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戴维斯跟踪了美国股份公司的兴衰过程，探讨了这一曾在美国社会占支配地位的传统企业组织形式对民众和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今天互联网共享经济条件下，企业组织形式的颠覆与创新所带来的社会后果。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美国股份公司的力量曾经登峰造极，其作为大国家中的小型私人福利国家，承担起了对社会的责任：给数百万的公司员工提供稳定的就业、终生职业生涯、健康保险、退休养老金及其家庭福利保障。它成就了美国的中产阶级，造就了美国经济的繁荣；塑造了美国大众的生活方式，塑造了美国的社会和法律秩序，保障了美国社会经济平稳有序的发展。然而，到了21世纪初的互联网共享经济时代，股份公司这种传统企业组织形式不断被颠覆，互联网平台和公司大有取代它之势，近些年来美国大量股份公司的破产甚至消亡就是例证。美国曾作为股份公司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如今却在去股份公司化的道路上走得最远。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不再如传统股份公司或企业那样承担起相同的社会责任，致使人们的职业生涯变成了就业机会、就业变成了任务，它改变着社会中的每个人及其家庭所面对的生活图景和经济景象，加剧了整个社会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和社会不稳定状况。

股份公司最终会消亡吗？或者它将来仅仅是符号般的存在？人们该如何理解这种变化的意义和适应这种变化？戴维斯将带你解读后股份公司时代经济，其探寻的样本虽然仅限于美国，但意义却是全球性的，任何对新经济条件下企业组织形式发生变革带来相应后果的人士都应该阅读本书。

杰拉尔德•F. 戴维斯，美国密歇根大学罗斯商学院管理学、社会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管理学、社会学和金融学等。主要著作有：《市场管理》（该书于2010年获得管理学院乔治•特里图书奖）、《社会运动和组织理论》、《从内到外改变你的公司》和《消失中的美国股份公司》等。他还是《行政科学》（季刊）的编辑。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互联网经济正在取代传统经济，传统企业组织形式日渐被颠覆。美国股份公司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从兴起到登峰造极，其作为“企业福利国家”承担了部分政府的角色、功能和责任。然而如今美国在去股份公司化的路上越走越远，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优步化，企业不再承担政府的角色，政府与市场和民众的关系必将重塑，它改变着社会，改变着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后股份公司经济时代正在到来，如何驾驭新经济的风险，本书作者杰拉尔德•F.戴维斯的解读，有助于你的了解和理解。

杰拉尔德•F.戴维斯为我们或多或少盲目构建的共享经济社会提供了一幅激动人心的画面，他提出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即我们应该如何驾驭新经济的风险，以及如何重新审视市场与政府的相互关系，都考验我们现有的经济和政治哲学。 ——菲利普•佩蒂特 普林斯顿大学洛克菲勒政治学与人类价值观讲席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特聘哲学教授 这是一本非常精彩的书，它描述了美国经济生态系统的演变，以及“任务型”经济对公司员工和社会的影响。 ——杰弗瑞•菲佛 托马斯•D.迪II，斯坦福大学商业研究生院组织行为学教授 戴维斯提出了数字经济对传统公司和工作的挑战，其意义是重大的，机会同样也是不可多得的。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这种变化的意义和方法，以及巨大的洞察力和灵感。 ——杰姆•哈格曼•斯纳布 斯爱普（SAP）前联合首席执行官、董事会主席 这是迄今为止关于大公司兴衰、新技术发展给个人和社会带来机遇和风险的最好的著述。 ——加尔•阿尔佩罗维茨 马里兰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民主合作组织的共同创始人、《我们必须做些什么？》一书作者 这本书是对美国上市公司历史的全面评述，它对公司兴衰对国家和社会经济产生的影响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值得一读。 ——S.D.施布劳尔 Infosys联合创始人兼前首席执行官 现代商学院的要务是给企业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帮助它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促进国家经济的全面繁荣。杰拉尔德•F. 戴维斯精彩的著述再次证明了自己对此作出的探索是非常有意义的，这对于关心民主资本主义未来的人来说，是必读之作。 ——罗杰•马丁 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前院长、马丁繁荣研究所所长

前 言 有谁愿意去写一本灰暗的经济学论著？又有谁愿意去阅读一本这样的著作？作为一个见过许多此类例子的商学教授，我敢保证这个世界不再需要枯燥、充满专业术语的商学著作。可是，我写作此书的动机更为个人化。我想给那些初出茅庐的孩子们，包括我自己的孩子们，提供一些忠告。但是，我被难住了。 在我进入大学的时候，可供选择的选项一清二楚。如果你学习实用的专业，比如工程和商业，你毕业的时候可以获得一个公司职位。如果你跟我一样学习哲学那种毫无价值的专业，你可以去上法学院。如果你花完了所有的钱并辍学，你通常有机会在装配线上得到一份工作。 不过那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情况。自从那时候以来，我们都听说了公司职业的消亡。公司将不照顾你，你必须不断地换工作和公司，有时是横向换，但在长期里是向前换。如今，甚至“工作”本身都处于危险境地。大学毕业生可能将狗保姆和间断性优步司机这样的兼职工作谎称为无薪的实习工作。 如果你曾经玩过儿童游戏滑道与梯子（Chutes and Ladders），则你对当今千禧之年的经济景象会有很深的理解。少数人在正确的地点和时间登录并设法向上升级——也许甚至将他们的应用程序卖给脸谱公司并在 30 岁之前退休。但是，大多数人却面临岌岌可危的劳务市场，走错一步就可能使他们沿着滑道直接进入兼职炼狱，挣扎着兼做足够多份数的工作，以便赚钱归还他们的学生贷款。工厂已多年未招聘新的员工了，法学院只能造成更高级别的失业；即使是知名公司的电脑专业人员也发现，他们的工作可以被更廉价地离岸外包出去（有时是在培训了他们的替代者之后）。 与此同时，美国股份公司也经历了戏剧性的、令人迷惑不解的变化。人们从职业到工作再到任务的转换均对应于公司经济形态的变化。当你拥有长期存在的股份公司时，公司职业才有意义。但是，商业作家所喜爱的“创造性毁灭狂风”所引发的毁灭似乎要大于创造。那些大名鼎鼎的公司正在走向破产（如通用汽车公司、克莱斯勒公司、柯达公司等），或进行产业转型（如西屋电气公司、伍尔沃斯公司），或分解成几个部分（如美国铝业公司、惠普公司、时代华纳公司等），或者彻底地消失（如伯利恒钢铁公司、莱曼兄弟公司、博德斯集团、电路城公司及许多其他公司）。在股票市场上挂牌的美国公司数量在 1997 年到 2012 年期间下降了一半以上。此外，像 Zynga、Zillow 以及 Zulily 这样的新进入者从小型公司开始做起，而且永远不会做成大型公司。通过依赖承包商而不是大量雇用永久性的雇员，这些最新的公司似乎注定保持在小微的水平上。 “分享经济”中的新公司几乎完全摆脱了“就业”问题。2014 年年底，优步公司在美国拥有 160 000 名以上的“合作司机”，但实际上只有大约 2 000名真正的员工。同样的数字也适用于 Airbnb 和一些“分享型”公司，但它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制造商或服务供应商，它们只是平台，试图搅乱出租车、酒店甚至制药这样的传统产业。在学校里的时候，我常常因为被人怀疑制造混乱而受到威胁。如今，对于任何商业计划来说，制造混乱是一个必要的优点。 这些事情是相互关联的。 新技术带来新的经营方式和新的组织形式。新的经营方式改变了个人及其家庭所面对的经济景象和前景。整个 20 世纪，美国经济由大型股份公司 主导，但在 21 世纪，情况就不再是这样了。老地图不再适用于我们的新兴经济，旧对策不再解决当前的问题。蒸汽发动机使得任何能获得煤炭的地方都可以开工厂，从而推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它给了我们汽船、机车以及全球性的各种市场，也给了我们如威廉•布莱克所描述的“黑暗的魔鬼工厂” 和狄更斯所描述的“都市的混乱”。在整个 20 世纪，使福特 T 型车成本下降的大批量生产方法扩散至整个工业社会的所有领域，从儿童教育到战争方式；它给了我们现代股份公司、现代劳动力流动以及美国化的生活方式。互联网和智能手机为无所不在的市场和成本最小化的自发合作提供了条件，它们使得诸如现代股份公司这样的制度越来越不可持续。未来的格局取决于我 们自己。 公司经济在 20 世纪初兴起的时候，西奥多•罗斯福这样敏锐的观察家就意识到，它在创造繁荣机会的同时也将给民主带来危险。罗斯福和其他改革论者认识到，为了公众的利益而驾驭新型的股份公司，有必要实施见多识广的公共政策。 如今，我们面临着一系列与 20 世纪初相似的挑战：不断上升的社会不平等、更低的社会流动性、漏洞百出的社会安全网以及被富人所支配的政治事务。但是，这一次的原因不是股份公司的进一步成长，而是它的崩溃。如果我们想要建立一个为所有人而运行、为年轻人提供机会的经济，则我们首先需要准确地分析当前的形势，而《消失中的美国股份公司》就是我冒险进行的一项分析。 我想感谢下列几位读者，他们对本手稿作出了中肯的评论：J. 亚当•柯布、大卫•德鲁斯、华莱士•卡茨、麦吉•莱文斯坦、戴纳•缪尔以及尼尔斯•谢林。还要感谢三位贝雷特 - 科勒公司优秀的审阅人：杰弗里•库里克、罗伯特•埃尔曼和迈克尔•S. 