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出版，标志着西方现代性危机发展到最激烈的程度。“西方的没落”自此成为表述西方现代性危机的一个新概念，在学界得到广泛接受。此文集为纪念《西方的没落》出版100周年而编，收入多篇关键的相关论文。旨在帮助国人深入理解西方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并在如今中西文明愈发相与激荡的大潮中，提供一番借鉴。
　　早期现代政治哲学的构建者，如黑格尔、孟德斯鸠等人，不但共同塑造了西方现代文明的高峰，同时也埋下了西方现代文明危机的种子。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孟德斯鸠的历史哲学，都是早期政治哲学思想的代表，文集中分别收入关于二人的一篇研究论文。
　　20世纪的思想者施特劳斯对西方现代性给予了最深刻的反省，但其哲学思想和研究在西方主流学界并未得到应有的接受，本集选入一篇施特劳斯相关的研究论文，旨在表明，与施特劳斯相比，西方主流学界似乎拥有睿智的学院式的哲学思考，却对西方现代性问题缺乏真正锐利的反思。

        主编娄林，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古典学实验班讲师，研究方向为西方古典和中国古典作品研究。译有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朗佩特《尼采的教诲》、汉密尔顿《幽暗的诱惑》等，著有品达诗歌研究《必歌九德》一书，多年来担任《经典与解释》辑刊的主要主编。

1918年，斯宾格勒出版《西方的没落》一书，提出他的“哥白尼式”发现：西方文明将和其他所有文明一样，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之途。
自此，如同巨石投入蚁穴，斯宾格勒一举成为“时代的哲人”。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曾表示，他想成为美国的斯宾格勒，不久以后他出版了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
让我们跟随研究者们一起，来理解斯宾格勒关于西方文明必然衰落的预言；也让我们跟斯宾格勒一起，来反思西方现代文明的基本品性。

