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颂橘草堂医鉴》一书是“全国名老中医传承系列丛书”中的一部详述经典医案诊疗记录、医理方药分析感悟的书。作者宋祚民先生将早年侍诊孔伯华等几位先生时抄写的经典医案、方剂、日常的医理感悟，以及孔老自己行医七十余载的医案奉献出来，由弟子们整理成册，与热爱中医的通道分享。
　　全书共有三卷，其中“卷之一·医家小传”详述了宋老的中医生涯。
　　“卷之二·侍诊医案解析”记述了宋老在侍诊孔伯华先师时，抄写的病案，对各个病案的辨证分析、选方用药、药物加减化裁记录得详略得当。
　　“卷之三·医理医案医话”中“医理篇”总结了宋老的临床诊疗经验，包括对伤寒、温病、湿温疫症的辨证，宋老对津液、奇经八脉、儿科疾病与免疫功能的解析，以及著名的宋老临证的“调理脾胃十法”；‘“医案篇”总结了宋老业医七十余载，在内、外、妇、儿各科的经典案例及分析；“医话篇”讲述了部分宋老早期的从医经历中的逸闻趣事，弟子们在学习过程中的医学、人生感悟，通过这些故事使读者充分了解老一辈中医大师“大医精诚”的精神，对临床各级医师都意义重大，值得我们学习。

　　宋祚民，主任医师，教授，生于1925年3月，北京惠民中医儿童医院名誉院长，1944年毕业于北平国医学院。师从京城名医孔伯华，并经考试取得中医师资格，悬壶济世。50年代创办德胜门联合诊所，行医6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精研经典，并可得心应手的应用于临床疑难重症患者。对温热病、血液病、心肌炎、心脑血管、呼吸、消化、肾病、脑炎、厌食、妇科更年期综合症等内、妇、儿科疑难杂症有丰富经验。
　　宋老是全国民老中医、国家第三批名老中医，著名中医儿科专家，北京中医医院儿科奠基人之一。一生勤于临床和中医教育，为中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作者宋祚民先生是  北京卫视 “养生堂” 栏目特邀专家。

节目地址：http://www.iqiyi.com/v_19rrh4adjw.html宋祚民先生参加养生堂节目视频  (点击下图查看节目视频)

自 序

    　生者乃百年过客，医者以为患者解除病痛为天职，因此必须读经典、知医理、用中药，深读广识，才能将中华五千年来与疾病作斗争、驱邪扶正、令人康复的中医药国粹发扬光大。传承发扬中医药，在深读经典著作领会精神实质的同时还要对近、现代著作和疾病谱的变迁加以研究，才能更好地辨病逐因、辨证施治。我虽行医七十余载，曾出版专著多册、发表医学论文多篇贡献医界，但仍需与时俱进，顺应疾病谱的改变，由弟子们整理近期医治案例，并将我早年侍诊抄写的部分方剂以及日常偶得医理感悟等整理成册，以供热爱中医的同道共享。
　　　　　　　　　　　　　　　　　　　　　　　　　　　　　　　　　　　　　　　　　　　　宋祚民 谨识
　　　　　　　　　　　　　　　　　　　　　　　　　　　　　　　　　　　　　　　　　　　　　乙未年春
　　　　　　　　　　　　　　　　　　　　　　　　　　　　　　　　　　　　　　　　　　二零一五年一月十日

书摘：

　　　　　　　　　　　　　　　　　　　　卷之一 医家小传
　　余幼年为病所苦，立志研医，就读北平国医学院得遇恩师孔伯华，慕先贤之敬业奉献，感中医之广博精深，业医七十余载，虽“鬓衰头似雪”，仍怀雄心壮志，愿留贡献于后人。
　　　　　　　　　　　　　　　　　　　　　我的中医生涯
　　　　　　　　　　　　　　　　　　　　少年抱恨 立志学医
　　1925 年3 月23 日（民国十四年乙丑正月廿九日），我出生于北平德胜门外一个平民家中。父亲宋子铭是鬃行工人，以力求食。打我记事时起，就看他成年累月地在露天野外操持猪鬃，酷冬炎夏极少闲时。旧中国，干体力劳动的人社会地位最低。又脏又苦的猪鬃行业，自然不会为人器重。不过，当时这个行业的经济收入却是比较稳定。我就是在这样无冻饿之虞的底层工人家庭中成长起来的。
　　1937 年我刚13 岁时，母亲突然患病去世，这件事对我刺激甚大。母亲患的是急性痢疾，并非不治之症，但由于缺医少药求治无门，只好眼睁睁望着她离开人间。当时，我就想长大后一定去当医生，为天下的劳苦百姓解除疾病的痛苦。
　　母亲故后不久，我心灵上的创伤尚未愈合，不幸又遭横祸，将腿骨摔伤，卧床难动。父亲请来一位“江湖医生”给我调治，他用未经消毒的大铁针扎入我的膝盖骨内，致使针眼感染化脓，伤势严重，最后“医生”逃之夭夭，我的左腿却留下了终身残疾。真是“庸医杀人不用刀”啊。当时，我想如果我日后当了医生的话，一定掌握真本领，决不草率行医，更不把人命当儿戏。
　　1939 年，我勉强读完了10 年私塾。我把自己想学医的念头说给了父亲，父亲慎思了一番之后点了点头。第二年，我便被送进北平国医学院去学医了，这是我人生道路上一个极不平凡的新起点，迄今算来已有70 多年的历史了。
　　　　　　　　　　　　　　　　　　　　　就读良校 得遇良师
