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既联系尼采的生平和写作等传记性因素同时又超出这些因素来理解尼采，探讨尼采个人性哲学思考的普遍的意义。在他看来，尼采是一个哲学家，其使命是寻求解脱和解放：从信仰中解放出来，从各种精神枷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最后变成“自由的精神”。在完成这一使命的过程中，尼采的疾病，这一最重要的传记性、个人性和偶然性的因素，对尼采帮助最大。
　　比如：尼采主要以格言方式写作，从来没有一个哲学家赋予格言以如此重要意义，并给格言这一写作方式打上如此深刻的烙印。但是，促使尼采选择这一写作方式和思考方式的并非一种形而上学的理论性的根据，而是尼采本人的一种偶然存在条件：他由于“头痛和视力不佳”而不得不采用“倒霉的电报文体”。
　　但是，尼采的自我解放超出了疾病等传记性因素的范围，对其他读者具有普遍示范和启发的哲学意义。尼采的哲学思考首先是一种自我解脱和自我克服。尼采称他的哲学思考为“大解脱”。这种解脱确实将尼采从某种生理和生活困境中解脱出来，上升到作为“健康学说”的哲学思考和哲学学说，
　　尼采的哲学思考是在“皮肤之下进行”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完成之后，它也是在“皮肤”之间进行的。在这个高度上，他没有提供普遍的救赎学说，而是用他自己的患病和康复的例子，向其他个人表明了一种通过哲学救赎和解脱的可能性。
　　本书是目前中译本里少有的佳本，既适合入门级读者，对专家也颇有启示。译者研读尼采已多年，并已有尼采以及关于尼采的研究译作多种。

　　维纳·施特格迈尔，德国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哲学教授，尼采研究权威刊物《尼采研究》（Nietzsche-Studien）主编之一，著有大量解读尼采、德里达和列维纳斯的著作和论文，晚近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定向的哲学》（Philosophie der Orientierung, Walter de Gruyter 2008），《尼采解放哲学》（Nietzsches Befreiung der Philosophie, Walter de Gruyter 2012）。

　　在这本引导读者阅读和思考尼采哲学的著作中，作者施特格迈尔没有集中关注尼采那些为人耳熟能详的著名概念和学说，而是将尼采的概念和学说放到尼采生活和思考、写作的语境脉络中来加以理解和考察，并希望这种理解和考察最终反过来在读者自己的生活、思考、写作的语境脉络中产生某种影响，发挥某种作用。
　　有两种常见的尼采解释方式。一种是几乎完全用传记性材料来解释或还原尼采思想。丹豪瑟说，现代人喜欢给一个思想家做心理分析，而不是分析他的思想，尼采从这种做法中吃到的苦头比大多数思想家都要多，虽然不无讽刺意味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尼采自己使这种现代爱好具有了可敬的思想外表。另一种是忽视个人传记性因素，抽象地理解和表达尼采思想。例如，海德格尔在其开创性的尼采研究中，认为所有思想家都思考“同一个东西”，并将尼采思想概括为“权力意志”，“永恒复返”，“超人”，“虚无主义”等等教条，尼采被定位为“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
    　在这本介绍尼采思想的著作中，施特格迈尔试图将这两种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联系尼采的生平和写作等传记性因素同时又超出这些因素来理解尼采，探讨尼采个人性哲学思考的普遍的个体间的意义。

　　这是这样一个人的经历，他对其他个人讲述这些经历，而这些其他人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理解他的故事，并因此变得生病以及健康。他不再渴望在某种一般中获得压倒性优势，也不再渴望这种压倒性优势形成的集体和安慰；他现在“渴望的是有一个强敌”。

　　在病态和生命力之间的极端张力，生理颓废的一种征象，却使他得以洞察他的时代的病态：文化的颓废状态。

　　什么叫变得智慧？就是从他的生命的经常是痛苦的经验中赢得了一种知识，这种知识使生命变得安宁和平静。他现在写到，他所以能成为智慧的，是因为他很早就以“中立性”，以“在与生命整体问题上关系上的不偏不倚”而著称。他为此感谢一种“命运：如果用谜语的形式来说，我作为我的父亲我已经死了，而作为我的母亲我仍然活着和一天天变老。”从父亲那里他继承了威胁生命的疾病，而从母亲那里他继承了坚不可摧的生命力。所以，他持续地作为病人生活，经常濒临死亡的边缘。但是，他因此也确立了他的使命，他那实际上持续终生的使命：将他那医学无法治愈、让他身体备受折磨、心灵深受压抑的痛苦，转变为哲学沉思的丰富源泉，以便通过这种方式让他有可能活下去。

　　尼采哲学的结论是：从孤独中去思考一切认识，所有知识，全部智慧，在它们必然的孤独中寻找它们的前提条件，每一个人都由于他的特殊的生存而“被抛到”这些条件中，只有通过“自我克服”才能超越这些条件，而只有少数人才有这个力量。他亲自“冒险”，目的是树立样板，让人们明白，一种“智慧的”，“中立的”和对所有人和所有事公正的哲学思考，在没有道德和形而上学的避难所的情况下仍然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