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廊下派与苏格拉底。要理解这个问题，就必须把它放到政治哲学的语境去考察，因为苏格拉底据说是政治哲学的创始人。廊下派间接地来自苏格拉底，并且在德性问题等方面也接受苏格拉底的观点，这是否就意味着廊下派忠实地继承了苏格拉底的思想呢？该问题本身就是现代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不管廊下派如何对待苏格拉底，他们的结论对我们理解苏格拉底乃至整个西方思想来说，肯定都不只有点滴的借鉴意义。　

徐健，大型系列丛书“经典与解释”中的子系列“廊下派集”的主编，目前主要从事廊下派思想研究，已出译作有《论自然法则》、《廊下派的城邦观》、《廊下派的神和宇宙》等。

从自然法、宇宙城邦等重要概念上彻底厘清廊下派与苏格拉底的关系

"廊下派如何受惠于苏格拉底[摘自《廊下派的苏格拉底》一文] 根据拉尔修《名哲言行录》中的记载，从苏格拉底到最早的廊下派之间存在一个不间断的师生链（1.15）。廊下派的创始人基提翁的芝诺据说师从克拉特斯（6.105和7.2），且吸收了锡诺普的第欧根尼的犬儒主义（6.85和87）。据悉后者因受到安提司忒涅斯的影响而被贴上“犬儒”这个标签（6.21），而安提司忒涅斯又被视为苏格拉底的追随者（6.2）。古代哲人们的传记展示出对这类师徒传承的钟爱，历史实情并不总是构成障碍。不仅如此，还可以肯定，促成这一特殊传承的是：苏格拉底深远地影响了廊下派。 廊下派在两个不同的方面受惠于苏格拉底。第一，廊下派以苏格拉底的风格吸纳了悖论的学说，确切地说，他们吸纳了许多专属苏格拉底的悖论。西塞罗对此看得很清楚，他声称，“廊下派所谓的那些最令人惊异的悖论是苏格拉底的”（《学园派》2.136）。西塞罗在《廊下派的悖论》（Stoic Paradoxes）的写作中展示了他的修辞技巧，以表现如何能使普通读者认识到廊下派悖论的可信时，集中在六个“最苏格拉底的”（《廊下派的悖论》4）论题上：只有美好的事物才是善的；德性足以实现幸福；恶行都是同等的且德行也同等；一个人如果不是个圣贤就是个精神病患者；只有圣贤是自由的，且只有圣贤是富有的。西塞罗的用意并不在于解释这些悖论的苏格拉底出处，今天的许多学者也不会关注他的列举。没有人能否认上述悖论学说将廊下派和苏格拉底联系起来，但大多数学者更愿意将如下悖论同时归功于苏格拉底和廊下派：没有人是自愿作恶、所有德性构成一个整体。 廊下派誓约拥护苏格拉底的第二个方式是：援引他作为效仿的榜样。塞涅卡、儒福斯（Musonius Rufus）、爱比克泰德以及奥勒留，这几位罗马帝国时期著名的廊下派人士都是这样。爱比克泰德是最典型的，参见T.Brennan，“Socrates and Epictetus”，载S.Ahbel-Rappe、R.Kamtekar编，A Companion to Socrates（Oxford，2006），第十八章。早期希腊廊下派的作品大多佚失，相关记载不怎么清楚，但他们对苏格拉底的兴趣还是非常明显的。 廊下派的第二位领袖克勒昂忒斯（公元前331-前232年）引用苏格拉底来表达这样的观点，即利益与正义不可分割（克雷芒，载《早期廊下派辑语》1.558）；大约公元前3世纪，廊下派中西顿的芝诺（Zeno of Sidon）和安条克的忒翁（Theon of Antiochia）各自写了一部《苏格拉底的申辩》（Apology of Socrates，见《苏伊达斯辞书》［Suda］中对应的词条，或《苏格拉底与苏格拉底学派遗稿》卷一 C 505）；公元前3世纪另一个名叫斯菲若斯（Sphaerus）的廊下派哲人写了三卷题为《论吕库古和苏格拉底》（On Lycurgus and Socrates）的作品（拉尔修，《名哲言行录》7.178）；公元前2世纪的廊下派领袖塔索斯的安提帕特若斯，在著作《论愤怒》（On Anger）中援引苏格拉底（阿忒纳欧斯，载《早期廊下派辑语》3.65：安提帕特若斯），并收集了苏格拉底那些著名的预言（西塞罗，《论预言》1.123）；此外，对漫步派指控苏格拉底犯有重婚罪一事，帕奈提俄斯（Panaetius，公元前185-前109年）也为其进行了辩护（普鲁塔克《阿里斯提德斯》（Aristides）335c-d=辑语152 van straaten）。 当然，这些证据并不能清楚地显示他们在何种程度上视苏格拉底为值得效仿的榜样，他们在这一点上不像这之后的罗马廊下派那么明显，甚至也不如珀赛多尼俄斯（约公元前135-前50年）来得确定，此人将苏格拉底、犬儒第欧根尼以及原犬儒（proto-Cynic）安提司忒涅斯列在一起，置于那些在道德上取得进步的人之中（拉尔修《名哲言行录》7.91=辑语29 Edelstein-Kidd）。 