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的崛起、人民币国际化、以美元为主导货币的国际货币关系格局的改变，已吸引了国际各界人士的越来越多的关注——

·中国在国际货币关系中正在获取什么样的力量？
·具有多维特征的中国国际货币政策和选择，今后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际货币金融事务？
·未来中国的优先项目是什么？
·中国是现有国际货币秩序的“接受者”还是“制定者”抑或“破坏者”？
·中国国际货币政策的制定取决于哪些国内、国际政治和权力因素？
·如何解释中国政府的政策偏好？

　　本文作者从政治学的角度对上述问题做出了探讨和分析，他们认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尽管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秩序非常强大，而中国的国力也有一些限制性因素，不过危机之后产生的支持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新的政治推动力，以及中国对美国战后金融模式的失望，同时中国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创始成员之一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议条款原始内容的重要捍卫者”，都会决定中国在制定国际货币政策方面优先考虑维护国家主权、国家金融安全，进而采取谨慎和渐进的方式，通过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鼓励多极货币秩序的举措，诱导和敦促国际货币体系进行调整和改革，强化对于主要货币储备国的监督和约束，以一种更规范的方式来管理国际货币金融事务和经济。当然，不论中国在国际货币政策方面的选择是什么，不断强化的国际货币权力都将使其政策产生某种效果——一种明显有别于二战后美国主导的金融模式，甚至重塑全球货币秩序。

        埃里克·赫莱纳——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政治学系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贝尔斯利国际事务学院艺术管理系主任
        乔纳森·柯什纳——美国康奈尔大学莱比和平与冲突研究院院长、管理系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

        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中美贸易摩擦，表面上看是中国加入WTO以后经济获得发展、贸易顺差连续大于美国所致，实际是美国作为主导货币国因为先前通过货币贬值迫使中国为中美经济结构性失衡（日本、德国、韩国等是先例）承担更多责任不太有效、但又担忧中国作为大国崛起之后对它构成威胁使出的遏制中国进一步发展的举措。确实，作为全球三大经济引擎之一的中国，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其债权人地位使中国国家权力、国际货币力量显著增强，并明显地改变着国际货币关系格局，同时对外部压力的绝缘性显著提升。尤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2016年10月1日正式加入SDR篮子，中国从国际货币关系中获得了新的结构性权力，这种新结构性权力赋予其的政治权力必然使中国的政策选择会产生某种后果。然而，这是否会导致产生某种明显有别于美国战后金融模式特征、惯例和标准的模式，甚至重塑全球货币秩序？本书几位美国和加拿大的学者从政治学而非经济和金融技术的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解答——

        ※中国会在优先考虑维护国家主权、国家金融安全的前提下，通过采取谨慎和渐进的方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鼓励多极货币秩序的举措，诱导和敦促国际货币体系进行调整和改革，并强化对于主要货币储备国的监督和约束，以一种更规范的方式来管理国际货币金融事务和经济。

        ※中国是现有国际货币秩序的“接受者”，同时又是国际货币体系和框架改革的推动者，而非“挑战者”或“破坏者”。
        本书独特的视角、翔实的数据、丰富的资料和深入的分析，将有助于向广大读者阐明眼下中美贸易摩擦背后的原因，以及中国崛起之后，其在国际货币政治领域新获得的话语权和汇率政策选择对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及优化国际货币格局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它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重要成员之一，参与国际货币事务的管理是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本书是任何一位想探究当前中美贸易摩擦深度原因、判明当前国际货币格局的读者的很好的参考读物。

序 言

       在我们先前出版的《美元未来》一书中，我们把一个基本问题作为我们的出发点：作为国际货币，美元的未来是什么？我们很快就意识到，相比于思考具有不同学术专长和观点的专家为何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直接去寻找这个（难以捉摸的）问题的答案，不如前者更能满足理智的需求。类似的理念告诉我们应如何去对待这一研究课题。只要更全面地透视美元的秘密，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趋势，我们就能够清楚地看到，中国将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外，似乎同样明显的是，这一作用的性质和意义，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PRC）的政策选择所决定。但是，究竟是什么决定了这个国家的选择，中国正在得到的是什么样的国际货币权力？在越来越多有关北京的货币管理的文献（其中很大一部分主要关注经济学问题）当中，这些问题往往被忽略。本书讲述的是政治和权力在锻造中国国际货币关系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通过汇总具有不同出发点的学者——有关货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国际学者以及中国专家——的深刻见解，我们的目标仍是展示特定的分析途径如何导致不同的结果。通过分析中国政策选择的各种政治资源和动机，我们希望相关领域的所有学者将能够更好地预测和了解它们。

