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2017年全民阅读节到来之际，中国社科院版《中国通史》分享会福建专场近日在福州厦门两市三地展开。《中国通史》由两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讲解中国历史的卜宪群先生领衔创作，李学勤、阎崇年、毛佩琦等名家联袂解读，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民阅读活动2016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中国出版协会2016年度30本好书，中国图书评论学会2016年8月中国好书；入选中纪委监察部官方网站2016年6月推荐图书，中组部第三届全国党员教育培训优秀教材。
华夏出版社历史传记项目部主任、中国社科院历史学博士杜晓宇作为主讲嘉宾为读者分享《中国通史》第二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第一个专题《秦国崛起》。演讲主题为《从秦国崛起看秦国的历史》——新的材料，新的观点，超越常识和戏说，揭开秦国历史的真实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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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芈月传》《大秦帝国》等电视剧的热播，秦国原本模糊不清的历史形象顿时在大众眼里丰满生动起来。但存在的问题也显而易见：滑入戏说庸俗的危险，真实的历史与无稽的虚构煮成一锅乱炖，“关公战秦琼”之类的笑话层出不穷。如《芈月传》春申君黄歇与宣太后的恋情故事问题，真实的宣太后至少要比黄歇大20岁左右，黄歇还没出生或者刚出生芈月就远嫁秦国了，二者没有在楚国发生恋情的可能性。如果缺乏对历史的敬畏，历史的科学理性与教育意义悄然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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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对应的是专业历史学者的学术著作这一翼。这些学术著作重视考订，保证了科学与严谨，。但是这种读法离大众的距离很远，可读性较差，令多数人望而生畏。而学校的历史教材由于篇幅等原因限制，仅仅停留在平淡乏味而又单向度普及常识的层面上。譬如，关于秦国崛起，我们的常识是商鞅变法奠定了秦国富强而后统一中国的基础，此外所知甚少。
既然以上历史读法存在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来阅读历史呢？社科院五卷本《中国通史》倡导高端史学大众化的创作理念，集学术性与可读性于一体，一方面注重历史的科学性、真实性，一方面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表达出来。新的体例，新的史料，新的观点，新的评价，填补了通俗历史演义化和历史学术专著艰深难懂的鸿沟，是有效联结大众阅读和学术专著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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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的历史主要记载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十分简略。有关的制度、社会生活等等细节都没有记载下来，而近年来考古资料的大量发现，弥补了这个缺憾。出土的秦国简帛包括当时朝廷及地方的文件、律令、司法文书、簿籍、账册、档案、私人信件等，涉及到当时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交通、文化等各个层面。这些丰富的出土文物为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素材，史学工作者提出了不少的新观点、新课题，补充和订正了以前的一些看法。秦国崛起既有春秋时期秦穆公所奠定的西方大国基础的历史因素，又有商鞅变法进行深层次制度变革的现实因素，和此后秦国历代统治阶级按制度惯性励精图治的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还有同时与西方游牧民族和关东中原文明交往而有利于吸取二者之长的地缘因素，以及“三家分晋”导致阻碍秦国东进的巨大障碍消失的偶然因素，这些因素的合力缔造了秦国崛起的神话。
