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史研究文选·人物志卷汇集了历年来《史学史研究》对诸多历史学者的访谈，例如：杨向奎、蔡尚思、季羡林、周振甫、金冲及、马克垚等，保留了大量真实的第一手资料。这些历史学者多是当时中国史研究领域的名家，对中国现当代的历史研究有着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在这些访谈录中，他们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也回忆自己的学术历程，严肃中不乏生动，枯燥中充满温情。在史学史研究文选这套丛书里，人物志卷是最具可读性的两卷。

　　总主编杨共乐，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主要从事世界上古史、古代罗马史、中外古代交通史教学和研究工作。

　　人物志卷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编选的《史学史研究文选》丛书中的二种，丛书还包括《史学理论》《中国近现代史学》、《外国史学》和《中国古代史学》（上、下卷），共7卷，展示了五十五年来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反映了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理论探索历程。汇集了白寿彝、杨向奎、翦伯赞、史念海、侯外庐、任继愈、李学勤等史学大家的名篇，是一部重要的史学入门必读图书。
　　与其他卷相比，人物志卷侧重于展现人物风采，其阐述历史观点的方式也更为多样化，有对话也有学者自述，行文明快、活泼，极具可读性。

序

　　今年是《史学史研究》创办五十五周年。五十五年来，《史学史研究》在培养青年史学研究人才，发表原创性论文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对推动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史学史研究》创刊于1961 年。初名《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中国史学史资料》，不定期出刊，1964 年7 月停刊，共出九期。1979 年复刊，更名为《史学史资料》。1981 年再次更名为《史学史研究》，由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楚图南先生题写刊名，季刊，国内外公开发行。《史学史研究》首任主编为白寿彝先生（1981—2000），主要编辑人员有朱仲玉先生、瞿林东教授、吴怀祺教授、陈其泰教授和许殿才教授等；第二任主编为郑师渠教授（2001—2009），主要编辑人员有吴怀祺教授、许殿才教授、易宁教授和汪高鑫教授（2007 年起担任编辑部主任）等；第三任主编为杨共乐教授（2010 至今），副主编为李帆教授和易宁教授，编辑部主任为汪高鑫教授，主要编辑人员还有许殿才教授、向燕南教授和周文玖教授等。现主办单位为北京师范大学，承办单位为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史学史研究》作为发表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文献学和历史编纂学研究成果的专门刊物，是国内研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主要理论阵地。刊物开辟的栏目非常丰富，主要有：专论、中外史学史、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人物志、方志学、史林偶拾、书刊春秋和读书会等。近年来，栏目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增加了“历史理论”专栏，更加重视对理论问题的探讨；将中国史学发展史细化为“中国古代史学”“中国近现代史学”和“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三个栏目，不但使中国史学发展史的阶段性更为清晰，内容更加丰富，而且促进了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揭示了中国史学史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特点；在“外国史学”栏目中，重视引介西方学人的学术研究与学术观点，重视对中西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比较研究；通过“学术信息”栏目，及时报道海内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学术会议与研究动态；等等。本刊不但一贯重视刊发国内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专家的学术成果，发挥学科研究的引领作用，而且重视提携后学，中青年学者论文刊用比例较高。
