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心理学家弗兰克尔是20世纪的一个奇迹。纳粹时期，作为犹太人，他的全家都被关进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父母、妻子、哥哥相继死于毒气室中，只有他和妹妹幸存下来。这段经历让弗兰克尔不但超越了这炼狱般的痛苦，更将自己的经验与学术结合，开创了意义疗法，替人们找到绝处再生的意义，也留下了人性*富光彩的见证。
　　他并不是当年集中营里被编号为119104的待决囚徒，而是让人的可能性得以扩大的圣者。这位历经沧桑的圣者对生命充满了极大的热情，67岁开始学习驾驶飞机，并在几个月后领到驾照。80岁竟然还登上了阿尔卑斯山。
　　这本书被美国国会图书馆评选为超具影响力的10本著作之一，并入选香港大学必读50本图书。到今天，它被翻译成24种语言，销量已达1200万册，。让《活出生命的意义》从不懈怠的生命热情在这个虚无日盛，意义也渐渐消失的时代，继续为我们在黑暗里点燃灯火。

        维克多弗兰克尔(1905-1997)，医学博士，维也纳医科大学神经与精神病学教授，担任维也纳神经综合医学院的首席专家长达25年。他创立了“意义治疗法”及“存在主义分析”，被称之为继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之后的维也纳第三心理治疗学派。他拥有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达拉斯大学和匹兹堡大学教授职位，并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哥国际大学教授意义疗法。
　　弗兰克尔共出版了39部作品，并被翻译成34种语言。他的作品《活出生命的意义》的销售超过千万册，获选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10本图书”之一。 

本书销量曾跃居当当哲学/宗教榜排名第2。
电子版在“得到”平台被隆重推荐，其内容获得心理学家武志红力荐。
弗兰克尔的《活出生命的意义》（繁体版又名《追寻生命的意义》）被美国国会图书馆评选为超具影响力的十本著作之一，并入选香港大学必读50本图书。到今天，它被翻译成24种语言，销量已达1200万册。
在弗兰克尔逝世18年之际，华夏出版社特此推出珍藏版，目的是：让《活出生命的意义》永不懈怠的生命热情在这个虚无日盛，意义也渐渐消失的时代，继续为我们在黑暗里点燃灯火。
“弗兰克尔不止是二战纳粹集中营走出的待决囚徒，他用一生证明绝处再生的意义：《活出生命的意义》告诉世人：炼狱般的痛苦一经超越，枝头绽放的将是爱与希望的花蕾…” 

       1997年9月2日，弗兰克尔逝世后，对他有如此的颂扬：
　　“英雄稀有，他们静静地出现发光，在世界上留下印记。当他们逝去，做为整体的人性，已变得再也不一样了。”
　　——潘美娜·蓉洋（PamelaJ.Runyon）
　　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十大图书之一
　　——美国国会图书馆评选
　　香港大学必读50本图书之一。
　　——香港大学 