中国国际货币关系的政治探究

        近年来，中国已经在国际货币关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配额审查实施，中国在这个机构的全球货币治理中心的投票权份额，将紧随美国和日本之后排在第三位。它的外汇储备已排在世界第一位——在2013年中期达到惊人的350 000亿美元，其汇率政策已成为国际经济外交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受到世界各国的瞩目。人民币（RMB）的国际化也正在吸引国际政界越来越多人士的关注。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不断崛起的背景下发生的，这既决定了其自身的政策选择以及其他各国对于这些政策选择的反应，也使得它们变得复杂化了。
        迄今为止，对于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体系中日益重要的作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和技术问题上，相比之下，人们对于中国国际货币关系的政治特征的关注要少得多。我们将通过思考下述问题帮助纠正这种失衡——在国际货币关系中，中国正在获得什么样的力量？在这一领域，什么是中国政府的最优选择？如何解释其倾向性？这些问题的答案，应该有助于我们理解全球经济的未来、国际关系的前景，以及在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轨迹。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阐述如下三个问题：突出重要的变量，考虑可能出现的各种结果，并且观照和联系其他章节的观点及其结论。本书作者在就可能出现结果的推测方面，以及在不同层次的分析性选择方面（后者被视为解释和预测结果的关键），彼此间有时可能并不一致。但是，他们从总体上揭示了中国的政策趋势，以及全球货币事务将在何种程度上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中国在国际货币关系中正在获得什么样的力量？
        国际货币关系所涵盖的内容，包括各国货币的相对价值和交换价值，国际货币的选择和管理，针对国际收支失衡的融资和调整，等等。市场动态虽然会影响所有这些问题的结果，但是国家政策的选择和政治倾向，也必然在国内和国际层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最终结果经常是由权力的运作方式决定的。
    事实上，对于国际货币关系中的国家权力的研究，近年来已在政治学家当中吸引了相当多的学术性关注。一些分析家侧重于一国政府直接迫使另一国政府改变其行为的过程；其他学者则强调更间接的权力结构形式，包括操纵国际货币规则或者国际货币环境的单边塑造（无论是通过积极措施，还是通过所谓的“无为而治”），而在此过程中，一国必须采取能够推动他国政策选择甚至使其利益格局发生改变的运作方式。学者们在“作为影响因素的权力”和“作为自治因素的权力”之间也做出了重要区分：前者涉及改变他人行为的能力；后者则是在不受外力影响的情况下，能够不受约束地采取行动的能力。
    本书将探究在国际货币关系的几个关键方面，中国的权力如何以一种不均衡的方式逐步发展。这几个关键方面包括：收支失衡融资，宏观调控中的政治因素及其对一些国际机构发挥的作用，以及人民币的国际流通情况。中国作为世界赤字国的资金提供者所具有的越来越大的作用，也许一直是这种权力的最强有力的体现。这种作用不仅体现在这个国家在21世纪初的债权人地位，而且也体现在这一事实上——中国境外债权的绝大部分都是国有控股，它们要么是作为官方外汇储备而被持有，要么是被国有银行、主权财富基金和其他投资机构所持有。
        毫无疑问，由于中国的国际债权人地位及其作为国际收支平衡融资者的独特地位，使中国已经获得了新的权力。当中国向其他各国直接提供这样的融资时，它对于这些国家的影响力就得到了增强。可是，这种作为影响因素的权力的使用程度，引起了各国学者的激烈的争论，特别是在中国帮助美国经常性账户赤字融资的情况下。有学者认为，因为后者对于中国的融资依赖，中国已经取得了对于美国的影响力。还有的学者则不太肯定，认为这种状况更应定性为一种相互依赖，因为中国既需要依赖美国的出口市场，又需要依赖美国金融市场的深度。随着中国所持有的美国资产已增长到巨额水平，分析人士也指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越来越感觉到，他们不得不在经济上支持美国。
        同时也由于中国政府提升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收支平衡融资的能力，它对于那个多边机构具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如前所述，根据在2010年认同的配额修订（直到2013年年底才获得所有成员的通过），中国的投票权份额从3.81%增加到了6.07%，使它在这个机构中成为继美国（16.5%）和日本（6.14%）之后投票权份额排在第三位的国家。2011年中期，中国官员朱民第一次被任命为这个基金组织的副总裁之一。
        中国也是在2001年新创的具有多边性质的东亚基金的两个最大的捐助者之一（另一个是日本）——最初提供了1 200亿美元，在2012年又增加了1倍——为这个地区的各国收支平衡提供融资。同样，其贡献的规模——几乎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规模的三分之一——也使它获得了对于这一机构设置的影响力。清迈倡议多边化（CMIM）的安排，就是建立在最初于2000年确立的清迈倡议（CMI）——双边互惠网络——的基础之上的，当时中国也发挥了主导作用。
        中国的国际债权人地位，以及它不断扩大的经济规模和不断提升的经济开放程度，已经让这个国家在有关宏观经济调整的国际政治辩论中，变成了一个更引人注目的角色。这样的调整是国际货币政治的核心，因为各国都会不顾一切地将负面成本向他国转移（欧元区近期出现的动荡，表明了这些成本可能会带来很大的阵痛和争议）。大国往往能够将一些负面成本转嫁给其他国家，比如美国就在1971年单方面“关闭黄金窗口”，从而迫使它的经济伙伴做出调整以适应其新政策。①中国显然正在积聚这种权力，正如科恩所指出的那样，和经常经历各种调整的债务国家不同，中国的国际债权大国地位，让这个国家与调整所带来的一系列外部压力绝缘。此外，对于中国投资的依赖，阻碍了他国对于中国政府施加过大的压力，比如在汇率政策领域。②货币权力的动态平衡，在中美关系中也表现得很明显。美国已经发现，它向中国施压，通过美元贬值迫使其就“全球经济失衡”间接和更多地做出调整并承担更多的责任，与针对其他对外贸易顺差的国家——比如日本或者德国——采取这种做法相比，一直都不太有效。