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立足于经济学，通过对1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面对面的访谈，从多个角度对当代顶尖经济学家那些卓越的思想产生的过程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对这些基本问题的分析解答，就呈现在这部富有洞察力的深刻而高度振奋人心的著作中。
　　经济理论的进步是如何发生的呢？
　　突破性的思想源自何处？
　　是什么使得这些杰出的学者能够做出各自的重大贡献呢？
　　某一特定历史状况的“足迹”有多深，经济学中的政治潮流或发展水平有多强，个人经历对其个体智慧之路有多大的影响？
　　本书访谈的十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
　　保罗•萨缪尔森　　　　 道格拉斯•诺斯
　　肯尼斯•阿罗　　　　　 莱因哈•泽尔腾
　　詹姆斯•布坎南　　　　 乔治•阿克尔洛夫
　　罗伯特•索洛　　　　　 弗农•史密斯
　　加里•贝克　　　　　　 埃德蒙德•菲尔普斯

　　卡伦•霍恩是德国经济学博士。她通过花费数十年心血，采访了当今最卓越的经济学家，探讨了这些天才不可思议的思想产生的历程。

作者花费数年十年时间采访
保罗•萨缪尔森         道格拉斯•诺斯
肯尼斯•阿罗           莱因哈•泽尔腾
詹姆斯•布坎南         乔治•阿克尔洛夫
罗伯特•索洛           弗农•史密斯
加里•贝克             埃德蒙德•菲尔普斯
这十位当今最优秀的经济学家，探讨了他们在经济学领域取得那些卓越成就的不可思议的产生过程。

因为是一手资料，尤其珍贵难得。这些经济学家是不轻易接受采访的。

　　卡伦•霍恩提出的问题富有洞察力，其评论严密准确，富有教益。
　　对于自己在书中提出的关于创造力的核心问题，霍恩的总结令人信服且切中要害。总而言之，本书拿起来就难以释手。可以想象，任何一位读者都将在阅读过程中受益匪浅。

    ——英国伦敦大学和白金汉大学    马克•布洛格教授

第一篇　　条条道路通智慧：问题

目的和理论

　　“条条道路通罗马”，这个警句每个人听到过许多次了。不过，属于非天主教宗教团体的人也许听到的次数少一些。对这句谚语的语源学解释之一是，这座以梵蒂冈为中心的城市，在中世纪被视为基督教世界的（精神）中心。谚语本身起源于阿兰·德·利立写于12世纪的《创世纪寓言》。他在其中这样写道：“Mille viae ducunt hominem per saecula Roman（一千条道路总是指引人类通向罗马）。”这当然是褒义用法，但该谚语后来也被用做贬义，用来控诉罗马居高临下的帝国统治和侵略。一个更世俗的解释只是指古罗马的道路系统，表明帝国所有的道路都从帝国首都呈辐射状向外延伸。其比喻意义也是一样的：一个人一旦有了目标，根本要务就是要到达目的地——有志者，事竟成。走哪条路不重要，也不存在“某”一条正确道路，一切均取决于身处何地何时、采用何种手段、个人的偏好以及自认为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
　　这句谚语也可用在作为本书的核心主题的学术进步上。对于希望作出个人贡献的学者而言，根本要务大概只是去到达目的地——只是希望你一旦达到那里，不会像格特鲁德·斯坦在其《每个人的自传》格特鲁德·斯坦讲述了自己如何设法走访儿时家乡，但未能找到祖屋的故事。一书中著名的讽刺语那样，面对的是令人失望的惊讶——“这不是我要到的地方啊”……事实上，世上不乏幻想破灭的事例。但是，所有这些告诫都被撇在一边，对于任何一位科学家来说，进步本身才是重要的。正如乔治·斯蒂格勒所说，“科学努力的极大魅力……恰恰在于对新思想的冒险探寻，从而将来能够扩展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范围”。由于这个事实，他如何进行准备，以为所在领域的进步作出贡献，就无关紧要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与这句通俗的中国谚语不同，由于这个事实，个人具体行进的旅程就不那么重要了。根本要务就是要抱定青松不放手，去作出这一个或多个有资格作为一个行进在正确方向上的进展或进步的原创性贡献，而不管人们如何精确界定之。这或者就是智慧，如果允许我使用包罗更多、升格了的概念的话。智慧不只是知识，它是一种心智状态。它是对学习的热爱，它是明智地运用这个知识来解决问题。正如孔子所说，智慧源于反省、模仿和经验（学而不思则罔）。亚当·斯密在这方面说的是“审慎”。
　　我选择“智慧”概念作为本书标题的一部分，不单单因为我碰巧喜欢用双关语该双关语指的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1945年的《通往奴役之路》。为向哈耶克致敬，其他人也使用过双关语，如埃里希·斯特莱斯勒、戈特弗里德·冯·哈伯勒和弗里德里希·卢茨1969年的《通往自由之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纪念文集》。，更多的原因是为了清楚地表明，我已从伟大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1899-1992）非凡的作品中得到了某种灵感。20世纪中叶，哈耶克为我们提供了对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重要的捍卫。他曾先后在伦敦经济学院、芝加哥大学、弗赖堡大学（德国）以及萨尔斯堡大学（奥地利）执教。他于1974年和他思想体系上的对手冈纳尔·缪尔达尔一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真是一大讽刺。另一个更具讽刺意味的事情是，他获得诺贝尔奖，是因为他在“货币理论和经济波动方面的开创性工作，以及他们对于经济的、社会的和制度的现象之间相互依存的敏锐分析”——而恰恰不是由于其突出的社会哲学。
在总结自己的贡献时，哈耶克总是喜欢说，贯穿其学术生涯，他作出了一大发现和两大创造。一大发现是在分散的、竞争性的市场中价格系统的知识集聚和知识产生特性。两大创造是货币的去国家化和明确的两院政府制。哈耶克的一大发现显然比两大创造更基本。
