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在第一版的基础上，从文化的定义、分类及比较，社会文化因素对人类异常心理、行为的影响，文化对常见精神障碍的影响以及文化与心理治疗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介绍了跨文化精神医学分支学科的历史与现状，是国内首部较全面地阐述及深入研究文化精神医学的专著。
　　本书脉络清楚，旁征博引，从文化人类学、哲学、文学、宗教与神话到精神医学等领域均有涉猎，是一本交叉科学的读物，可供精神科医生、护士、临床心理学工作者、社会工作者以及从事社会科学并对精神医学和“疯狂”感兴趣的同道阅读。

　　李洁，1962年生，北京市人，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Systems》编委，《中华精神科杂志》编委，《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顾问编委，《精神医学杂志》特邀编委。世界文化精神医学协会（WACP）理事，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民族心理与精神医学学组副组长，广州市医学会精神科分会主任委员。中山大学，广州医科大学教授；法国Georges Mazurelle医院高级访问学者，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高级访问教授。编著《艺术与精神医学》，译有《追求优质的精神卫生服务》，获得“广州医师奖”和“羊城好医生”称号。

　　本书是我国首部跨越文化与精神医学研究的著作，较好地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整合在一起，尤其是着力介绍了近些年来国内外在文化精神医学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并试图在"生物精神医学与人文学科之间建起一座桥梁"，这在国内实属难得。

　　精神医学不同于其他医学学科，因为它探索人类的精神活动，这种精神活动不仅是自然的结果，亦是文化的产物。

——卡尔·雅斯贝尔斯

　　作者能较好地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整合在一起，尤其是着力介绍了近些年来国内外在文化精神医学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并试图在"生物精神医学与人文学科之间建起一座桥梁"，这在国内实属难得。此外，该书文字流畅、图文并茂、博采广摭，不仅是同道们（也包括从事社会科学的同道）研究文化精神医学的重要参考，也可以作为研究精神医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参考读物。

——张明园教授 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学会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在精神医学领域研究脑与探索心灵同样重要。作者《文化与精神医学》的再版是以崭新的面貌阐释文化与精神医学中的诸多问题，该书脉络清晰、广引博证，文字流畅，作者力图透过文化探索心灵，并赞同采取整体论的观点看待精神障碍。该书处在现时代全球化的过程中，对精神卫生领域更新的影响是及时又时效的，是中国文化精神医学中的重要读物，阅读它不仅可以让精神卫生工作者了解精神医学的历史，也可以拓宽其人文视野，值得推荐。

——毕新东教授  世界精神医学协会（World Psychiatric Association）理事、美国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医学院精神科

图2.4 玛雅面具 作者摄

图2.5 佛罗伦萨大教堂 作者摄

图2.6 英国伯明翰 作者摄

图3.1a 比奈革命

图3.1b 比奈革命

张明园教授 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学会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2013年，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DSM–5）问世，与前几版相比，DSM–5明显增加了有关文化因素对精神障碍重要影响的内容，这显示出当代精神医学的科研、教学与临床实践不仅涵盖了神经生物学和心理学，也明显涉及社会文化因素。从国际层面上看，文化精神医学逐渐成为精神医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主要是从文化和跨学科的多视角研究精神障碍，求医行为以及精神卫生政策等。在以生物精神医学为主流的当下，我们不仅需要从神经生物学深入开展“脑研究”，还需要从心理学和社会文化视角广泛探讨“心灵”。美国同行贝克尔和凯博文说道：“正如没有精神健康就谈不上健康一样，撇开文化因素，则算不上真正的精神医学（或医学）”，此话当真。
　　事隔6年，广州医科大学李洁教授再版的《文化与精神医学》一书，具有广泛、系统地研究精神医学中文化要素的特点，这种探讨不仅是从文化的视角，更是采用阐释学的方法试图阐明文化因素对精神医学、精神障碍的影响，开阔了广大精神卫生工作者的视野，能够使之以更为宏观的视角看待精神障碍，看待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属和相应的精神卫生政策，从而为精神障碍患者提供更为优质的精神卫生服务。正如书中有专家倡导的理念：“所有的精神科医师都应该努力（致力于）培养患者的生物—心理—社会—文化—灵性健康。”或者诚如作者所言：“精神卫生工作者不仅要有探究脑的本领，还要有洞察心灵的能力。”我相信，此书的再版恰恰是顺应了当今精神医学全面发展的时代需要，值得推荐给国内的同道。
　　还有，作者能较好地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整合在一起，尤其是着力介绍了近些年来国内外在文化精神医学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并试图在“生物精神医学与人文学科之间建起一座桥梁”，这在国内实属难得。此外，该书文字流畅、图文并茂、博采广摭，不仅是同道们（也包括从事社会科学的同道）研究文化精神医学的重要参考，也可以作为研究精神医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参考读物。