　　长期以来，本刊一直坚持正确的理论方向，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指导史学研究。尽管政治气候经常变化，却能保持不受政治风浪的影响，不迎合时尚，不追赶潮流，不搞实用主义。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者不只是说明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所以一直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关注社会，关注现实，积极开展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引领学术发展方向。一贯讲究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重视学术求真，追求刊文的原创性，反对言之无物。提倡严谨扎实的治学精神，对于作者来稿，要求既要有正确的、独到的理论观点，又要充分地占有史料，强调理论与资料的结合，也就是要“言必有物”。
　　本刊关注理论热点与学术前沿问题，及时反映理论动态。通过“专论”“历史理论”等栏目，发表了大量反映理论前沿动态的文章，起到了引领学术理论研究方向的积极作用。近年来，本刊探讨的理论问题主要有：史学在教育工作中的重大意义、历史和现实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历史认识的发展过程和史学的社会作用、历史的二重性、历史上统一规模和统一意识、历史教育、地理条件与历史进程、史学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唯物史观、历史规律、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人类精神的觉醒、历史观念、文化反思、史学的“求真”与“致用”、历史文化认同传统以及史学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等等。这些理论问题的探讨，其时代性非常鲜明，密切了史学与社会的关系，同时加深了人们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认识。
　　本刊在历任主编、主要编辑人员和史学所、历史学院教师的共同努力下，已经成为在国内有较大影响、在海外也有较高知名度的学术期刊。在国内，本刊通过刊发大量高质量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论文，已经成为全国高校和科研单位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教学、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和发表学术观点的重要平台。同时，本刊重视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政治影响。本刊1999 年第3 期刊发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写给北京师范大学白寿彝教授的贺信，祝贺其主编的《中国通史》全部出版，这是教育界、史学界的一件大事，江总书记关于史学工作重要性的重要论述，是对史学工作者的巨大鼓舞，对促进史学研究的繁荣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在海外，本刊发行到美、俄、英、法、德、意、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台湾等十五个国家和地区，不但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有了相当高的知名度，而且对当地学者了解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研究状况也发挥了重要作用。2015 年，本刊在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对国外代理中国出版的九千多种期刊中排名前五十位，被该公司评选为“2015 年度中文报刊海外发行最受海外机构欢迎期刊”。
