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学术思想概述
于志强教授从医 40余年，始终怀揣着一颗慷慨博施的仁爱之心，秉承着悬壶济世的理念，从专业理论知识到临床实践，从临床实践到理论学习，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在这种螺旋上升的认知过程中，不断夯实和提高了自己的中医理论水平和处理中医内科疾病的实际工作能力，进一步增强了中医理论素养和临床诊疗服务能力。作为一名医生，于志强教授时时严格要求自己，对工作高度负责，对医术精益求精，为患者的康复倾注了自己满腔的心血与热情，在广大患者中享有盛誉。
他在临床工作中崇尚“病证结合”作为心血管疾病诊疗的指导思想，推崇“气机条达为本”的“调和平衡观”，以“调畅气机，恢复气机平衡”为主旨；在辨证方面，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勇于创新，在“八纲辨证”的基础上，重视气血辨证，认为中医辨证核心是“八纲辨证”，八纲之中，虽无气血两字，但气血内容却尽贯于八纲之中，气血是维持人体正常生命活动的主要物质，藉此分析和归纳人体种种生理现象。同时，气血不和也是各种疾病的病理基础，脏腑经络的病理变化无不影响气血，内外妇儿临床各科的病证无不涉及气血。因此，于志强教授认为气血病理变化在八纲、卫气营血、脏腑等辨证方法中占首要地位。《灵枢·脉度篇》谓：“气之不得无行也，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不休，故阴脉荣其脏，阳脉荣其腑，如环之无端，莫如其纪，终而复始，其流溢之气，内灌脏腑，外濡腠理。”即气运行机体内外表里，相互贯通，像圆环一样，周而复始循环着，以供给人体脏腑组织活动的动力。《灵枢·经脉篇》里说：“经脉者，所以能决生死，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这里的不可不通，即是强调人体经脉之气必须畅通，若经络不通，则气血不和，百病丛生。
气血阴阳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产生于脏腑又荣养于脏腑。人体的脏腑、经络、形体等组织器官，都是由气血阴阳所构成，都依赖气血阴阳等养料以维持各组织器官的生理活动。《素问·生气通天论》指出：“陈阴阳，筋脉和同，骨髓坚固，气血皆从。如是则内外调和，邪不能害，耳目聪明，气立如故。”陈者，列也，这里可引申为等比、相等的意思。陈阴阳，即阴阳相等，各无偏胜，亦即阴阳调和之意。而阴阳调和，即可达到人体筋脉和顺，骨髓坚固，气血顺从。这样，内外就能调和，邪气不能侵害，耳聪目明，正气运行如常。《济生方》说：“夫人一身，不外乎阴阳气血，相与流通焉耳。如阴阳得其平，则疾不生。”这里的疾不生，是指不生病，而人体不病的关键又在于“阴阳得其平”。平，即气血阴阳平和，不偏胜不偏衰。《寿世保元》亦说：“人生之初，具此阴阳，则亦具此气血。”认为气血冲和是健康的前提和基础。气血温煦、濡养脏腑组织，使其能发挥各自的功能，是人体进行生理活动的基础。气血充盛，运行畅达，邪气不易侵犯人体，为正气之本，在生命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气血失和可直接引起各种疾病，人体
产生的一切病理变化均与气血相关。气血的运行有赖于气机的调畅，气的通畅表现为“升、降、出、入”四种运动方式，通过脏腑的功能活动体现出来。血液循行于血脉之中，由气推动，周流全身，血脉为血液循行的管道，故称为“血府”。《三国志》曾引华佗语：“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血液的正常流动，既需要有健全周密的脉管，又需要气的推动。人体脏腑经络的功能活动，脏腑经络以及气血阴阳的相互联系，无不依赖于气机的升降出入。机体各脏腑组织疾病的形成与转化与气机失调息息相关，从发病学来讲，气机郁滞、升降紊乱、气血失调是疾病产生的基本机制。
因此，于教授在辨证过程中重视“气机升降理论”及“郁滞学说”，其学术思想上溯《内经》“气机升降论”、“五郁论”，中取《丹溪心法》、《王旭高临证医案》等医家治郁心得，下阅明清医家著述而兼采其长，并融会贯通于一体，有很深的学术造诣。于教授认为“郁滞”乃百病之始，贯穿疾病发生发展全过程，并依据病邪深浅，将“郁滞”分为“气机之郁”、“水液之郁”、“血络之郁”、“痰瘀为郁”、“正虚而郁”五阶段。此五阶段相互之间不是孤立的，界限也不是完全分明的，但总体不外气的壅滞、津液的凝结、血络的瘀积等几方面，最终成为诸病发生的土壤，其中气机之郁滞尤为重要，贯穿疾病始终。故而，在内科杂病的治疗中，强调气机升降出
入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形式，升降出入失常是疾病发生的根源，疾病无论外感内伤，均可运用气机升降出入理论辨证施治，遣方用药当升中有降，降中有升。
一、郁滞论
“郁”是秦汉时期众多医学著作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对病理产物聚集体内的一种描述，“郁”的概念在《内经》中频繁出现，特指积聚、阻滞之义，系疾病过程中气机不畅，升降出入失常，病邪结聚不化，运行障碍，蕴结聚积不得发越，机能阻滞的一种病理变化，亦是继发性致病因素之一，不论病证、症状、脉象、病机，凡具有积聚、阻滞之义者均可概称为“郁”。郁证是临床常见的疾病，其变证丛生，故有“百病皆生于郁”之说，临床常见因病致郁或因郁致病，其临床表现异常复杂。
（一）郁滞论源流概述
“郁”本意为“芳草繁盛”、“气味浓烈”，《说文解字》解释为“郁，木丛生也”，《淮南子·氾论》有“譬犹不知音者之歌也，浊之则郁而无转，清之则燋而不讴”的论述，意指沉滞的、凝滞的、不畅的，引申为集聚不得散发。受先秦朴素的唯物辨证法思想的影响，运用天人相应的观念和取类比象的认知方法，中医学将积、滞、蕴结等不得发越之证称为“郁”。由郁为病，立论渊久，中医学郁证学说发展经历了理论源起、辨治雏形、认识深入、学说形成、体系完善 5个不同阶段。
1．《内经》“五郁”之说
《内经》为“郁滞论”之祖源，其论“郁滞”，以“郁”为主，主要论述“五气之郁”。《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以五行生克之理提出木郁、火郁、土郁、金郁、水郁，五气之郁，提出了五常之气太过或不及可致五郁之发，故有“郁极乃发，待时而作”之说。即天地运气失常，自然界的异常变化影响人体，使之易受病邪侵袭，而产生相应的各种疾病。表明了天地五气运化失常，生长化收藏不行其令，则发作逆乱。
总而言之，五郁者，即言五行之化，气运有乖和，则五郁之病生矣。五气之太过或不及，“乃致当升不升，当降不降，当化不化，而郁病作矣”。并确立“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的证治法则。五郁之说奠定了“郁滞论”理论发展的基础。
《伤寒杂病论》被历代医家尊为经典，其中虽无“郁证”的概念，但在六经病的辨证论治中，都可见郁证之身影，描述了多种相似疾病和证候。如三阳之病多因阳气通行受阻，表现为表郁、半表半里之郁、里郁诸证，在论治中主要以通阳为法；三阴之病，则以阳气之体不足，阳气之用不彰为要，论治以温阳与通阳两法相结合，保护、调理、振奋阳气。在脏躁、百合病等篇章中也有所描述，如百合病者，“意欲食复不能食，常默然，欲卧不能卧，欲行不能行，饮食或有美时，或有不用闻食矣，如寒无寒，如热无热”，形象地描述了患
者的焦虑状态。脏躁首见于《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篇：“妇人脏躁，喜悲伤欲哭，象如神灵所作，数欠伸，甘麦大枣汤主之。”该篇描述的“妇人咽中如有炙脔”是“梅核气”的典型症状，其病机在于上焦闭郁，津液不行而积为痰涎，遇七情至而不决，则火郁不发。《伤寒论》小柴胡汤证“胸胁苦满，嘿嘿不欲饮食，心烦喜呕，或胸中烦而不呕，或渴，或腹中痛，或胁下痞硬”；柴胡加龙骨牡蛎汤证“胸满，烦惊”等经典论述，丰富了中医治疗情志之郁的手段和方法。
2．“五郁”之说的发挥
后世众多医家对“五郁”之说进行过解释探究，亦在此基础上进行延伸发挥，使“五郁”的内容更加丰富深刻。
金代医家刘完素注重“热郁”，他在《素问玄机原病式·热类》里说：“郁，怫郁也。结滞壅塞而气不通畅，所谓热甚则腠理闭密而郁结也。如火炼物，热极相合，而不能相离，故热郁则闭塞而不通畅也。”此中之郁是指热盛气郁的病症，热邪结滞壅塞，以致气机不得通畅。
金代医家李杲对于火郁证的认识尤为深刻，尤以脾虚火郁为著。他指出火郁乃“热伏地中”或“胃虚过食冷物，郁遏阳气于脾土之中”。根据这一病机，他创制了火郁汤和升阳散火汤，以升腾阳气、发散郁火。东垣认为，脾胃的升降功能不仅体现在饮食物的受纳与水谷精微的输布，更重要的是作为人体气机升降之枢纽。只有脾气得升，胃气得降，阴火才会收敛潜藏而不妄动。中焦气机阻滞，火气运行阻遏，火热内生。可见气虚发热的病机，其实质也是火气郁遏，故补中益气汤用补脾胃之药以治本，用风药引清气上升，助脾气升发之力，又用理气之品以和胃行气。这样，使升降调和，火气郁遏得解，火热自清。