2016年10月10日于上海

导  言  二

　　1913年，德国著名哲学家和精神医学家雅斯贝尔斯告诉我们：“精神医学不同于其他医学学科，因为它探索人类的精神活动，这种精神活动不仅是自然的结果，亦是文化的产物。”①
　　2013年，整整一百年过去了，对世界精神医学颇有影响的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在万众瞩目中问世。它增添了“文化陈述访谈”等有关文化精神医学的新内容，②紧接着次年，在英国知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众多学者指出，文化因素对健康促进行为的影响至关重要。③美国学者贝克尔和凯博文也说道：“正如没有精神健康就谈不上健康一样，撇开文化因素，则算不上真正的精神医学（或医学）。”④或者按照加拿大学者吉尔玛雅和施瓦兹的观点：“认识到文化在精神卫生中的重要性，对精神卫生的研究、培训和实践有重要意义。”⑤以上这些表明，文化对健康尤其是对精神健康与精神障碍的影响日显重要。因此，在精神医学领域，文化精神医学作为一个分支学科也逐渐开始受到广泛的重视。⑥⑦⑧⑨
　　然而，遗憾的是，在对精神医学的哲学思考中，很大程度上仍以实证主义的纯生物学观点为主，强调学科的普适性，而后现代主义不仅注意到生物属性，还考虑到当地文化的特性，注重学科的特殊性。⑩,11,12在精神医学领域的研究与实践中，很大程度上仍以生物精神医学、精神药理学为主，13,14使得不少精神科医师的思路与能力变得过于狭窄。甚至美国文化人类学家与文化精神医学家凯博文在《重新审视精神医学》一书的序言中尖锐地写道：“当今我们处在一个生物精神医学的霸权时代，这似乎非常适合于美国医疗保健体系，该体系中效率与成本削减已经取代了品质质量，拥有广泛能力的精神科医师成为最狭窄的精神药理学工作者。犹如海水涨潮一样，它冲走了很多心理社会与临床研究，取而代之的是，对神经科学乌托邦式（视为圣杯）的浪漫追求，而这些追求与临床实践者的工作联系甚少。”15也就是说，研究精神医学离不开文化因素，离不开人文学科。16而文化精神医学则面对的不仅是脑，还有心灵和文化。有学者形象地把脑，心灵和文化三者联系在一起，即如果说心灵的硬件是脑，那么，心灵的软件则是由文化来提供，17这表明在精神医学看来“没有无心灵的脑，也没有无脑的心灵”，而无处不在的文化则充满其中。诚如美国加州大学斯卡尔教授（Scull，2015）在其《文明中的疯狂》一书中所言：18精神障碍的社会和文化维度成为人类数千年文明有关疯狂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亦即疯狂有其含义，构筑了文明中的一部分。
　　我从事精神科临床工作30余载，尽管“精神障碍病因不清，机理不明”的事实与我形影不离，令人颇有挫折感，但让我欣慰的是，在临床工作中除了认真聆听精神障碍患者的感受（主要归功于心理学），并能将精神药理学的相关知识深入浅出地告诉给患者及其家属（主要归功于美国加州大学斯特教授（注一）的图解精神药理学书籍）之外，还能让他们面对“残酷的”现实，降低其病耻感，试图启发他们寻找某种精神力量，从而勇敢、顽强地活着，并走完其一生。在这一方面，我觉得精神科医师不仅需要给患者提供精神药物和心理治疗，还要向他们传递精神上、灵性上的正能量，这才是真正的“精神”科医师。这也正是当代著名的文化精神医学家阿拉孔所倡导的：“所有的精神科医师都应该努力（致力于）培养患者的生物—心理—社会—文化—灵性健康。”19而要做到这一点，仅仅拥有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的知识与技能远远不够，还需要汲取哲学、历史学、人类学和文学艺术等人文学科中的充足养分。
　　于是，在21世纪世界精神医学全面发展的形势下，在前辈、同僚和友人的鼎力支持下，《文化与精神医学》（第二版）悄然问世。它试图简介、整合与文化精神医学领域相关的历史发展和学术成果；试图在“两种文化”——人文学科与精神医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试图让精神卫生工作者既懂“脑”（brain），又知“心”（mind）。本书内容主要涵盖：（1）文化的定义；（2）文化的分类及比较；（3）社会文化因素对人类异常心理和行为的影响；（4）跨文化精神医学简史；（5）文化与常见精神障碍；（6）文化与心理治疗。
　　我相信，通过这些内容介绍与相关阐释，一来可以帮助精神卫生工作者了解文化精神医学的内涵，树立生物——心理——社会——文化医学整体观；二来可以帮助精神卫生工作者弥补医学知识的局限性，因为“医学之外，一个医师也需要人文的熏陶，以免流于褊狭。”20
　　最后，通过我的各种努力，希望这本属于交叉学科的读物能够对国内的精神卫生工作者以及探索“疯狂”的人文学者有所帮助与启迪，进而造福于患者和来访者，造福于社会。

