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先生是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哲学教育家。他在儒学、早期道教、魏晋玄学、佛教、中国文化与哲学、中西文化比较等领域都做出了深入、精专的研究。尤其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诠释颇具慧心，他提出中国哲学以三个基本命题来表达真、善、美的观点，这就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
　　汤先生著述宏丰，主编《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第一次系统、完整地展示了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的百年历程，被张岱年先生称为“一项贯通中西哲学视野的难得的学术工程”。而皇皇十卷本《汤一介集》基本囊括了汤先生已发表的论著与访谈，本书的编选材料即从这部文集而来。
　　汤先生一生致力于儒、释、道三教的研究，最后又归宗于儒。他曾讲道：“在儒家的生死观念中，所感到痛苦的是‘苦在德业之未能竟’。”汤先生一生的德业，是无愧于儒家的担当精神与责任意识的。

　　杨朝明，1962年出生，当代著名学者、儒学家、史学家。现为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任山东孔子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和《孔子研究》编委。山东省儒学研究基地主任、首席专家、学术带头人，《孔子文化研究》主编、《孔子文化》编委会主任。著有《论语诠解》等。

　　他是建树卓著的哲学研究专家，是造诣精深的国际知名学者。
　　他传承家学，贯通中西，在儒道释、中外文化比较和中国解释学等诸多研究领域都深学独造，成就非凡。数十年来，他投身于中国哲学研究，积极探寻其中的真、善、美，擘理析义，阐发精微，提出了“普遍和谐”“内在超越”“文化合力”“中国解释学”“新轴心时代”“普世价值”“走出中西古今之争”等具有前瞻性的新理念、新课题，建构了一整套中国哲学理论体系，对传统中国哲学研究有开拓性贡献。在儒学研究方面，他对儒学的历史定位、特殊价值、近现代命运及未来前景都有一系列发人深省的独到见解，丰富了人们对儒学的认识，推动了儒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他秉承“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家训，知行合一，积极投身于各种重大的学术研究和文化宣传活动。20世纪80年代他力倡“国学”，建立国学研究所，发起对梁漱溟、熊十力等现代新儒家的研究，创办中国文化书院，尊重前辈，奖掖后学，掀起了一轮研究传统文化的热潮。耄耋之年组织、主持大型中国文化学术工程，成立儒学研究院，为儒学研究的发展、民族文化遗产的保存竭尽心力，贡献卓著，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
　　他的哲学覃思、儒学论见、国学研究，硕果累累，辉煌璀璨，他是中国文化的振铎者、领航者。（2011年度孔子文化奖颁奖辞）

　　　　　　　　　　　导读：汤一介先生的思想与人生
　　　　　　　　　　　　　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  干春松
　　汤一介先生学术成就巨大，获得了许多的荣誉，比如“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等。他的研究横跨儒、释、道、中西文化比较等多个领域，并多有发前人所未发的创见。而进入21世纪之后，因为编纂《儒藏》，汤一介先生的主要关注点集中在儒家文化方面，获得儒学研究领域的最高奖“孔子文化奖”，亦可谓是实至名归。
　　2014年，孔子研究院准备编辑“孔子文化奖”获得者的学术精粹丛书，此乃是有功于学林的事。2014年9月8日，汤一介先生不幸去世，故而《汤一介卷》的编辑工作有赖于孔子研究院的同仁完成。承蒙汤一介先生的夫人乐黛云先生错爱，嘱咐我写一个简单的导读，我不揣鄙陋，试图结合汤一介先生的为人和学术贡献，做一简略介绍，以期成为读者理解汤先生学术创见之津渡。而要完整了解汤一介先生的学术贡献，则应细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十卷本《汤一介集》。
　　要了解一个人的思想，必要结合其为人与为学之准则，方可不离本来面目，所以我们从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来介绍汤一介先生的贡献。
