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年—1778年），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新爱洛伊丝》、《植物学通信》等。
三百年来，世人如一群群教育失败的爱弥儿，任性地在你身上寻找自己的影子，只承认关乎自身软肋的局部，而排斥你执意展现的整体，那布满出口和伤口的人类文明全景。在你之后，哲人如何直面城邦？
你是谁，让-雅克·卢梭？
与你同时代的敌人和朋友渐渐远去，比你更晚的批评者和追捧者也逐次暗淡。只有你从不过时。三百年后，世人依然纪念你的诞辰，在欢庆中带着些许困惑。你究竟是谁？你给文明人类的历史和当下带来了什么？每个人心中自有答案，但没有人能给出定论。
你的文字中包含太多可疑。你使用曲折求全的繁复长句，带着拉丁演说家的雄辩气势，尽管你本人没有公开言说的天分。你显然知道自己要说什么，却从不会在一部作品中完整地呈现出来。你在文本中刻意留下矛盾和线索，又一如既往地强调自己的真诚。你是个精明的作者。你的读者必须同样精明，否则很容易误解你。
人如其文。你的人生也和你的思想一样错综复杂，如同阿里阿德涅在迷宫里的线团，太难理清。你自称真理的友人，舍身也要为真理。你确乎呈现出了真理的诸种可能的面貌。细心地领悟你，确乎让人的心变得健康和坚韧。但你这般意味深长的努力曾经给你本人带去多少折磨，几个世纪以来也就给世人带来多少分歧和疼痛。
三百年前，你出生于日内瓦城邦。你最初的记忆与读书有关。你从做牧师的外祖父的藏书中认识了古代世界。你很小就把自己比作罗马人和雅典人。普鲁塔克成了你一生心爱的作者。
十岁那年，父亲因为一场纠纷被迫离开日内瓦，在异乡度过余生。他选择流亡，而不肯失掉荣誉和尊严，这一酷似古代英雄的行为在你小小心灵中烙了印。你被送到朗拜尔西埃牧师家中寄宿。两年的乡村生活，你学习圣经和拉丁文，还初识到自然的奥秘。但你很快被送去当学徒，很快染上种种恶习，把童年的一切光华都磨光了。你忘了古典文学和历史，甚至不记得世上有过罗马人。
十六岁的某个星期日，你出游晚归，日内瓦的城门关了。你在城外悲痛万分，倒地不起，决定就此离开故乡。你当时太年轻，并不知道这就是生离死别。从此还乡也难，从此就是奥德赛。
你在流浪的路上遇见华伦夫人。你唤她“妈妈”。她让你品尝爱情的滋味，并且改信天主教。你有过几次短暂的游历，第一次去了巴黎。你写出最初的戏剧和诗文，发现当不了神父，决心献身音乐。你不时变换计划，在幸福的懵懂之中消磨时光。在华伦夫人的果园中，你大量阅读奥拉托利会和波尔-罗雅尔修道院出版的著作，又重新研究拉丁文，几乎把维吉尔的诗的音律摸透了。你仿效古人的阅读法，并不拘泥现代学科划分的思维规范。你创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学方案，深谙融贯的精义。
三十岁时，你只身去了巴黎。你和其他外省青年一样梦想在这座大城市出人头地，随身带的本钱包括一套新发明的记谱法、一个剧本《纳喀索斯，或自恋的情人》和十五个金路易。你的音乐改革计划没有取得反响。不久你出发去了威尼斯，担任大使蒙太居的秘书。这趟差你只干了一年多，很快就与大使闹翻。在威尼斯，你开始关注和思考政制问题。你还发现了意大利音乐和歌剧。倘若没有意大利巴洛克艺术，浪漫主义也许会以别样的方式在你身上萌芽，而政治哲学呢？
回到巴黎，你遇见洗衣女戴莱丝。她与那些时髦的沙龙女太太迥然不同。你发誓永不抛弃她，而她也一生追随你。你们有过五个孩子，一出生就送入弃婴堂，下落不明。这个丑闻令你在世时饱受谴责，就算你满怀温存地写下了《爱弥儿》，或《论教育》，迄今人们依然不能原谅你。
