最近被任命为伊拉克业务总监的里贾纳·杜贝，加速完成了我们的工厂重启项目。不管我们来到伊拉克什么地方，我们都能够得到当地社区的热情接待，他们现在对我们的工作成果充满感激。
我们用来接待到伊拉克访问的客人的那幢别墅兼酒店，现在完全被前来造访的公司代表和专责小组成员所占用。作为一个团队，专责小组正在吸纳一些新成员进入一个有过多年服役历史的伊拉克专业团队当中，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新旧成员之间的摩擦问题。但这些都是小问题，这是整个组织成员所感受到的、我们的事业正蒸蒸日上的一部分。
我们一年前在“绿区”所建立的企业孵化器场所现在已经满员，而且住在我们的小型公寓酒店的许多公司业务代表都是回头客——这种情况并不是我们最初计划的一部分。我们的目标原本是在这个孵化器场所为一些公司驻伊拉克的代表提供中期办公和生活的空间（一旦他们访问过伊拉克一两次之后）。有了这样一个工作场所，他们就有从容的时间在巴格达这座城市的其他地方建立自己的永久性业务。确切地说，酒店原本只是为初次到访者准备的。然而眼下，我们的房间正在变得不够用。
2010年1月25日，星期一，对于我们是异常缓慢的一天。这天天空晴朗而明澈，下午的气温高达65左右。在过去的几天时间里，我一直都在与伊拉克官员马不停蹄地会面，并到全国各地出差，星期一是我第一次可以让自己暂时放松下来的时间。这天上午，我和埃里克·克拉克沿着底格里斯河河畔慢跑，大概跑了5英里，以便消除时差带给我们的长时间干扰。当我们回到别墅式公寓时，我询问我们的司机和保安特遣队成员，我们能否在“绿区”范围之外，也就是在巴格达那条著名的河对岸，查看一下是否有可能找到适合的地点，用以扩大我们的“绿区”孵化设施。
我现在经常在这座城市走动。街道上呈现出和往日一样的繁忙景象——上学的孩子、街头小贩和汽车——这是你在这个国家的任何城市都会看到的日常生活景象。今天，我想重新去看看与“绿区”隔河相望的一些大型综合酒店群。古老的喜来登酒店、巴勒斯坦酒店以及巴比伦酒店等这些大型多层建筑，都靠近阿布努瓦大街，一条其绿地部分与河流毗邻的林荫大道。
我想看看这些建筑物当前的状态，了解一下是否可以租下几层楼，用于扩大我们的孵化器业务。
我和马修、埃里克带上专责小组团队的两名新成员与我们同行，他们都是第一次来到伊拉克，都想看看巴格达的市景。作为白宫人事处提供的新候选人之一，伊丽莎白·洛尼格罗最近加入了专责小组。她曾是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市长工作团队的一名高级成员，后来去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并得到了国际关系学的研究生学位。塔妮莎·多齐尔，一名来自芝加哥的年轻的白宫政务官，在几周前刚刚加入专责小组。
我们的保安特遣队是一个高素质的团队，主要由前英国空军特种部队队员组成，该团队的组建者蒂姆·斯派塞，是专责小组在伊拉克安全问题上的长期顾问，在世界安全领域是一个有些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凭借在伊拉克多年的工作经验，已为专责小组提供支持一年多了。他们都很低调而且相当专业。约翰·查德顿曾是杰里米·格林斯托克——前英国驻联合国大使，继美国军队在2003年进驻伊拉克之后不久，又担任英国驻伊拉克大使——的人身安全负责人，也是今天负责我们安全的保安特遣队队长。保安特遣队把我们的这一行程视为专责小组在这个城市照例进行的一次日常活动，和我们在巴格达各地以及伊拉克其他省份几乎每天开展的各种业务活动没什么不同。
在我们离开“绿区”后，即穿过本地有名的艾尔胡玛利亚大桥，然后右转进入阿布努瓦大街，再把车辆开进距巴勒斯坦酒店以北几个街区的位置并沿河而行。那些在周末总是有很多家庭拖家带口一起来游玩的公园，在那个星期一的午后却显得非常安静。
不一会儿，我们的车又沿着阿布努瓦大街驶向巴比伦酒店。我和马修对于这一带的变化感到惊叹。2006年，当我们在驻巴格达多国部队士兵的护送下第一次来到这里时，当时的景象与现在截然不同。那时候，这里是一个真正的战区，街道空空荡荡，建筑物破败不堪。而现在，这些楼房虽需要大规模装修，但每个店铺都是开放的，河边那些餐厅的生意也显然不错。能够在巴格达看到这样的变化令人欣慰。
我们到达巴比伦酒店后，通过了一个有守卫的大门，私人保安人员指挥将车辆停好，然后我们进入了酒店。酒店已经过彻底的整修和清理，一层购物广场全是销售服装、纪念品和其他商品的小店铺。当查德顿去看酒店经理能否出来见我们时，我们在各个店铺闲逛，打算购买几样东西。我们在一个店铺前驻足，注意到有伊拉克国家足球队的球衣出售。我和埃里克都想给我们的孩子买一件，但只有一种球衣的尺码适合埃里克的小儿子，他买了一件，这时，我们和这家店铺的年轻女店主聊了起来。她用蹩脚的英语对我们说起她的生意情况，她说生意如何越来越好，以及她对未来感到如何乐观。
酒店经理巴西姆·安顿听说我们到这里来了后非常高兴，他告诉查德顿让我们去他的办公室。我们离开那些店铺，通过酒店大厅并走上螺旋楼梯，来到管理办公室所在的二楼，几名工作人员在迎接我们，安顿的秘书带我们走进他的办公室。我按照传统礼节和安顿拥抱，又向他介绍了团队的其他随行人员，然后我们坐下来开始长时间的聊天。
在我们过去的几次会面中，一旦讨论到巴格达的局势，安顿通常就会显得很悲观。作为一名伊拉克基督徒，他哀叹有那么多巴格达基督教团体要么逃亡到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聚居的伊尔比尔市，要么彻底离开自己的祖国。但今天他的情绪很高涨，对于我考虑在这里租楼层，以便为一些公司派驻的代表提供办公和生活的场所感到兴奋。当我们一边喝茶一边吃甜品时，我和马修同安顿各自讲述最近各种不平凡的经历，以及我们观察到的各方面情况所发生的改善。我由衷地感觉到他对于伊拉克未来前景的乐观。
当我们正在愉快地谈论着有关业务方面的事情，以及伊拉克民众日常生活的改善时，我突然听见我很长时间都没有听到过的一种声音，那是在几英里之外传出的沉闷而又明确无误的爆炸声。我和马修当时正坐在安顿办公室的一张长沙发上，就在他的大办公桌右侧并与其垂直；而安顿则坐在正对着我们的一张扶手靠背椅上；埃里克·克拉克、伊丽莎白·洛尼格罗和塔妮莎·多齐尔分别坐在他左边的椅子上，也正对着我们。那张长沙发的位置就在安顿二楼办公室外墙的大玻璃窗户正前方，透过窗户可以直接俯瞰阿布努瓦大街和进入酒店大楼的那条很宽的环形车道。因为长沙发的靠背几乎紧贴着窗户，所以当爆炸声传来时，我和马修不禁向窗外望去，看到在距酒店北部较远的地方有一团升起的烟雾，那里离我们的距离似乎足有三四英里，大致方位大概是在巴格达的卡拉达城区。
我们对安顿说，我们刚才说起巴格达的市民已经恢复了正常生活，现在看来似乎有点儿为时过早。
不过，我们对这种情况并不感到担心。在巴格达，几乎每隔几周就会发生零星的汽车爆炸事件，通常都是针对伊拉克政府和警察实施的。这次爆炸无疑也属于这种情况，或许是对准某一栋政府大楼而发射的火箭筒，我们没什么好担心的。查德顿出去查看后走进办公室告诉我说，一切正常，他的属下正在询问并确定发生了什么事。在结束我们的讨论之前，我们这一行人没有理由离开。
几分钟过后，我们接着谈论起哪些公司有可能成为我们租赁楼房的第一批入驻者。这时，远处的爆炸声已经让我们产生的轻微紧张感消除了，我们完全放松下来，继续商谈在这里租赁楼房的可能性。但就在这时，又一种奇怪的声响充满了整个房间，我听到了一阵刺耳的噪音，我的大脑立刻判断出，那是一种类似于火箭筒之类的东西掠过的声音。我立刻扭头向窗外看去，然后又把头转回来对着安顿，我张开嘴想对他说，我听到了火箭筒的袭击声。
然而我还没来得及说出一个字，伴随着一声轰响，我们立刻就被眼前的黑暗吞没了。
我感觉到我的身体被抛向半空中，那种感觉就像是在海水中挣扎，脚下的巨浪把你的整个身体向上方推举——只不过我所感受到的是更大的速度和力量而已。这时我的感官已无法辨别任何细微的声音，也看不见任何有色彩的东西，只有可怕的黑暗和巨大的噪音。我觉得我的头部和身体撞击在硬物上，但我感觉不到疼痛。我为自己觉察不到冲击带来的伤痛而感到奇怪。
我什么都看不见，我的耳朵也什么都听不见，我的大脑在轰鸣，我的思维混乱无比，我丧失了判断力。
我无法思考。整个房间里弥漫着恶臭。毫无疑问，那是无烟火药的气味，那种味道让我无法呼吸。我大口地喘气，当我的胸部因为呼吸而膨胀时，我第一次感觉到疼痛。我躺在不规则的坚硬的物体上，那似乎是管道或者木板，其坚硬的边缘挤压着我的胸口。
我睁开眼睛，但眼前仍是漆黑一片，我的眼睛和脸部都是湿的。我伸手想把水擦掉，这才发觉它的黏稠——不是水，而是血——我自己的血正在流进我的眼睛里。我的意识开始复苏，瞬间便想到了我的妻儿和家人。我伤得有多重？我还能再见到他们吗？
家具已经变成了棍棒、管道、碎玻璃和金属之类的东西。
马修刚才一直坐在我旁边。他在哪儿？埃里克在哪儿？伊丽莎白在哪儿？塔妮莎在哪儿？我听到办公室外有女人的尖叫声，接着是一些女人的号哭声。那难闻的气味开始消散，我擦掉眼睛上的血并努力向周围看去。约翰·查德顿的声音从门口传来：“先生，请待在那里别动，我保证，我会带您离开这里的，我会把你们所有人带到安全的地方。”
当我挣扎着试图站起来时，伊丽莎白·洛尼格罗走到我的身旁来帮助我。她整个人处于眩晕状态，腿上有一道很大的裂口。她把自己脖子上的围巾扯下来，帮我擦去眼睛周围和脸上的血。
天花板不见了，砖瓦片和其他支撑物凌乱地悬吊在我们的头顶上方，一堆电线和破碎的家具挡住了我们离开这里的去路。当我们小心翼翼地朝门口移动时，我看见了埃里克和马修，同时塔妮莎也开始站起来向外摸索着走，但我没有看见安顿。
我们顺着螺旋状楼梯向下走，巨大的楼梯井被难闻的气味包围，并被一大堆瓦砾覆盖。我们紧跟在查德顿后面，稍稍远离了这栋建筑物的大门口。大门口一些躯体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有的伤口正流出鲜血，有几个人一动不动，显然已经死去。我们在几分钟前光顾过的酒店前的那几家店铺，以及面对车道的窗户玻璃，都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数分钟前买了球衣的那家小店铺，也已经成了一堆瓦砾和扭曲的金属。那个年轻的女店主的尸体就躺在那堆东西之间。
幸存者的哭喊声越来越大。
在我对我们的处境反应过来之后，我的肾上腺素开始急速分泌。
因为就在几周前，在阿富汗喀布尔的一栋政府大楼发生汽车炸弹爆炸之后，一些全副武装的人员坐在一辆卡车上向许多爆炸幸存者开枪射击。类似的后续攻击是否会马上在我们的现场出现呢？我向查德顿讲了这种可能性，此时他正把我们带向面对底格里斯河的酒店后门出口，美国大使馆就坐落在那条河远处的对岸。当我们在外面等待并逐渐恢复镇定时，我们的保安特遣队成员围成一圈将我们保护起来，他们的突击步枪已经上膛，我们面面相觑，谁都没有说话。
一阵阵汽笛声传来，急救车随即进入酒店区域。我们顺着酒店背面缓慢移动，一点点地靠近停车场。我们的车辆就停在那里并且已经发动了，只要我们坐上去，就会立即离开。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马上接受治疗，巨大的爆炸对我们大脑所产生的震荡影响，可能是难以想象的。我们会随时失去意识吗？