　　在《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有这样一段话：“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叔孙豹和晋国的范宣子对于如何才能算得上“死而不朽”进行辩论时所提出的标准。在叔孙豹看来，仅凭祖上的恩德而获得的荣誉只能算是“世禄”，而不能称为“不朽”，唯有经过自己的努力，进而立德、立功、立言，且能持久被人认可，才能算作“不朽”。后来，唐人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对德、功、言三者分别进行了界定：“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当然这是一个十分高的标准，恐怕只有圣贤才能达到。但是，儒家素来存在“希圣”“希贤”的精神追求，即使自己不能达到，也依然会朝着这一方向继续努力。而在我熟悉的人中，汤一介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以“三不朽”为目标而不断努力的人。
一、立德：事不避难，义不逃责
　　作为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的哲嗣，汤一介先生继承了家族“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家训。如果仅就学术成就而言，汤用彤先生在玄学和佛教研究上的许多贡献或难以超越，但以学术和事功综合看，汤一介先生亦可以说得上是“光前裕后”，做出了他自己的独特贡献。
　　如果以孔颖达“创制垂法，博施济众”这样的角度来理解立德的话，那么立德的主要目标有两个：一是建立一种规范，二是让许多人受益。汤一介先生的很多工作都是具有建立规范的意义的。在1980年代，百废待兴，思想学术领域以引进西方的学术思潮为其主流，当时“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等译介西方思潮的丛书风行一时。而在这一时期，汤一介先生则创建“中国文化书院”，颇有新文化运动时期“学衡派”的影子。在社会上盛行对传统文化进行否定性的评价的情势下，文化书院则力图改变几十年来人们对儒家彻底否定的思维定势，重新建立人们对文化传统的温情和敬意。这样的做法为1990年代国学热的兴起，乃至进入21世纪之后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奠定了基础。
　　如果将“博施济众”抽象地理解为乐于帮助人，反映在汤一介先生身上，则是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并对学生的学业和生活都多有关照，也培养了许多学生，他们中许多人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的骨干力量。
　　就我个人的体会而言，汤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与乐黛云先生的坚贞感情。在他们婚后不久，乐先生就因为“右派”被下放，许多人让汤先生划清界线，但汤先生始终以“乐黛云同志”称之，而被当时的主事者批评。他们二人自喻为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互相砥砺、互相启发。在乐先生的眼里，汤先生“做事情一板一眼，自己很累，看别人做不好又担心。他想得多，总是很忧心，不像我，做不好也不会遗憾了。汤一介知识广博，却几乎没什么其他爱好，不抽烟，不喝酒，不爱应酬。喜欢听的歌也就那几首，喜欢看的就是几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好莱坞电影，知心朋友也就几个。他是个恋旧的人。汤一介生活很朴素，吃的菜就那几样，对穿也不太讲究。他冬天戴的帽子是毛线的，想给他换一个皮的或呢的，他死活不同意。在很多人的眼中，汤一介性格内向，他其实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很爱小孩，也很喜欢年轻人，但是他不大表现出来，和他聊久了，他会把掏心窝的话都说出来。”汤先生对年轻人的关心，许多与他有交往的人都深有体会。他经常会阅读年轻人的作品，看到其中的优点，他会加以鼓励，使人如沐春风。
　　许多人对于汤一介先生曾参与“梁效”写作组、担任材料组组长的事情多有微词，对此，汤先生并没有避讳，他自己很诚恳地说，参加“梁效”是一个错误。但我同意这样一种看法：“虽有过错，无心为恶。”如果我们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去评判一个人的行为，就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如果我们翻开1949年之后的历史，就可以发现，汤一介先生的父亲汤用彤曾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亦因为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过程中，难以把握政治形势而备受煎熬，最终导致脑溢血突发。汤先生的夫人乐黛云先生，亦被划为“右派”，遭到下放。汤先生自己亦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1973年由上级组织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大批判组，几乎集结了当时最为著名的人文学者，其中就包括汤一介先生。汤先生后来回忆说，当时是作为政治任务来接受的，“党委书记就奉命找我们，说：毛主席要你们去编‘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从我个人讲，我当然很高兴，是毛主席的命令。