明代医家对于“五郁”学说有进一步发挥。赵献可尤重“木郁”，他在《医贯·郁病论》中指出：“凡病之起，多由乎郁。郁者抑而不通之义。《内经》五法，为五运之气所乘而致郁，不必作忧郁之郁。忧乃七情之病，但忧亦在其中。”根据“五行相因”理论，赵氏提出五郁相因为病之说，即五脏之郁往往相因为病，其中以木郁而引起诸郁者最为常见，认为木郁是引起诸郁的关键，并提出“一法代五法”的治郁方法， 治其木郁使肝胆之气舒展，诸证就会自解，体现了其重视气郁证治的思想。
明代医家孙一奎明确提出五郁之病为五脏之郁的论点，认为“夫五脏一有不平则郁”，“木郁者，肝郁也”，“火郁者，心郁也”，“土郁者，脾郁也”，“金郁者，肺郁也”，“水郁者，肾郁也”，并且认为五郁或由他脏传变，或本脏自病而发，首次将《内经》中的五郁具体化。也就是说，以人之脏腑言，则木应肝胆，木主风邪，畏其滞抑，故宜达之，或表或里，但使经络通行，则木郁自散，是即谓之达也。火应心与小肠，火主热邪，畏其陷伏，故宜发之，或虚或实，但使气得升扬，则火郁自解，是即谓之发也。土应脾胃，土主湿邪，畏其壅瘀，故宜夺之，或上或下，升降得宜，则浊秽得净，土郁可平，是即谓之夺也。金应肺与大肠，金主燥邪，畏其秘塞，故宜泄之，或清或浊，但使气液得行，则金郁可除，是即谓之泄也。水应肾与膀胱，水主寒邪，畏其凝溢，故宜折之，或阴或阳，但使精从气化，则水郁可清，是即谓之折也。
及至清代，温热病盛行，“火郁”之说得以进一步发展。清代著名医家杨栗山提出“热郁三焦说”，他认为，温病的发生乃“天地之杂气，由口鼻而入，直从中道，流布三焦。散漫不收，去而复合，受病于血分，故郁久而发。亦有因外感或饥饱劳碌，或焦思气恼，触动而发者，一发则邪气充斥奔迫，上行极而下，下行极而上皆毒火也”。认为温病虽症状复杂，变化多端，“表里三焦大热，其证不可名状”，但总因“火郁三焦”而起，因此“热郁三焦”是温病的病理核心，即怫郁为重，郁而化热，阻塞气机升降，治疗上以“郁而
发之”为原则，倡导宣郁清热为法则，以调节表里三焦气机升降，使周身气血流通，升降复常，阴阳平衡，独创“升降散”即是此意。
3．丹溪“六郁”之说
元代朱震亨取法《内经》，并吸取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三家学说之长，认为郁主要与气机升降失常有关，并对“郁”进行了分类，提出气、血、痰、热、湿、食六郁，系统提出了六郁学说，并辟专篇论述六郁的脉症和治疗，可谓独树一帜，对后世影响很大。
朱震亨在《丹溪心法》中指出：“郁者，结聚而不得发越也。当升者不得升，当降者不得降，当变化者不得变化也，此为传化失常，六郁之病见矣。”明确提出了气郁、湿郁、痰郁、热郁、血郁、食郁等六郁病证，同时指出“气血冲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进一步阐明六郁的病机关键是气血怫郁，并因此而产生多种病证。气、湿、热、痰、血、食之郁，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互相关联，“气郁而湿滞，湿滞而成热，热郁而成疾，痰滞而血不行，血滞而食不消化，此六者相因为病者也”。六郁相因为病的关键是气郁，因此治疗皆当以顺气为先。
4．“六郁”之说的发挥
丹溪之后，后世医家对于“六郁”学说又有诸多阐述。朱震亨弟子戴思恭对于六郁脉证做了深入阐述：“气郁者，胸胁痛，脉沉涩；湿郁者，周身走痛，或关节痛，遇阴寒则发，脉沉细；痰郁者，动则即喘，寸口脉沉滑；热郁者，瞀闷，小便赤，脉沉数；血郁者，四肢无力，能食，便红，脉沉；食郁者，嗳酸，腹饱不能食，人迎脉平和，气口脉紧盛。”认为气机不畅，升降失司，传化失常是导致郁滞不通的关键所在。至于郁的病机与治疗，戴氏认为“中焦致郁多也”。脾胃居于中焦，上为心肺，下为肝肾。凡有六淫七情，劳役妄动，上下所属之脏气出现虚实克胜之变，必波及中焦之气，故四脏一有不平，中气必为之先郁。又因饮食失节，停痰积饮，寒湿不通，皆郁于脾胃，因此他指出诸郁以中焦致郁居多。
明代医家王纶尤对丹溪之学体会颇深，其论曰：“丹溪先生治病，不出乎气、血、痰，故用药之要有三：气用四君子汤，血用四物汤，痰用二陈汤。久病属郁，立治郁之方，曰越鞠丸。盖气、血、痰三病多有兼郁者，或郁久而生病，或病久而生郁，或误药杂乱而成郁，故余每用此方治病时，以郁法参之，气病兼郁则用四君子汤加开郁药，血病痰病皆然，故四法者，治病用药之大要也。”
综上所述，《内经》中所论“五郁”是基于五运六气而论，而朱丹溪“六郁”则是从病因的角度而言，前者指病，后者言治。明清之后，除了重视情志因素在郁证产生中的作用外，还倡导外感内伤诸因素均可致郁。
（二）郁滞论的继承创新
关于郁证的认识可上溯到《内经》时代，《内经》中已有“五郁”之说，并提出了治疗郁证应“调其气”的法则。金元以前中医对郁证的认识，大多散见于相关医学文献中，还缺乏专门系统的论述。宋代陈无择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对历代的病因学内容进行了整理并加以总结，论述的三因均与“郁”相关。丹溪对《内经》治疗郁证的法则及前人的经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临床上将郁证分为湿、痰、火、气、血、食六郁进行辨证施治。他认为，气郁常为诸郁之始，日久则化生诸郁，六郁以气郁为主，强调气机通畅则诸郁皆舒，故创用越鞠丸以行气解郁，使中医治疗实邪郁证的理、法、方、药逐渐系统和完整。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更扩充了郁证的范围，把郁证分为“因病而郁”和“因郁而病”两大类，提出：凡气血一有不调而致病者，皆得谓之郁证。从五行之气太过及其对人体五脏的影响而论“郁”的病因病机，对五郁治法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解释和发挥，认为气机怫郁，玄府闭塞，则津液血脉、荣卫清气不能升降出入而为病。简而言之，气机升降失调，则脏腑功能失调，气血不和，郁而为病。郁证种类繁多，症状表现复杂，将其简单的归属为情志之郁确属谬误，明代医家赵献可曾指出： “《内经》五法为因五运之气所乘而致郁，不必作忧郁之郁。忧乃七情之病，但忧亦在其中。”于志强教授挖掘整理历代医籍，系统辨析了古代中医对郁证的认识，认为典籍中对郁的阐述，是把它作为一个病机，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而当前中医内科学教科书中所说的郁证，多指神经官能症及心身抑郁症一类疾病，这也是郁证狭义化原因的关键所在，他认为应从病机角度理解郁证方为妥当。于志强教授将郁证归纳为脏腑气机阻滞，引起气血不和，而致湿、痰、火、气、食等病理产物郁结于体内而产生的病证。对于郁证的外延，他认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指的是人体在病理情况下所表现出的一种阴阳失和，气机运行不畅，人体气血、脏腑功能郁滞不通的病理状态；后者指的则是一类因情志怫郁导致气机郁滞而引起的病证，属于心身疾病的范畴。
于志强教授认为“气血冲和、万病不生”，若气机壅滞，气血郁滞，则“郁生百病”，应从广义的角度去认识郁证的内涵及外延，而非局限于“情志之郁”。情志致郁固然多见，但肝郁之形成又不仅局限于情志，盖肝秉性刚强，虽无精神刺激，也易激动肝气，造成肝疏泄失职，气血郁滞。
中医论治诸郁具有悠久的历史，涉及面又较广，证候表现及变化颇复杂，由于历代医家，甚至同时代的医家对于“郁”概念的病因、病机等内容观点不尽相同，不同医家的学术争鸣形成了不同的医学学派，使得中医理论的理法方药体系日趋完善。随着时代的延伸，诸多医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断继承创新，催生出了“郁生百病”、“因病致郁”和“因郁致病”等学说，理论日臻完善，治疗方法越来越成熟，开创了中医学发展的新局面。
二、郁的病理基础及其疾病本质
“郁”就其内涵而言，主要与气机运行失畅有关，即当行者不得行，当升者不得升，当降者不得降，当出者不得出，当入者不得入，当变化者不得变化，是一种以“结聚而不得发越”、“抑而不通”为特征的状态，泛指外感六淫、内伤七情引起脏腑功能不和，导致气、血、痰、火、食、湿等多种病理产物滞塞和郁结的一类病证。
（一）推崇“郁滞论”，诠释病变发生原理和辨证规范
1．从气血流通立论
朱丹溪提出玄府气液流通学说，认为“玄府”乃人体之细微结构，乃人体脏腑气机升降出入的通道，保证一切生命代谢过程都得以正常进行。人体内气血津液等物质在输布及代谢过程中均有赖于玄府的畅通无阻。《丹溪治法心要》云：“人身万病皆生于郁”，因此，玄府贵开通，忌闭阖。