　　1992 年，本刊在全国首次中文核心期刊测定中入选为历史类中文核心期刊，此后每评选皆得入选，现为全国中文（历史类）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期刊源刊物、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与引文数据库（CHSPCD）期刊源刊物、美国《历史文摘》（Historical Abstracts）和《美国：历史和生活》（America: History and Life）摘要与索引的来源期刊，并进入期刊方阵，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认定的双效期刊。
　　在此刊物创办五十五周年纪念之际，我们在认真研读《史学史研究》全部刊文的基础上，分类选辑，精心出版《〈史学史研究〉文选》，内容包括《史学理论》、《中国古代史学》（上、下）、《中国近现代史学》、《外国史学》和《人物志》（上、下），共七卷，旨在展示五十五年来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反映五十五年来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理论探索历程。我们对我们的前辈和作者深怀敬意，我们对我们的刊物充满信心。我们将以更大的热忱把《史学史研究》办好，办出水平，办出影响。

杨共乐
2016 年9 月25 日

书摘：

周振甫先生访谈录
张立生

周振甫先生勤奋治学，文史兼通，是我国一位饮誉海内外的知名学者。
1996 年10 月24 日上午，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拜访先生。周先生在北京幸福一村家中的书屋里，接待了我们。周振甫先生是位谦和的老长辈，在谈话中不愿多谈自己，在我们的一再要求下，他才谈了自己的治学经历和甘苦。

从《文史通义》学习，到《明史》的点校、整理

　　周振甫先生，1911 年生，浙江平湖人，原名麟瑞，字振甫，现以字行。周振甫先生早年就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这是一所专门培养国学人才的学府，在近代的文化发展史上很有影响，造就出许多著名的学者。
　　在无锡国专从钱基博师学习《文史通义》，是振甫先生潜心文史，研究整理典籍生涯的开始。周振甫先生向我们讲述了他的治学经历。
　　他说，钱师教我们读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他的教法，就是从《文史通义》中出题目，包括第一篇主要讲什么，第二篇讲什么，第三篇讲什么，让我们下课后自己去读书，按题目写笔记。他要求学生认真读书，独立思考。讲课时，他用的是一本《〈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专讲他研究《文史通义》的心得。他把讲课的内容印出来，发给我们，让我们研究。这样学习，既可以多读《文史通义》原文，又可以加深对原文的理解，所以有很多收获。
　　我在无锡国专没有读到毕业，有一件事改变了我的求学行程。当时上海开明书店要出版朱起凤的《读书通》。《读书通》最初是朱起凤先生摘录古书中的通假词，备自己参考学习之用，但此后日积月累，历时三十余年，遂成著述。书名由最初的《蠡测篇》，而改为《读书通》《新读书通》，最后定名为《辞通》，这本书字数很多，先送到商务，王云五看了，认为印这本书要亏本，就退了稿。开明书店章锡琛先生认为王云五不要的，我们可以要，开明书店虽小，但敢于出版学术著作，不怕亏本，就接受了。书店请朱先生的学生宋云彬来整理这部著作。宋云彬到开明书店后，要编开明函授学校的国文讲义，还要替《中学生》写《玄武门之变》的历史书，影响他看《读书通》的校样。因此，开明书店要招一个校对，徐调孚先生就写信给我，问我愿不愿意去。我同意了。他就寄了一本《老学庵笔记》来，叫我断句，检测我点校古籍的能力。我将这本书断句后寄回去，开明看过后，认为我可以校对《辞通》，就这样我就进了开明书店。解放后，1951 年10 月，上海开明书店迀到北京，1953 年1 月，开明书店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我的工作比较清闲，就在工作时间编了《诗词例话》，这书是在1961 年写出的。经编辑室主任章学新先生批准后出书，因为是在工作时间编的，所以没有稿费。
　　“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华书局请南开大学郑天挺先生组成一个班子点校《明史》。《明史》点校完了，中华书局请他到中华来复看一遍。郑先生用《明实录》来复校《明史》校勘记。《明实录》的部头很大，要用《明实录》来校《明史》校勘记，工作相当累，中华书局就约请我来帮助郑先生。“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点校工作停了，我回中国青年出版社，与团中央一起下放到河南潢川潢湖农场。下乡大概有两年的时间。周总理提出应该继续做点校二十四史的工作，并请顾颉刚先生来主持这一工作，顾先生请了白寿彝先生做总主编。当时郑天挺先生还没有恢复工作，白先生对《明史》的点校工作，又有新的指示。我被从乡下召回来，参加点校《明史》。《明史》的《前言》是白寿彝先生写的。在白先生的主持下，《明史》的校勘记和标点都重新做了一遍。以后，中国青年出版社人员从乡下回到北京，出版社通知中华书局说：“这个人我们送给你们了。”这样我就在中华书局留下来了。1975 年9 月我正式调到中华书局工作，以后，我也是从中华书局退休的。
