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李佩甫发表了长篇小说《羊的门》。
　　小说发表后，在批评界引起了巨大反响。这是一部充满了内在文学力量的作品，它对重构之后的包括中原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作出了反思，对当下中国社会和世道人心表达了深切关注和冷峻的透视，它是乡土中国政治文化的生动的历史画卷。呼家堡独特的生活形式和一体化性质的秩序，使呼家堡成了当下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一块“飞地”，它既实现了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文明的转化，使农民过上了均等富庶的生活，又严格区别于具有支配性和引导性的红尘滚滚的都市文明。它是一片“净土”，是尚未遭到现代文明污染的“世外桃源”。从消灭剥削、不平等的物质形式来说，那里已经完成了解放的政治；但从权力与资源分配的差异性来说，从参与机会与民主的状况来说，又没有从传统和习俗的僵化生活中解脱出来。它是现代的，又是传统的；它的井然有序是文明的，而那里只有一个头脑，表明了它又是前现代的。呼家堡就是这样一个复杂、奇特的不明之物，它是传统和社会生活遭遇了现代性冲撞与调和之后所诞生的具有时代特色的中国当代社会生活场景的缩影。而它的非寓言性，又明显地传达出了作者对当下中国社会生活的某种洞察与解说。
　　呼家堡的主人呼天成，是一个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神秘人物，是一个大隐于野又呼风唤雨式的人物。在社会生活结构中，他公开和合法性身份是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的负责人，而他的作用又很像旧中国的“乡绅”，他是呼家堡联系外部世界和地方统治的桥梁，呼家堡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但他又不是个“乡绅”，他是呼家堡的“主”，是合法化的当家人，是这块土地不能或缺的脊梁和灵魂，他建立起来的权威为呼家堡的民众深深折服，他对秩序和理性的尊崇，使他个人的统治绝对容不下质疑与忤逆。呼家堡的生活方式是呼天成缔造的，在缔造这一特定生活方式的同时，呼天成也完成了个人人性的塑造。李佩甫呕心沥血地地完成了这个既有中国传统又有现代文明特征的复杂的中原农民形象的雕凿与锻铸，是《羊的门》取得的最大成就。
　　当我们面对呼天成的时候，我们不仅经历了巨大的心灵震憾，同时我们发现，过去一直相持不下地争论着的某些宏大命题，比如传统文化、农民文化、现代文化等等，竟是那样的苍白，或者说，简单地弘扬一或简单地批判一种文化，突然显得那么的没有意义。在已然发生了爆炸性裂变的非常复杂的当代社会生活中，任何一种“传统的”文化都不得不面临痛苦与艰难的分解与重构，我们也就必然敏锐、深刻而具体地感知着某种文化的变化和全部复杂性。因此，如果仅仅面对诸如“传统文化”、“农民文化”这些“传统的”概念时，我们已经无法确知究竟是应该弘扬它还是批判它……
事实上，呼天成就是多种文化交互影响、特别是政治文化影响的产物，因此他是一个矛盾的复杂体。传统文化在民间有隐形的流传，它不是系统的理论，它是在生活方式和人们的心理结构中得以表达的，其中必然的具有核心意义的实用理性、随机应变等文化品格，在民间如影随形，呼天成的性格基调就是由这种文化品格培育出来的。它的土壤就是中原文化中盲从、愚味、依附、从势以及对私有利益的倚重。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相当程度地代表了中国农民文化最核心的部分。小说中的呼家王朝，正是建立在这样的文化基础上的，它通过小说中一系列连贯而生动的生活场景的描摹，充分表现了这个基础的深刻、厚重和难以逆转，展现了坚牢与时间与恒久是如何造就了这一难以撼动的根基。《羊的门》中有个经典场景，那就是一个“贼”字，对几百口人产生了莫大的震慑：

　　一个“贼”字使他们的面部全部颤动起来，一个“贼”字使他们的眼睛里全都蒙上了一层畏惧，一个“贼”字使他们的头像大麦一样一个个勾下去了，一个“贼”字就使他们互相偷眼望去，相互之间也突然产生了防范。那一层一层、看上去很坚硬的人脸，在一刹那间碎了，碎成了一种很散很无力的东西……

　　这个场景启示了呼天成，他对书上说的“人民”有了新的理解，也启发了他统治呼家堡的策略，通过向孙布袋“借脸”、开“斗私”大会让妇女“举手”等政治行为，呼家堡民众的尊严感、自主性、自信心就完全被剥夺了，呼天成不容挑战的权威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来。在呼天成那里，他拥有的权力使他可以视统治对象为“贱民”，他在权力和“贱民”的镜像关系中获得了统治的自信。这种权力意志，使他难以走向以民主为表征的现代而只能止步于遥远的乡村文化传统。值得注意的是，呼天成不是我们在一些作品中常见的腐败的村干部，也不是横行乡里的恶霸，而恰恰是一个修身克己、以身作则的形象。他不仅在欲望无边的时代将激情逐出了“私化”的领域，以自我阉割和超凡的毅力克制了他对秀丫的占有，而且，即便是他的亲娘，也不能改变他对“地下新村”的统一安排，一个命定的数字就是他亲娘的归宿。究竟是什么塑造了呼天成的“金刚不坏之身”？或者说，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呼天成“公”的观念、集体信仰和他的道德形象，以及民众对他的信任抑或恐惧？
　　呼天成的复杂性，还在于他并不是一个旧式的农民英雄，他对现代的官场交易、生活政治驾轻就熟。“生活政治”是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提出的概念，他解释说：“生活政治便是生活方式的政治”，“个体必须要以一种合理而又连贯的方式，把对未来的设想与过去的经验联结起来，以便能够促使把被传递的经验的差异性中所产生的信息与当地性的生活整合起来。”呼天成做到了这一点。他多年培育起来的“人场”，遍布社会生活的结构中，从京城到地方，这些隐形的巨大资源使他拥有了神秘又神奇的力量，使他成为中原不可破解的伟大神话。他一个电话就可以改变市委常委的决定，使呼国庆转危为安；他调动了省报、银行、组织部门多方面的力量，又可以使呼国庆死而复生重归乡里……我们没有必要向现实生活寻找原型，李佩甫充分地向读者展示了他不同凡响的想象力，作为艺术形象，呼天成这个中原神秘有力的人物，是作者在世纪的黄昏向世人贡献的一个杰作。
　　还可以谈论的，是李佩甫对几个不同的女性形象的塑造。我不知道女性主义者如何评价秀丫、谢丽娟和“纸糊桥”。在我看来，这三个女性是不同的悲剧形象。在《羊的门》中，他们不仅是弱势性别，同时也构成了情感与理性冲突一个方面。在呼天成、呼国庆看来，他们与女性的关系总是难脱对“值不值”的考量，在权力与情感的矛盾中，他们最后选择的还是前者，而这三位女性，则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这已不可调和的对立与冲突，无可逆转地达成了女性的悲剧。这一命运隐含了作者对女性的想象和理解，或者说，在向现代文明转化的过程中，女性解放的道路还很漫长……
呼天成的王朝在《羊的门》的结尾处即将终结，但生活的不确定性并没有结束，我们不知道呼家堡的未来， 也不知道呼家堡的民众因呼天成的“三长两短”是否还忧心忡忡，呼国庆和谢丽娟的去留未定……生活在不确定性中延宕，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怅然若失中与呼家堡人道别，而且，也只能如此了……

孟繁华（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