在病理方面，刘完素认为玄府闭塞，诸病由作，主张开发郁结，宣通气液，用药要“以辛散结”。同时代的医中奇杰张子和从“气血壅滞”立论，阐发了“气血以流通为贵”的精义，善用三法攻邪去病，认为不论天之六气，地之六味，都可以造成人体上、中、下三部的气血郁滞不通，因而力主以汗、吐、下三法攻逐病邪，以“发腠理，致津液，通气血”，从而“使上下无碍，气血宣通，并无壅滞”。
对于三法的治疗机理，他简洁地归纳为“开玄府而逐邪气”、“吐之令其条达”、“下者推陈致新”，其作用机理在于攻逐病邪，开通脏腑郁结，畅通表里上下之气液，使邪去正安，从而病者气血通畅、升降出入正常，人身达到阴阳平衡。子和以邪致“火”“湿”郁怫，气血滞流为主要病机，以攻邪三法通郁滞、流气血，这对丹溪以“气血痰郁”为病机治疗杂病有很大启发。《医贯》也认为“凡病之起，多由于郁”，如《证治准绳·杂病》所说：“郁之为病，外在六经九窍四属，内在五脏六腑，大而中风、暴病、暴死、颠狂、劳痨、消渴等疾，小而百病，莫不由是气液不能宣通之所致。”沈金鳌吸收历代诸家对郁证总结说：“郁者，滞而不通之义。百病皆生于郁，人若气血冲和，病安从作。有怫郁，当升不升，当降不降，当化不化，或郁于气，或郁于血，病斯作矣。 ”所以说诸病之起，多因脏腑的偏盛偏衰，或因气郁造成气不通畅，致使血行涩滞，而产生多种病证。
中医对血气流通的认识历史悠久。气血周流，畅通无阻，血气“贵流不贵滞”，一旦患病则气血壅滞，气机不畅，流通不利，邪气闭阻。因此，郁是疾病的高度概括。《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提出五郁之论，并对其治法方略做了提纲挈领的概括，但是《内经》五郁证治没有就五脏气机郁滞的常见证型给予说明，因发生五郁的原因复杂，不可简单概括，故治法也不能具体化，所以《内经》的五郁治法说的很宽泛，与其称其为治法，毋宁视其为治则，或不失经旨也。
2．从气机立论
《丹溪心法》师承《内经》，认为郁证是指多种疾病过程中，表现出脏腑气机阻滞，气血津液运行紊乱，失其通调畅达的一类病证。从气机着眼认识郁证的病因病机，不仅完善了有关理论，也大大丰富了中医治疗疾病的内容，在理法方药一致的基础上充实了祖国医学有关郁的认识。何梦瑶言：“丹溪分六郁，大要以理气为主，盖气滞则血亦滞，而饮食不行，痰湿停积，郁而成火，气行则数者皆行，故所重在气，不易之理也。”人以气和为本，气和则病无由生。喜怒无常，忧思过度，或饮食失节，寒温不适等因素，均可引起气机郁滞。气滞则血行不畅，或郁久化火，或脾运失司，聚湿生痰，或食滞不化，遂发血、火、湿、痰、食诸郁。被誉为日本“古医道之开山祖”的后藤艮山（1659～ 1733年），倡言“一气滞留”说，这是汉方医学最早的较完整的病因学理论。艮山说：“凡欲学医者，宜先察庖牺始于羲皇，菜谷出于神农，知养精在谷肉，攻疾乃藉药石，而能识百病于一气之留滞，则思过半矣。 ”这种病理观同“百病生于气”的论点是一致的。
《证治汇补·郁证》提出：“郁病虽多，皆因气不周流，法当顺气为先。 ”《医方论·越鞠丸》中亦说：“凡郁病必先气病，气得流通，郁于何有 ?”清代林佩琴在《类证治裁》中认为“凡病无不起于郁者”。王安道在《医经溯洄集·五郁论》中同样指出“凡病之起也，多出乎郁。郁者，滞而不通之义。或因所乘而为郁，或不因所乘本气自病而郁者，皆郁也”。可见，“郁证”的发生与人体内气机升降出入失调有密切关系，气机升降失调是其发病基础。清李用粹言：“郁乃滞而不通之义。或七情之抑遏，或寒暑之交侵，而为九气怫郁之候。或雨雪之浸淫，或酒食之积聚，而为留饮湿郁之候。”对于郁证的病机分析可谓入木三分，深得要旨。
王清任谓：“周身之气通而不滞，血活而不瘀，气通血活，何患不除。”原创性提出了“活血化瘀、开通郁滞”的治疗法则，对后世影响深远。后学之士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通法”的治疗原则，即通过治气疗血来疏通脏腑血气，使血液畅通，气机升降有度，从而祛除各种致病因子。通法是种宽泛的治疗概念，不可局限于疏肝理气、移情易性等治法，但凡能活血化瘀、开通郁滞者，皆可谓之“通法”。
当代名家赵绍琴先生认为：“郁乃万病之始，郁不解，脏腑功能失调，气血不畅，必然生病。有郁就应调顺，但如何调顺，应当仔细研究。不是说凡郁皆当理气，皆当辛散，皆当活血，皆当芳化，必须看清郁之本质，然后根据情况，分别论治。”郁证是外感六淫、七情内伤等因素作用下致脏腑气机紊乱，气血津液怫郁，留而不去的一系列证候的统称。因此，郁证的病机特点大多都是：气机抑遏，虚实夹杂，多脏受累。于志强教授从气机着眼认识郁证的病因病机，认为诸多郁证主要可分为郁在脏腑、郁在气血和郁在情志三方面，处方用药多从“通”字着眼，以调畅气血而安脏腑为治疗原则，通过调畅气血，以达到“疏其血气，令其条达而致和平”的治疗目的。不仅完善了有关理论，也大大丰富了治疗内容，在理法方药一致的基础上充实了祖国医学的有关认识。于志强教授倡导的郁滞理论，开拓了郁病的病机，丰富和发展了郁病学说。
（二）运用升降理论阐明疾病的病理变化
人禀天之气而得以生存，人身之气也是天地气的一部分，万物皆是气所呈现的不同状态，“聚则成形，散则为气”，人体形成了以气为中心，以脏腑为载体，以经络为通道，以阴阳平衡消长，以五行生克制化，寓开放性与自控性于一体的升降出入的运动模式。气机运动是人体的基本生命活动，人体内脏腑气机升降有序、出入平衡，正常的生命活动才能得以维系，诚如《素问·六微旨大论》所云：“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故无不出入，无不升降。”反之，升降出入运动紊乱失常或者停止，其神机与气立两个方面则会出现危险或者终止。故升降者，乃天地之大道，人身之根本。人体每一脏腑的气机运动都有固定规律，包括气机运动的方向、循行部位和升降限度。如脾主升发，肺主肃降，心火下熹，肾水上奉，胃主降浊等。如当升不升，反而下降，或当降不降，反而上逆，皆为病态。
同时，脏腑间的气机运动又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升降相因，互为其用，如五脏贮藏精气宜升，六腑传导化物宜降。气机条达通畅，以维持机体内外环境的统一，保证机体的物质代谢和能量转换的动态平衡，不致出现气郁、气滞、气逆、气陷等气机紊乱的病理状态。
《黄帝内经》奠定了气机升降理论的学术思想，不仅使人们认识到自然界万事万物均存在气机升降运动，也阐明了人体气机升降理论的基本原理，升清降浊是机体的气血津液正常代谢的基础，“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人体气、血、津液的生成、转化、代谢的生理过程，都需要在气机升降调节下才能顺利完成，一旦升降失调，水、湿、痰、浊、毒等病理产物就会产生，郁而为病。朱丹溪指出“气为阳宜降，血为阴宜升，一升一降，无有偏胜，是谓平人”
，又论到“气血冲和，万病不生”，而当气血失其升降，则“一有怫郁，诸病生焉”。王孟英认为“人身气贵流行，百病皆由愆滞”，又提出“肺病则治节不行，肝病则冲和失司，脾胃病则升降悖逆，心肾病则交泰否塞，五脏为病各异，气失和通则一”之论。由此观之，气机升降出入的协调平衡是维持人体稳态的关键，而脏腑气机升降失常是产生疾病的重要因素。所以，气机升降一旦异常，轻则能影响脏腑、气血津液、经络等各方面的功能活动，重则在五脏六腑、形体官窍等各个方面产生多种病变。
气血是构成人体的两大基本物质，人体赖气血之温煦、濡润、滋养以维持生机，脏腑功能均赖气血为之调达，人体生理活动与病理变化无不涉及气血。气血运行与气机的升降出入密切相关，一旦气机升降出入失常，就会导致五脏六腑、阴阳气血的功能活动紊乱。《素问·调经论》言：“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故人身之病，多气病与血病，既病之后，必然会发生气血偏盛偏衰的病理变化，即百病均可影响到气血，气血不调又可生百病，正如寇宗奭说：“夫人之生，以气血为本，人之病，未有不先伤其气血者。”
气机升降失常是发病的根源，一旦气机升降出入的动态失衡，就会导致五脏六腑、阴阳气血的功能活动紊乱、障碍，从而产生相应的种种病理变化，而产生痰、饮、水、湿、浊、毒、瘀等代谢性的病理产物，气机升降失调、气化失司，体内代谢产物（ 痰、饮、水、湿、浊、毒、瘀） 停聚、结聚于脏腑、形体、官窍而为病，在这一过程中，若生克制化功能失司，则为相乘相侮，就会导致痰、饮、水、湿、浊、毒、瘀等病理产物的产生，而这些病理产物的形成，也会进一步导致气机升降失常，气化失司，形成复杂的因果互制关系，并在机体阴阳作用下化寒或化热，从而打破机体阴阳、寒热的平衡，形成虚实不同的疾病状态。中药治疗的目的在于恢复人体正常的气机升降运动和脏腑的气化功能，因此中医学特别注重气机和气化理论，治疗中要紧守病机，着眼于“气机”、“气化”。以此观之，气机升降失常是临床诸多疾病的基本病机，治法惟宜疏瀹，开通郁滞，务使气机恢复和畅，正气宣布，邪气消弥，人即安和。
