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中国问题：中国的崛起能被接受吗
无论根据什么来进行衡量，外汇储备规模、汇率或货币使用区域，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不断强化的影响力，都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本章将解决的问题是：这个世界闻名的中央王国*会被顺利纳入全球货币体系的领导者行列，还是会造成不稳定甚至冲突的一种力量？我们这里不妨称之为“中国问题”。
这个“中国问题”的答案，尤其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首先是系统灵活性的问题。全球货币管理机构及其程序有着怎样的适应性？货币体系能否顺利适应权力分配的显著变化？其次是中国的动机或者意图问题。中国想要的是什么？中国的偏好能够被其他主要国家顺利接纳吗？这两个因素都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际结果。
值得庆幸的是，从过往的历史分析来看，前者不是什么问题，过去的其他新兴大国都已被传统发达大国富有成效地适应，没有带来持久的中断或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有更多值得关注的理由，因为我们对于中国的战略优先选择知之甚少。正如本书的其他作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政府就其意图反复释放出复杂的信号，这使得其最终目标具有某种神秘感。
分析框架
“中国问题”将两个分析挑战摆在了我们面前：首先，我们怎样知道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将强大到足以挑战现有体系的情况？其次，我们怎样知道一个强大的新崛起的中国将会被国际社会顺利接纳？这两个挑战都需要本质上是主观的历史性解释，因为每一个挑战都是让理性的人有可能会合理地产生分歧的问题。如果要让解说过程更有说服力，那就有必要将它置于一个系统的、标准精心制定的分析框架中，这样就可以提供一个人们可以接受的评判基准。
货币权力
我们不妨从权力的“强大性”这一概念开始。当然，这终归是一个力量的问题。我们如何知道一个参与者有足够的权力挑战现有秩序？
衡量货币权力是极其困难的。之前，乔纳森·柯什纳在其一部具有开创性的著作中明确地指出，权力在国际货币关系中的概念是“一个被忽视的研究领域”。直到最近，国际社会在解析货币权力的意义和用途方面，才取得相当大的进展。然而，尽管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见解，但我们仍然没有找到任何简单可行的办法来辨识权力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规模和层次。
为了更好地解说本章的内容，货币权力将被我们等同于影响力：一种塑造他人行为的能力。正如戴维·鲍德温在最近一项调查中所强调的那样，这种方法符合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惯例——一种可以追溯到罗伯特·达尔的早期工作的传统，他论证得出这样的结论：“A对B所具有的控制力的程度，能够使B去做原本不会去做的某件事情。”这里的重点是权力的效果，而不是权力的来源。如果其作为（或不作为）可以产生系统性的后果，甚至能够改变或控制事件的结果，那么一个参与者（行为主体）就会被认为是“强大的”。影响力可被视为“权威”或者“领导”的代名词。
我们如何知道货币影响力正在起作用？权力的行使并不总是不证自明的，特别是如果它是间接的或者被动的时候。权力并不会随时宣布其存在。最有实效的观察途径是，专注于其特定的或者具体的角色——可被认为是权力的具象表现——可以被识别的功能。一个“强大的”参与者会被认为在国际金融事务中具有某种权威和领导力。
另外，这些角色可能会是什么？本章将会关注已经故去的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研究，他的有关货币权力的大量论述，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启示。在其十分著名的《大萧条的世界》一书中，金德尔伯格提出，一个货币领导国将有望扮演三个不同的角色：（1）为困境货物保持一个相对开放的市场；（2）提供反周期的或者至少是稳定的长期贷款；（3）在危急时刻，能够扮演最后贷款人的角色。请参阅：金德尔伯格（1973年）。在其后来的著作中，他补充了两个附加角色：（4）监管一种相对稳定的汇率体系；以及（5）保证某种程度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性。请参阅：金德尔伯格（1981年），第21章。所有这五个角色对货币权力关系都明确地暗示着一定程度的影响，它们共同界定了货币权力的范围。
因此，本章将关注这五个作为货币权力的具象表现形式的角色。如果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已成为：（1）一个主要的——即便不是统治性的——进口市场；（2）一个庞大的资本输出国；（3）一个对汇率构成显著影响的因素；（4）一个对宏观经济条件构成相当大影响的因素；以及（5）一个金融危机的潜在爆发点，它将被视为强大到足以挑战固有的体系。这五个角色的某种组合，将被认定为足以界定一个参与主体对国际货币权力分配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参与者所扮演的角色越多，它的权力范围就越广。
适应性
那么，我们如何知道一个强大的新参与国已被国际社会顺利地适应和接纳了呢？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一种能够带来影响的新力量的出现，几乎不可能不受到某种阻力，而且这个过程肯定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在人类经济和政治事务中，权力是不大容易共享的，在具有独特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中更是如此。而在部分当权者那里遇到一些阻力，是一种可以预料到的必然的结果，至少在最初阶段是这样。
一般说来，有可能出现以下三种结果：第一，在一种极端的情况下，一个作为固有体系参与主体的新崛起大国，可能会遭遇到一种长期的、顽固的阻力，进而导致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和严重的政策冲突风险，因而几乎不可能达成一个理想的结果。第二，新崛起的大国可能会成为现有国际货币体系权力阶层中的一个增补成员，会被说服或者被迫调整其偏好，并与当前的游戏规则保持一致——实际上就是等同于默认现状。第三，反对力量最终屈服，在某种程度上接受新崛起大国的优先议程，并且为这一新崛起的力量腾出部分空间，使其也可以扮演某种领导者的角色。上述三种结果中的最后一种可能会被视为具有接纳或者适应的含义：成功地过渡到一个新的权力共享局面，并且给予这个新崛起大国的利益以应有的尊重。鉴于本章的研究目标，我们在这个意义上将三种结果作为三个标准用来判断一个新加入国是否能够被国际社会顺利地接纳。
第一个标准将侧重于参与主体对该体系整体稳定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通过贸易平衡或资本账户传递，并将从汇率、国际收支差额以及一般的宏观经济条件当中感受到。一个坚决维护其自身利益的新崛起的大国，往往会打破既有的国际货币权力关系的稳定性，至少在开始时如此。问题是，它的影响会始终令人担忧，还是它最终会对自己的偏好做出调整？在尊重新加入者的偏好的同时，一个逐步趋于系统实现新的整体平衡的过程，将被视为新加入者得到顺利接纳的标志。
第二个标准必然和危机融资有关。新兴大国的央行通常会积累巨额外汇储备，同时它们的货币也可能很快会在贸易、金融市场以及其他经济体的储备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充足的外汇储备能够使一个国家在危机时期充当最终贷款人——其他国家的一种流动性资金来源，只要它愿意的话。自愿接受危机贷款人的角色，也可被视为获得成功接纳的标志。在这方面，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当别国陷入麻烦时，那个新加入国愿意成为一个得到认可的信贷来源吗？
第三个标准必然涉及全球货币体系的治理机制。那个新加入国被正式纳入主流国领导的委员会当中了吗？全球货币体系的管理极为复杂（即便不是模糊的），不仅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正式结构和规则，而且还包括七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这样的正规化谈判机构的非正式决策程序。新加入国被顺利接纳的第三个标志是部分或全部地被有效纳入这些组织机构的管理机制当中。简而言之，新加入国被接纳后，就会相当明确地或者秘而不宣地成为俱乐部的正式成员。
中国的崛起
根据这些标准来判断，对于中国现已成为国际货币事务中的一个重要角色这一点，似乎是毫无疑问的。中国最新获得的货币政策权力的迹象，同样也是明确无误的，正如本书序言中所强调的那样。经济经过三十年的两位数的增长之后，中国在2010年已经超过之前全球排名第二的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一个原材料和能源进口国，中国已经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大宗商品生产国（从东南亚各国和澳大利亚这样的近邻到南美和非洲），同时，作为制造和组装大宗出口商品的“世界工厂”，中国的贸易顺差已经超过鼎盛时期的日本和沙特阿拉伯。中国今天销售产品从纺织品到风力涡轮机和太阳能电池板等一应俱全。在21世纪最初的五年，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高达10％。
相应地，这些盈余不断累积，已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其外债远远超过负债。多年来，大部分外汇收入直接进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的中央银行）的货币储备，在2013年中期，其规模达到大约350 000亿美元的新高——这是历史上任何单一国家的最大储备。目前，中国人民银行的储备占中国所有国际债权的3/4。正如江洋在本书所指出的那样，最近几年，中国的一些储备资产已经通过国外援助的形式被加以部署，而且往往是出于明显的政治战略目的。此外，一种在经济上有利可图的海外布局形式也越来越显著，这可以从中国由国有企业主导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不断上升看出来——自2005年以来，投资额快速上升，到2010年和2011年，分别达到700亿美元，其中超过80%的项目涉及矿物质和能源。这也可以从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CIC）——一个主权财富基金——的创建看出来。2007年的初始资产价值大约为2 000亿美元，到2012年，中国投资公司的资产已经翻了一倍多，达到约4 400亿美元。中国累积的海外债权价值，虽然与对外投资历史显然要长得多的美国或其他成熟的经济体相比仍然小很多，但是，尽管起步较晚，中国显然正在稳步成为一个主要的资本输出国。
中国的大规模储备已将其置于充当其他国家危机融资主要来源的地位。就这一点而言，中国早在2000年就发出了这一新功能的信号，当时其政府签署加入清迈倡议——一个提供由“东盟加三”*区域组织达成的所谓紧急流动性援助的区域框架。清迈倡议在中、日、韩三国之间以及在东盟成员国之间建立了双边货币互换安排（BSAs）的最新交流平台，对于等量地方货币的交换，中、日、韩三国承诺在必要时向东盟成员国提供美元。最近几年，尤其在2010年，双边货币互换安排正式转化为一种被称为清迈倡议多边化的新的公共机制，目前的资金总额为2 400亿美元。中国向清迈倡议多边化承诺的份额为32%（768亿美元），这有助于中国巩固其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
很显然，中国正在开始对汇率和宏观经济条件产生显著影响，至少在其近邻那里是如此。历史上大多数东亚国家就像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在规定其汇率指标时，都选择跟随美元，这种做法在很早以前就被罗纳德·麦金农描述为一个非正式的“美元本位制”。
根据中国作为新兴货币权力国而出现的所有这些迹象，这表明一个重要的新崛起的大国已经横空出世，并且正在打破现状，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当然，没有人知道中国这个“庞大战车”是否会继续我行我素。围绕中国的经济模式是否可以长期维持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势头的争论，可谓莫衷一是，中国的崛起是否会被国际社会顺利接纳和适应。正如本章将要指出的那样，结果尤其取决于两个因素——货币系统的整体灵活性和中国领导层的意图。
货币系统的灵活性
一个新崛起的大国的出现，会显著改变国际货币关系中的权力分配格局，并且它会挑战既有体系的现状。这并不是人们记忆中的第一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当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来时，美国如同一个巨人般地驾驭着这个体系。公平地说，当时这个体系完全可以被描述为单极化体系。但在随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一些新的力量先后出现并挑战美元的霸主地位，包括西德、日本以及最近以欧元为核心的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EMU）。有些人也可能会在这张清单上添上第四位成员——沙特阿拉伯。新的影响力组合已经出现。在不同的情况下，新兴参与国一定程度的能力，足以对现状构成显著的挑战。不过，在每种情况下，现有机构都将最终证明它们是足够灵活的，使它能够在无须承受不必要的压力的前提下吸纳新加入国。现代货币体系已经表现出惊人的可容纳新崛起力量的能力。
