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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增订本)——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卷二(增订本)(精装)

作者:[美]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 著

ISBN:9787508089348

出版时间:2016-10-01

开 本:32开  页数:536页

定价:¥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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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详情

  “苏格拉底问题”是一个古老的问题,这就是苏格拉底在世时曾受到过的张扬理性主义的指控。从现代性问题出发,尼采再次对苏格拉底提出指控:由于苏格拉底犯了唯理主义的大错,才惹出了西方现代性这一“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和漩涡中心”。据此,尼采宣布了苏格拉底这个历史“偶像的黄昏”。海德格尔接过尼采的指控,并跟随尼采致力于回到苏格拉底之前的自然哲人……好些哲人则跟着尼采-海德格尔步入后现代的黎明。同样从现代性问题出发,施特劳斯却通过重审“苏格拉底问题”驳回了尼采对苏格拉底提出的阿里斯托芬式的指控,并把现代性问题的指控转过来对准了尼采自己——现代性的三次浪头恰恰是西方哲人不再理会或不再能理解苏格拉底问题的结果。换言之,通过重审“苏格拉底问题”,施特劳斯看清了现代性问题的深远本相,并由此找到了超克现代性方案的方案:回到原初的“苏格拉底问题”,而非奔向抛弃这一问题的后现代。
  就此而言,重审“苏格拉底问题”是施特劳斯一生学术的基本着力点。施特劳斯有三部自编文集传世:《什么是政治哲学》(1959)、《古今自由主义》(1968)和《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从中我们不难看到“苏格拉底问题”的所在位置。施特劳斯逝世后,其后学陆续刊布了不少施特劳斯的早期文稿和未刊讲稿,并结集出版:Thomas L. Pangle编,《古典理性主义的重生》(1989),迈尔编,《施特劳斯文集》卷一至卷三。然而,这两个文集都没有收全施特劳斯生前在各类学刊上发表过的所有文稿。
  《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卷二》(增订本)致力于收集所有未曾结集的施特劳斯文稿,五年前初版(华夏出版社2008)时收文共14篇。眼下这个增订本删去两篇已归入施特劳斯相关文集的文章,另增补15篇文稿,其中八篇为晚近整理出来的未刊稿(含书信一封),共27篇,按发表或写作时间先后排序。初版时的旧译,亦作了覆校。

章节目录

增订本说明(刘小枫)

三十年代
斯巴达精神与色诺芬的品味
“显白的教诲”写作计划
“迫害与写作艺术”讲稿笔记

四十年代
德国战后哲学的现存问题
德国虚无主义
评肖特维尔《史学史》
我们能够从政治理论中学到什么
论柏拉图政治哲学新说之一种
论卢梭的意图
理性与启示

五十年代
评科林武德的历史哲学
神学与哲学的相互影响
瓦尔克的马基雅维利
与库恩书
苏格拉底与政治学问的起源
现代性的三次浪潮

六十年代
评韦伯命题
我们时代的危机
政治哲学的危机
摆脱无论左派还是右派的偏见
《政治哲学史》绪论
柏拉图的政治哲学
古希腊史家
“权威论者”洛克

七十年代
苏格拉底问题
马基雅维利与古典文学
剖 白——施特劳斯与克莱因的谈话

附录
库恩 自然正确与历史主义

作者简介

  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美国著名古典学者,政治哲学家,代表作有《什么是政治哲学》《迫害与写作艺术》《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哲学与律法》《色诺芬的苏格拉底言辞》等。

编辑推荐

  施特劳斯的学问以复兴苏格拉底问题为基本取向,这迫使所有智识人面对自身的生存德性问题:在具体的政治共同体中,难免成为“主义”信徒的智识人如何为人。如果中国文明因西方文明危机的影响也已经深陷危机处境,那么施特劳斯的学问方向给中国学人的启发首先在于:自由主义也好,保守主义、新左派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也好,是否真的能让我们应对中国文明所面临的深刻历史危机。