　　我必须强调，特别就哈耶克的那部名著而言，除了仅有敬畏意味的双关之外，并没有任何实质的类比之意。《通往奴役之路》是1944年发出的一个警示性呐喊，产生于哈耶克对集体主义和集权主义力量正在世界各地占得上风的深刻印象。六十多年后，他的担心并没有失去丝毫的敏锐度，其警告也没有失去任何的重要性，事情恰恰相反。当我落笔写这几行文字的时候，世界正陷入一场范围广泛的金融危机，有可能演变成自1929年以来最糟糕的一场严重的全球性经济衰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起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的结果。美国的房地产泡沫于2006年开始破裂。公众舆论已经转向，反对资本主义，呼吁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在这场危机中，大多数评论员纷纷预言全球资本主义将走向“破产”和“终结”，“新自由主义”将要崩溃，放松管制和自由化早该结束了。“美国金融巨头的垮塌是银行的过度贪婪、盲目的放松管制、宽松的监管，以及以两党支持的‘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所谓金融市场最了解情况的错误信念所造成的。他们手握发令枪，只设置了最低限度规则的金融最终市场［原文如此］，开枪击中了自己的脚。” 尤瑟夫·纳扎尔于2008年10月11日在《黎明新闻报》的网络版（wwwdawncom）上这样写道，这在极大程度上反映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很容易就能看出，冷战结束之后，弗朗西斯·福山（1992年）宣布“历史的终结”未免有点为时太早了。基于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之民主并未一劳永逸地实现。与西西弗斯一样，哈耶克之石须得有人再次向陡峭的山上推。不过，我这本书只是探讨对经济理论的进步作出贡献的个人旅程的决定因素，而不是关于世界的一般状况或者各种引领世界的意识形态潜流。甚至在这方面，在我有限得多的领域里，我的目的不是警告该专业正行进在一个致命的错误的方向上——否则，我就会把本书取名为譬如“随波逐流之路”，或者“通往无聊之路”。 虽然的确属实的是，我以某种实质性的怀疑态度看待经济学的发展，尤其是在最近这场爆发于2008年秋季的金融危机之后，但这不是我这本书的主要着力点。
　　我从哈耶克那里获得的并让我在此稍作停留的灵感，是他的一大哲学发现，即他关于市场中与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 相类比的“知识分工”的洞察。通过“知识分工”，演变——或许还有进步——得以发生。这两种“分工”是社会互动诸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在这些过程中，任何一个中央群体都不可能甚或需要监督正在发生的一切。没有任何超级大脑在指挥这一切。正如哈耶克所说，通过市场自发进行的无名的社会自我协调过程堪称“奇迹”。“奇迹之处在于，譬如在一个某种原材料缺乏，而秩序未产生，且知道原因者寥寥无几的情形下，数月调查都无法查明身份的千百万人，被引导着去更谨慎地使用该原材料或生产其产品，也就是说，他们行进在正确的方向。即便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配合得如此完美，以致他们的盈利率将始终保持在相同的抑或‘正常’的水平，这个也够得上是奇迹了。我特意使用‘奇迹’一词，意在当头棒喝，将读者从以下自满中警醒过来：我们往往把这一机制的运行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我确信，如果它是人类有意设计的结果，如果受价格变动指导的人们理解到，他们的决策的意义远远超出他们的直接目的，那么，这一机制将可被盛赞为人类智慧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其不幸是双重的：它不是人类设计的产品，且受它指导的人们通常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引自弗里德里希·哈耶克1945年的作品。在这里，本书将聚焦于社会自我协调过程中的知识分工，但落脚点是货物和劳务的供应和分配，而不是知识的产生本身——也就是说，在科学之内。
　　哈耶克的理论依据的是亚当·斯密关于个人利益得到了和谐调和的自调节或自组织系统的主要展望。我们将在本书第三篇回到这个主题，做更详细的讨论。市场就是这种自调节系统的一个绝佳范例；它充当社会互动和交流的一个平台，它本身就是通过社会互动而演变的自发秩序的一个表现形式。哈耶克本人把革命和自发秩序称作“孪生概念”。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一书集中讨论“人类价值的三大源泉”的跋文中，哈耶克解释道，人类生活在至少三层规则之下，其一是遗传传递层（自然进化），其二是传统继承层（文化演进），其三是顶部自觉设计层。它是个大一统，一种追求无任何已知的目的层次的秩序，它与固定的计划不同，固定的计划往往预先做了有意识、有目的的排序，反映了一个特定的个人设法在他们自我、他们的家庭或者他们所属的任何其他小群体之内进行平衡目的层次。对于市场秩序，哈耶克还建议用“catallactics”一词，该词源于希腊语动词“katallattein”,其含意不仅指“交换”，还指“允许融入社会”和“化敌为友”。这种自发秩序起源于人类的行动，但并未经人们明确计划。哈耶克的著名用语借自亚当·弗格森，即“人类的行为而非人类的设计的结果”。这个短语是苏格兰启蒙运动哲学家、历史学家亚当·弗格森（1723－1815）在讨论人类的制度时创造的：“这其实是人类的行为的结果，而不是人类的设计的执行。”这样一个自发过程的结果的一个常被引用的经典例子是货币：在个人通过以物易物来更有效地交换物品的过程中，到了某个阶段，他们开始使用贵金属制成的硬币。这种货币得到交易双方的共同认可，因而流传开来，成为一种经济制度，这无疑是理性的个人行为无意为之的结果。这就是哈耶克潜在的要点：没人积极促成它。规范、价值观和道德标准常常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演变。
　　市场上的社会互动不仅仅由于其免于强制而得到推荐，而且是因为它允许人们以最具生产性的、创造性的和革新的方式来运用他们的知识。哈耶克有几篇文章点出了这一点，尤其是把它们合在一起的时候：“经济学和知识”（1937/1980年）、“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1945年）以及“作为一个发现过程的竞争”（1968年）。在其1945年的论文中，哈耶克写道：社会的经济问题因而不仅是一个如何去分配给定资源的问题——假如给定被认为是指给予单个有才智的人去有意地解决被这些数据所规定的问题的话。它毋宁说是一个如何确保被社会任何一个成员所知的资源得到最佳使用的问题，这些个人使用资源的目的的相对重要性仅为他们本人所知。或者，简单地说，它是一个在每个人都未被给予全部知识的情况下知识的利用问题。由于“人类知识不可避免地不完全”，那就需要有“一个借以交流和获取知识的过程”。这里还缺少一个动词，那就是“产生”——但这却得自他1968年的论文，他在该文中提出，竞争是“一个发现那些若不去使用就不会被任何人所知的事实的过程”和以下事物的结果：这些事物是“不可预知的，并且基本上不同于那些任何人已经或者原本可能有意为之的东西”。
