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人口原理（最新译本）》是从两个公理出发的：①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②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自有人类以来几乎保持不变。这两个公理导致人类历史出现这样的情况：生活资料以算术级数增长，而人口以指数级数增长，从而使二者不平衡。因为人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这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障碍来阻止人口增长，这就是书中所谓的“积极抑制”--贫困和罪恶；此外，马尔萨斯还提出了所谓的“预防抑制”，其中最主要的是“道德抑制”。以上就是马尔萨斯认为支配人类命运的人口自然规律的基本内容。

  作者马尔萨斯是人口学发展史上“教父式”的人物，被凯恩斯尊称为“第一位剑桥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主要著作有《人口原理》《地租的性质与发展研究》《政经济学原理》《价值的尺度》《政治经济学定义》他在《人口原理》一书中提出的“人口理论”，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而且对后世的各种人口研究也有极为深刻的影响，其“有效需求论”对20世纪英国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有着重要的启发。凯恩斯在一篇关于马尔萨斯的传记中，记中以崇敬的口吻称其为“第一位剑桥经济学家”称颂他“有深刻的经济学直觉不但能够对变换的经验图景保持开放的心态，而且不间断地以其规范思想中的原理来解释经验”。
 

 

    从1798年《人口原理》的问世至今，该书一直在赞美与诋毁之间影响着历史的进程。 在市场实体书店长期缺货的情况下，本书成为2012年最新的中文译本，优秀的译者、精心的装帧、最低的定价，共同打造出目前市场最好的《人口原理》。

人口若不加抑制，就会以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仅仅以算术级数增长。只要稍微熟悉一点算术知识，就能够看出，后者的力量没法同前者相提并论。根据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这一关于人类本性的法则，必须使上述两种不均等力量的影响不相上下。
    地球上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之间这种天然的不相等，以及必须始终保持二者的影响不相上下的伟大自然法则，构成了在我看来，似乎是在通往社会可完善性的道 路上不可逾越的巨大困难。与此论点相比，所有其他的论点都是微不足道、无足轻重的。这一法则制约着整个生物界，我看不出人类有什么办法避开这一法则的重 压。没有什么幻想出来的平等，没有什么大规模的土地调整，能够消除它的压力，哪怕是只消除100年，也不可能。所以，若有一个社会，其全体社会成员都过着 轻松、快乐、相对悠闲的生活，一点也不担忧为自己和家人提供生活资料，这样的社会看起来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存在的。
    这些历史悠久的国家，尽管时疫不时流行，但其人口仍增长得相当快。耕作肯定一直在改进，结婚因而受到鼓励。对人口的抑制看起来与其说属于预防性的抑制，不 如说属于现实的抑制。在任何一国中，当人们预期生活资料日益丰富，抑制人口增长的压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消除时，这种动机将持续发挥作用，超出最初促使人口增 长的原因所起的作用，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或者，说得更详细点，当一国的农作物持续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增长，从而大大改善劳动者的生活状况，进而极大 地鼓励人们结婚的时候，早婚的习俗很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该国人口的增加超过农作物的增加，而季节性流行病的发生似乎是其自然的和必然的结果。所以我 认为，与那些人口能够更充分适应其平均产量的国家相比，那些生活资料日益增加，足以不时地鼓励人口增长，但又不足以满足所有人口需求的国家，将更易于遭受 周期性流行病的侵袭。
    亚当?斯密博士非常正确地指出，节俭致富，浪费变穷，这个道理对国家和个人皆然，因此，节俭者为国家之友，挥霍者为国家之敌。他给出的理由是，节省下来的 收入总能增加国家的资本，因而它取自通常是非生产性的劳动的维持金，而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即能够在有价值的商品中实现的劳动。显然，没有什么比这更正确 的说法了。葛德文先生的文章的主题乍看起来有点相似，但本质上却有天壤之别。他把浪费的危害看作是一个众人皆知的事实，因而只对贪财的人和花自己收入的人 作了比较。但是，葛德文先生所说的贪财者，至少就其对国家繁荣的影响而言，与亚当?斯密博士所说的节俭者，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节俭者为了赚更多的钱，把 自己的收入节省下来并增加资本，这些资本，他要么花在生产性劳动的维持上，要么转借给其他某个大概也会这样做的人。他使国家受益，因为他增加了国家的总资 本，因为与当作收入花费相比，财富用作资本不仅能够调动更多的劳动，而且所调动的劳动也更有价值。可葛德文先生所说的贪财者则不同，他们把自己的财富锁在 柜子里，不调动任何类型的劳动，无论是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性的。二者有本质的区别，如果亚当?斯密博士的观点明显是正确的话，葛德文先生在其文章中的观点 就显然是错误的了。事实上，葛德文先生肯定能够想到，这样把预定给维持劳动的资金锁起来，可能会给穷人带来某种麻烦。因此，他所能削弱这一反对理由的唯一 办法，就是比较这两种人，主要看哪种人更能加快人为平等的幸福状态的到来，他宣称，我们应该始终把眼睛盯在这种平等状态上，把它作为我们的北斗星。
    我认为，本书前面各章已经证明，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完全是镜花水月。那么，在政治发现的茫茫大海中，把这样一点当作我们的向导和北斗星，我们能指望从中得到 什么样的结果呢？理性将教导我们，除了永远的逆风、没完没了却毫无结果的艰辛劳作、频繁的船只失事，以及不可避免的苦难，我们什么都指望不了。在迈向这样 一个完美的社会形态的旅程中，我们不仅不能取得哪怕是最渺小的进展，反而由于在无法行进的方向上白白浪费脑力和体力，由于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使我们不可 避免会遭遇频繁的不幸，我们显然会阻碍实际上可以达到的社会改良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