布雷迪。特别要感谢的是史蒂夫•皮埃尔桑蒂， 他从本书的早期阶段就开始以其耐心细致的敬业态度和专业知识指导本书的写作，尽管我多次推迟交稿时间。与贝雷特 - 科勒公司的同仁共事自始至终都非常愉悦。我也一如既往地感谢我的爱妻克里斯蒂娜•布朗，她给了我无尽的欢乐和鼓励，我希望最终的书稿不会使她失望。 导 论 经济结构的转变与新的经济景象 在公民联盟和首席执行官八位数薪酬的年代，股份公司的力量实际已经登峰造极。但是，在美国，上市公司——将股份卖给公众而不是为私人所有的公司——正在消退。在过去的 15 年时间里，美国上市公司的数量较之前下降了一半以上，因为几乎每年退市公司的数量都超过首次公开发行的公司的数量。这部分原因在于经济危机和产业合并，但最大的原因在于公司形式日益过时。 就许多传统“公司”而言，组建成一个股份公司并将其股票在股市中挂牌已经不再是最节省成本的经营方式。小微公司 Vizio 的电视机销售价格可以远远地低于巨型公司索尼。只有 100 名雇员的 Flip 制造商销售比伊斯曼•柯达更具便携性的摄像机，直至两家公司的产品均双双变得过时为止。优步公司在美国所拥有的“司机合伙人”要比通用汽车的雇员还多。除了少数需要大量资本的产业，传统公司形式的可持续性日益变得令人质疑。 当然，从目前来说，认为股份公司正在衰落的看法是令人吃惊的。谁能怀疑沃尔玛、高盛、谷歌和麦当劳的巨大力量？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 股份公司制度是支配性的经济制度，股份公司向工人提供工作，向投资者提供利润，还向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但是，随着支撑股份公司的规模经济的削弱，非公司的企业组织形式开始在一个接着一个的产业中兴盛起来，而股份公司却在日甚一日地挣扎当中。假如时间倒回到 1950 年，人们在底特律的纵向一体化的大型工厂里组装汽车，然后从那里把汽车运向世界各地，这是有经济理由的。但如今，一个公司的各个组成部分就像相互连接的塑料块， 可以暂时连上，也可以在不需要的时候断开。从创立公司的法律结构到临时雇用员工，再到外包生产和分销活动，信息与通信技术使人们开办公司变得毫不费力。而在过去，协调各种活动常常是公司的强项。如今，与其他更灵活、更低廉的企业组织形式相比，股份公司日益显得相形见绌，大量产业进入新型产业壁垒正在日益减少。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在其写于 1937 年的文章《企业的性质》中解释道：“设立企业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看来是使用价格系统是有成本的。通过价格机制来‘组织’生产的最明显的成本是发现相关价格的成本。” 但是，如果发现相关价格的成本变得微不足道，那么情况又会怎样呢？如果企业的投入品，包括劳动力，一旦需要就能够得以定价和采购，那么情况又会如何呢？如果企业在需要工人完成特定任务的时候招入合同工而不是雇用长期雇员，就像顾客可以用优步应用程序叫车一样，情况又会如何呢？这是一个新兴领域，其结果对于消费者来说也许是一件乐事，但对于劳动力来说将变成一场灾难。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人依赖股份公司来获得收入、退休保障以及他们家庭的健康保险。股份公司不但创造产品和服务，而且还提供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通道。不管股份公司有什么样的缺陷，无论如何它们都是工人的机会和生活安定的来源。如今，股份公司与雇员之间的契约关系日益经受着其他低成本选择的围攻，这些选择使得传统股份公司变得不可持续。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企业这种组织形式会消失，而是意味着它将发生改变。事实上，为了吸引投资者的注意力，公司的股份将继续上市交易，只不过其数量要比之前几十年低得多。过去和今天的企业组织形式差异极大，包括通用电气、西屋电气、美国钢铁、柯达在内的公司于 20 世纪初上市并成为美国经济的支柱，但近些年上市的公司只偶尔创造股东价值，而且它们很少大规模地创造就业岗位。就在写作本书的时候，脸谱、Yelp、星佳、领英、Zillow、Tableau、Zulily 以及 Box 等公司的全球劳动力之和， 还不及电路城（Circuit City) 于 2009 年因遭受清算而丧失工作的人数；即使拿谷歌公司来说， 它的员工数量也少于百事达公司 2005 年的员工数量。没有什么理由能指望这些新的技术型企业或公司成长为像柯达公司和西屋电气公司那样的跨世纪组织机构。 股份公司将会在某些行业中继续存活下去，就像王室在丹麦、西班牙和英国延续下来一样。但是，股份公司将会是劫后余生的经济组织形式，而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柱，它们不再提供大规模的、稳定的就业。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经营最成功的公司之一，埃克森公司在 1962 年曾经有 15 万名雇员（当时这家公司的名字还是“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但是 50 年之后，在与巨型对手美孚公司合并之后，其雇员的数量仅有之前的一半。 不过尽管股份公司的衰落在美国表现得最为明显，但其背后的基本因素却在世界各地都显而易见。信息技术使得利用价格系统的成本大为降低，设备每年都在变得更便宜和功能更强大，互联网络和手机极大地降低了公司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成本，因此股份公司不再是组织发达经济体的必要方式。美国在 20 世纪初成为公司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许多其他国家的企业都效仿美国最终走上了公司化的道路。如今，美国在去股份公司化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远，这或许是煤矿中的金丝雀。美国跨国公司习惯于将其最佳（或者非最佳）实践扩散至其在世界各地的其他运营实体，因此股份公司的衰落也有可能从美国扩散出去。 美国股份公司衰落的后果触目惊心：社会不平等加剧，人口流动性下降， 社会保障体系受损。我们难以确定当代经济中的权势在哪里，更难以知道如何驾驭它。年龄低于 30 岁的那一代人面临着沉重的大学债务和动荡的经济形势，这种经济形势由神秘莫测的规则所支配；而即将退休的那一代人因医疗保健和养老金融资问题身处极不安全的处境。 《消失中的美国股份公司》系统地阐述了美国股份公司的消失及其含义。现在大多数人依旧用过时的理论来理解我们的经济，这种理论将股份公司视为经济面貌的主要特征。我希望为大众、商人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一种理论视角，使他们能更加容易解读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如果我们不理解正在发生中的经济结构的变化，那么就不能解决这些变化带来的问题，并建设一个为所有人共享的健康经济。 第一篇 美国的股份公司世纪 在美国，20 世纪是股份公司的世纪。世纪初，美国经济变得“股份公司化”，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股份公司是美国最重要的企业组织形式，它提供商品、服务、就业岗位和投资利润。但是，与美国的股份公司相比，世界各地的股份公司看起来非常不一样，这反映了各国的政治和历史制度差异。正如“早餐”一词在不同的文化里指的是各种不同的食物一样，“股份公司”一词在美国、德国、韩国和中国均意味着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上市公司——股票在股市中进行交易的公司——在美国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其他企业组织形式，而在德国，则小型家族企业在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很多企业组织形式与股份公司无关——“股份公司” 不是“企业”的同义词。 美国的上市公司大多随着大规模生产和运销而成长，因北美大陆范围的消费市场而变得可行。规模经济意味着越大就越有效率。它还意味着股份公司所需要的资本规模太大，难以通过私营合伙制和银行来提供资金：股份公司需要股东。在 20 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规模庞大是美国股份公司的显著特征，大公司通常都在股票市场上市。 同时，大型的全国性股份公司同银行家共同创造了令人生畏的势力的积聚。美国进步主义运动提倡扩大联邦政府，使其强大到足以制衡那些新型股份公司，包括设立食品药品管理局那样的监管机构和劳工部那样的新型内阁部门。一个大规模的国家政府伴随着股份公司的成长而成长。在经历了 20 世纪 30 年代的《劳动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动员以及涉及主要产业的战后劳资协议等事件之后，美国股份公司伴随着广泛共享的社会契约而发展，而这些社会契约包括稳定的就业、职业发展阶梯、诸如雇员及其家庭的健康保险和退休保障等社会福利。这对应着一个空前繁荣、相对平等以及人口高度流动的时代，它在很大程度上由股份公司经济所支撑。在二战后的 30 年时间里，美国公司持续变得规模更大、经营范围更广。 第 2 章 股份公司是如何征服美国的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股份公司经济看起来好像是经济景象中的永恒特征，就像一座经济山脉一直待在那里，但其实现代股份公司是在 20 世纪初出现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美国一些行业的龙头公司的诞生年份：美国电话电报公司（1885 年）、柯达公司（1888 年）、通用电气公司（1892 年）、西尔斯 - 罗巴克公司（1893 年）、美国钢铁公司（1901 年）、通用汽车公司（1908 年）以及国际商用机器公司（1911 年）。20 世纪之交前后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是一个引人瞩目的时间段：横跨全球、长达百年的数十家商业公司诞生了。