　　在这三篇重要论文中，哈耶克所指的知识不是学术知识的集合或总和，而是更微末的、个人的“包括时间和地点的具体情况的知识”，这些是特殊的或局部的、必然不均匀地分布于整个社会的知识。他主张，“我们需要分散化，因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保证这种包括时间和地点的具体情况的知识将得到迅速使用”。在竞争性市场中，这项任务是由价格系统执行的。“我们必须把价格系统看做是这样一种交流信息的机制。”如前所述，这个机制是在文化演变的过程中产生的。“价格系统只不过是人们在无意中发现它之后虽不知所以然……但却已学会去使用的构造物之一。通过它，不仅仅劳动分工，而且建立在均等分散的知识之上的资源的协调利用，都有可能实现。”
　　上述论述暂时能够大体勾勒这里的分析框架，这是受哈耶克的启发所得的。这种把科学比作市场的类比，将在本书第三篇再度论述。
详论时间和地点
　　哈耶克在努力解释社会诸过程的时候，并不一定得费神处理那些个别的，分散零碎的，通过社会互动过程被收集、传播和扩展的“局部知识”之具体特征，就好像一个人在前往罗马的道路中，是从柏林、法兰克福、弗吉尼亚州的布莱克堡出发，还是从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出发，都无关紧要。然而，了解在科学上这个伟大的社会自协调过程中，有哪些具体的个人因素使得现有的学者富有成果，却的确是有趣的。这就有必要从宏观层面转向微观层面了。在被类比为市场的科学中，把学者个体描述为在思想的市场上提供其理论的生产者/投资者是有可能的。同时，他也是需要其他人的科学产出物的顾客/消费者。在这里，现在的焦点在于为什么生产者生产他们所生产的东西，以及为什么顾客寻找他们所寻找的东西。
　　因此，现在的目的就是要找出，在个人场合中具体的“包含时间、地点”——和人物——“的情况”是什么。这种对特定路径的考察也许可以帮助人们更一般地理解，科学的原创性和总体上的学术卓越需要具备哪些先决条件，以及突破性思想基本上倾向于来自何处。正如保罗·萨缪尔森写道：“在学术中重要的是，对于何者为重要问题具有审美感。否则，不想费劲的大脑就会把精力全消耗在纯粹优美的模式上。”但是，什么样的主要灵感来源才能够使我们领会哪些问题很重要、哪些问题不重要呢？除了特定的天才之外，“智慧”是来自内在还是源于外在？它造就独来独往、自行其是的独行侠，还是系统上更好地促使人成为团队型人员，不停地与他人互动？如哈耶克所说，成为“困惑者”还是成为“所在领域的大师”更可取？这一点还将在本书个人访谈的简介及第三篇屡次谈到。现代思想市场偏爱哪种研究方法：是像罗伯特·索洛说的那样，那种渐进式的“解谜者”，还是那种“系统建设者”，努力创建一套“包罗万象的理论”？这其中哪一种能够促进经济学知识的真正进步？
　　不过，本书根本就不是一本教导人们如何作出杰出贡献、如何成为学术名人的手册。霍华德·文和克里斯·马尔赫恩即便不是轻率，也是半开玩笑地向“有志问鼎诺贝尔奖者”建议：“他们应该是美国公民（有65％的获奖者是）；隶属于美国大学（有75％的获奖者是），更确切地说，隶属于12所有聘用诺奖得主记录的精英大学之一（12所大学中有10所在美国）；在14所拥有培养出了诺奖得主这一记录的精选大学之一攻读博士学位（这14所大学中，有8所在美国），有一半以上的诺贝尔奖得主是从这些大学出来的；先要获得像约翰·克拉克奖这样享有盛誉的奖（获得此类奖项者，迄今有39％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奖）；隶属于美国芝加哥大学或在这儿学习过……而且是个人物。” 首先，因为这真的不是目的。在这里，我的最终目的是在微观和宏观这两个层面，更好地弄清楚科学中卓越和进步的不可思议的产生过程。其次，因为这也会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途会有太多的影响因素，一个人必须加以控制。不过，突出其中几个，至少暂时如此，却是有益的。再次，正如本书题目已经表明的，因为结果是有许多条“通往智慧之路”的。本书的访谈将揭示出这些道路之变化多端可能是多么惊人。而这本身，对于那些可能现在已经成长，将来能创立不同学派，却有待人们去发现的未来学者而言，可能就足以是一大激励了。
　　因此，应当让人充满敬畏的，不只是社会自调节的自发过程。对于个体生活的历程，以及包括适当时间和适当地点的适当场合的惊人巧合，人们也完全应该抱以同样的惊异。这其中的一些可能纯粹是运气使然，但运气解释不了一切。本书的目的，就是考察使杰出的个人能够为科学作出重大贡献的各种更系统的条件和影响因素。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本书的范围局限于我本人所在的领域：经济科学。
　　在这里所采用的方法中，由新的思想、范式、方法或方式的涌现和增加来表达的经济学发展，可以被描述为一个复杂的、动态的过程，这个过程，就好像各种世界观的潮起潮落一样，是许多影响因素发挥作用的产物。在此，我想特别强调三个同步发生的、不断演变的以及当然是相互交织的潜在因素，我把它们简称为“历史”、“理论”和“个性”。在本书上下文中，“历史”是指一国或世界在某一时期具体的经济背景，亦即在日常生活中留下各自的印记而且政治家必须回答、有时需直接寻求学术建议的经济问题和政策挑战。因此，经济背景的确至少规定了经济研究的部分议程。而且解决某些实际问题的政治必要性，确实与对于之前或之后可能不是关注点的特殊问题的一般认识有关系。这一历史-经济背景本身，在某个时点因而就具有一种直接的影响和相关性，但是，考察其更复杂的衍生物也是很有趣的：考察经济背景的变化如何随时间的推移影响科学进程。