 

第5章
文化与常见精神障碍

导读
　　文化因素与常见精神障碍的关系，是目前临床医师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本章简要介绍抑郁障碍、双相障碍、精神分裂症、强迫症、进食障碍和物质使用障碍等6种精神障碍与社会文化因素的关系，旨在进一步引起广大精神卫生工作者的广泛关注。

　　文化无处不在。在精神医学领域同样如此。事实上，文化不仅对特殊的精神综合征具有明显的作用，对常见精神障碍的症状表现、诊断和结局也会产生影响。可喜的是，在美国DSM–5涉及的精神障碍中设置了与“文化相关的诊断问题”以探讨对精神症状和诊断的影响。例如，在诊断精神分裂症时，需注意在一些文化背景中带有宗教色彩的幻听或幻视，因为这可能是正常的宗教体验而非病态。因此，这一章我们主要描述一些常见精神障碍如抑郁障碍、双相障碍、精神分裂症、强迫障碍、进食障碍和物质使用障碍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挂一漏万，在所难免。

一、抑郁障碍
1. 概述
　　抑郁障碍是一类常见的心境障碍，包括重性抑郁障碍、恶劣心境、心因性抑郁症和产后抑郁等。在美国有研究表明，①约有16.2%的人群罹患严重的抑郁症（重性抑郁障碍），另有20%的人群患有较轻的抑郁症（包括恶劣心境、反复发作短暂性抑郁症等）。重性抑郁障碍的主要表现为显著、持久的情绪低落或对活动丧失兴趣、缺乏愉快感。可伴有抑郁性认知（无价值感、悲观厌世和罪恶感）以及生理性症状（早醒和体重下降等）；女性显著高于男性（21.3%与12.7%）；有72.1%的重性抑郁障碍共患其他疾病如焦虑障碍、物质使用障碍或冲动控制障碍；②还有15%的重性抑郁障碍患者自杀死亡。③

