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按照“走出疑古时代与古史重建”“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孔子之集大成”“出土文献与早期儒学”“孔子思想的传承与传播”等先秦史的重大问题编排，反映了李学勤先生的学术成就，体现了他的学术特点，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李学勤（1933—），出生于北京。当代杰出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与古文献学家。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1952年夏，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54年，进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85—198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1996年起，人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2004年起，任清华大学文科高等研究中心主任、教授。2008年起，担任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保护中心主任、教授。2013年获首届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2014年9月获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奖终身成就奖”。主要著作有《失落的文明》《走出疑古时代》《周易溯源》《简帛佚籍与学术史》《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文物中的古文明》《夏商周文明研究》《三代文明研究》等。

编者简介：

　　杨朝明，1962年出生，当代著名学者、儒学家、史学家。现为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任山东孔子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和《孔子研究》编委。山东省儒学研究基地主任、首席专家、学术带头人，《孔子文化研究》主编、《孔子文化》编委会主任。著有《论语诠解》等。

2013年度孔子文化奖颁奖辞
中华文明的探源者、守望者——李学勤
　　他是当代中国杰出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与古文献学家。
　　他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中国古代文明研究领域有极深造诣。针对宋代以来低估中国古代文明的思潮，他高瞻远瞩，提出“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继往开来，以地下出土古文字、古器物与传世文献相印证，引领人们追寻中华文明的源头，揭开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真相，打开了中国早期文明世界的大门，展示了先民创造的经验、成就与智慧。
　　他深知儒学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沃土，将孔子儒学置于中国古代文明的广阔背景中，论证了孔子思想的深度、高度和“集大成”特征，阐发了儒学地位。他结合出土资料，研究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认定由孔子整理传世的六经是儒家思想理论的源头活水。
　　他正本清源，论证古书成书的过程与传流。他的研究深入浅出，信而有征，不仅对传统认识补偏救弊，而且开拓了孔子研究的新视野。
　　他利用三十多年来考古发现的大量简帛文献，对古代经典和早期学术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硕果累累、成就卓著。
　　他目光敏锐，见微知著，第一次揭示了汉代以后孔子后裔世守家学而自成一个学派的事实，勾勒了汉魏孔氏家学传承的线索，充实了儒学研究的内容，丰富并加深了人们对于孔子世家的认识。
　　他坚信中华文明有着辉煌的历史，也一定有着更加美好的未来。他对中华文明有着坚定而充足的自信，他是中华文明的探源者、守望者。
获奖感言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我能够在孔子和儒学的故乡曲阜，承受这样的荣誉和奖励，是我有生以来最重要的一大幸事。我生于1933年，1952年开始从事学术工作，如大家所了解，几十年间有种种曲折经历，当然有不少值得纪念的事情，然而在今天获得的荣誉，却是我未曾预料到的。
　　我大胆地认为，我今天的获奖，是大家对我几十年来所做点滴工作的高度肯定。会上对我的介绍，有许多溢美之处，是我实在不敢接受的。近来我在几次不同的场合都说过，我这个人在过去的大半生，所学甚浅，工作很杂，实是乏善可陈，不足为训。这不是故作谦虚的客套话。我本来是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学生，老师有金岳霖、冯友兰等先生，可是1952年我到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做殷墟甲骨的整理。1953年底，又转到历史研究所，担当侯外庐先生的助手，参加《中国思想通史》的写作。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又转去整理新出土的简牍帛书，回到考古和古文字学的行当。几经转折，称为“杂学”是最合宜的。
