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是一部研究中国历史哲学及其盛衰之理的著作。盛衰者，历史之现象也；所以盛衰者，千古之义理也。本部著作的研究，不在于指一政之得失，陈一事之利弊，而是以中国几千年文化历史为大背景，将道体一理之纯粹，贯通古今，打通千古治道，以求盛衰治乱之理，或者说是以大道本体的纯粹义理，带动上自伏羲、炎黄、尧舜，下通唐、宋、元、明、清几千年的中国历史，稽古今之变，核盛衰之理，于政道与治道上，说个究竟。它囊括了一切盈虚消长之理，贯通了古今盛衰存亡之变；察古今盛衰治乱之大端，而疏理之、会通之、规矩之，将整个研究集中到几个有关盛衰治乱的大枢机、大根本、大哲理问题上，论大道，述盛衰，经大经，立大本，深入细致地研究了历史运演、人心人性、盛治理想、国德国运、体统纲纪、礼教文治诸多问题。因此，《盛衰论》是一部治国安民、经世致用的著作。

司马云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其为学术，以张横渠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使命，著述大道哲学，推本于天，反诚于性，以经大经，以立大本。著有三卷《文化价值哲学》（《文化价值论》、《文化悖论》、《价值实现论》）、五卷《大道哲学通书》（《大道运行论》、《绵延论》、《盛衰论》、《心性灵明论》、《道德本体论》）；另著有《文化社会学》、《文艺社会学》、《中国文化精神的现代使命》、《红楼梦与晚明哲学》等书。
 

 

关于“大道哲学通书”
    “大道者，所以变化而凝成万物者也。”大道即形上之道，即宇宙万物的本体存在，即察天地之变、洞万物之原，由万物阴阳化育法则提升出来的宇宙原理，及由此 获得的纯法则、纯概念、纯理念与纯粹真理性。此道至大无外，至小无内；语大，天地莫之能载；语小，天下莫之能破。此道虽为形而上者，然其并不是空悬着的， 而是周流宇宙、贯通万物的，是道不离事、事不离道的。道体流行发用，随处可见。故其是真实无妄、实有是理的存在。大道哲学，就是以大道为本体论的哲学。大 道哲学通书，就是贯通大道本体论的书。“道”的精神或大道哲学精神，就是中国文化哲学的根本精神，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大道哲学通书，就是贯通中国文化根 本精神的著作。
本书共有五卷：
第一卷 《大道运行论——关于中国大道哲学及最高精神的研究》
第二卷 《绵延论——关于中国文化绵延之理的研究》
第三卷 《盛衰论——关于中国历史哲学及其盛衰之理的研究》
第四卷 《心性灵明论——关于人文精神与心性本体论的研究》
第五卷 《道德本体论——关于道德形而上学与精神世界的研究》
                                   《大道哲学通书》序言
    孔子说：“大道者，所以变化而凝成万物者也。”大道即宇宙万物本原的存在，即察天地之变，洞万化之原，由天地万物化育法则所提升出来的形上之道，亦即万物 生化的宇宙原理。故曰：“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此道至大无外，至小无内；语大，天地莫之能载；语小，天下莫之能破。故大道即形而上 学之道，即哲学本体论之道，即天地之道，即“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之道，亦即先王开物成务，“知周乎万物而不遗”之道。大道哲学即此大道 本体论哲学也。
    形上大道本体，虽然无形无象，看不见，摸不着，然其发用流行，则可见诸鸢飞鱼跃、风动蛇行。其乌黑鹄白，雄鸣雌应，阳抱阴合，万物化生，无处不是此道流 行！故《老子》讲：“大道氾兮，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于大。”因此，中国文化的“道”或大道本体，虽为形而上者，然其存 在，并不是空悬着的，不是置于彼岸世界的，而是可周流宇宙、贯通万物，向下落实为万物生化及文化历史领域的各种存在的，是道不离事，事不离道的存在。《大 道哲学通书》，即贯通大道本体论之书也。
    世界各族人民之文化精神，皆是以其形而上学最高本体存在为根据的。正如西方文化精神从来没有离开过“逻各斯”与上帝的存在，印度文化精神从来没离开过 “梵”的存在，中国文化，从古至今，几千年来也从来没有离开过形上之“道”的存在，没离开过大道哲学本体论的存在。三皇五帝，历代圣贤明哲，行王道，回造 化，图善治，开文明，无不是贯通“道”的精神，贯通大道哲学精神，无不以形上之“道”的大法则、大哲理而功德于天下。《大道哲学通书》，亦即贯通中国文化 几千年根本精神之书也。
