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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杜维明（1940—），出生于云南昆明。中国当代著名学者，现代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当代研究和传播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家。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后获“哈佛—燕京”奖学金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曾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伯克莱加州大学。1981年，始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1988年，获选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1996—2008年，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2010年12月，获聘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主要著作有《二十一世纪的儒学》《杜维明文集（五卷）》等。
编者简介：
杨朝明，1962年出生，当代著名学者、儒学家、史学家。现为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任山东孔子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和《孔子研究》编委。山东省儒学研究基地主任、首席专家、学术带头人，《孔子文化研究》主编、《孔子文化》编委会主任。著有《论语诠解》等。
编辑推荐
杜维明先生既是新儒家的代表，也是一位具有宽广视野和开阔思路的国际性哲学家。他对儒家传统和中国哲学的理解非常深刻并极富新意，他所创造的一些研究思路和学术术语已广为学界接受，而他对思想论域的开拓，更是大大拓展了儒家乃至人类的精神广度。要想真正理解杜维明先生，必须要对他全部的思想领域有所认识，本书是一个极好的入口。
书摘插图
2009年度孔子文化奖颁奖辞
儒学走向世界的引领者——杜维明
他是现代新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当代研究和传播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家。
他学贯中西，享誉国际，数十年磨一剑，矢志不渝地探究、注释、传播儒家哲学；他奔波全球，风雨兼程，为儒学精神的现代认同与显扬，做了大量艰苦而又颇具开拓意义的工作。
他将儒家文化置于世界思潮的背景中来进行研究，直接关切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接轨，通过借鉴跨学科研究的方法，阐发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和儒家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勾画了当代新儒学理论的基本构架，在东亚和西方世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他深切关怀儒学思想的现代命运，倡导儒学研究应吸收西方文化的菁华，开展“文明学习”“文明对话”，拓展出“传统与现代”“儒学创新”“儒学三期”“东亚核心价值”“轴心文明”“文化中国”“启蒙反思”和“全球伦理”等论说领域，推动儒学走进现代文明。
他阔别中国内地数十年，又以七十高龄，回国主持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开展高端儒学思想研究，希望为中国开辟新的人文领土。
他立志于21世纪儒家、儒学的创新，期待儒学成长为“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他是儒学走向世界的引领者、推动者。
获奖感言
尊敬的各位领导、诸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晚上好!
能获得第一届孔子文化奖，我感到非常荣幸。两千五百六十年前孔子诞生了，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大事。德国文化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在1948年宣称，影响世界最深远的四位典范人物是孔子、苏格拉底、释迦牟尼和耶稣基督。
一生既无政治权威又无经济资本的孔子和七十二贤带领了三千位青年才俊以德性伦理、经世致用和人格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从曲阜走向中原，形成了中华民族自我理解和文化认同最有塑造力的思潮。11世纪以来，儒家回应了佛教的净土和彼岸思想，又成为包括越南、韩国和日本在内的东亚文明的体现。
今天，儒家传统通过创造的转化，正面对西化、现代化和全球化进行同情的了解和批判的认识。我想，第二届世界儒学大会和孔子文化奖评审委员会给予我如此崇高的荣誉，不仅是对我四十年来致力于研究、教学和儒家哲学第三期发展的认可，也是对我将来为儒学在21世纪构建新体系、凝聚新智慧的鼓励与期许，使我感到任重而道远。
最后我预祝孔子文化节和儒学大会圆满成功。
谢谢各位。
杜维明
2009年9月27日
弁言
2013年11月26日，是中国当代文化史上值得永远记取的日子。这一天，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到孔子故里，在孔子研究院召开座谈会，发出了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信息。这里，正是历届世界儒学大会的举办地。
习近平主席视察孔子研究院并作重要讲话，这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事件，中国由此进一步坚定而自信地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快了构建时代新文化的步伐。