就像寒武纪大爆发一样，大量的物种在转瞬间就出现了。 1890 年之前，在美国股市挂牌的大多数股份公司是铁路公司或其他基础设施企业。 道琼斯工业指数的前身包括 10 家铁路公司、太平洋邮船公司（一家轮船公司）、西联汇款公司（一家电报公司）。那个时代的敛财大亨——范德比尔特、古尔德、斯坦福以及哈里曼——大多在铁路上发了财， 仅有安德鲁•卡耐基是一个例外，因为他的同名公司是美国最大的钢铁公司。尽管规模相对较大，但卡耐基钢铁公司却不是一家上市公司，而是一家合伙企业。同样，约翰•D. 洛克菲勒的财富来自标准石油公司，但它依然不是一家上市公司，而是由几个家族控制的信托机构。 在一番喧闹之后，少数几家大型股份公司终于脱颖而出并将优势地位保持住。1896 年的第一版道琼斯工业指数包括新兴工业经济的 12 家龙头股份公司，它们分别是：美国棉油公司、美国制糖公司、美国烟草公司、芝加哥煤气公司、蒸馏与牲畜饲料公司、通用电气公司、拉克尔德煤气照明公司、国家铅业公司、北美公司、田纳西煤钢与铁路公司、美国皮革公司以及美国橡胶公司。9 年之后，道琼斯指数里的三分之二公司被替换了；又过了 10 年，道琼斯指数里不断更换公司的局面才开始平息。到 20 世纪 30 年代初，道琼斯指数涵盖了如下人们所熟知而稳定的蓝筹股，发行这些蓝筹股的股份公司将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代表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走向（见表2-1）。实际上，1932 年的道琼斯指数中的大多数股份公司在 55 年之后的1987 年依然保留在其中。 大规模生产、大规模运销以及“大经济学” 对美国大型股份公司崛起的标准解释源自阿尔弗雷德•钱德勒的《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 钱德勒是一位企业史学家，他因该书于 1978 年获得历史学普利策奖。在书中，他描述了一组在特定时间内同时出现的因素，而使得广为人知的大型等级制股份公司的创立成为可能，尽管这种可能性不一定成为必然性。 是什么导致了 20 世纪初的几年时间里成为美国大型股份公司获得巨大发展的时期？在整个 19 世纪，美国从大西洋沿岸扩张到了太平洋沿岸，并且铁路和电报网在 19 世纪的下半叶覆盖了整个美洲大陆。这些因素共同创造了一个广阔的民族市场，该市场通过商品分销手段、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政府而得以统一。相比之下，欧洲由多个小型民族市场构成，并且没有共同语言。 与此同时，钢铁制造业伴随着其他产业的技术进步创造了“规模经济”，即越大越便宜。一家制造 10 000 吨钢的巨型工厂的成本要低于 10 家平均产量是 1 000 吨钢的工厂的总成本。与大规模生产相适应的生产线将规模经济扩大到了大量制成品上。规模经济结合全国性的铁路系统使得如下情况变得可行：在匹兹堡生产大量钢铁，在卡姆登生产汤品罐头，在底特律生产汽车，在辛辛那提生产肥皂，在阿克伦城生产轮胎，等等。 不过，仅有技术并不会给美国带来纵横整个 20 世纪的经济巨型组织，除此之外，还需要管理技术的进步，即需要等级制度结构，它使各不相同且常常分散的营运单元变得可以协调，它允许对新的产业劳动力实施控制。巨型的钢铁厂、零售连锁店、汽车厂不会自己运行，它们需要管理。军队、铁路以及政府具有传统的管理条例和办法，但是新兴的股份公司却将这些传统的管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新型的商学院成了一代代职业经理的培训基地，接受过培训的职业经理又被调配到新型企业的管理岗位上去。正如钱德勒所说的，这是一场管理的革命。从此以后，股份公司将由训练有素的职业经理来管理，而不是由企业的家族成员来管理。 股市为何重要？ 规模是所有新型股份公司所共有的特征。在某一行业范围内，股份公司越大越好，至少越大越经济。19 世纪的美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农业经济和地方性经济共同支撑的，每个城镇都有自己的酿酒厂和面包坊。但是，20 世纪的美国经济却是由全国范围的工业经济支撑的，这部分得益于规模经济。股份公司成为引发规模经济的渠道。“大公司经济学”为股份公司铺平了道路。 在此情况下，至少在美国，新的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运销组织几乎都不可避免地成了上市公司。这是为什么？ 最简单的答案是规模。当然，巨大的规模一开始并不便宜，因为规模大到足以供应地区性或全国性市场的企业需要庞大的固定投资，而这种投资超越了企业创办者和少数私人投资者的财力范围。但铁路行业的实践证明，股份公司是一种从许多投资者那里汇聚长期资本并投入企业的恰当的组织结构 （尽管铁路行业备受倒闭和丑闻的困扰，并且足以让每一个关注者望而却步）。当然，还有其他可供选择的做法，比如，在德国，银行具有为大型企业 融资的手段。在其他国家，比如在法国，政府为铁路系统这样的大型企业提供资金并拥有它们的所有权。 但是，政治、传统以及规模使得上述选项不大可能被美国选择。直到现在，美国的银行相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仍显得小巫见大巫。20 世纪 90 年代初，美国的商业银行（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银行）仍被禁止跨州经营，并且许多州（比如艾奥瓦）禁止商业银行设立分支机构。但在同一时期，德国却拥有三家大型的全能银行，加拿大的银行业也由五家全国性的机构所主导， 而美国则仅有几千家分散于全国各地的地方性银行。此外，美国的商业银行长期以来被禁止持有其他股份公司的股份，因而这就排除了以少数几家全国性银行为中心的德国型资本主义产生的可能性。 在美国，产业的政府所有制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联邦政府的规模相对于美国经济的体量显得微不足道，美国各州的情况也大体如此。美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根本不可能有大规模的政府所有制，即使铁路系统，情况也是这样。尽管铁路系统的私营企业间的不受约束的竞争 （以及宽松的监管）造成了该系统充斥着低效率和不断发生的财务困境，然而， 如果政府不拥有铁路，你就很难想象它能拥有钢铁、制糖以及汽车公司。并且，不同于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市场，美国市场是一个大规模的市场， 而且还在迅速地扩大。美国企业的高效规模（economical size）很可能大于法国整个国家。而美国企业长期需要大量资本，股票市场的优势是恰好可以提供资本。 私营企业并没有被股份公司完全消灭。最显著的反例可能是福特汽车公司。亨利•福特的同名公司（实际上是他创立的第三家公司）的创立要比通用汽车公司早好几年。在一个有几十家竞争者的行业中，福特公司于 1913 年率先引进了流水装配线，使得密歇根海兰帕克的一个工厂装配出一辆整车成为可能，从而早早成长为该行业的主导公司。这种新的生产方法极大地降低了成本，使得福特公司能够提高其员工的工资——考虑到装配线上的工人工作枯燥乏味，加薪是一个必要条件。 亨利•福特公司的纵向一体化生产愿景带来了著名的密歇根迪尔伯恩胭脂河工厂的创立，该工厂完工于 1927 年，最初雇用了 75 000 名工人。胭脂河工厂并非仅仅装配供应商提供的零部件，它还用福特公司自有的火车和轮船从公司自己的原材料基地运来各种物资，用来生产自己需要的钢铁、玻璃、织物、电力以及水泥。福特公司甚至还在巴西拥有一个名为福特兰迪亚的橡胶种植园。 福特公司对资源控制的狂热扩张到了另一种生产要素上——资本。1919 年，该公司还是为亨利•福特和少数当地投资者所拥有，而后，亨利买下了该公司的全部股份，该公司因而成了一家家族企业。到了 1956 年，该公司在纽约股票交易所进行了首次公开募股。直到今日，福特家族仍然控制着某类带有附加表决权的股票，这就保证了福特家族对该公司的控制权。 不过，福特公司是通过销售越来越多的汽车而成长的。实际上，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福特公司的发展主要依赖于一种产品的生产，即 T 型汽车，该车的利润能够为公司的成长和壮大提供资金。相比之下，20 世纪初涌现的许多顶级公司都是由一些地区性的制造商合并成全国性的企业的。在 1890 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颁布之前，同一个行业（比如铁路和石油）中的竞争者通常寻求协调业务、限制价格竞争，其手段是“托拉斯”组织，该组织在监督它的成员的某些活动的同时，放任其成员独立经营其他业务。 1890 年以后，托拉斯是非法的，但是企业直接合并却是合法的，结果出现了一大波合并潮，特别是在 1898 年到 1902 年之间。这些合并主要是由 J.P.摩根这样的华尔街公司策划和安排的。1901 年，卡耐基钢铁公司与其许多竞争者和供应商合并为美国钢铁公司（美国首家 10 亿美元级别的股份公司），使这波合并浪潮达到了巅峰状态。 对于新的钢铁公司来说，股份公司的结构被证明是最合适的。可以用股份而不是现金向合并的参与者进行支付，这使得新的公司保留了它的储备金， 这些资金可用于业务活动的开支。股份可以通过股票交易所卖给第三方，投资者由此获得了流动性。在美国钢铁公司的合并交易中，安德鲁•卡耐基的份额估值高公司自己的原材料基地运来各种物资，用来生产自己需要的钢铁、玻璃、织物、电力以及水泥。福特公司甚至还在巴西拥有一个名为福特兰迪亚的橡胶种植园。 福特公司对资源控制的狂热扩张到了另一种生产要素上——资本。1919 年，该公司还是为亨利•福特和少数当地投资者所拥有，而后，亨利买下了该公司的全部股份，该公司因而成了一家家族企业。到了 1956 年，该公司在纽约股票交易所进行了首次公开募股。直到今日，福特家族仍然控制着某类带有附加表决权的股票，这就保证了福特家族对该公司的控制权。 不过，福特公司是通过销售越来越多的汽车而成长的。实际上，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福特公司的发展主要依赖于一种产品的生产，即 T 型汽车，该车的利润能够为公司的成长和壮大提供资金。相比之下，20 世纪初涌现的许多顶级公司都是由一些地区性的制造商合并成全国性的企业的。在 1890 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颁布之前，同一个行业（比如铁路和石油）中的竞争者通常寻求协调业务、限制价格竞争，其手段是“托拉斯”组织，该组织在监督它的成员的某些活动的同时，放任其成员独立经营其他业务。 