　　1929 年，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后，做出了“取缔中医”的荒唐决议，并准备实施。此举激起中医中药界人士及广大人民的公愤。孔伯华先生作为北平中医中药界的请愿团团长，率队南下，向南京政府请愿。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国民政府不得不收回成命。通过这次请愿斗争，先师孔伯华先生深切感到中医中药事业岌岌可危。尽管它历史悠久、传统深厚，但当局一旦运用行政手段，便可能被取缔。要想保存和发展中医事业，必须加紧培养人才，大力壮大队伍，提高人员素质。为此孔先生与当时跻身“四大名医”之列的萧龙友先生创办了北平国医学院。北平国医学院是我国近代较完善的一所私立中医教学机构。她正式创建于1930年，结束于1944 年，萧龙友先生任董事长，孔伯华先生任院长，历时15 个春秋，共开设过11 届，先后培养出内科、外科、妇产、儿科、针灸、正骨以及药物、按摩等各类中医中药人才700 多名，为继承和发扬祖国传统医药事业、防治某些常见疾病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百余年来，该学院毕业生遍及全国各地，大多数已成为当今医坛栋梁及中医界屈指可数的专家名流。我是该院最后一届毕业生，到我毕业那年，院址已迁到了阜城门内巡捕厅。
　　孔伯华先生呕心沥血、废寝忘食地操办这所中医学院，把自己几乎五分之四的诊费收入用在办学事业上，十多年如一日，直至国医学院告散为止。我上学时，孔伯华先生每日应诊之余，便亲临学院理教，不但参加制订教学计划，安排教学内容，还亲自四处奔走，约请著名中医来院任课。曾在学院任过教的专家名医有：瞿文楼，主讲儿科；姚季英，主授妇科和诊断学；周吉人，专讲《黄帝内经》；安干卿，任教《难经》；陈慎吾，讲授《伤寒论》；赵树屏，主教“医史”；宗馨吾，任教《金匮要略》；张菊人，任教《温病学》；孟庆三，专讲药物；焦会元，施教针灸；孔仲华，教授古典文学和中医常用术语等。这些先生们都是经验丰富、学识渊　博的社会知名人士，所以课徒授业无不游刃有余，加之学生们大都求知欲望很强，故而学习成绩普遍良好，效果颇佳。1944 年，侵华日军妄图强迫中国的医院人员为其侵略战争服务。国医学院办到第11 届时，日本人软硬兼施，威逼利诱，要孔伯华先生交出国医学院归伪政府接管，孔师大义凛然，拒绝听命，宣称“余以兢营十五年之学业，不予委之外人”，从而忍痛解散了这所学校，一时被人们传为佳话。由于国医学院当初未曾被政府承认，所以学生毕业后始终不能领到行医执照，没执照便不许行医。蒙恩师孔伯华先生垂爱，收留我在他的医寓里实习抄方，侍案深造。
　　当年又得遇金书田先生，金老为北平国医学院董事，曾代表北平任南京国医堂干事，建国后金老被聘为北京中医进修学校顾问，并为北京西医学习中医班讲授温病课，因金老高度近视，在北京的家中及后海广化寺应诊时我为其侍诊抄方，多有收获。
　　　　　　　　　　　　　　　　　　　　恩师教诲 受益终生
　　恩师孔伯华先生是一位医德高尚、医道深邃、医理渊博、医术精良的当代名医，他不仅临床经验丰富，而且医疗作风严谨，在辨识病症、因疾下药方面，有独特建树，在温病学方面更是高人一筹。为此深得群众推崇，与萧龙友、汪逢春、施今墨同被誉为“四大名医”。
　　恩师长期钻研中医传统理论，并注重结合实践。他常教诲弟子们说“观书者当观其意，慕贤者当慕其心”（语出唐人刘禹锡《辩迹论一首》）。他反对“唯古是好”和“泥古不化”。他没有门户之见，常告诫弟子们要博采众长，唯贤是取，不可浅尝辄止。他说“寡取易盈、好逞易穷，驽钝之才也”（语出宋人岳飞《良马对》），意思是说，刚学到一点本领就满足，刚能辨认疾病就逞强，这是最没出息的人的行为。
　　恩师非常推崇医家徐灵胎的《同病人异论》一书，并对徐氏辨证论治，灵活施药的科学理论做了相当精辟的解释。他本人也是这一理论的典范。经他诊治的病人，大多数效果显著，有的甚至药到病除。
　　恩师对病人十分同情、体贴，凡登门求治者，无论地位高低、资财厚薄、轻病顽疾，他都精心调治，一丝不苟。尤其对家境贫寒的病人，非但不收诊费，有时还倒付药资。解放前，经恩师治愈的病人中有达官贵人，也不乏贩夫走卒；解放后，求恩师诊病的病人中有中央高级首长，更多的是普通工人、农民。
　　我在国医学院听恩师讲课，毕业实习时又随师秉笔抄方，后来独立工作，每遇疑难病症仍常去登门求教。同窗师兄弟数十人，恩师非但不索取任何报酬，还经常管饭，有时还给我们零花钱。负责挂号的刘老先生（人称“刘二爷”）随师挂号多年，后来年老体弱失去工作能力，恩师便一直供养他到80 多岁作古。恩师的品行、医德、医风时时影响着我们，使我们在日后的行医过程中不自觉地以老师为榜样，以谦逊好学为美德，以为病人解除痛苦为己任，努力为人民服务。
　　　　　　　　　　　　　　　　　　　　　初次行医 即获良效
　　1945 年我在孔师医所实习抄方时，我妻子娘家一位亲戚突患脑炎，托人捎来口信要我速去看看。我到他家时，病人病势垂危已穿好寿衣，被停放榻上。家里人说，已昏迷三日，水米不进。我一观察，发现其面色如土，双目紧闭，脉搏极其微弱，呼吸时断时续，用手指掐按人中穴，毫无知觉，呼叫半天更无反应。这病确实棘手，但作为医生，应千方百计予以抢救。我想起实习期间有次随孔师会诊的也是脑炎病人，表现为不醒人事数日，二便失禁，双目对光反射全无，其危重程度与眼前这位亲戚毫无区别。当时鉴于病人昏迷，不但服药不进，对针刺也全然麻木。孔师当即决定用新鲜西瓜汁化溶安宫牛黄丸给患者灌入，以起到芳香开窍的作用。灌入后病人果然微睁双眼，开始清醒了。接着孔师又用生石膏、鲜九节菖蒲根、银花、连翘等数十位中草药搭配调治，几天后这位病人竟然病愈出院，上班工作了，未留下任何后遗症。想到此，我便试着用这个方子调治。后来这位亲戚也奇迹般地痊愈了，未留任何后遗症。