    以大道本体贯通一切、旁通一切而为书，就是《大道哲学通书》。它包括《大道运行论》、《绵延论》、《盛衰论》、《心性灵明论》、《道德本体论》五卷著作。 五卷《大道哲学通书》乃是从最高本体论对社会历史、伦理道德、心性精神所作的文化哲学阐释，亦是从大道哲学出发对中国文化根本精神的归复与还原。五卷“通 书”，依其内在逻辑，首卷《大道运行论》研究了中国文化哲学的最高本体论与根本精神；紧接着第二卷《绵延论》研究了这种精神的绵延之理；尔后第三卷《盛衰 论》将大道本体论贯通于社会历史领域，研究了中国历史哲学及盛衰治乱之理；继之第四卷《心性灵明论》，将大道本体贯通于人心人性，研究了心性本体与人文精 神创造；最后第五卷《道德本体论》则将大道本体贯通于伦理道德领域，研究道德形而上学与精神世界的关系。五卷《大道哲学通书》的研究内容及先后次第如下：
第一卷大道运行论
——关于中国大道哲学及其最高精神的研究
第二卷绵延论
——关于中国文化绵延之理的研究
第三卷盛衰论
——关于中国历史哲学及其盛衰之理的研究
第四卷心性灵明论
——关于人文精神与心性本体论的研究
第五卷道德本体论
——关于道德形而上学与精神世界的研究
    五卷《大道哲学通书》，全部贯通大道本体，贯通中国文化哲学根本精神。其为道也，周行不殆，独立不改，浩浩大化，绵延赓续，构成一种宇宙生命精神，一种中 国文化绝对精神与民族魂的存在；其为书也，以大道为最高本体论存在，贯通一切、旁通一切，构成一个完整的哲学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2003年出版《大道哲 学全书》时，曾把《文化价值论》、《文化悖论》、《价值实现论》放入其中，现在考虑到此三本书皆是由现象界提升到形上界，由经验研究提升到本体论高度的， 并不是自始至终皆贯通大道本体论的，故这次出版《大道哲学通书》并没有纳入其中，而是恢复其《文化价值哲学》三部曲的形式另行出版。此五卷《大道哲学通 书》，皆是以大道本体论贯通一切、旁通一切的著作，属于纯粹大道哲学的著作。
    中华民族自古就是本于天的民族。天，在无限时空意义上，就是宇宙。以天为本，就是以天道法则、宇宙法则为生命精神之源头！远在7000年前的伏羲时代，中 华民族就仰观象于天，俯察理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开始作八卦，以类万物之情，以通神明之德。现在保留在连云港将军崖石坡祭祀煙黑的两块巨石旁，右边 所刻银河、太阳、星辰岩画，就是一幅伏羲时代东夷氏族部落所留下来的最为古老的祭天图将军崖在祭祀禋黑的两块巨石旁，刻磨有一条长长的银河，银河内有无数 星云符号，银河右边更刻有太阳、星星符号。此即当时人所理解的天或宇宙也。这与禋黑的巨石联系起来看，显然是当时人祭天所绘制的天象图。在登上将军崖的立 坡上，所刻的众多人头像，皆包扎网状饰物。此乃伏羲因结网而渔，所发明之“都布”，即土布也。由上可以断定，将军崖所刻的银河、太阳、星星符号，实乃伏羲 时代东夷氏族部落祭祀活动所遗留下来的最古老的祭天图。。中国文化是早熟的。当世界其他民族尚还处于野蛮蒙昧阶段时，中华民族对天道的思考，对宇宙法则秩 序的思考，发展到4300多年前的唐虞时代，不仅讲“天叙有典”、“天秩有礼”，从宇宙法则秩序中获得了真理、正义、和平、伦理、道德、自然法与国家观 念，而且哲学思考已经达到“惟精惟一”高度。这使中华民族发展出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物物而不物于物的思考方式，即看待宇宙万物的存在，不是对着感官材料思 考问题，而是提神太虚，站在“廖天一”的高处，俯瞰宇宙万物，透视其生生化化的奥秘，把它提高升腾为一个最高存在，然后去此去彼、去杂去芜，去掉一切具体 时间、空间的存在，去尧之誉与桀之毁，去掉一切世俗价值判断，去掉从不同视野看问题所获得的各种观点、观念、偏见、边执，“参万岁而一成纯，万物尽然而以 是相蕴”，看那个最高存在，那个最纯粹的存在是什么。然后再将其往下贯通落实，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可以成天下之文；极其数，可以定天下之象，就 像中医根据阴阳五行的变化可以开出无限的处方一样。这与西方古代希腊罗马时期紧紧盯着原子，或现代物理学、量子力学，将原子分成质子、中子、电子、光子等 等是非常不一样的。一直往下分，虽然可以把事物精细化，但它有一个局限，就是不能从根本上说明事物本质及其终极存在，因为“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 竭”，是无法穷尽的。