于志强教授推崇气机郁滞学说，重视郁证的研究，善于应用郁滞学说指导临床，对于疾病的理解，首重气机。他对周学海《读医随笔》推崇备至，周氏在《升降出入论》篇中开宗明义：“升降出入者，天地之体用，万物之橐轮，百病之纲领，生死之枢机。”从运气学说的角度，探讨疾病病因病机，他对疾病有精准的描述，认为疾病的发生，无论外感、内伤，皆可用升降出入概之：“内伤之病，多病于升降，以升降主里也；外感之病，多病于出入，以出入主外也。”他指出内伤杂证，多由脏腑气机紊乱，阴阳偏颇，气血不和所引起。
升降出入是气运动的基本形式，升降不离出入，升降与出入、外感与内伤之间可互相影响，“升降之病极，则亦累及出入矣；出入之病极，则亦累及升降矣。故饮食之伤，亦发寒热；风寒之感，亦形喘喝”，并指出：“此病机之大略也”，周氏谓“医者善于调肝，乃善治百病”。他认为“凡病之气结、血凝、痰饮、浮肿、臌胀、痉厥、癫狂、积聚、痞满、眩晕、呕吐、呃逆、咳嗽、咳喘、血痹、虚损，皆肝气之不能舒畅所致也。故凡治暴疾、瘤疾，皆必以和肝之法参之”。“和肝之法”，即“顺其性而舒之”，“伸其郁、开其结也，或化血，或疏痰，兼升兼降”，丰富了气机升降失调致郁的病机，可谓深得病机之大略。
于志强教授悉心钻研中医经典著作，博采各家学术思想之精髓，潜心汲取其精华融汇于临床实践，提纲挈领，深入浅出地对“郁滞论”病机系统阐述，认为人体内脏腑气机升降有序、出入平衡，正常的生命活动才能得以维系，故升降者，乃天地之大道，人身之根本。气化是贯穿在人的生命活动全程的，各脏腑功能的正常运行，与气机的升降出入密切相关，一旦气机升降出入动态失衡，就会导致五脏六腑、阴阳气血的功能活动紊乱、障碍，导致痰、饮、水、湿、瘀等病理产物的产生，从而导致相应的种种疾病。于志强教授临床诊治疾病，注重中医气机升降出入理论及“制衡学说”，强调气机郁滞、气血失和、阴阳失调是疾病产生的根本原因，认为百病皆生于郁滞，将千般病机以郁滞概之，认为升降出入为临床辨证施治、遣方用药之准绳，提倡处方用药“惟以气血流通为贵”，是公认的“郁滞”治论的名家，对很多经典有深入的研究，力求做到宗经立旨，博采众长，勇于创新。他受《内经》中“五郁”和朱丹溪“六郁”说及“肝为五脏六腑之贼”的学术思想的影响，加之把“脏腑相关学说”和“经络辨证”的理论结合，秉《内经》“升降出入，无器不有”之旨，从气机升降角度辨析疾病病因病机、证治用药，发前人所未发，对于当代医家大多将郁证归于情志病范畴深为遗憾，他十分赞赏“百病皆生于郁”的观点，力主从肝论治内科杂病。肝位于右胁之内，其经脉络胆，与胆互为表里。肝主疏泄，畅达人体一身之气机，以推动血液、津液和各种物质的流通。气化不利，气血失和，忧思恼怒均可使肝失条达，气机不畅，发为郁病。
六郁之中，气郁为先，气郁一成，诸郁遂生。七情所伤，气郁为先。人体的各种生理活动，以气为动力，能推动脏腑气化，输布津液，宣畅血脉，消化水谷。若情志过极，忧思郁怒，首害气机。肝气郁结，疏泄失常，气机郁滞，气郁由是而成。所谓气郁，通常是指肝气郁结。肝司疏泄，以气为用，气之疏泄，则可使周身之气机，脏腑之功能活动条达畅茂。若肝气郁结，疏泄失司，木郁而致诸脏气机皆不得畅达。肝气郁结，其临床表现有二大类别，一是肝气郁于本经，证见胸胁胀满或胀痛，善太息，抑抑不乐。二是肝气郁结病及它脏，如肝郁乘脾，中气不运，腹满食少，呕恶痛泻；肝气犯肺，胸闷喘息；肝气犯胃，脘痛嘈杂，吞酸吐苦；肝气犯肾，藏泄失司，则小便淋漓不尽，或癃闭不通。气郁为六郁之始，肝气既郁，疏泄不利，气机郁结，则可导致其它五郁。气郁及血，则为血郁，血之运行听命于气，故气为血之帅。今气既郁滞，则不能帅血畅行，是以血郁。《丹溪心法·六郁》说：“血郁者，四肢无力，能食便红，脉沉。”气郁不能布津，痰郁内生。气主输布传化，津液属阴类，赖气以行。气郁不宣，气化失司，津液不能输布蒸化，则停聚而为痰，名曰痰郁。《丹溪心法·六郁》说：“痰郁者，动则喘，寸口脉沉滑。”气郁不能化湿，则成湿郁。湿非人身素有之物，每因气化失司，而停滞于内。气机郁结，气化不利，或肝郁乘脾，脾运不健，水湿不得正化，停聚而生湿，发为湿郁。《丹溪心法·六郁》说：“湿郁者，周身走痛，或关节痛，遇阴寒则发，脉沉细。”气郁化热，热郁即成。气属阳，气郁不解，久郁易从热化，所谓“气有余便是火”。
气郁化火，则成火郁。而痰、湿、食、血诸郁，亦常壅而化热，故热郁常在诸郁基础上形成。《丹溪心法·六郁》说：“热郁者，瞀闷，小便赤，脉沉数。”气郁纳化失常，食滞内停，发为食郁。饮食纳而能化，全赖气的推动。纳化失职，其司在胃，其用在气，其助在肝。《血证论》说：“木之气，主于疏泄，食气入胃，全赖肝木之气以疏泄之，而水谷乃化。设肝之清阳不升，则渗泄中满在所不免。”肝气郁结，疏泄不利，逆而犯胃，以致胃气失于和降，纳化失职，纳而不化，饮食积滞，而成食郁。《丹溪心法·六郁》说：“食郁者，嗳酸，腹饱不能食，人迎脉平和，气口脉紧盛者是也。”
于志强教授深深地感悟到肝在内伤杂病中具有先导的作用，真可谓：“一有怫郁，百变丛生”，他的学术观点与上述理念一致，因此，他一直主张“百病生于气”、“内伤杂病以开郁为先务”、“内伤杂病从肝论治”，治疗上强调“凡病必参郁滞”，其论病和养生，应当以“疏通气机”为突破口，应遵从《素问·至真要大论》“木郁达之”、“疏其血气，令其条达而致和平”之旨，使其“各从其气化也”。于志强教授受赵献可“一法代五法”治郁思想之影响，认为“郁为百病之始”、“万病不离于郁，诸郁皆属于肝”，提出疏通气机为其基本治则，擅长运用越鞠丸、逍遥散、柴胡疏肝散等方剂通治诸郁，在临床中善于运用逍遥散加减治疗内伤杂病及妇科疾病，效
果显著。于志强教授“气机郁滞、升降逆乱、阴阳失调、气血不和”的病机论，远则源于《素问》“气机升降论”，中则取法于《丹溪心法》“六郁论”，近则独宗《王旭高临证医案》“治肝十法”，同时受到明清医家孙一奎、张璐重视阴阳气血调和思想的影响，结合自己多年的临床实践，不断地总结和完善，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学术体系。
（三）凡病必参郁滞
依据于教授“郁滞论”学说，疾病的五个阶段：“气机之郁”、“水液之郁”、“血络之郁”、“痰瘀为郁”、“正虚而郁”，都与气机之郁滞密切相关，故而在治疗上，确立“宣通郁滞，调气为先”的治疗原则，主张内科杂病从肝论治，正如清代医家何梦瑶所言“大要以理气为主，盖气滞则血亦滞，而饮食不行，痰湿停积，郁而成火，气行则数者皆行，故所重在气，不易之理也”。并依此提出“以一法偕万法”之说。“一法”者即为调畅气机之法，“一法偕万法”者，意为在治疗诸般郁滞过程中，皆应以调畅气机为先务。在此基础上，于志强教授进一步指出调畅一身之气，以调肝为先。
从生理功能来说，“肝和则生气”，五脏之中，肝主疏泄，疏，则气机运行通而不滞；泄，则气机畅达散而不郁。故肝脏为一身之枢机，具有调畅气血之运行，保持全身气机疏通畅达之功用。《知医必辨》云：“凡脏腑十二经之气化，皆必籍肝胆之气化以鼓舞之，始能调畅而不病。”由此可见，肝气疏泄、升发功能正常，则五脏之气畅达，气血冲和，机能协调，百病不生，故有“肝能生养五脏”、“肝为十二经之养”之说。
从病理上来讲，“肝为五脏之贼”，临床所见杂病中，因“肝病致病”者十居六七。且肝病最易影响它脏，若一旦肝之疏泄失司，则气机不畅，气血不和，变证丛生，诸病皆起，五脏皆受其害，正所谓“人之五脏，惟肝易动难静。其他脏有病，不过自病惟肝一病，即延及他脏。五脏之病，肝气居多，而妇人尤甚。治病能治肝气，思过半矣。”沈金鳌亦有论曰：“一阳发生之气起于厥阴，而一身上下，其气无所不乘，肝和则生气，发育万物，为诸脏之生化，若衰与亢，则能为诸脏之贼。”可见肝气一病，气血失和，变证丛生，诸病皆起，故称“肝为五脏之贼”。从经络学说而言，《灵枢·经脉》载“肝足厥阴之脉，起于大指丛毛之际，上循足跗上廉，去内踝一寸，上踝八寸，交出太阴之后，上腘内廉，循股阴，入毛中，环阴器，抵小腹，挟胃，属肝，络胆，上贯膈，布胁肋，循喉咙之后，上入颃颡，连目系，上出额，与督脉会于巅。其支者，从目系下颊里，环唇内。其支者，复从肝别，贯膈，上注肺”。由此可见，肝脏联系脏腑众多，肝胆经络在体内循行分布最广，运行全身气血，联络脏腑肢节，沟通上下内外，使人体各部相互协调，共同完成各种生理活动。故当外邪侵入人体，一旦气郁则肝失条达，经气失常，病邪会通过经络逐渐传入脏腑；反之，如果内脏发生病变，同样也循着经络反映于体表经脉循行的部位。
在疾病的治疗方面，清代医家周学海有感肝在治疗疾病中的重要地位，称“医者善于调肝，乃善治百病”。王旭高进一步提出“肝病最杂而治法最广”，并总结“治肝卅法”，为于教授所提出的疾病治疗当“以一法偕万法”、“内伤杂病从肝论治”的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于志强教授对“郁滞论”的发挥
于志强教授“郁滞论”，取法“五郁”、“六郁”之说，认为“郁滞”有“无形之郁”和“有形之郁”，百病皆以“无形之郁”为先，继以“有形之郁”从之。世人治病多重有形，而轻无形，大谬也。“无形之郁”者，以气郁为首，进而衍生为火郁、寒郁、情志之郁等。“有形之郁”，以痰郁、湿郁、饮郁、浊郁、食郁、血郁、络郁等为主。