　　“理论”一词指的是不断演变的经济学“发展水平”，由于其不断变化的工具、持续进行的范式争论、其分支流派以及其不断变动的思想时尚。经济学的发展水平，以其不断变动的研究方法和背后的哲学体系，决定着人们在经济理论中思考政策挑战的方式，而理论通常的确会对现实中的政策选择产生影响，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就写下了颇具讥讽意味的话：“现实的人们，他们相信自己完全不会受到任何智力上的影响，却通常是某位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手握权力的疯子，他们听取待决意见，却从少数几年前的某个二流学术人物那里提取他们的癫狂之精华。”凯恩斯认为思想较之既得利益具有大得多的力量，他把这一点主要归因于人们往往固守于他们根深蒂固的信念这一事实：“年龄过了25岁或30岁之后，会受新理论影响的人不多。”他把自己作为一个极好的例子：不论是在经济学本身，还是在经济政策上，凯恩斯的遗产都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凯恩斯为政府行动大开方便之门：为干预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似乎极大程度上造成了一种不可逆的“棘轮效应”。经济理论中的棘轮效应，不过是指人的消费习惯形成之后具有不可逆性，这就像时钟上了发条之后有棘爪防止发条倒转的机械棘轮一样。正如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所解释过的，这个过程建立在知识分子，即“思想二传手”的居间作用之上。
　　最后，“个性”考虑以下事实：个人的性格特征、生活状况和具体经历往往也会对学者的研究兴趣和特定工作方式产生影响，既一般性地规范他们的世界观，又指引他们在各自的工作中选择去处理的特殊问题。当然，比这种静态相关性更有趣的，是所有这三个不断演变的潜在因素之间动态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经济实体的演变、经济史的发展以及学者的个人成长，是同步发生的无时无刻不相互作用的过程。
　　大多数时候，主要影响因素之间的这些相互作用是偶然发生的，而且呈现出“难以驾驭的”、不可预知的方式。尽管如此，至少特别就一些个别情况分析这些影响因素和它们的相互作用，并把它们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是有启示意义的。这是为什么我选择去详细考察并采访一些诺贝尔奖得主，以便找出这些杰出的学者在各自的生活中是如何与现实或者说历史、与理论以及与他们本身的经历相适应的。一大堆相关问题——它们每一个由于其本身的缘故都值得单独拿出来作长长的分析——可以以这种方式同时加以处理；例如，经济学中的某些工具——如实验——耗时如此漫长才得以起飞，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其中一些只幸存了一会儿，却不曾成为主流，而另一些——比如公共选择分析——几乎在学术生活中引起了一场革命？一些人更倾向于使用凯恩斯主义方法而非新古典主义方法，另一些人则相反，造成这种现象的心理背景是什么？对于复杂现象，与更描述性的哲学式分析相比，用数学方法进行分析如此流行，是什么导致这个的？决定人们的思想倾向，即决定人们是努力开展与价值标准无关的研究还是不做的东西是什么？这些倾向是否不断变化？最后，这一切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学是正在取得进步，还是这门学科只是作随机漫步，即走一条不知终点在哪里的完全随人意的道路？路径依赖的程度多大？当然，这份问题列表不可能事无巨细，无一遗漏。人们想要了解和弄懂的东西要多得多。总之，其中一些问题在访谈中得到解答，而另一些问题则因具体情况不同而答案各异，还有一些问题仍有待解答。无论如何，当人们提出这些问题时，对于产生新的相关科学发现抑或范式的“知识分工”，人们自然而然地会逐渐意识到其长期曲折的过程的极端复杂性。
　　本书的结构如下。在本书第一篇第2章，我将稍微详细解释我的基本选择和具体方式，说明为什么我完全聚焦于诺贝尔奖得主。我将稍微详细介绍和评估诺贝尔奖的授予规则及某些特征，简要处理如何对经济学中的卓越进行界定的难题——只是蜻蜓点水，因为本书第三篇还会探讨这个主题，并看一看诺贝尔奖是否符合任何相关标准。此外，我将引导读者大体熟悉“口述历史”这一概念和工具，特别是熟悉我本人的、远不那么自命不凡的访谈技巧。
　　接下来，在第二篇前10章，每一章是对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的访谈。这些访谈是严格按照其得奖时间的先后排序的。每章最开始指明的机构指的是被访谈学者获奖时所执教的大学，即使他们可能现在另谋高就了。有关他们目前的下落和所在机构的信息将在个人访谈录之前的简介中提供。这些简介有四重目的：首先，使读者对访谈时的背景、时间和气氛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其次，提供有关个人职业道路、主要贡献和大体思想的简短信息，在篇幅不太长的情况下，尽可能将这些信息全部置于背景和全景之内；再次，对其中的贡献作出评价，使读者清楚了解这些贡献为什么以及在哪方面很重要、令人感兴趣和杰出；最后，对于出现在访谈中、促进创造力的主要影响因素作出简短的总结。读者可能会注意到，虽然我对与之交谈的诺贝尔奖得主中的每一位都钦佩有加，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赞成他们在研究中或政治舞台上做过或说过的一切。在给予应有的尊重的情况下，偶尔给出一些批评性的评论也许是适宜的。第二篇还有一章，即把所有这些诺贝尔奖得主被要求填写的问卷的答案集结在一起，其中有一半人欣然作答；这既提供了惊人的洞见，也带来了相当的乐趣。
　　在本书第三篇，我将对得自访谈的发现进行概括，并将这些发现连同得自其他来源的评论和证据放在一起加以分析。这把我们从微观层面带回到了宏观层面，从一些令人钦佩的个人的具体情况回到社会协调过程中。由此，我将重新回到科学之于市场的类比，回到哈耶克的框架上。我将探讨科学中的社会互动，分析其产生进步的可能性——顺便提一句，进步可不是一个毫无价值的概念。从这些视角，不论是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都将产生一大堆令人心醉的洞见。选择和方法选择和方法在考察具体的个人情况时，怎样才能追踪到那些为学术卓越和持久的原创性贡献打下了基础的主要影响因素呢？我简单地选择了去依赖一些杰出的个人的意见。访谈以现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所说的“一流知识名人的闲谈的形式”，提供颇有价值的洞见。用访谈来介绍某人颇有价值的往事，这种方式本身不仅让人读起来有趣，而且还迥异于纯粹由一个人写作的自传，这在于可以对访谈进行某种程度的引导。诺贝尔基金会现已要求每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提供一份自传性的文字。这些文字刊登在《诺贝尔年鉴》上，也发布在网上。大多数获奖者都遵循了这一要求，尽管形式不一。特别是早些年，一些“持不同意见的人”选择提供非常简略的自传，或者是某种远非自传性的而是个人履历性质的东西。但近些年，每一位诺贝尔奖得主都遵守了这个规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诺贝尔奖得主的自传不仅变得越来越长，而且还有“增补部分”。访谈者能够进行追踪提问，从而能够突出某件事、说明某个必要的背景资料、澄清一些术语，并给出事情的来龙去脉。