2. 与文化背景的关系
　　忧郁症是最古老的精神疾病之一，早在《旧约全书》中便有记载。旧约中的约伯是一个信仰和敬畏上帝的人。他有7个儿子和3个女儿，还有众多的仆人和成百上千头家畜。魔鬼撒旦为考验约伯的虔诚，毁其子女、杀死仆人、抢其牲畜，并使其从头到脚长满毒疮，这让约伯陷入了深深的忧郁之中——不仅自责，还说道：“我灵愁苦……我心苦恼……我厌烦我的性命。”④当然，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在两千多年前就把忧郁症视为主要的精神疾病或是一种忧郁质，认为它是因人体内黑胆汁过剩所致。1621年，一位名叫伯顿的英国作家和牧师，用他的如椽之笔写出了《忧郁症的解剖》一书，书中对忧郁产生的内外原因，患者的种种表现及其治疗都有非常精辟的详细描述。这部书不仅极大地影响了英国文学的风格，但凡研究精神医学历史的人，必谈此书。现代临床医学之父奥斯勒称赞这部书“是由外行人写得最精彩的医学专著”。⑤这部书就是我们现在读起来，不仅在医学知识方面抑或是在人生哲理方面仍有借鉴之处。现信手拈来一段，好似身边之事：“智者降级，愚者升迁。大丈夫在外管理城镇，在家却要受制于蠢妇，能管辖一个省，却要遵守自己的仆人与子女所立的规矩。”⑥当然，在临床上针对抑郁症患者，除了使用当今的抗抑郁药物治疗以外，四百年前伯顿提倡的注重饮食，改善空气，适当的锻炼以及音乐治疗等方法仍不过时。
　　所要说明的是，抑郁症作为一个真正的医学概念是从19世纪才开始使用，并逐渐受到医学乃至大众的广泛重视。在美国DSM–5（2013）中，在抑郁症诊断名词下仍包含了具有忧郁发作类型的抑郁症。有研究表明，⑦抑郁症的发病约有31%～42%与遗传因素有关，低于精神分裂症。而在其发病中环境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起到一定作用。
　　从抑郁症的流行病学资料看，不同国家或不同文化背景下抑郁症的患病率存在较大的差异。例如，在美国（2001—2002）使用由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复合性国际诊断交谈检查表（CIDI）诊断工具显示，美国重性抑郁障碍终生患病率为16.2%，②而中国（2003、2006）使用同样的CIDI诊断工具则显示，⑧⑨重性抑郁障碍终生患病率为4.42%～6.87%。显然，这并不能用诊断工具和调查年代来解释。我们认为，这种患病率的差异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不无关系。
　　一种可能假说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抑郁症的患病率确实存在明显差异：
　　在凯博文（1985）、马赛拉（1985）等学者看来，⑩11印欧语系中有大量词汇是用于描述抑郁体验的，尤其是，抑郁症患者的自责自罪、生存性绝望等内心体验很可能受到犹太——基督教中原罪的影响。这些源于大环境（包括社会文化）的长期影响以及与遗传的交互作用，可能会对抑郁症的发病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些属于表观基因组学研究的内容，即生命遗传信息并不完全由基因所决定，比如一些科学家们发现，可以在不影响DNA序列的情况下改变基因组的修饰，这种改变不仅可以影响个体的发育，而且还可以遗传下去。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处世的态度、对付应激反应的方式不同，可能与抑郁症的发病有关。例如，在中国儒家创始人孔子很早就教导我们“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强调保持情感释放的适度性。
　　另一种可能假说是“抑郁症”疾病本身的真实涵义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存在明显差异。
　　凯博文（1985）、马赛拉（1985）指出，⑩11印欧语系之外其他国家人群当中（如尼日利亚人、中国人、加拿大的爱斯基摩人、日本人和马来西亚人）并未发现与欧美独有文化下等同的抑郁症概念。例如，莱夫（1981）指出，在尼日利亚土语约鲁巴中没有与抑郁直接对应的同义语，南非的科萨人也没有表达抑郁含义的词汇，但他们都使用“心痛”这个词来描述这种状态。凯博文（2004）在中国进行跨文化研究抑郁症的体会是：“中国社会许多地区抑郁症（患者）的体验更多的是躯体上的而不是心理上的，许多抑郁症患者并没有感到悲哀，而是表现出厌倦、不舒服、内在紧张感、疼痛、头晕和疲乏。这些具有文化代码的症状可能误导了在美国的中国移民的诊断……”12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许多非欧美文化下就缺乏抑郁障碍的存在，也很可能是用一种文化背景下的诊断标准来判断另一种文化背景下的精神障碍，缺乏有效性。甚至，我们会因此犯一个明显的错误，也就是凯博文（1977）所说的“类别谬误”，其主要含义是：“把一个文化的诊断系统及其背后的信仰和价值观以民族中心主义的方式强加在另一文化的病痛体验上，而后者固有的诊断类别及其表达的信仰和价值观也许是大相径庭的。”11显然，作为人类学家和文化精神医学家凯博文倡导用主位研究法评估抑郁症。
    此外，在斯尼达等学者（1990）的一项研究中发现，13移民美国的女性比男性具有更高的抑郁。因为美国社会的大环境中，男性和女性都有较自由的性别角色，但女性移民则会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她们主要操持家务，而丈夫外出挣钱养家。一旦她们外出工作，便有可能面临家庭变迁和个人内部角色的冲突，带来应激，引起发病。
　　其实，不仅女性移民较男性移民具有更高的抑郁，不少流行病学的资料显示，②⑧⑨女性抑郁症显著高于男性，这同样可能与以下社会文化因素有关系：
　　（1）当代社会女性面临更大的家庭与职业的双重社会压力；
　　（2）女性一生中的青春期、怀孕期与绝经期所面临的、特殊的社会生活事件；
　　（3）女性一生中遭遇性侵害、儿童虐待和家庭暴力等社会负性事件的机率也高于男性，而这些负性事件是引发抑郁症的危险因素。

