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西塞罗其人

他用希腊思想拖动沉重的罗马马车，把罗马庞大而无规制的民众引入了文明之道，捕捉住了原本会在他们头顶之上一掠而过的光芒。

对大多数著名人物，我们只知道其光鲜的外表。没有钥匙能让我们得其门而入。西塞罗属于极少数把钥匙留给后世的人。

我们都很熟悉对西塞罗行迹的大概描述：他是古代两个最伟大的演说家之一，与此相比，其他相关的方面都可以忽略。这是对西塞罗的传统认识，从某个角度看也非常正确。今天，在两千年之后，他的演说仍然保持着生命力；他那个时代的波澜起伏仍然能够激起感情。而他所写的其他东西都没有这么独立生存的力量。他的专论、政论、哲学、修辞学都随着所有装点图书馆的书籍一起随风而逝，少人问津。不过，尽管如此，它们还是赢得了世人的尊重和景仰：很少有作品拥有如此众多和忠实的读者。现在的人们通览其中最为著名的篇什，譬如《论老年》《论友谊》，总有“理所当然”的念头，会感到不耐烦，但是这些真理曾经很是怪异新奇，正是西塞罗让它们成为常识。很多世纪以来，他是联结希腊品位和人类整体的纽带。他有这样的力量，他记述下它们，并使之播行世界。他用希腊思想拖动沉重的罗马马车，把罗马庞大而无规制的民众引入了文明之道，捕捉住了原本会在他们头顶之上一掠而过的光芒。 

这个成就无需多言；它举世公认。另外，重复真理，与其说会给人启迪，不如说相当无聊。不过，稍及数语或许应被应允。有些东西不容忘记，这归功于西塞罗设定的标准，归功于他给这个顽冥不化的世界带来的影响。绅士、英国绅士——对许多代人来说，他们显得意味深长——的种子就是在幼童开蒙期大量灌输西塞罗时种下的，当然，也是西塞罗滋养着他们成长。我们的演说家学富五车——当然这不是说他总得知行合一。他的演说不是温文节制的典范，在那儿他不得不遵循法庭的惯例。但是在私人信件中，在袒露赤子之心处，他总是表现出完美的教养。

在讨价还价中如果有一方吃亏，那肯定就是他；在一篇文章中，西塞罗壁立千仞，立下了绅士的这条基本准则。出手大方，他认为也是法则的一部分；他坚决反对节俭，认为它可能是吝啬的遮羞布。在政治事务中，绅士们立场不同，彼此之间也不会有激烈的争论，无论问题多么尖锐；他们首先而且总是教养良好的人士，其次才是政治家和敌对者。而且，即使在盛怒之下，绅士（请注意：不是律师）也绝对不会允许自己提及对手的私人生活。在他心目中，这些行为处在至高位置。在第二篇《反腓力辞》中，西塞罗对马克•安东尼的严厉指控，就是安东尼对绅士准则的一次违背：“他公开引述据他说是我曾给他写的一封信！因为后来的冲突，而公开还是朋友时写过的信，他要是还懂得一点有尊严者的行事之道，怎么会有如此举动？”像这样的话，就像种子落在沃土之中，已经成为英国教育的一部分。

教育民众的效能如此之高，以致连导师都不再需要，因为这些训诫已经永久地渗入人们最基本的信念中：做到这点是非常巨大的功绩。但这是第二位的功绩。最伟大的作家们不会在其思想进入普罗大众的观念之后就不再伟大。我们不会让他们流逝、干涸，而后消失，或者可能重新出现，却无法恢复如初。他们属于这样的城市，这些城市的建筑：

在音乐中修建，因此从未被建造，

也因此永远在建造中。

柏拉图的书汗牛充栋。但是在柏拉图关于诗人的寓言中，西塞罗是不准进入庙宇的人，“没有激越之情，他的灵魂中也没有一丝疯狂”。他伟大的演说辞，似火燃烧。当他为人类或者共和国——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写道，对他来说，共和国是世间最可宝贵之物——的不幸辩护时，他充满激情，也充满把激情化入伟大词句之中的力量。但是在严格的客观领域，这种激情平复隐匿了。

他不是典型的罗马人，但是他接受了两千年来世人曾经和将要看到的最为务实有序的城邦给予所有罗马人的训练；沉思所需的凝神静虑不仅非他所有，他也压根不作此想。他想做些什么，而且如果事关芸芸众生，那就更好了。遗世独立，无所事事，他会无聊烦闷。“我四处奔波，连写下这几行字我都几乎没有时间，就是现在还有重要的事情等着我。”表面的抱怨掩盖不了内心的满足。在所有从罗马发出的信件中，这种大忙人的语气处处可见；而在乡村，在他最怡然自得的庄园，情况没什么两样：“写作是不可能了。我的家宅成了公共议事厅，挤满了乡民。当然，十点以后这帮子人就不会再吵吵嚷嚷了，但是阿瑞斯就住在隔壁，唔，说实话吧，和我住在一起，而塞波苏斯住在另一边。”另一封信：“就在我写这几个字的时候，塞波苏斯进来了；我还没来得及落款，阿瑞斯就说早上好。在乡下就是这样。”可以想见，当烦扰离他远去，偷得几分空闲时，结果他并没有变得更加快活，而信件更是多了几分清淡。“没有什么比离群索居更快乐。一切都比你想象的更有魅力，堤岸，海景，山丘，一切的一切。但是它们不值得写上一封长信——我没有什么别的要说了——我很困了——。”要让西塞罗睡意全无，必须有比自然和沉思更让他兴奋的东西。他想要推动这个伟大的世界；他需要政治生活，需要成为政治生活的主角。

他实现了他的抱负：在镇压卡提林叛乱时期，他是罗马最重要的人；有近二十年时间，征战在几乎所有政治斗争的前沿；一个在广场上慷慨陈词、充满激情地抨击不义、激励软弱的元老院与城邦同命运共存亡的大人物；一个忠诚的共和主义者；一个古代罗马爱国者的楷模。

这是为世人熟知的表面，庄严而伟岸——如果不是那些信件，我们就只能看见这一面，就像我们看见的各处历史中的英雄们一样。而在这么多——超过八百封——的信件中，竟有一半多是写给一个人的，他们保持着最亲密的关系。他对阿提喀无所隐瞒；和他在一起，他没有任何伪饰；他披肝沥胆，且心安理得。在给其他朋友的信中，他记得同时也会让他们记得，他是罗马的一个领袖，就像曾经的罗马领袖一样，为着最崇高的目的而行动。对他们，他信誓旦旦，“惟有荣誉之事才真正值得追求”，“真正的价值必胜”，“没有什么比正当更为珍贵”，但他给阿提喀写信从来不用这种口气。跟阿提喀在一起，西塞罗随心所欲。给其他任何人写信都是彬彬有礼、严肃讨论，给阿提喀的信他可以纵横捭阖，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