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经济福利的角度探讨了在什么条件下私人产品和社会产品会发生差异，从而妨碍国民净产品的增加，进而提出了运用征税和津贴及国家干预等措施对之加以矫正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书中提出的的社会福利理论后来成为西方福利国家制定社会保障的政策依据，促进了西方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该书为福利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作者也被奉为 “福利经济学之父”。

阿瑟•塞西尔•庇古（1877～1959），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出生于英国的一个军人家庭，1900年毕业于剑桥大学。他一直师承马歇尔，从31岁接替马歇尔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直至1944年退休。他致力于传播马歇尔的经济思想，使马歇尔的经济思想成为剑桥学派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里最正统的信条，也使他自己成为“凯恩斯革命”前最后一个有影响力的剑桥学派正统人物。他的主要著作有：《福利经济学》、《财富与福利》、《产业波动》、《就业与均衡》等

                                                        第一编 福利与国民收入
                                                         第1章 福利与福利经济
    §1当一个人投身于任何一项探索的过程中时，其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光明就是为了获得果实——不是为了求取知识本身而求取知识，就是为了求取知识所带来的美好事物而求取知识。在不同的研究领域，这两种理想具有不同的重要性。几乎所有引起我们关注的伟大的现代科学，都表现出同时求取光明与求取果实的特点。不过，在不同的科学中这两项目标相互结合的比例是各不同的。处于一个极端的是所有科学中最具一般性的科学——形而上学，即关于存在的科学。的确，研究形而上学的学者们可能为那些满怀企盼的灵魂带来某些有价值的东西，不过，带来的一定是光明而不是果实。研究物理学最终问题的学者与形而上学的学者最为相似。迄今为止，物质的粒子理论仍然仅仅给人以光明而已。然而，粒子理论的另一个方面已经展现出远大前景，对于原子结构的探索也许会在某一天发现物质裂变的具体方法，从而开发出可供人类使用的原子的能量所蕴藏的巨大资源。在生物科学中，求取果实的一面表现得最为显著。毋庸置疑，现代关于遗传问题的研究具有最高的理论价值。然而，当人们想到这一理论的时候，几乎都不能不同时想到它在小麦育种方面已经取得的实际成果，并在略加沉思后联想到它在遥远的未来对于人类更好发展所能发挥的作用。在以单个的人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中，这种结合比例上的差异与在纯粹的自然科学中的情况相同。在心理学中，理论上的关注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在为形而上学提供数据方面更是如此。不过，从某些方面评价心理学也会把它作为实践教育学的基础。而另一方面，在人类生理学中，理论上的关注虽然存在，但却从属于次要的地位，因而长期以来一直将它主要作为医学的基础。最后，让我们考察一下被某些学者称之为社会学的新兴科学，它不以单个的人而是以人的群体作为研究对象。许多人认为对于历史发展中所包含的规律的揭示，甚至对于具体事件的描述，本身就具有很高的价值。而我却认为，人们对于人类社会科学的基本认同是，它给予的光明从来都不非常重要，恰恰是它期许的果实而非光明才真正引起我们的关注。麦考莱（Macaulay）在其《史论》中有一段著名的但或许略显夸张的论述：“已经过去的事件均不具有任何内在的重要性。认识过去的事件的价值仅仅在于它能够引导我们形成对于未来的正确的判断。