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学与古今之争》2016年初版，集刘小枫晚近几年写的11篇“编者前言”，是“经典与解释”丛书编辑过程中的读书札记，另附两则访谈，也涉及编书，算是编辑《经典与解释》十五年的一个小结。文集中的15篇文章，都在思索古典与现代的范围之内：什么样的古典学是真正的古典学，古今之争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有怎样的关系，古典学的现代处境怎样，在现代语境之下，古典教育有着怎样的困境与前景。
　　本书是《古典学与古今之争》增订本，除改正初版中的误植外，添加了三篇短文，也都属于“经典与解释”丛书编辑过程中的读书札记。《古今之争的历史僵局》一文则补充了少量文献。

　　刘小枫教授（1956生），重庆人，四川外语学院文学学士（1982）、北京大学哲学硕士（1985）、瑞士巴塞尔大学神学博士（1993）。1993年起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兼任教授。2002年起任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客座教授，2003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古典学研究中心主任。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责任教授、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社会兼职：中国比较古典学会会长。
　　主要研究和教学方向：古希腊-罗马文史、中西方古典诗学、古典政治哲学。
　　主要著作：《诗化哲学》、《拯救与逍遥》、《走向十字架的真》、《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沉重的肉身》、《圣灵降临的叙事》、《现代人及其敌人》、《凯若斯：古希腊文教程》、《拣尽寒枝》、《儒教与民族国家》、《重启古典诗学》、《施特劳斯的路标》、《共和与经纶》、《设计共和》、《百年共和之义》、《比较古典学发凡》、《王有所成》、《古典学与古今之争》等。
　　主编：《经典与解释》（CSSCI辑刊）、《古典研究》（国际学刊）、“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系列丛书、“中国传统：经典与解释”系列丛书。
　　获奖：“正则学者奖”（1998年），广东省高校优秀教师奖（1987、1988、2006）， “桐山学者奖”（2007），“吴玉章优秀学者奖”（2012）。

　　这本《古典学与古今之争》，汇集了多篇刘小枫在不同场合针对古典学所谈的内容。可以说，对古典学的所有讨论，都是由一个现代语境引起的，其间处处体现着古与今之间的张力，在这个意义上，古今之争从来没有离开过刘小枫的关注焦点——或者古今之争就是他一直以来的关注焦点？在2015年初，学界曾掀起一阵关于“古典学是谁的一套”的争论，本文集收入了刘小枫就古典教育问题接受《三联生活周刊》和《新京报书评周刊》访谈的文稿，在此刊出全文，并复原了原访谈稿的顺序，回答了我们的许多疑惑。
　　另外，本书还涉及一个重点，即古今之争的问题。对于许多人来说，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是认识西方思想史的常识性问题，而古今之争则没有得到一个恰当的位置。
　　《古典学与古今之争》收入了刘小枫的长文《古今之争的历史僵局》，他在文中写道：“按照常见的欧洲文化史分期，文艺复兴接下来是启蒙运动，这两个思想文化运动之间具有内在的连带关系。这种文化史分期观不仅塑造了西方人的欧洲文化史“常识”，也塑造了中国学人对西方近代文化史的认识。然而，由于这种分期观忽略或者说删除了古今之争这一发生在文艺复兴至启蒙运动之间的重大文化事件，在欧洲知识人（更不用说中国知识人）的西方近代文化史“常识”中就不会有这样的常识：古今之争不仅堪称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三足鼎立的文化思想史事件，甚至堪称西方近代史上更具标志性的文化事件。毕竟，如果我们不熟悉古今之争这一历史事件，难免很难透彻理解文艺复兴尤其启蒙运动的性质。”
　　《古典学与古今之争》甫一出版即引起学术界对古典学与古典教育的热烈讨论，可见这是一本切中时代症结的书。初版在短短一年已脱销。此次作者对初版进行了增订，除改正初版中的误植外，添加了三篇短文，也都属于“经典与解释”丛书编辑过程中的读书札记。《古今之争的历史僵局》一文则补充了少量文献。

《古今之争的历史僵局》
引言

　　按照常见的欧洲文化史分期，文艺复兴接下来是启蒙运动，这两个思想文化运动之间具有内在的连带关系。这种文化史分期观不仅塑造了西方人的欧洲文化史“常识”，也塑造了中国学人对西方近代文化史的认识。然而，由于这种分期观忽略或者说删除了古今之争这一发生在文艺复兴至启蒙运动之间的重大文化事件，在欧洲知识人（更不用说中国知识人）的西方近代文化史“常识”中就不会有这样的常识：古今之争不仅堪称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三足鼎立的文化思想史事件，甚至堪称西方近代史上更具标志性的文化事件。毕竟，如果我们不熟悉古今之争这一历史事件，难免很难透彻理解文艺复兴尤其启蒙运动的性质。
　　西方文明史上的古今之争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狭义的古今之争指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欧洲知识人持续半个多世纪（一说持续整整一个世纪）的论争——广义的古今之争得从十五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算起，一直贯穿到当代。狭义的古今之争起初几乎同时在巴黎和伦敦爆发，两个战场很快融为一个战场，并向欧洲其他学问城市蔓延——比如维科所在的那不勒斯，以至于催生了《新科学》（1720年第一版）这样划时代的著作。研究古今之争的已故权威学者列维尼（JMLevine）说：

　　这场论争更像一场伴随有许许多多小冲突的持久战，而非只是大战一场；它铺天盖地地展开战斗，涉及了无数问题，但论战双方最终都没有（尽管不是完全没有）分出胜负，而是陷入了某种僵局。

　　所谓“陷入了某种僵局”，未必符合历史实情。毕竟，古今之争刚刚兴起，崇今派就取得优势，激发了托兰德（1670—1722）这样的年轻且激进的启蒙哲人。法国启蒙运动的精神前辈伏尔泰（1694—1778）出生在巴黎爆发古今之争那年，可以说是在这场持续论战中长大的。1751年，《百科全书》第一卷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的标志出版，已经是著名文人的伏尔泰当时正旅居柏林的普鲁士宫廷。他深受鼓舞，决意亲自撰写一部类似的启蒙辞书，名为《袖珍哲学辞典》。这部辞书后来集成四大卷，其中的“古人与今人”词条一开始就说，“古与今的大论战还没有完结”……尽管如此，伏尔泰通篇以崇今派已经完胜的笔调来描绘“还没有完结”的古今之争。事实上，《哲学辞典》站在现代新哲学的立场上全面贬抑所有古老文明（而非仅仅贬抑西方古代文明），本身就是一部参与古今之争的“战斗性哲学著作”。十分明显，启蒙文人是古今之争中的崇今派的嗣子。我们虽然不能说，谁编撰辞书或掌握了教科书的编写权，谁就赢了，但既然启蒙文人一路高歌猛进到今天，列维尼就得承认，古今之争中的崇今派赢了。
　　当然，从西方思想史的长河来看，由于卢梭、莱辛、尼采乃至二十世纪的海德格尔的思想地位迄今居高不下，列维尼又的确有理由说，崇古派未必在思想上输了。他说古今之争“陷入了某种僵局”，而且是历史的僵局，的确没错。否则，我们很难解释如今的思想怪现象：我们虽然由崇今派抚养大，却仍然觉得崇今派不及卢梭、尼采和海德格尔有智慧，其思想不及后者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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