书摘插图

  古代哲人们坚持如下事实,理想的实现本质上是一个机运问题,或古代神学家们坚持这一事实,人无法预测神意,这些古人要现实得多。现代乌托邦思想基于这样的假设:理想的实现是必然的,或几乎是必然的。提到“几乎必然”,我的意思是说,要不是因为人类一个可避免的弱点,理想必然是可实现的。现代乌托邦思想在19世纪表面上最少空想的政治哲学中达到顶峰,也即在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中达到顶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及其追随者们都曾坚持,理想与现实之间,合理的与现实的之间有着根本的差异,但与之相反,黑格尔宣称,合理的就是现实的,现实的就是合理的。
  纵观政治哲学史容易产生这样的印象:没有哪门政治哲学能让我们学到什么,因为存在各种政治哲学的不光彩的多样性,它们彼此斗得死去活来。较深入的研究显示,这种印象是误导。这样说是荒唐的:较深入的研究向我们表明,所有政治哲人都完全一致;然而,它却向我们表明,存在一个政治哲学传统,其拥护者认同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基本原则和传统,在怜悯和谦卑这些圣经德性的影响下,这个传统有所转变,但未断裂,而且就基本原则来说,它仍为我们提供最需要的指导。为了辨别丘吉尔的进路的健全性,我们无需从这个传统中吸取教训,不过,要是没有目前讨论的这个传统的影响,丘吉尔的政策要去捍卫的事业就不会存在。
  今天,伪造的乌托邦思想威胁到了这个传统。没有谁会否认,那个乌托邦思想产生的基本动力是慷慨大方。然而,这种慷慨大方必定会导致灾难,因为,它使我们低估了正派和人道的事业所暴露出来的,而且将一直会暴露的危险。现在看来,政治哲学的首要职责似乎就是抵制这种现代乌托邦思想。
  但是,为了描述政治哲学不仅今天而且在所有时期都能提供服务,一个人将不得不说,政治哲学教导我们,要保护那些最低限度的正派、人道和正义是何其困难,在少数自由国家中,这些东西已被视为理所当然,而且仍会被视为理所当然。通过向我们启迪那些看上去微不足道的成就的价值,政治哲学教导我们不要过多寄望于未来。归根结蒂,政治哲学不是别的,而是从哲学的角度来审视政治事物——从哲学的角度看,亦即,从永恒的视角看(sub specie aeternitatis)。因此,通过使我们的希望变得适度,政治哲学保护我们免于心灰意冷。进而,通过使我们免于庸俗之人的自命不凡,政治哲学同时使我们免于不切实际的幻想。[528]经验似乎表明,常识本身不是抵御这些错误的极端的论据:常识需要由政治哲学来强化。
  人类的现代冒险,在许多方面已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它使我们不信任所有坚持如下事实的教导,即人类的进步有某些绝对的限度:许多据说存在的限度,不都证明可以克服吗?但问题在于,为了这些征服,我们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是否在某些情况下太高了,换言之,这一点是否仍然正确:人确实能用草叉驱逐自然,但自然总是强有力地卷土重来。通过建立现代文明这座引以为豪的大厦,而且经过数代人在这座舒适的大厦生活后,许多人似乎已经遗忘了自然的基础,这些基础不依赖人类意志并且是无法更改的,它们深埋于大厦的根基之中,并为该大厦可能达到的高度设置了一个界限。
  实际上,这意味着,这代人面前的任务是为一个长久的和平时期奠定根基:它不是也不可能永远废除战争。引用19世纪一位伟大的自由主义者哈勒姆(Henry Hallam)的话就是:

  [制定]政策的科学就像医学一样,本身必须满足于设计应对紧急危险的疗救措施,而且顶多只能阻止内在腐化的蔓延,这种内在腐化似乎是所有人类事务的法则,而且遍布每种人类制度,这些制度像人的可朽躯体一样,终有一天会灰飞烟灭。(Const His. 1:182)

  这听上去有点悲观主义或宿命论色彩,但其实不是如此。尽管我们无比确信,我们注定要死,难道我们不再活着了,不再带着合乎情理的喜悦活着?难道我们不再尽力做到最好?
  在《亨利六世》(King Henry the Sixth)第三部分的结尾处,爱德华四世在赢取了自己的王朝后说:“我希望从此永远歌舞升平!”所需要的一切评注都暗含在这一事实中:爱德华的皇兄理查,即后来的理查三世,当时在场保持了沉默。在《理查三世》(Richard III)的结尾处,当噬血的僭主被诛灭后,获胜的亨利七世总结自己的演讲时说:“和平如今再缔:斯土永享太平,上帝说,阿门!”审慎的亨利七世——培根(Bacon)最喜爱的君王——比命途多舛的爱德华四世更明智。一位智者所说的不能比亨利八世的父王所做的更多,而且他不能严肃地希望更多。亨利七世获胜后,上帝对什么确实说过“阿门”,这记载在历史剧中。
  不变得愤世嫉俗就难以面对这些事实,但并非不可能面对。哲人们建议我们热爱命运,严酷的命运。《圣经》向我们允诺上帝的怜悯。但是,来自上帝的慰藉就像[529]热爱这命运一样,它给我们肉体所带来的欢愉甚少。因为肉体是脆弱的,它欲求一些实际的慰藉。这种实际的慰藉——人造的永恒和平与幸福——不会实现(non datur)。我们不得不在哲学与《圣经》之间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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