曾经在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尽管日本拖了后腿），日元相对于美元的汇率翻番，从1美元兑换360日元变为1美元兑换180日元；10年后日元相对于美元的汇率，从1∶160又增值到1∶80。③但是中国政府通过国有金融系统的大规模“冲销干预”，*将德国和日本在捍卫本国货币时所经受的国内通胀压力降至最低限度，从而更加成功地抵御了美国的“美元武器”。④伴随着在国际收支平衡融资和调整方面取得的越来越大的政治权力，中国在各类国际货币的重要国际机构当中，也获得了相当的影响力。除了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清迈倡议多边化方面的作用以外，在2008年11月创立的新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论坛中，中国已经成了关键性的成员国。之后，这个机构迅速取代了七国集团（中国并不是其成员国），并作为引领大国之间进行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角色。在区域范围内，中国也发展成为了
        因此，中国在国际货币关系当中不断增长的力量，具有了多维特征。但这种力量也是不均衡的，而且其轨迹仍不明朗（特别是如果这个国家显著的内部债务和财政问题开始恶化，或当这个国家经历一次国内金融危机时，它的上升趋势就可能迅速逆转）。一个决定性的影响因素，取决于人民币的国际地位的前景——其国际地位仍在上升通道中，目前仍相对适中。正如陈宗翼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政府非常清楚美国从美元的国际霸主地位当中所获得的在国际货币关系方面的经久不衰的“结构性权力”。美国的美元管理模式，塑造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无法脱离的国际货币环境。美元的全球角色也使得美国更容易矫正收支失衡，并将矫正的成本转嫁给他国。美国以政策作为自治权影响因素的这一能力，也因另一个事实得到提振，那就是，其货币权威部门不需要过度关心汇率变化可能会对其国内资产负债表造成的影响，因为该国以外币计价的公共和私人债务少而又少。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各国对于美元流动性的依赖，也使得美国货币权威部门在那样的时刻拥有巨大的国际影响力。
       人民币的国际命运是什么？这其中有一种可以观察到的历史模式，那就是，大国始终致力于寻求扩大其货币流通的范围和影响。但在最近一些年，那些有望成为国际货币舞台上重要角色的国家，对于将其货币国际化比较谨慎。它们在地缘政治上已经不像过去那样雄心勃勃，它们对涉及的成本保持警惕，并且厌恶牺牲国内宏观经济政策自治权可能招致的风险。科恩指出，在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于20世纪70年代初崩溃以后，西德和日本都不大情愿使本国货币国际化，免得失去其对货币政策的控制力。这些国家也有理由对其地缘政治目标保持谨慎，因为出于安全考虑，它们需要依赖关键货币的当前发行国。当时西德的独特地位，导致一些学者为其贴上了“半主权国家”的标签。日本对于美国的安全依赖程度非常高，尽管其在20世纪90年代的决策者因不断膨胀的国际政治野心，以及后来为寻求更大的经济体的缘故，对于日元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作用的观念变得更具包容性和较高的接受程度。
        对于侵犯政策自治的情况，中国政府及其领导人尤其敏感，并且高度重视稳定性，这表明他们对其货币控制力放松的情况持谨慎态度。这将影响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同时中国独特的地缘政治位置和目标也对人民币国际化构成影响。人民币的国际化显然正在到来，只是在很大程度上，它将以多大规模、多快速度、会达到何种程度，以及具有什么样的临界“天花板”的问题。
       人民币在东亚区域的使用已经显著增加，而且东南亚一些主要国家现在正将其汇率管理更加紧密地与人民币而非美元联系起来。一些分析人士（诸如阿尔温德·萨布拉马尼安）已经预言，人民币更广泛的国际作用可能会迅速扩大。根据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数据汇总，萨布拉马尼安强调了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根据国民生产总值（GNP）、世界贸易份额以及净债权国地位来衡量］和其货币在国际储备中的角色关联程度的统计关系。基于过去的经验，萨布拉马尼安预测的结果是，到21世纪20年代初期，人民币作为主要储备货币的角色应该会超过美元。其他分析家的分析则持怀疑态度，例如，马拉比和韦辛顿认为，“崛起的中国”的货币的未来地位将低于常见的预测，而且人民币更有可能在二级储备货币当中占有一席之地。世界银行（WB）采取了折中的看法，它预测到2025年将出现一种“多货币的情况”（美元、欧元和人民币）。
不管是什么情况，一个共性是，其结果将更多地由政治而非经济因素所决定，正如人民币“乐观派”和“悲观派”所明确承认的那样。例如，萨布拉马尼安承认，他的预测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中国政府开展“深远的”金融改革，允许货币在更趋流动性的市场上流通，包括完整的货币兑换和国内金融的深化改革。另一方面，马拉比和韦辛顿认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可能会对开展这样的改革保持谨慎。本书的一些章节将着重介绍中国政府怎样着手金融体制改革，以便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中国也在寻求通过更直接的方式提振人民币的国际作用，那就是和国外权威机构之间建立一系列互惠信贷协定以及双边协定，鼓励缔约国在双边贸易中使用彼此的货币。本书其他章节将着重阐述这些改革的限制性因素，不过，所有的撰稿者都将政治视为最终结果的决定因素。
       如果这些举措能够强化并且成功地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那么，中国在国际货币关系中的权力将会大大加强。不过，就中国政府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承诺所具有的力量，本书的撰稿者有不同的观点。乔纳森·柯什纳认为，人民币日益提高的国际地位是一个“铁定的事实”，而且它将给中国提供新的结构性权力，特别是在东亚地区。然而，相比之下，江洋更加谨慎，她指出，中国政府非常关注由于金融国际化而可能导致金融和货币控制权丧失的情况；中国所支持的双边做法使它的货币外交“简单、务实，具有象征性和短期导向性的特征”，这暗示了对于人民币国际化采取的一种谨慎和渐进的处理方式。陈宗翼和江洋一样，也认为中国领导层优先考虑稳定和秩序，不过他却发现中国政府具有相当大的货币雄心的迹象。