但查德顿告诉我，我们不能离开。由于爆炸，伊拉克警察已经封锁了所有路口，任何街道上都不允许有车辆通过。在道路重新开放之前，我们将不得不留在原地。
我们惊魂未定地坐下来，开始竭力回顾刚才所经历的一切。
一个钟头过去了，查德顿返回车里，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原来，我们听到的尖叫声并不是火箭筒掠过时发出的声响，而是一辆装满炸药的汽车的轮胎在爆炸时发出的嘶鸣声。就在一个多钟头以前，那辆汽车闯进酒店车道出口并迅速冲向那栋建筑物。在爆炸之前，汽车因为巨大的撞击而发生翻转，而位置几乎就在安顿办公室的正下方。我和马修距离汽车炸弹只有100英尺远。在短短的几分钟内，3家酒店都遭到了袭击。我们首先听到的声音来自喜来登酒店，其次是巴比伦酒店，然后是子午线酒店。《巴格达目标酒店发生致命爆炸》，《华盛顿邮报》，2010年1月26日。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袭击，为了实行这样的袭击，至少要花数天时间详细规划。经过在“红区”长达3年半的工作，经过这个国家暴力冲突最严重的时期，我们的运气终于用完了，我们完全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
我们又等了一个钟头，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我们还需要等待多长时间才能够离开这里并得到医疗救助。
我们一群人吸引了街道上行人的关注，人群已经聚集起来，他们注视着救援人员的忙碌和袭击造成的惨象。我们的越野车被隔离在停车场远端，我们的保安特遣队成员依旧围成一圈并保持警戒。我们需要离开这里。
我们的保安特遣队队医继续检查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体征，并检查我们的伤口。两个钟头后，出血基本止住了，我和马修小心地回到酒店后面，找到了一个洗手间，用水把我们脸上、胳膊上和手上变得干硬的血痂洗掉。第一次看着一面全身镜子，我对自己的模样感到震惊。
我告诉查德顿，在我们撤离这里之前，我不想见到任何摄像机、任何手机拍照或者任何形式的图片。我们最不需要看到的，就是我和我的团队成员们血迹斑斑的照片在互联网上传播。
两个半钟头过去了，我们终于获准离开。我们的车辆顺着阿布努瓦大街向南行驶，穿过靠近巴格达大学的亚得里亚大桥，然后迅速地进入“绿区”，接着车辆又呼啸着驶向战斗支援医院。
当我们进入医院时，穿制服的医务人员震惊地看着我们。我们看起来很狼狈：衣服被撕裂而且满身是血，任何裸露的肌肤满是划伤、瘀青以及更大的伤口。当他们问清发生了什么事后，他们都感到困惑不解。这些刚刚被安排到这里的人，从未听说过我们的使命，也不知道有数百位美国平民正在伊拉克全国各地工作。他们无法理解我们为什么会跑到“铁丝网以外”的地方去。
在接下来的几个钟头里，医护人员对我们的伤口进行了X光检查、清洗和缝合。我们拒绝在这里过夜的建议。我们的宿舍不是很远，我们就是想回到自己的家外之“家”。当我们驱车回到驻地时，一种因得以幸存而产生的奇怪的幸福感在我们的内心升腾。
当我们在那天夜里坐在一起体味当天的经历带给我们的冲击时，我们还得考虑另一个紧急情况：由张敬淳将军率领的一支规模很大的韩国商务代表团，已在当晚到达了科威特，并将在当天夜里启程前往巴格达。我们曾经花费了很大力气并做了很多具体工作，才促成了他们的这次访问，而且我们已经为他们制定好了一个紧张的行程。我们的保安特遣队已经在去往巴格达的机场途中，准备去迎接他们。第二天上午，我就需要带他们会见奥迪尔诺将军，而在随后的一整天时间里，他们还将与伊拉克官员会晤。
索尼娅·斯蒂芬斯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布鲁克林人，早在2004年，她就是我在五角大楼业务转型办公室的第一个员工。精通韩语的她正在与这支韩国代表团同行，眼下就和他们在科威特。她提醒我说，现在取消他们的这次行程已经太迟了，势必会在科威特那边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混乱，而且我们也不希望我们遭到炸弹袭击这样的消息传出去。
当手机响起来时，我轻描淡写地向华盛顿方面的工作人员解释了不久前所发生的事情，埃里克·克拉克也向我们的媒体联络团队发出严格指令，要求他们不得将这件事向媒体泄露。我们正在吸引国际企业参与伊拉克事务，媒体对这件事情的关注会严重不利于我们对使命的履行。我们的工作一直很危险，在前几年暴力冲突激烈时期，我们在伊拉克全国各地从事各种户外工作时，所面临的处境更加危险。“巴比伦酒店事件”是我们在开拓新的业务、寻找新的发展机会过程中所遭遇的一次袭击，当时没有任何国际公司的代表在场。把专责小组视为一个“红区”工作队——一个由愿意冒险开展业务的商界领袖所组成的团队——是一回事，而把伊拉克所有地方都看成是危险区域，则是另外一回事。现在，我们正在面临着考验：我们刚刚经历了我们一直声称愿意冒险去面对的暴力袭击。我们对于那种暴力袭击所做出的反应，将表明我们对于使命的态度；如果抽身离去，那我们的诺言就会一钱不值。
我告诉在华盛顿的盖茨部长的参谋长罗伯特·兰戈尔，我们都没事，之后我收到了一个简短的回复。
我决定让韩国代表团继续他们的行程。当韩国人那天夜里很晚到达我们的驻地时，他们都无比吃惊地看着我们，不过还是毫不犹豫地决定留下来，并继续就商业投资与伊拉克政府进行接触和谈判。
马修坚持与我同行。第二天上午，我们带着这一行人从巴格达出发，前去奥迪尔诺将军在维克托尔军营的总部。当我们走进他在法奥宫的办公室侧厅时，他的高级助手看见我们目瞪口呆。我和马修的那副尊容，看上去就像是地狱的使者。我头部的伤痕，包括许多大块挫伤和擦伤，我的光头让我的伤痕更加明显。马修的情况比我更糟糕，他的额头有一道很深的伤口并缝合了几针。我们无比疲倦而且头昏眼花，那天上午都吃了止痛药，才得以让疼痛感有所减轻。我的胳膊阵阵作痛，由于爆炸带来的冲击，我身体的一边因为瘀青完全变成了紫色。
好在我们的角色只是介绍韩方人员，然后就由奥迪尔诺接续他该做的事。
我只想离开并找一个地方休息，但我必须咬牙坚持。张将军和奥迪尔诺将军以前曾见过面，他们身上都带有经历过战争的高级指挥官所具有的那种亲和力。在用了一个钟头的时间讨论韩国新的投资计划和伊拉克全国各地的安全形势后，代表团先行离开，而奥迪尔诺则让我再留下来一会儿。
我又坐了下来，他直视着我，问我是否还好。我向他保证，我再恢复几天就会没事的。他告诉我说，他会密切关注我的团队。我跟他说，我们这个团队在成立之初，就知道我们的工作过程必然伴随着风险，我丝毫没有放弃的打算。奥迪尔诺是一位出色的领导人，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尽管我们履行使命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有时会让作为指挥官的他感到心里沉重，但他从未中断过对我们的支持，并且一直在华盛顿的高级官员们那里强调我们工作的重要性。我们不会放弃我们的使命，也不会让他失望。
下午，我又陪同韩国代表团去会见刚到任的美国大使克利斯多夫·希尔，希尔大使因为见到韩国代表团而感到非常高兴。他还在逐步深入了解伊拉克，但作为一个熟悉东亚情况并且有丰富经验的外交官，他在和韩国代表团打交道方面得心应手。他初看到我的样子时同样目瞪口呆，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告诉我当我们被困在酒店停车场时，他们一直都在对那里的情况进行远程监控，并且因为看到我们安然无恙而感到如释重负。
最终，韩国代表团在离开伊拉克之前，和伊拉克政府签署了为振兴伊拉克南部工业而投资数十亿美元的协议。他们的访问圆满成功，双方还确定不久之后将派一个伊拉克代表团访问首尔，讨论在伊拉克和韩国之间展开经济合作事宜。几个月后，双方签署了合作协议。
几乎每天在世界某个地方，都会有激进分子出于某种宗教或者政治目的而引爆炸弹。因此，作为公民，之前我们对于这种暴力事件的报道已经感到麻木了，它们都被淹没在或大或小、或琐碎或严重的大量事件报道的海洋中。但在经历了那种意想不到的暴力袭击所带来的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恐怖现场之后，每当我再听到爆炸声，我的身体就会不由自主地颤抖。这是在那个美丽的1月份的一天发生的爆炸——它把我们和巴格达一个朋友的会面地点变成了一个血腥之地——所带来的阴影。
无论我怎样努力，我都无法忘记最后见到的那个乐观的年轻女店主的情形，她在自己的店铺里度过了生命最后的几分钟。我也永远无法忘记当时在我们周围横七竖八的尸体和散落着的破碎肢体的景象，那尖锐的警报声和悲痛的哭泣声挥之不去，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在我的耳边回响。
第13章 深度回顾和审查
从2009年到2010年年初，伊拉克政府部长们风度和礼仪的表现每况愈下。随着各个政治派别圈定其候选人并开始参加大选，伊拉克官员们完全沉浸在政治选举的混乱氛围中。从2008年到2009年，我们每周都会举办几次晚宴，而内阁部长们也会聚集于专责小组在巴格达的驻地。现在，这样大家齐聚一堂的晚宴已经不见了。偶尔我们和个别部长会面，也总是会听到他们强烈地攻击其他派别的同事。
大选在2010年3月如期举行。我当时的想法是，随着布什政府所签署的《驻军地位协议》的期满——它允许美军在2011年年底之前继续在伊拉克驻扎——专责小组在伊拉克的任务也自然会有一个截止日期。《美国和伊拉克就美军撤出伊拉克和在伊拉克临时驻军活动达成协议》，《美国伊拉克军事协定》，2008年。虽然我们预计在伊拉克大选期间还会出现零星暴力，但是我们有理由期待，一旦新政府上任，我们的工作将会再次接续。
在对选票进行统计之后，前总理阿亚德·阿拉维领导的政党联盟获得的选票，多于现任总理努里·马利基领导的法治国家联盟，因而在政府中获得了大多数席位。作为一个什叶派人士，他认为具有完全主权的政府，是恢复法治与稳定和建设民主生活的关键，并且坚持世俗化而非宗教化的管理方向。他的联合政府得到了在伊拉克北部和西部的逊尼派领袖的广泛支持。我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推动伊拉克实现全国团结的领导人。但是，阿拉维并没有前往伊拉克南部去接触二级什叶派政党的支持者并建立联盟，而是乘飞机相继前往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到这两个国家与为他大选提供资金的金融家和支持者会面。阿拉维的公众态度显然会给伊拉克南部的支持者带来一种负面影响。 如果不在伊拉克南部多花一些时间，就很难充分理解伊拉克什叶派人根深蒂固的敌意心态（他们一直以来都认为其他派别的人对他们是存有敌意的）。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是美索不达米亚和阿拉伯世界的被征服群体。在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奥斯曼帝国垮台的过程中，英国、法国和俄罗斯的外交官们经过协商，将叙利亚的阿拉伯地区、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进行了分割。这个被称为《赛克斯-皮科协定》的地区划分协议，忽略了当地居民文化和种族因素。在战争结束后，新成立的国际联盟召开会议，承诺给予这些阿拉伯地区独立地位。于是，先是法国，然后是英国，很快就直接对各自控制的区域行使权力，分别绘制了叙利亚、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和巴勒斯坦这些国家的边界线。直到今天仍困扰该地区的许多种族和宗派冲突，都是当时英国和法国绘制的错位的殖民地国界——这些国界线将邻近种族和宗教社区分割开来，并使之归属于不同的国家——的结果。