[编辑按]对于斯宾格勒的“历史循环论”，《斯宾格勒与西方的没落》一书中的研究者们赞赏支持者有之，反对批驳者亦有之，现分别摘出一段赞赏和一段批驳，以先飨读者。

（下面是一段赞赏，摘自贝尔托诺，“斯宾格勒论民主、平等与‘无历史性’”，页47-53）
        [关于西方当时的现状，]斯宾格勒在《决定时刻》里问：他的同时代人是否有任何一个人“有眼力看到地球上正在发生什么？看到庞大的危险正逼近这群乌合之众？我谈的不是有文化或没文化的城市杂众、报刊读者、在选举中投票的芸芸众生——在这个问题上，投票人和备选人之间已再无品质上的差异 ——而是白人国家里尚未被败坏的统治阶级，是还存在的政治家；是政体、经济生活、军队以及思想的真正领导者。我想问，哪个人有超越他自身的时代、大陆、国家或他自己狭隘的活动圈子的眼光？”
        在斯宾格勒看来，当代流行精神状态中的蒙昧主义，与过去一样——软弱无力、毫无生机。斯宾格勒写道，“更高文明的‘末’人的精神弱点，是不再承受真实（reality） ”，同时为了避免看见真实的境况，“他们以对未来的愿景取代事实，尽管命运从未注意到人类的幻想”。《决定时刻》用为人熟悉的鸵鸟形象，来比喻现代——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精神状态遗忘事实（fact -obliviousness）的特征。像尼采一样，作为其杰出后继者的斯宾格勒认为，这个时代无可救药的逃避主义，源于启蒙运动表面上的冷静态度和抽象风格，他认为启蒙运动那种自以为是的愚蠢来自一种情有可原的傲慢。斯宾格勒认为，启蒙运动被过分吹嘘的理性主义不过是“都市才智的傲慢，这种才智脱离了自己的源泉，不再由强大的本能引导，轻蔑地贬低对历史进行热情洋溢的思考”。
        一种冷漠的思考主导了 18世纪的西方，给后世带来严重后果。斯宾格勒写道：自由主义“沉迷于种种概念 ——时代的各种新神，并以自己观看世界的方式，对世界运用自己的才智”。
        按照斯宾格勒的看法，末人的举止就像神的一个老鼠般大小的、自我谄媚的幻影。他固执地否认神的存在，但又想承认不动的动者的作用。末人，如同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者，受自己的各种理论引导，不懈地对社会和道德的各个领域进行小修小补，却并未对自己议题中那些不可见的或意料之外的后果的可能性作出任何保证。末人轻蔑历史，自我迷恋，不承认任何传承下来的事物（无论习俗还是制度）曾表明的功能有任何正当性。斯宾格勒让他的左翼自由派的典型代表说，“这没什么好的，我们可以让它更好”，而且真的，“来吧，让我们为一个更好的世界设计项目！ ”在斯宾格勒看来，“儿童乐园”与“世界和平”运动及“工人天堂”，在枯燥无味上并驾齐驱。
        在斯宾格勒看来，在那些不停对生活进行胡乱改造的自由派观念里，没有一个超出如下两个互相关联的概念：民主和平等。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自我描述里，民主概念随处可见……在《决定时刻》里，斯宾格勒将民主与浪漫主义、青春崇拜（Die J nglinge）以及他笔下的“一种虚弱的、自我憎恨的才智”关联起来。按照斯宾格勒的分析，鼓吹社会乌托邦的长粉刺的家伙基于什么原因，要对当前秩序进行毁灭性的变革？
        在斯宾格勒看来，民主人“女里女气、柔弱不堪”；他多愁善感，真正处于一种“邪恶的多愁善感”中，而这是孕育他的仇恨的沃土。斯宾格勒写道，“存在一种由多愁善感者形成的社会浪漫主义”，以及“一种政治浪漫主义，将参选人和大众集会演讲带来的兴奋视为正事”。还存在“一种经济浪漫主义，从病态心灵的黄金理论背后涓涓流出，而这种心灵对现代经济学的内在形式一无所知”。
        ……
        对斯宾格勒来说，现存处境蕴含着一个悖论：“这个时代充满力量，但其中的人却如此卑微。 ”斯宾格勒写道：现代人仿如“衰老灵魂”的性格“渴求幸福的结局”。斯宾格勒写道，民主的现代乐观主义者喊道“别再打仗了！ ”，但“他们却欲求阶级斗争”。“当杀人凶手因激情之罪而被处决”，这类现代民主人士“便感到愤慨”，但他们又会因听到政治对手遇害的消息而窃喜。
        ……
        斯宾格勒认为，事实上，并不存在像民主制这样的东西，这个词可爱而又听起来冷静客观。用斯宾格勒的话来说，存在的只是“彻底的民主无政府状态”。且这个“彻底的民主无政府状态”其实只是“专制”的伪装。因此，对斯宾格勒而言，所谓的民主制是表象，而专制才是处于解体状态的国家的实质……
        斯宾格勒断言，文化必须坚持自身；文化必须专横地践行自己的法令，否则就将死去。一旦文化的担纲者屈从于多愁善感（源自对模糊不清者、对异来者的“理解、赞扬……和支持”），这个文化就完全放弃了自身。在斯宾格勒看来，这就是西方19世纪以来的情况。他写道，西方文明“没有任何抵抗”，根本没有为自身抵抗，与此同时还“为自己的恶名和瓦解感到愉快”。与卢梭一致，聪明、太聪明的人在庆祝部落工艺和野蛮风俗，认为他们有着西方传统缺乏的所谓真实性。随后，那些人就开始庆祝野蛮本身……
        如斯宾格勒所写，在罢工歇业的骇人气氛里，以及在群氓暴力的威胁之下，“没有人会再敢以等级或品质来衡量他自身成就的价值”；相反，“现在只有按时间计算的工作才算劳动”。此外，“只有‘工人’被允许和被指示去成为一个利己主义者……他只有权利没有义务”，而且“他是特权阶级，其他人必须以自己的劳动来侍奉他”。
        ……此外，所有雅各宾派一直以来吹嘘的平等，都不过是某种否认和否定，并未提及与之对立的任何事物。然而，一旦乌合之众开始对这种谄媚的荒唐表演失去信心，就出现了一种新的冲动。斯宾格勒论道，憎恨品质，基于其内在逻辑，基于其谎言与自我欺骗的暗中逻辑，必然转变为“虚无主义”。
        ……
        相当一部分人想起斯宾格勒在 1930年代对当时呈现出的现代处境的无情批评时，都会同意，《决定时刻》的语言令人惊讶地极其适合用来描述 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头的境况。《决定时刻》用自然主义式的直率描绘的乌合之众（Pbel）或“群氓”，令人震惊地与当代“占领运动”（Occupy）的暴民如出一辙，他们占据了北美的主要城市：缺乏形式、叽里咕噜、晃来荡去以及大量没有来由的憎恨，所有这些都在运动期间清晰地、臭气熏天地展示无疑。各种所谓的“妓女大游行”，近来取代了1990年代的“重夺黑夜大游行”，前者对“干活女”生活方式的吹捧，让这种生活方式有机会宣传自身。“占领运动”的暴民和“妓女大游行”的参与者从未组织自身；组织他们的是斯宾格勒所谓的“身败名裂的院士”，以及那些自称进步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的人，或者就是院系教员（faculty）。未受教育者处在半吊子受教育者的领导下，双方都处在共同的虚无主义的“无聊愤慨”之中，这个关系似乎从未改变，无论是斯宾格勒的时代还是现在……2011年的同时代人，能否真正生活在——并度过——同样的危机中，正如两代人之前那样？是同样的危机吗？它何以是同样的危机呢？
        “无历史性”（Geschichtslosigkeit）一词，在英语里的确有点奇怪，出现在阿特金森（Chalrs Francis Atkinson）完美翻译的《西方的没落》里。斯宾格勒用“无历史性”来指这样的境况：某个民族失去了与自身传统的全部联系，没有远虑只有近忧，全面缩窄精神和文化视野，以至于每天的生活都没有差别，浑浑噩噩无尽期。威孚（Richard Weaver）在《秩序的幻想》（Visions of Order，1957）里构造的“现在主义”（presentism）与此意义相当，即摈弃所有超个体的记忆。历史概念本身就算还存在，在“现在主义”或“无历史性”所经之处，同样也会缩窄：人们用完全期刊式的术语，把历史理解为顶多是过往十年内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去年，上个月，上一周；或者像奥莱利（Bill O ’Reilly）那样，在电视上点评一下前一天晚上的事情……
        西方文明的危机似乎至少从 18世纪中叶就已开始，且可能肇端始于 15世纪的宗教分裂。历史的周期很长。奄奄一息的社会可以在死亡之前抱病残喘数个世纪。当我们考察历史——斯宾格勒不断劝告读者这样做——我们会发现这些阶段，尽管混乱和败坏，仍能延续数十年乃至数百年。丧失对历史的感觉是一个历史阶段，一个“晚近的”和逐渐瓦解的阶段。在《西方的没落》（卷二）中，斯宾格勒写道：