　　通过这次诊疗，附近街坊邻居对我交口称赞：“名师出高徒。”于是不断有人求我治病，日久天长自己也逐渐摸索出了一些诊病和治病的经验。但遇到繁复或少见的疑难病还不敢应治，每每都得去求教孔先生。先生始终是有求必应，甚至手把手地帮我治疗，向我传经。这为我日后独立悬壶应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悬壶应诊 奋发图强
　　北平国医学院因为未被政府批准备案，所以学生毕业后要开业行医，还得再经考试院进行考试。为此，不少同学毕业后被迫去当教师、职员，或经商、做工。我因跟孔师的时间较长，耳濡目染，亲传嫡授，掌握恩师的医技稍多一些，所以1946年参加北平考试院举行的特种中医师考试时，取得了合格证书，从而有资格正式悬壶应诊，走上了独立工作的道路。
　　人常说“老医生，少戏子”。当时我刚满21 岁，既无丰富经验又乏深刻理论，更无社会声誉，所以来找我看病的人很少，终日门庭冷落，几可罗雀。无奈只得走家串户，寻病送医，生活很艰苦。经常是寅吃卯粮，有时竟有断炊之虞。
　　我这个人不怕吃苦，在国医学院上学时，每天由德胜门外骑车去阜城门内上学。中午学校无伙食，就在锦什坊街口外买个贴饼子，喝两碗老豆腐汤，4年中每天如此。晚上下课后，城门常常已经关闭，只得蹬车绕道西直门甚至朝阳门（当时这两道门是9 点钟才关闭），然后再沿城根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摸黑回家，到家常常是夜里12 点钟以后。由于从小养成了吃苦耐劳的习惯，所以开业行医后，每天走家串户，风尘仆仆也不觉苦。再加上受恩师济危扶困行为的影响，自己为贫苦病人送医上门，自然觉得很坦然。有时遇上十分清贫的患者，也免收诊费或倒贴些药资。一个隆冬腊月的深夜，北郊索家坟有位急性腹痛吐泻的患者虚脱昏迷，病势危急，上医院看病无钱，交通又不方便。其家属匆匆跑来敲门求医，我一听立即相随而去。天黑风大，道路凹凸不平，无法骑车，我绕过雷区，越过两道冰河，才到了患者家。经过救治，这位患者终于痊愈。这件事使我深有感触。当然，那时不过是凭着良心行医罢了，真正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明确“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观念，则是在解放以后，党和人民政府不断组织开业医生学习，才使我逐渐提高了觉悟。不过这是后话了。
　　由于旧中国不重视人民健康，到解放初期，特别是1950 年和1951 年，北郊农村流行的各类传染病较多，尤其冬季，小儿麻疹合并肺炎非常多。这种病现在不算太危险，但在那时死亡率很高，对儿童健康威胁甚大。当时防病治病的医疗网点不像现在这样普及，我就每天送医上门，晚上回来又参加政府组织的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这样我不仅在政治觉悟上有很大提高，还比较准确地摸索到一些预防和治疗小儿麻疹肺炎的规律。那时，我的工作不分上下班，也没有节假日，经常顶风冒雨地奔走于患儿中间，因此受到患儿家长们的赞誉，也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肯定，被北郊十四区政府指定为卫生委员会委员，后来还被保送参加了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和西医预防医学班的学习。这两次学习机会除了使自己的中医知识有所丰富和提高外，还使我接触到了一些西医理论与诊治经验，初步认识到西医的科学性与优越性，掌握了一些西医诊断方法。学习结束后，我便被聘任为北郊区公安嘱托医生。
　　　　　　　　　　　　　　　　　　　创办诊所 执业医院
　　随着城乡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国家对个体开业的医务人员进行集体化改造也开始了。此时，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率先组织起德胜门联合诊所，并被同行们推选为所长。
　　德胜门联合诊所是当时北京市四所联合诊所的第一所，大家纷纷到我们这里来“取经”，正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齐心合力，全心全意地为病人服务，开创了一片大好的新局面。1956 年，首都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我被特邀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还受到卫生部门的表彰。