在奥斯曼人战败以后，英国在伊拉克建立了一个君主政体，授予了来自今天的沙特阿拉伯的一个逊尼派哈桑王族的国王管理巴格达的权力。这是一个因为没有顾及文化传统而显得愚蠢而又奇特的决定，它将一个阿拉伯苏丹置于完全不同于阿拉伯半岛文化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之上，其结果就是，尽管在伊拉克人口中占更大的比例，但什叶派伊拉克人不得不屈居下层阶级的地位。最近一些年，在萨达姆·侯赛因的统治之下，什叶派经常遭到残暴的对待。如同在阿拉伯世界的其他什叶派人一样，在伊拉克南部地区的什叶派人，对于其他逊尼派阿拉伯国家提供给萨达姆·侯赛因的支持，永远无法忘记。
自2003年以来，沙特阿拉伯及波斯湾邻国拒绝给伊拉克提供任何发展援助或与其进行有意义的外交接触，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战略错误。由于在伊拉克留下了一个真空区域，使得伊朗轻松取得了在阿拉伯什叶派少数民族当中的影响力。假如沙特阿拉伯在2003年以后就参与伊拉克南部的投资，并修建学校、道路、医院和发电厂，以帮助他们的阿拉伯盟兄站稳脚跟，这样就能够挫败伊朗的野心，并建立一个强大的联盟。
但沙特阿拉伯没有这样做，自2003年以来，还对什叶派主导的伊拉克怀有敌意。大概是其自己不安定的什叶派少数民族的存在，让它难以接受在伊拉克有一个什叶派阿拉伯领导层的现实。
当阿亚德·阿拉维在2010年大选之后就飞往沙特阿拉伯时，一切都成了板上钉钉的事情。伊拉克富有好斗性的自由媒体广泛报道了他的访问。伊拉克南部什叶派不断受到来自伊朗支持的教派政党和神职人员的警告，那就是，阿拉维是狭隘而偏激的逊尼派阿拉伯世界的工具，他会像萨达姆当年所做的那样再次征服什叶派，尽管阿拉维本人就是什叶派人士。而此时，对于同阿拉维结成联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什叶派政党，却选择了退却。
由此，漫长的政治合作停滞阶段开始，这也直接导致了2010年成为伊拉克在发展过程中失败的新的一年。
对于伊拉克的政治精英而言，有关权威和控制力量的谈判并非微不足道，因为这当中涉及多方面的利益。一方面，这些政治精英十分渴望获得对于国防部和内政部的控制权，但另一方面，他们对获得这种控制权的可能性也持怀疑态度，因为萨达姆曾经滥用这些组织，使之成为他的权力工具。尽管推翻萨达姆政权后，美国彻底重建了这些部门和伊拉克军队，但有一种恐惧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他们的领导者可能再次利用这些部门压制伊拉克人民。
在控制权谈判中的另一个重要筹码是石油部。控制石油部，就等于控制了伊拉克当前和未来的财富，就相当于能够操纵一种强大的工具，用来影响和控制伊拉克未来的发展。2009年，经过多年谈判之后，石油部终于就伊拉克最大油田区域——“巨人油田”区域——的重建签署了第一份协议。通过竞标，该油田区域——每个都拥有超过50亿桶石油的探明储量——被一家国际石油公司竞得开发权。
在同来自那些寻求控制石油储备渠道、以便满足未来战略能源需求的国家的国有企业的开放式价格竞争中，西方民营企业明显处于不利地位。由于石油产量的增加，国际市场每桶油的价格长期固定在2美元以下的低水平上。对美国公司而言，这样的低价格所带来的利润，远远低于其股东的正常预期，导致大部分美国公司最终退出谈判。在2009年伊拉克签署的第一轮招标协议中，许多大的石油合同的签字者，都是来自当初那些坚决反对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行动的国家的国有石油公司。这是一个不小的讽刺，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谈判的结果对于西方利益集团而言无疑是严峻的。虽然一些西方公司获得了开发巴士拉庞大的西古尔纳和拉马拉等油田的权利，但大多数大的合同都归属一些国家的国有企业或公司，例如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韩国天然气公司、俄罗斯卢克石油公司以及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只有一家美国大型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国际石油公司——拿下了一个超级大油田。虽然美国为推翻萨达姆政权和保卫伊拉克花费了数千亿美元，但美国石油公司基本上与规模最大的石油开发合同无缘。《在安巴尔省的地震调查和建议》，业务与稳定行动专责小组，2009年。
假如伊拉克政府在谈判中能够适当地灵活一些，并且更早签署协议，那么伊拉克在2009年和2010年就可能进入经济繁荣期了——有数十亿美元投资于石油开发，而且对整个伊拉克经济，这些投资累积还能够产生更大的利益。
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所以，在2010年，尽管各政治党派试图组成一个政治联盟，但结果却让伊拉克政治体系陷入僵局、经济陷入停滞的状态。由于有关设备运输的进一步的协议、具体项目启动授权和其他活动被搁置，2009年虽然签署了一批石油合同，但油田并没有迅速开发。
随着政治角力的持续，石油财富控制成了角力的关键要素。但问题的核心是，几十年前发现的伊拉克已探明石油储量的油田，几乎都位于伊拉克的什叶派和库尔德地区。而逊尼派人口占多数的北部和西部，却在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了。随着所有派别之间宗派猜疑的不断加剧，以及对于石油财富将不公正地分配给逊尼派的担忧，加大了各派别之间的不信任，使政治谈判也变得复杂化了。
不过尽管伊拉克存在政治上的不确定性，但专责小组还是继续坚持接待那些预期石油必将驱动经济扩张、以寻求尽早在伊拉克立足的投资者。在缺少伊拉克政府参与的情况下，我们让这些投资者侧重于和各省投资委员会以及负责推动省级投资的组织（专责小组在伊拉克大部分省市通过提供技术和财务人员，对这些组织机构给予积极支持）进行密切接触。根据最新制定的伊拉克投资法，以及在获得高达25亿美元的投资授权之后，我们开始把省级投资委员会作为重振巴格达经济的重要途径。
不过随着对于省级机构作用的关注度增加，一些令人不安的迹象也开始出现。大多数投资者都想访问巴士拉。有几位投资者甚至对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的房地产开发感兴趣，因为这里每年都会掀起吸引数百万游客进行宗教旅游的热潮，使得这些城市特别适合发展酒店业和建商业基础设施。与此同时，鉴于其巨大的潜在消费人口，有的投资者也对巴格达感兴趣。不过大多数公司都想在北部库尔德或南部什叶派地区建立业务，因为在这些地区，石油热潮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出现。几乎没有人对伊拉克西部有兴趣。
我对这一情况越来越担忧。不难想象，由于油田开发的推动，几年后，伊拉克什叶派和库尔德地区的经济将会一派繁荣，而北部和西部多为激进的逊尼派地区，经济将会越来越落后。这种情况必然会为内乱和不稳定埋下隐患。
为此，我们与美国地质调查局进行了碰面与交流，最后制定了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在这之前，专责小组已经致力于推动美国地质调查局在伊拉克业务的重启，以对伊拉克的水资源进行评估；并与伊拉克地质调查局开展合作，对全国的矿产资源进行技术评估。通过美国地质调查局，专责小组接触到了一些石油行业方面的勘探专家，他们在探查沙特阿拉伯北部油田方面，有几十年的工作经验。与这些专家的交流让我们了解到，整个延伸到伊拉克西部的大型地质结构，可能还有储量巨大的石油。由于过去从未有机构对伊拉克西部进行一定程度的地质勘探，因此我们没有办法来验证这一推测的准确性。现在我们制定的这一探查方案，可以用来确定这种储备是否存在。
我们基于这一信息形成了一项提案，并要求得到资金，用于在安巴尔省开展初始的地质勘探。我们的目标是确定是否存在显著的石油储量，如果存在，那么它就能够为逊尼派人提供对等的经济基础，并且大幅度减少伊拉克政治体制的危机感；如果探查表明没有任何石油储量，那么，我们就会另行制定可供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专注于在幼发拉底河谷直至叙利亚边境地区发展农业并提供援助，以期日后能够建立一条通向地中海的“经济走廊”——如果叙利亚有一天能够开放其政治体制的话。《伊拉克石油繁荣的进展与天然气燃烧》，《国家地理杂志》，2012年9月25日。
这份提案起草后由美国地质调查局审查，然后广泛散发。但草案中的投资要求遭到了拒绝。美国已在伊拉克花费了数十亿美元，但政府却禁止我们直接参与石油方面的业务。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年，伊拉克石油部部长侯赛因·沙拉坦尼就不可能获准将援助伊拉克的资金用于在伊拉克西部进行石油勘探；没有这一勘探，伊拉克就不可能吸引外商投资。
这是美国介入伊拉克最重要的经济行业却没有任何成效的一个例子，还有其他很多例子。其中最令人沮丧的是伊拉克南部油井无谓的天然气燃烧。自20世纪50年代英国石油公司钻探出第一批油井以来，很多油田一直在燃烧（或已烧光了）存在于油田当中并伴随石油溢出的伴生天然气。这种以往常见但在过去20年里已经较少见的情况，浪费了宝贵的能源，并将大量污染物释放到空气中。由于在巴士拉和周围省份的油田不断扩张，天然气燃烧的量也在不断增加（实际情形是，因油井向外释放天然气的高大管道的顶端，不断向外喷出猛烈的火焰）。