秦国崛起的首要因素是“人才兴国”。秦国崛起的关键人物首推秦穆公。
秦穆公思贤若渴。《诗经·秦风·晨风》写道: “鴥（yu）彼晨风, 郁彼比林。未见君子, 忧心钦钦”“ 未见君子, 忧心靡乐” “未见君子, 忧心如醉。” 是说秦穆公招揽贤臣, 贤臣纷纷奔来, 就像鸟儿飞入树林一样, 而秦穆公未得贤人的时候, 是那样忧心忡忡, 闷闷不乐, 以至如酒醉似的不安。他突破时代局限，不拘一格发现、使用、爱护人才。西周以来的宗法制度，维护奴隶主贵族政治垄断地位， 在用人方面强调“ 亲亲” 原则，违反这一原则甚至招来杀身之祸。用人要分远近亲属，外人能力再强也要为亲属让路，就像今天的家族企业，外人基本进入不了核心管理层。秦穆公则不然，他在位期间任用的宗族见于记载者只有公子挚等三人， 而任用的外人却有百里奚、蹇叔、由余、丕豹、公子枝、内史廖、隋会、白乙丙、西乞术、孟明视等，这些人中有的来自晋国，有的来自中原其他国家，有的来自西戎。最具传奇色彩的是 ，秦穆公用五匹黑色的公羊皮，从楚国人手中赎回了七十多岁的贤臣百里奚。
秦穆公的成就可视为秦始皇统一大业的基础。在秦国发展史，穆公时代第一次强大，孝公时代第二次强大。没有第一次强大，秦国不能站住脚跟，就没有第二次强大，就没有后来统一中国的前提条件。秦穆公时代，秦国的强势崛起，给秦国留下了丰厚的精神和制度资源。首先，秦穆公面向各国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气魄与胸怀使得引进人才、任用外贤的作法后来成为秦国的传统。其次，秦穆公第一次使秦国强大起来，在我国西部实现了局部统一，并且促进我国西部的民族融合，同时与中原核心地带的交往不曾断绝，融合了东西方文明优势的秦国在战国列国中具有独特的竞争力。一旦大国梦想再次被唤醒，这些积淀将会发生巨大的作用。后来秦孝公的求贤令缅怀秦穆公的伟业，意欲开创一个秦国复兴的新时代即是明证。
秦国崛起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制度创新。真正让秦国走向富强之路的是三百年后的商鞅变法。商鞅入秦，在多次与秦孝公讨论和以后的政治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体系完整、逻辑严密，既充分吸取魏国、赵国、齐国等国的先进经验，又紧密结合秦国国情和当时的国际环境的治国思想体系。制度创新是秦国崛起的重要因素之一。商鞅根据当时秦国的情况，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农耕、军功、法治、集权四大方略，具体而言就是以重农主义为取向的农耕政策，以削弱贵族的平民主义为取向的军功政策，以国家主义为取向的集权政策，以法治主义为取向的以法治国方略。商鞅变法分两个阶段展开，历时十余年。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社会、风俗等方方面面。“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说明了秦孝公与商鞅君臣二人在秦国崛起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高度评价商鞅打击宗法贵族，推广县制，建立官僚制的政策，将其称为“官僚化的革新政策”。认为这是秦国国力日强，并最终打败群雄，建立中华一统帝国的根本原因。
第三个重要因素是秦国的技术强国战略。秦人在水利经营、动力革命、交通建设和机械发明方面体现的技术追求，实现了国家综合实力的上升，成为在军事竞争中势不可当的显著优势，成为兼并六国、实现统一的重要条件。郑国渠、都江堰和灵渠；对蜀道的经营，对驰道和直道建设；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多出弩机，东方六国以“千钧之弩”“三军强弩”形容秦兵锋之凌厉，秦兵器中有所谓“连弩”，秦始皇还曾使用这种“连弩”射海中“巨鱼”。
秦人的精神气质中，积极进取表现得非常突出，这集中表现在秦始皇的海洋意识中。秦始皇是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探索海洋和挑战海洋意识的皇帝，表现出对海洋的占有和控制的海洋政治观。正是秦始皇的海洋意识才使秦朝这个内陆发展起来的国家，迅速成为一个包括着渤海、东海和南海的中央集权之中华大国。可以说，将海洋作为陆地的延伸和“天下”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建构海陆文明一体中华大国的基本范型，在秦朝已经确立了其发展的基盘。
历史是民族的记忆，不能忘却，它的真正价值在于当下和未来。回顾这段秦国崛起的历史，秦国的人才兴国、制度立国、技术强国、依托地缘优势不断开拓进取的精神风貌等，这些影响秦国崛起的基本因子，对于当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