　　当下在中国一些罹患抑郁症的官员，因经济问题而触发了自杀。在这里除了疾病本身带来的痛苦以外，还有着非常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一般说来，人都走了，一来政府大多不会追责讨债，二来最大限度地保全自己的名誉，因为在外界看来，这些官员多半是因病而亡，而非畏罪自杀，博得他人的些许同情。甚至，个别本不是抑郁症的官员“患者”也以此种方式自寻短见。这又使我想起了四百年前伯顿的另一番精辟见解：“有人殚精竭虑，出卖灵魂去聚钱敛财，但他却不能享用。”14

二、双相障碍
1. 概述
　　美国DSM–5将双相障碍单独从心境障碍中分离出来，归类在“双相及相关障碍”之中。双相障碍又称躁狂抑郁性精神病，是一种以心境状态与精力波动为主的慢性障碍，其明显的临床特征是抑郁和躁狂两种截然相反（两极性）的表现可见于同一个患者。有超过1%的人群罹患此病（终生患病率1.6%），①②③且有15%～19%的双相障碍患者自杀（Goodwin & Jamison，1990）。④双相障碍主要分为双相Ⅰ型障碍和双相Ⅱ型障碍，前者的特点是患者出现严重的躁狂发作，需要治疗如住院（重躁狂轻抑郁）；后者的特点是患者出现严重的抑郁发作，需要治疗如住院，且既往曾有轻躁狂的病史（轻躁狂重抑郁）。当然，双相Ⅰ型障碍还包括重躁狂重抑郁发作。国外研究表明，④⑤双相Ⅰ型障碍见于男女各半，且其发病年龄较早，住院次数较多；双相Ⅱ型障碍多见于女性，且有较高的自杀风险和自杀未遂史；在实际临床工作中部分双相Ⅱ型首次抑郁发作易误诊为单相抑郁症。

2. 与文化背景的关系
　　有关躁狂症和忧郁症的概念犹如医学本身的历史一样古老，在古希腊的荷马时代（约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9世纪）就有所记载。希波克拉底文集也曾写道：“埃尔西波斯患躁狂症，当继发急性热时，躁狂症停止了。”⑥在中国的《黄帝八十一难经》中就有“狂癫之病”，这在钱钟书先生看来，略同于西方的“躁”和“郁”，⑦在公元100年，著名的希腊医师阿勒特斯就觉得躁狂症和忧郁症是一个疾病实体——“我认为忧郁症是躁狂症的开端及其一部分……躁狂症的发展实际上疾病（忧郁症）的加重而不是进入另一种疾病。”⑤约1800年后，德国精神医学家克雷丕林（1896）明确把躁狂抑郁性精神病（躁郁症）视为一个疾病单元。在精神医学界现将躁郁症称为双相障碍。我觉得这个病名起得非常妥帖，既反映出该病两极性的特征，又不会存在较为明显的病耻感。
　　人们谈论“天才与精神病”的话题由来已久。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到其弟子亚里士多德，从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到英国诗人蒲柏（注一），从意大利精神医学、犯罪学家隆布罗索（Cesare Lombroso，1836—1909）到德国神经病理学家默比乌斯（Pual Julius Moebius，1853—1907）等学者都有过大量或精辟的论述。尤其是不少学者将躁狂抑郁性精神病与天才人物的创造性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朱达 （Juda，1949）、④安德瑞森（Andreasen，1987）、⑧贾米森（Jamison，1993）⑨等进一步从天才人物的传记、家系研究发现，与其他精神障碍相比，天才有易患双相障碍的倾向，且在艺术家、作家的一级亲属中也易患双相障碍。有学者（Czeizel，2001）④研究了21位著名的匈牙利诗人（出生于1554至1925年之间）发现，患有双相Ⅰ型障碍的诗人占14%，患有双相Ⅱ型障碍的诗人占53%。还有学者（Lauronen，2004）的文献复习表明，⑩一些作曲家（舒曼）、诗人（贝里曼、塞科斯顿、普拉斯）、作家（伍尔夫、海明威）患有双相障碍。在历史上也有不少政治领袖如亚历山大大帝、克伦威尔、纳尔逊、波拿巴、罗斯福、墨索里尼、丘吉尔（注二）等患有双相障碍或为循环性气质或有轻躁狂表现。
　　这些观点和研究提示，由于双相障碍两极性的表现和发作性的病程使得艺术家、作家可能更敏锐、更深刻地感受到人类的存在与痛苦，从而使他们的作品更富有表现力（如凡•高的《星光灿烂》）或更能表现出“真理”（如在存在主义先驱克尔凯戈尔看来，人们认识真理的程度总是与他们对生活的感受性、对痛苦的体验息息相关。后来的存在主义大师尼采也是这般认为），而政治领袖则显得比常人精力更旺盛、体力更充沛、斗志更昂扬和抗挫力更顽强。
　　当然，要说明的是，目前有关“创造性与精神障碍”之间的一些联系仅仅是相关性的，而非因果性的，并不能夸大“疯狂”对创造性的贡献。