        “‘历史的’人……是属于某个文化的人，他大迈步子，走向自我完善。在此之前、在此之后、在此之外，人都是无历史的；对他来说，他所属民族的命运不算什么，正如地球的命运也不算什么，如果我们关心的是天文学而不是地质学的话。”
        ……

        《决定时刻》与《乌合之众的造反》一样，是一本神谕式的书。换一个说法就是先知式的。威廉皇储（Crown Prince Wilhelm）给斯宾格勒（ 1933年 11月12日）的信中说：

        “你所写的大部分东西说出了我的心里话……你对未来发展的看法只能用先知来形容。 ”

        胡根伯格（Alfred Hugenberg）在一封给斯宾格勒的信里写道（ 1933年2月 9日）：

        “我非常不安地对你表示我的悔恨，我完全不同意我在低俗报刊上对你新书的攻击。”

        布伦斯维格（Hans Brunswig）随后也以同样的口吻给斯宾格勒写信（ 1934年8月16日）：

        “看到最近那些对你的新书和……之前那部重要著作进行毫无根据、对个人充满恶意和深仇大恨的攻击，我感到有必要表达我的愤慨和痛苦。”

        称赞《西方的没落》与《决定时刻》的人，包括小说家菲兹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和米勒（Henry Miller），以及作曲家普菲茨纳（Hans Pfitzner）。菲兹杰拉德以两种方式证明了他的赞美：他想成为美国的斯宾格勒，并把自己的小说视为这个宏愿的部分实现。就在人们知道这点之后，《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 1925）出版。《西方的没落》与《决定时刻》属于米勒所谓的我一生的书籍，他以此为名出了一卷书（ 1969）。普菲茨纳的音乐作品康塔塔《德国魂》（Von Deutscher Seele，1922），尽管歌词取自诗人艾兴多夫（Eichendorff），但他努力在哲学和音乐的感染力上展现出斯宾格勒的特征。就《决定时刻》本身而言，它的巨大价值在于它以生动的感受呈现了文化分崩离析的过程，并生动描述了精神与生活之水退潮后，那些残骸碎屑如何四散在我们正逝去的文明之船身旁。