　　从在无锡国专学习，到在中华书局点校《明史》，这期间，我们知道周振甫先生为许多史学著作做过编辑工作。早在1932 年，周振甫先生就在上海开明书店编辑所王伯祥的主持下，参加了吕思勉《中国史》《先秦史》《秦汉史》，以及童书业《春秋史》等史学著作的校编工作。
　　周振甫先生讲治学经历，使我们受到启迪。
　　我们想起先生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论史家部次条别之法》（文见《国学今论》，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周振甫先生研究《文史通义》的论文，它集中讨论了章学诚关于“史家部次条别之法”的学说。周先生将《文史通义》，包括《校雠通义》中的有关内容钩稽出来，使散布在二书各处的相关论述，得到了一个比较完整和系统的阐述。
　　周先生揭示出章学诚关于“史家部次条别之法”的认识，一是对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工作的总结。章学诚认识到从刘氏父子整理著录群书，到他最后形成《七略》这部书，反映他在文献整理上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想。
　　二是对司马迁和班固史学工作的总结。这两个总结途径的融合贯通，就形成了章氏的“史家部次条别之法”学说。
　　章学诚说，史家的部次条别之法，完备于班固，但实仿效自司马迁，而司马迁在这些地方与刘歆《七略· 辑略》中对学术考镜的精神是相通的。班氏仿自司马迁，承袭刘歆《七略》之文，而删去《辑略》，是对刘氏父子之学理解不深，所以欲“究刘氏之业，当参以司马迁之法”。
　　周先生推本章氏的论说，特别着重地对司马迁《史记》中的部次条别法，进行了研究。章学诚所讲司马迁之法，是体现在《史纪》本纪、世表、年表及列传的写作中，他在写作的手法上和对历史的材料处理中，有考源流、辨同异的特点。这一特点正是后来刘氏父子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核心。
　　三是史家部次条别法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章学诚把它总结为“在人即为列传，在书即为叙录”。班固也做到了这点，但是他删去了《七略· 辑略》，说明他承学未精，而这在司马迁写作的《史记》中，却得到了体现。
　　“在书即为叙录，”从《史记》中看，就是它论次著述的手法。比如列传中称孟子序《诗》《书》，述孔子之意而作《孟子》七篇；称荀子推儒墨、道德行事兴坏，因而序列数万言，成《荀子》。再如列传中称虞卿采掇《春秋》，观近世，著八篇《虞氏春秋》，以刺讥时政等等，这些都是因书而叙人论学的。
　　章学诚讲“别出互见之法”。这也是章学诚“史家部次条别之法”的内容，这种方法，是章氏自刘歆《七略》的著述中总结出来的。
　　周振甫先生《论史家部次条别之法》文章，总结了我国古代学术中的优良传统，体现先生在学术上继承优良传统的自觉。周先生的文史研究与整理，取得相当大的成绩，有广泛的影响，是植根于他对中国学术优良传统的认识，这些在他相关著作中也看得出来。他的总结对我们认识中国文献学的发展，以及指导今天的古籍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周先生的总结也从一个方面，告诉了我们一种道理，给我们以启示，那就是古籍文献的整理并非是单纯的技术性工作。对古籍整理，应该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去把握它。

　　寓学识、忧思及爱国情感于文史研究、整理之中

　　周振甫先生在中华书局曾为钱钟书先生《管锥编》的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管锥编》是一部影响巨大的学术著作。周先生给我们讲述了这段历史。
　　早在1947 年，主持开明书店的叶圣陶先生得到钱先生《谈艺录》手稿，列入《开明文史丛刊》，书店请周先生任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周先生编写了目录，并征得钱先生同意，将目录刊入书中。从此他与钱学的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钱先生特地写了《周振甫和秋怀韵再用韵奉答君时为余刊定〈谈艺录〉》一首七律诗：“伏处喓喓语草虫，虚期金翮健摩空。班荆欲赋来今雨，扫叶还承订别风。臭味同岑真石友，诗篇织锦妙机工。只惭多好无成就，贻笑兰陵五技穷。”此书于1948 年出版。三十五年后，《谈艺录》出版补订版，也是由周先生负责，钱先生又写了一段文字，说：“此书订正，实出振甫道兄督诱。余敬谢不敏，而君强聒不舍。余戏谓：谚云‘烈女怕缠身’者，非耶？识此以为他日乞分镑之券。愚弟钱钟书题记，乙丑五月。”