　　对于本书而言，我采访了经济学界的十位诺贝尔奖得主。为什么只选择诺贝尔奖得主？我得预先承认，对此没有任何完全决定性的原因。世界上还有其他许多杰出的学者。卓越并不能自动转变成“获得诺贝尔奖”。在有些情形下不会，在其他大多数情形下绝不会。为什么我仍然选择只涉及诺贝尔奖得主，主要原因只是在于，平均而言，他们的卓越较之其他学者，争议往往更小。
获诺贝尔奖是推测卓越的良好指标
　　某一位或几位诺贝尔奖得主是否应该获奖，每个人都能够提出值得商榷的理由。但在统计术语中，这不过是标准差而已，而且大体而言，不能说获得诺贝尔奖是有关卓越的最糟糕的指标。当然，它囊括不了每一个人，但一般说来，对于那些确已获得诺贝尔奖的人而言，其贡献的重要性是没什么可怀疑的。获诺奖是推测卓越的良好指标。这足以适合我的目的了。
　　另一个原因是，比较而言，诺贝尔奖得主都很著名。这是一个优势，因为此类访谈也可能吸引那些在他种情况下或许会被吓跑的读者。在此，我要同时迎合圈内人和圈外人，即密切留意抑或参与学术争论的人和更间接的只对经济学有明显兴趣的读者。来自这两个群体的人将投入他们“对分享著名人物的生活的渴求”，就像经济学家迈克尔·森贝格所说的那样，“我们对他们的成就、他们的动机以及他们给任务带来的资源有无限的好奇。我们还试图探索科学家的内心世界。我们的兴趣是在怎么样和为什么，这能够引领我们去发现创造性动力的源泉”迈克尔·森贝格1992年的这本书收集了由一些大经济学家所作的22篇迥然不同的文章。他的目的与我的一样，旨在“探索背景和教养如何塑造他们各自的态度、道德、宗教信仰，这些态度、道德、宗教信仰反过来又是如何影响职业选择、政治倾向、最初研究领域的选择和相关研究方法的——一个从理论上作阐述的矩阵”。。即便这绝不是每一个人的嗜好例如，罗伯特·索洛就“不愿意窥探在某种重要意义上应该隐姓埋名的人的内心世界”。他担心，有关这些内心世界的了解可能会扭曲我们对理论的接受。不可否认，这种风险是存在的。例如，有同性恋倾向问题的人，就可能把各自的不安转移到自己的小说（如托马斯·曼）或理论（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中，并由于这个原因而否认同性恋倾向。索洛在迈克尔·森贝格1992年的那本书中说道：“我不认为会有人那么愚蠢，竟然说或者相信自己的书面作品是有价值的。”他在这一点上恐怕是错的。无论如何，尤其是在艺术和文学中，一件艺术作品或一个理论是应该独立对待，还是应该把笔者个人的背景考虑其中，这经常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共识尚远未达成。，但他一语中的。这种好奇心也许与人类的——有缺陷的——认知方式有关。正如哈耶克表述的，“我们的人格化倾向……我们观察的事件大概是运用我们自己的身体运动所提供的先验图式……的结果”。
　　这些访谈中，将有某种学术内部人的谈话，言谈中也有相当多的以亲密、随意的口吻借助显要人物以抬高自己的身份的举动，这肯定是免不了的。但我提供了解释性的注释，内容从有关大萧条的大致数据，到“格雷欣法则”的含义和起源。所以，不应该有读者会感到有所缺憾。
　　仅包括诺贝尔奖得主的做法，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们现在大多年事已高，这一点也许看起来很奇怪。所有我采访过的这些人现在都大于67岁。正如我将在后面解释的，至少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受人欢迎的选择偏好。这些诺贝尔奖得主在获得诺奖时，平均年龄正好是67岁。迄今为止，诺贝尔奖得主在获奖时，年龄最少者是肯尼斯·阿罗，1972年51岁，其后依次是罗伯特·默顿，1997年55岁，保罗·萨缪尔森，1970年55岁。迄今获得诺奖时的最年长者是莱昂尼德·赫维奇， 2007年度三位诺贝尔奖得主之一，时年90岁，之后是托马斯·谢林， 2005年度两位诺贝尔奖得主之一，时年84岁。
年长的优势
　　年长是值得重视和珍视的东西，尤其是这里的背景下。当这些长者回顾过去的时候，他们能记得并传达年少者所不及的事情。他们已对这些事情做过反省。他们现在完全与世无争，并不寻求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他们在年轻时大概就会努力这样做。年龄并不总是与智慧相一致，但就我所知的大多数情形中，这句话至少有几分真实。因此，这些学富五车的年长的经济学家将帮助其他人理解一个超出后者本身的记忆的时代。他们将带我们回到一片我们从未亲眼目睹过的土地，即便我们已经在其地面上建立起了我们自己的家园。这些得自另外一个时代的见证者的传闻产生了它们自己的洞见，而且也有它们自己的感人之美。
　　例如，不难想象，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于20世纪30年代面世时掀起了怎样的狂澜。但它对于那一刻进入经济学领域的人而言真正意味着什么呢？对于那些奋力去弄清楚大萧条——始于1929年并在世界各地肆意挥洒如此之大的影响的全面经济衰退——的意义的人而言又意味着什么？本·伯南克曾这样写道，搞明白大萧条是“宏观经济学的圣杯”。兰德尔·帕克于2002年写了一本好书，都是对亲身经历过大萧条的经济学家的访谈，目的是找到更多有关大萧条的真正原因的线索。他的书是“关于对大萧条最出色的经济学解释，以及这一时期的事件是如何影响20世纪经历过这个时代的著名经济学家的生活、经历及随后的思维的”。在该书的引言中，他还对迄今已发现的理论解释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综述。它以何种方式，通过哪些方面填补了一个让大多数经济学家苦思冥想而未竟的空白？它在多大程度上属于哲学问题？大萧条在多大程度上动摇了对自调节市场的信念，虽然对政府机构（对于本特例而言，例如美联储）的怀疑态度甚至更适当？若今天重新加以审视，所有这些问题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在此至关重要的十字路口对经济学的发展获得一种体会，不论是在经济科学的演进方面，还是在通俗的经济政策信念方面，再没有什么比那些曾亲历和目睹它——并引致它——发生的人的回忆更有教益的了。
