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改变历史》是一位医生和一位历史学家合作的成果，它给广大读者提供了丰富且易于理解的知识，向我们讲述疾病是如何在过去留下深刻的印记。例如，腺鼠疫和其他疾病对古代和中世纪世界造成的影响；亨利八世和“恐怖伊凡”的梅毒也有同样的后果；天花对征服墨西哥的影响；霍乱对拿破仑大军的覆灭和血友病对俄国沙皇统治垮台所起的作用。讨论的其他话题还有热带病在非洲殖民史上的作用，以及1918—1919年所谓“西班牙流感”造成全球死亡人数的剧增。
　　两位作者介绍了各个时代针对疫病所取得的一些进步，揭示了伴随而来的不可预见的新威胁。书中的结论部分重点说明了历史这一领域是如何探讨现实世界面临的许多问题，在当今世界，疾病（与战争、饥馑和生态危机一起）对人类的生存不断提出挑战。

        弗雷德里克·F.卡特赖特，曾为伦敦大学国王医学院医学史系主任，英国科学院院士，麦克阿瑟基金获得者。主要著作有：《医学社会史》《现代外科学的发展》。
        迈克尔·比迪斯，英国雷丁大学荣退历史教授，曾为人文和社会科学系主任。
        两位作者分别于1980—1981年和1994—1998年出任伦敦药剂师协会医学史分会主席。

        陈仲丹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已出版《加纳：寻找现代化的根基》《墙头政治》《画中历史》《“二战”战场丛书之太平洋战场》等著作，译作有《后殖民理论》《中国：传统与变革》《中国大众宗教》等。
        近年注重考察新文化史的研究，对与身体有关的历史（医学史、体育史等）以及图像史有较浓厚的兴趣。

        这是一部疾病与医学发展为线索的世界史，最新史料第3版修订。《疾病改变历史》侧重于以前史家关注不多的疾病因素，揭示了疾病对人类历史的影响，而引用的又多是鲜为人知的史料，其结论常常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书中叙述最为详实，分析也最中肯。阅读这本书不但一般读者可以广见闻，就是史学工作者也可借此加深对历史真相的理解。诚如有的评论者所言，“无论是从医者还是不从医者，要想理解我们今天的处境，了解我们遇到的多种多样的严重问题，就需要阅读这本特别有趣、写得极好的书”。

“杰出地展现了医学史的魅力。”——《星期日电讯报》
“这一研究的出色之处：简约、清晰、可读。”——《新政治家》杂志
“对医学社会史的一项开创性研究，材料新颖，精心修订。”——罗伊·伯特（伦敦大学医学社会史教授）
“极富趣味，热诚推荐。”——《图书馆学报》

英文版序
        本书是一位医生和一位历史学家不断探讨和合作的结果，我们每人都注重向一般读者介绍他们能够理解的内容，讲述疾病对历史常会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些主要方式。本书第一版出版于1972年，并多次重印，还被译为法文和日文。2000年再版，做了增补，并进行了全面修订。当时我还想为4年后出平装本做进一步更新，但我的合作者弗雷德里克·卡特赖特去世了，结束了他漫长而又出色的职业生涯。他不仅是一位麻醉顾问，还是一位在医学思想和实践方面有开拓精神的作者和教师。他先前就已将我们的书出第二版以及增加外文译本的事宜请有经验的安德鲁·劳尼安排。最近劳尼建议将本书出第三版列入蓟草出版社的事项，我欣然同意，并在他及其同事大卫·哈维兰的帮助下进行这一工作，他们给我提了不少有益的建议。
        本书新版对主要各章只做了一些不大的文字修订，但对结论部分进行了较大内容更新，主要着眼于那些从过去到现在和未来都已成为关注焦点的论题。修订工作还得益于我与詹姆斯·威利斯医生的探讨，他对相关问题的知识和智慧主要来源于其医疗实践的丰富经验，我最为感激的是他对跨学科合作的有益见解，正是这样的一种精神当初鼓励我们写作《疾病与历史》（中译本书名《疾病改变历史》——译者按）。最后要感谢的是露丝·比迪斯，她的清丽文风在本书各版都留有印记。我还要表达谢意的是，近年来她的编辑才能对本领域两种主要学术刊物的出版提供了帮助，这对新一代医学史家写出优秀著作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材料。（迈克尔·比迪斯）