南方朔推荐序
　　20世纪60年代在台湾成长的人，很少没读过《活出生命的意义》这本著作的。许多人的深度启蒙都是从这本书开始的。
　　《活出生命的意义》说的是人在极限环境下的苦难，以及从苦难里如何借着意义地寻找，将自己超拔出来，去重新爱人。这本书曾经感动千千万万的人，它被美国国会图书馆评选为最具影响力的十本著作之一。到了今天，它在美国已发行了73版，超过900万册，现在全球至少有20多种译本。
　　这本书的作者是维克多·弗兰克尔医师，一个20世纪的奇迹。1905年，他出生于维也纳，与弗罗伊德的家只有一街之遥，在学术上，他是“精神分析第三维也纳学派”的创始人。他以“意义治疗”为其核心，而其分析方法则被称为“存在分析法”（ExistentialAnalysis）。
　　但弗兰克尔医师对这个世界的真正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学术，而是和他的学术不能区分的“他”本身这个人。
　　弗兰克尔医师乃是犹太人，纳粹时期他们全家都陆续地被抓进了恶名昭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他的父母、妻子、哥哥，全都死于毒气室中，只有他和妹妹幸存了下来。这是何等的伤害与痛苦，但他不但让自己超越了这种绝大多数人都熬受不起的苦难，更将自己的经验与学术结合，让他的“意义治疗”有了更大的纵深与生命制高点。纳粹集中营的邪恶与残酷，乃是对人性的最大蹂躏，也留下了人性史上最丰富的，有关受苦、创伤以及对人性乐观、虚无、犬儒的见证，而只有弗兰克尔从这种绝境般的情景里，替人们找到绝处再生的意义。在虚无当道的时代，弗兰克尔医师以他的整个生命，化成了对人性与爱的重新呼唤。
　　也正因此，一九九七年九月二日，当他逝世后，潘美娜·蓉洋（PamelaJ.Runyon）对他有如此的颂扬：
　　“英雄稀有，他们静静地出现发光，在世界上留下印记。当他们逝去，做为整体的人性，已变得再也不一样了。”
　　弗兰克尔医师逝世即将18年，在这个时候，他的书得以再次出版，让后辈的我们重新认识这位二十世纪瑰宝级的人物，真是难得的机缘。这本书内容，有的回忆集中营经历，有的则谈他的学术渊源以及其他种种体验，在他那温暖、不断闪烁着智能与伟大襟怀的吉光片羽里，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有一个足堪为灵魂老师的长者，对着我们的心灵在发出呼唤。弗兰克尔医师并未死亡，他继续活在现在与未来中。他并不是当年在集中营里被编号为119104的待决囚徒，而是让人的可能性得以扩大的圣者。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人，世界才有了值得存在的理由。他一生为人的存在寻找意义，也寄望每个人都能找到存在的更好的意义，因此，他也等于是人类灵魂的守夜人。他曾说过如此值得我们不断默诵的话：
　　“这个世界正处于一种不好的状态之中，除非我们每个人做出更大的努力，否则世上每一件事都将变得更坏。因此，让我们对两件事长保警戒，第一：由于有了奥兹维兹集中营，我们必须知道人的为恶无所不能。第二：由于有了广岛原子弹爆炸，我们知道人正濒临什么样的危险。”
　　由于对弗兰克尔医师个人夙昔的尊敬与向往，因而我对他这本书也以虔敬的心对待，并对他这个人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与感动：
　　原来，他对生命以及去体验生命，竟然充满着如此大的热情。他从小即喜好攀岩，一直攀到八十岁。他到了六十七岁都还去学习驾驶飞机，并在几个月后领到飞机驾照。对生命的这种热情也同样显露在他的治学以及为医上。对生命有着不懈怠的热情，或许就是他那奇迹般一生的奥秘。
　　弗兰克尔医师之所以伟大，乃是他从奥斯维辛集中营这个人间炼狱归来，尽管满身满心的创伤，但他却能克服苦难与伤害，让自己的灵魂提升到另一个更高的高度。而他的这种升华，其实也就是他的思想与体现：人们面对伤害、苦难与失去，第一阶段必然震惊、失望，而接着会自己营造出一个冷漠的保护壳，用来抵抗世界和自己。只有到了第三阶段的超越：小我消失、感性升华，始能重新爱人与爱这个世界。但这三个阶段言之容易，能像他那样走出来的，又能有几人？
　　弗兰克尔的这本《活出生命的意义》是一个杰出思想人物的告白，更是心灵升华的见证，有位学者说，弗兰克尔医师“将会以世纪疾病——虚无感的治疗者，而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这乃是确论。在这个虚无日盛，意义也渐渐消失的时代，这个在黑暗里点燃灯火的人，已更加重要了！