　　1958 年，我奉调到积水潭医院，担任中医师，开始在国家医疗机构中任职。以后又被调到北京中医医院附设中医学校，任“温病学”和“儿科学”教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又被调到北京中医医院儿科，专看儿科门诊兼顾病房会诊。1978年，我被提升为该院儿科副主任，1981 年成为儿科主任，1983 年被评为副主任医师，1987 年又升为主任医师，1990 年成为北京市老中医继承工作的指导老师，2002 年作为“全国500 名老中医”之一继续做带教工作。
　　　　　　　　　　　　　　　　　　　　辨证论治 因病施药
　　孔伯华老师毕生恪守“辨证论治”与“因病施药”两条原则。我在他的影响与教导下，严循师志，也悟到了其中的某些道理。
　　1962 年，我应邀去天坛医院会诊，病人是一名刚满6 岁的吴姓女孩。家长叙述，清晨5 点左右发现孩子突然昏迷，接着出现喷射性呕吐，双目紧闭，嘴唇青紫。8时许送到医院，路上已停止了呼吸。急救室赶忙进行抢救，11 时左右患儿浑身皮肤发青，脉搏基本摸不到。经脊髓化验确诊为乙型脑炎并脑疝。当时医院把凡能使用的抢救手段全都使用了，患儿仍未能脱险。家长见状，痛哭失声，医生对此也叹无良策。我查看病情之后，觉得患儿似乎还有抢救过来的可能。中医认为，“多病无元身，久病无元气”。元气乃生命之本，这个小病人既非“多病”又非“久病”，加上童稚之年生机盎然，元气未失便有可能促其生机，目前的状况只是脑功能障碍所致。中医学上管脑叫“髓海”，脑对全身神经系统有主导作用。这位小病人呼吸停止与神志昏迷，都是“髓海”功能失灵所致，要想使之复苏必须直接刺激其髓海。给药已无可能，针刺或可收到立竿见影之效果。我想起人体后头部管心动和呼吸的中枢穴位“脑户穴”，此穴历来被医家视为禁区，不可擅动。但是我想，眼下病人已停止呼吸数小时，不能安常守故了，应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即辨证论治。于是我征得家长同意后，大胆地从脑户穴下针抢救。针至1 寸时患者毫无反应，针深至1 寸半时，病人突然深呼吸了一下。接着我用捻针法，连续刺激。行针1 分钟后患者呼吸了2 次，继续捻针，并上下反复刺激，呼吸逐渐恢复，1 分钟由2 次增加到4 次、6 次……心动也开始加强加快，1 分钟由一次增加到5 次、10 次，直到正常。此时小女孩双眼仍然微闭，基本处于昏迷中。当天我接着使用九节菖蒲、川郁金、藿香、佩兰、局方至宝丹等数十味中药让他服用，病人终于由昏迷变清醒，后来病愈出院未留任何后遗症。第二年上学读书，其智力与一般儿童无异。家长对此感叹不已，特意给我送来一面锦旗，以表示感谢。通过这个病例我认识到，对前人的经验应该继承和遵循，但更应该发扬，发扬才是最好的继承。一味墨守成规，不敢越雷池一步，只能使传统失去光彩，这是符合对立统一规律的。
　　在工作中，我经常被邀去外院或外地参加会诊。曾先后去过北医一院、北医三院、陆军总医院、卫戍区医院、空军总医院、天坛医院、朝阳医院、友谊医院、积水潭医院、铁路医院、人民医院、市儿童医院以及711 医院、713 医院、第一及第二传染病医院和酒仙桥职工医院等处，还去过外地与本市郊区的一些医院会诊治疗或讨论病案。这些会诊和讨论，大都针对疑难病症、顽症或危急病症。通过实践，我深深体会到，认清、认准病症便能使中医中药对某些不治之症起到神奇疗效，有的甚至能起死回生。诚如先师孔伯华所言：“医之治病，首先在于认症，将症认清，治则如同启锁，一推即开。”
　　1985 年，北医三院患儿王某，出生刚50 天，体重只有2 公斤，患小儿肺炎并发霉菌性肠炎，经多方抢救仍奄奄一息。约我去会诊时，患儿在暖箱内吸氧输液，骨瘦如柴，面黄如纸，医院和家长都认为希望不大。我诊断后也确感棘手，患儿太小，病情太重。我先给他调养脾胃，固气止泻，保住后天之本，然后再调理肺气。用此方案下药果然腹泻渐止，咳喘减轻。后又经过几次中药灌服，终使之痊愈出院了。这件事曾在该院内外引起一时轰动。
　　1988 年初，有一患儿牟某，每天抽搐、傻笑、两眼发直，语言严重障碍，两手毫无握力，吃饭不知饥饱。经一家市属医院脑神经科诊断为婴儿痉挛症，CT 检查确定为脑萎缩。此病当今国内外尚无良好治疗方法，只能用些镇静药物，但多无疗效。我接诊这位小患者时，他不会站立，不会说话，双目呆视，手指冰冷。经慎重思考后我觉得，此病应先镇肝熄风，醒脑安神，佐以芳香通络，然后再养血行瘀。用生石决明、白蒺藜、钩藤、僵蚕、生鳖甲、鸡血藤等10 多味中药调治。患儿服药后抽风次数明显减少，渐渐地抽风停止了。再服药1 月后，患儿能自己拿东西和短时间站立。又经过一段时间，他开始能迈步走路并咿呀学语了。之后不但会叫爸爸妈妈，脑电图检查结果也表明脑功能已基本恢复正常。因为中外医学界对此病都无良方医治，所以能有此效果也算是一个医学奇迹吧。
　　　　　　　　　　　　　　　　　　　　　遵循经典 精于望诊
　　《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云：“有诸内必形诸外。”所以在望、闻、问、切四诊中以望诊为首，“望而知之谓之神”。《内经》又云：“凡治病，察其形气色泽，脉之盛衰，病之新故，乃治之，无后其时。”《内经》还云：“赤色出两颧，大如母指者，病虽小愈，必卒死”，“黑色出于庭，大如母指，必不病而卒死。”《内经》是两千多年前古代医家经验之集大成者，对疾病的发生发展、病因病理、诊断、治疗、预后，都有着极其准确的记述。从上述的几段文字可以看出古代医家对望神色形态是十分重视的，在今天，是不是仍然能够一言中的呢？