　　而钱钟书先生作《管锥编》，并没有准备出版。一次胡乔木到钱先生家，他看到了书的原稿，就劝说钱先生尽早出版它。胡乔木说钱先生的书，引用了许多种外国文字的文献，如果将来出版，就要请别人来做校对，很可能因为校对的人不懂那么多种文字，做不好这一工作，所以书稿校对还得靠钱先生自己，钱先生应该在自己精力尚好的时候，抓紧时间把书拿出来。钱钟书先生同意了这个建议，把书交由中华书局出版，并由周振甫先生看书稿。之所以由周先生看书稿，这其中有原因。周先生讲了原委，说：
　　振甫在中华书局工作时，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写完了，约振甫去，把全稿交给我，要我提点意见。钱先生知道振甫不通外文，为什么要振甫看呢？因为钱先生看了《诗词例话》，这本书中讲到诗词的艺术性，与他的《管锥编》谈艺术有相通处。振甫在读《管锥编》时，恰好中国青年出版社再版《诗词例话》，就把《管锥编》中的谈艺术部分，收入《诗词例话》，并把收入《诗词例话》中《管锥编》稿子，送请钱先生指正。钱先生认为《形象思维》一节没有写好，于是把他的谈《锦瑟》的文稿抄给我。《诗词例话》再版传到香港后，香港某大学一见拙编中引钱先生《管锥编》稿，大惊诧，即将编中所引《管锥编》稿，在刊物上发表，台湾即出资印拙编。此编传入美国后，美国密西根大学林顿夫教授约钱先生去讨论中国诗，钱先生不去，因此特约振甫去。
　　听到这些，我们才了解到，《管锥编》能够及时面世，享飧学界，周先生是有推动之功的。这部书在1978 年时出版了。
　　周先生是位钱学修养很高的学者，他对钱先生的精神世界和思想，有深刻的体察和发掘。钱先生在《管锥编》的出版前序中，曾对周先生的学识有过很高的评价，说：“数请益于周君振甫，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振甫先生之于钱钟书先生，师生学友之间，其心是相通的。“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不善待问者反此！”周先生是善待问者。1992 年，周先生与别人合写了《钱钟书〈谈艺录〉读本》为学人所欢迎。
　　《诗词例话》是周振甫先生的重要著作。这部书，仅中国青年出版社就正式出版印行了66 万册，如果将我国台湾、香港翻版印行的数字计算在内，其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在这部书的影响下，青年出版社还约请振甫先生撰写了《文章例话》和《小说例话》，新华书店仅一次就发行了20 多万册的《文章例话》。周先生告诉我们，《诗词例话》这部书的撰写，主要是借鉴自历代《诗话》类的典籍，即《历代诗话》《历代诗话续编》《清诗话》《人间词话》《蕙风词话》等。周先生读这些书，从中捃摭出那些讲得有道理的及谈论鉴赏和创作的内容，然后加以注释解说。再版时，振甫先生补入的《管锥编》中的一些相关内容，目的仍是在于提高鉴赏与整理的水平。《文章例话》的题目，是周振甫先生取用叶圣陶一篇文章的立意，叶先生的文章题目就叫作“文章例话”。《小说例话》的内容以赏析为主，而寓赏析于整理之中。这部著作涉及四部经典小说，即《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和《红楼梦》。这四部经典小说原来都有评点或批评。振甫先生把这些评点或批评之作的精彩之处抽绎出来，然后分别地从思想、人物、故事情节等几个方面汇集内容，以体现出系统的评论。其中最主要的是关于人物的述评。比如对《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周振甫先生自史书中寻绎到这些人的实际记载，再找出小说中是如何去描绘他们形象的，过去的批评或评点中又是怎样说的，最后讲应该如何理解书中人物形象。对于文字典故等，则加以注释，以便读者领悟。
　　周振甫先生对自己的这种工作评价说：“我没有什么本领，做的主要是些通俗的工作，写些通俗普及的作品。”但正是这些作品凝含了先生的精审的学识。
　　寓学识、忧思及爱国情感于文史研究、整理之中，是周振甫先生治学的重要特点，这是我们后辈特别有感触和应该学习、继承的优良作风。这些可以归结为这么几个方面：