中文版序
        这是我的合作者弗雷德里克·卡特赖特所写的最后一本书。他于2001年11月去世，享年92岁，结束了他作为医生和医学史家漫长、出色的一生。我知道，假如他现在仍健在，他会与我分享我们合著的《疾病改变历史》的中文版出版所带来的极大喜悦。这一翻译工作是由陈仲丹教授做的。1997年，我作为历史学教授访问南京大学时曾有机会与他见面。感谢他为我与卡特赖特医生合作的成果能与中国读者见面所做的所有工作。（迈克尔·比迪斯）

译者后记
       在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风波已经基本平息之时，我译完了这本《疾病改变历史》（原书名为《疾病与历史》），等到它出版，或许人们对这一度成为国人最关注的事件会淡忘一些。尽管如此，“非典”之灾仍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说明人类对自然尤其是对疾病的征服或了解还远未到大功告成之时，甚至随着科技进步，人类又会遇到新的亟待解决的疾病和健康问题。很巧的是，我们从这场意外之变中得到的启示却在这本数年前写成的书中论述精详。痛定思痛，亡羊补牢，在风波底定之际，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读点书，从前辈与病魔斗争的历史中有所借鉴，以便更深刻地认识我们人类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的共存关系。从这一角度考虑，这本书的出版其意深矣。
        人类历史是一个宏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历史演进的最终结果受诸多因素影响。本书则侧重于以前史家关注不多的疾病因素，揭示了疾病对人类历史的影响，而引用的又多是鲜为人知的史料，其结论常常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就以书中重点探讨的拿破仑远征莫斯科大败而归为例，我以前读史时对此多有不解，以前是常胜将军的拿破仑为何这次征战如此大失水准，在拥有绝对优势兵力的情况下居然一败涂地，把一支60万人的大军几乎全部葬送在俄罗斯荒原。以前也有史家试着寻找答案，比如俄国特有的寒冬以及俄国军民的积极抵抗，这都是原因，但似乎还难说是最主要的原因。此次本书给出了谜底，真正葬送拿破仑大军的是小小的斑疹伤寒细菌。实际到达莫斯科的拿破仑大军人数不到10万，来去沿途都因患病损失了大量兵员。前些年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纳挖掘出的当年拿破仑大军的丛葬墓，就印证了对这一历史之谜的解答。
        再比如，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身带血友病基因缺陷，这一缺陷在家族内遗传。受她遗传的一个外孙女后来成为俄国末代皇后，这一疾病的遗传链传到了沙皇夫妇唯一的儿子身上，使小皇子得了血友病，而这个皇子又是皇位的继承人。这一宝贝皇子不时发病，病重时生命垂危，皇后忧心如焚。“国之将亡，必出妖孽。”末世的俄国就真出了个妖人拉斯普廷，他的妖术能让皇子病情有所减轻。当然他肯定用的不是医术，而是催眠、暗示一类的心理疗法。皇后将这位似乎能确保罗曼诺夫王朝香火延续的“圣人”奉若上宾，对他言听计从。而沙皇又惧内，拉斯普廷就通过皇后干预朝政，使得腐败的俄国政治更为黑暗，终于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最后竟使沙皇统治垮台。尽管不能说拉斯普廷应负俄国政权更迭的全部责任，但平心而论，他的胡作非为在其中确实起了关键作用。追根寻源，这一切又起因于皇室的家族遗传病。这一历史内幕我以前略有所闻，但本书的叙述最为详实，分析也最中肯。我想不但一般读者读了本书可以广见闻，就是史学工作者也可借此加深对历史真相的理解。