在视察曲阜之后，习近平主席又多次就传统文化发表讲话，并站在世界文明与国际关系的高度，深刻论述了“思想”对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意义，他指出，中国传统的爱好和平的思想直到今天依然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习近平主席不止一次地谈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前石碑上的那句话：“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此言正深度契合孔子儒学思想的精髓。
中国先人早就看到“人心惟危”，人不能“好恶无节”，要明理修身，推衍亲情，放大善性，“允执厥中”。孔子说：“凡夫之为奸邪、窃盗、靡法、妄行者，生于不足，不足生于无度。”又说：“人藏其心，不可测度，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既然“有度”与“无度”全在“人之思想”，那么，中华文明“以礼制中”的意义便不言而喻。
中国儒学是在继承孔子以前数千年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产生的，具有突出的包容性气质与特征。春秋时期就有人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子儒家集古代文化之大成，形成了“和而不同”的主张，虽不苟同，但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世界文明多姿多样，不同文明之间应当平等与相互尊重、互鉴而相互包容，只有这样，人类文明才能不断发展和进步，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参透其他文明的奥妙，进而求同存异，互相涵摄，和谐相处，共同前行。所以，大力宣传孔子儒学，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国建立民众共同价值信仰体系的需要，而且正符合世界的需要与时代主题。如果能将孔子儒学精髓更好地传承下去进而传播出去，这将是中国献给世界的最伟大礼物。
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国儒学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先秦时期，即通常所谓“原始儒学阶段”，这是儒学创立时期；二是秦汉以来至近代以前，这是“帝制中国时代”，是儒学与社会历史文化密切结合的时期，可概略称为“儒学发展阶段”；三是近代以来，尤其甲午中日战争以来，这可称为“儒学反思阶段”或者“儒学反省阶段”。
对中国儒学进行这样的划分，有助于对儒学价值的认识。作为思想文化，孔子儒学的影响之大可以说罕有匹敌，而对其价值认识的分歧之大竟然也无与伦比。这已被视为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景观”。然而，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言，因为有了孔子的学说，“伟大的中华民族比世界上别的民族更和睦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几千年”，这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时间虽然过去两千多年，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人们仍然必须立足于孔子所确立和阐述的那些价值观念。
人们之所以对儒学认识存在分歧，原因很多。近代中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变动，促使人们反思自己的民族文化。在帝制时代，孔子被尊崇到极高地位，儒学是统治学说，新文化运动的矛头自然直指孔子，借以打倒儒学和传统文化。这种“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运动，其思维方式上存在着偏颇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这场“思想启蒙运动”以鲜明的反传统形式出现，但仍然有人看到孔子与后儒的不同，明确指出不能完全否定孔子和传统，主张分清“真”“假”孔子。如李大钊说：“余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灵魂也。”
随着学术的进步，人们对儒学的变化看得更清楚了。在儒学“创立”时期，儒家思想带有明显的“德性色彩”，早期儒家强调“正名”，主张“修己安人”和“仁政”、“德治”；汉代以后则有不同，适应专制政治制度的需要，逐渐强调君权、父权和夫权，儒学慢慢蜕变，染上了显著的“威权色彩”，呈现出为后世所诟病的“缺乏平等意识和自由理念”，也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
了解这一点十分重要！原来，强烈“保守”传统的人多看到了原始儒学的真精神，而对孔子儒学持“激进”立场的人则更多看到了作为“专制政治灵魂”的那个“偶像的权威”。难怪“新启蒙运动时期”有学者提出要“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我们确实更应该关注原始儒学，分清“真孔子”和“假孔子”，澄清误解，明辨是非，正确对待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我们应当感谢世界儒学大会，感谢“孔子文化奖”的设立，她对于推动孔子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自2007年举办发起国际会议以来，世界儒学大会已成功举办了六届七次。先后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10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800余篇，出版了六部学术论文集。经过八年多的建设，世界儒学大会在国内、国际上都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成为汇聚海内外儒学研究权威机构、知名学者以及各界人士的全球性儒学盛会，搭建了跨地域、跨学科、跨行业的国际儒学研究与文化交流的高端平台，并成长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载体。