　　1955 年我在积水潭医院儿科病房工作，当时麻疹肺炎流行，医生对麻疹未出而高烧不退者，多用辛凉透疹法，疹出透后，肺部的细密罗音即消失，病情亦好转。如疹已出仍然高烧不退者，经用清热解毒合清热养阴法，疹出齐而热退，则肺部炎症易吸收。若尚有并发肺炎、腮腺炎、肾炎的头面全身浮肿，经用普济消毒饮加减后头面肿消、疹点外透、腹肿见消、腹背疹点满布及至下肢肿消、疹齐，肺炎、腮腺炎、肾炎亦即愈。但有一个患儿的情况就有所不同，此患儿为3 岁男孩，系因麻疹肺炎入院，上午查房时，见其咳喘不剧，身热，体温38.6 摄氏度，但精神较弱，两颧发赤，大如拇指，边界清楚。见此情景，我不由得想起在上学时，一次讲《内经》课，老师着重讲解其中“赤色出两颧，大如母指者，必卒死”的经文，反复强调这是患者病情不好的先兆症状。于是急忙去找病房主任，委婉地问：“您看那个小病孩病情是不是不好？”病房主任到病房检查患儿心肺后，问：“你怎么看？”我说患儿两颧发赤，《内经》上说可能会猝死。病房主任听后说：“哦，我看只是循环不好而已。”至下午2 时余，护士突然呼叫医生看患儿，当时我与病房主任赶到病床前，只见患儿张口深呼吸几次后，头即向右侧倾斜，呼吸心跳停止，虽经全力抢救，但因其呼吸、循环衰竭而死亡。此病例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我内心十分钦佩古代医家对疾病预后判断的准确性。
　　20 世纪60 年代初，我带领西医学习中医第一班实习时，一天上午开诊不久，在看完第一个患者后，一个坐在候诊椅子上的年龄约50 岁的男病人，突然急慌慌地走进诊室，其神色情急，面色褐暗，两颧紫赤，扑向诊桌说：“我心中好难受！”随即用头压两手肘伏于桌前，我马上按其脉，发现其脉象消失，心脏停止跳动。让实习医生抬起病人放在床上，进行心脏按压，人工呼吸，但终抢救无效。我发现此病人两颧紫赤如手指大小，遂结合上次的案例，给实习医生讲解了《内经》中关于“赤色出两颧”的论述以及自己的体会，并告诉他们，在今后的临床工作中，对这类病人尤其要注意。
　　1977 年我正在医院值班时，又遇到这样一例病案。这是一个15 岁的男孩，身体羸弱，瘦骨嶙峋，性情孤僻，其父母感情不和，他也不喜欢与同学交往。一天他下学回家，自觉胸闷憋气，晚饭后便和衣而卧，至深夜自觉呼吸困难，由其父送来急诊。余接诊后，见其面色苍黄，头汗淋漓，两颧红赤大如拇指，遂心中咯噔一下，心想此征兆不好。诊其脉：细促结代；查心电图：节律不齐，伴室上性早搏，Q 波短小。我认为，脉细促结代为心气心阴欲脱之象，应急予独参汤，徐徐频饮。病人服后胸闷憋气见缓，头汗减少，神情稍安，症状缓解，本应住院治疗，因无床只能暂时回家服药。因不放心此病人，我反复叮嘱其父，要密切注意孩子的病情变化。病人回家后，病情日见好转。听此言后，我想看来病虽见“赤色出两颧”，但只要治疗及时，也未必猝死。谁知这个孩子后来因期末考试复习繁忙，复觉胸闷气短，时时太息，其父为他换方取药一次。后听其父说他考完试后，仍时时太息，夜寐说梦话。一日夜梦中突然大声疾呼“唉呦、唉呦”二声，其父以为说梦话，未予理会。第二天早上，未见孩子起床，遂到床前去叫，见其俯卧，头顶床枕，紧握双拳，指甲青紫，四肢发凉，牙咬口唇，呼吸早已停止，未及救治。我听后，心中很不是滋味，于是开始查找相关资料，并仔细分析此患儿的病情变化及用药好转等方面的细节，以及以前那几个病例的情况，认为，此病虽疑难，但也未必就不能救治。
　　1999 年10 月，11 岁的李姓男孩儿来到北京中医医院请我诊病。家长诉孩子前两天发高烧，现仍有低热、口干渴、无汗、胸闷憋气、心烦、周身酸痛。查体：面红，两颧部位更加明显，大如拇指，与周围皮肤界限分明；舌绛红苔白，少津液，脉沉细结代。我看其有两颧红赤，十分重视，反复认真地听心脏：心率120 次/ 分钟，早搏7 次/ 分钟，有二联律、三联律、四联律，心尖部可闻及分裂音。急查心电图显示：心律不齐，电轴左偏，P-R 间期缩短，V4、V5 导联ST 段下移30.05 毫米。患儿昨日在外院查心肌酶CPK316U/L、LDH198U/L、GOT24.3U/L，被诊断为急性心肌炎，因不愿住院，来看中医。我分析后认为，此患儿虽有两颧红赤大如拇指，但属中医的外感时邪，热入心营，当即给他服用“辛凉疏达、清营宁心”的中药：鲜芦、茅根，菊花，板蓝根，金银花，连翘，金银藤，元参，丹参，北沙参，麦冬，五味子，丹皮，生地黄，莲子心，薤白等。嘱咐家长给小儿服药，每日一剂，少量多次，频频予之。密切观察孩子的病情变化，视病情及时就诊。患儿共服药14 剂，当服到第4 剂时，面色已正常，两颧红赤消失，心慌气短乏力等症状明显减轻，又服药10 剂，原有症状全部消失；心率76 次/ 分钟；心电图显示：窦性心率，电轴左偏；心肌酶亦正常。我还不放心，时不时就打电话问一下，追访一年多，小儿一切正常。通过这几个病例，我认为，如今医学正在飞速发展，各种诊断技术层出不穷，已经大不同于古代。对于“赤色出两颧，大如母指者”，只要治疗及时 ，还是可以不死的。《内经》中说：“赤色为心所主，赤色为热。”也就是说，赤色与心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最后这个病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通过这一病例的各项“现代化”检查，可以充分地证明“赤色出两颧，大如母指”的症状与急性心肌炎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因此，当患者有“赤色出两颧，大如母指”的症状时，应当注意密切监护，如出现病情变化，就要及时抢救，方可能挽救患者的生命。《内经》中除有“赤色出两颧，大如母指者，病虽小愈，必卒死”的记载以外，其经文中还有“黑色出于庭，大如母指，必不病而卒死”的记述。我在临床中曾遇到过这样一例。