        另外，经过这次防治“非典”的全民动员后，大家对公共卫生状况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在人们的印象中，西方发达国家一般是环境整洁，讲究卫生。殊不知，就在一百多年前，这些国家却是环境污浊，粪便、污水随意倒入河道，霍乱、痢疾等肠道传染病四处蔓延。当年，恩格斯写《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时就是以此为历史背景的。1851年，英国为举办第一届世界博览会才建造了收费的公共厕所。时至今日，这些国家为改善卫生条件走过的漫漫长路，值得我们探究，其经验教训应有所扬弃地为我们所用。这些内容，书中叙述颇多，读者可以留意。
        本书结论部分作者语重心长地给我们提出一些警示。首先，治病救人的医学在给人造福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严重的问题，比如因治病而造成的“医源性”疾病。其次，基因技术的发展隐藏着潜在的危险，如关于克隆人引起的伦理争论。再者，还有艾滋病等难以治愈的新病出现。另外，人类对癌症、疟疾等传统疾病的征服也远未告捷。最后，人口激增对健康会产生巨大影响。这样严肃慎重地提出问题，使本书的价值超出了通常的历史著作。诚如有的评论者所言，其价值在于“无论是从医者还是不从医者，要想理解我们今天的处境，了解我们遇到的多种多样的严重问题，就需要阅读这本特别有趣、写得极好的书”。
       下面谈谈我个人与医学以及医学史间的缘分。我的父母都是学医出身，两人曾在医学院长期任教，分别教授儿科学和药理学。我记得儿时家中的书大多是医学书。少年时我适逢“文革”的书荒之际，当时求知欲正旺，就曾以读家中书架上的医学书为消遣。“文革”后期，我父亲下放当了乡镇医生，我与他随行下乡。平时无事时，我就在父亲给病人看病时侍立一旁，通过耳闻目睹获得了不少医学知识。1978年初，我参加刚恢复的高考，江苏的作文题是“苦战”。我灵机一动，从回忆的库存里编了个赤脚医生治牛皮癣的故事，获得高分，幸而能进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
       20年后，1998年我去美国南方的杜克大学访学，杜克大学历史系给了我一间办公室。这间办公室的原主人是个医学史专家，当时正在英国某医学史研究中心访学。我经常浏览他放在办公室的满屋子医学史著作，颇开眼界。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欧美大学的历史系都非常重视医学史研究，将其纳入史学通常的研究范围。这又勾起我对医学的留念，总想有机会能为医学史的研究做些工作。去年，我去英国访学，在伦敦的科学博物馆参观了馆里新设的医学史展览。展厅占两层楼，除实物外还制作了几十个复原医学史场景的大型模型，栩栩如生，至今记忆犹新。
        现在，我终于有机会能为医学史做些事了，并且做的是很有意义的翻译工作。这是一本相当值得译的书，它不是一般性的专业技术类医学史著作，而是将医学与历史有机结合的医学社会史著作。作者文笔流畅，写得很生动，可读性较强。为增添译本的直观可视效果，我补配了一些与书中内容有关的图片。我的研究生熊莹翻译了其中第八、第九两章初稿，为我分劳不少。因限于本人的医学和语言水准，译文定会有不尽如人意处，尚望读者诸君不吝指正。
陈仲丹（书于南京北阴阳营寓所，2003年8月）