在2007年的某天夜里，当我第一次乘坐黑鹰直升机进入巴士拉时，我看到长达几英里的地平线区域，因天然气燃烧而产生的橙色火焰连成一条火焰带。一些国际石油公司希望尽快获取宝贵的天然气用来发电，进而解决整个伊拉克缺少电力这一棘手问题。这种白白的燃烧对伊拉克经济的影响同样巨大，这相当于每天有百万美元价值的天然气都被浪费掉了。但是伊拉克石油部并不理睬一些公司的多次建议，拒绝进行合作。只是在2011年，才最终将一纸合同交给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由壳牌公司采集在南部油田燃烧的天然气。
在这段时间里，一个很少被承认的问题是，燃烧的天然气对于伊拉克南部地区民众的健康产生了可怕的影响。伊拉克南部具有在世界上发病率最高的小儿癌症，而这种癌症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吸入燃烧天然气所释放的烃类化合物。专责小组曾长期游说各方，希望有关各方为了伊拉克南部民众的健康而采集天然气，但这一建议并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对于伊拉克的石油行业，布什政府始终坚持其“放手”的态度，除了国务院法律顾问以及外交部门曾就分享石油收入纠纷而试图解决长期存在的法律框架问题之外，有关方面始终没有授权任何机构任何战略和战术，用来推动伊拉克石油业的快速发展。《国防部指挥官在伊拉克应急响应程序方面的教训》，伊拉克重建特别监察长报告，2012年1月。
所以，当奥巴马政府上任以后，我们就采取了不同的策略。鉴于政府专注以碳为基础的全球变暖问题，于是我们便提供了统计数据，以证明在伊拉克南部燃烧的天然气所释放的碳，比美国新英格兰所有机动车排放的碳加起来还要多。显然，如果减少碳排放量成为新政府的一个优先考虑事项，那么美国就会向伊拉克施加压力，迫使其给所有天然气管道加密封盖，并采集被浪费的天然气。而如果伊拉克使用天然气发电，淘汰作为后备电力的柴油发电机组，那么就可以进一步减少碳排放量。
然而，就和布什政府时期一样，凡涉及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战略问题，新任政府并没有对它们进行优先考虑。尽管美国顾问继续游说伊拉克政府解决其有关烃开发的法律框架问题，然而没有任何可以得到美国政府支持的开发建议，也没有任何加速采集燃烧着的天然气的举措落实到位，什么都没有。其实，只需要使用在巴格达的军事行动和发展援助顾问方面每月支出成本的一小部分，就能够通过集中努力，清洁伊拉克南部的空气，从而减少儿童的癌症发病率，并且通过使用一种更清洁的能源（而不是柴油启动）增加发电量。因为担心国内公众对于美国参战动机的广泛看法被进一步强化，就任由伊拉克经济、民众健康和环境灾难持续了将近十年，这无疑是一种愚蠢的做法。
对于专责小组而言，一个有助于抵消因伊拉克关键行业没有进展所带来的沮丧的好消息是，我们几乎每周都能够完成一定数量的、由国会在2008年和2009年所资助的项目。随着伊拉克工厂业务重新启动以及正在安装的生产线，我们所到访的每一个城市，民众都会热情地欢迎我们，并对我们为恢复曾经关停的工厂业务所做的努力表示由衷的感谢。随着多家工厂开始运转，一些地方工厂变得越来越活跃，这进一步拉动了当地的就业和经济发展。现在到访伊拉克的投资者所看到的不再是空荡荡的街道，以及每一个角落都有军事人员驻守的场面，而是熙熙攘攘的街道和再度兴起的商业。
曾经在2010年，里贾纳·杜贝为了让工业项目走上正常轨道付出了惊人的努力。在她带领下推出了几个额外的重要举措，她将我们的温室方案推广到伊拉克每一个省，而且在她启动的另一个项目中，她将深井钻探设备部署到偏远的安巴尔省西部部落地区，这使得极度干旱的荒漠地区因农田灌溉而大幅度提高了农业产量。而埃里克·克拉克则成功地促成了安巴尔省在沥青生产和施工材料方面的首次西方私人商业投资，投资者是伊拉克裔美国家族下的一个北美洲投资财团。
在米桑省靠近省城阿马拉的一家老糖厂，格里·布朗和另一位干练的团队领袖诺亚·班特曼，负责主持糖厂的重新启动。虽然报刊媒体有不少文章不乏浪漫地描述了自2003年以来沼泽湿地恢复以及“沼泽阿拉伯”文化的重生，但对恢复米桑省——该国这个饱受蹂躏的地区——正常的经济生活秩序方面，几乎没有任何报道。最近几年，伊拉克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精制糖进口国，尽管这里有适宜甘蔗种植的充足的湿地。由于米桑省和摩苏尔市的糖厂都是国有的，因此它们在2003年以后几乎与其他所有伊拉克工厂同时关停。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现在进口到伊拉克的大部分糖，都是伊朗的一家国营工厂生产的，而这家工厂距离边境对面关停的米桑制糖厂还不到100公里。
布朗和班特曼致力于购买用于恢复工厂业务的零件和设备。他们还邀请了国际制糖行业的龙头企业代表到伊拉克考察，不过收效甚微。最后，他们邀请了一个巴西代表团参访了米桑制糖厂，会见了他们的伊拉克同行。这是专责小组推动商业外交的又一个例子，因为这代表了由一个美国经济开发团队所促进的巴西和伊拉克之间的首次有意义的企业间接触。
这个项目也是同一个省级重建团队合作的范例。在安妮·卡拉汉的领导下，省级重建团队推进了由专责小组发起的这次商务接触。这家工厂业务的重新启动，也是该省级重建团队在米桑的业务工作的一大亮点，因为它为这家工厂所在的整个社区重新注入了活力，并使当地的居民再次看到了工厂的重新运转——这是在经过将近10年之后，人们生活恢复到正常状态的一个标志。
在推动科技公司参与巴格达发展方面，我们的专家团队中的一名新成员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他就是斯坦利·鲁米什先生。斯坦利·鲁米什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高管、贝尔实验室的研究员，也是我在捷迪讯通讯公司工作时的同事，现在领导戴维·斯坎特林在几年前建立的信息技术部门团队。在启动我们在阿富汗技术部门工作的同时，鲁米什说服微软在伊拉克的巴格达建立了技术培训中心和新的供应关系。他还与埃里克·克拉克一道促进了谷歌公司在伊拉克的业务参与，使前者推出了伊拉克版的谷歌搜索引擎。这些被广泛报道和宣传的措施，帮助我们进一步提高了知名度，也使外界认可伊拉克是一个适合国际公司在此发展业务的地方，即便在2010年大选期间国家领导层出现真空也是如此。
同年，专责小组与巴格达使馆方面的关系一直没有得到改善。我们与克罗克大使之间的互帮互助关系，由很少真正参与我们的伊拉克事务的克利斯多夫·希尔所接替。不久前被指派协助我们经济工作的使馆方面的工作人员，大多具有显著的意识形态，他们一再指责专责小组的举措，尽管我们的工作在华盛顿方面和其他美国机构那里受到高度重视。有一次，我与被分配到这里负责管理省级重建团队的使馆工作人员会面，他们中的几个人大肆攻击我们重新启动伊拉克国有企业的工作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这真是匪夷所思。所以，即使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我们也仍然不得不面对官僚理论家的掣肘，虽然他们从未在私营企业工作过，但他们却极力鼓吹经济发展的休克疗法。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最近针对我们在过渡时期的伊拉克国有企业私有化工作，以及对伊拉克国家领导人的“疏忽和放任”，提出批评。他们完全无视我们工作的价值（这项工作因为一度没有获得新政府的支持而被耽搁），无视我们是如何恢复伊拉克工业企业的正常运转秩序的。
我回应他们道，他们也许应该考虑一下，这些批评对于伊拉克民众而言是如何彻头彻尾的离谱和虚伪。在经济下滑造成的威胁远比伊拉克少得多的情况下，美国的一些大企业最近却接管了通用汽车、克莱斯勒、美国银行、美国国际集团以及其他相当数量的蓝筹公司，所有这些企业现在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在美国正在迅速地将工业国有化，以便挽救国内失业率激增的经济局面的同时，批评伊拉克谨慎开展的过渡时期私有化政策，无疑是相当荒谬的。
这是美国外交政策在实践中采取的不恰当方式的一个例子。一直以来，不论是什么执政党在位，即便是政府有一个明确的政策，但对于派驻到海外的工作人员，并没有任何惯例可以遵循。在鼓励和推动伊拉克私营企业发展方面，专责小组的成员比其他任何人所做的工作都要多，并且促成一些国际公司与伊拉克企业之间签署了数十亿美元的合同，还使伊拉克企业获得数十亿美元的外国投资。不过即便如此，在外援工作人员当中，我们也被看成是国务院中的社会主义者。
这场讨论表明，自我们2006年第一次遇到类似的困难以来，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发生改变。这个问题的本质，其实并不是“社会主义”或者其他经济角度之类的东西，而是效率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效率和成就，到2010年，我们在伊拉克有着广泛的知名度。而使馆区甚至整个“绿区”的各部门工作人员，都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参与伊拉克事务而感到沮丧，但我们却能够在这个国家自由地工作。这种鲜明的对比让我们受到了仇视，也让我们不得不忍受针对社会主义、缺乏协调所展开的官僚主义式的攻击，以及其他空洞之言所带来的中伤。
当我们汇总季度评审项目以及进一步评估自专责小组成立以来给伊拉克带来的影响时，我们发现，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交付了数百个旨在推动伊拉克各省经济发展的项目。截至2010年，我们还促成了多家美国、欧洲和亚洲公司对伊拉克企业的投资协议的签署，投资总额超过50亿美元。不过尽管投资计划我们已经提交，但现在却因为伊拉克国内政局不稳而导致投资暂时搁置，与此同时，围绕新政府上任后我们在伊拉克的使命的辩论却正在持续。自从专责小组开始支持达里尔·斯科特少将及其联合承包指挥部以来，5 000多家伊拉克私营企业获得了来自美国企业的合同的直接激励。我们的采购援助中心（PAC）直接协助了伊拉克政府100多亿美元合同的透明执行。
麦肯锡公司评估了我们的工厂恢复项目对于伊拉克经济的直接影响，以及它们所产生的二级和三级影响，然后给出了这样的估计：由于原国有企业政策的逆转，多达35万的伊拉克人现在实现了就业。伊拉克私营企业优先使用本地人所带来的联动效应，以及包括温室农业开发项目的实施，所有这一切都增加了外国企业投资的效果。很明显，这是专责小组对于整个伊拉克经济的恢复发挥了重要作用。
到2009年年底，各方对于我们的使命的价值已经没有任何争议了，而且各企业和机构对于我们的服务需求还在不断增加。我们还在巴基斯坦开展了业务，我与新任总统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特别代表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建立了一种密切的关系。他在国务院缺少任何可行的民用替代方案的情况下，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