    大道哲学就是中国古代圣贤明哲以提神太虚、高瞻远瞩的思维方式所发展起来的纯正本体论哲学。它乃是物物而不物于物又穷尽万物，忘乎物、忘乎天而又入乎天， 明白天地之德而为大本大宗，推天理，通万物而为之的大法则、大哲理。其为道也，乃是天道阴阳，地道刚柔，人道仁义，“兼三才而两之”的广大悉备之道；其为 学也，乃是万物一理之学，或万物一体之学。以大道本体存在而为学，达穷神知化，为之最高知识；得之谓德，为之最高道德；至精至神，为之最高精神。它体用一 源，显微无间，先天后天、形上形下，浑然一体，毫无分割，本体论、价值论与最高知识论是完全统一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融为一体，而不是割裂为条条块块， 支离为相互隔绝为孤零零的知识或知识片段的。而今在实证哲学思潮的支配下，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变成了支离破碎的先验实证，变成了先搞一个理论假设，然后 去找材料证明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把万物一体之学的知识体系变成了“碎片化”存在，而且除了从感官材料所获得的具体知识，除了一些情感、情绪、欲望、目 的一类的心理学存在，再也不能上升到最高形上本体存在，再也不能提升为最高精神。现在的实证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的高能物理学、实验心理学等，从本质上说， 是在封闭环境下经过实验获得有限知识的研究。这种研究，虽然可以把封闭环境所获得的知识做得天衣无缝，但一旦环境开放，把实验对象放到开放的环境下，放到 广大悉备的条件下，它所获得的知识是否具有真理性，也就值得怀疑了。知识不能穷神知化，道德不能达于天德，精神不能至精至神，体用不能一源，显微不能无 间，先天后天、形上形下完全分割，本体论、价值论与最高知识论之间相互对立，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各说各话，把天地万物一体之学或万物一理之学割裂为条条块 块，将整个知识体系支离为相互隔绝的知识片段或碎片化的知识，不仅造成了人类精神的塌陷，也撕裂了浑然一体的社会历史存在。现在生态危机、环境危机、能源 危机，以及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精神危机等等，从根本上说都是哲学危机，都是实证哲学浅薄知识论所造成的危机。因此，五卷《大道哲学通书》，首先就是为从 学术上补实证哲学之短，及所造成的种种弊端而研究写作的。
    孟子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小者不能夺。”人也好，国家民族也好，养其大则大，养其小则小。惟有经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才能广其居、正其位、行于大 道，才能贯通天道性命之理，于天地之间立定脚跟不动摇而成为伟大生命。此即《易传》所讲“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者也；亦所讲“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 月合其明”者也。大道哲学者，大人之学也。人生所以变得荒诞和没有意义，国家民族所以变得荒诞和没有意义，就在于与形而上学、与本体论、与宇宙大法则割断 了联系。中国有十几亿人口，国家民族之治，及其现代化建设，岂能抛开中国文化的大法则、大哲理，只追求小知小识，或者像后现代主义那样摧毁、解构、否定、 抛弃现代理论的庞大体系、客观基础、一致性、因果性等，只是追求多样性、多元性、内在性、不确定性，追求一种相对主义的新体验，一种漂泊不定的新感受，或 玩弄一些知识的碎片？墨子讲“天下所以乱者，则是天下士君子，皆明于小而不明于大”；《大戴礼记》讲“小知而不能大决，小能而不大成，顾小物而不知大 论”，就会使国家之治流于荒诞。惟知大法则、大哲理，方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而停留于枝枝节节上，其治不能够广其居，正其位，行于大道，流于荒诞就在所难免 了。形上之“道”或大道本体，乃宇宙法则秩序之纯粹至正之思维形式也。得大道者，得宇宙之大法则也。得此大法则，刚中而庸，大亨以正，才能广居正位，行于 大道，成为伟大生命；而其为治也，才能“天德行王道，至诚回造化；道大有善治，浑厚开文明”；“心一明足以开万世，道一大神功格皇天”。五卷《大道哲学通 书》，就是为重建国家民族的伟大生命，为国家民族现代化提供大法则、大哲理，经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而撰写的。