现有体系的首发阵容
当然，我们也可以追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情况，比如，当美国作为一个货币权力国第一次赶超英国之际。我们甚至进一步回溯整个19世纪，当时英国正在面对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新兴的竞争对手。那些似乎可以随心所欲的时代的货币体系与始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更加系统化的货币体系之间，似乎并无多少共同之处。为严谨地进行比较分析，我们以1945年开始便存在的货币体系进行阐述似乎最为合理。
在当时，货币的首发阵容是非常明显的，它包括一个“大腕”——美国，以及一些配角。如此构成的混杂阵容就像是格列佛与小人国的关系，美国的领导地位是不容置疑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国，并且通过类似于1946年的“英美贷款协议计划”以及“马歇尔计划”等举措，它成为一些国家长期贷款和危机融资的唯一来源。美元普遍被认为“和黄金一样值钱”（如果没有更好的比较对象的话），被视为和汇率挂钩的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后盾，而且华盛顿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也以压倒性的优势，为其他国家的宏观经济条件确定了基调。这种体系的基本特征就是单极性，它几乎能够做空除美国之外的任何经济体。霸权主义似乎并不是一个不公正的描述。
美元的主导地位最明显的证据，可以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的配额及其执行董事会席位的初始分配当中找到。配额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的主要决定因素，虽然原则上是严格按照目标公式设定的，但配额实际上是货币“啄食顺序”*的粗略反映，即每个成员国家在货币权力方面相对地位的一种衡量标准。1946年，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成立时，美国被分配到将近三分之一（31.68%）的投票权。唯一与其相对接近的国家是英国，其投票份额是15.12%，甚至就连这一点也被认为是一个大手笔了。虽然作为一种国际货币，英镑在当时仍享有一定的地位，至少在英镑区**范围内是如此，但英国显然是一个受到严重损害的国家，不能够正常发挥与货币相关联的任何领导者角色的作用，它充其量被视为华盛顿的一个弱小的伙伴。
对于执行董事会——最初只是作为执行委员会存在——而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议条款，指定五个席位都由具有最大配额的成员国担任，剩余席位通常都从不同“选区”选出。起初，这五个指定席位除了美国和英国之外，还面向法国、中国和印度。但这三个额外席位顶多被看成是礼节性的任命。这三个席位在货币事务方面都不能够行使过多的权力。法国在二战期间被占领，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工业能力，其货币疲软、储备耗尽。中国的国力因为内战而遭到严重破坏，共产党人在1949年成为最终的赢家。而在和巴基斯坦之间完成“大分区”之后刚刚独立的印度，忙于建设国家而无暇他顾。全球的货币权力分配主力，从根本上居于美国这一边。
西 德
美国的优势所面临的第一个严峻挑战，出乎意料地来自一个在二战中被其击败的敌手，这就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也被称为西德，它于1949年通过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占领区合并而正式成立。1945年战争结束后，这个在前第三帝国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城市和工业大部分都被摧毁了。德国马克（DM）直到1948年才开始存在，甚至到了1950年，这个新生国家的国际收支状况还处在严重失衡之中，需要外部援助。但在这之后，便开始了德国经济的奇迹，出现了快速增长和持续的出口盈余。乃至到20世纪50年代末，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牢牢地坐稳了欧洲主要经济体及其超一流的货币权力的位置。
西德的最新影响力范围，可从其对宏观经济条件的影响状况清楚地看出来，这种影响不仅在欧洲，即使在美国也同样存在。该国对于通货膨胀的众所周知的厌恶感，充分体现在其中央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的强硬政策中。为了避免对它们自己的货币产生的下行压力（这种压力仅在1961年和1969年的两次小规模革命中才略微得到缓解），欧洲各国政府都感到，它们不得不匹配和适应马克的高利率。在20世纪70年代，当被称为“蛇行浮动汇率制”的一种共同干预体系建立起来并将欧洲共同体的汇率绑定在一起时（在1979年被欧洲货币体系所接替），马克的核心地位已经被世界各国所公认。虽然西德并没有为了马克积极寻求扮演一种国际角色，但出于对失去货币政策控制权的担忧，其备受推崇的货币很快就被广泛接受，进而成为其他欧系货币的后盾。
与此同时，在整个大西洋区域，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不得不极力阻止美元洪水般地涌向购买马克的热潮，这使得华盛顿应对高额赤字的情况趋于复杂化。由于国内原因，紧缩的货币政策在美国遭到抵制，导致有关与西德之间正在酝酿一场利率战争的新闻成为舆论焦点。我记得一个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当时刻薄地对我说，现在我们的汽车是从日本进口的，而我们的利率则是从西德进口的。虽然面临抵制马克大幅升值的压力——这可能会损害西德的出口，但西德还是尽己所能地帮助美国阻止了汇率和货币政策濒于失控的局面。作为美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亲密盟友，西德无意激怒华盛顿，因此，在德意志联邦银行给美联储的一封著名的信件中，它承诺会维持一定的美元储备，而不是将其全部转换为黄金。同时，西德还同意向美国提供大数额的付款，以便“抵消”美国在西德驻军的成本。但是最终这些以及其他优惠措施，都被证明不足以阻止尼克松政府在1971年8月所做出的戏剧性的决定——暂停美元的黄金兑换，从而进入有效引入浮动汇率制度的新时代。
然而，到那个时候，西德作为一个货币强国的出现，显然正在被国际货币组织及其成员国成功地接纳。早在1961年，西德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就被赋予了等同于法国的配额，并得到了它在执行委员会中的委任议席。西德占据了中国的位置，因1949年中国共产党赢得胜利后，后者的配额已被冻结（直到1980年，中国取代台湾省重新获得席位后才解冻）。三年之后，当十国集团被指定就布雷顿森林会议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一次改革（这导致了特别提款权的创建）举行谈判时，没有人怀疑西德应被列入其中。西德显然已成为核心集团的一部分，这无论如何都不是一种拉拢收买似的增选。西德对于其货币紧缩政策的顽固防守充分表明，国际对话优先事项是其考虑的。这确认了一个事实：在某种意义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来了”。
对此，某些国家甚至想采取进一步行动，将西德正式提升到一个最高领导国的地位，从而在打造货币“霸权主义”中和美国结成独家伙伴关系。但是，这超出了其他关键成员国——比如英国和法国——愿意接受的程度。1975年，西德被邀请加入新创建的五国集团（G5）（此外还有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当中，之后，随着加拿大和意大利的加入而很快扩展成为七国集团（G7）。此后数年，经济总量占去将近世界经济一半的七国集团，非正式地充当了国际货币管理体系的核心角色。
日 本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接下来的主要挑战，也来自一个二战的战败国——日本。和西德一样，日本也创造了战后经济奇迹，它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以出口为导向的热潮。60年代，这种热潮产生了两位数的增长率。1968年，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创纪录的收支盈余和快速增加的国际储备。及至20世纪70年代，日元已成为全球金融市场上使用量较高的货币之一。到了80年代，日本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这显然是一个不容小觑的货币权力国。
不过，和西德不同，日本对于国际汇率和宏观经济条件的直接影响方面起到的作用相对有限。对于从一开始就致力于欧洲一体化项目的西德而言，一旦经济复苏，它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在国际金融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不管西德人如何抵制马克的国际化，都难以阻止其他邻国的紧跟紧随。相比之下，日本在区域和解方面并没有做出一定的承诺，因此，它的邻国中并没有心甘情愿的追随者，因为这些国家的国民对于日本在二战时的暴行的记忆挥之不去。在货币问题上，亚太区域的大多数国家更愿意追随美国模式。
不过，在90年代之前，日本也没有显示出多少对于国际货币权力格局发挥更直接作用的兴趣。因为害怕失去对货币政策的控制，因此它和西德一样，曾长期抵制其货币的国际化。日本的确将其成功的经济视为亚洲邻国效仿的典范，这是一个作为经济发展的雁行理论*而被加以推广的想法。但是，直到1989年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以及随后的1997年到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日本才开始在区域金融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现在在东亚地区，货币主导权已成为各国的一个核心政策要素，其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种防御性措施来对待的，意在降低本国经济受制于外部经济波动的程度——威廉·格莱姆斯将其称为“具有绝缘作用的国际化”。①然而，日本想要成功地建立其所谓的“日元区”，已被证明难以实现。日本的货币权力范围，在很大程度上首先从该国作为资本输出国的重要地位，其次作为一个潜在的危机融资来源，来覆盖和体现的。
无论如何，战后日本都无意挑战其政治靠山——美国——及其货币的主导地位。由于日本国家安全直接依赖于美国的军事力量，因此在其政治外交政策中，主要选择保持被动、低调的姿态。日本并不打算兴风作浪，它经常默认（即使并不情愿）美国的优先考虑事项，例如，在1971年同意支持日元升值，并分别在1978年和1987年再次这样做。因此，国际社会能够相对轻松地接纳日本货币地位的上升。20世纪60年代，日本受邀成为十国集团中的一员，后来又成为五国集团暨七国集团的成员。在1971年，日本又取代印度，获得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委员会中的一个委任议席。虽然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日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份额不足以和西德抗衡，但很明显的是，到70年代，日本也“来了”。
沙特阿拉伯
以完全不同常理所出现的第三种挑战，来自于1973年严重石油危机之后的沙特阿拉伯。当时，世界石油价格翻了两番。沙特阿拉伯王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原油出口国，以将近已知能源储备三分之一的拥有量而高居首位。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样一个有着巨大收入盈余和大量外汇资产储备的国家，却长期没有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直到1957年，它才让自己成为国际货币金融事务的主要参与者。由于除石油之外其他资源相对匮乏，而且人口不到1 500万，因而沙特阿拉伯在经济条件方面，难以和西德、日本相提并论。该国甚至到了1961年才有了自己的国家货币。但是从严格的金融角度来看，沙特阿拉伯现在已经处于可以发挥主要影响作用的国家了。
石油危机显然是不稳定因素。一方面，能源进口国不得不手忙脚乱地想方设法应对更高的进口费用；另一方面，大量货币涌向沙特阿拉伯及其在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合作伙伴那里，带来了加速通胀（通过更高的油价）和阻碍经济增长（通过转移支出以便用于其他目的）的双重影响，从而使全球经济陷入长期的滞胀境地。能源出口国拥有庞大的财富积累，许多人都担心这可能会成为一种世界末日般的“货币武器”。石油收入是用美元支付的，因此人们（尤其是在美国）非常担心，由沙特阿拉伯领导的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拉伯成员国，可能会将它们的新财富作为一种联动工具，就中东的政治和军事问题向华盛顿施压。仅仅是沙特阿拉伯所持有的美元，就被认为占所有阿拉伯国家持有美元的二分之一到四分之三。