　　2000 年6 月的一天上午，我正在出门诊，一位30 来岁的男性患者因腹胀、浮肿、呃逆、干呕不思食等，经人介绍前来求治。该患者自1995 年5 月曾因呕吐、不能食住院。经化验肝功不正常，澳抗阳性*，被诊为乙型肝炎。经用核糖核酸、肝炎灵治疗3 个月，肝功正常而出院。1996 年11 月复出现不能食、呕吐等症遂又住院。经查肝功不正常，肝炎复发。又治疗1 月余，肝功未正常即带药回家。细问当时近况：患者两天前高烧40℃，经用西药已退，现自觉脘腹胀满、下肢浮肿，时觉两肋胀串作痛、忽左忽右移动，左侧为甚，时时呃逆不能自控，干呕不思食，大便一日1 ～ 2 次，尿少黄赤灼痛，双目干涩，视物模糊，日落黄昏后加重。查体：患者削瘦病容，面色褐暗失泽，天庭部呈现大如拇指的黑色瘀斑，其界限清楚，用手压之，未见褪色，唇亦黯紫，但爪甲发白，舌尖边红，苔薄黄，舌体略胖大，两寸脉大、关尺脉沉弱。患者胃脘部高凸，腹大如瓮，有蜘蛛痣、肝掌，腹围93 厘米，腹部青筋暴露，按之疼痛，少腹胀满，双下肢浮肿凹陷没指，有散在紫癜。我认为此患者病在肝肾两脏，脏真受损，中焦壅阻，升降失调，脉道不利。天庭部出现的大如拇指的黑色瘀斑，按照《内经》所说，预示着该患者病情严重，预后不良。经过反复考虑，我决定先治标除邪，运用疏肝理气、软坚散结、化瘀通络、消胀行水等治法；因其病源在肝，而肝以疏达为本，所以先用疏肝理气，调其中焦壅胀，
以使升降之机畅行；待患者的病情有所缓解再软坚散结，和胃降逆止呕，理气消胀。先选用生牡蛎、鳖甲先煎，旋覆花包煎，汉三七粉冲服，再选王不留行、柴胡、川楝子、元胡、地肤子、大腹皮、路路通、泽兰叶、代赭石、竹茹、佛手、苏叶、黄连等，以水煎服，再加西黄丸与汤剂同服，另取竹茹煎汤代水饮。服药后第二天患者已不呃逆，服七剂后思食知饥，大便日行5 ～ 6 次，泻后自觉舒畅，腹胀见消，腹围减至88 厘米，尿仍少，两肋左右串痛减轻，时有肠鸣辘辘，黄昏视盲减少。看其面色已显光泽，天庭黑色已褪，但仍可见边缘隐隐大如拇指的痕迹，腿仍肿可凹，病情见缓。再拟理气消胀利尿之法。患者服药后面显黄色略有光泽（已不黑晦），天庭黑色大如拇指隐边皆褪，前额黄略鲜明。精神见好，脘腹已不高凸。平卧可见胸骨剑突。肋略有串痛，脘腹胀满自觉见轻，腹围87 厘米，纳食见增，日进三餐，食后不觉撑胀。大便日3 ～ 4 次，成形。腿肿仍凹，但已不没指。我认为此乃邪气渐退的征兆，此时应该乘胜追击，扶正祛邪，进而健脾益气、化瘀利水，以期取得全效。遂调整中药，以水煎服。服药1 月后，复查肝功已正常，原有症状全部消失。此患者的治愈，令我十分高兴，几次吩咐弟子去追访，看看其身体情况如何，并叮嘱一旦出现不适症状，及时就诊。
　　对弟子们讲学时，我总结这个病例说道：如按医理，此病例有呃逆不能食、胃气绝之征，黄昏视盲有阴气绝之象，结合《内经》的“黑色出于庭，大如母指，必不病而卒死”之论，则症确属危候，尤其按现时诊其肝脏缩小、血脉不畅、瘀阻，致使门静脉高压，随时有大出血可能，如救治不及时，将导致气随血脱而殁。“黑色出于庭，必不病而卒死”，此水乘火位、生气将熄之兆，证情危重，济生之心，人皆有之，挽于万一，故以软坚散结行瘀兼和胃降逆止呕、理气消胀为治疗大法。患者服药后病情好转，呃逆已止，思进饮食，胃中生机已动，清气渐升。大便泻而后畅，浊邪下降，中焦脾胃运转。血脉见顺而不上涌，知其出血现已稍安。阴气未竭，黄昏可视识，此邪去而正未衰败，因之再拟理气消胀利尿之法。服后面略有光泽，天庭黑色大如拇指隐边皆褪，诸症皆减，改以扶正祛邪、健脾理气消胀、化瘀通达利水，使其肝功能恢复，故收效。我想此患者所患无论臌胀，还是黑色出于天庭，大如拇指，皆为古之绝症，九死一生。若认证准确，用药果断、及时，还是能将病人从黄泉路上抢救回来的。因此，即使是“黑色出于天庭”者，只要抢救、治疗及时得法，也未必都会猝死。
　　中医学向来重视望诊，故有“望而知之谓之神”之语，及“有诸内而形诸外”之说，但现在的中医临床实践中，望诊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许多人过多地依赖问诊及现代诊断仪器，古人在没有现代诊断仪器的情况下能准确地诊断出心脏疾病，并对其预后做出“必卒死”的判断，实在令人赞叹。
　　　　　　　　　　　　　　　　　　　　课徒授业 继往开来
　　1958 年我进入北京中医学校师资研究班进修学习，第二年又被选派到卫生部举办的南京中医学院温病师资班学习，结业后正式调入北京中医医院中医学校任教员，开始了近十年的教师生涯。