    黑格尔说：“一个有文化的国家民族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而却没有至圣神那样。”大道哲学精神，乃是中国文化哲学的根本 精神，是中国文化最高精神与民族魂的存在。但是，近现代以来，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在疑古思潮遮蔽下，经过长期而持续的批判运动，人们对中国大道哲学及其根 本精神的存在，已经忘却，造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这种忘却，这种集体无意识，不仅拆了庙，而且毁了神，毁灭了整个华夏民族精神，造成了天理良知的丧失与人 生的昏昧，因而情欲流荡、物欲肆虐，使整个社会人生陷入了疯狂、偏颇与乖戾。治国平天者，不在于税收钱粮多少，不在于修几条路，盖多少房子，而在于唤醒人 心、贞正人心。人心正，天下定！中国几千年来治国平天下者，无有不把贞正人心放到第一位的。现在国家民族面临的最大文化哲学课题，就是重建大道哲学，唤醒 人心，贞正人心。清朝李二曲先生说：“大丈夫无心于斯世则已，苟有心斯世，须从大根本、大肯綮处下手，则事半而功倍，不劳而易举。夫天下之大根本，莫过于 人心；天下之大肯綮，莫过于提醒天下人心。然欲醒人，惟在明学术，此在今日为匡时第一要务。”研究大道哲学，研究大道本体最高存在，才能使中华民族于宇宙 浩浩大化中获得知觉主宰处与性命之理，安身立命。五卷《大道哲学通书》，就是为支撑国家民族精神家园的重建，从天道义理上唤醒人心，使其获得性命之理与安 身立命处而研究写作的。
    中国现代化及整个政策制定，无非依靠两条：一是不断变化的情况；二是永恒不变的存在。整个外部世界是驰骛不息、变动不居的，因此，总要根据变化了的情况， 日日新，又日新，总结新的经验，以便通变化裁，趋时利用。但外部世界不管怎样变化，对于一个国家民族而言，总有永恒不变的东西。这永恒不变者，一是人心人 性，二是国家民族的根本文化精神。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历史、生态环境，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人的道德本性与国家民族的根本文化精神，并没有多少变化，而这 恰恰是国家民族文化历史的本质规定性所在，是现代化政策制定不可忽视的最为根本的存在。国家民族的现代化，不仅要有经济基础，更要有文化的精神基础。中国 所以不同于西方，阿拉伯世界所以不同于基督教世界，不在于它们的地理分布与自然环境，也不在于它们的经济基础与政治文化制度，而在于它们文化的形而上学所 发展出来的信仰信念与伦理精神之不同。它构成一种社会历史的内在目的论，也构成了不同国家民族文化历史存在的精神基础。精神基础不同，社会历史则各有不同 本质，而精神是否纯正、美好，最终决定着它们文明样式与程度的高尚低下。因此，五卷《大道哲学通书》也是为了使国家民族更好地认识自己文化历史存在的精神 基础，把握现代化进程的文化历史本质而研究写作的。
    西方既没有欧洲统一的文化历史，也没有治理大国的历史经验。虽然有一罗马帝国，但其统治，则一靠宗教（基督教）维持，二靠十字军式的武力征服，别无强大真 实可靠的社会历史哲学。欧洲直到18世纪，才发展出社会契约。契约就是合同。抛却大纲人伦、政治教化而不顾，物于物而不能与精神世界相通，只靠契约或合 同，如何能解决复杂的社会关系，维系国家民族及各种人生？更不要说复杂的现代社会了。而当人类大部分地区尚处于蒙昧野蛮状态时，在4300年前的东方华夏 大地，就建立起了一个道德高尚、彝伦攸叙、雍容和谐、高度文明统一的唐虞尧舜帝国。希腊人建立斯巴达国，希伯来人建立犹太国，比这晚了将近1000年，而 且国家小得多；罗马帝国的出现，则晚了1800多年；俄罗斯九世纪才建立国家，欧洲直到今天还没有统一。没有国家民族的统一，就不会有国家民族统一的政治 哲学思考，它只能孤立地思考小公国或城邦国的利益。而中国就不同了。唐虞尧舜帝国的建立，不仅为国家民族统一提供了文化历史经验，而且它还建立起一套“惟 精惟一，允阙执中”的历史哲学。从此以后，中国历代圣贤明哲无不以道体一理之纯粹贯通古今，贯通上自伏羲、炎黄、尧舜，下通唐、宋、元、明、清的几千年文 化历史，稽古今之变，核盛衰之理，无不以大道哲学说个究竟。因此，五卷《大道哲学通书》的研究与写作，不仅是为了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提供一种大道历史哲学 原理，也是为建立盛治理想、国德国运、体统纲纪、礼教文治提供历史经验的。