不过，相关利益国之间很快就找到了和解途径。为回报美国做出的关键性让步（尤其是包括对抗来自外部和内部敌人威胁的非正式安全保障），沙特阿拉伯承诺会给予美元持续的支持。作为承诺方，它也得到回报，其持有的财富将被作为最高机密加以对待，甚至在正常拍卖程序之外，还获得了一项单独的、用来管理其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的“附加”功能。请参阅：斯皮罗（1999年）。在一个更广泛的范围内，沙特阿拉伯开始为当时在资金方面捉襟见肘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贷款，以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回收利用”提供给能源进口国的石油美元。到1979年，沙特阿拉伯已经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债权国，这也使其有资格获得该组织执行委员会的一个委任议席，从而能够与五国集团的其他强国平起平坐。沙特阿拉伯的投票权配额也在迅速提高，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排名第十五位上升到在1981年的第六位。
20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沙特阿拉伯外汇储备规模仍在持续扩大，但它的货币明星地位已经有所降低。特别是近几年，沙特阿拉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配额已经从排名第六位滑落到第十二位，落后于后来崛起的“金砖四国”（BRIC，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以及加拿大和意大利。而且由于其失去了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二大债权国的地位，因而其在1992年被剥夺了执行委员会的委任议席。然而，为承认其长期的重要性，沙特阿拉伯被赋予选举自己的专属执行董事的一种罕见特权——这事实上相当于拥有一个委任议席。虽然沙特阿拉伯可能不会再有资格成为一个顶级会员国，但该国显然仍是全球货币权力强国中的一个成员国。
欧元区
欧洲经济货币联盟于1999年正式成立。从一开始，它就被预计将对国际货币既有格局构成巨大的挑战。欧元的诞生被认为是在国际货币事务中创建了一种新的权力。即便没有英国和其他一些欧盟成员国的加入，欧元区也将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在全球贸易产量和份额方面，甚至能与美国相媲美。这无疑会给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带来重大影响，欧盟将成为美国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欧元以德国马克的广泛使用为基础，将严重威胁美元的长期霸主地位。据预测，到2015年，欧元甚至可能会压倒美元而成为另一种储备货币。
然而，实际情况和预期往往是两回事。毫无疑问，欧元最初的确具有在竞争中获得成功所需的许多特性：具有强大的政治稳定的经济基础，低通货膨胀率，是一个联合货币金融机构的所在地——完全致力于维系对该货币未来价值信心的欧洲中央银行。然而，在实践中，在经历了最初的快速成长之后，针对大多数用途的欧元的跨境使用，到它问世的前十年的中期阶段，似乎渐趋平稳，而近些年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压力下，甚至可能略有退步。总体而言，欧元充其量只能维持其可以和马克以及欧盟其他成员国的旧货币以往市场份额的总和的相应地位。众所周知的是，美元仍可继续在几乎每一个国家使用，而欧元的使用则仅限于一些欧盟本身或者和欧盟有密切联系的国家。严格来说，如果我们使用“一个半货币体系”这样的措辞，而不是将其视为真正的竞争对手，或许更接近于真实情况。
到目前为止，欧元的情况有着明显的虎头蛇尾的特征。这一令人失望的结果，部分是由于美元所享有的天然的“责任”优势；部分原因是对于欧元的国际化问题，欧洲中央银行刻意维持着一种“不插手”的政策。但最重要的是，其结果似乎要归因于欧盟固有的缺陷：模糊和分散的管理结构，这使得最终权威主要掌握在其实力最强大的成员国手中。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代表各自国家的利益继续参与七国集团，而且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委员会当中并没有统一的欧盟代表，欧元区的19个成员国分散在不少于8个不同的选区。不过，事实证明，接纳并适应欧盟的创建，比许多人预期得还要容易。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主要成员国之间可以不受影响地按照过去那样开展业务，且在该区域内货币权力格局相对不受影响。
启 示
回顾过去，我们能够从简短的历史中学到什么呢？无可否认的是，我们所能采用的样本很少——至今只有三大新成员国（德国、日本和沙特阿拉伯），再加上非决定性的第四个特殊成员——欧洲经济货币联盟。不过，即便如此，这段历史也是具有启发性的，它至少可以让我们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首先，很显然，到了紧要关头，国际货币体系并不缺少适应新出现的重大影响力量的灵活性。新兴力量的崛起，至少在最初往往会显示出具有破坏性的特征，这一点儿都不奇怪。德国、日本和沙特阿拉伯在其经济发展鼎盛时期，都是从贸易出口顺差起步的，而且其顺差之大，足以给整个国际货币体系带来压力。各国不得不竞相寻求建设性的途径，以便应对相关赤字带来的压力，同时还必须考虑到新成员国的优先事项。能够调动必要的金融手段吗？能够避免汇率战争或者其他不稳定的政策冲突吗？能够在占优势的成员国组织当中为新成员国找到必要的空间吗？在不同的情况下，彼此和解和适应被证明是可能的。为避免陷入僵局或者造成国际货币体系的系统性失灵，现有力量会努力为新成员国共享权利而开拓空间，而不是坚决排斥后者的利益。彼此适应能够让国际货币体系得以延续。
其次，很显然，新崛起的力量积极适应合作伙伴也同样是必要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也需要新成员国具有一种妥协精神——愿意遵守通行的游戏规则，而不是从根本上挑战现有秩序。对于现有体系应如何管理，每个成员国都有自己的主张，但是，借用约翰·鲁吉在很久之前所使用过的一个术语，也就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倾向于“常规管理”，这就是说，与现行的原则和协议保持一致，而不是寻求激进变革。请参阅：鲁吉（1983年）。每一个新崛起的国家最初都满足于顺利进入并适应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而不是极力争取新的制度安排。所有新成员国似乎对于能被核心圈子所接纳更感兴趣，而不是急于建立一个新的俱乐部。
最后，在整个这段历史中，你很难不注意到地缘政治的因素及其影响。在每一个重要阶段中，包括1999年欧元的诞生，在雄心勃勃的新成员国和仍居主导地位的现任成员国美国之间，显然有一个强大的安全纬度。德国和日本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就都是美国密切的政治和军事盟友，正如它们今天都是欧盟的成员国一样；而作为后起之秀的沙特阿拉伯王国则继续依赖着美国这个保护伞，用来防范其潜在的威胁。新旧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和金融利益有时可能有明显的分歧，但是最终分歧决不可以损害成员国之间的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关系。正如柯什纳所指出的那样，“冲突只发生在朋友之间，而除此之外，高层政治……作为一种‘紧急制动器’，能够对货币争吵的程度……施加一种限制”。请参阅：柯什纳（2009年），第196页。简而言之，政治能够制约经济。
中国的意图
现在，货币体系再次面对一个新兴大国，它似乎也需要再次采取某种适应的方式。中国能够被成功地接纳吗，就像过去的其他国家那样？还是说，针对中国在定量或定性意义上会有所不同？这一次，完全接受这个新成员国，或许被证明是一个更为艰巨的挑战，这与过去的经验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彼此适应
的确，大门已经敞开。当面对一个重要的成员国时，现有的力量一如既往地寻求适应和接纳的手段，而不是做出强烈对抗的反应。例如，考虑一下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这对很多国家而言都是痛苦的现实。正如安德鲁·沃尔特和王宏英在本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商业失衡会促使各方——尤其是美国——对中国施加巨大的外部压力，迫使其货币升值。然而，在实践中，各方的反应都是有节制的。虽然中国很明显地长期操纵人民币汇率，以便保持其强大的竞争优势，但同样明显的是，很少有直接报复措施作为回击，产生的反应主要局限于声音响亮但往往是徒劳的口头投诉。
中国的利益诉求没有被忽视。事实上，现有的力量都在积极寻求为中国在占优势的领导性的委员会当中腾出空间。正如埃里克·赫莱纳和柏斯玛·莫曼尼在本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80年取代中国台湾省的席位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很快就为它腾挪了空间。中国投票权迅速增加，而且和沙特阿拉伯一样，它很快就可以选举自己的独立执行董事。在预计于2014年生效的最新配额审查之后，中国将排在美国和日本之后，成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第三大配额国家，同时也将在执行委员会中拥有自己的委任议席。同样，中国新的全球影响力，在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所做出的一项决定中，得到了各方心照不宣的承认——该决定将领导权从七国集团转移到范围更大且中国在其中发挥突出作用的二十国集团。这会让人联想起曾经德国和美国建立“双重霸权”的原动力因素，不但如此，现在似乎会走得更远，一个占据最新主导地位的仅在中美之间存在的G2（“两国集团”）“平等伙伴关系”即将形成。
回 应
但是有了那扇敞开的门就足够了吗？不够，最终结果将取决于新加入的成员国的态度，而其态度完全无法确定。如果中国政府不愿执行游戏的通行规则，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即便为中国腾挪出空间也无济于事。一个巴掌拍不响，现在主要成员国各方还不清楚中国是否做好了拍巴掌的准备。根据本书引言的观点，那就是我们还需要知道，中国是要成为现有规则的“接受者”、“制定者”，还是“破坏者”。
迄今为止，来自中国的信号模糊难辨。对于这个在最近几十年才开始采用“十年一次”政治过渡模式的国家而言，中国政府在未来几年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偏好，目前还很不明朗，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国内主要利益集团之间博弈的结果，正如本书作者所强调的那样——其中包括戴维·斯坦伯格、安德鲁·沃尔特、王宏英和江洋。一方面，中国似乎乐于同时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二十国集团的核心。被看作发达国家俱乐部的一员，让中国政府挣足了面子，而且中国从通行规则中受益巨大。中国似乎对破坏现行体系没有兴趣，毕竟这个体系让它实现了如此快速的经济增长。这是赫莱纳和莫曼尼在其文章中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努力获得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领导地位，仅仅是为了获得国际社会的尊重。这也是江洋的观点。她认为中国的货币外交所包含的野心十分有限，即政策行动在范围上很有限，而且其动机主要缘于政治象征和务实的商业利益方面的考虑。
但另一方面，在言语和行动上，中国似乎又强调了它对现状的不满，这远远超出了所有过去新加入的成员国所表述的范围和程度，似乎有许多人认为中国希望从根本上改变现今货币体系的运作模式。在本书中，陈宗翼和乔纳森·柯什纳都强调了中国政府针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雄心勃勃的议程。他们在最近的研究观察中，都看到了一种明显的决心的存在，那就是，要以牺牲美国——现任货币领导者——的利益为代价来提升中国的结构性权力。
例如，我们不妨考虑一下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2009年发表的那篇著名文章，文章呼吁建立一个新的货币体系，“它不受个别国家摆布……从而消除以信贷为基础的某些国家的货币所导致的固有缺陷”。这是用简明的语言直白地指出了美国凭借其美元获取的全球霸主地位，及其长久以来享有的“非凡的特权”。从那时候开始，正如陈宗翼在他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政府正积极地推行以欧元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等来取代美元的议程。