        以上是我为本书中文本初版写的后记。此后时光匆匆又过去了十余年，在此期间，医疗社会史在国内已由一个冷门的史学分支成为热闹的显学，研究者在各地不乏其人。前两年，我去西安参加陕西师大主办的一次学术会议，正值该校在会议上宣布成立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心，并请了不少国内医学史的研究专家来共赞盛典，连带我译的这本小书也在会上被提及，说明还有人记得它。2014年该书的原作者之一比迪斯教授又将之修订一番，再次出版。他的修订工作主要是重写了结论部分，补充了不少新材料（如关于“非典”的内容），增添了新的统计数据，以求与时俱进，并具有新的视野。我作为初版的译者有幸根据新版修订了译稿，并对原译稿做了润色，还更换了一些图片，借此将新的译本奉献给读者，以求为医学史或医学社会史的热火添一小把柴。

 书摘：

第一章  古代世界的疾病

        与文明有关的疾病的出现要早于成文历史，因为这种文明在保存下来的最早文献之前就已经存在。考古学家研究骨骸遗存给我们提供了数量可观的人类早期发展阶段有关疾病的记录，而最早的文字文本只能追溯到约公元前1500年的时代。有关这一时期最有名的材料是纸草文书，它是格奥尔格·埃伯斯教授1862年在底比斯的一座墓中发现的。这一纸草列举的埃及治疗方法特别丰富，我们可据此推测，或许它包含着一些更零碎的古老医学文献，也就是说其中肯定有些是现已散失文本的片段，所探讨的疾病和疗法即使在记述时也常是已存在了数百年。在以色列人出埃及时，据记载有一种疫病在公元前1500年肆虐埃及，杀死了这片土地上所有的头生孩子，从在位法老的头生子到地牢中囚徒的头生子，以及所有的头生牲畜。这是疾病影响历史的一个例子，是上帝为劝法老同意让以色列奴隶离开而施于埃及人身上的最后一个可怕的天谴。在荒原上经过40年的流浪和磨难之后，以色列人终于回到了他们的应许之地。
        战争—瘟疫的先后关系在《圣经·撒母耳记》上卷中有很好的记述。我们知道大约在公元前1140年，以色列人起而对腓力斯丁人开战，被打败。以色列人带着他们神圣的约柜再次对腓力斯丁人开战，又被打败。腓力斯丁人掳获了约柜，把它抬到亚实突，那里立刻爆发了疫病。于是应公众要求，约柜被移到迦特，然后又送到以革伦，这两个地方都立即遭受疫病袭击。在经受了七个月的苦难后，腓力斯丁人得出结论，他们唯一的希望是把约柜送还以色列。约柜被送到伯示麦人约书亚的田里，受到杀牲迎接的礼遇，但好奇的伯示麦人观看了约柜，因而遭到惩罚，大瘟疫爆发。疫病传遍了以色列，死了大约五万人。
         公元前430年在雅典爆发的瘟疫提供了疾病影响历史的一个明显例证。公元前5世纪初，雅典帝国正处在权力的巅峰。在马拉松和普拉提亚的陆战及萨拉米斯的伟大海战中，这个希腊小国打败了力量强大的波斯人大流士。伯里克利的开明统治开始于公元前462年。在他治下，被波斯人毁掉的雅典和依洛西斯的神庙靠着建筑师伊克提努斯和艺术家菲迪亚斯的天才被恢复了，但希腊的这一黄金时代太短暂。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这是雅典和斯巴达两个古希腊强国的内部斗争。斯巴达是有优秀陆军但没有舰队的尚武国家，雅典则是有强大海军但陆军较弱的海上强国。由于雅典的陆上防御几乎无法攻克，又能通过海运获得充足供应，这样它就可以不必因陆上的交战或是因挨饿而屈服。在陆地打防御战，在海上打进攻战，它就能不费多大力打败斯巴达。在战争的头一年，结果似乎是不言而喻的，雅典在陆上和海上都取得了成功，但它在陆上的防御政策必然导致雅典人挤在城墙里，受到包围。
        灾难在公元前430年降临。瘟疫被认为开始于埃塞俄比亚，从那里传到埃及，再由船经地中海传到比雷埃夫斯和雅典。它只肆虐了很短时间，但死了很多人。可能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死亡，或许是三分之二。更可怕的是灾难使得人们精神崩溃，在瘟疫大流行时出现这种现象不足为奇。修昔底德描述了这一恐怖时期的雅典人：“……对神的畏惧和人为的法律对他们已没有了约束力。对神，他们认为敬不敬神都一样，因为他们看到所有人都会同样死去。对于人为的法律，没有人会预料到能够活到为犯的罪受审判的时候。”修昔底德还提到，即使是最稳重、受人尊敬的公民也终日沉湎于暴食、酗酒和淫乱之中。
        当瘟疫看来已被制止时，伯里克利派出一支强大的舰队去攻打斯巴达人占领的波提狄亚据点。但在海军刚扬帆时——准确地说是刚划桨时——瘟疫就在船上流行，来势迅猛使得舰队被迫返回雅典。在伯里克利本人率舰队去埃皮道鲁斯时发生了类似的灾难，“瘟疫不仅夺走了他手下人的命，还夺去了与他们有交往的所有人的命”。伯里克利这时可能也被传染，他被认为在公元前429年死于疫病。