于教授认为病之所生，无论外感内伤，多与“郁滞”相关。此中“郁滞”囊括了所有关于气血津液的运行输布的失常，既是致病因素，又是病理产物。而在诸郁之中，又以气机之郁为先导及核心。故而根据疾病发生发展的过程，可将“郁滞”分为“气机之郁”、“水液之郁”、“血络之郁”、“痰瘀为郁”、“正虚而郁”五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气机之郁”
在气血津液中，尤以气的运行与输布最为灵敏、直接，也是机体防御的第一道屏障，而精血津液的正常运转，也必须依靠气的推动、温煦等作用。可以说，气运周身，一郁则百郁，一滞则百滞，故《类经》有“人有精气津液血脉，余意以为一气耳”之说。可以说，诸般郁滞，以气郁为先。而一身之气当行而不行，或当行而行乱，均可导致郁滞产生。
气机之当行而不行者，不外气虚无力行而滞者，及阻遏不通行而滞者。气机之当行而行乱者，无外当升而不升，当降而不降，当散而不散，当收而不收，诸此种种，均属郁滞。
“气机之郁”按其轻重程度，亦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为气机之郁初起，邪之欲感而未感，疾之欲生而未生，患家或尚无所感，或仅感微恙，而于医家，则应有所察尔。故古有“扁鹊见蔡桓公”之典故，有蔡桓公“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之误。此时治疗当以调理五脏气机为法，亦符合中医“治未病”思想。
第二个时期，是为气机郁滞渐深，患者可能出现情志不畅、胁肋作胀、胸闷脘痞等自觉症状，又有气从寒化、热化，形成“寒郁”、“火郁”者，治疗尤当以调畅“木气”为先。气郁者以疏肝解郁为法，寒化者以行气温阳为法，化热者以疏肝清热为法。
第三个时期，是为气机郁滞日久，逐渐影响脏腑功能，脏腑功能失调，进而出现精血津液等运行输布失常，致病因素由无形向有形转化，逐渐过渡到“郁滞”的第二阶段——“水液之郁”。
（二）第二阶段“水液之郁”
当此阶段，气机之郁滞已然为害水液之运行，郁滞由无形转化为有形。可以说，大凡水液之郁滞，均以气机之郁滞为先。气能生津，气是津液生成与输布的物质基础和动力。津液之化生源于水谷精气，而水谷精气赖脾胃之腐熟运化而生成。气推动和激发脾胃的功能活动，使中焦之气机旺盛，运化正常，则津液充足，“水化于气”、“气可化水”，故而津液的生成、输布和排泄均离不开气的作用。气化不行，津液不布，气旺则津充，气弱则津亏。气能摄津，气的固摄作用控制着津液各行其道。若气的固摄作用减弱，则体内津液不行其常道，或外泄或郁滞凝集。气能行津，气的运动变化是津液输布排泄的动力。气的升降出入运动作用于脏腑，表现为脏腑的升降出入运动。而五脏之中，肝主疏泄，主一身之气，为气血调节之枢。肝之疏泄功能正常，人体内部脏腑、器官、组织、气血的生理功能就处于正常状态。周学海《读医随笔》称：“肝者，贯阴阳，统气血握升降之枢也”、“凡脏腑十二经之气化，皆必藉肝胆之气以鼓舞之，始能调畅而不病。”故而，五脏之中，以肝为首，协同脾、肺、肾等脏腑的升降出入运动完成津液在体内的输布、排泄过程，即所谓“气行水亦行”。当气的升降出入运动异常时，津液输布、排泄过程也随之受阻。反之，若津液的输布和排泄受阻而发生停聚时，则气的升降出入运动亦随之而不利。
由此可见，气郁日久，气机升降失司，造成气不行水，进而影响脾之运化水湿和水谷功能，使水液之郁日渐加重。此中“水液之郁”一则包含津停而生的“痰、饮、湿、浊”之郁滞；二则是为运化失常而表现出来的“食滞”。当此阶段治疗，应秉行丹溪所言“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则一身之津液亦随气而行”，亦即治疗“水液之郁”当以治气为首务，以调气为先驱，气机调顺则水液之郁方能得以通利消解。正如《医旨绪余》所言：“治痰必先利气者，谓痰之所从来，皆由七情郁结，气道不清，气积生涎，今利其气，使郁结开而气道畅，抑何痰饮之有？ ”故于教授强调，擅治痰者，不重脾而重肝，肝之疏泄得复，则气机调畅，水道畅达，水液自消。
（三）第三阶段“血络之郁”
这一阶段，人体自身气血津液郁滞日久，正气亏耗，脏腑功能开始衰竭，脏腑间功能亦不能相互协调，气与津液的“郁滞”最终导致血络的郁滞。清代名医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中，多次提及“初病在经，久病入络，以经主气，络主血”，“初为气结在经，久则血伤入络”，“病久、痛久则入血络”。可见，“血络之郁”的形成是一个由气到血的发展过程，病在气，不治则化生“水液之郁”，久延不治，或失治误治，病势入里，则累及血络，最终成为“血络之郁”。《内经》已经提出久病治血络的主张。如《灵枢·终始》说“久病者去其血脉”，《灵枢·寿夭刚柔》篇亦说“久痹不去身者，视其血络，尽出其血”，这些理论可视为久病入络的滥觞。在此阶段，依据“气为血之帅”、“气行则血行”理论，仍应把调理气机作为治疗的重要方面。盖辛则通，使血络中结者开、瘀者行，气机调畅，邪结于络中隐曲之所，苦寒或滋腻之药不能达，而辛香之味引诸药达于络中，透达络邪使之外出。《素问·脏气法时论篇》指出辛可“通气也”，又曰“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以辛补之”。辛味宣络之品可散肝中之滞气，经气畅达，络中瘀滞得消，邪去正安。通络之中寓疏肝理气之意，是于教授治疗“血络之郁”之精髓所在。
（四）第四阶段“痰瘀为郁”
此阶段气血津液之郁滞交错互杂，无形之郁与有形之郁互为因果，而对于机体，则以有形之水液之郁与血络之郁互结为主要表现，亦即我们所常说的“痰瘀互结”阶段，此中“痰”泛指津液，正如张介宾《景岳全书·论证》所述：“痰，即人之津液。无非水谷之所化，此痰亦既化之物，而非不化之属也。但化得其正，则形体强、荣卫充。而痰涎本皆血气，若化失其正，则脏腑病、津液败，而血气即成痰涎。”津败为痰，营滞为瘀，津血混浊，遂成互结之势。此为郁滞失治误治，渐成痼疾，正如丹溪所云“自气成积，自积成痰，痰夹瘀血，遂成窠囊”。当此阶段临床常见治疗以活血化痰为主，于教授则特别指出治疗痰瘀之证，当以调气为先，从肝论治。盖因津液之输布，血液之循行，惟赖一气，气有不畅，则痰瘀生矣。故化解痰瘀之证，根本在于调畅一身之气，在治疗中，当以枳壳、厚朴、陈皮、木香、砂仁、元胡等疏肝理气药为先导， 同时配伍化痰祛瘀之品， 以期宣通郁滞，痰瘀分消。
（五）第五阶段“正虚而郁”
当此阶段，邪虽未尽但其势已衰，而人体正气亦损。单用驱邪之剂则更伤人体正气，而单用扶正之法则有闭门留寇之嫌。故于教授认为，其治疗当以补正驱邪兼顾，同时勿忘通调一身之气，一则防止补益太过而形成新的郁滞，从而变生他病；二则通过调畅气机给余邪以出路，以防养虎为患，形成卷土重来之势。
综上，依据于教授“郁滞论”，将疾病分为“气机之郁”、“水液之郁”、“血络之郁”、“痰瘀为郁”、“正虚而郁”五个阶段，特别应当注意的是，此五个阶段并非是孤立的，界限也不是完全分明的，但总体不外气的壅滞、津液的凝结、血络的瘀积三方面，最终成为诸病变生的土壤。
四、内伤杂病从肝论治
人以气和为本，气为血之帅，气行则血行，气和则病无由生，气郁则血行不畅。
《素问·调经论》曰：“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气血是构成人体、维持生命活动的最基本要素，气血周流全身、运动不息是生命最本质的特点，气血升降出入的矛盾运动一刻不停，生命得以延续。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刹那之停顿，即发生气血异变，表现为气血形质的变化，疾病就将发生。《调经论》指出：“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肝主疏泄，为一身之枢机，调畅气血之运行，具有保持全身气机疏通畅达，通而不滞，散而不郁的作用，这一功能反映了肝脏主升、主动、主散的生理特点，是调畅全身气机，推动气血和津液运行的功能保障。肝主疏泄的疏，可使气的运行通而不滞；其主泄，可使气散而不郁。《杂病源流犀烛·肝病源流》指出：“一阳发生之气，起于厥阴，而一身上下，其气无所不乘。肝和则生气，发育万物，为诸脏之生化。”阳气起于厥阴肝经，肝气升发能启迪诸脏，化育既施则气血冲和，五脏安定而生机不息。因此，肝主升发而疏泄全身之气，体阴而用阳，内藏有形之血，调节控制着全身气血的运行，为人体气血调节的枢纽，气机一有郁滞，则气血不和。于志强教授认为，气机升降失调、气血不和、郁而为病是疾病的基本病
机，而肝气郁结是产生诸郁的基础，治疗当以开郁为先，目的在于恢复气血流通的本性。