考虑到其自身利益，中国政府似乎正在尽一切努力，要打破国际货币权力体系的总体平衡，这完全不同于西德、日本和沙特阿拉伯王国在类似阶段的操作手法。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除了遵守它对于清迈倡议/清迈倡议多边化的承诺之外，中国政府还迅速地采取行动，就一系列本币交换协议举行磋商，为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在需要时提供人民币资金，以便用于这些国家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江洋指出，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中国政府与其他国家大约23个管辖权机构签署协议的总额累计超过4 500亿美元。表面上，这些协议的目的是为另一场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风险投保，但实际上是为在必要时提供人民币，用于更加稳固而定期的双边贸易，间接地鼓励在商贸应用方面以人民币取代美元。
陈宗翼和柯什纳认为，更广泛地说，中国显然已经开启了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以便尽可能广泛地推动国际社会使用人民币，使之成为美元的替代品，其目的看上去就是在国际货币事务中获得更大的影响力。除了发挥作为危机资金来源的越来越大的作用以外，中国政府已经逐渐扩大了可用人民币结算的贸易交易范围，进一步鼓励本国货币的国际化。到2013年，多达14%的中国贸易额是以人民币结算的，这完全不同于在早些年本质上人民币结算几乎为零的局面。与此同时，在中国香港地区，已经为人民币存款账户和以人民币计价的证券（所谓的“点心债券”*）建立了新市场。多数观察人士都认同这一点：人民币要想获得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所具有的影响力，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终极目标
不过，总体而言，我们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从根本上说，目前有争议的是中国总体外交政策的终极目标。分析家们长期争论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长远目标。中国是准备继续在仍由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全球体系内充当配角，还是在一个新的“中国时代”取代美国？中国是继续维持现状，还是寻求变革？中国会接受现有世界秩序吗？针对“常规化管理”的改革，中国人愿意推后自己的优先事项吗？或者，中国会寻求对国际环境做出更激进的变革吗？中国的目标是要针对既有秩序做出根本性的改变（换句话说，就是建立一个基于“中国特色”的新的全球体系）吗？
许多分析人士对于中国的修正主义风险不予理会，例如，在奈森和斯科贝尔看来，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完全是防御性的，这是由其所面对的多重的和持久的安全威胁所决定的。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中国“深陷内部和周边的安全挑战，以至于不可能对西方构成威胁”。②在约翰·伊肯伯里看来，国际社会现状的任何危险，都会被美国所主导的体系的强大内力所化解，因为和过去的国际秩序相比，这种体系在制度上更牢固、在功能上更明确。中国的局限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该体系）为中国提供优惠待遇、激励措施和各种机会，由此鼓励中国进一步融入现有秩序；另一方面，这是一种根深蒂固而且具有扩张性、很难被削弱或者击败的秩序，所以，这就使得中国难以对抗它，或者提供一种可行的替代性国际秩序”。
中国在相互冲突的目标之间徘徊，这使其看上去有些来回摇摆不定。正如一位分析人士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一方面是“经济中国”，它侧重于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另一方面是“政治中国”，它决心“要取得相对于西方超级大国的一种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并将这种权力关系维持下去”。后者甚至是中国的首要目标。尽管“经济中国”会满足于继续享有现行制度带来的成果，但“政治中国”会更倾向于恢复其视为天然应得之物的一切权利或特权。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蕴藏着根深蒂固的“天下”（字面意思就是“苍穹之下”）的概念，它的权力中心意识，可以从传统的朝贡制度中反映出来。中国一直觉得自己有权接过区域领导权（即便不是全球领导权）的衣钵。对于中国视为由西方列强所带来的一种“百年耻辱”，中国人仍怀有一种深刻的仇恨。在一个有着长久历史记忆的国家里，我们不能轻易忽视这种情绪的意义。
不过，托马斯·克里斯坦森恰当地指出，中国不需要为了威胁国际货币现行体系而动员压倒性的优势力量。请参阅：克里斯坦森（2001年）。这种体系根深蒂固，正如伊肯伯里所认为的那样。然而，这也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没有切入点，如果它要选择使用它们的话。当然，动摇现有秩序的经济成本可能是巨大的，而这种成本本身却又不可能是决定性的力量。作为英国著名作家和经济学家，不幸的诺曼·安吉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曾经声称，欧洲的贸易关系的发展，使得这个地区不可能发生战争。
因此，对于中国问题的思考很可能取决于远远超出金融事务领域本身的问题的思考。地缘政治在这种情况下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同样的情况在今天就不可能出现。政治因素有可能超越经济因素而占据上风，差别仅仅在于，在过去，冲突是发生在友好国之间——事实上，那相当于在一个家庭内部发生的冲突。然而，与德国和日本不同，中国不是军事盟友，而且肯定也不是像沙特阿拉伯那样的附庸国，它是一个全球性的竞争者和潜在的战略对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央王国”在本质上的确不同于自二战以来加入国际货币体系的其他所有重要的新成员国。所以，我们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适应过程必然是一帆风顺的。
第7章 地区霸权和人民币的崛起
除非中国经济出现十分严重的问题（这是一种不可轻视的可能性，即便它是最不可能发生的一种情况），否则中国将努力增加人民币在国际范围内的使用量，并最终寻求人民币成为东亚区域的主导货币。在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里，人民币将逐步成为这一角色，其速度将由多种因素决定：中国金融机构的举措，人民币的总体经济性能，以及金融自由化的步伐和方式。尽管这些因素也将影响人民币崛起的前景，但其日益增长的作用和影响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事。本文所支持的观点是：“两个核心动机”将促进人民币成为区域主导货币的政策——中国寻求更大的经济自主权和更大的国际政治影响力。这也是在近代史上传统大国常规性地寻求扩大其货币在国际上使用范围的两个核心动机。就当代中国而言，每个动机都相当突出。尽管加大国际政治影响力的愿望（往往是心照不宣的）通常是各国为鼓励本国货币国际化的原发性动机，但对于中国来说，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获得更大经济自主权的愿望，显著加速了这种冲动。中国一直期望经济自主性，这一点甚至超过对于国际政治影响力的期望。在这种情况下，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将可同时满足这两个目标。根据仅在十年前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这一背景来理解2008年金融危机，危机削弱了美国所支持的、以美元为中心的缺乏监管的金融秩序的合法性。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刻意和美元保持某种距离，并且探索一些独特的金融模式，以便为缺乏监管的国际货币体系提供替代性的解决方案。对于国际政治影响力而言，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具有实现区域霸权的远大抱负），尤其其处于一个相对拥挤、邻国都倾向于追求本国货币国际化且警惕赤裸裸权力游戏的地缘政治区域，因此适时地推进人民币的区域主导，以便提高其区域政治影响力，是一种特别有吸引力的策略。
本文将首先回顾为什么在近代史上，推进本国货币国际化对于强大的国家而言，会具有如此独特的吸引力。其次，会解释中国对于人民币变得更具影响力（它正在谨慎地崛起）的“野心”，会因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而变得更加强烈。这里的关键主题，包括本文将其称之为“买方的懊悔”的心理反应，即一种追求宏观经济绝缘性的更大的欲望，以及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基本趋势，都在进一步强化。最后，本文会探讨推动人民币发挥更大作用的一个额外的关键因素——美国资本主义模式合法性的丧失（这种模式自冷战结束以来具有明显的优势，而且在21世纪之初越来越被看成是唯一的选择）。本文将通过回顾旨在促进人民币国际作用的一些措施（以及这些措施的某些潜在的局限性）得出一个简短的结论，即它对国际货币秩序的某些政治方面的影响。
本文的观点是，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意愿强烈，并试图挑战美元的国际主导地位，由此提升它对于其他国家（尤其是东亚诸国）的影响力和自主权。但本文并不认为人民币将会取代美元成为主导性的国际货币，它只是将削弱仍居主导地位的美元地位，而最终会成为东亚地区的主导货币。据此，本文认为中国将不再是一个“规则的接受者”、一个接受国际货币秩序基本安排的崛起的大国，而是一个“规则的制定者”（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规则的破坏者”（即它会创建自己的安排）的某种组合，虽然“破坏者”对于这里的预期结果而言，也许是一个过于夸张的词汇，因为它暗含着中国“对于全方位改变的需求”，并且具有敢于适时地退出当前机构的意味。也就是说，中国更有可能在现有国际货币金融机构范围内致力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同时在一个平行但并不交叉的轨道上追求自己的国际安排。中国是当前美元主导的、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在这个意义上，它尤其不愿打破现有体系，即使它在国际上寻求更大的声音、影响、权威和经济自主权，即使它预计人民币将蚕食美元的国际影响力也如此。虽然各种因素会影响中国的政策和经济运行轨迹，但本文主要强调其动机的外部驱动因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它是改变当前国际货币关系的一个关键点）和中国的地缘战略背景（它作为一个大国的持续崛起），是这里所强调的政策选择趋势的主要动力引擎。
货币权力与政治经济
追求地域（或者全球）货币秩序的国家，几乎总是受到政治方面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对于他国施加更大影响力的愿望，以及在更广泛意义上获得经济更大自主权的愿望），显而易见，这类国家是想要在外部压力和约束之外获得更大的行动自由。但事实上，这类国家的追求通常并不能如愿，因为区域内的其他国家都会有意识地（或者愿意）提供必要的补贴来实现各自国家的区域影响力，如果不这样做，那它们就需要花现金购买区域话语权和影响力。然而，这样的努力却具有不被承认的风险，因此，虽然一个货币区域的强国领导集团的确会使用强有力的新工具，但正如我之前所认为的那样，结构性力量的价值和吸引力是如此之强和不能忽视，以至于它会抑制这些强国在货币区域内公开或强制性地行使货币权力。获取结构性力量的那种压倒一切的愿望，会成为货币区域内的一种强大的遏制因素，但这并不排除有些强国可能公然行使强制力新手段。根据赫希曼第一次明确提出的有关国际贸易的逻辑，小国可能会受制于大国伙伴战略的制约，并在不对称性的贸易关系中受到经济利益的损失。赫希曼强调了大国和小国这一关系的脆弱性，即大国如果单方面终止和小国的贸易合作关系，则会对小国造成更大的影响。不过实际上，大小国之间的相互制约性而非脆弱性更加被各国所看重，同时它也会在政治上带来更大的影响。从合作中受益的小国往往会在经济上得到发展，在政治上享有特权。而且，总体说来，尽管各小国可能会担心冒犯它们的“大主顾”，不过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完全自主地重新定义自己国家的利益。鉴于小国对外贸易和国内政治力量平衡的变化因素，它们可能会逐步地追求与其贸易最密切的合作伙伴之间的一致性。