　　其一，周振甫先生治学，特别注意发掘作品的深刻的精神意蕴。周振甫先生在治钱钟书先生《管锥编》时，不仅仅从书的内容看到了作者旁征博引，论说囊括古今中西文化各个领域的精深宏大，还特别注意到钱先生作此书的主旨。这就是，钱先生是在通过古典文献的条理，来探讨中西古今文化中普遍的诗心与文心，是在致力于打通中西古今，在真正地走博览群书而独运匠心，融百花而自成一体，所说所论皆有来历而又别见洞天的贯通道路。周先生在诠释钱先生《谈艺录》《管锥编》等作品内容时，更是努力发掘其精神实质，阐发解说钱著中深刻的精神意蕴。他指出，钱先生在治学上对我们的启示，就是要人懂得什么是高标准，什么是真正的学问，什么样的治学才是真正在学术上有意义的作为。他是要有志于学术探究的人不应浅尝辄止，而应奋斗不已。注重阐扬作品的精神意蕴，钱先生导清源于前，周先生振芳尘于后，两人都是我们的典范。
　　如在《鉴赏的典范——〈谈艺录〉论李贺诗》（载《钱钟书研究》第二辑）一文中，周先生自作品的鉴赏谈起，——揭示出钱先生对李贺诗风格的评析，最后谈到了钱先生对李贺文心和世道人心的透析。他是通过钱先生从李贺诗中的钩剔出的李贺人生观和美学观，而谈及人生的，提示人们要注意作品的精神意蕴。从而使人们更能体悟到李贺的精神世界。
　　其二，在分析整理研究的过程中，周振甫先生还特别注意对作者思想倾向的分析和揭示。他引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序言中所说“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并连及指出《管锥编》也是一部忧患的结晶之作，将钱先生那深含的忧国忧民的心情点出，透析出他爱国主义情思的强烈倾向。在《〈谈艺录〉补订本的文艺论》一文中，周振甫先生条分缕析钱先生对传统精神世界的阐发和挖掘，而在文后，还着重地向读者提到此书诞生于抗战时期，他把钱先生引用的诗句中体现出的忧患，讲给人们，提醒大家要注意从作者时代中体味作者的精神世界。在《〈管锥编〉述论》一书的引言中，他更将两部光辉著作做了时代上的比较，说明两部书都是产生在中华历史上艰危的时刻，从而掘发出作者对民族、国家命运的深沉忧思，告诉人们这两书中所蕴含着的爱国主义情操。
　　《苏轼在密州的爱民爱国精神》（见《苏轼在密州新论》一书，齐鲁书社）一文，是周振甫先生专门研究苏轼在密州生活和政治活动的论文。在文中，他通过苏轼在密州写作的诗歌，分析了苏轼的生活和思想，指出了他爱民爱国的思想倾向和作为。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是既主张改革，也反对骤变。周先生着重分析了苏轼《超然台记》《盖公台记》《密州出猎》诗及《寄刘孝叔》诗等作品的思想倾向，以及在这些作品中表达出的爱国主义情思，这些都集中体现在苏轼对王安石革新的态度上。苏轼在《超然台记》中说物内物外，实际上是讲王安石不能超然于名利之外，所以在政治上表现的急功而近利，他苏轼要游于物内，而超然物外。周振甫先生说这就是苏轼之所以能够在密州为民为国着想，具有爱民爱国精神的内在基础。
　　其三，周先生的治学，继承和发扬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
　　在《〈谈艺录〉补订本的文艺论》一文中，周振甫先生对钱钟书先生的文艺理论，进行分析总结，提出了十个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都是围绕着传统文论中的论题展开的。钱先生的文论和美学，着意打通中西古今。对西方的文学理论，立足于传统而多所发挥，但更多的注意到中西贯通的问题。比如他讲艺术创作，要讲究“觑天巧”，说这里有人师法天，也有人定胜天，而谈妙语神韵、理趣、行布等，都强调了心与物通，情与理达，情景合一。周振甫先生特别注意将这样的内容提炼出来，考镜其源流正变，使隐含在文辞中的传统精蕴得到理解。钩深致远，提要探玄，这是传统文论中的优良传统，周先生发扬了这个传统，不仅是在对钱钟书先生的著作诠释中，能够做到这一点，在对其他作品和文献进行研究整理中，他也做到了这一点。上面我们已谈到这一点。
　　其四，周振甫先生在他的治学经历中，始终不懈地坚持着把普及和提高结合起来。《诗词例话》《文章例话》《小说例话》以及《文心雕龙》的注释、今译，《毛泽东诗词浅释》等脍炙人口的著作，并及众多的研究文章，都是这种努力探索道路中产生出的杰出作品。他在这些学术著述中，精心搜集，注释了古代典籍中的大量内容，对它们进行理性的、通俗的分析和使用，这对引导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理解和掌握祖国的珍贵文化遗产，不啻是指出了一个登堂入室的途径。
　　《鉴赏的典范——〈谈艺录〉评析〈锦瑟〉诗》（见《钱钟书研究要辑》一辑）是一篇典型的普及加高级鉴赏的指导之作。周振甫先生在这篇论文中，首先指出鉴赏的两种态度，一种是读者借古人诗句寄托自己的情思，这是种再创造；一种是了解作者的心怀，按作者的情思来欣赏。李商隐的这首诗，据前人的笺评罗列，各种鉴赏之说有六十二家之多，但要想正确地领悟这首诗的意蕴，就要进行自己的严肃的评议。怎么做这个工作呢？以下周先生总结了钱钟书先生的工作：（一）结合了解作者和原作来纠正各种误解；（二）结合了解作者和有关诗句来纠正各种误解；（三）结合了解作者和原作来吸取好的解释，加以深入探索；（四）通过了解作者与原作，以比较文学来做论证；（五）通过譬喻拟象的艺术技巧来做解。