中国国际货币的优先目标：“接受者”、“制定者”还是“破坏者”？
        很显然，无论人民币的国际角色的步伐和性质如何，中国的国际货币权力正在增长。因此，尝试辨别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优先目标和意图是很重要的。大致说来，一个崛起的大国，可以是现有国际秩序的“接受者”、“制定者”或“破坏者”。虽然很明显，这些都是理想化的、抽象化的可能性——实践的纯粹性将远远小于理论的推演，但不管怎样，它们能够反映中国将来可能进行的基本选择，也能够反映各国在过去做出的不同选择。在第一个角色方面，中国将仍然是一个规则的接受者，本质上支持国际货币现状——在一个执行相同规则的游戏当中，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在第二个角色中，它将更多地以一个规则制定者的身份出现，要求针对目前现状做出重大改革。在第三个角色中，作为一个规则的破坏者，中国将会挑战现有的体系，它要么要求全面转型，要么退出当前体系并创建自己的体系。
        这些选择不仅对国际货币事务的性质和模式有深刻影响，而且对于更普遍意义上的世界政治同样会产生深刻影响。日本在从1881年到1931年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就是一个接受者的典型例子——它大刀阔斧地（有时甚至是盲目地）接纳了在当时代表着经济管理认证标志的古典金本位制。*认同这一制度的人都明白，加入这一认证体系，就等于是在传统大国圈子里拥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日本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只是因为它在19世纪80年代执行了不乏痛苦的“松方正义**的通货紧缩政策”，以及为恢复（并继续维持）20世纪20年代的金本位制而采取的更严厉的措施。（有趣的是，尽管当时负责财政的松方正义渴望加入当时的体系，但更重要的是，他终归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这表明扮演接受者的角色并不一定意味着缺乏国际野心）。而且无论结果是好是坏（实际上，总体而言是趋于后者），日本银行的精英都是这样的接受者，以至于他们都变得“比教皇还要圣洁”（就像这一体系后来的皈依者通常所做的那样）并坚守金本位制，甚至在英国被迫放弃这一体系之后仍然如此***，这也给日本的国内政治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另一方面，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法国，证明了货币政治中一个具有影响力并选择扮演破坏者角色（即使破坏者很少这样自我认同）的参与者可能带来的混乱。法国不认同从1922年热那亚货币会议以后出现的金汇兑本位制，拒绝按照这一体系的规则行事，甚至公开而且响亮地表明自己的反对立场，还经常以恶作剧的姿态和足以让本就摇摇欲坠的货币体系迅速崩溃的速率和方式积累了大量黄金。法国对于热那亚体系的颠覆，促成了1931年国际货币秩序灾难性的坍塌，随之而来的就是在奥地利信贷银行倒闭之后出现的难以阻挡的全球金融危机（GFC），而这反过来又大大加深了全球性的经济大衰退。热那亚体系的坍塌，法国是一个关键性的破坏因素。当然，至少需要两方才会出现争议，而且不管是国际政治纷争，还是由这次崩溃所导致的有关国际货币管理方面的意识形态分歧也同样如此。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表明，今天也存在着惊人的潜在相似之处，尤其是在中国和美国的政治关系开始恶化的情况下。
        当然，美国最终使自己成了一个规则的制定者。为避免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孤立的和短视的外交经济政策的失误，并且受到各种经济的和战略方面的动机的驱使，于是建立（并且资助）了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随着美国开始扫除各种障碍，并努力协调各方在观念、利益和地缘政治责任方面达成一致（每一个因素都很关键），才最终建立起了战后的国际货币秩序。
        试图改变中国在国际货币中的整合和扩张角色的属性并非易事，正如本杰明·科恩所指出的那样，即使中国政府要采用成为这个游戏规则的接受者的途径，并且包容这一途径潜在的可能具有天然甚至内在破坏性变化的情形也如此。他补充说，一个复杂的因素是，“中国政府似乎为了其自身利益，正在不遗余力地打破货币权力的总体平衡，这和德国、日本以及沙特阿拉伯在可类比阶段所采取的做法完全不一样”。这显然和一个事实有关，那就是，和作为出现在战后世界货币舞台上的主要角色的其他国家不同，中国既不是美国的盟友，也不是美国的客户，而是一个（哪怕是在这一概念最温和的意义上也是如此）地缘政治对手。事实上，如同柯什纳所强调的那样，这是近七十年来第一个出现在国际货币舞台上的新贵，它可能被看作是该体系最重要参与者的一个潜在对手，而且考虑到管理国际货币体系必然带来的政治挑战，这一事实很重要，并且即便是在一种“最理想的情况下”，这种挑战也将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迄今为止，有关中国政府的意图的证据仍然很复杂。例如，江洋注意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条件，以及它在全球货币管理中所持的反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立场，一直是非常关键的因素。不过与此同时，她也强调指出，中国并没有明确提出过一个雄心勃勃的替代性目标，事实上，它提供的只是“象征性的姿态”，而且是出于防御性本能才这样做的。