在具有显著一致的背景下，大多数追求扩大本国货币影响力的小国都会试图这么做。本杰明·科恩在这里强调“不需要这样”，他认为，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德国马克的国际化，德国是不情愿的，而日本则具有一种矛盾心理。埃里克·赫莱纳对于美元国际化必然性的高调吁求也持怀疑态度，并将美国在战后并不鼓励拉丁美洲区美元化作为另一个例子。这些观点都很有说服力，但我认为，对于具有越来越大国际政治野心的国家而言，一种不可避免的基本情况是，它们将寻求扩大本国货币的国际影响力，而且事实上在这方面很少有例外的情况。例如，如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经济趋势得以延续，那么日元就很有可能发挥比现在大得多的全球性作用。战后德国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彼得·卡岑施泰因所说的那种“半主权国家”状态的影响。另外，由于起初美国并不鼓励拉美区域美元化，因此围绕美元作为世界货币而建立起全球货币秩序，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早在20世纪60年代，法国建立拉丁货币联盟的努力，就体现了法国的一种“明确的愿望，那就是，整个欧洲大陆都将在一个排斥和孤立东、西两德的法郎区范围内建立联盟”。法国领导人竭力促成这一联盟并保持其活力，但后来是早在30年代定义的“金本位集团”这一恰如其分的概念，将这一努力画上了句号。法国最初也在其殖民地范围内推动法郎或者以法郎为基础的货币的使用，后来又以相当大的代价在前殖民地的法郎区持续这一努力（甚至就连参与法郎区建立的批评者也承认，从经济角度看，这种联盟对其成员是有益的）。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也曾经推动过本国货币的影响力，以便支持它们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战略。这一野心后来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到国际制裁的最初几十年里有所中断，但到80年代，又都再次恢复。今天，德国马克是欧洲货币体系的立足点，日元（其经验为研究当代中国的动机、选择和行为提供了重要参照）曾经在一段时期内，似乎构成了对美元的挑战。
英镑，作为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世界性货币，在失去其国际货币主导地位并降格为一个范围更小的防御性组织的英镑区之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其自身提供了一种重要的融资来源。至于美国，即便它具有一个不成熟的、框架性的国内金融体系，但在20世纪最初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它在西半球也充分行使了本国货币的统治力（即便是在一种具有特设性质的基础之上），并将纽约发展成了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到20世纪后半叶，美国促成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元计价的黄金交易标准的建立，并用了10年的时间容忍各种例外情况的发生，等待其冷战盟友接受其游戏规则。英国和美国的经验，也使我们关注国际货币秩序主导国的潜在付出性和被利用性，以及其最终背负繁重负担的属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甚至在未经盟国要求的前提下就动用了英镑体系的财政资源，之后却为此背负了管理战后“英镑余额”的负担——一个在之后几十年时间里一直妨碍其经济决策的重大债务威胁。而美国则强迫其他国家接受其调整后的负担（它数次这样做），它所采取的方式是突然终结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不过，上述对于全面理解国际货币使用的政治经济学的非常重要的要素和结论，对于中国现今的货币抱负而言，只具有有限的甚或乃至于具有讽刺意味的关联性。无论是在过往历史上还是在现今，当一些大国启动扩大其货币影响力的举措时，均如当代中国一样，它们的国力通常都处于上升阶段，而且总是寻求增强它们的结构性权力。经济剥削行为将只会削弱而非增强这样的意图，因此，不同阶段的崛起大国对于既有的国际货币秩序和安排都会构成潜在的挑战。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际货币（它可能过了其吸引力的鼎盛阶段）主导国实施经济剥削行为所造成的即时反应是，刺激其他各国寻求本国货币成为一种更具野心的货币。此外，与金融全球化时代相关的不稳定性，为各国增加区域货币安排的机会带来了一个额外的诱因，这也促使一些小国尽可能规避全球金融风暴的冲击。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的发展历程，为我们解读当代中国提供了一些启示。日本和中国二者之间具有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随着日本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根据当时许多性急者的描述，它看似将坐上“头把交椅”——似乎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这一趋势），很多日本官员都将国际化的日元想象成用来进一步增强日本国际影响力的主要货币。但是，随着日本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陷入停滞（以及美国经济再度复苏），这样的情况所有减轻，不过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它又以另一种非同寻常的伪装形式再次出现。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对于日元发挥更大作用的强烈愿望的恢复，根植于日本的防御性动机——寻求更大的绝缘性和自主性，以及更加不同于美国的看待全球金融秩序的视角。就像威廉·格莱姆斯所解释的那样，复苏的争论现在“基本上集中于绝缘性方面”，这种绝缘性发端于一种对全球经济形势的清醒的判断，涉及的范围包括：对（美国倡导的）不受抑制的金融全球化和金融放松管制带来的不稳定性绝缘，对美国向外传导的经济负担（和对外施加的长期压力）绝缘，以及对美国与日本就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同反应和意识形态分歧所产生的后果绝缘。亚洲各国对美国对于金融危机的反应都有一种“深深的怨恨”，这为支持和接受与美国模式更大不同的区域合作带来了新的诱因。这部分也是缘于对遵循安德鲁·沃尔特所描述的美国管理模式的反应，即当建立一种新的国际货币秩序时，新秩序的领导者最初都会表现出相当程度的自我约束；但当这些国家的权力达到顶峰时，它们就会尽最大可能利用自己的特权优势；而当权力相对下降时，这种不断积累的违规行为就会推动新的“竞争性的货币及其金融机构的领导者的出现”。
日本过往推动的内涵丰富、国际化程度更高的日元的努力的失败，为中国在未来几年可能付诸的行动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经验教训。这样的努力表明，要实现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就必须在国际货币游戏中站稳脚跟，并且从本国的经济崛起中获得更多的动力和信心。这种努力具有这样一种提醒作用，即类似的计划都包含重要的防御性要件，这也是当时的日本和现在的中国都具有的要件：与金融全球化带来的不稳定性绝缘的愿望；对于美国通过美元转嫁其国内负担的不满；以及在意识形态方面，对美国所倡导的一种完全不受控制和约束的全球金融秩序保持距离。因此，就中国的崛起而言，日本的经验教训是有助于提醒分析家们的：如果随意地将当前的基本趋势投射到未来的不确定上，那他们就很有可能犯下错误。这种告诫不应当被忽视，因为或许某些意想不到的情况，很可能会导致中国几十年持续的经济增长过程被中断。
中国的货币权力雄心及其提速过程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让中国的精英们感到振奋。不过显而易见的是，人民币距离成为一种重要的国际货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美元的主导地位、欧元的出现，以及受到庇护且让人看不透的中国国内金融业的脆弱性（这与西方国家那些成熟而稳健的金融行业及其机构形成鲜明的对比），稀释了人们对于人民币可能会成长为一种广泛用于国际交易的货币——更不要说被视为一种储备资产——的期待。不过，不管这样的目标如何遥远，它显然一直都是存在的，而且随着中国的崛起并拥有大国地位，人们会很自然地认为，一种成熟的人民币将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这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一部分。
一方面，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英美金融模式是各国唯一的选择，而向这一模式靠拢也是中国所选择的路径。这一点是很容易理解的。另一方面，中国对于亮相国际资本市场一直很谨慎，并且明白它的控制措施如何使它避免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及自此以后的一系列全球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其他混乱局面。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就在控制人民币升值的同时出台了一系列适度的、审慎的金融自由化举措，并且密切关注美国向外转嫁国内负担的倾向性。日元当初受到美国的压力而升值，从而导致日本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经常被作为教训而加以引用。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不断膨胀的美元资产规模，至少确保了国际社会将会就该国作为一种潜在的国际经济动力源的角色而加以关注。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我们还很难质疑一些观察者的评估，他们认为，中国的国际债权人地位增加了其经济的自主性和国际影响力，它会从美国那里寻求更大的金融独立性，并且谨慎地致力于提升其区域作用。不过尽管如此，它在这条道路上还是面临着相当大的挑战。总之，他们的结论是：“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权力肯定会越来越大，但也不应被高估。”
不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这一点，它加速了人民币的国际化过程，并终结了中国向美国模式靠拢的方案。全球金融危机对于人民币地位的提升提供了一个新的动力，同时也提出了紧迫的要求，并且在更大程度上改变了其经济运行轨迹（陈宗翼也注意到，在这次危机之后，中国在更大范围内的货币改革及其“重大变化”）。2008年这场暴露美国模式深层次问题的危机，在中国方面引发了可被称为“买方的懊悔”的讨论和思考，因为其发展模式（比人们以前所认为的更加脆弱）如此紧密地与美国经济联系在一起，使它成为美元的一个如此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因此其也比以前更容易受到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金融危机让那些对于参与全球经济持谨慎态度（原本就十分谨慎）的中国精英们变得更加小心了，同时也强化了他们对金融危机绝缘的愿望。中国在金融危机之后的五年时间里的经济恢复相对速率——中国很迅速，美国（以及欧洲）则相对缓慢——强化了其本就显示出的崛起的原有优势，今后虽然它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会放缓，甚至有可能会一度停滞，但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不只是在崛起，而是正在成为一个世界市场的重要的参与者。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的前10年（1998～2007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年增长率是9.95%，而美国则是3.02%。中国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而两个经济体之间绝对规模的差距也正在缩小，这场金融危机又进一步加速了这种趋势：从2008年到2012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年增长率为9.26%，而美国则为0.58%。换一种说法，到2012年年底，中国经济的规模比2007年增长了55%，但美国经济的增长率却不足3%。其他方面的数字也同样体现了中国正在崛起，例如，它的进口额从1995年的1 320亿美元飙升到了2004年的5 610亿美元，以及2011年的170 000亿美元。到2009年，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进口国。
我们在这里要强调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金融危机剥夺了中国在此之前一直谨慎和适度向美国模式靠拢（尽管中国总是难以达到美国方面所认为的速率）的合法性。在金融危机发生前的几个月，美国财政部部长鲍尔森就曾再次批评说，在金融自由化方面，“中国行动太慢的风险，比行动太快的风险要大”。事实证明，这是彻头彻尾的判断错误，而且金融危机带给美国的糟糕名声不仅体现在物质方面，而且也体现在思维能力方面。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得益于伊肯伯里和库普坎所谓的“霸权的普遍化”——它的权力因外国精英们认同其模式优点而增强，然而，随着美国模式被置于灾难性的全球金融危机之核心，相反的结果正在出现，因为各国的精英，尤其是亚洲的精英，现在都试图与失去合法性的美国模式保持距离，并进一步寻找替代性方案。