　　周振甫先生通过对钱先生工作的总结，提出了这五个方面的鉴赏方法，可以看出来，周先生的归纳是十分通俗的，易于使人理解，同时也不失高雅而符合传统，这是他将传统的文史研读与高水准的鉴赏作的优美结合，既尊重了传统，有高水准的学术性，又有通俗的可读性。

实事求是：几十年治学心得的总结

　　周振甫先生在文学研究领域内，有多方面的成就，有古典文学的，也有对当代伟人的诗词研究。他对韩愈、孟子、柳宗元、欧阳修的文论和陆机的《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都有深刻的研究。行世的著作有《班固》《东汉党锢》《古代战纪选》《谭嗣同文选论》《严复诗词述评》《严复诗文选》《中国修辞学史》《文心雕龙注释》及今译《李商隐诗文选》《文论漫笔》《鲁迅诗歌注》《毛主席诗词浅释》，以及上面曾提到过的《诗词例话》《小说例话》《文章例话》等许多种著作，还有大量的学术研究文章见于报刊杂志。
　　《诗词例话》的影响巨大。《毛泽东诗歌浅释》也很有影响，《鲁迅诗歌注》被公认为是比较符合鲁迅诗作原意的作品。
　　我们了解到周振甫先生曾参加过《鲁迅全集》的新版注释及定稿工作，于是就请他给我们讲一讲，周先生应允了。他是从与胡乔木交往谈起的。“文革”前，黄炎培等人曾主办过一个“语文讲座”，由民主党派中的人士撰稿和讲授课程。有一次讲座请周振甫先生讲诗词，周先生讲的是胡乔木的诗。由于口音关系，讲座主持请人取走讲稿，另邀人代讲。人民日报社知道了这件事，派人来看，并借走了讲稿。他们读过以后，说胡乔木是中央的领导，他写的诗不宜随便讲，讲稿被退还了，但讲座用的稿件要在杂志上刊出来，于是讲座的组织者就将稿子寄给了胡乔木。胡乔木只改了一下题目，寄回了稿子，并很谦虚地给周先生写了一封信。胡乔木看过了，稿子也就能登出来了。《管锥编》出版时，钱先生在序中提到周先生，胡乔木见到后向钱先生打听起周振甫先生，得知周先生在中华书局工作，派人调周先生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编辑室，参加《全集》的新版修订注释。当时胡乔木调周振甫先生编书，主要是因为《全集》的重订是“四人帮”叫一些工人来做的，而胡乔木要知识分子也参加进去。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四人帮”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顾科学工作的要求，控制了《鲁迅全集》编辑、出版的工作，周恩来总理就曾经同他们斗争过。周振甫先生参加这个工作，现在看起来实在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所以我们的话题自然就转到了治学的态度上。周先生从他几十年的治学中，得到了一个认识，那就是治学要实事求是，这是他的心得。
　　他说，我主要是做编辑工作的，做编辑工作就是做实际的事，实在得很。比如说这一部书，这一部稿子，人家寄来了，那你就要了解情况，这一类的书有没有出版，有出版了，它的水平如何？如果人家并没有出版过，稿子也有一定水平，那就可以了。要实事求是，不实事求是，那就不成！我接触历史学方面的工作不多，但搞文献也应该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在我看来，做人、治学，都要实事求是。在治学上实事求是，就是对于一个问题，要弄清事实是怎样的，不轻易相信别人的话，包括权威者的话。
　　1961 年，人民日报的《新闻业务》编者丛林中先生约我为刊物翻译《文心雕龙》。译文在同年第5 期上发表，到1963 年8 期止。在这时期人民文学出版社约我注《文心雕龙》。《书记》篇中谓：“赵至叙离，乃少年激切也。”按这封信，《文选》作《赵景真（至）与嵇茂齐书》，但这封信作“安白”，实为吕安与嵇康书，因此，《文选》错了，《文心雕龙》也错了。嵇康就因为这封信而被杀，因此鲁迅讲嵇康为什么被杀，也错了，纠正一个注，发三个错误。拙编《文选散论· 嵇康为什么被杀？》，就是指出鲁迅这一错误的。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嵇康被杀是因为友人吕安不孝。而结合《文选》中向秀《思旧赋》李善注，细读原文，就可得出结论：
　　吕安被司马昭流放边郡，途中致信嵇康，欲推翻司马氏政权，但信落到了司马昭的手里，这才是嵇康被杀的真正原因。《文选散论》中的《离骚是什么时候作的》一文，指出了鲁迅、郭老、游国恩的错误。还有《周易译注· 前言》，指出闻一多把“龙”解释为“龙星”是错了；对“乾乾”的解释也不可取；也不能把“亢龙”解为“直龙”。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文献整理注释一定要求真。