    中国的大道哲学不是狭隘的民族文化哲学，而是天下之学，万物一体之学。它不仅具有天地无不兼覆、无不兼载之道，更具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 悖”的博大精神。以此大道哲学的普遍原理，明明德，止于至善，不仅可用来修身、齐家、治国，而且以其刚健、中正、仁义之精神，更可以为天下开太平。现在联 合国那么多人，那么庞大的机构，所以解决不了世界各国问题，就在于缺乏大道哲学兼覆兼载之道与博大精神，而中国远在唐虞时代就以此“协和万邦”了。当今之 世界，乃是霸道的世界，而不是王道的世界。中国之崛起与复兴，惟有以王道经济代替霸道经济，以中正仁义的价值观代替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方能重新协和万 邦，为世界人民所接受；而大道哲学正是可以为此提供普遍原理的文化哲学。
    近代以来，西方人抱持一种“欧洲文化中心主义”思想，不仅轻视中国文化，也根本不能正确理解中国文化。即使他们过去研究中国文化，也只是靠从商人、传教士 那里获得的一些道听途说的材料，不仅将中国文化的“经”念歪了，更是依照西方文化观，将其变成了异类存在；现在西方一些所谓汉学家，虽然不乏有见地者，但 多数亦是从犄角旮旯搜集一些鄙俗形下材料，作支离破碎猎奇式异类研究的。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他们很少能从最高本体论上研究中国文化哲学根本精神，也鲜能客 观地理解这种精神。出版五卷《大道哲学通书》，从最高本体论、价值论与知识论上揭示中国文化哲学独特内涵和逻辑体系，揭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思想特性与文 明的巨大潜在力量，对世界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根本精神，及在文化交流与学术交流中显示中国文化的“软实力”，有着巨大的意义。
    现在，不仅中国历史处于盛衰转折点上，而且整个人类近二三百年的物欲恶性膨胀已经发展到了极限，世界文化历史也到了一个转折点上，处于一个新的转型期：它 必须由外在的物质极度扩张转向内在精神发展，由功利之求汹汹于天下，转向一个富于人性的温情社会。中国随着经济转型、社会转型，也正面临着文化转型，面临 着一个以诗书礼乐重新教化天下的新时期。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中国要完成新时期以诗书礼乐重新教化天下的任务，要给世界文化历史转变 提供新的哲学原理，出版五卷《大道哲学通书》，亦乃适逢其时也。
然而出版五卷《大道哲学通书》何其难也！过去二三十年，我出书没遇到过困难，常常 是一本书没写完，就被出版社把书稿定下了。现在出版体制改革之后，各家出版社出书，都加强了成本核算、利润经营。因此，出版五卷《大道哲学通书》费了不少 周折！因为该书规模大，成本高，一般出版社是很难接受的。这次，五卷《大道哲学通书》所以能够出版，不仅《道德本体论》一卷得到了华夏英才基金与中国社会 科学院的资助，而且整个“通书”的出版得到了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的资助及华夏出版社的支持。因此，在《大道哲学通书》出版时，我要向上述单位的领导及朋友 们表示诚挚的感谢，同时也感谢中国社科院老干部局对我这些年科研工作的支持。《大道哲学通书》虽说是以大道本体贯通一切、旁通一切的，然它也只是大体具备 而言之的，并非完备无缺的体系，如自然界生化流转的本体论问题，除第一卷《大道运行论》有所涉及外，现在没有以专著的形式展开深入论述。这个缺陷，只有待 完成《中国精神通史》之后，将来撰写《大化流行论》时补上了。
    我的全部著作，大体可划分为知天命之作与非知天命之作两大部分。知天命之作者，怀着天道命令所写作之书也。它充满道德感与国家民族使命感；而非知天命之 作，虽有激情，有社会人生之思考，则没有这种道德感与使命感。《文艺社会学论高》、《文化社会学》等，非知天命之作也；五卷《大道哲学通书》，则是知天命 之作也。写作此书，无私无欲，忘物、忘我，忘掉一切世俗的存在，提神太虚，于“廖天一”的高处，与天地精神相往来。那里没有红灯，没有堵车，没有污泥浊 水，没有鄙俗、腐败与堕落，有的只是一片皇皇光明的世界，上下四方，古往今来，任我驰骋，可以享受无待的自由与精神的快乐！如果把形而上学看作是人类智慧 之巅光辉耀眼的哲学皇冠，那么，提神太虚，会其玄极，以应无方，则是攀登人类智慧之巅，摘取那光辉耀眼的哲学皇冠而研究撰写者也。我希望与读者共享这种境 界！
                          2011年7月9日于天通中苑淡泊居
                                        《盛衰论》自序
    历史是什么?历史的本质是什么?