人民币国际化被看作“买方的懊悔”的一个必要的矫正之物。“当我们欢呼外汇储备的迅速增加时，其实我们已经无意识地陷入了‘美元陷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前所长余永定解释说。现在需要做的是减持美元资产，而且对于推动这一过程而言，“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来说，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选择”。在整个中国，一大批精英、学者和公共领域的官员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作为美国最大的官方债权人，中国政府发现，它在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和外汇储备管理方面过于依赖美元。”另一位有影响力的观察家得出结论说，“这种过度依赖包含着巨大的风险”。
“买方的懊悔”也反映出中国对于美国管理美元的方式及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广泛作用的更加清醒的认识，这也是中国观察家近年来集中关注的问题。这些新的认识驱使中国尽可能地与美国管理美元不善造成的未来不稳定局面保持绝缘，同时也驱使它促进对全球经济秩序的改革。从这一角度来说，美国并未充分注意到其自身对美元管理不善所造成的全球经济负面影响。美国政策迫使其他国家“按照美元的需求”进行调整，中国进出口银行总裁和董事会主席李若谷指出：“美国使用这一方法摧毁了日本经济，它还要使用这一方法遏制中国的发展。”人民币国际化是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并使之多元化的必要的过程。“只有通过消除美元垄断地位，才能实现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观点。他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亚洲金融危机不得人心的回应归因于亚洲的声音和利益的代表份额不足，并且认为“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不仅是中国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系统性地提高亚洲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的重要的一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表明了对于更加强调区域需求和安排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必要性。许多中国学者都强调这样一个主题，即作为世界主导货币的美元的管理“缺乏必要的约束”，而且是世界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人民币国际化被视为国际货币体系朝着多元化发展的一个必要的步骤，这将有助于降低美元的不利影响，增强国际经济的稳定性。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声音，有助于在某种程度上防范美元危机。
2008年金融危机燃起了中国加速人民币登上世界舞台的雄心，它也应合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潜在地缘政治趋势的持久的讨论和关注——中国惊人的崛起和美国相对的衰落（当然，如前所述，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忽视自己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挑战）。最需要预防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种更剧烈、更具破坏性和无限期的持续下跌，这是一种不能排除的可能性。中国金融业的不稳定、劳动力转移的瓶颈和破坏性的环境危机，都是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有可能出现重大挫折的无数问题当中的几个主要问题。关于这点，可参阅舍克（2007年）。退一步说，如果中国经济没有受到重大干扰，那么目前的趋势将会持续。关于经济增长的许多预测——即便是那些对中国的经济前景保持谨慎、对美国的经济前景保持乐观的预测——都表明，即便美国的经济增长趋向其潜力的高端，而中国的经济增长接近于对其普遍预期的低端，但中国每年（而且将持续多年）的预计增长率也将高于美国。请参阅：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报告（2013年），第64页；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12年）。这一经常藏匿于文本中的潜台词，有助于推动国际社会针对美元的支持性力量的讨论，以及应当并如何使全球经济管理更好地反映出不断变化的国际金融力量平衡的讨论。一个相对客观的解释暗示，中国“安然度过两次金融危机”并保持“30年增长”的记录，相比于对“美元以及华盛顿宏观经济政策的正确性”的信心的削弱，为支持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理由（一些美国民族主义者，则更多地关注作为美国霸权重要杠杆的美元所占据的国际货币主导地位）。还有人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被视为弱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缺乏效率，这些都再次表明了改变游戏规则的必要性。中国的一些学者看到了一个陷入困境中的美国金融秩序和脆弱的美元，并且认同世界银行的评估，那就是，一种新的国际多货币体系很可能会在不远的将来出现。无论怎样，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之下的崛起，都表明人民币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而且全球金融机构将增加一个鲜明的地域特色。这也预示着中国将在亚洲货币和金融合作体系中扮演一个核心角色。
不过，如果国际社会只专注于权力因素（当然，它是一个基本的变量），那么可能会错过意识形态对于中国战略（尤其涉及中国国内和国际货币金融事务管理方面）的影响，以及它如何影响人民币的未来走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皇帝的新装”，让中国精英们看到了美国不受约束的金融体系和放松管制的真实且危险的本质。中国银行前副行长陈四清将2008年金融危机归于“六个表层的原因”，其中包括被利益束缚的信用评级机构过度的杠杆作用和冲突性这些我们熟悉的原因，除此之外，还有“不可避免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即美国经济模式的根本特征是对于系统性风险的无视。他强烈支持在中国和美国经济之间创建某种地带，并且强调改变中国金融模式的轨迹，即远离英美金融模式，并且接受其他不同的东西。中国进出口银行的李若谷则相当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盲目地相信甚至追随在西方受到追捧的模式和理论，最终只能导致失败。”他说，这是在中国的精英和学者当中普遍存在的观点。“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不是唯一的模式，也不应该是用以效仿的最终模式。”一位观察家坚持认为：“中国不能简单地使用哈佛大学的教材来指导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另一位观察家也给出了同样的观点。
问题的核心：美国模式失灵
美国电影《奇爱博士》中的特吉德森将军对总统马弗里这样说：“我认为，如果仅仅因为唯一的一次例外就指责整个系统，那将是非常不公平的。”
如果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一个独特的、不可预知的、本质上是随机的灾难，即“黑天鹅”事件，那么仅仅依据这一点，并不足以从根本上支持改变美国模式普适性的诸多相关人士的态度。虽然有可能如此，但危机的影响范围不能被低估。实际上它并不是独特的，因而也并不是完全无法预测的，其随机性体现在时间和各种细节的方面。有三个认知概念对于理解这场金融危机的背景和成因至关重要。首先，美国放松金融管制的惯常做法导致了这个令人吃惊的后果。这一惯常做法发端于20世纪70~80年代，到90年代及21世纪初才全面推广。美国金融管制的放松、监督的退位以及经济金融化，是金融危机发生的诱因。其次，美国的做法在国际上也有与之相匹配的对应物。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不择手段地开始强迫他国开放金融业并放松管制。第三，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并不是“唯一的一次意外”——金融全球化时代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无所不在的金融危机，最明显的是（但并不仅限于此）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这场仅仅出现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10年、在很大程度上因不受监管的资本所导致的危机，已经播下美国模式将被抛弃的种子，而美国对于那场灾难的反应所导致的亚洲区域人民的不满和怨恨情绪，又让这些种子进一步生根发芽。因此，人们对于美国模式的警惕，对于美国激进式金融外交的恼火，以及对于不受监管的资本特征的关注，并非始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事实上，上述因素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而得到了巩固，并且是数倍以上的巩固。
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超出了本章的探讨范围，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与美国同时奉行的外交政策有同样的思想基础。美国经济的金融化，标志着金融成为美国经济最大和增长最快的行业，这一阶段跨越克林顿和小布什两任政府，是两党经济政策导致的结果。但最关键的是，金融家、政府官员及其御用学者思想认识的趋同对这一阶段的经济特征和结果产生了影响，并促成了一种更广泛的和不受管制的金融文化。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其他国家施压，要求它们取消资本管制，并为美国金融服务业巨头创造机会并提供准入途径。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激进而大胆地运用权力，迫使成员国完全消除它们的资本管制，这并非巧合。
就像有关国际货币事务的大量问题一样，对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而言，各种力量（观念、利益和权力）的长期汇聚（它们引领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竭力推动普遍的、不受约束的资本管制措施）变得越来越棘手。冷战结束后，带着胜利者姿态出现的美国，在摆脱了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低迷和80年代的话语权的衰落地位之后，开始插手国际经济事务，就像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做的那样。然而，这一新秩序在构思方面相当不同于以前的美国模式。就国内金融放松管制来说，它缘于摒弃凯恩斯的观点——关于经济预期、金融机构的行为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经济内在性自由主义的观点，而青睐理性预期和有效市场假说的理论，认为市场（甚至是金融市场）本身总是正确的，也总是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在美国各大学院、在华盛顿以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业人员当中，趋近这一理性立场的姿态，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塑它的秩序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但是，利益和权力是不可低估的。处于上升期的美国金融业从业者及其支持者，推动他们在华盛顿的朋友和主顾做出努力，让全世界接受美国的金融运营模式，而他们过去的同事以及未来的同事却几乎不需要做任何推动工作。美国经济这道大餐的筹备者们，不可能看不到明摆着的相对优势——不断发展的规模庞大的美国金融业是世界级的，没有什么力量可以与之匹敌。从更宽泛的角度看，美国在后冷战时代的单极化世界里所做全球化推进工作，以及在金融和其他领域的发展，被公认为是进一步提升了美国的地缘政治力量。