　　不过，在多年的“杂学”涵泳中，我逐渐形成了一个认识、一个想望。这个认识就是我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被低估被矮化了，而我的想望就是通过客观的论证、正确的评价，使传统文化得到继承和阐扬。因此，我在1981年提出要“重新估价中国的古代文明”，以期对国家的文化建设有益。
　　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即现在大家说的“国学”，我的体会是“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仔细思考，儒学、经学的开创者，自然是古代文明的集大成者孔子，是孔子总结了唐虞三代的文化传统，创立了儒学，特别是其经学，成为传统优秀文化的中心和象征。我多年以来所期望、所追求的，多年以来所致力、所工作的，如果在阐扬民族优秀文化方面有一点效用，我便感到深深满足了。这也正是我对能在曲阜获奖感到特别荣幸、特别激动的原因。
　　我的努力还要继续下去，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点和教导。请允许我对大会、对各位表示衷心的、热诚的感谢！
　　谢谢大家！
　　　　　　　　　　　　　　　　　　　　　　　　　　　　　　　　　　　　　　　　　　　　　　　李学勤
　　　　　　　　　　　　　　　　　　　　　　　　　　　　　　　　　　　　　　　　　　　　　　2013年9月
弁言
　　2013年11月26日，是中国当代文化史上值得永远记取的日子。这一天，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到孔子故里，在孔子研究院召开座谈会，发出了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信息。这里，正是历届世界儒学大会的举办地。
　　习近平主席视察孔子研究院并作重要讲话，这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事件，中国由此进一步坚定而自信地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快了构建时代新文化的步伐。
　　在视察曲阜之后，习近平主席又多次就传统文化发表讲话，并站在世界文明与国际关系的高度，深刻论述了“思想”对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意义，他指出，中国传统的爱好和平的思想直到今天依然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习近平主席不止一次地谈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前石碑上的那句话：“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此言正深度契合孔子儒学思想的精髓。
　　中国先人早就看到“人心惟危”，人不能“好恶无节”，要明理修身，推衍亲情，放大善性，“允执厥中”。孔子说：“凡夫之为奸邪、窃盗、靡法、妄行者，生于不足，不足生于无度。”又说：“人藏其心，不可测度，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既然“有度”与“无度”全在“人之思想”，那么，中华文明“以礼制中”的意义便不言而喻。
　　中国儒学是在继承孔子以前数千年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产生的，具有突出的包容性气质与特征。春秋时期就有人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子儒家集古代文化之大成，形成了“和而不同”的主张，虽不苟同，但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世界文明多姿多样，不同文明之间应当平等与相互尊重、互鉴而相互包容，只有这样，人类文明才能不断发展和进步，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参透其他文明的奥妙，进而求同存异，互相涵摄，和谐相处，共同前行。所以，大力宣传孔子儒学，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国建立民众共同价值信仰体系的需要，而且正符合世界的需要与时代主题。如果能将孔子儒学精髓更好地传承下去进而传播出去，这将是中国献给世界的最伟大礼物。
　　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国儒学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先秦时期，即通常所谓“原始儒学阶段”，这是儒学创立时期；二是秦汉以来至近代以前，这是“帝制中国时代”，是儒学与社会历史文化密切结合的时期，可概略称为“儒学发展阶段”；三是近代以来，尤其甲午中日战争以来，这可称为“儒学反思阶段”或者“儒学反省阶段”。
　　对中国儒学进行这样的划分，有助于对儒学价值的认识。作为思想文化，孔子儒学的影响之大可以说罕有匹敌，而对其价值认识的分歧之大竟然也无与伦比。这已被视为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景观”。然而，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言，因为有了孔子的学说，“伟大的中华民族比世界上别的民族更和睦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几千年”，这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时间虽然过去两千多年，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人们仍然必须立足于孔子所确立和阐述的那些价值观念。
