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莫尔，史称近代“第一位社会主义思想家”。1515年，莫尔用拉丁语写成了《乌托邦》。在《乌托邦》一书中，莫尔通过颂扬新岛乌托邦的贤明制度，批判了刚刚兴起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以及英国的君主专制制度，第一次提出了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理想。莫尔把私有制视为万恶的渊薮。于是，莫尔在思想史上不仅成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创始人，也成了所谓“空想共产主义”的鼻祖。
　　卡尔·考茨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重要人物，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领导人之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1887年，考茨基写了《莫尔及其乌托邦》一书，重新阅读并解释莫尔的《乌托邦》。《莫尔及其乌托邦》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有其独特的位置。
　　《莫尔及其乌托邦》中译本是关其侗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翻译的。此次重印，除订正大量译名以便与学界现有通行译法一致外，还订正了旧版中明显的错字和句子，调整了版式。

　　通向社会主义的入口处站着两个伟人，托马斯·莫尔是其中之一。莫尔以其《乌托邦》在思想史上留名。《乌托邦》设想的“最佳政制状态”实行财产公有制，公民没有私有财产，按需分配……据说，莫尔把私有制视为万恶的渊薮。
　　莫尔的社会主义的基础是现代的，可是却被包围在大批非现代的枝叶中，致使我们极难窥见其本来面目。
　　要理解莫尔的时代，就不但要认识资本主义的开始，还必须理解封建主义的衰亡，尤其需要理解教会和世界贸易在当时所起的巨大作用。