1890 年以后，托拉斯是非法的，但是企业直接合并却是合法的，结果出现了一大波合并潮，特别是在 1898 年到 1902 年之间。这些合并主要是由 J.P.摩根这样的华尔街公司策划和安排的。1901 年，卡耐基钢铁公司与其许多竞争者和供应商合并为美国钢铁公司（美国首家 10 亿美元级别的股份公司），使这波合并浪潮达到了巅峰状态。 对于新的钢铁公司来说，股份公司的结构被证明是最合适的。可以用股份而不是现金向合并的参与者进行支付，这使得新的公司保留了它的储备金， 这些资金可用于业务活动的开支。股份可以通过股票交易所卖给第三方，投资者由此获得了流动性。在美国钢铁公司的合并交易中，安德鲁•卡耐基的份额估值高达近五亿美元，足以为遍及全国的公共图书馆和许多其他慈善机构建大织物、电力以及水泥。福特公司甚至还在巴西拥有一个名为福特兰迪亚的橡胶种植园。 福特公司对资源控制的狂热扩张到了另一种生产要素上——资本。1919 年，该公司还是为亨利•福特和少数当地投资者所拥有，而后，亨利买下了该公司的全部股份，该公司因而成了一家家族企业。到了 1956 年，该公司在纽约股票交易所进行了首次公开募股。直到今日，福特家族仍然控制着某类带有附加表决权的股票，这就保证了福特家族对该公司的控制权。 不过，福特公司是通过销售越来越多的汽车而成长的。实际上，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福特公司的发展主要依赖于一种产品的生产，即 T 型汽车，该车的利润能够为公司的成长和壮大提供资金。相比之下，20 世纪初涌现的许多顶级公司都是由一些地区性的制造商合并成全国性的企业的。在 1890 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颁布之前，同一个行业（比如铁路和石油）中的竞争者通常寻求协调业务、限制价格竞争，其手段是“托拉斯”组织，该组织在监督它的成员的某些活动的同时，放任其成员独立经营其他业务。 1890 年以后，托拉斯是非法的，但是企业直接合并却是合法的，结果出现了一大波合并潮，特别是在 1898 年到 1902 年之间。这些合并主要是由 J.P.摩根这样的华尔街公司策划和安排的。1901 年，卡耐基钢铁公司与其许多竞争者和供应商合并为美国钢铁公司（美国首家 10 亿美元级别的股份公司），使这波合并浪潮达到了巅峰状态。 对于新的钢铁公司来说，股份公司的结构被证明是最合适的。可以用股份而不是现金向合并的参与者进行支付，这使得新的公司保留了它的储备金， 这些资金可用于业务活动的开支。股份可以通过股票交易所卖给第三方，投资者由此获得了流动性。在美国钢铁公司的合并交易中，安德鲁•卡耐基的份额估值高达近五亿美元，足以为遍及全国的公共图书馆和许多其他慈善机构建大楼提供资金。负责组织上市的银行家们也对上市公司抱有浓厚的兴趣，包括大量的佣金、流动性以及进行持续控制的期望。 集中是不可避免的吗？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 1914 年初的世界整体状态。 在北美、欧洲以及中东，20 世纪见证了一些国家政权的建立并集中到政府手中的情况。1815 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欧洲享受了一个世纪的相对和平。到 1871 年，意大利和德国各自变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它们将无数的小国合并为现代民族国家。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以及奥斯曼帝国控制着大片的欧洲、亚洲以及中东。各个欧洲帝国，尤其是英国和法国，占领着很大一部分的非洲和亚洲土地。 历史之箭似乎指向一个方向，即不断上升的政治集权化，它由小而热诚的国际社会所监控，其中的许多国家由一大群各自的表亲所统治。新技术和新产业，外加前所未有的全球贸易水平，确保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只要一路上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存在于国际社会的政治道理也同样存在于商业世界中。在一个接着一个的产业中，规模不大的地区性生产商合并为庞大的全国性和国际性企业。在汽车这样的年轻产业中，诸如福特公司这样的新进入者，迅速成长为巨型机构。正如钱德勒在其历史分析著作中所指出的那样，1914 年的美国股份公司看上去已经很像 20 世纪之后的成熟的股份公司的样子。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突然终止了几个政治帝国的统治，这些国家之后分解成了它们的构成国，如波兰、土耳其、捷克斯洛伐克、伊拉克、奥地利等。与此相对的是，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特别是在美国，股份公司却继续变得更庞大、更包罗万象。 阿道夫•伯利和加德纳•米恩斯出版于 1932 年的《现代股份公司与私有财产》是关于现代股份公司的奠基之作，他们在书中写道：“控制着巨型股份公司的少数人所掌握的经济势力是一股惊人的力量，它不但能使大批的人受损或得益，还能使整个地域受到影响，能使贸易趋势得以改变，能使一个社区毁灭而另一个社区繁荣，它所控制的组织已经远远超出了私营企业的范围。这些股份公司几乎变成了某种社会机构。”当股份公司的资产控制变得有向心力或者越来越集中时，规模经济似乎就没有任何限制了，它会变得更大、更包罗万象，会雇用越来越多的人。巨型股份公司已经用一种新型的封建主义取代了竞争性资本主义，在这种封建主义下，企业高管充当诸侯的角色。因此，伯利和米恩斯预言式地断定： 我们可以认为现代股份公司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组织，而且还是一种潜在的（即使还不是实际的）现代世界的主导制度……现代股份公司的兴起造成了经济势力的高度集中，使其自身能够与现代国家进行不相上下的竞争——经济势力对政治势力的竞争，双方均是各自领域的强者……将来人们可能会发现，这种现在被称作股份公司的经济有机体不仅与国家平起平坐，而且还有可能取代国家而成为支配性的社会组织形式。 股份公司似乎无限制地成长，尽管对于这种成长的准确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伯利和米恩斯的预言却有先见之明。在他们的著作发表之后的半个世纪里，股份公司继续变得越来越庞大、越来越集中，它不仅影响了美国经济，而且影响了美国社会本身。 股份公司带来了什么？ 弗吉尼亚•伍尔芙在其随笔《班尼特先生和布朗夫人》一书的开头提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观点：“大约在 1910 年 12 月前后，人类的性格改变了。”她继续写道：“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改变了——主人与仆人之间、丈夫和妻子之间、父母与孩子之间。在人际关系改变的同时，宗教、行为、政治以及文学也都发生了改变。 回首过去，伍尔芙显然是对的：西方的文化和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爱因斯坦于 1905 年发表了他的狭义相对论；威廉•詹姆斯于 1907 年发表了他的实用主义演讲；在同一年里，毕加索画出了《阿维尼翁少女》；斯特拉文斯基于 1913 年首次公演了《春之祭》；这一年，在国际现代艺术展中举办了军械库博览会；马塞尔•普鲁斯特发表了《追忆逝水年华》。总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科学、哲学、艺术、音乐以及文学均发生了现代主义的转折。 经济也经历了巨变：农业经济转变为制造业经济，人们从农村流向城市； 各种新型产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电影、汽车、飞机以及所有由电气化带来的家用产品进入千家万户。在发生其他社会变迁的同时，股份公司也悄然兴起。这一切难道仅仅是巧合？ 后来的研究者发现，股份公司具有巨大的文化影响力。1949 年，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宣称，工业股份公司“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观”，即使那些不在股份公司里工作的人也一样。股份公司做事情的方式——特别是大规模生产——成为搞定其他事情的方式，包括从经营农场的方式到学校培养学生的方式，再到国家发动战争的方式。“大企业是我们这个社会秩序的真正标志……我们能够从工业企业中看到我们社会的基础结构。 股份公司是一股能够重塑社会的力量。在下一章里，我们将阐释社会是如何引入这股力量的。 第 3 章 驯服股份公司 20 世纪出现的大型股份公司造成了一个窘境：一方面，股份公司是工业经济的高效组织形式，它为社会创造并大规模地提供新的产品和服务，为无数的人创造工作岗位，将美国从农业和农村经济转到城市制造业经济上；另一方面，那些控制股份公司的人有巨大的经济影响力，如此年复一年，股份公司的规模似乎变得越来越大、权力越来越集中，这就给了他们操控整个国家经济和政治的潜在权力。那么，什么力量将阻止他们成为工业寡头？ 综观美国历史，它的民众始终抵制国家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集中化。由茶党在美国政治领域中的崛起可以看出这种抵制，而茶党的崛起又代表了一项长期运动的最新进展情况，该运动支持权力留在各州而不是集中于一个大联邦。但是，股份公司的兴起既带来了物质丰裕的希望，同时又带来了权力集中的威胁。 本章将阐述美国是如何解决这个两难问题的。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解决由经济势力集中化所造成的问题的方法竟然是政治权力的集中化。强大的全国性股份公司将被强大的国家政府所控制。 股份公司经济中的势力 在 20 世纪初的一个短暂时期里，美国兴起了一种新型而又陌生的股份公司经济。由华尔街银行家们主导的几十次合并引致了美国经济的新型股份公司化，使许多产业由原来仅由少数几家大型股份公司所控制，即美国由一个竞争性区域经济的国家转变，成了一个由寡头垄断占主导地位经济的国家。对于这些壮观的新型有机体，美国缺少相应的经验。