　　在这里，保罗·萨缪尔森就是一个极好的消息来源——是的，我完全清楚，我并不是第一个注意到这一点的人。按常规，萨缪尔森是一个非常值得探寻的访谈对象，但不只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的洞察力，从其1937年发表第一篇作品一直到当前时期，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举世无双的。他使我们了解到，在当时，经济学界对于新的思考方式是多么的急迫，他们多么急切地寻找能够使经济学近乎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的工具。大萧条的影响让其他一切事物都蒙上了阴影，它造成了一种普遍的必须要做些什么的感觉。
　　对于大多数当代经济学家来说，关于随后年月政府权力的滥用的可怕经历，尤其是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并没有太大改变他们的态度和坚定信念。简单地说，那些过去已经和现在被视为可耻的政府——以及可耻的政治策略——当时并不是经济学家感到自己能够为之作出很大贡献的一个课题。当时的经济学是适合为开明的、有善良目的的政府服务的。直至今天，大多数学者仍以他们随后的态度为荣，他们称之为“实用主义”。“身为人类历史上人类最野蛮行径的见证者，耽于各自范式的幻想者对社会造成了怎样的破坏，我知道得太清楚了。有鉴于此，罗伯特·索洛提议经济学家应立志成为合格的技术者，如凯恩斯曾经说的‘像牙医那样’，这个建议似乎非常吸引人。”参见迈克尔·森贝格1992年的作品。
　　这正是公共选择和新政治经济学派攻击的地方。在经济科学的演变过程中，这是一段近乎非凡的经历。现如今，若没有它，经济学的学术界是不可想象的。今天，每一个学生迟早都会认识到，一定不能把政府看做是仁慈的独裁者，就像人们一度探索性地认为的那样。在某个时候，他们的注意力的确被吸引到以下事实上：应该明确地将政府行为内生化，也就是说，要像新古典理论在其他地方所作的假设那样，在分析时建立在其是有目的的、理性的行为这一假设之上。那种认为官僚主义者倾向于使预算和行动自由度最大化，以及政客们倾向于尽可能获取更多选票的观点，现在再也不会让人吃惊了。诚然，由于在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占主导的凯恩斯主义潜流，质疑政府干预的合法性和适合性，学术课程还只是作为第二步才提出——但至少的确提出了。这在稍早之前的某个时候还是某个闻所未闻的东西，在今天看起来几乎是不可理解的。但过去的确如此，而且公共选择革命是作为一场“地震”出现的。这意味着，过去作为——且现在仍是——一个现实和系统地研究公共部门和集体选择程序的方法，一开始被广泛解读为一件不怀好意的、没有很大帮助的、极具破坏性的和最具意识形态的蓄意破坏行为。这是可以理解的，在宏观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主流部分以一种使政府能够采取有益的具体政策措施的方式努力为世界作规划和设计的时候，这个学派却着手考虑如何去限制代议制民主政府的权力的渗透性滥用。这是令人震惊的、绝不受欢迎的。然而，詹姆斯·布坎南，该学派的关键缔造者之一，却有足够的勇气和毅力在学术界的敌意中挺了过来。他的回忆对那段岁月提供了一个素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包括美国南方人和北方佬之间持久的仇恨，结果是公然的歧视。布坎南以其个人经历教导我们，拥有一个独立、有胆量、不犯错且不易受同辈过度影响的头脑是多么的重要。
对历史的兴趣：一份个人自白
　　要拥有这种经历，就必须对经济历史——简史，以及对经济学思想史感兴趣。正如约瑟夫·熊彼特解释说，恰恰由于经济学不是一门硬邦邦的自然科学这一事实，所以必须参与经济学思想的历史。“在经济学中，如果对经济学家如何在研究中刨根问底没有一定的认识，现代的问题、方法和结果就不可能被充分理解。这一点较在如物理学中要真切得多。”他继续写道：我们的头脑易于从科学史研究中得到灵感。在这方面，一些人强于另一些人，但是根本不会从中受益的大概很少。一个人如果从他那个时代的工作往后站一些，远望那范围广阔如山的过去的思想，而他却没有体验到自己的视野在加宽，那么这个人的头脑一定很愚笨。就个人而言，我始终怀有这种兴趣。这一切要归结于我的父母。他们都曾于20世纪40年代进入弗赖堡大学攻读经济学。我母亲非常幸运，在二战期间开始了自己的学业，在柯尼斯堡家乡就读了第一个学期。我父亲是在1946年来到弗赖堡大学的。那段时间，经济学系的突出人物是沃尔特·奥伊肯（1891-1950），他对年轻人总是给予关爱和鼓励。
　　沃尔特·奥伊肯，哲学家鲁道夫·奥伊肯（1846-1926）和画家艾琳夫妇的儿子，他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他出自现如今不可否认已几乎被人遗忘的德国历史学派。该学派将大量的精力专注于纯粹的资料收集，并将自己局限于归纳性的理论方面。后来，奥伊肯开始努力去弥合德国历史学派和以卡尔·门格尔为核心的奥地利边际主义学派之间的隔阂。一直以来，后一学派的目的是解释制度的自发出现、分析这些制度，当然，还包括推导出真正的经济“规律”，而且全都采用一种演绎的、真正理论性的方式。这两个学派之间的紧张状态在19世纪后期有名的“关于方法论的争论”中达到顶峰。沃尔特·奥伊肯以其聚焦于不同类型的经济秩序的研究计划，来努力克服这个他所称的“大对立”。奥伊肯是德国“调和自由主义”的关键人物之一。他与哈耶克有联系，并成为朝圣山学社的创始人之一。参见尼尔斯·戈尔德施密特和迈克尔·沃尔格穆特2008年的作品，特别是第119～151页及第191～220页。朝圣山学社是一个供不同领域、不同国籍的古典自由派学者和思想家进行讨论的平台，是在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倡议下于1947年在瑞士的朝圣山成立的。
　　其次，作为一位对学术（以及普遍的）自由有明显偏好的经济学家，同时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奥伊肯在学术界对阿道夫·希特勒政权的反抗活动中发挥了作用。这个事实，再加上其普遍的仁爱和不同寻常的个人声望，在二战结束和纳粹制度倒台后给予了他相当大的道德权威。参见尼尔斯·戈尔德施密特2005年的作品。奥伊肯是“弗赖堡圈子”的三个秘密成员之一，甚至在形式上是题为“政治社会秩序”的著名论文的合著者之一，该文对战后经济秩序作了概述。这篇文章后来被盖世太保发现，并使两位主要作者康斯坦丁·冯·迪策和阿道夫·莱普深陷困境（意即受到监禁和酷刑）。我父母十分钦佩奥伊肯。在这一点上，他们并非孤例。自奥伊肯1950年英年早逝以来，奥伊肯的所有学生每年都会聚集在弗赖堡大学，参加一年一度的纪念会，直至20世纪90年代，期间持续了数十年。我孩提时觉得这种坚定的崇敬之举有点烦。然而，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忍不住产生了兴趣。到后来，我逐渐希望多了解一些有关他的背景情况——关于时间、挑战和学术遗产。