        因此，包括本书作者在内的一些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持有不同的观点，而且每个人都可以举出证据来支持自己的立场，这并不奇怪。对于中国政府在国际货币关系中的优先目标的这些不同观点，未必是不可调和的。中国的优先考虑事项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事实上，本书的几位作者（特别是陈宗翼和柯什纳）认为，全球经济危机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它鼓励中国官员在国际货币关系当中瞄准更具雄心和实验性的目标。中国官员可能还会对国际货币关系当中的不同领域给予不同的考虑。同样重要的是，有必要避免夸大中国政策制定者的一致性，不同的政策制定者有不同的观点，因此，某种集体性政策可能并不会反映一种必然一致的并长期有效的观点。
        从某个角度看，中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现状的支持者，至今也是如此。随着大量美元储备的积累，中国强化了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秩序。它的保守主义倾向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表现得很明显，当时一些学者曾预测，中国可能撤回其在美国的投资，尤其是作为对于“美国在1997年到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期间表现失职的一种报复”。事实上，中国并没有充当落井下石者的角色，而是通过为美元和美国通常账户赤字持续提供至关重要的支持而支撑了这个体系。用一位批评家的话说，中国在这一期间充当了美国的“大管家”。相对于美国在大萧条期间的表现——当时它拒绝支持处于困境中的欧洲国家——这种反差引人注目。
   有学者指出了促使中国采取这种做法的显著的物质诱因。约翰·伊肯伯里尤其强调西方秩序的强大诱因［这包括整个经合组织（OECD），而不只是美国］，而且这种秩序是以一种“难以推翻和易于加入”的体系为特征的。此外，中国的能力也有一个限制性因素，而这恰恰是外界观察家很容易忽视的。安德鲁·沃尔特认为，尽管中国官员反对在国际宏观经济监督过程中可以感知到的偏见，不过对于外界批评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羞辱”的担心，鼓励了他们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开始致力于在二十国集团支持下强化一种监督程序。一些分析家也强调指出，中国更多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者而不是挑战者。人们常常忘记，中国实际上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创始成员之一，在订立该组织的协议条款方面，一度发挥过积极作用，而且正是这些条款形成了战后国际货币事务的国际法基础。在1949年中国内战结束之后，随着中国台湾地区占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席位，中国大陆被迫退出，但埃里克·赫莱纳和柏斯玛·莫曼尼强调了中国政府后来如何谋求加入这个机构而不是排斥它。当中国在1980年拥有了会员资格以后，它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没有试图改变或者破坏现有规则。事实上，当日本在1988年提出成立一个将会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该地区地位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时，中国政府反对这个计划。尽管中国政府后来支持更温和的清迈倡议安排，但实际它是使清迈倡议在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项计划的前提下提供贷款的主要倡导者之一。
        不过，其他学者则把中国作为政策制定者这一角色看成是有更多改革野心的标志，特别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他们经常引用2009年3月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的一篇著名的文章，该文章呼吁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以便减弱美元的核心角色地位，强化另一种超国家储备货币的核心作用。周小川本着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到罗伯特·特里芬等人所追求的改革派自由多边主义精神，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观点，并且强调必须以过去的努力为基础进行逐步改革，以便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正如后来陈宗翼所指出的那样，周小川的主张将他置于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主义的支持者之列。就这方面而言，这篇文章留下了一点儿神秘感：这次危机是依赖单一国家货币作为世界货币的“制度缺陷所导致的必然结果”。陈宗翼也提醒我们，周小川的分析是直接建立在他作为中国政策制定者之一在过去十年发表过的经济思想的基础之上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产生了支持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新的政治推动力，“中国行动的目的，是诱导和敦促体系调整”。