在一个紧要关头，我们依靠得力的组织和可行的办法，使我们对这个国家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伊拉克。如果我们能够成功交付我们所擅长的项目，那么在未来几年，美国所能得到的安全利益，伊斯兰世界对于我们国家的看法，都将朝着利好的方向转变。
当我们经由迪拜从喀布尔回国，并在迪拜1号航站楼照常等待飞往美国的联合航空977号航班时，我收到了一条短信，要求我立刻联系我的办公室主任利贝加·邦纳。看起来我们有什么麻烦了。
作为我们每年预算分配过程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像在中央司令部责任区域内开展工作的其他任何组织一样，在负责财务管理的美国中央司令部审计署（代号C8，ARCENT）的监督下，审查我们的详细计划支出和预期运营成本。
从根本上说，这和公司内部财务审查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它具有更繁琐和更隐秘的流程，以及需要更多文书工作而已。4年多来，我们已经派出工作人员到科威特审查我们的财务状况，并将用来执行我们工作任务的经费转移到我们的账户中。
由于我们的工作在美国中央司令部范围内是众所周知的，并且得到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彼得雷乌斯将军、驻伊拉克多国部队指挥官奥迪尔诺将军、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司令麦克里斯特尔将军，以及其他多个高级军官的直接支持，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形式而已，是对专责小组专属项目经理和行政人员开展有效项目管理的一种合理审查。
然而这次，情况似乎有些不对劲儿。
正如这4年来所做的那样，中央司令部军法审计署军法处办公室驻科威特的一位金融律师，已经审查了我们的预算文件。与往常一样，一切都合理有序。然而在批准预算之前，这位年轻的律师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给五角大楼盖茨部长的总法律顾问办公室，征求批准意见。
这是出乎意料也是极不寻常的。由于我们的工作已经开展数年，并且在以前的很多次都是由中央司令部审计署的律师审查的，而这次，这位律师寻求更高层次上的法律审查，是不同寻常的，尤其是他还直接将批准意见提交到了国防部部长办公室。国防部部长办公室的律师和派驻到科威特的军法审计署军法处的律师之间，在权力等级上隔着好几层。
国防部部长办公室的总法律顾问办公室（OGC）回应了中央司令部审计署，它拒绝从法律上批准我们的使命。总法律顾问办公室首席财务律师还特地指出，我们的使命违背了国防部的法律授权，因为它实际上不是一项军事使命，而是一项外国援助使命，因此应该由国务院负责。在美国中央司令部责任区域使用国防部所划拨的用于军事用途的资金，是违反联邦法律的。他下令立刻强制冻结我们所有的活动资金。
我在迪拜机场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愤怒。之前，盖茨部长已经发出指令，要求将我们的工作扩展到阿富汗，以便支持麦克里斯特尔将军的工作。彼得雷乌斯将军和美国驻伊斯兰堡大使馆，也已要求我们参与在巴基斯坦的援助工作。总法律顾问办公室已经审查了授权我们开展工作的盖茨部长的备忘录，为什么现在会做出这样的裁定，认为根据法律我们违背了国防部的权威？这怎么可能呢？
我在14个小时的回国班机途中，基本上没有睡觉。
仔细回想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很快就发现了端倪：国防部最新任命的首席财务律师，是驻伊联盟临时管理局的前法律顾问。作为他新官上任所烧的“第一把火”，这位驻伊联盟临时管理局的前首席律师，将我们履行使命的开支——我们已经履行了4年，并消解了驻伊联盟临时管理局管理之下出现于伊拉克的经济灾难——判定为一项非法挪用资金的行为。
就在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加快批准相关计划，以便尽快恢复阿富汗的经济之际；就在我们一边工作，一边担心我们的团队成员可能受伤——甚至更糟糕的是，可能会被杀害——所导致的个人责任风险之时，我们突然被法律术语所困。尽管霍尔布鲁克和国务卿公开强调“平民行动”对于配合阿富汗军事行动的重要性，但现在，派驻到这个国家的由每位专家组成的唯一团队，却正因为一个驻伊联盟临时管理局的前首席律师的奇特做法而使工作陷入了停顿状态。
第二天上午，盖茨部长责成负责财政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审计官罗伯特·霍尔快速解决这个问题，他表示马上就会去解决。我也即刻同霍尔会了面，他要求我配合他抓紧处理这个问题。但在了解了实际情况后，答案变得清晰起来了：这个问题不可能很快就解决。从会面的情况来看，霍尔对那个财务律师的裁定基本上无异议。似乎没有谁能够为扭转这个结论，也没有谁能为更好的法律解释，做出努力。他建议的解决方案是，使用“指挥官应急反馈计划”的资金，该资金是拨付给在工作现场的下级指挥官使用的，用来启动速成项目，以便与项目实施地的领导人建立融洽关系。《国防部指挥官在伊拉克应急响应程序方面的教训》，伊拉克重建特别监察长报告，2012年1月。
国防部的“指挥官应急反馈计划”已经实施了，它自伊拉克战争初期就存在。因为我们的军队显然需要除了军事行动之外的其他手段来维护受援国的稳定，所以国会另拨付了资金，供在受援国工作的指挥官使用。最初该计划仅针对金额不到25万美元的小型拨款，后来连续多年大幅度增加，现在每年拨款额度超过10亿美元。国防部正在利用该资金支持更大的项目——这足以让国会方面感到惊愕。通常，项目越大，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小。
我请教霍尔，怎么将国会授权给地方指挥官实施小型项目使用的资金也授权给我们履行使命。还有，和原来只是使用正常的国防预算资金开展业务的做法相比，这种方式如何才能更符合法律规定。霍尔没有回答我，但让我不必担心，他向我保证说，国防部将会使用“指挥官应急反馈计划”的资金支付我们的工作费用，直到能够通过秋季预算为止——届时，国会将被要求特别批准为我们的工作拨款。
我从以前的听证会以及希尔的汇报中知道，这种做法只会造成更大的问题。
我向霍尔解释说，我们全部预算的近50%是用来执行无疑是属于国防部业务的项目的。确切地说，我们通过受援国私人银行来实现国防部自动支付我们工作的经费，显然我们的工作不是外国援助项目。我们的工作还涉及“伊拉克先导”和“阿富汗先导”计划范畴内的军事承包任务，我们需要审查承包商，以确保东道国企业能够按照国防部的规定交付商品或者服务，但这显然也不属于外国援助项目。我们还有很多类似的其他工作。但是，那些律师对于我们的全部使命做出的是一揽子裁定。他们真的审查过我们的具体项目支出吗？
定义国务院和国防部各部门角色和职责的法律框架不再适用，这是目前我们国家安全机构的一个不幸的事实。在对待伊拉克和阿富汗这样的暴力冲突国，我们的严格军事行动和对外援助之间的界限完全模糊了。饱受战乱的国家战后稳定的全部基础，有赖于国家安全系统的建立、基础设施和社会管理的完善，以及经济的快速恢复和改善（它可以减少当地居民对于暴力叛乱分子的同情）。
事实上，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由美军军方实施和开展的数十个（甚至数百个）地面项目和活动，都不符合军事操作的传统惯例，但对于确保这两个国家的安全并使我们的军队士兵免受伤害大有帮助。
然而，财务律师所提供的解释是很教条的，他援引了1984年的判例法（当时为了执行一项救灾任务，国防部使用国防拨款资金，在洪都拉斯建了一所医院），据此，我们的工作是被严格禁止的。有30年历史的冷战时期的判例法，就军队在21世纪反恐战争中如何使用国防资金而形成的一种法律基础概念，显然是我们国家的支持机构不能满足现代国防挑战的一个标志。《巴基斯坦与美国特使磋商，准备加强经济联系》，巴基斯坦拉合尔省长新闻发布会，2010年5月4日。
如果说这一裁定单只是一位新任财务律师对国防部的基本项目（它们十分接近于在军事行动和对外援助之间“走钢丝”）进行评估的话，这或许是可以理解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一裁决是专门针对专责小组的使命的。
那种被单独挑出来予以特别“照顾”的感觉，在那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得到了强化。霍尔要求立刻审查我们的项目支出，以便澄清我所解释的完全属于国防部合法权力范围内的项目，特别是“阿富汗先导”计划的承包项目、通讯行业项目和银行自动化项目。
最终，上述项目的资金重新被批准了，但对于其余项目，我们的选择权现在已经很明确了：要么使用“指挥官应急反馈计划”准许下拨的资金，要么找国会“救援”。我确信，使用“指挥官应急反馈计划”资金完成我们的使命，将在国会方面引起巨大的负面反响，特别是在众议院那里，而且，我们以后将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值得一提的是，霍尔开始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从国会方面为专责小组申请资金。他还与负责法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利兹·金合作，为我们的使命直接游说，将专责小组的合法权力纳入现已提交并处于最后审查阶段的年度国防补充预算当中。
霍尔还确认了一个更加令人不安的事实：不管希尔那边的项目进展情况如何，我们在巴基斯坦的工作都将结束，我们不再返回巴基斯坦。我解释说，这项工作是应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要求而做的，并且还得到了我国驻伊斯兰堡大使的支持。但这完全无用。我们不久前还在拉合尔市和旁遮普省省长萨尔曼·塔希尔共同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在那个关键地方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推出我们的项目。但现在，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开始，就被迫放弃了。
我正要变成我平常最厌恶的那种人：一个做出了重要承诺但却不能交出任何结果的美国人，而且是在一个承担不起这种后果的地方。