从2009年开始，每届世界儒学大会期间，还有一个重要的盛典，这就是颁发“孔子文化奖”。该奖项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设立的我国儒学研究和推广领域的最高奖，旨在表彰鼓励世界各地为儒学研究和孔子文化传播做出贡献的团体、个人和非政府组织。获得“孔子文化奖”的学者和机构，2009年度为杜维明先生和孔子基金会，2010年度为庞朴先生和国际儒学联合会，2011年度为汤一介先生和汤恩佳先生，2012年度为牟钟鉴先生和韩国成均馆，2013年度为李学勤先生和安乐哲先生。
为保证“孔子文化奖”的公正性、神圣性，“孔子文化奖”组织委员会制定了科学严密的推选程序。从推选委员会的专家组成，到具体的推选实施方案；从推选委员独立匿名提名，到汇总后再次提请推选委员进行选举，都十分严谨、公正、细致，这是对“孔子文化奖”的尊重，更是对“孔子文化”的敬重。因此，每一次“孔子文化奖”颁奖，都成为人们讨论最热烈的话题，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认可，受到社会的广泛赞同。
可以说，每一位“孔子文化奖”获奖学者都立足于学术前沿，深刻思考中国传统文化问题。在他们之中，有的着力阐发儒家传统的内在体验，显扬儒学的现代生命力；有的致力于解读中华文化密码，阐发中华智慧；有的用心考察儒、释、道三家，以独到的见解丰富深化儒学认知；有的笃行儒道，胸怀天下，在弘扬孔子文化和推广儒道上不遗余力；有的探源古代文明，解读早期中华文化的高度与深度，彰显孔子思想与儒家学说形成的广阔舞台；也有毕生钟情于中国文化的西方儒者，以比较的视野阐发儒学的价值，向全世界介绍儒家学说。这些获奖学者的贡献有目共睹，他们获得孔子文化奖乃众望所归。
为了更好地展示“孔子文化奖”获奖学者的风采与成就，回顾和宣传他们的学术贡献，在孔子文化奖组织委员会的领导下，世界儒学大会秘书处组织选编了这套“孔子文化奖学术精粹丛书”，这同时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世界儒学大会，了解“孔子文化奖”。
本次出版的是前五届获奖学者的学术文粹。以后随着世界儒学大会的继续举行，随着新的“孔子文化奖”获奖者的产生，该“文粹”还会继续编辑下去。
世界儒学大会执行秘书长
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
杨朝明
2015年8月5日
自序·儒学的精神人文主义
这本集子，是以我最近十余年的思想文本为基础编选而成的。在1997年，我出版了一本类似的选集：《一阳来复》。这两本书的共同特色是，它们都不是整篇文章的选集，而是按照论域、论题进行编选的。如果说《一阳来复》那本书主要回顾的是我上世纪在台湾东海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和哈佛大学追寻儒家传统当代价值的思想道路的话，那么这本书记录的则是我从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到回归故国、加盟北大，致力于开展文化中国、文明对话、启蒙反思和世界伦理等思想论域的心路历程。
而中国，这个有着五千年以上长久记忆的国家，在历经一百七十余年的坎坷发展后，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需要文化、学术、思想发生原创性突破的时刻，这是一个需要儒家以及整个中华文化传统在文明对话过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并为经济社会和民族文化发展提供助力和贡献思路的时刻。
所以，我自1996年至2008年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达十二年，将自己的研究范围——儒学创新和文明对话、文化中国、启蒙反思等宏阔的思想领域联系在一起。回到中国后，我在北京大学创建了高等人文研究院，并担任院长，在此期间，我进一步开辟了全球伦理、生态意识、人文精神等议题。近来，我一直在关注“精神人文主义”的创建。
所谓“精神人文主义”，就是超越了凡俗的人文主义。它关注的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动态过程，而不是人的片面的、符号化的、固化的静态结构。在精神人文主义看来，人是具有感情、社会性、政治性、历史性、艺术性、超越意识等复杂面向的，而不是经济人、理性人的概念可以包容的。我认为一个人一生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学做人”。这个观念，已经为世界上众多哲学家所接受，并成为2018年在中国举办的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学以成人”。这也许是第一次，来自中国甚至是非西方世界广为大众所知的文化理念成为世界哲学大会的讨论主题。
在我所毕生从事研究的儒学传统中，有关“精神人文主义”的资源极其丰富。在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等儒家看来，人不是孤立的、单一面向、固定不变的，一个真正的“人”，应当是自我人格完善、与社会他人和谐、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与天道合一而相成的。
从儒家出发看“精神人文主义”，要求一个人：首先，要挺立起个人的人格主体性，肯认自己独立的道德人格，也就是个人的身体、心知、灵觉与神明要得到充分的发展与和谐的统一。其次，人是有社会性的，一个人要能够与社会他人之间健康互动；同时，在具体的政治社会生活中，要始终贯彻儒家的民本思想；而且，人要有深刻的历史记忆。这原本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中国人过去本来有五千年的长久历史记忆，但过去一百七十多年来它被人为地割裂斩断，中国人变得健忘、淡忘，甚至主动忘记并曲解历史，这是亟需解决的难题。其三是关爱自然，也就是生态意识，人如何与自然保持持久的和谐。最后是要具有超越意识，敬畏天道神明，能够体知到自我生命的有限制性和向未来展开的无穷可能性之间的张力。