        （下面是一段批驳，摘自柯林伍德，“斯宾格勒与历史循环论”，页68-71）
        我们可以重申，斯宾格勒所谓的历史哲学缺乏方向，因为它将历史简化为诸多文化的一种复数形态，它们的基本观念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这种历史哲学的根基不健全，因为其目的——“预先决定未来”——本身就不可能达到，在任何他的方法无法理解的案例中也不可能；他的历史哲学是拙劣的思考，因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会看到自己致命的缺陷；而且，这种历史哲学以系统地歪曲事实为己任，因为它曲解每一个事实，误以为该事实属于——或断言该事实将属于——一种给定的文化，它将每个事实错误地归为某种抽象而片面的观念的例子，并认为这种观念代表了那一文化的本质。
        在所有这四个方面，他的历史哲学是最近两百年的历史研究的一个一文不值的产儿。它在每个方面都违反历史意识的基本规定；一百年前的黑格尔、两百年前的维科的循环学说，在每个方面都远超于它。维科意识到，文化（用斯宾格勒的术语来说）不可能奇迹般地出现于一种均质、纯粹无文化的生活中；维科还意识到，野蛮本身包含文化的种子，这些种子发芽就产生文化。因此，维科摆脱了斯宾格勒关于文化生活与无文化生活之间关系的肤浅、表面的二元论。而且，即使文化产生自维科称为某种“感觉功能的野蛮性”（barbarism of sensation）的东西，并在获得了经济和法律上、宗教和艺术上、科学和语言上同质的发展之后，衰朽为一种“反思功能的野蛮性”（barbarism of reflection） A——后者即斯宾格勒所谓的文明，维科还是看到，这一法则仅是近似而非先天（a priori）必然；他看到它有例外，或至少看到它在应用于实践时受制于此类多样性，因而不能作为预言的基础。根本原因在于，不同文化的基本观念不同，文化本身将以不同的节奏发展。
        显然，维科是正确的。斯宾格勒假定，每种观念，无论它是什么观念，将用相同数量的年份发展自己的不同阶段并穷尽自己的可能，还有什么比这一假定更加荒谬的吗？为何它应该有完全相同的阶段？有人可能会辩解说，“我们发现它确实如此”；但斯宾格 勒无权这样辩解，因为他断言一种给定的文化必须经历这一或那一阶段，尽管不知道是什么阶段，因为其他文化已如此经历。
        那么，每种文化并非完全被非文化包围，而是被其他文化包围；比起自身，其他文化可能完美过之或不及，可能在规模或价值上更高或更低，但终归是文化。这是对斯宾格勒学说作的第一点修正。第二，我们承认，一种给定的文化有某种前后一致的特性、一种将自身发展为某种完全的社会生活的基本观念，但同时，我们也必须声明，这一观念或特性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它并非一成不变，奇迹般地诞生于某时，然后始终不变，最后被消除存在。相反，这一观念是一个精神发展的过程，它在其他观念的环境中并从其他观念中生出，然后通过一个互相交换的过程，在反对其他观念的同时维护自身，并在这一过程中改造对方也反过来被对方所改造。在这一过程达到顶点时，某个特定的观念似乎已获得一种绝对的主宰。于是，整个文化在这一观念的明光中辉煌起来；就它自己的人类媒介们（human vehicles）能自觉地领会这一观念而言，它对自己发光；就我们能够在头脑中重建他们的观念并由此看到生活对他们意味着什么而言，它对我们发光。但这种主宰并非绝对。它总是对某物的主宰；总有其他观念在敲门，且被某种力量挡住，这种力量对文化生命的围栅的压力与生命内部的扩张力量大小相同而方向相反。
        所以，文化最辉煌的顶点显示出它们声张的东西与它们否定的东西之间的矛盾：希腊的自由建立在希腊的奴役之上，资本主义的财富建立在资本主义的贫困之上。而且，从长期看，仅仅试图一贯地搞清文化观念、充分地经历它（而非思考它），就足以摧毁文化。但是，一种文化的毁灭是另一种文化的诞生；因为并没有一个可称为文化的静态的实体，有的只是一种永恒的发展，在这种发展中，赢得的东西必须失去，以便可以赢得某种进一步的东西。而且，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的一切，都建基于过去各阶段获得的一切。
        因为这一过程始终相同——尽管总是新的，所以，很容易在其中的任何部分与任何其他部分之间发现相似和同质。但是，当我们把这一过程切成各个部分，并说“古典文化从这儿开始而在这儿结束，麻葛文化在这儿开始而在这儿结束”时，我们不是在谈论历史，而是在谈论我们选择贴在历史尸体上的各个标签。更好的历史思考，更深的历史知识，都将向我们表明，古典文化的内核不是某种单一不变的观念，而是诸观念的动态作用，甚至非常早就包含着准备转变成麻葛文化的各种要素。因为万神殿是麻葛式的，所以不是古典式的，这种论证是蹩脚的史学，同样也是蹩脚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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