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阿兰·布鲁姆《爱与友谊》第一部分。在本书中，作者解读了卢梭和深受其影响的四位小说家——司汤达、奥斯汀、福楼拜、和托尔斯泰。
　　卢梭是爱的现代阐述者与倡导者，他发起了一场爱的运动——浪漫主义运动。这场伟大的运动立志要在孤立的布尔乔亚社会中为人的联合提供一个新基础。在本书中，卢梭与卢梭主义者们扮演了双重角色。他们是爱的伟大见证者，但他们运动的失败与19世纪末爱作为一个文学主题的垮台也是密切相关的。

　　阿兰•布鲁姆（1930—1992），出生于美国的犹太人，当代重要思想家、政治哲学家，才子型人物，曾师从列奥•施特劳斯、雷蒙•阿隆、亚历山大•柯耶夫等著名哲人，先后任教于多所世界一流大学。
　　布鲁姆的《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一出版即轰动全美国，长期高居畅销书排行榜榜首，并引起全国范围内关于教育和文化等问题的大辩论，一时间他本人也被视为美国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
　　在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之外，他也是一个严肃的学者，一个才华横溢的哲人。他的文字优美而深刻，令人一读难忘，是现代少见的兼具诗人和哲人气质的极具魅力的人物。

　　《爱与友谊》是阿兰·布鲁姆最后一本著作，这是一本有见地、充满激情、读起来酣畅淋漓的书。
　　在《爱与友谊》中，布鲁姆用他最擅长的“解经技艺”处理了他毕生最关心的爱欲（eros）问题。在布鲁姆看来，现代人已经失去了爱的能力，他们是孤立的个体，拥有的只是临时的关系（relationship）。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霍布斯、洛克以降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不再像柏拉图和卢梭那样严肃地对待爱欲，不再赋予爱欲其所应得的地位。在无爱欲的现代性面前，人与人的联合丧失了自然的基础。为了使贫乏的布尔乔亚世界重新焕发出爱的生机，布鲁姆试图引领他的读者走上一趟“上升”之旅，从卢梭的浪漫主义出发，取道莎士比亚，最终来到柏拉图。
　　本书是《爱与友谊》第一部分。作者考察了卢梭为无爱的布尔乔亚社会重新引入爱欲的努力，以及由他而来的浪漫派传统下几位小说家对爱的不同理解和表达。