赵献可把《内经》所论五郁及其治法与脏腑病密切联系起来，使之更为具体并更富有临床实践价值。他指出“世人因郁而致血病者多，凡郁皆肝病也，木中有火，郁甚则火不得舒，血不得藏而妄行”。肝司疏泄，以气为用，气之疏泄，则可使周身之气机，脏腑之功能活动条达畅茂。若肝气郁结，疏泄失司，木郁而致诸脏气机皆不得畅达，气郁一成，诸郁遂生。关于郁的具体论治，赵氏鉴于木郁是导致诸郁之关键，认为治木郁当是主要方面，木郁得解，肝胆气舒，则诸证自解，故主张“以一法代五法”。逍遥散一方，便是赵氏治疗木郁的主剂，“此法一立，木火之郁既舒，木不下克脾土，且土亦滋润，无燥熵之病，金水自相生”。可见根据“五行相因”之治疗木郁的方法，对其他诸郁具有指导意义，故赵氏又说“一法可通五法”，可谓是罢黜百家，独尊郁证“从肝论治”，开“一法代五法”之先河。
于志强教授私淑朱震亨之学，尤其对朱氏杂病证治心法体会最深，又吸纳了戴思恭、赵献可等医家治郁之精华，他认为五脏之中，肝之特性别具一格，既贮藏有形之血，又疏泄无形之气，联系脏腑最多，肝胆经络在体内循行分布最广，运行全身气血，联络脏腑肢节，沟通上下内外，使人体各部相互协调，共同完成各种生理活动。于志强教授既重视脏腑辨证，又注重经络辨证，以整体观念为指导思想，以脏腑经络学说为理论基础，形成了较完整的以脏腑经络为中心，理法方药贯连的辨证论治方法，他强调经络辨证与脏腑辨证互为补充，二者不可偏废，十分重视经络辨证在杂病治疗中的作用。鉴于肝经的病理、生理特点，临床许多疾病均与肝有关，故倡导“内科杂病从肝论治”。
（一）升降失常，多病共具
肝“居膈下上着背之九椎下”，其经脉络胆，与胆互为表里。肝主疏泄，畅达人体一身之气，起到调节全身气机作用；能够推动血液、津液和各种物质的流通，在人体生理活动中具有枢纽作用。于志强教授认为“肝为一身之枢”，为升降出入之枢纽。
“肝者，贯阴阳，统血气，居贞元之间，握升降之枢者也”；“世谓脾为升降之本，非也，脾者，升降所由之径也；肝者，升降发始之根也”，与各脏腑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 “（肝）全赖肾水以涵之，血液以濡之，肺金清肃下降之令以平之，中宫敦阜之土气以培之，则刚劲之质，得为柔和之体，遂其条达畅茂之性。”肝脏体阴而用阳，性喜条达而恶抑郁，肝郁始因于情怀不遂，七情失节，五志过极，日久可化热、化火、化风、致瘀、耗伤阴血而致病，肝失疏泄则横逆犯脾克胃，肝火旺盛则木火刑金。血之源头在于气，气生则血旺，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肝对气的疏泄之司影响着心主血脉之用。若肝失疏泄，气机不调，必然影响气血运行。李中梓《医宗必读·乙癸同源论》指出“补肾即所以补肝。北方之水，无实不可泻，泻肝即所以泻肾。至乎春升，龙不现则雷无声；及其秋降，雷未收则龙不藏。但使龙归海底，必无迅发之雷；但使雷藏泽中，必无飞腾之龙”。肝肾同治，女子“以肝为先天”，肝对妇女生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月经不调、痛经、不孕症等诸疾，多责之于肝。
1．肝为一身之枢
（1）肝为调气之枢：肝为调畅气机的枢纽，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唐容川云：“三焦之源，上连肝气胆气。”肝（胆）对三焦气机的运行起着重要的枢纽作用。正如《读医随笔》所说：“凡脏腑十一经之气化，皆必藉肝胆之气以鼓舞之，使得调畅而不病。 ”《素问·阴阳类论篇》云：“春甲乙青，中主肝，治七十二日。是脉之主时，臣以其脏为最贵。四时之序，以春为首，五脏之气，惟肝应之，故上言意以肝脏为最贵。”是以肺之宣降，心之主血，脾之运化，肾之气化，无不赖于肝气之枢的协调和气机之通畅。
（2）肝为调血之枢：心位在上焦，主司血脉。肝主藏血，肝血充足，贮调相宜，则心有所主，是以心气推动血液运行周身，需要肝气的条达。若肝气郁滞，气枢失和，则宗气不畅，心血为之郁阻，常致胸痹、心痛等。《血证论》曰：“肝主藏血，血生于心，下行胞中是为血海。凡周身之血，总视血海为治乱，血海不扰，则周身之血，无不随之而安。肝经主其部分，故肝藏血焉。至其所能藏之故，则以肝属木，木气冲和条达，不致遏郁，则血脉得畅。”如气枢失调，肝气冲乱，则“血横决，吐衄、错经、血病诸证作焉”，这是对肝
气枢调血液的最好说明。唐氏治血证主张“里者，和其肝气”，并用小柴胡汤加当归、赤芍、牡丹皮、桃仁等，治疗瘀血在经络脏腑间，周身上下疼痛者。
肝的疏泄不仅关系到血液的正常运行，而且对全身血量的调节也起重要作用。当机体活动剧烈或情绪激动时，肝脏就通过肝气的疏泄作用将所贮藏的血液向外周输布，以供机体的需要。当人体处于安静状态或情绪稳定时，机体外周对血液的需求量相对减少，部分血液便又归藏于肝。《素问·五脏生成篇》说：“人卧血归于肝”，王冰注解说：“肝藏血，心行之，人动则血运于诸经，人静则血归于肝脏。何者 ?肝主血海故也。”
（3）肝为调志之枢：“志”包括情志和神志两个方面。“肝者，魂之居也”（《素问·五脏生成篇》），而《素问·八正神明论》中亦云“血气者，人之神也”。可见神的物质基础是气血，而肝为调气调血之枢，神为心之所主而调之在肝。肝主疏泄，心主神志，疏泄有度，则心神安藏。肝条达情志，情志以血（精）为本，以气为用，需借助气的推动。杨上善云：“肝脏主守神气出入，通塞悲乐。”也说明了肝气对情志、神志的调达作用。若肝胆气枢失和，则常出现惊狂、癫郁等情志、神志失常性疾病。治疗时也当重视调畅肝气，如《伤寒论》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治疗胸满、烦惊、谵语之证即属此义。《医碥·郁》中提到：“郁而不舒，则皆肝木之病矣。”
故郁病多调肝，而调肝诸法莫过于“木郁达之”（《素问·至真要大论篇》）。然“郁病虽多，皆因气不周流，法当顺气为先”（《证治汇补》）。可见治郁的关键在于“疏肝理气”，所以王旭高治肝卅法中首立此法。赵献可《医贯》云：“予以一方治木郁，则诸郁皆因而愈，一方者何 ?逍遥散是也。”由此可见，疏肝理气，畅达气之枢机，对于情志诸病，有着积极的治疗意义。
（4）肝为调节脾、胃和胆之枢：脾胃位于中焦，为气机升降之枢纽，而肝气的正常疏泄，是脾胃气机升降协调的重要条件。故《素问·宝命全形论》言：“土得木而达。”只有肝气和顺，气枢常运，脾胃升降方得调和不恙，共成“中焦如沤”之功。正如唐容川所云：“木之性主于疏泄，食气入胃，全赖肝木之气以疏达之，而水谷乃化。”假设肝之清阳不升，则不能疏泄水谷，渗泄中满之证亦常出现。而且肝气主升，胆气主降，非肝气的升发则脾气不升，非胆气的下降则胃气不降。所以肝气上行则脾气自随之上升；胆气下行则胃气自随之下降。胆附于肝，胆气的下移又是肝之疏泄的结果。胆汁的分泌、贮藏和排泄均有赖于肝主疏泄、条达气机的功能。
（5）肝为调水之枢：肾居下焦，主水。水虽赖于肾阳的蒸化，但与肝气之条达亦不无关系。气可化水，又可行水摄津，而水液运行依赖气之推动，随气机的升降出入，凡水津所至，气无不至。肝为三焦气机之枢纽，能疏泄三焦水道，故肝脏的气化活动对人体水液吸收、转输、敷布、排泄等代谢过程亦有着很重要的枢调作用。《格致余论》有云：“主闭藏者，肾也；主疏泄者，肝也。 ”《医学衷中参西录》曰：“肝气能下达，故能助肾之疏泄。”故气行则水行，气滞则水停。若肝气不畅，肝之枢纽功能不和，气枢失调，势必影响肾与膀胱的气化，常可致三焦水道失利致水液停蓄而为癃、为闭或为水液泛滥之水肿病等。
肝的疏泄既可调畅肺、脾、肾脏的气机，使其气化有权，又可通利三焦，疏通水道，使津液运行无阻；同时肝经绕阴器，肝气条达，可疏利尿窍，以助肺之宣发、脾之运化、肾之开合，从而维持水液代谢的相对平衡。《难经》有云：“假令病肝脉闭淋，溲便难”，治疗当注重调畅肝胆气枢。《金匮要略·论注》中谓：“肝气少舒，舒则阳明气畅而小便续通”，小便通利，肿胀自消，当归芍药散、柴芍六君子汤皆可随证选用。《灵枢·经脉》有云：“肝足厥阴之脉是主肝所生病者遗溺闭癃。”《素问·大奇论》曰：“肝壅不得小便。”均说明肝之气枢失调，可导致肾与膀胱气化失常之病症。
（6）肝为调节生殖之枢：生殖功能是女子胞与精室的主要生理作用。女子胞，又名胞宫，胞宫与精室的功能，皆是以男精女血为物质基础的。男精女血的生成、贮藏与施泄，则依赖于肾主藏精与肝主藏血之功，以及肾主闭藏与肝主疏泄之间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的协调作用。男精女血，需要定时施泄，其施泄则依赖于肝的疏泄功能。奇经八脉在女性生理中直接参与经、带、胎、产、乳的生理活动，其中尤以冲、任二脉具有重要作用。“冲为血海”，血海气血的调匀与蓄溢，直接关系着月经与乳汁的生化。“任主胞胎”，总调阴经气血，调节月经，促进女子生殖功能的发育及生殖精微的排泄。肝在经络上与冲、任、督、带脉有密切联系，男子的排精，也是在肝的疏泄调节下完成。肝气疏泄功能正常，则气血运行调畅，男精女血得以正常施泄。肝为生殖之枢这一生理功能是通过调理冲任二脉和精室来实现的。
①调理冲任：妇女经、带、胎、产等特殊的生理活动与肝的作用甚为密切，故有“女子以肝为先天”之说。冲任二脉与足厥阴肝经相通，而隶属于肝，所以肝主疏泄，调节气机，又可调理冲任二脉的生理活动。肝的疏泄功能正常，足厥阴肝经之气调畅，则任脉通利，太冲脉盛，月经应时而下，带下分泌正常，妊娠孕育和分娩顺利。