　　人们之所以对儒学认识存在分歧，原因很多。近代中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变动，促使人们反思自己的民族文化。在帝制时代，孔子被尊崇到极高地位，儒学是统治学说，新文化运动的矛头自然直指孔子，借以打倒儒学和传统文化。这种“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运动，其思维方式上存在着偏颇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这场“思想启蒙运动”以鲜明的反传统形式出现，但仍然有人看到孔子与后儒的不同，明确指出不能完全否定孔子和传统，主张分清“真”“假”孔子。如李大钊说：“余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灵魂也。”
　　随着学术的进步，人们对儒学的变化看得更清楚了。在儒学“创立”时期，儒家思想带有明显的“德性色彩”，早期儒家强调“正名”，主张“修己安人”和“仁政”“德治”；汉代以后则有不同，适应专制政治制度的需要，逐渐强调君权、父权和夫权，儒学慢慢蜕变，染上了显著的“威权色彩”，呈现出为后世所诟病的“缺乏平等意识和自由理念”，也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
　　了解这一点十分重要！原来，强烈“保守”传统的人多看到了原始儒学的真精神，而对孔子儒学持“激进”立场的人则更多看到了作为“专制政治灵魂”的那个“偶像的权威”。难怪“新启蒙运动时期”有学者提出要“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我们确实更应该关注原始儒学，分清“真孔子”和“假孔子”，澄清误解，明辨是非，正确对待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我们应当感谢世界儒学大会，感谢“孔子文化奖”的设立，她对于推动孔子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自2007年举办发起国际会议以来，世界儒学大会已成功举办了六届七次。先后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10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800余篇，出版了六部学术论文集。经过八年多的建设，世界儒学大会在国内、国际上都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成为汇聚海内外儒学研究权威机构、知名学者以及各界人士的全球性儒学盛会，搭建了跨地域、跨学科、跨行业的国际儒学研究与文化交流的高端平台，并成长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载体。
　　从2009年开始，每届世界儒学大会期间，还有一个重要的盛典，这就是颁发“孔子文化奖”。该奖项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设立的我国儒学研究和推广领域的最高奖，旨在表彰鼓励世界各地为儒学研究和孔子文化传播做出贡献的团体、个人和非政府组织。获得“孔子文化奖”的学者和机构，2009年度为杜维明先生和孔子基金会，2010年度为庞朴先生和国际儒学联合会，2011年度为汤一介先生和汤恩佳先生，2012年度为牟钟鉴先生和韩国成均馆，2013年度为李学勤先生和安乐哲先生。
　　为保证“孔子文化奖”的公正性、神圣性，“孔子文化奖”组织委员会制定了科学严密的推选程序。从推选委员会的专家组成，到具体的推选实施方案；从推选委员独立匿名提名，到汇总后再次提请推选委员进行选举，都十分严谨、公正、细致，这是对“孔子文化奖”的尊重，更是对“孔子文化”的敬重。因此，每一次“孔子文化奖”颁奖，都成为人们讨论最热烈的话题，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认可，受到社会的广泛赞同。
　　可以说，每一位“孔子文化奖”获奖学者都立足于学术前沿，深刻思考中国传统文化问题。在他们之中，有的着力阐发儒家传统的内在体验，显扬儒学的现代生命力；有的致力于解读中华文化密码，阐发中华智慧；有的用心考察儒、释、道三家，以独到的见解丰富深化儒学认知；有的笃行儒道，胸怀天下，在弘扬孔子文化和推广儒道上不遗余力；有的探源古代文明，解读早期中华文化的高度与深度，彰显孔子思想与儒家学说形成的广阔舞台；也有毕生钟情于中国文化的西方儒者，以比较的视野阐发儒学的价值，向全世界介绍儒家学说。这些获奖学者的贡献有目共睹，他们获得孔子文化奖乃众望所归。
　　为了更好地展示“孔子文化奖”获奖学者的风采与成就，回顾和宣传他们的学术贡献，在孔子文化奖组织委员会的领导下，世界儒学大会秘书处组织选编了这套“孔子文化奖学术精粹丛书”，这同时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世界儒学大会，了解“孔子文化奖”。
　　本次出版的是前五届获奖学者的学术文粹。以后随着世界儒学大会的继续举行，随着新的“孔子文化奖”获奖者的产生，该“文粹”还会继续编辑下去。
　　　　　　　　　　　　　　　　　　　　　　　　　　　　　　　　　　　　　　世界儒学大会执行秘书长
　　　　　　　　　　　　　　　　　　　　　　　　　　　　　　　　　　　　　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
　　　　　　　　　　　　　　　　　　　　　　　　　　　　　　　　　　　　　　　　　　2015年8月5日
自序
　　2013年，在第六届世界儒学大会上，我获得了孔子文化奖，当时我在“获奖感言”中说，我能够在孔子和儒学的故乡曲阜，领受这样的荣誉与奖励，是我没齿难忘的一大幸事。我厕身学术工作几十年来，有种种曲折经历，自然有不少值得忆念的事情，但是这次蒙受的荣誉，实是从来没有预料到的。这番话，表达了我衷心的感激。更出乎我意外的是，现在又有一件重要的幸事，就是我这本以孔子和儒学为主题的小集的编成出版，我真曾认为这是不大可能实现的事。在这里，我要特别向主持和参预小集的辑录、印行等事务的各位先生，表达我衷心的感谢。