再加上我有些个人考虑，‘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就是‘黑帮’，挨了一两年批判。1973年正好在反右倾回潮，从学校讲，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招了一批工农兵学员，当时我在学校管工农兵学员的学习，我就觉得过去我们只让工农兵学员学‘毛选’是不行的，可以学点逻辑，又和一些教员编了一个《认识论》提纲。反右倾回潮就说我是右倾回潮：你怎么要离开毛泽东思想来写一些东西？大字报就出来，正好那时候毛主席说你们去编那个东西，我就正好躲过反右倾回潮这个关了，否则肯定又是挨批判了。我就很高兴地参加了‘梁效’。”因此，如果我们还原那个时代，便可以了解，在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下，如果简单地从道德批判的维度来评判人物，反而会导致“以理杀人”的悖论。
二、立功：中国文化书院、中华孔子学会、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和《儒藏》
　　所谓立功就是“功济于时”。如果从1980年代以后三十几年的学术发展史来看，汤一介先生所进行的工作以“功济于时”来评断是毫不为过的。北京大学的李中华教授与汤先生共事多年，是汤先生许多学术组织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他说过：汤先生组织能力极强，善于团结、整合力量。这是学术界的共识。1984年，汤一介先生在王守常、李中华等先生的协助下，创办中国文化书院，通过举办讲习班的方式，使梁漱溟、冯友兰等一大批宿儒重登讲台。而李泽厚、方立天、庞朴等先生，也借助这个平台，展示他们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理解。中国文化书院编辑出版了许多著作，采取的是兼收并蓄的态度，既有余英时等人的著作，也有殷海光等人的作品。
汤一介先生的另一个社会工作是担任中华孔子学会会长。中华孔子学会的前身是成立于1985年的中华孔子研究所。学会成立前后曾得到梁漱溟、张申府、冯友兰、周谷城、贺麟、季羡林、陈岱孙、邓广铭、白寿彝、赵光贤等著名学者的支持，并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和其他高校与研究机构的支持。后改名为中华孔子学会，与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孔子基金会一起是国家级的儒学研究民间团体，首任会长是张岱年先生。2004年张岱年先生逝世之后，汤一介先生接任中华孔子学会会长。汤先生接手学会之后，先是调整组织结构，确定由王中江教授和我协助汤先生的工作，并组成了包括李存山教授、张学智教授和凌孜女士等人在内的新的学会领导群体。学会创办了《中国儒学》辑刊，又与湖南长沙诺贝尔摇篮教育集团、北京什刹海书院等机构建立起合作关系。通过学术活动和教育基地的建立，中华孔子学会成为当代中国传统文化复兴运动中的重要力量。
　　当然，汤一介先生最为人了解的是他自2003年开始组织编撰的《儒藏》。按照汤先生自谦的说法，他当时已经年逾七十，进行系统哲学思考的最好的年华已经过去，那么就利用他的学术见识和组织能力来进行大型的文献整理工作。在中国历史上，有过佛教和道教的文献集成工作，儒家的著作则没有，汤先生的倡议得到了教育部的支持，《儒藏》编撰和研究中心亦得以在北京大学成立。这是一项庞大的工程，结集了国内外四百多位学者，汤先生一方面要精心组织编撰工作；另一方面，由于最初存在大量资金缺口，汤先生还得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积极筹集民间资金。2014年，《儒藏》一百册出版，可以说，这个宏大的工程是汤先生以生命的力量来推动的。
　　2010年，汤一介先生创立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当时，中国已经有以佛教为主的研究基地,也有以道教为主的研究基地,但是没有以儒家思想为主的研究基地，所以他希望在北京大学建立一个儒家研究基地。
　　汤一介先生构想中的儒学研究院首先是一个整合性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把《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整合在一起，共同做课题、带研究生、开设儒学课程。也就是说，要通过儒学研究院的建立把北京大学的儒学研究力量整合起来,加强研究队伍的力量。儒学研究院的开放性并不局限于北京大学校内，而是会扩大到全国，甚至走向世界，《儒藏》编纂力量的整合即为这样的联络奠定了基础。汤先生将办儒学研究院的目标和宗旨概括为五句话：“放眼世界文化潮流，传承儒学思想精粹，阐释儒学特殊理念，寻求儒学普遍价值，创构儒学新型体系。”
三、立言，从真善美到新轴心时代的文化思考