你结识了狄德罗。你们的年纪处境相当，很快建立了友谊。当时狄德罗和达朗贝尔刚刚着手编《百科全书》。1749年的夏天异常炎热。狄德罗因《论盲人书简》入狱。你在去看他的路上无意中读到第戎科学院的征文题目。你的人生在那一刻被彻底改变了。事后你声称在那闪电般的瞬间遭遇了另一个世界，变成了另一个人。那年你三十七岁，早过了而立之年，几近不惑。
《论科学与艺术》获奖了。你一夜成名。你在文中开宗明义，指出复兴科学和文艺会败坏道德风尚。你声明不是要攻击科学和文艺，而是要捍卫德性，但崇尚进步的哲学家和文艺家岂能罢休？你不觉中处于一场争论的中心。有人把这场争论归为“古今之争”的一方战场。你原本站在今人的立场，却偏偏维护古人的见识。你的敌人们嘲弄你既公开反对哲学和文艺，又公开发表论著、小说和戏剧——《乡村巫师》甚而被搬到宫中为法王献演，你可成了风头人物！大器晚成，你却从一开始就不被理解。多年以后，你满怀苦涩地回忆起这无可挽回的宿命：“某个可悲的科学院征文题目无意中鼓动了我，把我抛向我天生不适合干的行当……”（《致博蒙书》）
你一当上作家就被迫陷入为自己申辩的境况。你有两个身份，哲人和公民。你常署名“日内瓦公民”。你在年少时离开了你的城邦，但它始终是故乡，是这两种身份的根据。当你以“日内瓦公民”之名发表《论科学与艺术》、《论不平等》、《致达朗贝尔论戏剧的信》、《社会契约论》和《致博蒙书》等要著时，你确乎在履行一个城邦公民的义务。
你决意言行一致，拒绝随名声而来的地位和利益，放弃了年金，以抄写乐谱为生。在那个奢华成风的年代，你独以清贫自居。你让人想起中世纪圣徒方济各，但丁在《神曲》中赞美这位意大利同乡“与基督的孀妇贫乏的联姻”（《天堂篇》，11）。但你得到的更多是冷嘲与热讽。
巴黎越来越令你无法忍受。你离开了这座虚妄的都市，先住入隐庐，随后迁居蒙莫朗西。六年间，你在乡间过着自然的生活。从你笔下也涌现出一个个“自然人”，朱丽、圣普乐、沃尔玛、爱弥儿、苏菲。
你在这个时期陆续写下最重要的几部作品，与启蒙哲学家渐行渐远。
你没有忘记故乡。日内瓦在你的别处，逐渐成就为理想城邦。在《论不平等》献词中，你称颂日内瓦堪与古代城邦相媲美。在你离开巴黎前一年，伏尔泰定居日内瓦，在费尔奈办剧院，组织戏剧公演，吸引了日内瓦上流社会和众多智识人。伏尔泰一生自诩为发扬光大哲学而奋斗，启蒙精神在侨居的他乡生根，令他欣慰不已，却令你忧心忡忡。等到达朗贝尔在《百科全书》的“日内瓦”词条中提议在你的故乡修建剧院，你发表了《论戏剧的信》，作为公民和哲人应行的抗议。
1762年，你五十岁，决心搁笔。多年来，你选择远离城邦的生活方式，你始终在城外守望心爱的故乡。作为对城邦的献礼，你以哲人身份写下《爱弥儿》，以公民身份写下《社会契约论》。你提醒说要把这两部著作放在一起读，里头凝聚着你对城邦与个人的命运的诸种关怀。你逐步而有序地搭建了自己的写作框架。你以全部著述涵盖文明人类的种种基本假设，并尝试了各种创作领域，文论、戏剧、诗歌、小说，乃至辞典词条。你从前为了同类人的利益而写作，从此只求在隐退中平安老死。
但这一年注定是你的劫难年。索邦神学院公开谴责《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巴黎和日内瓦等地先后查禁这两部著作，巴黎法院还签发逮捕作者本人的命令。6月9日凌晨两点，你被从床上叫起，连夜逃亡。瑞士、伊弗东、莫蒂埃。在逃亡路上，你想起旧约《士师记》最后三章的悲惨故事，写下了《以法莲的利未人》。你改回了新教信仰。