从历史记载相对缺乏的实情出发，有人可能会推断最早的廊下派并没有援引苏格拉底作为榜样。但从历史记载沉默处得出的论证很少具有说服力，在少量的记载面前就更显贫弱了。而且，早期希腊廊下派共有某些使后来的罗马廊下派也以苏格拉底为榜样的信奉原则。举例来说：第三位廊下派领导人索里（Soli）的克律希珀斯（公元前280-前206年）和塞涅卡（约公元1-65年）一样，写“劝诫的”（protreptic）作品来鼓励一种哲学的生活方式，并且也像塞涅卡那样专心致力于“有关恰当的行为、建议和警告”的伦理学（拉尔修，《名哲言行录》7.84；参照恩披里柯，《驳学问家》7.12），廊下派称这一部分为“劝勉的”（paraenetic）或“感知的”（perceptive）伦理学（塞涅卡，《致鲁基里乌斯的道德书简》95.1：parainetikos topos或pars praeceptiva，希腊语和拉丁语中的“条规”［rule］）。但再次与塞涅卡相似的是，克律希珀斯认识到条规在鼓励进一步面向彻底的哲学生活方面价值有限，并且他像塞涅卡一样支持君王参与政治生活，部分原因似乎就在于，作为公民效仿的对象，国王具有榜样价值。 因此可以轻易假定：公元前3世纪的克律希珀斯以及他的希腊廊下派同伴们，与之后的廊下派（塞涅卡，《论心灵的宁静》［On Tranquility of Spirit］5.2，《论仁慈》［On Kindness］卷五 6.1-7）以及其他人观点一致，都以苏格拉底为值得效仿的榜样。至少，这比假想早期廊下派可能推崇别的哪个人要容易得多，更何况人们（如色诺芬，参见他的《回忆苏格拉底》1.2.2-3）普遍认为，苏格拉底通过给他人提供可供效仿的榜样而改善了他们的生活。因此，虽然我们有理由怀疑早期廊下派是否曾援引苏格拉底作为榜样，但似乎这样假定的确更为审慎：即使是最早的廊下派也从上述两方面对苏格拉底有所继承。 尽管如此，廊下派可能会发现无法真正区分这两个方面，因为任何一个廊下派成员，都不可能完全脱离苏格拉底的个人生活来谈及其理论上的悖论。毕竟，苏格拉底从未在写作中将那些悖论理论化，有关苏格拉底的作品都描述了他的活动，从而将他所说的话（包括他的悖论）与他的生活方式关联起来。这表明，对苏格拉底活动的深入思考使廊下派将其标举为效仿的榜样，进而赞同苏格拉底的悖论。因此我们可以理解，这里只有一种对苏格拉底的继承：接受其生活方式的赠礼。 从这一角度看待问题，那么，搜索具体的文本，将廊下派所说的那些“真正是”苏格拉底的悖论区分出来，这一点也是无法真正完成的。针对所有悖论，我们都可以问：“廊下派是通过深入思考苏格拉底的活动才得出它们的吗？”遗憾的是，我们不可能通过研究廊下派的作品来回答这个问题了。一方面由于早期廊下派的作品太少，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用以研究廊下派的那些资料的种类：我们几乎没有任何一部廊下派的思想自传。但我们仍然能够回答相关的问题——通过反思苏格拉底的活动，是否易于廊下派得出那些悖论？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可以自己反思苏格拉底的活动，并检验这些反思在表明廊下派的悖论上究竟难易如何。 这是本文的任务。笔者将展示出，对苏格拉底生活方式的反思，如何能够引出所谓“审慎的悖论”（prudential paradox）（没有人是自愿作恶）、德性的统一，以及西塞罗强调的那六个论题。之后，为了检验笔者的假设，笔者也将考察廊下派对苏格拉底生活的推崇限定在何种方式上，笔者将主张，对苏格拉底活动的深入反思也与这些限定相联系。笔者的首要目标是解释廊下派对苏格拉底的继承，但笔者也希望证明西塞罗逆流俗学者而行是正确的，并阐明一个全新的苏格拉底。笔者将以一个简单的事实来贯穿自己的上述两个愿望：苏格拉底的生活方式表明某些哲学信奉原则，任何一个审视自己生活的人，不管是苏格拉底本人、安提司忒涅斯还是一名廊下派成员都会如此。故此，我们不能用苏格拉底在自我审视中想要弄明白的问题，更别说用其他人对话中据称是苏格拉底所说的话，来找出哪些悖论是属于苏格拉底的。同时，这也是为什么廊下派拓展了我们对如下两个方面的认识：哲学是什么，以及苏格拉底这位卓越非凡的古希腊罗马哲人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