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威罗伊为亚里士多德的《论诗》作注，有明确的道德目标。为使自己的同胞理解，他将重点放在他们所熟悉的事物上。因此他用"颂诗"代替"悲剧"，用"讽刺诗"代替"喜剧"。阿威罗伊不一定同意亚里士多德的所有论点。他额外的解释、暗示、以及他引用的阿拉伯诗，传达的东西超过了诗艺所论内容。《论诗》为他提供了普遍原则，他根据这个原则对阿拉伯诗进行独立的考察。虽然他的解释中不无矛盾之处，他强调诗性摹仿的目的是劝善诫恶，如巴特沃斯所指出，"阿威罗伊对诗歌功能的理解比亚里士多德狭窄得多，而比较接近苏格拉底在《王制》中所提出的"。
　　《论诗术中篇义疏》：“盛世必修典”——或者说，太平盛世得乘机抓紧时日修典。对于现代之后的中国学术来说，修典的历史使命当不仅是续修中国古代典籍，同时得编修西方古典经籍。
“亚里士多德注疏集”旨在成全注疏体汉译亚里士多德著作集，亦选译义疏性专著或文集。
　　

   　 阿威罗伊为亚里士多德的《论诗》作注，有明确的道德目标。为使自己的同胞理解，他将重点放在他们所熟悉的事物上。因此他用"颂诗"代替"悲剧"，用"讽刺诗"代替"喜剧"。阿威罗伊不一定同意亚里士多德的所有论点。他额外的解释、暗示、以及他引用的阿拉伯诗，传达的东西超过了诗艺所论内容。《论诗》为他提供了普遍原则，他根据这个原则对阿拉伯诗进行独立的考察。虽然他的解释中不无矛盾之处，他强调诗性摹仿的目的是劝善诫恶，如巴特沃斯所指出，"阿威罗伊对诗歌功能的理解比亚里士多德狭窄得多，而比较接近苏格拉底在《王制》中所提出的"。

　　在马其顿宫廷长大的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其父曾任亚历山大大帝祖父的御医）17岁赴雅典留学（公元前367年），师从柏拉图凡二十年，直到先师去逝；公元前343年，亚里士多德回马其顿任亚历山大傅保。亚历山大登基后，亚里士多德重返雅典开办吕凯昂学园（公元前335年），讲授诸学，流传下来的讲稿奠定了西方学问的基本形态，史称西方学问的第一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的好些哲学术语，如今也已成为我国学述的常用词。
　　在我国的西学研究中，古希腊学术研究一向寂寞，唯亚里士多德例外，从未遭受冷落：吴寿彭先生自知天命之年发奋翻译亚里士多德，历时三十年，垂译后学，其懼滋甚；苗立田先生主持翻译亚里士多德全集，嘉惠学林，模范昭明。
　　“知典型之在望，亦可以感发而兴起。”观当今西方学界亚里士多德研究进展，始知我国研究之差距不可谓不大。我辈后学理当追前辈德范，自励身心，再图精进。“亚里士多德注疏集”旨在从两方面推进我国的亚里士多德研究：从笺释人手完善亚里士多德汉译全集，采西人各家经诂纬织亚里士多德诠解——汉语学术欲究西学根柢，非如此不可。

    阿威罗伊被认为是最著名的亚里士多德注家。他为亚里士多德的几乎所有作品作过注，只有《政治学》除外，因为中世纪穆斯林哲学家没见过这部著作。为填补这一空白，阿威罗伊为柏拉图的《王制》作注。他为《论诗术》所作的这篇义疏，其英译本“不仅是译自阿拉伯原文的第一个英译本；它也是除中世纪希伯来文或者拉丁文之外、所有语言中第一个译自阿拉伯原文的译本”。　　　　　　　　——纳贾尔　　

    阿威罗伊似乎不满足于阿拉伯文化中众所周知的诗的原则，这促使他作一篇中篇义疏来解释亚氏这篇著作。在注疏过程中，他表现出一种引导阿拉伯诗本身转向的愿望，希望它抛弃琐碎、不负责、甚至纵欲、放荡的关注点，转而服务于道德目的。正是因为人们能从诗人富于想象力的表达中获得愉悦，能从朗诵押韵的整齐诗行中享受快乐，诗可以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说服工具；诵读诗句最初是因其悦人的形象或者动听的声音，现在除这个功用外，还可以用它来形成意见和思维模式。　　　　　　　　——巴特沃斯

部分书摘：

第二章　摹仿和比喻的种类
   　 8．他说：因为象征者和比喻者意在鼓励一些意志行为而劝阻另外一些，所以他们摹仿的东西必然非善即恶。也就是说，每一种行动和道德习惯都归为这两类——善和恶。如果人要摹仿的每一种意志行为非善即恶，那么善必然只为善和善者所摹仿，恶必然只为恶和恶者所摹仿。如果每一种比喻和描述①都只关乎高贵与低贱，那么显然每一种比喻和描述都意在赞扬②或指责③。此外，摹仿善的人——我指那些天性倾向于摹仿善的人——必然更具德性，而摹仿恶的人自然比摹仿善的人欠缺、更近于恶。赞颂和讽刺——即颂善讽恶——起自这两类人。因此有些诗人擅赞颂但不擅讽刺，而另外一些人则相反——擅讽刺而不擅赞颂。[67]因此，这两类④——我指赞颂和指责——必然存在于每一种比喻和描述中。的确，这两类只存在于比喻和言语的摹仿中，不存在于节奏或者曲调的摹仿中。言语的比喻还有第三种类型，它的目的不在赞颂和指责，而只在于本体和喻体之间的共同点，只求相像。这种比喻如可塑之材，能够任意转化成两极——我是指，稍作增添它就可能转化成赞颂抑或指责。（1448a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