        事实上，中国政府已经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强有力的倡导者，它尤其重视管理问题，认为有必要真正做到择优选拔常务董事，以及新兴市场国家在这一机构中获得更大的发言权。陈宗翼和沃尔特都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还敦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监督重点放在对于主要发达国家尤其是“储备发行国”的政策监督上［有趣的是，正如赫莱纳和莫曼尼所注意到的那样，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BWCC）上，当时的中国政府也推动了对于债权国和债务国义务的一种对称调整］。这种推动更大对称性的努力，在21世纪初以来越来越显著。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始敦促中国政府进行货币升值，许多政府官员都对这一建议表示不满，并将其看成是美国驱动的结果。尽管遇到了挫折，但就其目标而言，中国政府官员一贯是（温和的）改革派而非激进派，他们从来没有反对过该组织监督其成员国的权利（尽管中国政府官员一度退出过2007年到2008年的双边监督讨论）。事实上，沃尔特指出，自2009年以来，中国政府支持二十国集团通过其多边评估程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扮演着重要的咨询和分析角色）以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努力。赫莱纳和莫曼尼指出，中国政府质疑资本账户完全自由化，以及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有效监督和规范国际资本流动”，这实际上是将其政策制定者的身份置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议条款原始内容的重要捍卫者”之列。他们强调，迄今为止，中国政府的货币举措，完全与其对于该组织的支持相一致，这正是改革议程启动的显著标志。
        不过，其他分析人士则认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越来越感兴趣的不只是改革，而是挑战现行国际货币秩序的核心功能。例如，尽管体现的是改革派的姿态，但周小川在2009年的文章却被柯什纳和其他人视为对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秩序的一种几乎不加掩饰的挑战。这种看法已被中国政府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最新支持，以及欧洲和金砖国家（BRICS）对于更加多极化的货币秩序的呼吁所强化。总体而言，科恩注意到，“无论在言语上还是行动上，中国政府都已经公开表达了对于现状的不满，这远远超出了先前的加入国所表达的任何不满”。沃尔特暗示中国正在“使刀刃变得更加锋利”，而且关于中国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是，“美国正在系统性地阻止一个很可能威胁其地位的挑战者的出现”。
        在意识形态层面，一些分析人士（例如科恩和柯什纳，尤其是后者）也对中国领导人有更多变革议程感到好奇。柯什纳认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削弱了美国所支持的不受监管的全球金融秩序的合法性，而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现在则支持采取一种更规范的方式来管理经济。他还指出，中国政府现在促进人民币在亚太地区适用的举措，目的是要创造一种不受美元控制的、具有其独特规则和思路的、更加自主的货币秩序。中国政府最近支持放宽清迈倡议贷款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的关联性的做法，可被解释为中国官方在这方面最新优先事项进一步的证据。
        值得注意的是，江洋和沃尔特都指出，中国政府曾长期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发展中国家设置新自由主义的条件。然而，江洋对于中国在对区域倡议（比如清迈倡议/清迈倡议多边化）方面承诺的实力更持怀疑态度。她认为，中国的支持主要是象征性的，中国政府反对任何可能会淡化其国家主权的区域努力，诸如旨在加强汇率管理的激进的监督程序或者举措；中国的货币外交主要是双边的，并且主要由短期的实际利益和政治利益（许多利益都和货币问题无关）所驱动，而不是受一种准备成为地区或多边领导者的更长远的目标所支配。事实上，从她的角度来看，正是中国货币外交的这些功能和特性，更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战后多边国际货币体系构成挑战。其他分析人士也批评中国长期积累大量外汇储备，似乎只是反映出其短期重商主义的目标，却牺牲了多边系统的长期利益。