19 世纪最重要的股份公司是铁路公司，然而今日，股份公司还控制了制造业和服务业。对于那些巨大的新型钢铁公司、电话公司和零售连锁店，民众们应该做些什么呢？谁将控制这些股份公司？他们要实现何种目标？这一系列问题激活了 20 世纪前半叶的社会进步运动。 对于权力集中的抵制，美国具有悠久的历史。虽然联邦政府系统给了各州极大的权力去掌控它们当地的经济，然而股份公司是由各州政府而不是中央政府来颁发执照的，尽管银行在美国国内战争之后可以持有州或国家的执照，但它们却依然根据州一级的规则从事经营活动。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势力已被分散于各州，如果有像铁路和石油工业的情形，尤其每当经济势力有集中的危险时，州层面的政治力量就会对它加以遏制。不过现在股份公司控制了许多行业，并威胁着要控制整个国家的政治。 在发生“股份公司革命”的时候，美国联邦政府无法抗衡这些新型的股份公司。1910 年，联邦政府的收入不到 9 亿美元，而且大部分都来自关税和烟酒税，但却没有联邦所得税；也没有联邦储备银行，更没有美国劳工部。而与此相对照的是，美国钢铁公司的资产却超过了 13 亿美元。如今，股份公司规模巨大、遍及全国，有可能形成强大的能够操控政府的新型统治机构。 驯服银行 在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银行的规模要比其他国家的银行小得多，而且美国的银行受到更多的限制。在大多数工业经济体中，银行的经营规模达到全国甚至国际水平，银行可以吸收存款、发放贷款、承销证券，甚或还可以发行保险单、销售共同基金。这些国家的传统的“全能银行”是一个一站式的店面，可以办理与金融有关的任何事情，而且由于银行办理的很多业务都具有规模经济效益，就像制造业一样，因此，一些国家只有少数几家支配性的国家级银行。但是，这种合并直到 20 世纪末都没有在美国发生。对金融势力的恐惧，尤其是对银行暗箱操作的恐惧，在美国历史上由来已久。在《愤怒的葡萄》中有一个著名的场景，约翰•斯坦伯克写道：“银行不同于人类。银行里的每一个人都痛恨银行的所作所为，但是银行依然我行我素。我告诉你，银行超越了人类，它是魔鬼，人类创造了它，但却不能控 制它。”然后他描述了一个被驱逐的拿枪的佃农，碰到一个驾驶着拖拉机并且要摧毁他房子的人，于是这两个人就开始了理论： “不是我要拆你的房子 , 我别无选择。如果我不拆你的房子，我会失去工作。而且请注意——假如你杀了我，事情又会如何呢？他们会绞死你，但是早在他们绞死你之前，将会出现另外一个家伙，他将开着拖拉机把你的房子夷为平地。你并没有杀掉那个应该杀的家伙。” “确实如此 !”佃农说 ,“是谁下的命令？我要找到他 , 他是那个该杀的人。” “你错了 ! 他从银行那里得到指令，银行告诉他，‘要么将那些人赶出去，要么丢掉你的饭碗’。” “那好，银行有总裁、有董事会，我将填满来复枪的弹匣，然后去银行。” 拖拉机的司机说道：“董事告诉我，银行的指令来自东部。东部的指令是，‘要么让土地获利，要么让你们的银行关闭门’。” “可是，这个指令链条在哪里终止呢？我能射杀谁呢？我要在饿死之前杀了那个想要饿死我的人。” “我不知道，也许没什么人可以射杀，也许事情根本就不关人类什么事。 正当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为这个新的国家将拥有何种银行这一问题而各持己见的时候，安德鲁•杰克逊于 1832 年否决了要为美国第二国民银行颁发新执照的法案，从而为 19 世纪以后时间里的银行的构建定下了基调。第二国民银行实际上垄断了联邦政府的业务，其治理结构导致少数几个投资者支配了这家银行。他说：“存在如下危险：（银行）总裁和董事会年复一年地选举他们自己，并且在执照有效期内毫无责任且不受控制地管理银行。不难想象， 权力集中于对人民不负责任的少数人手中会给我们的国家及其无数机构带来巨大的危害。 如果他们的地位受到威胁，他们便会使用手中的权力去左右选举或“控制国家事务”。 杰克逊的结论是，政府不应该让富人控制大银行从而帮助富人。 令人遗憾的是，有钱有势者时常为自身利益而扭曲政府的行为。在每一个公正的政府之下永远存在着社会差异。人类的制度不可能带来人的天资、教育和财富的平等……但是，如果法律试图加大自然和人为的社会差异，授予富人头衔、赏金和专有特权，导致富者愈富、强者愈强，则那些没有时间和手段为自身谋得类似利益的下层社会成员——农民、技工以及体力劳动者——就有权抱怨其政府的不公平。 在随后的 150 年时间里，美国的银行在经营范围和地域上被分割成许多条块。美国有各类不同的银行，包括向企业放款的银行（商业银行），向购房者放款的银行（储蓄与贷款协会），发放小额个人贷款的银行（信贷协会），承销股票和债券的银行（投资银行）。所有种类的银行面对不同的客户和不同的监管机构，有的是本州范围内的银行，有的是全国范围内的银行。更特别的是，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商业银行通常均被限制在单一州内开设分支机构，每个州都有其自身的监管规则。例如，一家印第安纳州的银行不能在伊利诺伊州开设营业机构。而与其相对照的是，在 1980 年的时候，美国拥有遍布全国的 12 000 家以上的商业银行机构，而加拿大的银行业则仅仅由区区 5 家主要的国家级银行所控制。美国的银行依然保持相对的小型化和地方化，而世界其他国家的银行已经变得大型化和全球化。 20 世纪初兴起的股份公司经济带来了如下可能性：经济控制集中化，银行家们再次施展过度的影响力。1913 年，路易斯•布兰代斯——将来的最高法院法官——在《哈珀杂志》（Harper’s Magazine）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了反对银行的观点。这些文章于 1914 年汇编成《他人的钱：银行家们如何使用它》一书。纽约的银行家们通过主导地区性公司的合并创造出了新型的股份公司，如今，他们通过向这些公司的董事会安插代表而插手这些公司的经营事务。布兰代斯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了如下人的名字：J.P. 摩根及其同名公司、花旗银行的詹姆斯•斯蒂尔曼、第一国民银行的乔治•F. 贝克（布兰代斯列出来的某些魁首留名于哈佛商学院的建筑物上，因此，对于那些游览过哈佛商学院校园的人来说，这些名字听起来会很熟悉）。贝克本人在 22 家股份公司的董事会里任职，斯蒂尔曼及其同事在 48 家股份公司的董事会里任职，而 J.P. 摩根的合伙人则“在 47 家美国顶级股份公司里拥有 72 个董事席位”。J.P. 摩根筹划了通用电气公司、国际收割机公司、美国钢铁公司以及更多的新兴巨头，而且他和他的合伙人一道继续在这些股份公司的董事会里担任职务，他们通过控制新资本的供应而对这些公司实施控制。布兰代斯进一步提醒人们注意各种形式合谋的可能性，因为公司之间通过互派董事形成“无尽的链条”，而这些链条可能形成合谋现象。某些工业领域已被寡头所垄断，比如通用电气公司和西屋电气公司，以及钢铁领域的美国钢铁公司和伯利恒钢铁公司，等等，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来自同一家银行的合伙人均在彼此的主要竞争者的董事会里任职。与安排同一批人到各个竞争者的董事会里任职相比，还有什么更好的途径来逃避《反托拉斯法》的限制呢？ 不过，几乎在布兰代斯的著作出版后的不久，金融机构控制工业公司的威胁就逐渐消失了。生效于 1914 年 10 月的《克莱顿法案》禁止银行家们及其合伙人在同一个产业领域里的同一家公司的董事会里任职。除了少数例外情形，银行家们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 1914 年纷纷辞去各自的董事席位。战争期间，零售经纪商开业了，他们向公众销售战争债券，后来又建成了向老百姓销售公司股票的滩头阵地。因此，美国股东的数量在 1924 年到 1927 年期间实现了翻番，到 1930 年又增加了一倍。由于新的投资者大量涌入股票市场，因此，典型股份公司的所有权结构在 1930 年已经变得高度分散化了，银行家们直接控制股份公司的威胁逐渐消失。实际上，股权的高度分散导致人们质疑是否有人依然掌控着股份公司。同时，人们指责银行是股市崩溃的罪魁祸首，而股市崩溃又拉开了大萧条的序幕。1933 年的《格拉斯 - 斯蒂格尔法案》在投资银行业和商业银行业之间创设了一道法律屏障，该法案存续了六十多年之久，也致使银行被有效地驯服。 驯服股份公司 股份公司又是另外一个故事。1911 年，标准石油公司被拆分，拆分后的公司分别为埃克森公司、美孚公司、雪佛龙公司、美国石油公司、马拉松公司以及其他几家石油公司。在此之后，工业公司在一定范围之内被允许自由地成长。由于美国经济的巨大规模和迅速增长，之前鲜有行业被真正的垄断性企业所控制。之后，公司获得发展，使许多行业存在“三大”或“四大”公司。新技术为新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汽车和卡车业、家用电器业、电影业、无线广播业、折扣零售业以及制药业等。在 20 世纪 20 年代，另一波合并浪潮又进一步整合了那些新产业，这通常是采用纵向一体化的合并方式，其结果是一帮支配性的公司统治了接下来的半个世纪。 阿道尔夫•伯利与加德纳•米恩斯在其 1932 年的著作《现代股份公司与私有财产》中记述了美国股份公司在布兰代斯发文之后的 20 年时间里的成长经历。他们发现，经济势力已经变得日益地集中于几十家股份公司，似乎有“向心力”在起作用。1929 年，200 家最大的非金融股份公司控制了美国全部股份公司财富的 49.2%，并且，如果这一趋势得以延续，它们将在 1959 年控制全部的股份公司财富。 面对这种惊人的新势力，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呢？ 1910 年，在堪萨斯州的奥萨沃托米，西奥多•罗斯福向内战老兵发表演讲，发表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在某种意义上，大型股份公司的成长反映了本书在第 1 章里描述的规模经济。如果公司越大成本就越低，那么股份公司的成长可能几乎是不可阻挡的。在 19 世纪初，制造企业的规模受制于其直接所有者的财富，然而，在股市里挂牌的股份公司却不存在这种限制，它们能毫无约束地成长。单独采用《反托拉斯法》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规模经济意味着拆分大企业将降低效率。正如罗斯福所说的，“产业中的合并是不可避免的经济法则带来的结果，这种经济法则是不能被政治立法所废除的。禁止所有合并的努力已经基本失败。