不能为此目标作出贡献的一段历史，尽管它可能充满了战争、条约和暴乱等，也会像马修•米特(Matthew Mite)先生所搜集的一系列的道路通行税单一样毫无用处。”这一悖论具有部分的正确性。如果不是希望对于人的社会行为的科学研究，虽非必须直接或立即，但在一定的时刻并以一定的方式，会对社会的进步带来实际结果的话，则进行相关研究的多数学者均会认为，他们投入时间进行研究实在是一种浪费。这一点对于所有的社会科学来说都是正确的，不过对于经济学更是如此。因为经济学是“对于日常商业生活中的人类所进行的一种研究”，而并非是由于日常商业生活中的人类最有情趣或最具有灵性。在知识的果实以外寻求有关人的知识的人们，将会求之于宗教狂热、殉道或爱情的历史，而不会求之于市场。当我们决定关注人类日常动机的表现的时候——这些动机有时是卑微的、沉闷的且并不体面的——我们的冲动不是哲学家的冲动，不是为知识本身求取知识，而是生理学家的冲动，是为知识有助于治疗而求取知识。卡莱尔（Carlyle）宣称好奇是哲学的起点。但并非是好奇，而是对于陋巷的污秽以及衰弱生命的苦痛进行反抗的社会热忱，才是经济科学的起点。在此，如果不是在其他领域，科姆特（Comte）的伟大的论断仍然成立：“以心灵提出我们的问题，用智慧去解决它们。……智慧最为适合的唯一位置，是做社会同情心的仆人。”
    §2如果接受这种有关经济研究内在动机的理念，则可以推断经济学家所致力发展的这种类型的科学必然适用于形成某种技艺的基础。诚然，它本身并不就是一种技艺或者政府命令的直接表述。它是回答“是什么”的实证科学，而且倾向于不是回答“应该是什么”的规范科学。它也将使自己不局限于仅与眼前的实际问题明显相关的实证科学探索的领域。这样做将妨碍进行彻底分析并排除可能带来最终成果的研究。因为，如同已被恰如其分地表述的那样，“在我们的高度理论的精神状态中，我们可能最接近我们的最为实际的应用”。怀特黑德：《数学导论》，第100页。
    但是，尽管其战术与战略完全独立，但它的基本方向却仍然受到实际利益的引导。这一点决定了它对基本形式的选择。因为，主要存在着两种类型的实证科学：一种是有关形式逻辑与纯粹数学的科学，它们的功能是发现蕴涵性；另一种是实在科学，诸如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它们所关注的是实际性。罗素（Russell)先生在《数学原理》一书中对于这种区别给予了揭示。“由于非欧几何的发展，纯数学不关心欧氏几何的公理和定理与实际之间是否一致的问题已经显现。这是实际数学予以确定的问题，通过在任何可能的决策的范围内进行实验与观察，我们发现，纯数学所证明的不过是如何从欧氏公理中推导出欧氏定理，即证明某种蕴涵关系：任何空间如果具有某种性质，那么其必具有某种其他的性质。因此，在纯数学中，欧氏几何与非欧氏几何同等正确：在某一体系中，除了蕴涵关系外并未确定什么。所有的定理是否实际成立，有如我们所居住的空间，不是由数学，而是由实验科学或经验科学予以解决的”。《数学原理》，第5页。在这一段，我用“实际（realistic）”一词替换了罗素先生的“应用（applied）”一词。
    这种区别同样适用于经济研究领域。我们可以自行决定建立经济科学，使其或是属于以纯数学为代表的纯理类型，或是属于以实验物理学为代表的应用类型。这种意义上的纯理经济学——无疑是一门罕见的科学——将研究在人的群体之间由于任意动机组x的驱使而产生的均衡或均衡的扰动。在此学科之下，在无数其他分支学科之间，会立即包括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其中x被赋予对经济人——或者对正常人——产生作用的动机之值，以及一门非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与罗氏几何相对应，其中的x乃是由对于工作的热爱或者对于收入的憎恨所组成的。在纯理经济学中，两种政治经济学将会同等正确，且与探索当前生活在世界上的实际的人的x之值无关。与这种纯理论经济学相对应的则是实际经济学，它的兴趣集中于经验所知的世界，并不涉及天使社会的商业行为。现在，如果我们的目的是实践，则很明显，如此扩展的政治经济学不过是娱悦我们的一件玩具而已。因此，胜任我们研究任务的一定是实际的，而非纯理论类型的科学。我们将努力予以说明的不是任何一般体系的可能的世界，而是男人和女人由其经验所确认的实际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