在这种背景下，克林顿政府在外交方面非常自信，在整个世界，尤其是在亚洲，致力于为美国的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获得机会。“我们的金融服务业要进入这些市场”，克林顿的经济委员会负责人说。但这并不容易，至少在最初并不容易。在1994年夏威夷由美国财政部部长劳埃德·本特森主持的一次会议上，来自日本、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财政部部长们都表达了对于金融快速自由化的抵触，并对于不稳定的资金流动、热钱的危险以及投机机会增多表示担忧。但是，打入不断发展中的亚洲市场，仍然是美国金融工作的核心。1996年，当韩国寻求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员时，美国坚持将该国需加快金融自由化步伐、为美国公司提供更多的商机作为准入条件。“这些方面都符合美国金融业的利益”，美国财政部的内部谈判备忘录作出这样的解释。这类要求是规则，而不是例外。有一篇报道这样描述：“通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或者直接和其他国家协商，时任财政部部长的罗伯特·鲁宾和他的副手劳伦斯·萨莫斯在艾伦·格林斯潘的鼓励和支持下，不知疲倦地推动……资本自由流动。”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显然成了由美国主导的机构。1997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它有意修改相关协定条款。本来，合理地进行资本管制，是凯恩斯和该机构其他初始设计者的初衷，然而，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但不是期待和推动，而是决心“让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推广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特定目标，并且赋予它自身有管辖资本流动的权力”。要注意到，艾伯德拉尔（2007年）和科维罗斯（2010年）都强调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始支持在不受美国压力的情况下取消资本管制（不过他们都认为，如果没有美国明确的许可和支持，该组织的确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举动）。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几乎没有任何宝贵的经济理论支持这样的观点：让资本完全不受监管是最佳经济政策。然而，事实上，我们有理由相信，鉴于资本不受监管会对各国宏观经济政策产生一致的压力、金融资产价值潜在的短暂性，以及金融市场容易受到从整体上而言是灾难性的（即便就个体而言是理性的）羊群行为的殃及这一事实，因而相反的推论反而是正确的——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说，完全不受监管的资本并不是最佳的选择。而且，实证研究也一直未找到不受监管的资本和经济的改善之间的关系。这样的研究表明，各国有理由谨慎行事。实际上，更糟糕的是，个别开放其资本账户的国家更容易遭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即使政府奉行的是“稳健的”政策也如此。其实，对于全球总体经济而言，资本高度流动频次与金融危机爆发正相关。正如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很早以前就有力地证明的那样（最近几年广泛的学术研究也再次确认），金融危机是历史周期性规律，而不是例外情况——它是一种“耐寒的多年生植物”。总而言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的美国模式是建立在一种“信仰的飞跃”基础之上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选择了错误的时机，因为进一步推动加快资本自由化导致的压力恰逢亚洲金融危机出现之时。这场在1997年7月从泰国开始、然后快速地和出人意料地蔓延到整个东亚地区的危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未能预见到的一场危机。因为它不久前还宣称：“国际资本市场似乎变得更有弹性了，因此不大可能造成某种困扰。”［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10年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颇具讽刺意味地做出过这样的评估：“虽然金融活动更加频繁了，但市场参与者（包括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基金）更加自律和谨慎了，对于市场基本面也更加敏锐。”］
亚洲金融危机还暴露出一个重要的思想裂隙。亚洲许多国家都看到了危机的本质——一个典型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它在过去的历史上都很常见，而且如前所述，在资本高度流动性时期尤其常见。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看待它的角度却有所不同，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艾伦·格林斯潘，他解释说，这一危机源于亚洲国家自身“糟糕的公共政策”。事实上，对于奉行一种有效市场假说理论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而言，甚至可能存在金融危机的国际原因这一看法，因此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感到陌生的概念（同样，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前，那种广泛流行的标准化的宏观经济模型也根本无法解释后来出现的情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解释同样是短视的，更不要说它竟然失忆性地将危机完全归咎于亚洲各国的国内经济政策。然而，它不久之前还称赞过这些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我尤其反对这种观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斯坦利·费舍尔评论说，“亚洲地区最近几年的市场动荡表明，在资本账户自由化方面需要谨慎。本次金融危机问题出在亚洲的发展模式上，而不是金融全球化。”格林斯潘在国会作证说：“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后果是，该地区的人们越发意识到，如同在西方国家一样，尤其是在美国，市场资本主义是优越的模式。”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无论是就亚洲模式还是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对待它的态度而言。假如对完全不受监管的资本和有效市场假说理论有所质疑，那么亚洲的精英们在看到全球金融危机发生时，就能够作出判断，并且能够断定危机是由哪些权力的运用所引致的。日本内阁大藏大臣宫泽喜一将危机归因于“今天的全球系统固有的一般问题”，并呼吁“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他的助手、副大藏大臣神原英资明确指出，“资本自由流动并不总是带来最佳资源配置”。他认为“放开资本市场存在内在的不稳定性”，亚洲危机不能仅仅用受影响的经济体的“结构问题加以解释”。日本官员和亚洲其他国家的许多官员一样（即便他们对此无能为力），也都对美国对于金融危机赤裸裸的机会主义的反应，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理由的强加（并使情况变得更糟）的通货紧缩措施保持警觉（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在金融危机期间并不需要也没有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上述结论对于像中国（就像大多数保留了资本控制的亚洲国家一样）这类避开了最严重危机冲击的国家同样适用。
韩国最清晰、也最强烈地感受到美国权力铁腕带来的阵痛。就和过去一样，没有谁——至少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想到过金融危机会蔓延到韩国（就在韩国被这场扩散的危机席卷之前的一个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代表团还访问了这个国家，并得出结论说：“韩国会避免在东南亚扩散的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但是，危机的确是进一步扩散了，而韩国经济——马丁·费尔德斯坦在评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政策时所描述的“一种会让人妒忌的经济”——被他认为的有别于“根本破产性”危机的一种“暂时流动性”危机所压垮。费尔德斯坦曾敦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避免将当前危机作为迫使各国进行根本性结构改革的一个契机”，但这正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所作所为，以及一些加剧韩国经济痛苦的通货紧缩措施。当初韩国十分恭敬地请求援助时，它请求的是一种紧急援助形式，即过桥贷款，并与债权人彼此协调，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没有提供，而这本应是它在理论上提供的支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坚持结构改革，它迫使韩国不情愿地实行全面接纳美国金融公司进入韩国市场的那种改革。表面上，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业务工作，但实际上是美国在发号施令，是美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坚持要求韩国人接受那些条件并获得该组织的支持。美国官员还抵达首尔，就同样的要求向韩国施压。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韩国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系列与避免当前金融危机完全无关的要求，比如消除国外直接投资障碍，开放保险与证券交易市场，以及加快外汇交易自由化。罗伯特·吉尔平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韩国签署的意向书，“包括美国长期以来要求亚洲各国政府接受的具体项目，同时也是后者所抵制的项目”。因此，无怪乎许多韩国人将签订意向书的日子视为“韩国第二国耻日”——“第一国耻日”是指该国被日本殖民化的日子。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显露出的全球金融化秩序基础有许多新的裂痕，这些裂痕来自于这一期间各方对于马来西亚资本管制的不同反应和解释。1998年9月1日，马来西亚开始实行资本管制，以便在严重的资本外流之后重新执行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这种偏离正统的手段，可以对经济政策起到超常规的刺激作用）。但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西方信用评级机构的反应是相当消极的（这种消极刺痛了一部分人的相当敏感的神经），相比之下，亚洲有许多声音大力支持这一新政策。一位中国官员称赞说：“马来西亚正在回到中国已经选择的道路上。”日本也明确支持这一调控措施，大藏大臣宫泽喜一在讲话中赞许道，这是一个更普遍意义上的“有利于市场的控制手段”。尽管西方信用评级机构将马来西亚主权债务降到垃圾债券的地位，但日本在之后的新的金融援助中，为该国提供了15亿美元的贷款。面对西方国家的“一致谴责”和各种严厉的警告，马来西亚政府没有动摇，控制措施得力，经济运行态势良好。至于韩国，它显然已经从华盛顿那里以及亚洲的经历当中获得了相当不同的经验教训。
在韩国被金融危机击中之后，修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条款的工作于是陷入停顿。这场危机让资本自由化始终都是明智的和安全的这一观念变得越来越不可信，紧接着在俄罗斯、巴西和阿根廷的危机，再次加剧了这种怀疑。不过，即使没有任何新的权力授予形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原教旨主义的观念也是不可动摇的。一个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临时的外汇管制原本可以让俄罗斯摆脱最糟糕的危机阶段的不利影响，可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政府在当时不接受那种选择，它们毫不动摇地坚决反对”。进入21世纪初，连续遭遇尴尬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低调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而华盛顿则似乎对美国模式和不受监管的金融市场能够自行矫正的能力更有信心，并进一步利用其明显的优势为自己谋利。2003年，在分别完成了与智利和新加坡的自由贸易协定（这也开创了单独与其他国家谈判的先例）之后，美国极力推动通过了（这是在其他国家公开反对的前提下）要求其他国家放弃提出任何形式的资本管制权利的条款。
然而，由于美国过于自负，并没有意识到或者全然不在乎其他国家对于放松金融管制的高度担忧，以及其强悍的金融外交所引致的其他国家的深度愤恨，因此，金融危机不但没有使各方就美国模式的特有智慧达成共识，反而进一步壮大了反对它的未来力量。不过，上述情形在短时期内并不明显，因为美国已经曾在过去数次从与放松管制的金融全球化有关的危机中全身而退，它的单极化、霸权及影响力，都有某种不可抗拒的内在力量。但是无论如何，美国与其他国家尖锐的意识形态分歧，以及其他国家对于和美国这个超级强国保持某种绝缘的愿望，都将长期存在。