　　中医学校主要是招收中医进修班，我讲授《温病学》、《中医诊断学》等，还要带学员临床实习。其中有北京市西医学习中医进修班（以下简称“西学中班”）第一、二期的80 多名医疗骨干，后来这批西学中班的学员许多都成为了中医界的名家。他们除了上课学习外，还要分批到中医医院临床实习，其中有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一附院曾留学美国的儿科专家秦振庭教授、北京儿童医院胡亚美院士、原中苏友好医院（现北京友谊医院）的祝寿河院长、儿研所方鹤松教授等。他们分批来北京中医医院门诊进行中医临床实习，我为带教老师，大家相互交流，相处愉快。
　　我初到学校时，每天站在讲台上，看到下面的学生年龄与自己差不了几岁，甚至有些进修生比自己还大，心中不免有些紧张，尤其害怕学员提问题，总担心答不上来，下不了台。于是，每天抓紧一切时间读书，尤其是在上课的前一天，一定要把明天的课反复看几遍，把与之相关的内容找到，搞懂、搞清楚。俗话说：“老师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就要预备一桶水。”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其中有许多字已经不常用，或者已经不是原来的意思，此时就要结合文中意义来讲解，这就需要深厚的古文功底。幸好，我上过十年的私塾，有些基础，查书找资料并不太吃力。我又去新华书店，买来相关的字典、词典、大辞典等工具书放在手边，随时查阅，把这些资料写进教案或教科书的旁边，讲课时随时可用。
　　我最先讲的是《中医基础学》、《温病学》。对于初学者而言，中医基础比较难懂，而且枯燥，老师也觉得不好讲，怎么才能讲好课呢？我回忆起自己在国医学院当学生时老师讲课的情景，他们讲课我们为什么爱听？受到启发，眼前豁然开朗，于是我马上行动，把行医十来年遇到的病例写成小卡片，并把它们分门别类用曲别针别在一起，备课时，抽出来夹在教科书里，讲课时随时用。如此一来，非常受学员的欢迎，他们不仅听课有兴趣，而且都非常认真地记笔记。下课后，我常常被学员围住，解答问题，因为都是一些临床的问题，所以对答自如，早把刚开始时害怕学员提问题的心理负担抛到脑后了。就这样，我很快成了受学员欢迎的教师。
20 世纪70 ～ 90 年代，除为“西学中班”授课，并带他们临床实践外，我还受聘为北京第二医学院讲师，先后为6 个班的学生长期系统地讲授自编的《中医学概论》；为北京市郊区县中医脱产进修班讲授《中医诊断学》；为北京市名老中医经典著作研究班讲授温病课；为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主办的儿科进修提高班讲授临床课；为52111 部队、陆军总医院，以及本院（市中医院）举办的历届中医进修班，讲授《儿科》及《温病学》，等等。此外，我还应邀去吉林、辽宁、内蒙、山西、河北、河南、安徽等地讲学。
　　通过讲课，我不仅传授了自己的学术经验，总结了自己的心得体会，也博涉了同辈的某些成就，无形中增长了自己的知识，从而充实了临床操作的内容，有利于帮助自己进行中医科研工作。这正是临床、教学、科研三结合的理想办法。“讲大课”是教学方法，“收徒课业”更是中医传统的教学方法。我收的第一个徒弟是吴普增，早在60 年代在密云开展乙脑治疗工作时我们就认识，70 年代我随医疗队到密云巡回医疗期间，吴普增崇拜我的医术和为人，跟随我左右，诊病查房，学习中医理论和我的临床经验，颇为用心，于是我收之为徒。他在密云县人民医院退休后，自开诊所，在当地名声颇大。
　　此外，我在内蒙支边工作时，赤峰市红山区中医院的张维广、吕伟莉在我诊病时跟随左右，抄方协诊，欲深学中医理论与临床经验，以更好地为缺医少药地区的人民服务，我也愿意为发展中医事业留下自己的医疗经验，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收张维广、吕伟莉为徒。
　　1990 年，北京开展老中医经验继承工作，我作为指导老师收长女、鼓楼中医院大夫宋文芳，以及北京中医医院大夫李建为徒，学习3 年后，荣获北京老中医经验继承工作三等奖。2003 年我荣幸入选全国500 名老中医药专家，参加第三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两人继续跟师学习3 年，结业时，我有幸荣获优秀带教老师荣誉。
　　2004 年11 月，在前门东侧的钓鱼台国宾馆内，由北京中医药学会与炎黄国医馆联合主办了我行医60 周年的会议，同时，举行了收徒仪式，又收宋瑾、叶明、杨景海、贾少林、李辛、叶茂茂为徒，行入门拜师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北京中医药学会的领导前来祝贺。恩师孔老的三公子孔嗣伯也前来祝贺，并送上“师承孔门，哑科独步”的贺辞，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胡熙明亲笔题写“国医名师，杏林楷模”的贺辞。
　　通过课徒授业，我感到我为患者的服务时间得到了延伸，患者得到治愈，我的心情十分愉快。
　　由于年事已高，我对年轻一代中医寄予厚望，也对中医事业后继乏人深感忧虑。目前中医药院校毕业的本科生普遍存在基础课不够，基本功不牢的现状，在医院工作几年之后，多脱离中医临床，希望中医院校加强中医基础理论的教育与研究，不要用西医概念来套用中医，要深入挖掘中医自己的东西，注重继承根基扎实，才能有所提高。作为中医院校的学子，既然选择了祖国医学，就应该踏踏实实，多读经典，学问渊博才有助于弄通中医学的奥妙。当然，我并非排斥西医，只是觉得中医一些传统而有价值的东西在慢慢逝去，十足为虑。