　　汤一介先生曾经说过，他真正从事中国哲学和思想的研究已经是五十三岁以后的事了，在此之前，他最好的岁月被无数的政治运动所消磨。因此，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哲学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普通中国人也不敢想自己可以成为哲学家，因为所有的思想的创造都被归到政治领导人那里。但是，汤先生始终坚持不懈并乐此不疲的事就是思考，而且在不同的阶段，都提出了很具有启发性的观点。2014年7月，在《汤一介集》出版座谈会上，他总结了自己的思考历程。
　　他回忆说，1980年代主要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真善美问题。这个思考是为了回应牟宗三先生的“内圣开出新外王”理论即认识论的说法。汤先生认为，应该从一种新的角度，即从真善美这三个方面来考虑哲学问题，亦即知行合一、天人合一和情景合一这三者的统一。第二个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框架问题。针对许多人认为西方文化是超越性文化，而中国文化则具有内在超越性的观点，汤先生提出了普遍和谐的问题。他认为内在超越落实到人的实践（包括政治、社会各个方面），以及人的自我道德的提升，才有意义；如果不落实到这个方面，就没有实际的效应。内在超越是中心，往上提升到普遍和谐的问题，往下落实到政治、社会实践方面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构成一个框架，一个中国哲学的框架。
　　汤一介先生在1980年代的重要贡献还体现在对魏晋玄学和早期道教的研究上。汤一介先生的学术起步显然和他父亲汤用彤先生的研究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作为助手，参与整理过汤用彤先生的一些著作，1980年代初，汤一介先生便以“魏晋玄学”为专题开设课程。这既可以看作是他对父亲未竟之业的延续和完善，也是他自身学术方向的开掘。汤一介先生在讲授魏晋思想的时候，强调通过对外来思想文化与本土文明之关系的揭示，加深对中国文化自身特点的了解。他从概念范畴体系入手来研究中国哲学，避免简单地搬用西方的概念，并着重分析哲学家建立他们思想体系的特有方法，揭示思想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课堂讲义后以《郭象与魏晋玄学》为题出版。对于这本书，傅伟勋先生认为其“诠释学创见”足以与钱穆先生的《庄老通辨》和牟宗三先生的《才性与玄理》相媲美。
　　汤用彤先生晚年亦治道教，有《读〈道藏〉札记》等发表。受父亲影响，汤一介先生也较早地涉入这一领域。1988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一书问世，汤先生认为自己这本书有五个亮点：一是在“绪论”部分对宗教的本质做了探讨，提出限定和判别宗教形态的若干标准，这成为他往后论述儒、道、释诸家时所遵循的基本认识。二是大胆肯定宗教的价值，力辩宗教不同于所谓的“迷信”，廓清了长久以来人们认识上的误区。三是在史料鉴别上比较用心。四是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南北朝时期的佛道之争，于问题有所深化。五是提出了对《太平经》的一些新看法，而与时论不同。
　　1990年代，汤先生首先关心的是文明冲突的问题，触发点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他指出，如果文明不能共存，世界就将成为一个混乱的世界，一个你争我夺的世界，所以我们怎么看世界？就是要看是文明冲突还是文明共存。第二个问题则是中国现代哲学的转型问题。
　　进入21世纪，汤先生关注更多的是哲学理论问题，延续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的思考，构想创建中国解释学的问题，即中国思想的叙述和建构的问题。其次是儒家伦理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的问题。他深感在中国没有建立起一个当代企业家的精神家园，因此就想到能不能根据儒家的伦理，来建设现代企业家的精神家园。再次就是新轴心时代是否能够到来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重建文化发展范型的问题，他说：人类必须追求新的轴心时代，以使人类社会重新燃起火焰。而这其中，中国文化必须发挥作用。
　　再有一个问题是儒学与普遍价值的问题，汤一介先生从文化共存的思路出发，认为应该挖掘不同文化中间具有普遍价值意义的因素，不应该只承认西方哲学有普世价值，而不承认各个民族文化中间都存在具有普世价值意义的因素，因此我们必须把普世价值与普世主义分开。
汤一介先生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还在写文章，其中一篇是关于“儒释道三教归一”问题的。还有就是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他认为儒家与马克思主义都是实践哲学，都注重人的社会性存在，也都关注辩证法，并认为儒家注重和谐的辩证思想对现代社会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2014年，习近平同志专门探望汤一介先生，在谈话中，关心了《儒藏》编撰问题，肯定汤一介先生为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发展、创新做出了很大贡献。我觉得这个评价对于汤一介先生来说是实至名归的。目前，中国社会处于急剧的变革过程中，在经济强大的同时，如何为中国的持续发展提供价值资源是所有思想工作者的责任。这就要求我们要有包容精神，以融汇新知、昌明国粹的态度，吸收中西优秀文化，站在世界的高度思考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问题。汤一介先生的思考，并不是一个终点，我们应该将他的思考视为可以站立的肩膀，从而为中国社会的进步贡献力量。
