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是经济学中最重要的著作，是市场经济的圣经。在18世纪就有十个英文版本，并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在全球发行。《国富论》在中国曾经有过两个中文译本。最早的译本是1902年由严复先生翻译的名为《原富》的译本。是严复先生使中国人认识了亚当·斯密和他的《国富论》，严复先生对《国富论》在中国的传播有开先河之功。迄今，中国人最熟悉、使用最多的译本是1930年郭大力和王亚南先生的译本，初版译名为《国富论》，1972年再版时改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和王亚南先生的译本在中国传播得最广，影响最大，被引用的次数最多，两位先生译本的这种地位迄今也没有人能够撼动，可以预言，在未来几十年内也不会有人撼动。在这种背景下，重新翻译《国富论》有没有必要？这是我们翻译《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国富论（套装上下册）（超值白金版）》时首先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

亚当·斯密，公元1723～公元1790亚当·斯密是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他于1723年出生在苏格兰的克科底，青年时就读于牛津大学。1751年到1764年在格斯哥大学担任哲学教授。在此期间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确立了他在知识界的威望。但是他的不朽名声主要在于他在1776年发表的伟大著作《国家康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该书一举成功，使他在余生中享受着荣誉和爱戴。他于1776年在克科底去逝。斯密一生未娶，没有子女。
    亚当·斯密并不是经济学说的最早开拓者，他最著名的思想中有许多也并非新颖独特，但是他首次提出了全面系统的经济学说，为该领域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完全可以说《国富论》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
    该书的伟大成就之一是摒弃了许多过去的错误概念。斯密驳斥了旧的重商学说。这种学说片面强调国家贮备大量金币的重要性。他否决了重农主义者的土地是价值的主要来源的观点，提出了劳动的基本重要性。斯密重点强调劳动分工会引起生产的大量增长，抨击了阻碍工业发展的一整套腐朽的、武断的政治限制。
    《国富论》的中心思想是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的自由市场实际上是个自行调整机制，自动倾向于生产社会最迫切需要的货品种类的数量。例如，如果某种需要的产品供应短缺，其价格自然上升，价格上升会使生产商获得较高的利润，由于利润高，其他生产商也想要生产这种产品。生产增加的结果会缓和原来的供应短缺，而且随着各个生产商之间的竞争，供应增长会使商品的价格降到“自然价格”即其生产成本。谁都不是有目的地通过消除短缺来帮助社会，但是问题却解决了。用斯密的话来说，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象“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他们促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国富论》，第四卷第二章）
    但是如果自由竞争受到阻障，那只“无形的手”就不会把工作做得恰到好处。因而斯密相信自由贸易，为坚决反对高关税而申辩。事实上他坚决反对政府对商业和自由市场的干涉。他声言这样的干涉几乎总要降低经济效率，最终使公众付出较高的代价。斯密虽然没有发明“放任政策”这个术语，但是他为建立这个概念所做的工作比任何其他人都多。
　有些人认为亚当·斯密只不过是一位商业利益的辩护士，但是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他经常反复用最强烈的言辞痛斥垄断商的活动，

在西方经济学迄今的发展中，涌现了数量不少的重要著作，其中亚当·斯密《国富论》(初版于1776年)、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初版于1890年)和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是公认的三部划时代著作。《国富论》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经济学原理》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作。为经济自由主义做了总结；《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则标志着经济自由主义的终结和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的开端，故将它们同时首批推出。其他名著将陆续问世。

                                                                             序言
    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如以1882年上海美华书馆印行《富国策》[英国经济学家H．福西特(1833～1884)《政治经济学指南》(1863年)中译本]为开端，迄今为止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回顾这段不算很长然而曲折的历程。不难看出它同中国社会百多年来的巨大深刻的变迁密切相关，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思想界特别是经济思想界潮流和走向的某种折射和反映。单就建国以来对西方经济学名著的翻译出版来说．窃以为明显呈现出各有特点的两个阶段。改革开放以前几十年间，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著作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其宗旨在于提供批判的对象和资料。对于出现这种局面的不可避免发生及其长短是非，人们的看法和评价可能不尽一致，但此种局面不能再原封不动地维持下去已是大多数人的共识。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经济学著作的翻译出版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短短二十多年间，翻译出版数量之巨。品种之多，速度之快，影响之广，均前所未有，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这是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的进步，主流无疑是好的；但也难免有选材不够精当和译文质量欠佳之嫌。
华夏出版社推出这套新的《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可谓正逢其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中国经济学队伍的建设和壮大，我们需要更多更准确更深入地了解西方经济学；而以往几十年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也正在变成宝贵的财富，使我们将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这项事业，得以在过去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们会以实践为标准，比以往更恰当地把握选材范围和对象，尽可能全面准确地反映西方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将各历史时期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著作纳入视野；我们对译文质量会以人所共知的“信、达、雅”相要求，尽力向读者推出上乘之译作。我们还会认真听取广大读者和学者的任何批评和建议。在分批推出过程中不断加以改进和提高。
    在西方经济学迄今的发展中，涌现了数量不少的重要著作，其中亚当·斯密《国富论》(初版于1776年)、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初版于1890年)和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是公认的三部划时代著作。《国富论》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经济学原理》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作。为经济自由主义做了总结；《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则标志着经济自由主义的终结和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的开端，故将它们同时首批推出。其他名著将陆续问世。
                                                                                                                    晏智杰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2004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