　　我常说自己属于“杂学”，所学驳而不纯，学识能力尤其有限，哪里敢讲对孔子和儒学有多少认识心得？然而既在专业方面涉足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便不可能绕开孔子和儒学。孔子在历史上影响之大，是世所公认的。手头有美国汉学家白牧之、白妙子的《论语辨》（E. Bruce Brooks and A. Taeko Brooks, The Original Analect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书的包封上就说：“没有任何人对中国人的生活影响更为深远。他的教诲成为两千多年中国伦理与社会制度的基础，中国的一切都不能离开他的遗教。”我的一些不够系统成熟的见解，只能说是管窥蠡测了。
　　这本集子收录的文字，摘自我历年所写所讲，成文的时期不同，发表的场合更是多样，内容难免有彼此差异甚至矛盾的地方，这只有恳请读者鉴谅。不过关于孔子和儒学，我近年有几点比较一贯的想法，见于小集各部分之中，为了便于读者看这本书，这里想集中说一下，向大家请教。
　　我在几次讲演中都提到，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国学是指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三教九流，博大宏深，然而占据主要地位的是孔子及所开创的儒学。这样讲，绝对没有贬低其他流派的意思，只是描述历史的实际，所以我强调这是事实判断，不是价值判断，下面所说，也是如此。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其次，我主张孔子在学术文化史上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最适当的形容，就是“集大成”者。孔子之所以为“集大成”，很关键的一层原因是他继承、总结和发展了前世贤哲的思想成就。80年前，郭沫若先生的《青铜时代》一书问世，其中已详细论述了商周之际天道观的变革，周人怎样有鉴于夏商两朝覆亡的历史经验，建立了民本德政的价值观念，这方面正为孔子及其儒学所承续。《淮南子·要略》云：“周公继文王之业，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辅翼成王，惧争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故纵马华山，放牛桃林，败鼓折枹，搢笏而朝，以宁静王室，镇抚诸侯，移风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这段话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孔子儒学的渊源。
　　这种天道观的变革，不仅见于周初传世文献，也在近些年新发现的出土材料中间有充分的体现。例如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最近公布的一篇《厚父》，重点论述了“民心惟本，其作惟叶”，是周武王与夏人后裔厚父的对话，孟子引用时明称之为《书》。孔子与其弟子传习诗书礼乐，正表明他们传承前世贤哲的统绪。
　　第三，接着上面所说，孔子集前世贤哲之大成，从而开创儒学的新局面，他对弟子的施教，自然重在诗书礼乐的传习。“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孔子怎样做了整理的工作，以教弟子，《史记·孔子世家》有概要的记述，同时还特别讲到他与《易》《春秋》的关系。因此，我们要全面了解孔子，一定不能离开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六经。
　　不少年来，有学者认为六经与孔子无关，其结果是研究孔子只能依靠《论语》，而且由于《论语》相当一部分在他们看来也不可信，所能依据的惟有《论语》的一些内容。这样要想正确客观地评述孔子和儒学，恐怕是不可能的。
　　关于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前些年发现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诗论》，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诗论》从体裁看，是孔门弟子记录的孔子论《诗》大义，并且由之不难推论，当时讲授的《诗》，经文内容和结构都与现在传世的本子没有根本不同。应当指出，《诗论》作为孔子讲授的性质，与其他若干传世文献是大致类似的，比如《易传》，同样可理解为对孔子所讲的记述整理。关于《易传》成书的时间不能太晚，过去我在《周易溯源》里已反复论证过了。
　　这就是我想到的第三点，如果这样说，孔子本人也可以说是经学家，是传统经学的创始人。所谓“经学时代”，在这个意义上是可以提前的。
　　第四，最后我还想说，孔子和他开创的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作为主流，已经传承了两千多年，这在世界历史上是不多见的。我在世界儒学大会上说过。大家常引用张载的四句，讲“为往圣继绝学”，这确实是我们需要做的。实际在儒学两千余年的历史上，已经有过几次“为往圣继绝学”的事例，每次都不是简单的承继，即过去的回复，而是撷取前贤之菁华，做出面向未来的创新。在今天的大时代，学者更应有“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读者于此如有赐教，何幸如之。
　　　　　　　　　　　　　　　　　　　　　　　　　　　　　　　　　　　　　　　　　　　李学勤
　　　　　　　　　　　　　　　　　　　　　　　　　　　　　　　　　　　　2015年7月14日于暑热中的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