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十里，春草碧色，春水碧波。值此2017年第七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如火如荼展开之际，中国社科院撰《中国通史》分享会在风光旖旎的朝阳公园举行。《中国通史》作者之一、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百家讲坛节目嘉宾陈时龙，与本书责任编辑、社科院历史学博士杜晓宇就《中国通史》第五卷郑和下西洋专题做主题为“明朝大航海时代的开创与终结”的分享会。

　　600年前郑和下西洋开创的明代大航海时代的开启和终结是中国海洋文明发展历史上的分水岭，它对后来中华民族历史轨迹的演进产生了重大影响。分享会上，两位嘉宾透过郑和下西洋历史大事件，勾勒出当时中国人的天下格局和文化理念。
　　郑和下西洋发生在明朝成祖永乐三年至明宣宗宣德七年(1405-1432年)。此一事件全由明成祖发起和推动，宣宗不过“承其余绪”而已。宣德以后，郑和下西洋戛然停止。因此，要探究郑和下西洋发生的动因，不仅需要将其置于大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也需要将其置于明成祖的雄才大略的全盘中去考察。明成祖朱棣似乎是一个天生喜欢宏大计划的人。他编纂了中国古代最大部头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还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宫殿群紫禁城。郑和下西洋，应该是他宏大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当然，对于郑和下西洋，人们有更直接的解释。人们说，朱棣派遣亲信宦官郑和多次远下西洋，真实的动机是要到海外寻找建文帝。《明史·郑和传》似乎相信这种说法，说：“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不过，《明史》的纂修者并没有完全局限于这样一种解释，还添了一句：“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佩琦表示：我们怎么理解“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呢？明成祖交给郑和一封敕书，敕书中说，要把我的意图向普天下讲清楚。我的意图是：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照临、霜露所濡之处，人民老幼皆欲使其遂其生业。这是一个伟大的抱负，他想让普天下所有的人都过上好日子。郑和下西洋是明成祖雄才大略的一部分。朱棣希望做一个儒家学说理想中的“天下共主”，要以北京为中心在全天下推行“天朝礼制体系”，建立一个儒家理想的天下格局。明成祖所要建立的天下秩序，是当时历史的产物。他的思想观念无法超出历史的限制。我们不能用今天普遍承认的国家关系准则去要求他。也就是说，他的观念与当今世界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观念立意是不同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明朝以其力量所及，为维护和平秩序，为保护商路通畅，为各国之间的和平交往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明朝不掠夺别国财物，不侵占别国领土，坚持厚往薄来，这不仅使我们看到一个泱泱大国的风采，也使我们不能不赞叹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
　　郑和下西洋体现了中国自古以来与周边国家交往的和平理念。郑和下西洋那段辉煌历史已经过去600年了，但在今天，打破世界航海史上的西方中心观，充分肯定郑和下西洋的伟大意义，还是十分必要的。明成祖所推动的大航海，完全区别于西方航海家所承载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理念。郑和的出使，坚持厚往薄来的原则，没有掠夺别人的财富，没有占领别人的土地，秉承的是“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理念。
　　1905 年，梁启超先生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盛赞郑和是与哥伦布、达 · 伽马并时而兴的“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李约瑟曾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感叹说：“明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探险时代。”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说，郑和的船队“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所到之地的统治者都对之肃然起敬。如果坚持下去的话，中国人的力量能够使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文明世界的‘中央之国’”。大航海的停止，像它的开始一样突然。郑和逝去以后，由于文官们的强烈反对以及宣德皇帝逝世，整个明朝帝国对于海洋的热情迅速消退，远航的计划从此被取消了。从这个节点来看，郑和的去世标志着明初大航海时代的结束。
　　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说，郑和远航停止以后，有着许多优点的“中国帆船”，从此“只开往日本，朝南从不超过北部湾”。而且明朝政府禁止民间使用二桅以上的大船。明朝政府在向海洋迈出一大步后，退了回来。随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人在15、16 世纪到达美洲和亚洲，东西方的经济圈就此接轨，一个全球化的贸易时代即将来临，世界历史进入普遍联系和大变迁的特殊时期。中国主动退出大航海的历史舞台和欧洲人在不久后所主导的一系列航海探险擦肩而过，在这一历史交汇点双方按照自身历史原有的逻辑形成了一种“剪刀差“——西方主动选择驱动型的全球化和中国消极涉入的全球化导致二者之间的差距愈来愈大。不过，欧洲人在这一时期所主导的一系列变化并没有立即笼罩世界历史全部进程，中国并不是唯一没有及时调整推演方向的国家，同时，没有任何东西证明，这种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特定时代发生的被动性，是永远不能改变的。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今天中西发展的差距归因于明朝大航海时代的终结。但其作为中国历史的重要节点，我们必须在这里驻足、沉思。
　　郑和下西洋的惊世之举及其蕴含的明初对外政策的巨大成功有三个特点: 一是建立了以王道和公平为核心价值的中华文明统治秩序；二是输出文明而不占有他国领土；三是以强盛国力和军事实力为对外政策提供坚强后盾。这应成为当今中国和平崛起参与全球治理的范式。

卜宪群 总撰稿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撰稿
华夏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联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