　　幸运的是，我父母能够且热切地与我分享他们知道和记得的东西。对我来说，他们是“活生生的历史书”。他们给我打开了一扇窗户，使我有机会一探德国历史上这个令人惊异、动荡不安、至关重要的时代。我发现这些谈话令人着魔，而且这或许在我身上留下了终身难以抹去的印记：我至今仍珍视与那些像我父母一样、比我大40岁的人们的谈话。他们向我倾吐他们的故事，把我带回到超出我的想象的时代，也远远超出了大众现如今对于近期历史所专注的东西。在沃尔特·奥伊肯的具体例子中，很显然，最初主要吸引我的方面是他与反抗活动的关系，不论是远还是近。然后，这个主题把一个巨大的历史领域展现在我的面前，范围从道德哲学和天主教社会伦理学到经济学本身。所有我能够说的是，这些都是有趣得难以置信的领域，沿着这些思路进行深刻反省可以使人快乐和幸福。
经济学中的卓越
　　虽然这部“活生生的历史书” 显然在决定本书只聚焦于诺贝尔奖得主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个决定也帮助我避免了在对经济学中的卓越、原创性和进步的界定上做徒劳无益的辩论——至少在眼下如此。我们将在本书第三篇再次探讨这个问题。就界定和衡量卓越和原创性本身而言，无事不重要，现在只要指出这一点就足够了。问题在于，怎么才可能以一种人人都赞成的方式这么做？如果努力客观地做这件事，那么操作起来哪些才可能是看起来有意义的？当然，在这方面，有些尝试已经作出了。计算一下权威期刊上发表的作品数量可能是一个办法，但这个办法太粗糙了。即使作品名称只是中间的辅音不同，其数量和质量也不一定是相关的。它们甚至有可能彼此矛盾。事情往往如一句老话所说，“少就是多”。人人皆知，“不发表就完蛋”这一设计可能会导致为发表而发表的现象。
　　为了衡量其影响力，计算一下某人发表的作品已被引用的次数，可能是另一个可行的办法。社会科学引用指数（SSCI）就是这种行为的一个绝佳例子。然而，这个指标不是非常令人信服。引用某人的作品并不一定意味着工作就是建立在这些作品之上。另一个导致SSCI不是一个完美指标的原因是，大西洋两岸的传统不一致，在“不发表就完蛋”方面，北美人面对的迫切性要强于欧洲人，因为至少在某些欧洲国家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欧洲人在申请大学教授席位之前，必须通过论文“资格”或“第四轮”审查——这当然会使得他们在较年轻的时候所发表的论文较少。然后，正如弗雷和波默林指出，“一旦获得了教席，就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动力发表论文了”。这意味着——由于简单的制度和历史原因——SSCI数字不能用来进行比较。反对用SSCI来衡量卓越的另一个论点是，人们在此期间已经改变自己的行为来适应它。不仅仅引用机构结盟变得很流行，把注意力集中在SSCI上还助长了联合署名文章而非由学者个人单独负责的文章的趋势。联合署名还有其他许多优点，而且由于通信技术的改进，高度专业化的学者之间的互动可能越来越多，这一点在规模大、范围广的经济体中尤其突出。
　　不论严肃与否，美国统计学家施蒂芬·斯蒂格勒——诺贝尔奖得主乔治·斯蒂格勒的儿子——曾经建议，人们可能应该改为着眼于那些使学者个人获得名声的过往记录，把它作为一个衡量某一学术工作的品质和持久影响力的指标，而不论所考察的学者是否因其名字被用来命名某定律、效应或悖论而变得家喻户晓。这样的例子有萨伊定律、熊彼特的创新企业家、凯恩斯效应、阿罗悖论、索洛模型、莫迪利阿尼-米勒定理、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等。但同样地，这也是完全根据个人偏好而定的。许多杰出的学者虽然在经济学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却没有伴随它留下自己的名字。在一些情形中，是否留名完全是因为过于复杂。在另一些情形中，不论由于什么原因就是没有留名，而这些闻名于世的创造却被安在其他人的名下，因为他们说了一些相关创造的含义的东西——这一点并非很糟糕。有限理性（赫伯特·西蒙）、竞争是一个发现过程（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自然失业率（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埃德蒙德·菲尔普斯）就是这样的例子。因此，“斯蒂格勒法则”甚至表明：创造物非但未曾归之于其发明者的名下，反而归之于那些正好跟在他们后面捡起了该思想的人的名下。

书摘：

您是怎么接触上逻辑学的？
　　那时我还在城市学院。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是我在城市学院的最后一个学年。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举办了一个逻辑学会议，人们过来参会。有一个家伙名叫阿尔弗雷德·塔斯基，是个波兰逻辑学家，因战争爆发滞留在这里回不了国。我对逻辑学有兴趣。虽然没有这门课程，但我喜欢看这类书，自学。那时哲学系有一个空缺，但塔斯基不懂英语，他讲不了课。他花了秋季那个学期学习英语，然后在2月开课。他讲两门课，一门本质上是基础课，另一门课叫“变分法”：X表示r对Y之比，或X是Y的自变元，或诸如此类的东西。他发展了对这整个过程的系统阐释，引入了诸如传递性之类的概念。我是那个班的学生。上第一、二节课的时候，他讲的话我们一句都听不懂。每次上完课后，我们少数几个学生会围坐在一起，分析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的话这么难懂。我们认识到句子中的重音发错了。不过，他有非常好的语感。我们逐渐摸索到了一点如何听他的课的窍门，他的英语水平也有所提高。我这门课学得非常好，在结课考试时，我只用40分钟就答完了考题。他有点惊讶，但我觉得考试非常容易。只要走对了路子，就一点也不难了。总之，塔斯基教给了我关于符号逻辑和变分法的整个思想。他想让人来翻译他写作的一本基础教科书。教科书原来是波兰语，但也有一个德语版，这个版本是由一个年轻的德国移民奥拉夫·赫尔默翻译的。塔斯基感到自己的德语水平不足以校对译稿，于是他请我来做。那个暑假，我正在那家保险公司做事，但我还是抽出时间做了校对。

您什么时候能够利用上自己学到的符号逻辑学知识？