中国国际货币政策的依据
        不论中国政府在国际货币政策方面的选择是什么，都将产生某种效果——将会支持或重塑甚至颠覆全球货币秩序。这就引发了怎样解释中国国际货币政策制定的问题。对于其他国家的经验的分析，能够突出中国国内层面、政府层面以及外部层面的政策影响在这个区域的重要性，这仍然是研究中国货币政策的合理途径。不过，对于一些可以反映中国基本状况的因素和属性，需要高度的敏感性。还应当强调的是，这些层次的分析未必是不能共存的甚或是彼此对立的，这一点可以从本书的各种观点和主张当中反映出来。这种“流动性”的分析完全不是针对中国的。如前所述，决策者的具体想法和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利益，共同推动了美国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而且国内经济利益集团并不会羞于让其倾向为人所知，也不会羞于塑造最终结果。
        由于其决策的不透明性或保密性，对于这些问题的分析在中国的语境下，可能特别具有挑战性。本书作者确认了一些中国国际货币政策制定的关键机构，即中国政府的决策核心机构是中央政府的行政部门——国务院。如同在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PBOC），以及财政部（MOF），对于国际货币政策的制定都发挥了关键作用。本书所讨论的参与国际货币政策辩论的其他政府机构（包括与其有联系的智囊团）包括：商务部（MOFCOM）、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NDRC）、国家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SASAC），以及各地方政府，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各级政府。而在中国货币政策制定的整个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是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以及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如果这些都是中国政府的一些关键机构，那么如何解释中国官员在国际货币决策中的偏好呢？政治学家对于其他国家当中的各行业团体（尤其是银行业、贸易行业、制造业）对国际货币政策制定的影响倾注了相当多的关注。这些团体会受到各自动机的驱动去游说政府，因为它们的直接成本和收益与国际货币政策挂钩，而且它们的影响力会因其组建国内联盟和决策者的能力而各不相同。尽管一些分析人士试图在抽象意义上为这些行业团体的国际货币政策偏好建立模型，但大多数人认为，这些偏好“对于国情具有高度的依赖性”。
        中国的国情尤其独特，因为一切最强大的国内企业都是国有企业（SOE）。本书作者将展示在国际货币关系中，这些企业以及其他行业组织实际上如何为其具体政策游说的。戴维·斯坦伯格强调指出，在支持高额外汇储备以便保持竞争性汇率这一目标领域，地域上较为集中的出口导向型大型制造业企业具有强烈的偏好。江洋则指出，大型国有企业和国家银行通常反对金融自由化，因为这有可能会削弱它们以及国家对于金融的控制力，而这一直都是中国以出口为导向、以投资为驱动力的发展模式的核心。沃尔特和王宏英呼应了这些观点，并强调国有商业精英和共产党以及各级政府机构紧密联系的方式。不过他们也阐述了其利益可能和这些精英彼此相左的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对中国政策制定相对缺乏影响力的现实情况。本书作者还从总体上强调了中国共产党本身及其成员在保留权力方面的利益的重要性。
        这些国内压力并不是中国国际货币政策制定的唯一依据。在世界各国，由于所涉及的问题在技术方面的复杂性，也因为其效果在宏观经济层面往往是分散的，因而这样的政策制定往往专属于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的各级国家机关。而在中国，国内行业团体的游说所带来的影响，也会受到政府的威权的约束。安德鲁·沃尔特和王宏英强调了在宏观经济结果方面，与其他国家相比，国内利益在中国的影响相对较弱。他们尤其例证了庞大的国内社会群众影响力较弱的情形（这和占尽优势而又根深蒂固的保守集团利益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也是中央政府难以通过实施激进的政策重新平衡国内消费（一些经济学家所推荐的途径之一）的一个重要因素。
        鉴于自主权相对独立的官员常常不受国内游说压力的左右，因而我们需要其他的因素来解释他们在国际货币政策制定上的偏好。从技术的角度到更广泛的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框架层面，一些学者已经确认了在其他国家起作用的各种观念的影响。例如，强调追求物质利益的利己主义者的理性选择方法，侧重于政策制定者的行为被各种机构和官僚背景所影响和塑造的途径。
        许多学者都突出了能够影响参与中国国际货币政策制定的官员的概念框架。一个非常显著的影响因素是，他们的优先发展事项。赫莱纳和莫曼尼都注意到，这些优先事项实际上早在布雷顿森林谈判时期就是中国政府国际货币政策的核心，当时中国推动建立了一个能够支持由国家主导的快速工业化目标的国际货币体系。事实上，他们都观察到中国的政策有着显著的观念持续性，它甚至可以追溯到由孙中山早在20世纪初阐述的观点，它也可以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谈判、20世纪70年代后期出台的发展战略以及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当中识别出来。而且正如江洋所指出的那样，在国际货币讨论方面，中国政府现在继续把自己定位成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代表。本书的有些章节，特别强调了当代中国领导层如何优先考虑国际货币政策制定与其致力于经济快速发展这一目标之间的联系。
        然而，对于这些发展目标应该如何实现的问题，在中国官员之间显然有一定的分歧。江洋指出了在中国人民银行当中具有改革思想的自由主义者和财政部以及国家发改委当中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前者支持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自由化，以此推动国内市场化改革；后者则寻求继续保持对中国的银行和金融系统的全面控制。而中国强调双边货币协议是这一矛盾的妥协。她注意到，在最近几年，在这一领域的政策博弈中，相对于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已经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斯坦伯格也提请读者注意来自不同政府机构的官员之间的分歧，但他认为，这些分歧缘于不同的机构面临不同的反差比较强烈的诱因：中国人民银行的官员反对储备积累，因为他们的职业发展与成功的通胀控制和管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关系密切；相比之下，商务部和沿海省份的政府官员都支持这项政策，原因是出口商的成功能够给他们的政绩加分。因为中国人民银行的政治影响力不及商务部和沿海省份的政府，因而它在这一领域总是输掉关键性的政策战略棋子。