    历史也许是一条河。它浩荡不息、波浪滚滚，然不论是巍巍尧舜，还是堂堂秦皇汉武，依然只是东流去。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历史也许是一条江。它波涛汹涌，白浪如雪。荡舟其上，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然苏子站在乱石崩云、惊涛裂岸的赤壁上，却悲歌：“大江东去，浪陶尽，千古 风流人物!”稼轩登上满眼风光的北固楼，遥望神州，则感慨：“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不尽流！”而萨都剌登上石头城，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指六 朝形胜地，惟剩下青山如壁，更是感慨：“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
    历史也许是无数的陈迹。但不管是吴楚地，东南坼，英雄事，曹刘敌，还是吴宫花草，晋代衣冠，三峡楼台，五溪衣裳，皆不过是过眼溪山，旧时相识，如今秦耶汉耶?魏耶晋耶?千古兴亡，百年悲笑，皆被风吹雨打去。
    历史也许是一部史书。然而那书中的人物、事件、年代，皆不过是遥远的知识与记忆。它编织了什么?复合了什么?附会了什么?其真情何在？只有天知道。这也就难怪临川先生感叹史书“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了。
    这些感慨，这些悲歌，这些叹息，并不仅仅是追问“历史是什么”？更为重要的是寻求历史的本质，寻求历史究竟有没有真理性?有没有价值和意义?它究竟是一团 乌七八糟的偶然事件堆成的，还是有某种法则和必然性?其兴也，亡也，盛也，衰也，治也，究竟是转头即空的虚无存在，还是有着某种盛衰治乱之理？人在这种兴 衰存亡中的价值是什么?意义是什么?是我看江山多妩媚，江山看我应如是?还是像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历史只是一条被恶魔所铺设的毁灭价值的道路?一句话， 如果历史活动所弥漫呈现的只是些陈迹和假象，那么，历史之真又是什么呢?这种最真实、最纯粹的存在，又怎样影响着国家民族的命运及历史盛衰呢?这不能不说 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哲学问题。我很久以前，就想写一本历史哲学的书，以解决历史的纯真存在及其价值意义问题。
    然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对历史的关注及其哲学思考，是非常不同的，或有的压根儿就不太注意这样的问题。如印度虽有很高的“吠陀”文化，然由于这种文化尘芥 六合，梦幻人生，视天地万物及整个尘世为虚妄，而把抛弃这一切，追求不生不死、永恒常在的梵天境界，视为最高理想。这自然使他们对社会历史的盛衰不太介 意，因而对历史也就缺乏哲学的思考。西方民族虽有历史意识，但他们从古代希腊时期起，所关注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个人命运问题。这发展到中世纪，就 是关注人与上帝的关系，而于这两者之中，关注天国要比关注人类世俗的社会历史更为重要。奥古斯丁《上帝之城》所表现的历史哲学思想，就是这样。而历史的绵 延，及社会存在的严峻事实，因其零乱或较之诗歌缺乏“哲学味”，而被哲学的思考所忽视。直到17、18世纪，这些被忽视的东西，才进入他们关注的视野。中 国民族则不是这样。自我源于何处?祖于何处?从古到今，一直是他们很关心的；特别是列祖列宗的功业及盛衰成败，更是他们所关心的。《诗》曰：“绵绵瓜瓞， 民之初生”；“厥初生民，时维姜源，克禋克长，人弗无子”。《书》曰：“七世之庙，可以观德；万夫之长，可以观政。”可以说，社会历史的绵延与盛衰，一直 是中国民族关注并思考的两大哲学主题。因此，我在完成了《大道运行论》、《绵延论》之后，就开始围绕着盛衰问题，着手写一部中国历史哲学。