　　曹植的《洛神赋》是一篇名作，这篇作品收录在《文选》中。《文选》有唐六臣注本，六人注中第一个就是李善，李善的注是有权威的。《洛神赋》题的注文中有这样一段：“《记》曰：魏东阿王汉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与五官中郎将。植殊不平，昼思夜想，废寝与食。黄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镂金带枕，植见之，不觉泣，时己为郭后谗死。帝意亦寻悟，因令太子留宴饮，仍以枕赉植。植还，度辕，少许时，将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见女来，自云：‘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时从嫁前与五官中郎将，今与君王’……”云云。“记曰”后的文字本不是李善注中的，是宋人加入进去的。胡克家在《文选考异》中谈了这个问题，说这不是李善原注有的，他看到过几个本子中都没有这东西，是南宋尤袤刻《文选》时加进去的，从小说《感甄记》里引来的。这件事从实事求是的角度看，在曹丕的经历中并没有这样的事，查《三国志· 陈思王植传》及《文昭甄皇后传》，也无赠枕的事。曹植的《洛神赋》里也没有提到送枕这一类事，没有洛神送他东西怎么怎么的。
　　所以从这里看，这段注不会是李善的原注。今本《文选· 洛神赋》的李善注弄错了：一，那不是李善的注；二，它与《洛神赋》无关；三，它与曹植等人的事无关。
　　“文革”期间中华书局开展运动，批林批孔，批判儒家。当时中华书局正在点校二十四史，请了某名专家点校唐史，请他到大会上去发言批孔，讲法家如何如何，但到后来，事实证明批孔是不对的。所以，这就不是实事求是了。实事求是最重要。白寿彝先生写历史书，有些新的东西，恐怕也是从实事求是中得来的，不实事求是的东西，是不能要的。
　　可见治学上要实事求是，得认真下点功夫，不惮努力才可达到。做人更是如此。
　　实事求是，这是振甫先生从几十年治学生涯中得到的最珍贵的认识。他反复强调这一点。我们回想起在批儒运动的时代，周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批评运动的文章，引起过社会不小的反响。
　　总结周先生治理传统文化遗产的实事求是作风和工作，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么几点体会：一、要实事求是，从历史实际出发，研究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二、对前人的结论和说法，既要尊重，又敢于在充分掌握资料的前提下，提出异议，甚至于对那些沿袭了上千年的结论，只要有详细可靠的资料，可以破陈说，提出自己的认识；三、研究问题要注意结合历史时代的背景，来分析材料，认清作者的真正用心。
　　访谈中，周先生还给我们谈到他近期的学术工作。
　　最近上海书店要周先生写本《毛主席诗词欣赏》，这部书过去出版过，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出版了一本书，即《毛泽东诗词集》，其中有十几首是未发表过的，上海书店请他加进去。另外，再写一本《毛泽东诗词初探》，稿子已经寄去，两本书要一起出版。上海书店还要出《史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四部书的评论，振甫先生承担《史记》的评论。他是以三部书为主来评《史记》，这三部书是《史记评林》《史记志疑》，还有钱钟书《管锥编》中评论《史记》的一些内容。中华书局出版的《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1993 年出版）中收入的一条关于《史记》的评语，也收进去。此外，收入的内容还有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前面一部分论《史记》的，王夫之《读通鉴论》中讲到《史记》的，再就是文集中的。这些都是汇集的内容。对于有不同说法，又一时难以考定的，则把各种说法都收进去了。如《史记》里边是怎么讲的，《史记评林》是怎么讲的，尽管他们讲的不一样。周先生称他的工作是“史记集评”，就是将各家的评说集在一起，其中有他自己的见解，体现在“集评”中间，但也有些地方写出了他自己的评议。这也可以说是实事求是吧！
　　周先生至今仍孜孜不倦地在文史研究领域内勤奋耕耘，我们深受感动。“实事求是”四个字，是先生治学经验的归纳，是他学术成就的基础，也是他学风的基本特点。
　　周振甫先生今年八十五了，但他精神矍铄，步履矫健。我们来到幸福一村时，他们已在等候我们了；访谈结束，先生又下楼送我们。在金色秋阳中，我们看到老先生还伫立在楼前，我们祝先生学术事业常青，祝周先生健康长寿。
（1997 年第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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