        这次天灾的性质不明。在名医希波克拉底留下的著作中没有提到这件事。据修昔底德描述，病情来势凶猛，病人发热，极度口渴，舌头和喉咙“充血”，身体皮肤的颜色红中泛灰，最后长出脓疱溃烂。各阶层的人都会得这种病，无论贫富。医生无能为力，他们自己也大批死亡。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凶险的猩红热，可能因为这种传染病第一次在地中海海域出现，所以极为致命。其他被推测有可能的病包括斑疹伤寒、天花和麻疹，甚至是一种已消失了很久的疾病。但不管它属于何种病症，这种传染病都来自另一产生了这种疾病类型的人口聚居中心。因为地中海的民族尚未有机会产生出免疫力，所以这一病症也就特别有爆炸性。当这一传染病再次出现时，幸存下来的人已逐渐增强了抵抗力，所以也就不再那么致命。
无疑，雅典流行的瘟疫对雅典帝国的垮台有影响。瘟疫害死了这么多人，使都城居民士气消沉，尤其是破坏了海军的战斗力，这就使雅典不能对斯巴达进行决定性的打击。战争拖延了27年，到公元前404年以雅典战败告终。雅典的海军和海外属地都被剥夺，陆地上的防御工事被夷为平地。对后人来说，幸运的是这座城市及其文化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无论就其范围还是影响的久远，在历史上最惊人的事件之一是罗马帝国的覆灭。对帝国覆灭的原因，历史学家争论了许多年。我们在这里只探讨与疾病及其预防有关的前因后果。
公众健康和卫生条件在公元300年已有了较大改进，后来直到19世纪中期才重新发展到这一水平。罗马浩大的引水系统大排水渠（Cloaca Maxima）在公元前6世纪开始动工，发挥着现代下水道的作用。帝国的许多地方都有这类工程。在公元79年被维苏威火山爆发毁掉的庞贝和赫库兰尼姆废墟上，人们发现了一个连接喷水柜的完善供水工程系统。约在公元70年韦伯芗皇帝统治时，在罗马建造了一座配有大理石便池的建筑，人们进去要付费。与之相比，伦敦直到1851年大博览会时才有公共厕所。这一年，在贝德福德街为女士、在舰队街为男士作为尝试建造了“公共等候室”（public waiting rooms），收费为“如厕”（lavatory privileges）2便士，一条热毛巾4便士。建造费用花了680镑。尽管这些厕所离海德公园的博览会有段距离，但在5个月内厕所收的钱有2470镑。
        清洁要依靠有足够的水供应，罗马早在公元前312年就有了第一条将洁净水送进城的水道。在公元纪年开始时有6条水道，100年后有10条水道每天供应2.5亿加仑水。公共浴场用去一半的水，剩下的供应200万居民每人50加仑。这一数字是今天伦敦或纽约一个市民的用水量。1954年这些水道有4条得到维修，被用来满足现代罗马的需要。卡拉卡拉时的浴场从公元200年起就可一次供1600名浴客使用，80年后戴克里先建的浴场房间超过3000个。这些浴场很像现代的桑拿浴室，伴随着罗马文明的渗透而传播，有些地方因其温泉或矿泉水的治疗功效而闻名。有几个地方如英国的巴思和德国的威思巴登今天仍以温泉疗养享有盛名。
        巨大的罗马城杂乱无章地发展成为街道曲折、狭窄和房屋肮脏的城区，其中几乎有三分之二在尼禄统治时被大火烧毁。比1666年大火后的伦敦幸运的是，罗马按照一个杰出的计划被重建为一座有着笔直、宽敞街道和宽阔广场的城市。市政官监督清扫公共道路，他们还负责控制食物供应，制定条规以确保易腐食物的新鲜和优质。其他有关公共卫生的规定还有禁止在城墙内掩埋死者，这就使罗马人普遍采用更卫生的火葬。直到基督教传播肉体复活的信仰被普遍接受时，火化才被墓葬完全取代。
        与中世纪的巴黎或18世纪的维也纳相比，在洁净、卫生和供水方面，罗马与20世纪的伦敦和纽约更为相似。罗马人是第一个大规模在城市居住的民族。他们或许是通过痛苦的亲身经历，很快就认识到，没有洁净水的供应、清洁的街道和有效率的排水系统，大量的人不能在一起密集地生活。一个公元1世纪的罗马人会无法容忍一个17世纪的伦敦人的生活条件，但他们有一点是一致的，即都不知道生病的原因。在罗马水道中流淌的看来是洁净的水，假如恰巧来自一个被污染的水源，那么罗马人就会与从混浊的泰晤士河直接取水的伦敦人冒同样的风险。在罗马帝国长期遭受瘟疫肆虐的衰败年代，这种缺乏基本知识的状况使其出色的卫生措施全然无效。