中国——21世纪世界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参与者，通过自身的调控措施相对避开了危机，并且期待“两面下注”，给自己争取更大的回旋余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美国金融模式看起来的确像是唯一一个屹立不倒的金融模式，但中国并不想轻易冒险跟随，尤其当涉及金融资本时。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最初倾向于向美国模式靠拢，但它采取的是缓慢、谨慎和渐进的步骤。不过，当2008年和美国有关的世界金融危机证实了美国模式怀疑论者的恐惧之后，一些国家的批评者再次搬出了早有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反对理由。为此，约翰·威廉姆森这样总结道：西方国家“仍在忍受它将东亚危机称为裙带资本主义报应这一判断的后果”。事实上，承认美国金融模式是一个令人恐惧的模式或许要好得多。
人民币趋向国际化
排斥美国模式，希望与美国经济保持更大距离，加速提升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是人民币国际化这一议程的题中应有之义。对于这一目标，中国将以多快的速度实现，以及它将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模式，还有待观察。但是，正如本杰明·科恩所认为的那样，“无论在语言还是在行动方面，中国所表现出来的对于现状的不满，似乎都已经远远超出以前的新崛起的大国所表达的程度”。而且，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官方对于人民币的溢美之词明显增加，虽然有关如何将这一说辞转化为行动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人民币有限的可兑换性、中国金融业存在的有限的稳定性，然而，一些旨在增强人民币国际作用的具体行动，尤其是一系列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这都表明在某种程度上，有关人民币国际地位提升的官方舆论不仅仅是说说而已。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人民币不仅在供应方面出现了增长——中国愿意将人民币加以有效部署，使之在国际上发挥更大作用，而且需求也在明显地增加——各国更加希望找到合适的商业交易路径，使它们的经济不会被牢牢地束缚于（或者至少通过某种多样化的途径而远离）美元和美国金融模式，以及美国经济（陈宗翼在本书中提供了有关对于国际货币多样化的舆论支持的例证，根据他的观察结论，“金砖国家”的会议公报总是呼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并建立一个多极的世界秩序）。
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发表了一篇题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文章。这篇从本质上说是从其他主要官员的言论当中得到支持的文章，吸引了世界大量媒体的关注。周小川行长的文章名义上是呼吁特别提款权能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各界人士更将其理解为对美元的一种挑战；即便它不是要求人民币发挥更大国际作用的一种呼吁（那也未免显得过于笨拙），也是希望远离美元的一种明确的主张，实际上二者是一回事。周小川指出：“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世界金融危机频率和强度的增加都表明，这一体系给世界各国带来的成本可能超过了它的益处。”他更加明确地将金融危机归因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的弱点和系统性的风险”。如果这还不够清楚的话，他又补充说，这场金融危机是作为世界货币的单一国家货币“这一制度缺陷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
周小川的文章还因为另外两个原因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首先，周小川行长一再援引凯恩斯的主张（“凯恩斯主义的方法可能更具远见性”）。毫无疑问，这主要是为了捍卫超国家货币的价值。但是周小川反复提到凯恩斯理论的价值，这显然与美国金融模式的反凯恩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其次，正如有观察者指出的那样，这篇文章反映了“一种共识，那就是中国人认为……一个多层次的储备货币时代正在到来，即便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推动这样的进程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中国的许多精英、学者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文章及论著，他们越来越多地阐明了这一观点，并尤其表现为集中关注他们观察到的事实（“对于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家来说，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和所谓的后美元时代，不仅是可能发生的，而且已显露出初步的迹象”），评估政府政策（“这一战略的目的，是促进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以及对于相应的各种经济和政治措施给予支持（“作为一个大国，中国迫切需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并使之成为一种优先的国家战略”）。他们都支持人民币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吴认为，全球金融危机标志着后冷战秩序的结束，使美国模式以及美国极力向国外推广的“一刀切”的“华盛顿共识”归于无效，并预期“中国深化与区域合作伙伴之间的经济联系，这将有助于扩大它在东亚地区的政治影响力”（第155~156、160页）。
不过，尽管如此，在人民币崛起的道路上仍有许多波折。在某种程度上，这仍然是一个速度和范围的问题，即人民币成为世界舞台上更重要的角色的可能性显然是存在的，但是有关这种可能性将在多久以后变成必然性，以及它将具有多大影响力的问题也同样存在（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是作为一种重要的国际货币和潜在的主导性区域货币的人民币的崛起，而不是有关它取代美元并成为全球关键性货币）。赫莱纳和马尔金认为，虽然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措施促进人民币的国际范围的流通，但游说支持人民币国际化的国内利益集团相对缺乏，这也表明在背后推动这一事业的政治力量的相对薄弱。人民币发展轨迹的一个更危险的潜在中断因素，是中国各大银行以及国内金融业的脆弱性程度，以及其令人不安的透明度。还是那句话，中国的调控措施使各个机构能够经受得住全球金融危机的风暴，但是，政府在国内许多银行都持有主要股份，而这些银行要依靠政府的保护，并向前景难测的国有企业提供巨额贷款，因此，如果完全面向市场和外国的竞争，就可能要承受巨大的压力。
这一事实很重要，因为它是衡量中国经济未来趋势的一个晴雨表，同时也因为多数学者都将发展势头好、稳健和信誉好的金融机构视为某一国际货币的至关重要的基础。尤其大多数西方分析人士认为，货币完全自由兑换和完全开放的资本市场，是建立国际资金流动平台和枢纽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实质上的先决条件，然而，这却是人民币崛起的限速因素，这甚至意味着人民币地位的极限状态。因此，人民币“要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中国必须……完全解除资本管制”。
按照惯例，结果有可能是这样的，但也可能并非如此。中国似乎要的是并非如此的结果，但同时又走一条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即便是在最初没有（甚至也许根本就没打算）全面放开资本项目账户的前提下。关于国际化和自由化之间的关系，在一篇似乎很有说服力的文章中，周小川行长试图重新诠释资本项目账户自由兑换的含义，并采取一种能够容纳所有这些动机或者意图的方式。“资本项目账户自由兑换的定义是可被讨论的内容，而且如何设立标准应当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他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本身在这一定义方面就很模糊，导致各国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释。而且，“资本项目账户可自由兑换，不等于放弃对于跨国金融交易的监管和控制”。尤其“当国际市场异常波动或者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出现问题时，对于短期的、投机性的资本流动采取适当的控制措施是合理的”。最终也是最重要的是，“中国必须在建立国际标准方面有自己的声音”。这可能就是中国排斥美国金融模式的部分情形：着力部署让人民币更加国际化的基础设施，促进其作为交易货币的流动，并鼓励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将人民币作为储备，但同时又保留一些资本管制措施和对其他市场的抑制手段。具体办法是，谋求与其他国家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加快了人民币的国际化步伐，通过促进区域货币合作、改革国际货币管理体系，以降低对美元的依赖程度，并建立一个替代美国模式的方案。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愿意增加国际货币选项的供应，这与对于美元替代品的更大需求（不仅限于亚洲）和不受控制的金融全球化意识形态恰好一致。国际货币多元化选择的愿望，以及对于缺乏资本管制措施以外的不同来源的信誉评估，可能会进一步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我宁愿下注于中国政府（它没有理会美国财政部部长……的预测）——除非中国放开资本市场，不然它的数万亿美元投资就有可能打水漂，或者让其经济丧失发展潜力。”泰国前总理他信说，“这似乎比向上帝祈祷让美国很快就找到一个更佳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及可靠的金融监管机构更明智。”
在2011年，超过9%的中国贸易总额是用人民币结算的，相对于上一年不到1%的比例有所提升，这一数字似乎有望继续增长。而且除了扩大其互换协议清单，以及促使人民币成为一些国家外汇储备的一部分（即便在规模上仍然相对较小）以外，中国还利用香港的独特地位，允许当地的一些银行（中国银行在那里设立了基地）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新加坡（与中国之间达成了新的自由贸易和货币互换协议）目前也在争夺人民币在南亚地区开展业务的区域中心地位。不过，江洋对于这些措施作出了怀疑性的评价，给它们贴上了“肤浅”和“主要为象征性”的标签，而且认为中国对于双边交易的需求、对人民币汇率的管制，以及对资本项目账户的限制措施，会从根本上制约人民币发挥国际作用。与此相反——同时也和王宏英强调经济思想对于塑造中国发展模式的作用一致——我认为，为了让人民币成为重要的国际货币，中国不需要完全实行金融自由化。从历史上看，有许多在没有实行资本项目账户充分自由兑换的前提下，对重要的区域和全球货币安排进行设计和操作的例子。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安排具有实质上的非自由化特性。不过这并不是说，中国对于国际化的人民币的处置方式将不利于市场运作。历史表明，实现这样的安排有多种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及其经济合作伙伴所采取的行动，表明这是它们支持人民币成为关键性的亚洲货币（即便这一过程谨慎而缓慢，并且在形式上多少有别于完全放松管制的美国金融模式）的一种系统的预先定位。
更强大的人民币的政治特征
除非出现一次重大的国内经济挫折，否则人民币将成长为一种重要的国际货币，但并有可能成为东亚地区的首选货币。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国际政治的逻辑，与全球化金融市场保持某种绝缘的愿望，以及在思想体系方面建立一种美国模式替代品的偏好，都将推动相关公共政策的出台。人民币崛起的速度，将极有可能由区域政治和全球经济决定。这就是说，如果中国在亚洲的外交政策变得笨拙和低效（似乎偶尔会出现这样的迹象），那么无论中国多么愿意供应国际货币，但这方面的相关需求都将萎缩，因为区域各国会寻求避免与任何令人畏惧的区域巨人走得更近。在这个问题的经济层面，如果中国经济秩序基础的裂痕明显扩大，那这将使人民币越来越快的境外接纳速度放缓；相反，在其他区域出现的新的经济困难，例如，拖累欧洲和美国经济的新的金融危机，将进一步加速人民币崛起。然而，不管以什么样的速度进行，以中国为后盾并明显有别于美国战后金融模式的特征、惯例和标准的亚洲区域货币安排，都有可能在未来几年里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