弁言
世界儒学大会执行秘书长/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  杨朝明
　　2013年11月26日，是中国当代文化史上值得永远记取的日子。这一天，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到孔子故里，在孔子研究院召开座谈会，发出了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信息。这里，正是历届世界儒学大会的举办地。
　　习近平主席视察孔子研究院并作重要讲话，这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事件，中国由此进一步坚定而自信地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快了构建时代新文化的步伐。
　　在视察曲阜之后，习近平主席又多次就传统文化发表讲话，并站在世界文明与国际关系的高度，深刻论述了“思想”对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意义，他指出，中国传统的爱好和平的思想直到今天依然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习近平主席不止一次地谈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前石碑上的那句话：“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此言正深度契合孔子儒学思想的精髓。
　　中国先人早就看到“人心惟危”，人不能“好恶无节”，要明理修身，推衍亲情，放大善性，“允执厥中”。孔子说：“凡夫之为奸邪、窃盗、靡法、妄行者，生于不足，不足生于无度。”又说：“人藏其心，不可测度，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既然“有度”与“无度”全在“人之思想”，那么，中华文明“以礼制中”的意义便不言而喻。
　　中国儒学是在继承孔子以前数千年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产生的，具有突出的包容性气质与特征。春秋时期就有人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子儒家集古代文化之大成，形成了“和而不同”的主张，虽不苟同，但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世界文明多姿多样，不同文明之间应当平等与相互尊重、互鉴而相互包容，只有这样，人类文明才能不断发展和进步，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参透其他文明的奥妙，进而求同存异，互相涵摄，和谐相处，共同前行。所以，大力宣传孔子儒学，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国建立民众共同价值信仰体系的需要，而且正符合世界的需要与时代主题。如果能将孔子儒学精髓更好地传承下去进而传播出去，这将是中国献给世界的最伟大礼物。
　　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国儒学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先秦时期，即通常所谓“原始儒学阶段”，这是儒学创立时期；二是秦汉以来至近代以前，这是“帝制中国时代”，是儒学与社会历史文化密切结合的时期，可概略称为“儒学发展阶段”；三是近代以来，尤其甲午中日战争以来，这可称为“儒学反思阶段”或者“儒学反省阶段”。
　　对中国儒学进行这样的划分，有助于对儒学价值的认识。作为思想文化，孔子儒学的影响之大可以说罕有匹敌，而对其价值认识的分歧之大竟然也无与伦比。这已被视为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景观”。然而，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言，因为有了孔子的学说，“伟大的中华民族比世界上别的民族更和睦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几千年”，这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时间虽然过去两千多年，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人们仍然必须立足于孔子所确立和阐述的那些价值观念。