接下来，为维持我们的雇员的开支，一方面，我每月要花两周时间逗留在华盛顿为获得资金而游说，另一方面，我的其他时间都花在了阿富汗各地的工作上。我试图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做完更多的事情。
当我回到阿富汗工作时，马修·舒伊福林见到了我，后来他又把我引荐给了一个事实证明将会快速推进我们的工作的人。米特·比尔登是情报领域一个活着的传奇，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他一度处于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中心，他在职业生涯中取得的一些非凡成就，让他闻名遐迩。在20世纪80年代著名的“查理·威尔逊*的战争”时期（当时，美国支持阿富汗游击队，最终导致了苏联的失败，同时也为冷战结束做出了贡献），他作为中央情报局的一员，参与管理了阿富汗的战地事务。之后，随着“铁幕”时代的落幕，他管理中央情报局在东德的业务。凡涉及阿富汗以及有关这个国家部落和地区的知识，没有谁能像比尔登那样，能够为专责小组提供更好的帮助。经过几次交谈之后，我们邀请他作为高级顾问加入我们的团队。
比尔登花了很多时间与我和马修接触，向我们讲了阿富汗当前的情况和特点、它的历史和部落的复杂性。我们如同得到了一部有关文化和地缘政治知识的百科全书——当我们考虑制定阿富汗经济的各种发展策略时，这些知识是无价的。通过和他一起工作，原先我们的很多思路被放弃，一些模糊的想法变得清晰起来，它们不但变得可行，而且还能够很快实现。
有了比尔登的协助，同时还因为有一支非常低调的保安特遣队（它由在阿富汗具有长期经验的前资深特种部队人员组成）的支持，于是马修·舒伊福林在喀布尔、马扎里沙里夫、贾拉拉巴德、赫尔曼德和赫拉特这些地方建立了业务部门。我们也在坎大哈市区范围内建立了一个基地。然而，就在此时，由于资金突然出现问题，致使我们的诸多计划不得不搁置，对此我们感到非常苦恼，但却无计可施。
在6月之前，我们在这个国家有了一支近百人的工作队伍，主要关注三个重点领域：一让一些社区居民马上能够看到进展的轻工业发展和扩建项目；二能够让投资者产生信心的中期“作坊式”的采矿业和能源行业发展新举措；三矿物和碳氢化合物等天然资源长期开发项目。
在喀布尔，除了在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总部和美国大使馆附近的工作区域以外，我们还在达鲁尔-艾曼城区建立了另一个总部办公室。这个办公地点远离其他国际社区，位于一个以古老的阿富汗皇宫为中心的旧居民区当中。我们为此购置了两栋相邻的住所，并为其配备了必要的通讯设备和一支规模不大的阿富汗保安特遣队。一栋供前来造访的一些公司代表作为家庭旅馆使用；另一栋供我们团队的高级管理者使用。在巴格达，我们作为招待所使用的小型家庭旅馆和现场指挥部，经常是来访的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代表与伊拉克官员聚餐、开会和举行仪式的地点。但在喀布尔，我们尽可能地保持低调。会议和就餐一般在当地酒店或者宾馆举行，我们的活动也尽可能不对外宣传。我们坚决拒绝和任何人包括美国人说起这个总部地点。
在此，我们有能力、有信心保卫自己的安全，虽然我们也接受驻阿富汗国家安全援助部队（ISAF）的保护——其部队通常远离喀布尔。我们的保安人员与驻扎在当地的美国特种部队（特种部队的基地距离我们的总部不远）拟定了“快速反应”协议，但我们不抱任何幻想。因为如果我们的地点被不该知道的人知道，那么它就将是塔利班袭击的一个理想目标，任何快速反应机制都不足以拯救我们。我们与我们的军方邻居之间做出了安排，将就地区活动分享信息，而且一旦发生问题，将立即提供支持。我们还与私人直升机空运服务的本地提供商达成了一项协议，万一出现大规模暴力事件，就把我们从这里接走。喀布尔周围群山环抱，还能够看到达鲁尔-艾曼城区那个虽然破败但不乏皇家气息的宫殿遗址，这让我在达鲁尔-艾曼有了更好的睡眠，甚至好于我过去在巴格达“绿区”名义上更安全实际上却要受到火箭筒持续袭击而受到惊扰的睡眠。
我们在阿富汗其他城市也以类似方式建立起了自己的业务。我们的目标就是尽量不显山露水，这是为了避免官方身份带来的麻烦，不然就会增加成为受攻击目标的可能性。
不过我们现在急需人才。我们初期的计划是，在夏末之前招募到250人进入这个国家。现在我们的人手还不到我们需要的一半，而且由于之前华盛顿出现的资金危机，因此在国会通过拨给我们一笔预算的法律之前，我们已经不可能让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的团队了。虽然我们招募人才的速度从未快到足以消除我对于政府官僚主义的沮丧感，但我们在阿富汗还是以创纪录的速度增加了一个团队。当其他美国政府机构正在绞尽脑汁地让一些平民志愿者进入阿富汗，并且把这些新的“平民行动”参加者塞进美国使馆区拥挤的移动房屋时，我们却以迅猛的速度将平民人才部署在全国各地。不过现在，我们招募人才的行动却陷入了停顿状态。
我召集整个团队成员开会，向他们说明了我们的情况。我要求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承担起我们还没有招募到的那些人才的工作。从我自己到保安人员再到厨师，如果有哪一项工作需要人手，我们都要去做。
这对于我们的矿产资源开发团队尤其重要。这个关键性项目的第一步，就是要完成我们与阿富汗地质调查部门合作确定的、20个优先级矿床的实地勘查。这些实地勘查需要远征工作，需要有直升机将勘查人员输送到偏远的内陆地区，然后在海拔高于1万英尺以上的地方，带着重型设备，徒步进行样品的搜集。我们在一切可能的地点进行钻探，以便确定矿床的深度；将数百吨重的岩石挖掘出来，随后送到被认可的实验室进行化学分析，再送回到阿富汗地质调查局长期保存。
阿富汗矿业部部长瓦希杜拉·萨拉尼和他的地质调查队，迅速给我们提供人手并给予协助，但他们也缺少做这项工作的专业人员。我们的目标是在夏末前完成对于这些矿藏的评估工作，因为在这个多山而又干燥的国家，这个季节的天气条件允许我们开展远征工作。如果这项工作拖延到秋季，那么兴都库什山的严冬将会把这项工作推迟到下一年的夏季。现在，所有的专责小组工作人员都必须做好成为野外地质工作者的准备。我告诉我的团队成员们，任何身体状况不存在问题的人，都可能得到召唤，去协助矿藏勘查工作。
在整个夏季，专责小组的团队成员们对于地底下埋藏的铜、金、铁、锂、稀土、钴和铬铁矿等世界级的优质金属，都进行了采样和分析。团队的每一位成员，包括我在内的所有高层领导，都参与了这项任务，并与我们的阿富汗合作伙伴一道把重型设备运进现场，然后把需要的样品开采出来。在一次远征工作中，我们需要从遥远的阿富汗西部的一个干涸的湖床中对盐水进行抽样分析，那里距伊朗边境仅有1公里。我们钻探了已经积累了数千年的硬化盐层，以便获取被认为是富含非常有价值的锂和其他盐类的液态盐水。一支海军特种部队分队用直升机运送我们进入和离开现场，并且在勘探队采集样品时，在周围围成一圈进行安全保卫。对我来说，从事体力工作是一种压力释放，因为我需要消除华盛顿方面带来的无休止的挫折感，以及为我们的使命争取资金而与那些律师进行较量所产生的疲惫感。
通过从伊拉克的错误中获得的教训，我们成功地推进了我们在阿富汗的使命。我们的目标就是让阿富汗的企业恢复运转，并鼓励阿富汗以外的私人投资者和公司参与恢复这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无论是作为贸易伙伴还是作为投资者。只要有可能，我们都尽可能地避免依赖军队。我们的使命也是军队使命的一部分，我们需要完美地配合麦克里斯特尔将军和他的高级指挥部的反恐战略，不过我们尽可能地避免住在军事基地。我们的目标就是向私营公司证明：即便不需要军队的支持，他们自己也可以在阿富汗建立业务。这是我们从伊拉克所获得的一个经验。
和在伊拉克相比，我在同美国大使馆打交道方面也采取了一种全新的策略。毫无疑问，我们在伊拉克的使命是在国防部和国务院之间的巨大冲突中启动的，而我们在伊拉克的工作重点是扭转由国务院于2006年推行的政策所导致的不利局面。很显然，后来巴格达大使馆方面与我们发生的许多冲突，都是因为新的工作人员对我们的工作存在误解所致。为了在阿富汗避免这种情况，我让我的团队中的一些最出色的、在沟通和交流方面具有突出能力和资深背景的成员负责人际攻关管理。巴尼·金贝尔，是一位在大众传媒领域具有显著成就的前新闻工作者，他负责维护我们与使馆和美国国际开发署工作人员的关系。埃里克·克拉克，负责维护我们与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关系。他们一方面履行自己在阿富汗管理的主要项目和计划推进的职责，另一方面还要负责维护我们与这些重要机构的总部之间的关系。他们在人际攻关管理方面的出色成就对推进我们的工作起到了很大作用。在巴格达，我们似乎不断陷入需要处理各种无谓冲突的局面之中。但在阿富汗，我们几乎没有这样浪费时间。由于我们在人际攻关方面有短板，因而是他们在建立我们与总部工作人员之间信任关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推进了我们的早期工作取得成功。
2010年2月，我们把第一个投资者代表团引入了阿富汗。我们选定并邀请这个团体，是为了制造一种影响和一个信息——主要是向仍持有怀疑态度的阿富汗政府——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是认真而严肃的。我不断会见阿富汗领导人，我发现他们对我们的工作能否取得实际成果半信半疑。因为经过过去8年他们与西方国家各色人士打交道之后，对于西方能否给他们提供真正有益的经济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信心。但我明确表示，如果他们做了他们该做的事，并帮助我们执行我们所制定的阶段性策略，那么各种投资就将随之而来。我们邀请的第一个代表团将这一点落到了实处。霍华德·巴菲特——沃伦·巴菲特的儿子、美国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董事长的未来接班人——在一年多以前被别人介绍给了彼得雷乌斯将军，后者又将我引荐给他。除了对于农业情有独钟之外，巴菲特还管理霍华德·G巴菲特基金会（该基金会主要针对非洲国家的可持续农业项目进行投资）。他爽快地接受了我邀请他访问阿富汗的建议，但条件是他要顺便带上他的儿子——霍华德·W巴菲特、一个正在成长的未来领导者，他当时正在白宫担任总统政策顾问。
我还邀请了伊恩·汉南，一位来自伦敦的相当有实力的投行专家，我是几年前在巴格达的一次正式会议上认识他的。他负责开拓摩根大通银行在伦敦的资本市场，他因在金融领域工作的出色成就及其推动建立了世界最大的几家矿业公司而知名。伊恩是一位富有魅力的爱国主义者，他年轻时曾在英国特种部队服役。他对于经济发展怀有极大的热情，认为这是阿富汗摆脱暴力冲突和苦难的一条路径，也是让我们对阿富汗政府和商界保持信心的一个关键因素。