出路不在于试图阻止这样的合并，而在于为公众利益去完全地控制它”。 我们应该奋力找到利用公司为公众服务的手段，这就需要一个比美国曾经拥有的政府大得多的中央政府。 做大美国政府 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演说为未来几十年的进步主义奠定了一个基础。他对问题的诊断是清晰的：财富因新型股份公司的成长而变得日益集中，富人正在利用某些资源而使政治变得腐败。这里的问题不在于财富本身，而在于如何获得并使用财富。“在社会生活中，我们绝不因为财富而妒忌任何人， 只要他体面地获得并合理地使用财富；即使财富是在不损害群体利益的情况下获得的，这也是不够的，唯有在有利于群体的条件下获得财富，我们才应该允许人们致富。” 最大的威胁仅仅来自特殊利益集团的“险恶影响”，具体地说，就是来自新型股份公司的“险恶影响”。“美国公民必须有效地控制那些由他们自己做的强商业势力……必须通过法律手段来防止将股份公司的资金直接或间接地用于政治目的……（以免）我们的政治产生腐败。” 在罗斯福讲这番话的时候，联邦政府的规模非常小。食品药品管理局才成立四年之久，没有劳工部和联邦储备系统，没有所得税。我们今天认为理所当然的政府特征在当时并不存在，因而必须建立大政府——主要是为了“驯服”新型的股份公司。 为了将股份公司释放出来的经济力量导向公共利益，罗斯福提出了一个议程，该议程在后来的岁月里大部分都得以实现。“对于不公平的赚钱方式， 我们各州缺少有效的约束，尤其是缺少国家的约束，这使得少数财力特别强大的人，其首要目标是抓住并增加其势力。”应对这一问题的挑战“意味着美国需要这样一种政策，即政府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干预要远比以往更加积极。因此，接下来，我认为我们必须直面这样一个事实，即政府对经济和政治事务的控制会增多。”简而言之，我们需要一个规模大得多、干预多得多、直接监管股份公司经济的联邦政府。 这项新的授权所需的资金从哪里来呢？主要通过急剧累进的所得税和严厉的财产税来阻止寡头的财富积累——“适当地防范逃税行为，税额随着财产的增加而迅速地递增”。归根结底，“为了健康的自由而进行的任何斗争，其实质在过去一直是并且必须始终是剥夺某个人或阶级享受不劳而获的权力、财富、地位和豁免的权利。” 在随后的数年中，随着新的政府部门和机构的激增，政府机构中就业人数迅速增加。股份公司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政府机构中就业人数的增加。 股份公司释放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它具有创造大规模经济效益和促进经济繁荣的潜力，但是也需要一股强大的制衡力量以阻止它支配美国的政治和社会。于是，股份公司和大政府之间的斗争就这样产生了，并且这一斗争持续了几十年的时间。 第二篇 为何美国的股份公司正在消失 20 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美国股份公司都在寻求成长空间。二战之前，这通常意味着与竞争者合并；而二战之后，这通常意味着收购无关行业的公司。60 年代的混合并购运动导致那些顶级企业实现了高度的分散化经营。通过购入保险公司、面包坊、汽车供应商、连锁酒店、职业学校、铜矿公司以及数以百计的其他企业，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股份公司之一。但是，股份公司对销售增长的追求常常以损害股东的利益为代价，因为股东更喜欢盈利。1980 年，罗纳德•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之后，股份公司的经营方式和游戏规则就被改变了。这一时期一些股份公司的敌意收购浪潮、激进主义的投资者、广大公众持股数量的增加引领着股东价值统治的时代。这代表着学者和公众对股份公司及其责任的思考方式发生重大转变，也引致了股份公司管理方式的重大变化。战后年代的股份公司试图平衡许多相关者的利益，因此股东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就变成了股份公司中占支配地位的部分。 90 年代的外包运动转变成了美国股份公司的泛空心化运动。美国股份公司普遍采用一种由耐克公司所推广的模式，它们日益地将其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及分销剥离出来，将精力集中于具有较高附加值的设计和营销环节。令人惊讶的是，仅有很少的产品是由商标标注的公司生产的，从苹果手机、猫粮到血液稀释剂等，无一例外，其结果是对于美国的就业是灾难性的，即使是电子工业这样的“高增长”行业也是如此。它还带来了有关“企业责任”的难题，因为供应链日益地向全世界扩散，因而即使拥有品牌的公司也难以辨认清楚哪些产品的原产地是在哪里。很少有哪个行业能置身事外，不管它属于制造业还是服务业。 无商标制造商和分销商的增长，云服务的广泛利用，意味着许多产业的进入壁垒被瓦解了。只要拥有信用卡和网络链接，任何人都可以创立企业， 从法人组织、生产企业到分销企业。促成现代股份公司诞生的规模经济已经扩散至许多行业。轻量的进入者可以通过租用而不是购买产能而实现规模扩大或缩小，其低成本意味着它是许多领域的公司的首选。这些具有适度时间范围的轻量级公司没有什么理由去承受上市的代价。与此同时，现有上市公司也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威胁：要求进行重大的、不确定的重组，这种重组常常要求公司退出股市。上市公司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公司本身的崩溃。从法律和财务上看，组织企业的方式有多种，当今时代见证了各种各样可供选择的企业组织形式。由于进入成本不高，因此组织商业活动的新方式几乎每天都在出现。对于有些经济活动来说，其最经济的方式就是组成股份公司，向公众出售股份。不过现在这些经济活动的范围正在迅速地缩小。 2000 年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上市的公司常常轻视公司治理准则（例如，给公司创始人具有超级投票权的股份，从而使其获得永久的控制权）。它们的上市依据——让雇员和早期投资者受益，而不是将筹集的资本投资于长期资产——暗示着这样的公司作为长期上市公司是不可持续的，尽管投资者对收益率的要求可能使它们能维持一段时间。 第 5 章 股东占了上风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股份公司的规模和经济控制力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等的经营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单一行业：在“协同效应”的旗帜下，大公司购买那些有前途的小公司，而不管它们属于哪个行业。多样化经营的战略扩散至几乎每一家大型股份公司，而坚守一个行业的理念似乎已成为过时。但是，股东们具有厌恶大型股份公司并购行为的充分理由， 因为它们的市值往往低于其购买的公司的市值之和。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全国性收购狂热导致股份公司部门规模膨胀、管理混乱以及市值被低估。 “蓝筹股”就像三十年同学会上的高中足球队：曾经无比强大，然而如今却花谢花飞。 1980 年，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在此之后，股东们终于有机会去索取潜藏在大型股份公司里的价值。反托拉斯监管机构终于相信行业集中对于消费者未必总是坏事，于是放松了限制横向合并的规则，而法院则清除了那些阻碍敌意收购的法律。因此，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几乎三分之一的财富 500 强企业被并购了，最常见的并购方式是采用敌意收购的方式，后者常常导致大型股份公司被拆分为几家小公司并出售给行业竞争者。尽管股东们从并购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雇员和公司所在的社区却并没有获利，因为并购目标常常会被“瘦身”。并购战带来了一个紧迫的问题：股份公司为谁而设？股份公司的义务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直到 90 年代初，一个明确的答案才显露出来：股份公司为创造股东价值而存在。 关于股东价值的共识有很多支持者的声音。通过股票期权的奖励和其他形式的股权报酬，高管的薪酬几乎完全与股价挂钩。普通大众也大规模地投资股票市场。有一种现象从 1982 年就开始出现并且后来成为普遍做法：许多公司将其员工的传统养老金计划（如果员工留在公司里，则公司在他们退休时给他们支付一笔有保证的收入）转为灵活的 401（k）计划，用计划中的资金投资于股票共同基金。到 2000 年，大部分美国家庭都将其部分储蓄投入股票市场，共同基金变得规模庞大，金融媒体无孔不入。无论是高管还是白领， 他们都有理由跟随市场波动，并且支持对市场友好的政策。与此同时，股东运动人士均已深谙推行股东价值之信条的方法，而股份公司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则失去了自己的身价和地位。在新旧世纪之交，在最强大的选民的心目中， 股份公司是为创造股东价值而存在的。 大型联合企业的问题所在 20 世纪 70 年代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股份公司的巅峰期，这一方面是由于公司成长需求的驱使，另一方面是由于那些灌输无限协同效应愿景的顾问公司的催促，财富 500 强公司通过收购而变成了巨型企业。在单一行业经营的理念已变得陈旧过时了。西屋电气公司——一家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型电气设备制造商——就像它的老对手通用电气公司一样，也灌装汽水、经营房地产、开发学校课程（包括我自己曾经上过的中学），以及生产手表、机车、办公家具、半导体、空调、电梯、核武器控制键，还经营广播电视台，并控制了一家大型金融附属机构。比阿特丽斯公司名义上是一家罐头食品公司，生产诸如 La Choy 这样品牌的食品，但实际上还拥有卡利根水管公司、清风房车公司、哈曼•卡顿音频设备公司、新秀丽旅行用品公司以及多家其他公司。 大型联合企业展现了这样一个景象：没有哪一个行业是那些富有才华的资深高级管理人员所不能够管理的。