        可以把罗马想象为坐在丝网中央的一只臃肿蜘蛛。在罗马扩张的鼎盛时期，这具网从南面的撒哈拉伸展到北面的苏格兰边境，又从东面的里海和波斯湾伸展到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西海岸。北面和西面濒临海洋，南面和东面邻近广阔的未知大陆，在那里居住着不太开化的民族：非洲人、阿拉伯人和亚洲的野蛮部落。在远方，印度和中国的古老文明处在熹微不明的影迹之中。漫长的陆上边境由驻在战略要地的军队控制。如同蛛网细丝反转回去，从这些边境驻地经军团修筑的笔直的道路，从非洲和埃及经海路，条条路径都通向罗马。
        灾难也就因此而生。在广阔的偏僻地区隐藏着未知的秘密，其中就有人所未知的致病微生物。攻入偏僻地区的军队也遭到那里居民的进攻，他们或乘船或通过陆路调遣，这些路是为人们快速通行而特地修建的。密集的人群过着高度文明的生活，但却没有最起码的防治传染病的手段。假如环境是这样，强国罗马最后几个世纪的历史成为一个有关瘟疫的漫长故事也就不足为奇。
        公元前1世纪，一种异常危险的疟疾在罗马附近的沼泽地区出现，并在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喷发后不久大规模流行。传染范围局限于意大利，在城市中肆虐，使罗马的蔬菜供应地坎帕尼亚死了许多人，整个地区全部抛荒，直到19世纪末都是名声不佳的疟疾流行区。
        虽然也有其他原因，但主要是因为疟疾，一度在整个被征服地区出生率不断上升时，意大利－罗马人成活胎儿的比率却在急剧下降。而且，因难以治疗疟疾造成人们长时期患病，身体虚弱，缩短了人的寿命，使得国力衰退。到公元4世纪，有强大战斗力的军团不再由意大利人组成，不单是士兵，连军官也来自日耳曼部落。可能是疟疾而不是传说中的从东方进口的堕落奢侈品，造成了罗马晚期典型的精神不振。
        疟疾可能源自非洲，但另一个危险却来自遥远的东方。公元1世纪末，一个残忍好战的民族出现，他们来自蒙古地区，横扫大草原直至东南欧。他们从中国以北的地区出发，可能是被疾病或饥荒驱使，抑或两者兼而有之。这些骑马的入侵者是匈奴人，他们压迫居住在欧亚大陆中部的日耳曼人部落（阿兰人、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发动了一场不留情的西迁运动，最终倾覆了罗马，将帝国分解为一批相互征战的国家。匈奴人带来了新的传染病，造成了被历史学家称为“瘟疫”的一系列疫症流行。有趣的是，很可能匈奴人也遇到了一种他们不知道的欧洲疾病。451—452年，在阿提拉的率领下，他们向西远至高卢和北意大利，但在入侵罗马城前就退了回来，其原因显然是遇到了传染病而不是防御战。
        安东尼疫病，有时又称盖伦医生疫病，164年初次在共治皇帝卢西乌斯·维鲁斯驻扎在帝国东部边境的军队中流行。在两年中这种病局限于东方，给阿维狄乌斯·克劳狄麾下的一支军队造成很大损失，这支军队被派去镇压叙利亚的叛乱。这种传染病被这个军团带回来，传遍乡村，166年传到罗马，很快又波及世界各地，死亡人数如此之多，从罗马和其他城市不停地运出一车车的尸体。
        这次天灾很有名，因为它使罗马的防御出现了最早的裂缝。罗马帝国直到161年一直都在继续扩张并确保其边境。在那一年，一支日耳曼游牧部落进攻意大利东北部屏障，畏惧和涣散使得罗马军队在八年内都未反击。169年一支强大的罗马军队被派去对付入侵者，入侵者被打退，看来是军团带来的疾病起了作用，许多死在战场上的日耳曼人身上没有伤。瘟疫一直蔓延到180年，最后一批受害者中有高贵的罗马皇帝马可·奥略留。他在得病的第七天死去，他拒绝见儿子以免儿子被传染。在短时间的缓解后，189年这一瘟疫又再次发作。这场病的第二次流行范围没有那么广，但对罗马城的影响更烈，高峰时一天就死了两千多人。
        医生盖伦的名字与164—189年瘟疫相连不仅是因为他躲过了这场瘟疫，还因为他留下了对瘟疫的描述。瘟疫起初的症状是发高烧，嘴和喉咙发炎，口渴异常，腹泻。盖伦还描述道，到第九天出皮疹，有些是干燥的，有些化了脓。他推测许多病人在出皮疹前就死了。这些症状与雅典瘟疫有相似之处，但无疑疾病源自东方，且使人的皮肤化脓，这就使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种病是天花最早的记录。
        有一种观点认为，匈奴人西迁是受出现在蒙古的天花驱使，这种病传染到日耳曼部落，再传给罗马人。但与这一观点不合的是，后来罗马人发病的后期症状与16到19世纪欧洲人得天花的后期症状毫无相似之处。但正如我们要在后面一些章节看到的，一种疾病第一次出现的情况和过程常与人们熟知的大不相同。

版权页：

陈仲丹（书于南京港龙园寓所，201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