②调节精室：精室为男子藏精之所。男子随肾气盛而天癸至，精气溢泻，则具备了生殖能力。肝的疏泄作用和肾的闭藏作用相反相成，协调平衡，则精室开合有度，精液排泄有节，保证男子的性与生殖功能正常。若肝的疏泄功能失常，必然导致精液的藏泻失度。临床上对于女子不孕、男子不育的患者以及属于生殖系统疾病者，当详辨其属肝、属肾，属虚、属实，辨证论治。
综上所述，肝为一身之枢纽。肝主疏泄，条达全身脏腑之气机；血由心所主，但血量分配却得肝之调节而贮调相宣；精藏于肾，需借肝之疏泄而藏泻有度；津液的代谢离不了脾的运化、肺的通调、肾的蒸腾气化，但还需肝气的调畅；心主神志既需肝气的疏调，也需肝所藏之血的濡养；生殖功能的正常也需要肝的疏泄调畅。是以肝在气血运行、神志活动、水液代谢中起着“枢纽”作用。临床上的气血失和、神志失守、水液代谢失衡皆可藉疏肝、和肝、养肝、柔肝而求治。
2．疏泄失常、升降失调、五脏乖戾是疾病基本病机《知医必辨》指出：“人之五脏，惟肝易动难静。其他脏有病，不过自病惟肝一病即延及他脏。”由于肝脏主疏泄的功能关系到人体气机的调畅，而气机的调畅与否直接影响五脏的具体功能。所以，当肝失疏泄气机不畅之时，除引起肝脏本身的病变外，又能引起他脏病变。
（1）本经自病：多由精神因素，或由湿热、寒湿等外邪侵袭，影响肝的疏泄功能，导致肝气郁结，表现为精神抑郁或情绪急躁，胁肋胀痛或窜痛，胸闷，善太息等，此外还会在很多肝经循行部位出现病症。循经病变：①痰气交结于颈部，乃由忧恚气结所生，可发为中医瘿证。②情志内伤，或过食肥甘厚味，损伤脾（胃），造成肝脾的功能失调，气血津液运行障碍。久之则气结，血凝、湿浊（脂质）积聚于肝而成积聚（肥气）。③情志不遂，肝气不舒，肝气郁结，气血凝滞，瘀而成结，在乳房则发为乳癖。
（2）影响他脏：①肝病及心。《难经·第十难》云：“假令心脉急甚者，肝邪干于心也。”《知医必辨》亦载：“肝气一动上而冲心，故心跳不安。”《蝎堂医话》云：“肝火上炎而心火生”，可见心之疾可责之于肝。肝与心于五行中分属木、火，为母子关系，肝母为病，心子首当其冲。其一，肝藏血，心主血脉。王冰说：“肝藏血，心行之，人动则血行于诸筋，人静则血归于肝脏。”若肝之藏血功能失司，则心之行血功能亦会受损。其二，心主神明，肝主疏泄，调畅气机。肝疏泄太过，肝气冲心，心神逆乱，常见心悸失眠，甚则躁扰不宁，叫骂不休。若肝疏泄不及则气郁生痰，阻闭心窍出现精神抑郁、神志痴呆、语言错乱等症。
②肝病及脾（胃）。《素问·宝命全形论篇》中说：“土得木而达”，仲景言“见肝之病，知肝传脾”。肝之疏泄功能正常，则脾胃气机升降相因、平衡协调；反之，肝失疏泄，则脾失健运。《血证论》曰：“木之性主于疏泄，食气入胃，全赖肝木之疏泄，而水谷乃化。设肝之清阳不升，则不能疏泄水谷，渗泄中满之症在所难免。”临床见肝气横逆犯脾（肝木乘脾），多由情志抑郁、肝气郁结，横犯于脾所致。主症为痛泻、腹胀、矢气或嗳气、胸胁胀痛、痞闷不舒、纳谷不香等。肝气横逆犯胃（肝木犯胃），多由情绪急躁、肝气旺盛所致。可见胁肋胀痛、胸闷不适、胃脘疼痛、嗳气呃逆、恶心呕吐、泛吐酸水或清水，舌淡苔白或腻者，一般偏寒；泛吐酸水，口苦苔黄或腻者，一般偏热。
③肝病及肺。肝属木，肺属金，肺居上焦而主气，并借肝之疏泄得以正常宣降。肝气左阳升发，肺气右阴肃降。《知医必辨》中云：“肝气一动上而侮肺，肺属金，原以制肝木，而肝气太旺， 不受金制， 反来侮金， 致肺之清肃不行而呛咳不已， 所谓木击金鸣也。”汪昂《医方集解》中亦云：“肝者，将军之官，肝火上逆，灼心肺，故咳嗽痰血也。”此皆言肝气冲逆犯肺引发咳嗽诸症，《素问·咳论》将其称之为“肝咳”。肝气（火）上逆犯肺（木火刑金），多由肝郁不达，气郁化火而上逆犯肺。其证为胸胁刺痛，咳引痛甚，咳嗽阵作，痰粘难咯，或咳吐鲜血，兼有烦热，舌红苔黄，脉象弦数。
④肝病及肾。肝肾之间有“肝肾同源”或“乙癸同源”之称。其一，肝藏血，肾藏精，精血皆由水谷之精化生和充养，且能互相资生。
肾精肝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肝阴不足，损及肾阴，阴虚火旺，相火妄动，出现眩晕、头痛、耳鸣、腰膝酸软、阳痿等症。其二，
肝主疏泄、肾主封藏，“疏泄太过，封藏失职，梦遗时作，小便余沥（《吴中珍本医集四种》）”。
⑤肝病致冲任失调。冲任二脉同起于胞宫，肝脉环绕阴器，肝气郁结，则会影响冲任二脉主胞宫行经、养胎等生理功能，气滞则血滞，可引起月经后期、痛经、闭经、经前乳胀，或因郁久化热化火，出现月经先期、月经过多、崩漏、经行吐衄等。可按月经不调分别论治。
⑥肝病致男子生殖功能失常。肝主疏泄与肾主闭藏相协调，调节男子精室开合。若肝气郁结，则精室不能正常开合，临床可见不射精、遗精等证。
（3）产生变证：
①气滞血瘀：肝气郁久，血随气滞，瘀阻经络、脏器而结成癥块。其证可见胁肋刺痛，胀痛不适，甚则坚硬有形之征，面色萎黄或晦暗甚则面色黧黑，舌有紫斑。正如叶天士所云：“久病入络入血。”
②气郁化火：肝气郁久则化火，朱丹溪说：“气有余便是火。”临床所见，气郁化火有其一定的特点：一为火性上炎；二为病情急躁；三为“肝火燔灼，游行三焦，一身上下皆能为病”。其证在上则头痛剧烈，面红目赤，口苦耳鸣；在中则烦渴善饥，呕吐苦水或酸水；在下则小便淋痛，大便秘结或干燥。火邪扰神，可见烦躁不安，痉厥；火邪迫血，可见咯血、咳血、尿血、便血等。
③肝阴不足：气郁化火，消灼肝阴。其证头晕目眩，耳鸣，面部烘热，手足心热，舌红少津，胁部胀痛等。
④肝血不足：肝郁日久，阴血暗耗，或肝气太旺，迫血妄行所致。其证可见面色萎黄，唇白舌淡，脉象细弱。兼有头晕失眠，为血不养肝；兼有眼花目涩，为肝血不能上荣于目；兼有筋脉拘挛，肢体麻木，为血不养筋；妇女兼有经少、经闭或崩漏，为冲任失调。
3．内伤杂症，以肝为主
肝五行属木，通于春气，肝主升发、性喜条达而恶抑郁，主筋，其华在爪，为罢极之本，藏血而舍魂。“肝者，贯阴阳，统血气，居贞元之间，握升降之枢者也”；“世谓脾为升降之本，非也，脾者，升降所由之径也；肝者，升降发始之根也”，肝与五脏在生理上和病理上关系密切，通过经络、气血、五行、七情等多种因素相互影响。正如《知医必辨》云：“五脏之病，肝气居多。”清·吴东旸《医学求是》称：“肝为五脏之贼。”清·黄元御《四圣心源》：“故风木者，五脏之贼，百病之长。凡病之起，无不因于木气之郁。以肝木主生，而人之生气不足者十常八九，木气抑郁而不生，是以病也。 ”于志强教授在从事临床 40余年的经验中，提出“内伤杂症，以肝为主”。
（1）七情内伤，肝当其冲：七情之病由肝起。情志活动分属五脏，虽为心脑元神所统摄，但离不开肝之疏泄，因七情内伤发病的基本环节为气机郁滞。若七情内伤，除直接伤及脏腑外，常影响气机的升降出入，故《素问·举痛论》云：“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气机逆乱，亦可影响于血，使血液运行乖戾，如过怒可使肝气横逆上冲，血随气逆并走于上而气血同病，诚如《素问·生气通天论》所云：“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 ”
《素问·举痛论》亦说：“怒则气逆，甚则呕吐及飧泄。”
精神刺激在内伤杂病中具有先导作用，“内伤之病皆先由喜怒悲忧恐而后胃气不行，劳役饮食不节继之，则元气乃伤”（《脾胃论》）。人体“志和气达”，方能脏腑安和，然“志和气达”有赖肝之疏泄决断，若肝气疏泄失常，决断无所，则诸郁生而百病由起，诚如《丹溪心法》所云：“气血安和，万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是故情志内伤，多由肝起。且情志之为害，又无不伤肝。“思虑虽能伤脾，但谋虑亦能伤肝；悲哀虽能伤肺，而悲哀动中亦伤魂（肝）；至于郁怒，更无论矣”。在妇科中更是如此，陈筱宝体会：七情所伤，都关乎肝木，妇人之病“以调肝最为要务”。总之，情志为患，肝脏首当其冲。
（2）气血为病，多责于肝：肝失疏泄则诸病生焉，《内经》中早已提出木、火、土、金、水等五气之郁，始以气郁。后世医家多有阐发，如朱丹溪提出气、血、痰、火、湿、食六郁之说，并创立了六郁汤，以治气郁为主。肝失疏泄，气机郁滞，机体气血津液等物质的流通和脏腑功能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导致以内科为主，各科各系统疾病的产生。
（3）脾胃为病，多缘于肝：“脾之用于动，是木气也”。脾胃之病，多缘于肝，疏泄失常则脾失运化之职；相火失温则胃失腐熟之能，而每易为饮食所伤。故《类证治裁》云：“诸病多自肝来，以其犯中宫之土，刚性难驯。”
（4）筋司乎动，劳倦伤肝：肝乃罢极之本，主筋。筋司动，赖肝血以养之，肝气以疏之。“饮食入胃，散精于肝，淫气于筋”，若肝血不足则筋失所养，劳倦太过则肝血暗耗。“前阴者，诸筋之所聚也”，故房劳虽能伤肾，然亦伤肝。劳倦内伤总以伤肝为先，而后累及脾胃诸脏而致杂病丛生。
