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施特劳斯学术的标志性著作。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依托苏格拉底的哲学经历，以整个西方思想史为织体，所展开的是西方哲学的整个古典传统。本书涉及政治哲学与历史，色诺芬的《希耶罗》，法拉比解读柏拉图的《法义》，迈蒙尼德论政治科学，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基础以及洛克的自然法学说等诸多主题。

　　这些设想（我只能对此给出最粗略的概要）指明了里茨勒探寻历史根基的方向：历史的根基是作为发生的存在性。据我所知，里茨勒并未尝试从这个观点出发理解历史或者他所看到的存在论的命运：在哲学的诸开端中出现的存在论问题，在亚里士多德思想中被宇宙论问题遮蔽的存在论问题，现时代对存在论问题的遗忘，以及它在海德格尔思想中的再度出现。至于艺术或美的问题，里茨勒说，这问题是一个永恒的问题，但是否提出、能否提出这个问题则取决于历史。每个自信的时代对什么构成美或艺术精华都有一种特定的理解；每个健康的时代都有一种特定的风格，并将其视为唯一的好风格。只有衰朽的时代才会对所有其他时代或地方的艺术精华完全开放；在这样的时代，没有任何风格能说占绝对优势地位。只有在这样的时代，人们才会充分提出什么构成这样的艺术精华这一问题。那么，正如里茨勒所说的，迫使他提出艺术问题的是一种当前的需要或困境。这里说的当前的需要显然是以前从未感觉到的需要：为了回应当前的困境，现在第一次能充分提出艺术的永恒问题。因此，人们不由得想知道，当前的独一无二的需要与永恒的问题之间的关系是否是永恒问题本身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人们能否正当地或严格地说到一个永恒的问题。当然有必要在其独一无二的特点中反思当前的需要。我们在里茨勒的演说《论现时代的宿命和自由》中发现了这种反思。在其中，里茨勒提到作为历史意识直接后果的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为反对这一直接后果，里茨勒从历史意识对每种已知的肯定和否定（YesandNo）的相对化中，推论出对一种新的肯定和否定的要求。由于这种要求产生于历史意识并通过历史意识形成，这让人们期望，具备完全自我意识后的历史意识将指向一种新的肯定与否定，为一种新的肯定与否定作准备，甚至可能去鉴别这一新的肯定与否定。更确切地说，既然历史意识是一种洞见，洞悉所有肯定与否定、所有规范或应当的根基，那么它就是绝对的洞见。因此，历史意识似乎不能仅仅满足于（255）—种新的肯定与否定，而必须指向绝对的肯定与否定，最终的肯定与否定。这似乎是必要的，因为正如人们可能认为的那样，只有绝对而非临时的东西才能约束意识。换句话说，历史意识如果理解了自身，似乎就会属于历史的绝对时刻，随之超越历史的相对性。里茨勒完全反对这一思路：历史是一个没完没了的进程，因此，它不允许有一个绝对的时刻，一种绝对的肯定与否定，只允许一种新的肯定与否定。通过哲学找不到新的肯定与否定，只能通过一种历史行动、一种生活本身的行动来找到新的肯定与否定。如果我对里茨勒的理解正确，他的意思是，哲学只能把人类生活理解为历史的，理解为动态的处境，理解为在一个本身运动着的空间中的运动，与此相随，哲学只能去理解所有可能的肯定与否定的形式特征，而没能力从这种理解中推论出任何实质性的肯定与否定。哲学的任务仅限于揭示生活或历史的永恒结构，揭示“永恒的人性（huma—num）”——人的易变性（mutability）的不变形式。哲学为这个永恒问题寻求解决方案——这一方案如果充分，就不得不是永恒的解决方案、永远有效的解决方案。问题和解决方案的永恒并不取决于它们是否永远易于接近（accessible）。按照这一思路，里茨勒最终被迫放弃追求新的肯定与否定，转而追求不变或永恒的“作为所有尺度之尺度的‘善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