喀布尔让我们的第一个代表团感到兴奋。艾肯伯里大使负责接待了这个团体，他安排晚宴，并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让代表们就阿富汗局势提出建议和指导。能够迎来这样一个高规格的代表团的造访，显然振奋了使馆方面的士气。麦克里斯特尔将军也在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驻地欢迎这个团队，并为这次交流活动的几个重要环节提供了全面支持，包括空运和安全。伊恩·汉南让人觉得有趣，他通常都是自信满满的，然而，当有麦克里斯特尔在场时，他就恢复了一位年轻英国军官的角色：将军的那四颗星显然严重削弱了他通常那种仿佛睥睨一切的自信。
麦克里斯特尔和他的团队成员也因为这第一支代表团——这一行人在到达和离开时，都同麦克里斯特尔的团队成员会面——的到来而感到鼓舞，这强化了我们的战略，也让我们的工作思路更清晰。在喀布尔和赫拉特举行的商会会议，以及专程前往贾拉拉巴德，都是行程的一部分。
对于我们是认真的这一确凿事实残存的怀疑，现在彻底消除了。我和埃里克·克拉克开始安排其他更多代表团的造访，并制定整个2010年的日程表，这也必然能够持续地在阿富汗各界制造出声势。埃里克和巴尼特别热衷于利用媒体宣传和支持我们的使命，但就使命本身而言，我宁愿媒体保持“沉默”。我无法想象西方媒体只是把我们的工作看成是五角大楼将阿富汗使命重新贴上“成功”标签而进行的最后一搏，而且我还坚信，媒体的过多关注会给我在政府那边带来政治上的麻烦。在2010年的整个上半年，我们都默默无闻地做着自己的工作。
之后，我们的领导团队所增加的一位新成员，为我们的工作带来了更大的活力。霍华德·W巴菲特辞掉了他在白宫的工作，加入了专责小组。他跟随他父亲的访问，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很快就同我接触，并提出愿意为我们的使命提供帮助。那年夏天，我们的对话最终取得了这样的结果：霍华德·W. 巴菲特将负责参与管理我们的农业开发团队，包括负责由埃德·普利斯领导的、德州农工大学博洛格研究所所支持的专责小组的农业实地考察工作。他不顾个人安危冒着很大的风险前往阿富汗各地，通过建立阿富汗方面与美国农业部门及同博洛格研究所之间的关系推进我们的农业项目。
在他加盟这个团队之后，我了解到，巴菲特所承受的风险比我们最初的想象要大得多。18岁时，他出了一次严重的车祸，为了能够正常走路，他的双腿都安上了假肢。在那个意外事件发生之后的许多年里，双腿行动不便经常让他大吃苦头。考虑到他的出行，他得经常搭乘军用直升机在阿富汗各地奔波，这是他服务于自己国家的一种非凡举动。我们是在他加入我们的团队之后才了解到他的身体情况的，当时我们正在制定突发暴力事件时标准医疗保健的应急程序。
普利斯曾建议专责小组在阿富汗贾拉拉巴德创建一个农业培训中心，但后来因为资金所限，这个项目被搁置了下来。巴菲特把这一项目建议提交给了霍华德·G巴菲特基金会，基金会批准通过了一项重要拨款计划，在贾拉拉巴德建立一所现代农业大学，同时长期资助博洛格研究所广泛参与的农业发展项目。《两个美国人在查看阿富汗农场之后的启动对策——霍华德·巴菲特基金会和〈今日农业〉合作，推出价值150万美元的项目》，得克萨斯农机大学《今日农业》，2010年7月。专责小组也将为这一项目提供直接支持。巴菲特加入专责小组，也为我们在华盛顿方面的工作带来了一种推动力。他放弃在白宫的政策顾问的职位，将自己与专责小组的使命融为一体，这并不是一件小事。五角大楼的官员对此感到十分吃惊，但惊讶之余他们也在很短的时间内加大了对于相关工作的支持力度，以便为我们的资金短缺问题尽快找到解决方案。
我们最初的一些业务的有效进展，也离不开鲁迪·申克的推动，作为奥巴马竞选班子的重要成员，他在商业和法律方面的知识背景以及波斯语方面的知识，让他成为专责小组的一个不可多得的领导人。得益于他所掌握的波斯语与阿富汗达里语（两者的方言有诸多相似性），鲁迪投身于他的项目当中，并专注于阿富汗本土产业规模的迅速扩大——包括从地毯织造、传统工艺品到食品加工等各个行业。通过3个月的努力，鲁迪第一次促成了阿富汗葡萄干的国际出口协议。
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几十年来，阿富汗一直是葡萄干生产的全球领先者，这是一个通常需要雇用数千人、涉及从葡萄园到加工中心再到包装业务多个环节的行业。自2002年以来，没有人为复兴这个产业做过任何事情。鲁迪和戴维·库德拉评估了这个产业的发展状况，他们发现，问题只是出在主要的葡萄干生产中心缺少先进的清洁和处理系统。在甄选了一家符合国际标准的葡萄干生产厂家之后，鲁迪接触了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确定了如何获得这一产品出口美国的业务操作认证。几周后，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蜜饯公司就同这个厂家签署了进口阿富汗葡萄干的第一份进口协议。
接下来，鲁迪很快就又为阿富汗的其他农产品创造了类似的机遇，包括番红花。之前，在2001年返回国内的阿富汗人，首次大批引进了在阿富汗遥远的西部种植的番红花。虽然它一度被国际援助机构作为一个成功的案例而广泛宣传，但实际上却从未得到过任何国际机构的任何支持，它仅仅出现在有关阿富汗经济发展成功事迹报道的简报幻灯片当中。番红花非常有价值而且有利可图。阿富汗的番红花质量很高，但经常沾染病原体和其他异物，因此不能出口。虽然阿富汗大面积种植番红花，但在阿富汗以外，没有任何番红花的国际市场。与我们所知道的其他开发项目的情况一样，它缺乏销售渠道。
在阿富汗全国各地都可以听到类似的故事。阿富汗的手织地毯世界闻名，在西方国家的商店要价最高，但这类地毯从未直接销售给西方国家的买家，而是以巴基斯坦加工公司作为中间环节，后者几乎拿走了阿富汗织毯工人的全部利润。石榴汁在西方国家市场每品脱价值500美元，而阿富汗石榴是世界上最好的，它的个儿是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石榴的两倍大，但在阿富汗，却没有任何榨汁或者浓缩汁企业将产品打入这个需求不断增长的海外市场。
申克发掘了各种机会，并且推出了将石榴汁打入相关市场的举措：尽可能地开拓国际销售渠道并采取相应战略，同时制定满足国际标准的生产计划。他的一系列工作向阿富汗企业负责人传递了这样的信息：事情正在发生变化，而且自2002年以来，他们首次因其企业对阿富汗经济的重要贡献而获得支持。
就在我们的工作开始收到成效后不久，麦克里斯特尔将军让我参加他与卡尔扎伊*的一次会晤（他们之间经常举行会面）。他的这个邀请着实让我吓了一跳。在伊拉克，我熟悉各个层面的政治家，从内阁部长到下面每一个省的省长和市长。但与总理努里·马利基的接触机会是留给驻伊拉克多国部队指挥官或者美国大使的。尽管马利基通过伊拉克内阁部长的汇报知道我的工作，不过我只见过他一次，那是巴比伦酒店爆炸的第二天，他正式接待了那个韩国商务代表团，我因为韩国代表团坚持让我加入他们而见到了他。
麦克里斯特尔与卡尔扎伊的会面，让很多问题都变得更明朗了。麦克里斯特尔显然和卡尔扎伊关系很融洽，他凡事认真的态度且待人彬彬有礼，让卡尔扎伊感到被尊重而心里舒服。他们就有关问题和事项进行了非常坦诚的对话，看上去卡尔扎伊很信任麦克里斯特尔。讨论了一段时间以后，麦克里斯特尔开始向卡尔扎伊介绍专责小组和我们的工作，并把接下来的会面议程交给了我。
我马上拿出了地图，把阿富汗最有价值的矿藏的位置指给卡尔扎伊看，并告诉他这些矿藏的价值大约有数十亿美元。我向他描述了阿富汗的未来，他的国家将不再需要外国援助，政府将能够通过自己国家的军队解决国防安全问题，教育的发展、人民的健康和福利将不再依赖外国援助。如果阿富汗方面能够与我们合作，那么在麦克里斯特尔将军所负责的国防安全事务方面，以及在确保矿产资源开发的招标和权利授予的透明度方面，我们都将取得重大进展，但这样的前景就在他的掌握之中。
我告诉他矿产资源可能会成为阿富汗最大的经济来源，但也可能会成为一种可怕的诅咒。如果不能以适当的方式开发矿产资源，那么最终就会导致这个国家陷入暴力冲突和无政府状态，在这方面有很多例子——比如刚果。智利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表率，它在负责任的政府的领导下，制定和实施了顺应国际的劳动、环境以及地方卫生法规，对矿产资源进行有效开发，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利益。阿富汗将采取怎样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卡尔扎伊。在他刚刚赢得的5年任期当中，他完全有机会让阿富汗走上拥有经济主权之路。到他的任期结束时，他将被视为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人物，不仅在阿富汗，而且在整个亚洲中南部都是如此。
卡尔扎伊问我，如何看待通过与外国合作开发阿富汗矿产资源的前景。因为在两年前，阿富汗政府把喀布尔南部的一个著名的世界级铜矿开发权授予了一家外国公司，但后来却出了一系列涉及前矿业部部长的丑闻，他被指控在招标过程中收受贿赂。我对阿富汗的未来前景做出了这样的设想：将来它的所有邻国，包括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和俄罗斯，都将依赖于阿富汗的矿产资源；而阿富汗的锂和稀土这些高科技材料，尤其会得到欧洲国家、日本和美国公司的青睐。但是，我强调，要实现这样的愿景，阿富汗必须通过提供必要的优惠条件，促使国际社会以及阿富汗的邻国产生与阿富汗和平共处的强烈动机，但同时又要阻止一些国家对于阿富汗事务的插手和干涉。当然，阿富汗具体与谁做生意，取决于阿富汗领导人，而不是美国人。《阿富汗经济发展报告》，业务与稳定行动专责小组提交给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的简报，2010年。
当我们共同仔细研究地图时，卡尔扎伊变得越来越兴奋，我向他讲述了我所指的地点都有哪些矿产资源，以及我们如何与阿富汗人合作、进行实地勘查并收集数据，以便使一些企业能够就开发资源进行竞标。会晤结束后，我和麦克里斯特尔都很高兴。我觉得，或许这是第一次，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为我们所担负的美国使命贡献力量。不管过去美国和卡尔扎伊政府之间存在什么问题，但目前终归有一种积极的能量，这是麦克里斯特尔所创立的一个崭新的开端。
实际上在那年春天，我还参加了麦克里斯特尔、艾肯伯里同卡尔扎伊的其他几次会晤，就我们的所有活动提供最新的信息，内容不仅仅包括矿产开发方面，也涉及我们在阿富汗多个经济行业的工作。