禁书不久，你很快针对巴黎方面写出《致博蒙书》，反驳巴黎大主教博蒙的《主教训喻》。但在面对日内瓦方面的禁令时，你有意保持沉默。你不愿因个人事务“扰乱公众的安宁或更改国家的政制”。作为日内瓦公民，你有义务履行公民誓言，“永不插手祖国的内乱，情愿让侮辱继续下去”。但你期待日内瓦的同胞们有所作为。因为，小议会的做法背离了国家正义，也践踏了日内瓦人的权利和荣誉。这不再只是个人事务，而是关乎所有人的城邦事务。日内瓦人没有作为。失望之余，你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宣布放弃公民资格。
在写给日内瓦人的《山中书简》篇末，你正式与城邦诀别：“我尽到我对祖国的最后一份义务。现在，我向所有住在那里的人们道别；他们再也不能伤害我，我也不能再为他们造福。”在三十五年的异乡漂泊之后，你失去了城邦，也失去了与之相连的双重身份。
面对哲学与城邦的张力，你信守古人的姿态。你与启蒙哲学家格格不入，胆敢质疑进步的理念。但最终，你似乎没能实现哲人在城邦安身立命的古老理想。你面临和苏格拉底一色一样的命运。你的城邦审判了你。就连罪名也几乎一样。亵渎宗教，败坏青年。这不是偶然。
但苏格拉底比你幸运。他能够选择为城邦饮下鸩酒。情愿赴死，不与城邦决裂。无论公民还是哲人，这都是终极的选择。而你选择了决裂。这似乎是你对城邦的最后一个贡献。自此，你提供了哲人面对城邦的新范例。看起来是一个相当失败的例子。
在那以后，你去过英国，又回到法国。你在五十六岁与戴莱丝正式完婚。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间，你连续写下《忏悔录》、《对话：卢梭审判让-雅克》和《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思》。表面看来，你照旧在为自我申辩，态度愈加明晰和迫切。但你不再为当世写作了。你在为后世写作中竭力圆一个梦，一个失败的还乡梦。
除少数例外，苏格拉底一生几乎没有走出过雅典城墙。但有一天，斐德若对他说：“你像个让人引导的异乡人，而不像是本地人”。这句无心的话道破了哲人的秘密。苏格拉底在自己的城邦中度过了流放的一生。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才得以还乡。你很明白苏格拉底赴死的意义。你说过：“倘若不是这轻易的死给他的一生带来荣誉，我们大可怀疑，苏格拉底再怎么睿智也终究只是一个智术师”（《爱弥儿》）。哲人的还乡与赴死，使他有资格比拟骑驴进入耶路撒冷的耶稣。
但你，让-雅克·卢梭，你的失败的还乡带给我们什么启示？历尽沧桑的奥德修斯回到故乡伊塔卡，却没有认出来，把故乡看成了他乡。你站在某个严峻的历史关口，不得不与伊塔卡彻底决裂。你告诉我们，伊塔卡再也回不去，伊塔卡不再是故乡。你力挽现代性的狂澜，反倒大大推动了现代性的进程。你为人类处境预设了种种可能性的出口，但从某种程度而言，每个出口也即一道疼痛的伤口。三百年来，世人如一群群教育失败的爱弥儿，任性地在你身上寻找自己的影子，只承认关乎自身软肋的局部，而排斥你执意展现的整体，那布满出口和伤口的人类文明全景。在你之后，哲人如何直面城邦？智识人如何在启蒙后的现代社会作为？如何以现代的社会契约理想消解柏拉图的古老怪兽噩梦？面对这些难题，世人一如既往地不知所措，在困惑和羞辱中不知不觉化身为一种种卢梭主义者，在一轮轮的喧嚣与骚动中彼此敌对。
你是谁，让-雅克·卢梭？三百年后，你揭示的混乱已然渗透我们的日常。三百年后，我们以特别的方式纪念你。尴尬的，却多么合宜和亲爱。我们就像悲惨世界中的流浪孩子，一声声地喊，语气渐失雨果的刚强：这是你的错，全是你的错……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吴雅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