                                                        中译本重印说明（刘小枫）

　　鉴于“社会主义”迄今是世界上强有力的政治观念之一，史称近代“第一位社会主义思想家”的莫尔仍然值得学习思想史问题的人们惦记，尽管今年他已经离世580年……
　　莫尔爵士（Sir Thomas More，1478—1535）生于不列颠王国的首府伦敦，幼年丧母，由曾担任过皇家高等法院法官的父亲带大。莫尔起先在伦敦的教会学校学习拉丁文，14岁那年（1492）进牛津大学学习古希腊文学，逐渐迷上了柏拉图、伊壁鸠鲁和亚里士多德。与如今的许多家长一样，老莫尔认为儿子学古典文学没前途，逼他改学法学。16岁那年（1494），莫尔转入林肯法学院（LinconsInn）攻读英国法，但他对喜欢拿哲学家开玩笑的希腊语作家路吉阿诺斯仍然爱不释手。
　　1455年，英格兰爆发内战（兰加斯特家族反对约克家族），历时长达三十年——史称玫瑰战争（1455—1485）。1485年，兰加斯特家族的远亲亨利·都铎（Henry Tudor，1457—1509）击败并杀死英王查理三世，夺得王位（史称亨利七世），建立“都铎王朝”。亨利七世即位后，开始致力打造绝对君主政体：强行解散贵族武装，拆毁城堡，设立星室法庭惩治不驯服的大贵族，与西班牙、法国、苏格兰、德意志等王室联姻，奖励工商业和航海业，建立起“一个专制而有效的政府”……亨利七世获得王位时，莫尔才7岁，他正好赶上了英格兰崛起的伟大时代。
　　在牛津大学读书时，莫尔就对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作品产生了兴趣——当时的牛津大学已经有人文主义者任教。对莫尔影响最大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是31岁英年早逝的才子庇科（Pico，1463—1494），莫尔不仅把他的作品译成英文，还撰写了《庇科传》。用今天的话来说，所谓“人文主义”就是以复兴古希腊罗马典籍为祈向的“古典主义”。不过，从文明史的角度来看，所谓“人文主义”还表征着如今所谓“民族国家”（其实是独立王权国家）的兴起。毕竟，复兴古希腊罗马典籍与西欧各王国的智识人决意摆脱罗马公教的控制有关。
　　“人文主义”的兴起还与资本主义商业化文明的兴起有关——英格兰在走向绝对王权政制的同时，也在走向商业化文明。1509年，年仅18岁的亨利七世之子亨利八世（Henry Ⅷ，1491—1547）继位。在这位热爱“人文主义”的年轻君主治下，30岁出头的莫尔在伦敦市行政司法长官秘书任上长达八年（1510—1517），两度受英王委派，到荷兰等地调停伦敦商人与当地商人的商务纠纷。在此期间，莫尔写了两部书，一部是用英文写的《国王理查三世本纪》（History of King Richard Ⅲ，未完成），另一部是1515年用拉丁语写成的《乌托邦》——原书名其实很长：Libellus vere aureus nec minus salutaris quam festivus de optimo republicae statu, deque nova insula Utopia（《关于最佳政制状态和新岛乌托邦的既有益又有趣的真金之书》，1516）。
　　莫尔在思想史上留名，靠的就是他不到40岁时写下的这部《乌托邦》。据我们的教科书说，通过颂扬新岛乌托邦的贤明制度，莫尔批判了刚刚兴起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以及英国的君主专制制度，第一次提出了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理想。《乌托邦》设想的“最佳政制状态”实行财产公有制，公民没有私有财产，按需分配，每十年调一次住房，在公共餐厅就餐，穿统一的公民装，经济政治权力一律平等，每人轮流到农村劳动两年……官员由秘密投票方式选举产生，职位不得世袭……居民每天劳动六小时即能满足社会需要，其余时间从事科学、艺术、智识方面的游戏活动……在新岛乌托邦，没有商品货币，金和银一类贵金属只配用来制造便桶溺器……据说，莫尔把私有制视为万恶的渊薮。于是，莫尔在思想史上不仅成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创始人，也成了所谓“空想共产主义”的鼻祖。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乌托邦》对圈地运动的描写成了证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生动材料。
　　《乌托邦》究竟以怎样的笔法“空想”共产主义呢？莫尔自己说得很清楚，他作为“伦敦公民和司法长官”仅仅是在“转述”一个名叫“拉斐尔·希斯拉德”（Raphael Hythloday）的航海家与一个名叫“莫鲁斯”的人关于最佳政制状态的两次谈话。莫尔笔下的希斯拉德（而非莫尔本人）宣称，乌托邦岛国是optimus status republicae\[共和国的最佳状态\]，唯有这个岛国配得上res publica这一称号，在那里，无人拥有任何东西，但所有人都很富足。res publica的含义译成英文就是commenwealth / public weal，这意味着，没有私有财产的政制才算得上是res publica。希斯拉德断言，只有在乌托邦岛国才有平等和公义，他抨击正在追求以商业化致富的西欧诸国，称这样的国家是富人的阴谋（conspiratio diuitum）——既然大不列颠王国就是正在追求商业化致富的王国，希斯拉德的谴责当然首先指向的是英国。
　　可是，我们不能把希斯拉德的观点当作莫尔的观点。与希斯拉德交谈的莫鲁斯（Morus，据说这个名字是莫尔名字的拉丁语写法）对希斯拉德的说法并不认同，他认为乌托邦人的许多习俗和律法实在荒谬。最让莫尔笔下的莫鲁斯感到荒谬的是，乌托邦人无需货币流通就能够在一起共同生活。希斯拉德攻击追求商业化致富是“肆心”（superbia）的表现，莫鲁斯却认为，如果没有货币，国家生活的光彩和荣耀会荡然无存。他还认为，这种看法是一种“公共意见”（publica opinio），似乎追求商业化致富具有民意基础。如果莫鲁斯（Morus）就是莫尔（More）的化身，那么，莫尔的《乌托邦》就绝非是在“空想”共产主义，反倒是在为追求商业化致富的绝对君主政体辩护，甚至有可能是在教育年轻的君主——毕竟，亨利八世当时才25岁，而且十分喜爱人文主义式的作品。
　　当然，我们也不能把莫尔笔下的莫鲁斯当作莫尔本人，即便有证据表明的确如此。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应该对《乌托邦》中通过希斯拉德之口所表达的最佳政制观当真。《乌托邦》虽然是对话体，但莫鲁斯并没有与希斯拉德展开论辩——希斯拉德讲完之后，莫鲁斯仅仅说，关于最佳政制的话题还应该更深入地思考和讨论，然后就请客人进屋里用餐。这样的结尾使得《乌托邦》看起来像是柏拉图笔下的没有结论的对话。无论如何，虽然希斯拉德对乌托邦岛国的赞美充满激情，莫尔让他的这个最佳政制状态听起来不过是“世上并不存在的地方”（Nowhere）。如莫尔研究专家所说，由于莫尔在给伊拉斯谟的信中提到《乌托邦》时用的是拉丁词nusquam（而非utopia），因此，《乌托邦》有可能是一个不列颠王国的人文主义者的“打趣”之作——“希斯拉德所讲的故事貌似真实，但懂希腊语的人文主义者却明白它是虚构”
　　米勒，“《乌托邦》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清谈”（卢白羽译），见刘小枫主编，《古典诗文绎读·西学卷现代编》，上册，华夏出版社，2010。。Utopia\[乌托邦\]这个虚构的希腊文语词由和拼合而成（意即“乌有之地”），莫尔用这个语词未必一定意指的是所谓理想的政制状态，反倒有可能暗示：无论哪里都不会有理想的政制状态。按此来识读，莫尔写《乌托邦》就不是在“空想”而是在“打趣”共产主义社会——把私有制视为万恶之渊薮不过是在调侃。
　　倘若如此，《乌托邦》就是拿所谓“共产主义社会”开的一个玩笑。莫尔没有想到的是，后人的阅读却拿他本人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乌托邦》中的希斯拉德被当成了莫尔本人。启蒙运动之后，莫尔的“打趣”成了“空想”……到了19世纪，一些欧洲的启蒙智识人甚至决心把“空想”变为现实。为了实现这一政治诉求，就有必要重新解读莫尔的《乌托邦》。第二共产国际的著名理论家考茨基（Karl Kautsky，1854—1938）33岁那年（1887）写成的《莫尔及其乌托邦》一书，堪称重读《乌托邦》的代表作——值得提到的是，同年考茨基还写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书。
　　考茨基没有想过这样的可能性：莫尔“空想”的也许并非共产主义，反倒有可能是商业资本主义。即便如此，他的《莫尔及其乌托邦》仍然不失为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也有其独特的位置。即便今天重读《乌托邦》，考茨基的这部著作仍然有参考价值（英译本迄今仍在重印）。我们重印关其侗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翻译的《莫尔及其乌托邦》（北京三联书店，1963），为的是让我们重新阅读莫尔时有所参照，从而认识到：阅读古典作品时如果忽略古典作家的笔法会付出怎样的历史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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