ITT（起初叫“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在世界各地的经营业务涉及保险、汽车零部件、烤制食品、酒店、铜矿开采、职业教育、汽车租赁、通信等行业。对于一个局外人来说，可能以为这是一个随机选择的产业组合，但是富有远见的 IIT 首席执行官哈罗德•吉宁则坚持认为其中有一个方法在发挥作用：“一家‘管理型企业集团’其实是一家进集中管理的公司，它深入到它的每一家公司……它的职责是拥有并经营公司——最理想的情况是采用强有力的集中化管理方式。”1 只要有正确的人来负责，企业就能无限地成长。 “大型联合行业”听起来像是一种独特的组织类型，但是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几乎所有主要的美国股份公司都在从事多样化经营，有规律地进入或退出各个行业。我的祖父曾是福特汽车公司的一名焊接工，他从 1919 年开始便一直为福特公司工作，在工作了将近五十之年后退休。他能够用福特汽车公司的贷款购买福特飞歌公司生产的收音机、电视机以及电冰箱，然后用福特的汽车将它们拉回家里，并用它们装备其在迪尔伯恩的房子。 如果用规模来判断，美国股份公司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但实际上， 美国经济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问题。在经历了二十五年的经济增长之后，20 世纪 70 年代的经济下滑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打击。1973 年石油危机之后的十年经历高通胀、低增长以及持续失业的情况，这种情况被称为“滞涨”。股份公司资本主义的引擎似乎莫名其妙地停顿了。 美国股份公司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国同行的竞争，特别是来自经济已复苏的制造业大国日本和德国公司的竞争。曾经在二战之后的岁月里，美国股份公司轻易地打败了遭受重创的欧洲和亚洲经济体。但是，这可能导致它们忽视产品的质量和成本。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产品质量很重要， 因为即使是美国消费者，他们也非常喜欢丰田和本田车。 有些学者发现，巨型股份公司的成功发展与美国经济的不振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规模和产业多样化是灵活性的敌人。根据 1992 年的《经济学家》杂志的一篇文章所说，“美国公司对石油危机、日本公司的竞争以及其他变化之所以反应迟缓，在很大程度上跟 20 世纪 60 年代的大型联合企业的乱象有关”。如果你可以通过收购来获得利润的增长，那又何必去操心产品质量呢？ 此外，即使消费者并不总是对美国股份公司的产品感到满意，但成长中的大公司依然向它的雇员提供保障和就业机会。而在其他国家，只有政府文职部门才能提供这样的福利。 股东是大型联合企业失去的支持者之一。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通货膨胀率高而股市回报率低。多样化经营的企业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之一：通过收购来谋求利润增长的策略常常缺乏清晰的理论依据，有的只是企业顾问的巫术思维，他们认为好的管理层能够管理任何事情的想法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不合情理的。此外，大型联合企业的股票相对于业务专一的同行业公司而言被系统性地低估了，进而导致其整体市值低于分拆之后的公司市值之和。这种情况亦被称作“大型联合企业贴水”。诸如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碧翠丝公司、西屋电气公司等具有负面的协同效应。有一家华尔街公司建立了一个股价模型，用来预测一家大型联合企业在分拆后的市值。后来人们称这家公司为“拆车店”（“拆车店”的名称本意是为了向那些收购、拆解并再售赃车的汽车修理站表示敬意）。它的创立者指出了一个简单而有震撼力的关于大型联合企业的事实：“一家公司拥有的组成部分越多，其整体市值被低估的可能性就越大。” 里根革命和敌意收购的兴起 里根的当选引发了经济政策和监管的重大变化。当然，这其中的许多点子都是由一些学者出的，这些学者想把经济思维引入法律分析之中。这种新的思维也为大型联合企业的大规模分拆提供了理论依据。“法律经济学”运动中的学者们倾向于看到他人所看的市场，并且赋予市场以非信仰者难以觉察的力量。 芝加哥大学的亨利•曼尼就是这个领域的先驱者。几十年来，评论家们假设分散的股东对名义上归他们所有的股份公司没有多少影响力——这就解释了他们的经理为何优先选择公司成长性而非盈利性作为自己的业绩目标。但是，曼尼主张股票市场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惩戒作用。首先，股价每时每刻都提供公司管理层表现的“成绩单”，因为股市提供公司未来盈利所能获得的最好指标（这种思想随后将被形式化为“高效市场假说”）。其次，如果公司的股价跌得足够多，那么外部人（所谓的“袭击者”）就会在股市里全部买进该公司的股票并解雇公司管理层，为将来的盈利而重整公司业务，从而获得一笔利润。他将这一套做法描述为“伟大的快速致富法”。 我们为曼尼的想法感到悲哀的是，国会开始用《1968 年威廉姆斯法案》对这种“公司控制权市场”进行监管，以免它壮大到足以威胁现有企业的地步。此外，盛行的反托拉斯规则意味着试图收购其竞争者的公司将会面临常规性的联邦监管。但是，根据曼尼的观点，竞争者是那些最能识别并修复市值低估企业的公司。市值被低估的大型联合企业在未来的数年里将会是安全的——按理说，这不并利于美国经济。 1982 年的两大改变对于默许公司控制权的再配置具有重要意义：减弱了反托拉斯规则对企业的指导作用，废除了限制“敌意”收购的州法律。在许多经济学家看来，反托拉斯规则试图保护消费者免受欺行霸市的垄断者的剥削，但却阻碍了最有效率的企业尽其可能的成长，因而结果适得其反。2 在司法部，1982 年的新合并指南意味着大的市场份额不再是起诉的保证。横向合并如今是可能的，但是许多最好的申请人都被锁定在了大型联合企业内部， 等待公司控制权市场将它们释放出来。问题在于治理收购的法律由各州制定， 而不是由里根领导的联邦政府制定，并且几乎每个州都有严重阻碍敌意收购的法律。不过，最高法院于 1982 年对埃德加诉 MITE 案的判决做出裁定：限制收购的大多数州的法律是违宪的，因为这些法律限制了跨州商业活动。之后不久，保护市值被低估的大型联合企业（即许多或者大部分财富 500 强公司）的法律被废止了。 主要的股份公司几乎马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威胁：敌意收购。外部人可以向它们的股东提供溢价，购入足够多的股份，从而控制该公司，然后解雇公司的管理层，出售部分资产和机构。那些所谓的“要约收购”在 20 世纪 70 年代是非常少见的，并且几乎从未影响过像财富 500 强这样的公司。及至 1980 年仅有 1 例，1981 年有 2 例。但是到 1982 年有 7 例了，在 1984 年与 1988 年之间，财富 500 强中的 100 家收到了收购要约，从啤酒（ 帕布斯特公司）、保龄球设备（AMF）行业到石油（海湾石油公司）、药物（理查森•维克斯公司）等行业都有收购目标。从公司高管的角度来看，这是股份公司的末日，相当于一场瘟疫或地震。谁也不知道乡村俱乐部里的铁哥们在下一次高尔夫比赛的时候还是不是他们自己公司的高管。 大型联合企业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因为它们的市值被股市系统性地低估， 而且低估得相当严重。正如一家法律评论杂志所说，“公司的多样化经营导致公司股市价值降低的证据是一致的，总体上是确凿的”。但是，多样化经营在美国股份公司界是非常普遍的。从公司蓄意收购者的角度来看，1982 年的情形就好像一个人走进了一家自助糖果店。 在这个 10 年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顶级工业股份公司通过敌意收购或友好合并而消失了，从而导致了一场产业边界的重大调整。那些存活下来的公司吸取集中经营的教训，艰难地放弃了任何不适合自己经营的业务和机构。到了这个 10 年的末尾，“集中经营”已经成为信条。不像之前的所有合并浪潮，20 世纪 80 年代的收购使得股份公司的平均规模变得更小而不是更大， 因为它们的无关部分被剥离或售出了。而如今，重要的不是收入或就业规模（两者都不能阻挡蓄意收购者），而是市场价值的大小，即公司全部股份总价值的大小。 股份公司为谁服务？ 如此规模的敌意收购带来了如下无可回避的问题：股份公司为谁服务？ 股份公司是否应该感恩其雇员、客户或所在的社区？股份公司是为了其股东的利益而存在？在紧要关头，正如在收购战中经常发生的那样，法律通常站在股东这一边。 在战后股份公司统治的年代，关于股份公司的目标存在相对客套的共识。实际上，股份公司目标的问题几乎没有被提出来过。股份公司为服务客户、提供就业岗位、上缴税收而存在；“股东价值”这个术语很少走出过商学院。彼得•德鲁克于 1949 年宣称，“越来越多的美国大企业采用欧文•D. 杨于二十年前提出来的经营模式（那会儿他是通用电气公司的总裁）：股东只得到相当于风险溢价的最大回报率，剩余利润留在企业里，用来向雇员支付较高的工资，或者通过较低的价格让顾客受益”。看得到股东的身影，但听不见股东的声音，是股份公司的真实写照。 经济学家卡尔•凯森说，现代股份公司中的高管将股东视为仅仅是许多支持者中的一个群体。“管理层认为自己要对股东、雇员、客户和公众负责， 也许最重要的是要对作为机构的自身负责，所有权人不再寻求投资回报的最大化。”“高尚的公司”是可靠的“市民”，其动机是想让所在的社区成为更好的地方。这个共识一直流行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并在一些公司的使命声明中得以体现。但是，到了 90 年代，实质性的利益相关群体在大浪淘沙后仅仅剩下一个——股东。 战后的共识并没有彻底消失，尽管财富 500 强公司经历了长达十年的肢解过程。有人试图通过法律来恢复旧的“股东”模式。例如，宾夕法尼亚州于 1990 年通过了《其他支持者法案》，目的是给高尚的股份公司提供一个避风港。宾夕法尼亚州见证了许多收购战，在这些收购战中，外地公司收购本地公司，随后又进行大规模的雇员临时解雇。