　　人们之所以对儒学认识存在分歧，原因很多。近代中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变动，促使人们反思自己的民族文化。在帝制时代，孔子被尊崇到极高地位，儒学是统治学说，新文化运动的矛头自然直指孔子，借以打倒儒学和传统文化。这种“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运动，其思维方式上存在着偏颇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这场“思想启蒙运动”以鲜明的反传统形式出现，但仍然有人看到孔子与后儒的不同，明确指出不能完全否定孔子和传统，主张分清“真”“假”孔子。如李大钊说：“余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灵魂也。”
　　随着学术的进步，人们对儒学的变化看得更清楚了。在儒学“创立”时期，儒家思想带有明显的“德性色彩”，早期儒家强调“正名”，主张“修己安人”和“仁政”“德治”；汉代以后则有不同，为适应专制政治制度的需要，逐渐强调君权、父权和夫权，儒学慢慢蜕变，染上了显著的“威权色彩”，呈现出为后世所诟病的“缺乏平等意识和自由理念”，也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
　　了解这一点十分重要！原来，强烈“保守”传统的人多看到了原始儒学的真精神，而对孔子儒学持“激进”立场的人则更多看到了作为“专制政治灵魂”的那个“偶像的权威”。难怪“新启蒙运动时期”有学者提出要“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我们确实更应该关注原始儒学，分清“真孔子”和“假孔子”，澄清误解，明辨是非，正确对待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我们应当感谢世界儒学大会，感谢“孔子文化奖”的设立，她对于推动孔子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自2007年举办发起国际会议以来，世界儒学大会已成功举办了六届七次。先后有二十七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一千一百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八百余篇，出版了六部学术论文集。经过八年多的建设，世界儒学大会在国内、国际上都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成为汇聚海内外儒学研究权威机构、知名学者以及各界人士的全球性儒学盛会，搭建了跨地域、跨学科、跨行业的国际儒学研究与文化交流的高端平台，并成长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载体。
　　从2009年开始，每届世界儒学大会期间，还有一个重要的盛典，这就是颁发“孔子文化奖”。该奖项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设立的我国儒学研究和推广领域的最高奖，旨在表彰鼓励世界各地为儒学研究和孔子文化传播做出贡献的团体、个人和非政府组织。获得“孔子文化奖”的学者和机构，2009年度为杜维明先生和孔子基金会，2010年度为庞朴先生和国际儒学联合会，2011年度为汤一介先生和汤恩佳先生，2012年度为牟钟鉴先生和韩国成均馆，2013年度为李学勤先生和安乐哲先生。
　　为保证“孔子文化奖”的公正性、神圣性，“孔子文化奖”组织委员会制定了科学严密的推选程序。从推选委员会的专家组成，到具体的推选实施方案；从推选委员独立匿名提名，到汇总后再次提请推选委员进行选举，都十分严谨、公正、细致，这是对“孔子文化奖”的尊重，更是对“孔子文化”的敬重。因此，每一次“孔子文化奖”颁奖，都成为人们讨论最热烈的话题，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认可，受到社会的广泛赞同。
　　可以说，每一位“孔子文化奖”获奖学者都立足于学术前沿，深刻思考中国传统文化问题。在他们之中，有的着力阐发儒家传统的内在体验，显扬儒学的现代生命力；有的致力于解读中华文化密码，阐发中华智慧；有的用心考察儒、释、道三家，以独到的见解丰富深化儒学认知；有的笃行儒道，胸怀天下，在弘扬孔子文化和推广儒道上不遗余力；有的探源古代文明，解读早期中华文化的高度与深度，彰显孔子思想与儒家学说形成的广阔舞台；也有毕生钟情于中国文化的西方儒者，以比较的视野阐发儒学的价值，向全世界介绍儒家学说。这些获奖学者的贡献有目共睹，他们获得孔子文化奖乃众望所归。
　　为了更好地展示“孔子文化奖”获奖学者的风采与成就，回顾和宣传他们的学术贡献，在孔子文化奖组织委员会的领导下，世界儒学大会秘书处组织选编了这套“孔子文化奖学术精粹丛书”，这同时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世界儒学大会，了解“孔子文化奖”。
　　本次出版的是前五届获奖学者的学术文粹。以后随着世界儒学大会的继续举行，随着新的“孔子文化奖”获奖者的产生，该“文粹”还会继续编辑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