    盛衰者，历史之现象也。所以盛衰者，千古之义理也。研究所以盛衰之理，方是历史哲学。因此，本书作为历史哲学之研究，虽不能不涉及一些历史事实，但其研究 任务，不在于指一政之得失，陈一事之利病，更非编年史式地记录历史事实，而其所论，也不屑于描述摘取壅蔽繁琐之历史现象，而是以中国几千年文化历史为大背 景、大立场，将道体一理之纯粹，贯通古今，打通千古治道，以求盛衰治乱之理。具体地讲，就是察古今盛衰治乱之大端而疏理之、会通之、规矩之，将整个研究集 中到几个有关盛衰治乱的大枢机、大根本、大哲理的问题上，以道体一理之纯粹贯通之，以求其至正贞一之理，求其司马光所说的“治乱之道，古今一贯”；“治乱 之原，古今同体”的存在。若不会通古今之道、天下之理，只据繁琐壅蔽的历史事实，这自然是不行的。朱子曾说：“《易》以形而上者，说出那形而下者；《春 秋》以形而下者，说出那形而上者。”本书的研究，既非《易》之以形而上的本体，推演出形而下的诸象数，也非《春秋》之以形而下的诸社会历史现象，隐喻其形 而上的真理，而是以大道本体的纯粹义理，带动上自伏羲、炎黄、尧舜，下通唐、宋、元、明、清几千年的中国历史，稽古今之变，核盛衰之理，于政道与治道上， 说个究竟。因此，本书的副题是“关于中国历史哲学及其盛衰之理的研究”。
    中国古代先圣明哲，论大道必经天下之大经，述盛衰定立天下之大本。我欲效之，著述此书。论叙之文，梗概其次如下：
    无最高法则，无社会历史之本体论，不可为历史哲学。特别是大道历史哲学，不能穷尽其理，没有最高、绝对、终极的存在为本体论，并且是真实无妄的，是不可作为历史哲学理论的。故作《论大道历史哲学的最高原理》为第一章。
    历史的开出，即伴随着哲学的思考；而大道本体论的获得，也为历史提供了为治之道。为总述大道哲学的为治之道，故作《大道哲学：历史开出与为治之道》为第二章。
    历史盛极必衰，剥而后复，其盛衰运演，不仅有其自然法则，更有其运演的根本力量、广泛因果及历史开合与几微之变。故作《盛衰运演论》为第三章。
    历史的本质，不是物的存在，不是政治、法律、制度，而是人心人性。天心即人心。人心人性不仅最终决定着历史的本质，也决定了历史的盛衰。正因为盛衰治乱系乎人心，所以有国有天下者，无不以贞正人心为根本要务。故作《论人心人性与历史的本质》为第四章。
    惟国德是立国之本。国运之长短，在于能否以天德王道仁爱天下；能否为民制产，建立国民生存的根基；能否为民立极，以诚天下之心；能否勿用非彝，追求永恒的法则；能否尚贤止健，聚集大批当国守正之臣。惟具此大德，才能国运昌盛久远。故作《论国德国运》为第五章。
中国历史哲学，是以深厚博大的内圣外王之道为理想的，是以提倡德的哲学，反对力的哲学，为基本价值法则的，并且历史上的唐虞之治，为    此树立了一个清明光辉的理想时代。由内圣开出新外王，自然也应以这种哲学为根本理念。故作《论深厚博大的王道哲学》为第六章。
    体统、纲领、礼教，是立国垂世的根本大计。纲领不正，则国家无把柄；而礼教衰，则国家无盛治。故曰“人无礼不立，国无礼不治，纲不可易，纪不可乱”。其为法者，也是与德同原、大用一体的存在，是不可割裂的。故作《论体统?礼教与盛衰》为第七章。
    文化在国家民族的盛衰中，占据着独特的历史地位。而在诸多文化中，惟以学术教化人心，以文化理想统御政治之道，以广大悉备之道融合浃化诸族文化，以纯正厚 重的风俗，建构历史的基业，才能为天地立心，为万民立命，才能与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故作《论文化与盛衰》为第八章。
    人和历史究竟应该遵守什么样的价值法则呢?以及怎样判断历史上的善与恶呢?怎样以良知判断致乎历史纯天理存在呢?凡此皆属于通向历史道路的价值论问题。惟遵守仁的价值法则，惟建天理良知的清明之心，才有清明之治。故作《历史价值论》为第九章。
    中国的复兴，中华民族的复兴，仍然需要强大的哲学，需要强大的精神支撑，而不能割断历史，或把几千年厚重的历史及文化传统，变成无关紧要的存在。为走出现代性的遮蔽，为从大道哲学中吸取信念与精神力量，故作《论大道哲学与中国现代复兴》为第十章。
    全书十章，论大道，述盛衰，经大经，立根本。前两章总论大道历史哲学的最高原理及为治之道，三至九章分论历史运演、人心人性、盛治理想、国德国运、体统纲 纪、礼教文治及价值法则诸问题，最后一章为继往开来，讲如何归复重建大道哲学的历史精神。整个论著虽显冗长，有不尽意处，然其契理举要，则守道不移，竭心 尽力矣。