尽管这项法令遭到机构投资者和法律经济学学者的反对，但是它允许面临强制收购要约的宾夕法尼亚州股份公司的董事会，在考虑雇员情况和经营社区的问题之后再来决定是否准许公司出售。不过，由于这项法令对公司股价的潜在影响，使得大部分宾夕法尼亚州的大型股份公司都选择避开它。到 1990 年，甚至那些运作潜在收购目标的公司也明显同意股东优先的观点。 股东们已变得越来越有组织、越来越有权势，他们的声音尤其对公司高管的薪酬影响力最大。有些经济学家渲染协调高管和股东利益的好处。2 部分受那些经济学家的影响，一些公司的董事会开始将公司薪酬制度的重点， 从保障高管工资转向股票期权和其他与公司股价相联系的薪酬形式。在短短数年的时间里，大部分知名公司的高管的薪酬都采取基于股价的报酬形式。他们的日常财务福利相当直接地与股价联系了起来。这给了曼尼的每日报告以一定的说服力。一旦抓住了公司高管们的钱袋，他们就会全心全意地工作。 股票市场的“民主化” 敌意收购是社会变迁的生动形式，但是，在退休金系统发生了一场较不起眼的革命。二战结束以来，养老金是标准雇佣合同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股份公司和它的工人之间建立起了持久的联系。雇员具有为一个雇主长期工作的强大的财务激励，因为这样做可以获得有保障的退休收入和诸如健康保险这样的其他福利。根据员工福利研究所的报告，在 1979 年，全美国股份公 司 38% 的员工都参加了“固定福利”的退休计划。而到 2011 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了 14%，大部分雇员的养老金都属于“固定缴付（DC）”计划，它们由雇员所有并投资于股市。 其中最流行的是 401（k）计划，其名称来自税法中的一个小节，该税法于 1981 年进行了修订，以便允许这样的计划被广泛地执行。 401（k）计划原先是打算用来补充传统的公司养老金计划的，但是没想 到前者在几年之内就替代了后者。一般而言，雇主们都偏爱固定缴付计划， 因为这种退休金形式使得他们不再必须对自己的雇员承担退休的财务义务。许多雇员也偏爱这一计划，因为该计划是可以转移的，从而不会因为他们更换工作而使其退休金储蓄账户受到威胁。 转变为 401（k）计划的后果是美国人越来越多地投资于股票市场，或者是以直接的方式投资，或者是以无形的方式投资。在 1982 年，50 000 户家庭中只有 1 户在股市里进行一定的投资，多数时候购买股票或者共同基金主要是富人的事情，然而在 20 世纪 70 年代，由于股市收益率反复无常，加上通货膨胀和高昂的股票交易费用，使得股市投资对于一般公众没有吸引力，因此在公司养老金制度下，一般雇员很少关注股市幕后所发生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公司养老金无非是退休后将得到的一笔津贴而不是一笔“投资”。 不过，到了 2000 年，美国股份公司雇员的家庭的一半都将退休金投资于股票市场，他们大部分是通过共同基金和退休金账户进行投资的繁荣的股市吸引了大众投资者进入，评论者们为新的“股市民主化”而欢欣鼓舞。（当然，“民主化”并不意味着大众股东如今将通过某种民主过程控制美国公司，那是社会主义。） 普遍关注的热点。市场的起起落落不再仅仅是《华尔街日报》读者的关注点， 它已经成为人们日常信息食谱的必要组成部分。如今，普通的中产阶级与其说被看成是“劳动者”群体，还不如说被看成是“投资者”群体。某些人每天核对其账户，查看其投资组合的价值，与股市产生了深切的情感联系：如果股市上涨，他有可能去馆子大吃一顿午餐；如果股市下跌，他有可能在桌子旁啃着花生酱果冻三明治。 金融市场的广泛利害关系创造了对市场友好政策的普通支持者。20 世纪90 年代，保守的评论者将此视为一个机会，他们推测，既然投资者肯花钱承担风险，那么他们就有可能更加乐于接受自由市场政策的劝说。投资者阶级理论主张，股东所接收的信息来源不同于非股东，股东更容易为市场友好政策所影响。在劳动组织和自然环境面临监管的条件下，每天核对资产组合的人非常难以看到公共政策对于其生活的现金价值。乔治•W. 布什政府提供了一个可以用来检验该观点的案例：他们推行诸如消减资本利得税这样的政策， 还通过为国民创立 401（k）计划而实行社会保障的私有化，后者是一项更为重大的政策。股东们似乎欢迎这些政策（至少要比非股东们的欢迎程度高）。布什政府的推广工作似乎发挥了作用，有研究显示，在股市中投入资金的家庭（大约占全美国家庭的一半）认同共和党的程度远远超过那些不投资于股市的家庭。令人吃惊的是，即使 2008 年的股市崩盘导致股民资产组合价值缩水，这些新的共和党支持者大部分依然站在共和党这一边。布什总统离任那一天的标准普尔 500 指数比他到任的那一天下跌了 40%，这就有了很好的理由去质疑：共和党真的是可供股东们选择的最好党派吗？ 这一政策的结果是，共同基金行业规模变得出奇地大。401（k）计划通常向它的参与者提供投资机会，参与者可以将他们的储蓄投入几个知名品牌的共同基金，这些基金通常由富达、先锋和美洲基金来管理。因此，向固定缴付养老金的转换导致投入几个共同基金家族的新资金出现了井喷。1982 年， 整个共同基金行业所管理的资金大约有 1 350 亿美元，而 25 年之后，共同股市的繁荣造就了一股影响公司治理的强大力量。自从伯利和米恩斯于20 世纪 30 年代初出版了那部著作以来，大家都普遍假定美国股份公司的法人所有权是高度分散的。但是由于大量的储蓄涌入富达、先锋以及其他基金， 这些基金已在不知不觉当中变为一些美国公司的最大所有者了，它们拥有一些股份公司 10% 或者更多的股份。与此同时，一种新型的投资工具——交易所交易基金（ETF）——也出现了，它通常由公司股票指数构成，但又可以像单只股票那样在市场上买卖。到 2012 年，贝莱德集团，也就是 iShares 交易所交易基金的所有人，已经成为许多美国公司的大股东，以至于在每 5 家美国股份公司中，贝莱德就是其中的一家公司的唯一大股东，这些股份公司包括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通用电气公司、苹果公司、J.P. 摩根大通银行、花旗银行和美洲银行，以及埃克森美孚公司、雪佛龙公司、菲利普斯公司和马拉松公司。 贝莱德集团管理着近 50 000 亿美元的资产，已经成长为远超一个世纪之前处于鼎盛时期的 J.P. 摩根公司。既然股价决定金融机构的生死，而金融机构已经成长为美国公司的最大、最集中的所有者，那么，股份公司就不太可能会松动它们已经作出的创造股东价值的承诺。 在 20 世纪之前，股市的起起落落几乎不可避免。会更换机油或做饭的人不多，但是越来越多的人似乎知道 EBITDA（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的含义或卖空股票的方法。一些大学的教职员工将其储蓄与退休保障基金大量投资于美国的股票市场。如今，全美一半的人对电视屏幕下方的金融信息有真实的兴趣，人们好像长出了一种能使他们敏锐地感受市场状况的新器官。 一个利益相关者支配所有人 1990 年，敌意收购走到了它的尽头，但是人们对创造股东价值的关注却并没有止步。如今，股份公司薪酬体系与股价上涨紧密相连，并且大多数美国人在 21 世纪初都将自己的资金投资于股市。公司高管们和普罗大众都因经济利益而乐见股市上涨。无论是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都缺少制衡力量。 来自劳工的声音可能会支持关于公司目标的观点，但是，随着工会的衰落，这种声音也变得几乎听不到了。即使 1992 年民主党总统上台，依然无济于事：没有哪位总统比威廉•杰斐逊•克林顿更熟悉金融市场的奇特行为了，他熟悉债券市场对他的演讲所作出的反应。而且，没有哪位总统像克林顿那样被偏向华尔街的顾问团所包围，这些顾问包括诸如时任财政部部长同时也是高盛校友的罗伯特•鲁宾和哈佛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萨默斯曾经有一句著名的妙语：“金融市场不仅仅给经济增长之轮加油，其实它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轮子。” 当然，股市也以同样的方式回报了克林顿对金融市场的偏爱：他在任期间出现了几乎是前所未有的牛市。数以千计的新公司上市交易，到 1997 年，美国上市公司的数量增加了 50%。在 2000 年年初之前， 家庭投资和市场回报创造了一个正反馈回路。当然，增长不会永无止境，但是直到现在为止，股市有了一群操控者，他们将股份公司的注意力聚焦于股票价格。 激进主义的股东以各种面目出现并发出他们的声音。在收购浪潮期间，少数上市养老基金联合起来成立了机构投资者理事会，倡导公司治理的最佳实践。这时出现了一批诸如机构股东服务公司这样的代理顾问，为各个基金提供年会投票的咨询。研究服务公司提供关于何种政策最有可能创造公司价值的见识。由于绝大多数的股份均由机构所持有，而这些机构又都接受着同一组顾问的咨询，因此典型公司的所有者就扮演着一个希腊戏剧合唱团的成员，其关注点就是股票价格。1 尽管他们分别在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罕见地受到鼓动而支持公开的激进主义，但是现在这个新集团变得更有发言权了。如今，即使是规模最大、管理最好的股份公司也有可能被对冲基金的激进分子盯上。根据《经济学家》杂志 2015 年的报道，自 2009 年年末以来， 15% 的标准普尔 500 指数公司已经遭到激进主义者的干扰，致使其要么改变公司战略，让他们获得公司的董事会席位，要么解雇管理人员——通常是首席执行官。“自 2011 年以来，激进主义者已经促成解雇了宝洁公司和微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并且争取分拆摩托罗拉公司、易趣网公司和雅虎公司…… 他们已经赢得了百事可乐公司的董事会席位，并精心策划了一系列涉及整个医药产业的合并，他们还涉足陶氏化学公司和杜邦公司。”2 即使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具价值的股份公司也难以免遭胁迫：苹果公司（市值大约高达 7 000 亿美元）被盯上了，因为该公司所拥有的现金相对于基金的偏好显然是过多了。考虑到当今股份公司的所有制形式——股份公司被大型指数基金所拥有， 指数基金接受代理顾问的咨询服务，而代理顾问常常对激进主义者怀有同情心——其结果常常是激进主义者为所欲为。确保安全的唯一策略是远离危险点——避免公开上市，不再追求不断上升的股东价值。 下一章我们将描述对股东价值的追求是如何导致股份公司解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