三、精神分裂症
1. 概述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复杂的、异质性的行为与认知综合征，这种严重的精神障碍不仅涉及个人也会影响到家庭与社会。①约有1%的人罹患此病（终生患病率0.4%～0.7%）；①②通常起病于青少年晚期或成年早期；其临床表现为变化多端（可谓“千人千面”），可涉及到患者的认知、情感和行为等多方面，主要表现有以下五维症状：③
　　（1）阳性症状，包括幻觉、妄想、语言紊乱和行为紊乱等；
　　（2）阴性症状，包括情感平淡、思维贫乏、意志缺乏、快感缺乏和注意损害等；
　　（3）认知症状，与阴性症状可有重叠，包括言语流畅性的损害、学习能力受损和注意损害等；
　　（4）攻击症状，与阳性症状可有重叠，包括过分敌意如恶语伤人或用行为伤人毁物、可有自我伤害行为出现，甚至自杀；
　　（5）抑郁/焦虑症状，包括抑郁心境、焦虑心境、罪恶感、紧张害怕和易激惹等。
　　此外，通常精神分裂症患者难以认识到自己的异常心理活动，疾病自知力多有缺损。其病程往往延迟不愈，有慢性化倾向。约有10%（Miles，1977）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杀死亡，④还有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预期寿命较一般人群短15～20岁。⑤
　　
2. 与文化背景的关系
　　从精神医学历史来看，对忧郁症和躁狂症的历史记载明显早于精神分裂症，而对精神分裂症的描述可能始于15世纪之后。⑥从里德渥德（1990）为我们描绘的生物学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对不同精神障碍的谱系影响来看（见前），精神分裂症位于谱系的左边，更多的是与生物学因素有关。具体讲，精神分裂症发病大约有70%与遗传因素有关，⑦30%与环境因素有关，包括与围产期和儿童的脑损害以及心理社会应激有关。⑧世界卫生组织曾经进行过两项研究，一个是前面提到的精神分裂症国际试点研究（IPSS，WHO，1973，1979；Leff，1992）；另一个是严重精神障碍结局的决定因素（DOSMD，Sartorius，1986；Jablensky，1992；Jablensky，2000）研究。这两个研究覆盖非洲、美洲、亚洲和欧洲12个国家的2000多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及相关障碍患者，由接受过培训的当地精神科医师和其他精神卫生工作者在社区和医院使用标准化的诊断标准和评估方法开展工作。其结果显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人群中精神分裂症的病理生理基础可能是相似的。但是，从IPSS两年和5年的随访评估表明，②在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哥伦比亚和尼日利亚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结局好于发达国家。在随后的世界卫生组织（Jablensky，1992）一项对10个国家的研究中发现，发展中国家分裂症患者的结局一般要好于发达国家。⑨
　　尽管有些学者（Edgerton，Cohen，1994）对IPSS、DOSMD研究结论持怀疑态度，⑩但不少专家认为，⑨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精神分裂症患者可能得到较多的家庭支持和社会支持，而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却有较少的“批评”、“指责”和“敌意”等高情感表达，从而可能产生相对较好的预后结局。
　　总体而言，精神分裂症及患者除了生物学和心理学因素以外，与其说它与文化因素有关，倒不如说它与社会环境因素更为密切。目前认为，精神分裂症是在遗传与环境（“G×E”）的交互作用下发病。此外，有大量研究表明，①11在现实生活中分裂症患者具有较高的病耻感与被歧视；具有较高的失业率；不少分裂症患者被社会边缘化；以上这些都是精神卫生工作者除了面对分裂症患者的临床症状之外，还要帮助他们应对如此多的现实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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