    中国自古就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记言则有《尚书》，记事则有《春秋》。《尚书》以典、谟、训、诰、誓、命之文，讨论彝典，昭示恢宏至道，多属历 史哲学本体论问题。而《春秋》纪人事，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则隐喻着历史哲学的整个价值论。自然，言不离事，事不离言。记事之 《春秋》，则尤明王道之大法；记言之《尚书》，更尊天地之大义。至于《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之变，《诗》曰“于穆不已”的相续之理，以及《礼》、《乐》之和 天地、调阴阳、叙人伦，也皆是历史哲学的大法则。章学诚曾言“《六经》皆史”。依我看，《六经》不仅皆是历史，亦皆是历史哲学。而且中国历史哲学的基本原 理与价值法则，《六经》皆已具备，后世的哲学家及历史学家，虽有创造，然大多不过是发挥《六经》之旨。我之研究中国历史哲学，著《盛衰论》，主要是以《六 经》为依据，为指归的。
    本部论著，从其他哲学家、史学家的著作中获益也是不少的。《论语》、《孟子》所讲唐虞三代天德王道之治，《老子》、《庄子》之言大道旷荡，蓄养万物，自不 待言。《史记》、《汉书》二书之史实及所记礼乐、食货诸多制度，更为本部论著引以为据。特别是太史公《史记》“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 治学精神，给了我写作此书以极大的鼓舞。《汉书》所记董仲舒之策对，匡衡之上疏，其言阴阳相荡，善恶相推，及大道万世无敞，为教化之本原，亦对我良有教 益。其后，王肃废弃康成星相谶纬之学，辩诬而注疏《周易》、《尚书》诸经，王弼摈落一切象数，直达玄道本体，之注《周易》、《老子》，对我理解大道本体的 至正纯粹，亦多有帮助。我从唐人刘知几的《史通》、杜佑的《通典》，所获得的知识，也是很多的。至于欧阳修《新五代史》对人物之善褒贬与价值判断，司马光 《资治通鉴》善言道之得失、政之治乱，更为我所学习；二程以理气论盛衰，朱子治史“陶镕历代之偏驳，会归一理之纯粹”，更对我写作此书有直接影响。我从王 船山的《六经》注疏、黄梨洲的《明儒学案》、顾炎武的《日知录》，以及章实斋的《文史通义》中，所获得的史料及理论观点是很多的。特别是王船山的《读通鉴 论》、《宋论》二书，我更是直接出入其中，获益匪浅。
    我从1997年底完成《绵延论》书稿，即开始本卷书的研究与写作，至今已历时四年有余矣。其间，除了大半年的时间从事《文化价值论》、《文化悖论》、《文 化主体论》即《价值实现论》三卷书的修订或增订工作，其他大部时间与精力，都用于本卷书的研究与写作上了。现在终于该结卷了。回忆这四年多的研究写作生 活，觉得有一种从来未有过的严肃感。这一半也许是因为历史本身过于凝重，另一半大概也是因为本书所涉皆是治国安民的大事，不可不慎。写历史哲学，自然离不 开历史，但我的历史知识是有局限的，特别是历史现象或历史事实的考证，我实在不敢说自己有多少学问。好在本书不是编年史或历史考据之学，而是对历史上盛衰 治乱的哲学思考。尽管如此，由于我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而是从社会学、文化史及哲学史，走进这个领域的。因此，在本书涉及一些历史事实时，很可能有着落不 是处，如果有误，诚请史学界的朋友们给予指正。
    在结束本卷书写作的时候，我已进入耳顺之年。遥想历史上的盛衰治乱得失，似乎又平添了一份成熟感。尽管这种感受来得太晚了，然我毕竟获得了它，并将终生享 用它。这几年，虽白发频添，然文化道德使命感不减。此书结卷之时，外面已是新雨过后，春意勃发。心有快意，欣然命笔，赋小诗一首，以寄情志于此：
风吹上新绿，雨过浥旧尘。
万物皆生意，春蕴几度深?
                                                                              2002年3月10日写于花家地淡泊居
                                                                                     2011年7月10日改于天通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