（5）疑难重症，多关乎肝：风、劳、臌、膈素有内科四大疑难重证之称。中风实证多为木郁化火、火盛痰生、痰壅风动；虚证如阴虚动风、血虚生风及阳虚动风皆以肝阴不足或相火虚衰为本。诸劳多生乎情志，《潜斋简效方》云：“劳病之因，总缘情志不舒，所谓七情不损，五劳不成者，真至言也。”说明虚劳之疾与肝密切相关。臌、膈二病自不待言。总之，疑难杂症，以肝为本，“凡病之气结、血凝、痰饮、臌胀、痉厥、癫狂、积聚、虚损皆肝气不能舒畅所致也”（《读医随笔》）。所以肝为“五脏之贼，百病之长”，《素问·举痛论》载：“百病生于气也。”《医学八法》载：“诸病多生于肝。”《医碥》载：“百病生于郁郁而不舒，则皆肝相病矣。”当代名医岳美中先生亦说：“中医所称之肝，其生理复杂，其病理亦头绪纷繁”，所以有“肝为五脏之贼”、“肝病如邪”等说法，而临床所见杂病中，因“肝病致病”者十居六七。在病理状态下，肝病最易影响它脏，正如《知医必辨·论肝气》载：“人之五脏，惟肝易动难静。其它脏有病，不过自病，亦或言及别脏乃病而克失常所致。惟肝一病，即延及它脏五脏之病，肝气居多，而妇人尤甚。治病能治肝气，思过半矣。”亦有“肝病繁多，为万病之贼”之说。故清·周学海《读书随笔》：“医者善于调肝，乃善治百病。”清·王旭高亦认为：“肝病最杂而治法最广。”
（二）五脏相生，气化相连
在中医学中，五脏联系的思想源远流长，如《素问·玉机真脏论》曰：“五脏相通，移皆有次”，明确提出了脏腑之间的相互关系，五脏协调就是正常的生理状态，反之就是病理状态，但作为一个理论学说的“五脏相关”，则是由近贤邓铁涛教授创立的，认为五脏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
何梦瑶认为五脏相互之间的关系，需从气机角度去理解，在其著作中有“五脏生克， 须实从气机病情讲明， 若徒作五行套语， 茫然不知的， 实多致错误诚能触类引伸， 则五脏互相关系之故， 无不了然矣”，“饮食入胃， 脾为营运其精英之气， 虽曰周布诸脏，实先上输于肺，肺先受其益，是为脾土生肺金。肺受脾之益，则气愈旺，化水下降，泽及百体，是为肺金生肾水。肾受肺之生，则水愈足，为命门之火所蒸，化气上升，肝先受其益，是为肾水生肝木。肝受肾之益，则气愈旺，上资心阳，发为光明，是为肝木生心火。脾之所以能运化饮食者，气也。气寒则凝滞而不行，得心火以温之，乃健运而不息，是为心火生脾土，此五脏相生之气机也”的记载，意在表明五脏相关，气化相连的道理。
明确提出“肝主气化”的医家是张锡纯，他认为关系人一身要紧者是气化，而关系气化最重要的又是肝脏，肝脏通过以下三个方面主持气化：一是通过升发元气，形成大气而作用于全身，“人之元气自肾达肝，且肝达于胸中，为大气之根本”，肝为“气化之始”；二是通过疏通气机，交通心肾，沟通先后天而实现主持全身气化的功能，“肝气能上达，故能助心气之宣通；肝气能下达，故能助肾气之疏泄”；三是肝主气化依赖脾胃相助，“肝胆之用，实能与脾胃相助为理”。气化大致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脏腑经络的生理功能表现出来，各脏腑的功能亦即各自气化作用的表现；另一方面气化作用还表现在脏腑之间的相互作用，密切配合，共同完成某一项生理功能。气化学说是建立在阴阳五行学说、藏象学说、精气神、三焦、气血津液、经络学说等一系列理论、概念之上的学说，肝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肝是人体重要的脏器，《素问·灵兰秘典论》曰：“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肝主疏泄和主藏血是肝的两大生理功能，决定了肝与其他脏腑有密切的联系。肝与肺的关系，主要体现在调节气机方面；肝与心的关系，主要体现在血液的运行和神志活动方面；肝脾两脏的关系首先在于肝的疏泄功能和脾的运化功能之间的相互影响，其次在血的生成、贮藏及运行等方面亦有密切联系；肝与肾之间有“肝肾同源”之说，实际上是精和血之间存在着相互资生和转化的关系，另外，肝主疏泄和肾主封藏之间亦存在着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关系。综上，肝的生理病理在生命活动中起到重要作用，许多疾病都和肝脏有关。
（三）燮理气机，令其冲和
中医理论是医家根据自身的文化及医学知识背景，在不断的临床实践中思辨的产物。随着时代的进步，诸多医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断创立、补充、完善和发展着相应的中医理论，逐步形成了各自的学术观点。脏腑气机升降出入为人体生化之机，肝与其它脏腑、器官、经络密切相关，相互联系、依存、制约和促进。肝不能发挥正常的生理功能，则升降郁滞，气血违和，会影响其它脏器，由此而产生了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引发很多疾病，故曰“肝为五脏之贼”。肝为五脏之贼，主要是因为肝主疏泄，对全身气机的调节起着关键的作用。《张氏医通》指出：“肝藏升发之气，生气旺则五脏环周，生气阻则五脏留著。”肝主疏泄的功能正常，则气机调畅，气血津液流通顺畅，经脉通畅，脏腑器官的功能活动就能保持协调，从而维持机体正常的功能。如肝失疏泄，导致气机郁滞，不但表现为肝气郁结和肝气上逆等肝脏本身的病变，而且影响气的运动，导致血液运行失常，出现血瘀或者出血；影响肺脾肾和三焦的气化功能，导致津液的代谢障碍，凝聚成痰或者发为水肿，而见梅核气、瘿瘤、臌胀、瘰疬等。清·林佩琴曰：“肝木性升散，不受遏郁，郁则经气逆，为喛，为胀，为呕吐，为暴怒胁痛，为胸满不食，为飧泄，为疝，皆肝气横决也”（出自《类证治裁·肝气肝火肝风论治》）。肝为五脏之贼指的是肝脏为病，不但表现为本脏的病变，而且影响其他脏腑，使其他脏腑也出现病变。《知医必辨》曰：“人之五脏，惟肝易动难静。其他脏有病，不过自病惟肝，一病即延及他脏。”治疗上把握肝的生理关键，可以治疗上述疾病，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尤其对很多用常法治疗无效的杂症，应用从肝论治的方法会取得很好的疗效。因此，疏理气机是其主要治则。肝属木，其应于春，通过五行生克制化与其它脏腑相联系，肝经循行全身，主一身之气机，所以肝的生理功能出现异常则会导致他脏功能出现异常，很多肝脏本经疾病或者相关的脏腑疾病都能从肝论治，如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血液系统疾病、精神方面疾病及亚健康疾病等等，这为杂病从肝论治提供了理论基础。故临床上很多现代疾病因肝贼所犯，治疗上从肝论治，往往收到较好的疗效。
“郁者达之”是《内经》中治郁的基本思想，元·朱丹溪的肝主疏泄学说充实完善了《内经》“木喜条达”之论，清·叶天士认为“肝为刚肝，非柔润不能调和”，故提出“息风和阳必用柔缓”，“缓肝之急以熄风，滋肾之液以驱热”的治疗大法，至今依然广泛应用，影响深远。
于志强教授从医 40余年，上溯岐黄之道，下逮诸家之说，推崇“气机升降”学说，认为“百病生于郁”，治疗之第一要务以恢复人体气机升降出入为先。在内科杂病方面，深受朱丹溪及王旭高两位大家之影响，朱丹溪认为：“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创立“六郁”学说，六郁间常互相影响，其中以“气郁”为先。清代医家王旭高擅长内科，尤以肝病论治杂病著称于医林，创肝气、肝风、肝火三纲论治体系，据其“侮脾乘胃，冲心犯肺，夹寒夹痰，本虚标实，种种不同”的病理表现，进行辨证施治，订立“治肝三十法”。治肝气有：疏肝理气、疏肝通络、柔肝、缓肝、培土泄木、泄肝和胃、泄肝、抑肝、散肝 9法；肝风有熄风和阳、熄风潜阳、培土宁风、养肝、暖土御寒风、平肝、搜肝 7法；肝火有清肝、泻肝、清金制木、泻子、补母、化肝、温肝 7法。另有补肝、镇肝、敛肝 3法，无论肝气、肝风、肝火皆可相机参用；末为补肝阴、补肝阳、补肝血、补肝气 4法。法下举证，证后列方药，言简义到，法备用宏，对后世影响深远。在治疗上，《证治汇补·郁证》提出：“郁病虽多，皆因气不周流，法当顺气为先。 ”《医方论·越鞠丸》中亦说：“凡郁病必先气病，气得流通，郁于何有？”可见，“郁证”的发生与人体内气机升降出入失调有密切关系。临证时，于志强教授受《素问·藏气法时论》基于天人相应思想提出的“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以及“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和“用辛补之，酸泻之”的治肝三大法则之影响，结合《素问·至真要大论》所指出的“高者抑之，下者举之”“疏其气血，令其调达，而致和平”升降平衡理论，按其不同病机，各立治法，以复其生理常态。他继承了朱、王两位医家临证之精华，提出内科杂病“从肝论治”，意在恢复气机升降之序，使人体阴阳气血调和，病症自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