        对于中国在全球经济失衡辩论中的作用方面，王宏英的分析呼应了上述观点。这些失衡问题的解决，需要中国调整其经济走向，建立一种能够带动国内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在这方面，王宏英指出了中国人民银行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NPC）的改革倾向，但同时认为，拥有更多权力的是一些政府机构，它们和国有企业结盟，支持现有的出口和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国内经济的失衡。这些机构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SASAC）以及沿海省份的政府。
        王宏英和汪洋还指出，中国官员对于“金融安全”这一目标日益突出的政治倾向，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减少危机风险、维护主权和促进稳定。强调金融安全，强化了许多中国官员对于各种金融管制和巨大外汇储备积累的承诺。在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分析中，柯什纳指出了中国官员如何优先考虑经济安全、地区性大国权力和国际地位。赫莱纳和莫曼尼也认为，中国之所以寻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拥有更多的投票权，与很早就寻求提升国际地位这一目标有关，甚至早在布雷顿森林会议时期就是如此。
        柯什纳和陈宗翼还强调了另一种观念对于中国国际货币政策制定的影响：中国对美国治理其国内经济及其管理美元的方式越来越感到失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国宏观经济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中国的许多政府官员认为这是美国不负责任的经济政策所致。陈宗翼认为，这场危机促使中国政府进行更积极、更趋干预性的系统性改革。对此，柯什纳概括出了“买方的懊悔”这一概念，因为中国积累的大量美元储备的危险变得更加明显。如前所述，柯什纳认为，从总体上说，2008年金融危机让美国的经济管理模式在许多中国官员眼中变得不合理，结果是，这些决策者希望减少中国对美国和美元的依赖，通过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鼓励多极货币秩序这样的举措，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方面对于美国施加更多的影响，推动增加自己特别提款权的份额，并且倡导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主要储备发行国的监督。
        当然，中国国际货币政策也显然受到其国内自身利益目标的驱动。这种关注促使政府官员在评估国际货币问题时，会考虑它们对于国内政治稳定的影响及其在国内的合法性。王宏英尤其强调，合法性（以及对于合法性所面临的挑战的担忧）是政策选择背后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健全的经济管理模式以及民族主义——不要低估后者在中国和在当代超媒体环境中的力量，尽管控制和操纵这种力量并不容易——是中国政治权力的两个基础。例如，抵制人民币升值，在一定程度上缘于对出口企业大批人员的失业可能会带来的国内不稳定的担忧，同时中国的国际威望和地位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在研究其他国家时，政治学家还表明，国际货币政策制定如何不只会受到国内和政府层面的因素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其他一些外部因素的影响。本书作者认为中国也不例外。沃尔特的文章专门探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对中国汇率政策选择的影响。美国在这一领域施加改革的压力，最初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美国财政部称中国是货币汇率操纵国），直到1994年年初中国结束其双重汇率制度。但在21世纪初再次出现，沃尔特认为，中国在2005年以后升值人民币，至少部分地与其缓解美国方面的需求和降低外国（尤其是美国）报复风险的愿望有关。他指出，因为如上所述的国内限制，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鼓励中国通过有助于刺激以消费为基础的结构性改革以解决其内部失衡方面并不顺利。
        更广泛的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背景，也影响了中国国际货币政策的制定。王宏英将中国的外汇储备积累归因于一种信念，那就是，这种储备对于“维护国家权力和国家安全”是很重要的。这是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得到的教训。同时，这次危机过后，国家“金融安全”也成为政策讨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洋也强调，金融稳定和安全以及国家主权方面的重要性，她认为，中国政府对于双边主义的兴趣和这些目标的一致性，促使它会追求地缘政治目标，例如，加强对于重要战略合作伙伴的政治影响力，建立自己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并提供能够抗衡西方影响的力量。

        正如全球金融危机提醒我们的那样，货币在很多方面都会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现在是全球经济的三大引擎之一，这是一个新兴的大国，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作为一个利益相关者而占据了一席之地。目前，中国在国际货币关系中的力量进一步强化（尽管并不均衡），这源于它具有财政平衡的资源，以及它的宏观经济调整的国际政治意义，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以及其货币缓慢的国际化趋势。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偏好和选择，将塑造国际货币体系的性质，并将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影响国际关系进程。
        中国政府将选择成为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接受者、制定者还是破坏者，仍然非常不明朗。不过，本书将揭示中国的优先选择和决策将如何受到来自其国内、政府以及外部因素的影响。通过分析这些影响的特性，本书作者开启了有关中国国际货币关系的政治学研究，他们将就中国外交经济政策、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以及中国在未来几十年作为一个大国的持续发展轨迹，作出新的解说。

 

版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