我之所以提出“精神人文主义”，是立足于此前的“启蒙反思”。在当今世界，“启蒙运动”以来的西化、现代化、全球化，是时代的主流。但是，这一主流导致了一系列人类存在的根本性困境：其中最大的代表是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人不再满足于做大自然中的一分子，而要成为自然的宰制者、征服者，于是人对自然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掠夺与剥削，结果，人类自身成了这一过程的最终受害者，环境破坏、生态灾难几乎发生在地球各地。同样，狭隘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宗教派别主义”，将人类撕扯成一个个分裂的族群，而失去国家间、民族间、宗教间达成共识、和平相处的可能。更有甚者，人与人之间因执迷于狭隘的经济人、理性人、独立个体观念，而丧失了凝聚成真正共同体、实现共同善的可能，于是，在这个最文明的时代，同时发生着最不文明的人对人的野蛮斗争。也就是说，人在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可怕、最恐怖的破坏者同时，也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最悲惨的被伤害者。
那么，怎么办？也许，只有回到最本源的思考中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而哲学，作为反思的智慧，不应有任何预设，它应当是随时可以辩难、讨论的，也即是说，哲学学者必然具有“敢于思想”的自由。而这种自由，使我们有可能摆脱各种主义的限制，进行真正的思考。而通过这种真正的思考，我们可以发现，本真的关于“人”的哲学必须要从活生生的具体的人下手，不可以只从抽象的人入手。所以，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把活生生的个人作为哲学思考的起点，既能避免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人、经济人等概念对本真的人的压制，又能避免主观主义、特殊主义、情境主义的限制，而最终通过对话形成共识。同时，要能深刻把握自我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充分而开放地体认真我，构建出真实的、永恒普遍的“人”。我们对启蒙进行反思的努力，就是要为儒家的“身心之学”开拓发展的空间。
可见，这种“精神人文主义”与“世俗人文主义”是十分不同的。它不遵从“启蒙运动”以后西化、现代化、全球化的以政治和经济为导引的规则，而是以本真的人为根本视角。所以，在精神人文主义的价值观视野中，既需要自由，也需要正义；既需要理性，也需要同情；既需要法律，也需要礼乐；既需要个人，也需要社会；既需要人权，也需要责任。当然，没有自由的正义会异化成宰制性的权威，没有理性的同情既不合理也未必合情，没有法律的礼乐会紊乱失序，没有个人尊严的社会很容易成为“同而不和”的极权统治，没有权利的责任很难避免消极的服从。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既汲取启蒙的资源又走出启蒙的困境，构建出一个真正的全面发展的“人”。这个人是身、心、灵、神整合的，与他人健康互动的，与自然持久和谐的，与天道相辅相成的。
其实，西方对启蒙运动进行的反思也是近些年的一个思想热潮。从反越战提出人权、族群的问题，到女权主义、生态环保、文化多样性乃至社群伦理，等等，西方一批杰出的思想家都认识到了启蒙运动的弊端所在。为了解决这一困境，他们诉诸轴心文明——公元前600年左右在世界各地兴起的几大文明——如希腊文明、希伯来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等。轴心文明提示我们，人类文明的走向应当是多元、多样的，而不应是单一文明的发展模式。但同时需要注意，各个文明不能仅仅具有自己特殊性的价值，还必须具有公共的、普遍的意义。换句话说，未来的文明发展，不可能是单边一元的，而必然是多元多样的；同时，这多元多样的世界文明，又不是特殊主义的、分裂主义的，而是互相理解、对话的，并能实现整个世界的公共价值和解决整个地球的公共问题的。
中国对此问题的回应，由儒家出发的“精神人文主义”可以提供重要的参照。一方面，儒学经过一百多年的花果飘零，不仅凝练了坚实的主体意识，而且迎来了从“一阳来复”到“否极泰来”的机遇。但另一方面，我们却还有着近代以来的沉重负担，而且对西方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精华思想还要更深入、更充分地吸收。这样，就造成了当下儒家的发展实际上面临着现代转化和转化现代的双重问题，也就是真正的儒家思想创新的出现必须同时是当前中国的也是未来世界的。具体来讲，当下儒家在国内面临着通三统的问题，即必须对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等做出合理的回应；在国际上，面临着如何既很好地吸收西方普遍性价值，同时又将自己的具有普遍永恒意义的核心价值创造性地发挥出来。而在儒学内部，要合理处理“道、学、政”的关系问题。康有为、梁启超提出的国体和国教问题，梁漱溟、熊十力由佛教进入儒家而引出的宇宙人生问题，张君劢由宪政立法引出的社会政治问题，《学衡》提出的文化融合问题，唐君毅、牟宗三深入西方哲学后引出的儒家本体论以及政道如何转化的问题，徐复观、钱穆从中国文化思想史引出的中国政治制度如何现代化的问题等都必须严肃对待。所以，儒家的“精神人文主义”要能够面对以启蒙运动为主轴的现代西方凡俗化的人文主义，从心性儒学入手，以文明对话的开放心态，反思中国历史上开陈出新的儒家及其现实意义，逐渐促进当代中国、当代中国人的全面发展，最终还可以为人类的存活和共同繁荣提供参照。这不仅是一个思想论域的拓展，更是一条生命哲学的实践道路。我希望能在这条路上继续迈进，若有心得则和大家分享。我要感谢王正和王小超两位同道，编辑这本文集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他们对我的思路有了解的同情。我期待更多的朋友积极参加讨论和辩难。只有在开放、多元和不断自我反思的氛围中，精神人文主义的思想论域才会壮大，而其实践道路才会畅通。
杜维明
201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