爱欲的堕落

　　本书是一次尝试，一次在恰当的老师和知者（knowers），即那些诗性作者们的指导下再现“爱欲（eros）之力量、危险与美丽”的尝试。我不得不使用“爱欲”这个词，虽然这有悖于我的意愿——不仅因为“爱欲”那陌生且多少有点自命不凡的希腊感（greekness），还因为从弗洛伊德和马尔库塞开始，它就成了一个流行语（buzzword）。如今，面对那曾被认作是人生最有趣的经历的东西，我们的语言已变得贫乏，而这必然又预示着一种感觉上的贫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聆听那些古代作者的原因，因为他们严肃地对待“爱欲”，并懂得如何言说它。
　　现在，“爱”这个字几乎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以外的所有东西都扯上了关系。而“性”这个遮遮掩掩的伪科学词汇唯一告诉我们的是：人都有特定的生理需求。在当今关于性的公开讲话中，存在着一种可怕的“实事求是”。在电视上，学生会向我们讲述他们如何在那些性“接触”——本来我是打算称之为“历险”的，但那可能会夸大他们的意思——中使用安全套。在脱口秀节目里，年轻的大学生会告诉我们她们如何确定自己是否在各式各样的“邂逅”中遇到了强暴。如今，德性空有愤慨，却无处抱怨。性被作为“疾病与权力”这样的重要问题的一个附带方面，被说得很酷，且没了任何古老清教徒式的羞耻感。我们时代的性话题是关于“如何获得更大的肉体满足”（尽管这样的话题在日趋减少）或“如何保护我们免遭另一方的伤害”（这样的话题在日趋增多）的。而古代的观点是，语言的微妙（delicacy）是爱欲本性——某种神圣的本性——的一部分，用其他任何方式言说它都会造成对它的误解。那深植于爱欲之中的对人之联合（human connectedness）的渴望和随之而来的风险已经消失。我们的语言是一种将对他者的渴望简化为对个体私人满足与安全的需要的语言。
　　孤立（Isolation），一种与他人缺乏深交的感觉，似乎是我们时代的病症。存在着许多精神治疗的产业，它们用“关系”——这个苍白无力的伪科学词汇的遮遮掩掩使得实实在在的爱恋变得不可能——来表达我们所遇到的困难。这种描述人之联合的方式肇始于我们的爱恋的不得已性（tentativeness），肇始于那个被假定的事实，即我们生来就是一些独立的原子，但由于我们没有足够的能力，所以我们就想要从属于集体，而这样一种情况最多只能使契约关系成为可能。尽管公民身份、家庭、爱及友谊有着各不相同的基础与需要，但这个抽象的术语（社会契约）却将它们全部置于同一种权宜与概括之下。现在，当人们听到“把某人伟大的爱描述成一种关系”时，他们不得不装聋作哑。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吗？这个术语仅仅适用于像“他们之间存在着暧昧关系”这样的表达。它暗示了一种不区分不同等级与程度的恋爱的朴素平等主义。“关系”是基于“同意”，就好像说“我还没打算同意”。这是一个空洞的术语，它暗示了人之联合只能出自一种无目的的自由行为。这种表述散发着一股萨特在《禁闭》（No Exit）里说的“他人即地狱”的味道。萨特，《禁闭》，见《禁闭及其他剧作》，Stuart Gilbert译，New York:Vintage，1949，第47页。正是当代的这种状况让我曾把我们描述成是活在社会中的遁世者（social solitaries）。但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已经达到了被卢梭如此生动描述过的同时被康德——他向卢梭看齐——称作是升华之典范（the model of the sublime）的那种独立、自足的状态，而是说，我们是孤零零地活在社会之中，空有对他人的社会性需要，却又无从得到满足。
　　不过总的说来，如今人们——尤其是那些年轻人——最紧迫的需求，还是人的联合，一种超越“由自私自利引起的孤立”的联合。在这种联合中，为自己考虑与为他人考虑密不可分。在政治上，这种“对人之联合的需求”出现在对共同体的寻求之中，它不同于自由派个人主义者（liberal individualist）的简单集合。致力于达成这个目标（鉴于我们这个社会的结构及其基本原则，这个目标也许是不可能的）的严肃思考与行动已有很多，但在实践上，我却看不到有任何试图将其建立在爱欲之上的努力，虽然爱欲——这一自然的倾向总是出现在每个社会里，并且超越具体的社会原则和政治原则——无疑能将我们连在一起。对家庭分崩离析所表达的哀痛也已有很多，但在实践上，我却见不到有任何试图恢复恋爱规矩（romantic rituals）——它曾为家庭的诞生做了铺垫，并最终导致了家庭的诞生——的努力。我们见到的是一种奇怪的倒置：一方面，我们在努力使社会契约变成一个在其成员之间有着更少算计却有着更多感情的联合方式；而另一方面，我们却又在努力地将爱欲关系变成一种契约关系。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描述成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是典型的现代方式，而这种方式就像是在两个人之间挖了一道无可逾越的鸿沟。
　　随着这个世界不再抱有幻想，它也开始去爱欲化（de-eroticization），这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它似乎是一系列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的民主制度及其拉平（leveling）和自保的倾向、一种不可避免地将爱欲解释为性的“还原论-唯物论”科学，以及那个因上帝及其从属之神爱欲之死所导致的气氛。这一点从当今卑下而可笑的潮流中即可一览无余，例如，刚踏进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的年轻女子被告知，外貌歧视（lookism）如今也算在像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同性恋歧视这样公认的恶习之中。然而爱欲——虽然遗憾但这确是事实——正是从偏好（preference）开始的，它首先建立在两眼所见的东西上，建立在体现了肉体之美的理型（ideal）上。没有一个严肃的人会主张爱欲止步于肉体之美，但如果这种必要的“开始”受到了抑制，那么我们也要和爱欲说再见了。一种好的教育应该致力于鼓励和提升对美好之物的爱，而一种病态的、被误导了的卫道主义（moralism）却反其道而行之，它将这种渴望变成了一种罪行，因为这种渴望违反了“让每个人都能感觉不错”以及“以平等之名克服自然”的高尚目标（就好像美国人对美好之物已经有了一种高度发达的鉴赏力，且懂得在各种美好之物之间作出区分一样）。对美好之物的爱也许是激进平等主义的最后一个牺牲品，也是最美好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