　　                              文化评论人：南方朔

书摘：

        这个故事记录了我作为一名普通囚徒的经历。
　　首先，我要自豪地强调一点：除最后几周以外，我在集中营里没有当过精神病医生，甚至连医生也没做过。我的几名同行却很幸运地受雇到急救站工作，尽管这些破败的急救站只能提供碎纸做的绷带，但这种轻松的工作还是令人羡慕。而收监号码为119104的我，大部分时间只能干挖铁路、铺轨道这样的重体力活。例如，有一回，我的工作就是独自挖一条大路上的排水管道。好在这样的工作是有报酬的。1944年圣诞节前夕，有人送我一份所谓“奖赏券”的礼物。这是建筑公司专为我们这些卖身当奴隶的人发行的：公司向集中营当局支付以每人每天为单位的固定报酬。每张奖券实际相当于50芬尼，通常在几周后，一张奖券可换取六支香烟，尽管有时会失效。手头有12支香烟，我的自豪感便油然而生。但更重要的是，这些香烟还可以换取12份汤，这些汤足以暂时抵挡饥饿。
　　实际上，只有囚头狱霸才有吸烟的特权，他们每周能获得定额奖券。仓库和车间囚徒的管理员们也可以吸烟，他们可以收到一些人为调离危险工作而行贿的香烟。而那些失去生活信心，打算“享受”最后几天监狱生活的犯人则是吸烟者当中的特例。每当看到狱友吸烟时，我们就知道他已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勇气。勇气一旦失去，几乎就不可能再挽回。
　　人们在查阅依据囚徒的观察与经历撰写而成的大量死亡报告时显然可以发现，囚徒对集中营生活的精神反应可以被划分为三个阶段：收容阶段、适应阶段、释放与解放阶段。
　　第一阶段显露的症状是惊恐，有时，这种恐惧在进入集中营之前就已经产生了。下面我要讲述的是自己刚刚进入集中营的感受。
　　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1500人最终被押送到集中营。火车的每个车厢都要容纳80人，而所有人只能躺在自己的行李上，守着所剩无几的个人财产。车厢内拥挤不堪，只有些许灰暗的曙光从车窗顶部透射进来。人人都期待火车能开到某家军工厂，我们只是被送到那里从事强制劳动的，但没人知道此刻我们的火车是仍在西西里亚还是已经到了波兰。火车不断地发出怪诞的嘶鸣，像是因怜悯这些注定走向地狱的人们而发出的求助呼喊。当火车进入岔道，显然是要驶入大站时，焦虑的乘客中突然发出一声惊呼：“站牌，奥斯维辛！”霎那间，每个人都心跳骤停。奥斯维辛——这个名字代表着所有的恐怖：毒气室、焚烧炉、大屠杀。火车慢慢地，犹豫地继续行驶，似乎也在尽可能地拖延乘客意识到恐惧的时间，哦！这就是奥斯维辛了！
　　黎明已至，集中营的庞大轮廓渐渐清晰。长长的铁丝网、岗楼、探照灯，还有几排衣衫褴褛的囚徒在暗淡的曙光中沿着笔直而荒凉的大道走向无人知晓的目的地。我们的耳边不时传来零星的传令与哨声，这些声音的确切含义我无从得知，但它们让人心中自然浮现出一幅吊着人的绞刑架的恐怖场景。除了极度惊恐，我没有其他感觉。从那一刻起，我们不得不逐渐适应这种极度恐慌的状态，直至习以为常。
　　终于，我们进站了，车厢里最初的寂静被粗暴刺耳的命令声打破，从那时起，这成为了我们在集中营最常听到的声音。它有时极其近似于垂死者最后的哀号，但又有所不同，因为这是一种刺耳的嘶哑声，像是一个持续遭受砍杀之痛的人从喉咙里不断发出的惨叫。车厢门被推开，一小队犯人蜂拥而入。这些人穿着条纹囚服，头发剃得精光，看起来营养不错，说各种各样的欧洲语言，都带着这一环境中听起来十分怪异的幽默感。仿佛一个快要淹死的人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天生乐观的我（乐观情绪经常主宰着我的情感，连最绝望时也是如此）常常想：这些囚徒看起来身体健康、情绪高昂，还时常笑哈哈的，说不定我也能获得他们这样好的待遇呢。
　　精神病学中有一种被称作“暂缓性迷惑”的状态。被宣布处决的人在行刑前的最后时刻会产生死刑可能暂缓执行的幻觉。我们也抱着这种希望，相信最后的结果不至于太糟。囚徒们胖乎乎、红润润的面庞就是对我们极大的鼓舞。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几年来日复一日跑到车站接新囚徒的这些人是经过特别挑选的“精英”。他们负责接管新囚徒及其行李，这些行李中藏着稀有物品和原本严禁携带的珠宝。欧洲战争的最后几年，奥斯维辛一定算得上一个奇特的地方，不论在大仓库里还是党卫军手中，金、银和钻石等罕见珠宝随处可见。
　　1500名囚徒一股脑儿地被关进了最多只能容纳200人的棚屋里。饥寒交迫的我们挤在一起，屋子拥挤到几乎无法蹲下的地步，更不用说躺着了。一块五盎司重的面包是我们四天里唯一的食物。然而我却听到一名负责棚屋的高级囚徒与一名接待队成员就一枚白金和钻石制成的领带夹讨价还价，一番争执得来的大部分收益将被用做购买杜松子酒。我记不清度过一个“快乐夜晚”需要买几千马克的杜松子酒了，但我知道那些刑期漫长的囚徒确实需要借酒消愁。在这种环境下，谁会责怪他们用酒精来麻醉自己呢？还有一些囚徒可以得到党卫军无限量提供的饮料，他们就是在毒气室和焚烧室工作的囚徒，他们也十分清楚自己终有一天会被一拨新人所替代。那时，他们不再是行刑者，而是成了受刑者。
　　在我们这拨被转移的犯人中，几乎人人都抱着可能会被缓期执行的幻想，也总觉得事情会有转机，因此对眼前的潜在危机视而不见。我们接到通知，要将行李留在车上，所有人员排成两队——男女各一队——列队从党卫军的一名高级军官面前走过。令人惊奇的是，我居然有勇气将帆布背包藏在外衣里。我这一队人一个个地从这位高级军官面前走过，如果被他发现，我就危险了。根据过去的经验，我知道他至少会把我打翻在地。走到他面前，我本能地挺直腰板以防秘密被识破。我与他面对面，他瘦高个子，穿着干净整齐的制服，与我们这些经过长途跋涉脏乱不堪的人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左手托着右肘，右手的食指懒洋洋地朝左右指点。没人知道他指指点点中隐藏的险恶用意，他一会儿朝右指指，一会儿朝左指指，但朝左指得更频繁些。
　　快轮到我时，旁边的一个人轻轻告诉我，分到右边的是干活的人，分到左边的是老弱病残、不能干活的人，这些人要被送到特殊营地。我静静地等待着这第一次并且后来反复出现的过程的到来。帆布背包压得我略微向左倾斜一点儿，我就用力挺直腰板。党卫军军官仔细审视我，好像很犹豫，然后把双手放在我肩上。我尽量表现得很精干，他慢慢地向右转动我的双肩，我便顺势朝右转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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