达伦·法伯早些年部署的信息系统总承包项目，现在产生了巨大的效益。当我们仔细研究承包数据时，法伯的团队指出了国防部在阿富汗承包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尽管“阿富汗先导”计划的合同政策已经制定，但大量资金却正流向极少数的承包商手里。根据“阿富汗先导”计划，应该有50家阿富汗公司将陆续得到超过90%的防务合同，每年总价值将近10亿美元这种支出的集中性所体现的政治效果是很明显的。一些没有得到合同的公司怨恨那些拿到了所有美国合同的公司，因而造成了这些公司对于我们在阿富汗的使命的恶感，而不是促成公司之间商誉的建立。法伯与联合承包指挥部经济发展部门的工作人员合作，将确保对合同进行更广泛的分配，为一些阿富汗企业提供更多的经济激励。他还提出要将更多合同给予使用阿富汗本土劳动力和物料的公司，这是一个重大变化。在此之前，许多合同都给了本质上是外国产品进口商的阿富汗公司，这些公司只能提供极少的阿富汗人的就业机会（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的话），对于经济的贡献也几乎微乎其微。我们在伊拉克的教训，反过来提升了我们对阿富汗经济产生的影响力。
正如克里斯·哈格在伊拉克所做的一样，他又借法伯承包的工作平台推出了银行业发展计划。之后不久，花旗银行就宣布与阿富汗国际银行建立正式的合作关系。此前，因为喀布尔银行——阿富汗最大的金融机构——的金融违规行为，银行业的成长极不稳定。阿富汗国际银行和花旗银行的合作，让阿富汗的存款持有人吃了一颗定心丸。《花旗银行和阿富汗国际银行达成银行间的合作协议》，美通社，2010年10月18日。哈格的团队还用国防部的合同作为激励手段，促进了存款在多家阿富汗私营银行之间的分配，减少了一旦喀布尔银行如同人们所担心的那样出现违规行为而导致的金融危机的威胁。
我们在阿富汗产生的影响力远远高于在伊拉克的影响力。我继续把一个月的时间一分为二，其中的两周用在伊拉克，另外两周则用在阿富汗，这种安排一直持续到在巴基斯坦的业务因资金问题而中断为止。我们在阿富汗也因资金和招募人员冻结而更加令人沮丧。我不禁想到，如果我们能够招募到我们所计划的人员，那么我们将能够做成多少事情。在华盛顿，尽管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寻找临时解决方案，甚至呼吁美国国际开发署给予协助，但一切都是徒劳的。
从硅谷到五角大楼：一份非凡的经济援助报告
保罗•布林克利没有想到，他在2003年年底接到的一个电话，会那样彻底地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最优秀的人才都不在政府。如果有任何这样的人才，企业就会把他们挖走。”这是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在20世纪80年代所表达的观点，而且得到普遍的认同。但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作为一家世界领先的网络通讯企业的高级主管，布林克利出色的工作能力，早就吸引了美国国防部的注意。他们极力邀请他的加盟，负责监督国防部的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现代化。布林克利欣然接受了这一新的挑战。
这一次，是政府从企业挖走了一个优秀的人才。
而接下来，布林克利开始长期担任国防部次长（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助理），并历经布什和奥巴马两任政府任期，他也拥有了一种与其过去不同、也与很多人迥然有别的职业生涯和人生体验。
七年之后，已经离开五角大楼的布林克利，为我们讲述了一个精彩动人的故事：他如何率领他的专责小组，冒着生命危险并克服政府官僚体制的重重障碍，在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和苏丹等国开展经济援助项目。
从他讲述的这个故事当中，你会知道世界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全力投身于一些贫穷国家的经济重建工作，为当地人的就业、教育、医疗等方面带来福音，而受援国人民也经历了一种态度的转变——从最初的观望、怀疑甚至怨恨，转向对于专责小组的充分信任和无限感激。
然而，就在布林克利和他的团队大刀阔斧地开展经济援助项目时，也有很多驻外机构官员出于某种妒忌心理，故意诋毁、排挤和打压前者付出的种种努力。即使在奥巴马政府时期，重建工作也仍然不得不面对官僚理论家的掣肘。面对专责小组所协助的美国军方在伊拉克等国的使命所遇到的官僚体制阻碍，布林克利悲愤但却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世界上没有任何敌人能够击败美国军队，华盛顿官僚主义却能毫不费力地就让它自行倒下。
毫无疑问，就其本质而言，布林克利及其团队所履行的使命，只是为了通过经济手段实现美国的一种安全挑战和地缘政治目标。但是，随着他们出生入死地奔走于异国他乡并与当地人民密切接触，温暖的人性早已超越了冰冷的政治，更超越了私利。譬如，为了取得受援国民众更大的信任，与他们之间进行平等和自如的沟通，他甚至宁可在街头脱掉防护性盔甲，与当地居民同生共死。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我醒来后，（我无法忍受）身边被那些蜂拥到我跟前的孩子们的尸体所包围，而我自己却因为有防弹衣的保护而活下来。我宁愿去死也不想经历那样的时刻。”
除了需要克服的上述障碍，布林克利也注意到为其提供协助的多国部队面临的一个困境：他们不但需要对抗激进的伊斯兰恐怖分子，还要防范和抓捕越来越多的、仅仅为了金钱这一动机就实施恐怖袭击的人。然而事实上，很多所谓的无比凶残的“暴徒”，其实都是失业的工程师或其他专业人士，他们受雇并实施爆炸，只是为了养家糊口，因为他们在战后长期没有工作，也无任何前途可言。譬如，在巴基斯坦的工作经历使布林克利意识到，该国的多年动荡以及民众同情激进主义者的一个重要原因，源于经济的不确定性和人民生活的困苦，因此，采取措施消除这种困苦，是巴基斯坦逐步走出经济和制度处于严重落后局面的前提。
不仅如此，他也清楚地看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国的援助政策存在的问题。国际社会单纯的投资援助，往往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对受援国人民的生活没有任何实质性改善，更为不幸的是，大量援建项目资金被当地政府官员贪污和滥用，因此，很多代价高昂的经济援助并未真正改变贫困和落后现状，导致那些国家的人们依旧怨声载道。
面对这一现状，布林克利及其专责小组针对各国不同情况，制定出不同的重建和发展方案。为了将受援国创建成经济自主的国家，他们因地制宜地确定本土经济战略，确保居民拥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消除他们对外国援助的过度依赖，同时为本国开展商业和贸易活动创造条件，缓解中东、南亚和一些非洲国家的种族和部落派别在经济活动方面的冲突。
他们还积极地与受援国政府部门合作，协助后者对部委和银行等关键机构进行体制和技术方面的重要改革，并从一些最顶尖的世界级企业（比如麦肯锡、IBM、微软、奔驰公司等）邀请和招募专业人才，致力于启动陷入全面停滞的受援国国有工厂业务，并为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他们也采取措施，敦促国际石油企业消除长期燃烧的天然气给伊拉克居民健康带来的可怕影响（伊拉克南部具有在世界上发病率最高的小儿癌症，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吸入燃烧天然气所释放的烃类化合物）。
尽管在重建工作过程中，他们遭受了各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挫折：官僚体制的阻碍，违规受罚人员报复式的诬告和构陷，司法部门的严格审查，极端主义分子发动的各种致命袭击，等等，然而，布林克利和他的团队仍以极大的勇气与信念与各种对手较量，并且取得了极为出色的成就。
由于他在伊拉克等国开展的大刀阔斧的经济重建工作，以及公开支持改变有关政府的政策方向，他也得罪了五角大楼很多人，不得不为此承受痛苦的经历。他愤怒地控诉说：“当那个倒霉的‘机会’到来时，没有人把我从那辆公共汽车前面一把拉开，而是看着它从我身上碾压过去。这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在一个政治体系中，有100种方法可以让你遭到伤害，而如果你失去了太多支持者，你没有任何方法去预测，究竟有哪些人会伤害你。”
此外，他在重建过程中还感受到另一个可怕的现实：地方性的普遍腐败。这种普遍腐败意味着地方政府领导人对未来缺乏信心。当政治家对于本国的未来没有信心时，就会得过且过或者唯利是图，在国家管理系统崩溃之前，他们会竭力确保个人利益。这种情况在个别受援国甚至越来越呈上升趋势。不过，布林克利还是欣慰地看到了在经历从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两任政府的重建工作之后，他们的团队以及多国部队的共同努力给受援国带来的改变——譬如，“仅仅在几个月前，街道上还是冷清清的，而且当你驾车穿过巴格达时，空气中仿佛弥漫着一种恐怖感，”他描述说，“而现在，这个城市的许多地方都恢复了车水马龙的景象。”事实上，在布林克利及其团队的努力下，受援国的多家已关闭工厂都再次恢复运转，地方企业变得益发活跃，进一步拉动了当地就业和经济活动。比如，目前在伊拉克所有地方，都能看到外国人的存在，国外商业活动价值已从2008年的30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500亿美元以上。
总之，布林克利所撰写的《从战场前线到市场前线》一书，全面刻画了他当初从硅谷来到五角大楼之后，如何用了几乎整整七年时间，协助伊拉克等国经济发展的一部充满奋斗过程的历史。除了丰富、详实和深邃的文字信息以外，作者还提供了大量配有文字说明的真实照片，包括造成数人伤亡（他本人侥幸死里逃生）的爆炸袭击现场等。
在这本书的结尾部分，布林克利用了相当大的篇幅对美国对外政策进行深入分析，相比于前面的叙事部分，这一章节虽因理论性较强而看似枯燥，但从某个角度来看却是最有价值的，尤其是对于经济援助领域的决策者和观察家而言。作者所揭示的局外人所不了解的某些国家的贫困、混乱和恐怖主义的根源，也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这部作品无疑是一份深刻而又详实、因而更显示出其非凡价值的经济援助报告，因为它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事实：什么是正确而合理的对外援助。 （于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