　　当我开始研究经济学的时候，人人都在谈论偏好。这其实就是排序，正是我从塔斯基那里学到的东西。他培养我去思考这些种类的逻辑。第一个应用场合出现在我研究生的第一学年期间。当我回到哥伦比亚大学，努力做学位论文，并试图纠正希克斯的一些错误表述时，希克斯本人来到大学作讲演。他带来了某个新想法。他想维持顺序论，但他也想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比较。设有A和B两人。A有一些商品，B也有一些商品。假设A对自己的商品的偏好大于B拥有的商品，而B对A的商品的偏好大于自己拥有的商品，你难道不会说A好于B吗？这是一个仅涉及依次比较时对处境更好的定义。但我当场提出了一个问题：“希克斯教授，如果您说A好于B，那我想您可以说，如果 A好于B，且B好于C，那么A好于C。但这并不能从你刚才说的推导出来。情况完全有可能是这样，即A好于B，B好于C，C好于A。”这促成了我后来的社会选择理论。这是他1951年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内容。情况大致如此。不过，在当时，我只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机智的提问，但一点儿也不严肃，我并没有给予任何的关注。总体上让我对希克斯以及对经济学理论操心的方面之一，是企业使利润最大化。企业有很多所有者，自然，他们全都希望使利润最大化，所以这不应该是个问题。但希克斯强调，对未来的预期的确很重要。所以，最大化意味着对贴现利润总额最大化。现在假设你和我或者我们三个人拥有一家企业，我们全都希望使利润最大化，但我们每个人对于利润的构成有不同的想法，因为我们有不同的预期。那么，企业该怎么决策呢？多数投票法，显而易见。

如此看来，这就是企业理论和社会选择之间的纽带！我明白了。您把我们从一个领域带到了另一个领域。
　　这还远不是故事的结尾呢。我记得我们前面想对这个排出一个顺序。如果该企业处境好，你就能够说存在着一个极大值。进行多数投票必然会导致一个排序。只需漫不经心地想15分钟，就可以意识到这一点都不正确。当然，我当时并没意识到孔多塞孔多塞侯爵（1743－1794）是一位法国哲学家、数学家和政治学家，是启蒙与理性主义时代的典范。他的悖论表明，多数偏好在3个或3个以上选择的情况下变得不具传递性：多数人喜欢A超过B，多数人喜欢B超过C，同时多数人喜欢C 超过A的情况是可能的。在1785年就做过同样的事情了。直到大约1952年我才发现这一点。

那是在您的学位论文已完成之后吧。
　　不错。我发表它时并不知道有关孔多塞的事。但过了一段时间，有一位教授向我提及一个名叫EJ南森的人。南森也做完了它，并在澳大利亚发表了一篇论文。但事实上，这个悖论要古老得多。总之，我相当苦恼，因为我想要的是企业理论，而不是在找一个悖论。所以我把这个放在一边，仍旧设法对希克斯的观点进行修改。我对这个很不满意。结果，我仍然考虑自己将来去当保险统计师的问题。事实上，我甚至去一家保险公司面试了一次，这家公司答应录用我。就此事，我再次恳求霍特林给我写一封推荐信，他给我写了，但他同时说，这件事让他心乱如麻，他不希望我离开学术界。那家保险公司希望我能够立刻上班，但我告诉他们，我必须先完成学位论文，之后才能做保险公司的事情。接着，1946年，美国统计学会在康奈尔大学举办了一次大会，考勒斯委员会考勒斯经济研究委员会是1932年由商人阿尔弗雷德·考勒斯在科罗拉多州的斯普林斯创立的。它于1939年迁至芝加哥大学（迄至1943年的主任是西奥多·英特马，1943～1948年是雅各布·马尔沙克，之后是佳林·库普曼斯），后于1955年移到耶鲁大学，更名为“考勒斯基金会”。其座右铭是“科学即度量”，因此它一直致力于把经济学、数学和统计学结合起来。也组织了若干研讨会。他们邀请我参加。瓦尔德是考勒斯委员会的时任主管雅各布·马尔沙克的好朋友。他们一直在寻找有统计学和经济学双重背景的人选，如果人选合适，他们就可以推荐。他们主要对计量经济学的同步方程法感兴趣。我参加了大会，在那里结识了库普曼斯。他当时非常瘦，是个高个子、苦行僧似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在日内瓦待过，并在法国沦陷之前设法逃离了那里。我知道他就一个非常有趣的统计学观点发表了一篇论文，文章署名为宾州互助保险公司。所以我问他，他是怎样找到为保险公司工作的机会的。他没说别的，只用浓重的口音说：“噢不，里面没什么‘妙音’。”他的话一出口，我脑子里关于进入保险公司工作的其他问题立刻就烟消云散了。

这么说那是一个关键时刻啰。
　　这个嘛，我确信不管怎么说，我原本就不会这么做。即便没有这事，我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只不过库普曼斯说得太好了，霍特林就做不到，我也做不到。总之，一年之后，我仍在做我的学位论文，考勒斯委员会再度邀请我加入，我去了。但由于自己没什么进展，我感到十分不快。我想知道自己是否真的能够提出一个原创性的思想。我能够品头论足，我非常聪明，我懂得最好的经济学家的思想，并找到他们的工作有什么漏洞。但这是身为聪明学生的素质之一，二者不是一回事。总之，我那时进入了考勒斯委员会。他们非常强调计量经济学，但当然了，你需要一个适合计量经济学的理论。这是一个令人激动万分的群体，有莱昂尼德·赫维奇“因奠定了机制设计理论的基础”，莱昂尼德·赫维奇与埃里克·马斯金、罗杰·迈尔森一起荣获2007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劳伦斯·克莱因“因建立并应用经济学模型来分析经济波动和经济政策”，劳伦斯·克莱因荣获1980年度诺贝尔奖。、库普曼斯、马尔沙克等人。我还在那里遇到了一个研究生，我们在几个月之后就结婚了。阿罗的妻子名叫塞尔玛·施韦策。我们如今仍然相濡以沫。她家也很穷，她曾是农业部的职员。那里有一位统计学家，迈耶·亚伯拉罕·格希克，他曾师从霍特林。他需要的不是秘书，而是研究助手。所以他让她去做计算，他总是说，她相当擅长计算，这比她当秘书要强多了。她后来回到大学读书，获得了乔治·华盛顿大学统计学本科学位，且最终成为研究生。我是通过她结识格希克的，他是个俄国人。美国空军创立了兰德这个项目。它最初是作为美国一家飞机制造公司内部的一个项目，后来自立门户，成为一家独立的公司。格希克在里面做统计工作，这与考勒斯委员会当时在做的基础性工作有密切关系。所以他拜访了那里，而且几乎立刻问我是否想去兰德公司待几个夏季，报酬相当不错。就这样，我于1948年夏天到了那里。我已经在考勒斯委员会待了一年。我仍是那个有才气的人，在各种研讨会上非常活跃，但我实际上没作出什么像样的事情。转眼又一年过去了。每个人都预料我会做出什么事情。我是唯一怀疑这一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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