　　　　　　　　　　　　　　　　　　　　自创医方 总结经验
　　在临床中我发现一些小儿常见疾病，如发热、腹泻等，如今有的竟成了疑难病，过去大多是药到病除，而今却是久治不愈，甚至药量增加到几乎与成年人无异，仍收效甚微。我认为这主要是人体逐渐产生了抗药性的结果。鉴于此，我针对新情况、新问题，搞了些科研项目，研制了一些适用于临床的方剂及剂型，如小儿平热散、止泻散、悦脾汤，心肌炎1、2、3 号方等；治疗血液病的生血糖浆，育血1、2 号等。这些品种过去在我国传统的中药成药中大都没有，经临床使用后效果满意，有的还列入药典投入生产。其中育血1、2 号在《小儿血液病学》刊登以后，引起专家们的广泛注意，患者使用后普遍反映良好。止泻散在中华全国中医儿科学会展览后，一些老专家们甚是关注，各地广泛采用，大都疗效满意。悦脾汤被研制出后，临床应用其治疗小儿厌食症1000 余例，患儿家长纷纷来信反映效果显著。这些科研成果，从某种意义上讲填补了我国中成药的部分空白。为研制这些新成药，我翻阅了不少医籍，并根据当今儿童的体质特点、生活习性、饮食结构等诸多情况，结合自己的临床观察与摸索，进行了反复验证，最终证明这些方剂确有较好临床疗效。
　　　　　　　　　　　　　　　　　　　　　　著书立说 略有小誉
　　临床工作之余，我开始注意总结自己的临床经验、体会，写成文章发表，以使大家共同提高。1983 年在《山东中医》发表《中西医结合治疗小儿白血病方案的探讨》、1986 年在《北京中医》发表《血液病治疗撮要》、1985 年在《辽宁中医》发表《小儿心肌炎的辨证论治》，以及1987 年在《北京中医》发表《风湿性心脏病心房颤动伴雷诺氏综合症》等专题论文。这些论文，多从较新或全新的角度，探讨并阐述了中药治疗血液病、心脏病的心得体会，尽管它是初步的，亦或说是不很成熟的，但对科研总算是一点贡献，使我聊感欣慰。
　　1984 年，我被评为“北京市科协积极分子”，受到表彰，《血液病治疗撮要》一文还被授予北京市中医学会论文一等奖。其实，我在中医科研方面取得的一点成绩与同行们的成就比起来微不足道。我虽已至耄耋之年，但身体尚好，还可利用有生之年，再为中医事业做贡献。
　　前几年与几位同仁合编了46 万字的《孔伯华医集》，还参加编写了北京市卫生局主编的《中成药规范》、《小儿血液病学》、《流行性乙脑防治手册》、《大脑发育不全》、《中医症状鉴别诊断学》和《北京老中医医案汇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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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不欣逢盛世，我将一事无成，如今虽“鬓衰头似雪”，但尚有雄心壮志，还要“老骥耻伏枥，傍随千里驹”，再留点贡献于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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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之二 侍诊医案解析
　　束冠之时，余跟师侍诊，留有医案笔录，有内、外、妇、眼等各科杂症，晚来复视，自有别种思量，遂将其分类整理，并着方药解析及按语，抛砖引玉，以飨读者。
　　余幼年为病所苦，立志研医，至今业已七十余载，感悟中医广博精深，医贤先辈敬业奉献，才有今日中华医学，余之所学不过沧海一粟。束冠之时，余跟师侍诊，留有医案笔录，敝帚自珍，晚来复视，自有别种思量，分类整理，有内、外、妇、眼等各科杂症，并着方药解析及按语，抛砖引玉，以飨读者。
外感咳喘
丁先生 冬月  十三日
热蓄于中，兼感时邪，寒热头痛，午后较盛，渐有神迷之势，口干思冷，脉大而数，亟宜凉解芳通。
方药：生石膏一两 忍冬花六钱 鲜茅苇根各一两
      莲子心二钱 青竹茹八钱 地骨皮三钱
      白僵蚕三钱 薄荷叶一钱半 肥知母三钱
      龙胆草二钱 青连翘三钱 焦栀子三钱
      大青叶三钱 辛夷三钱 荷叶一个
      紫雪丹四分（分冲）
方解：生石膏清气退热，忍冬花芳香凉化解毒，鲜茅苇根清透泄表里之热，莲子心清心安神，青竹茹凉血化痰治烦热，地骨皮清热凉血祛烦热，白僵蚕祛风化痰散结，薄荷叶芳香辛凉透热，肥知母育阴清热，龙胆草清热凉血，青连翘清热解毒，焦栀子泻三焦实热，大青叶清热解毒退热，辛夷祛风通窍治头脑痛，荷叶清热升清阳之气，紫雪丹清瘟解毒退热。
按：此病有些冬瘟之症，先有内热复感时令之邪，发热恶寒头痛，下午较重，上午可能有低热或午后高烧，神志有些不清，口干思冷饮，脉大而数，除清热解毒，尚需加芳香达窍之品，免致神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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