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通篇“只谈宗教不谈政治”的书信，事实上通篇在谈论政治德性问题，并且时时暗示，即便在一个迫害年代里，只谈宗教不谈政治也是不可能的。
启蒙年代的卢梭采取力挽历史狂澜的“反启蒙”姿态，这似乎也就是任何年代的哲人在自己所处的城邦所能采取的唯一姿态。这个姿态很难为人所理解，甚至很难为原本对卢梭有好感的人所理解。迫害因而是哲人的天命。
1762年，卢梭的《爱弥儿》在巴黎被禁。
启蒙时代，作家被禁堪称家常便饭。孟德斯鸠写《论法的精神》，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编《百科全书》，爱尔维修写《精神论》，谁也没能避开查禁的命运。更不用说伏尔泰，他的大部分作品都被禁了。彼时在法兰西境内出版和发行图书必须有国王的正式批文，好些作者只能匿名出版。但为此坐牢的人不在少数，狄德罗和伏尔泰不说，更有赫赫有名的萨德侯爵。
卢梭因为逃得及时，只是被烧了书。平心而论，遭遇不算最坏。但他心里的“阴影”似乎比谁都深。他在禁书之后的写作总带有被迫害的笔调。随着《忏悔录》的问世，也许还要算上《对话：卢梭审判让－雅克》和《孤独漫步者的遐思》，一个神话俨然成形。在迫害中舍身为真理的写作者卢梭成功地在后世读者的心中烙了印。
这个神话由卢梭本人一手成就，而《致博蒙书》正是缔造神话的开端。
卢梭写成并出版这封几千言的长信，历时半年。1762年8 月20日，巴黎大主教博蒙就禁书写《主教训谕》，一周后正式发表。9月26 日，卢梭在莫蒂埃收到样本。十月初开始回信。隔年1月1日，信被寄往阿姆斯特丹，给书商曼·雷。彼时欧洲的禁书多在荷
兰印刷。同年三月，《致博蒙书》问世。即便按今天的学术出版标准看，这也是相当惊人的速度了。
那年夏天，卢梭经历了“生命中最严峻的时刻”。6月8日半夜，他从床上被叫醒，得知巴黎法院即将逮捕他。第二天，他匆忙逃离蒙莫朗西，在路上与法院的马车擦肩而过。他还没走出法国边境，巴黎法院的台阶前已起了一把火，将《爱弥儿》当众烧了。在伯尔尼的伊弗东，他听说日内瓦待他并不好过巴黎。他的同胞们不只查禁《爱弥儿》，还有《社会契约论》，并且宣布他一回国即刻逮捕。这件事对他的震动，后来要花更长的时间才化解。他不及安顿，伯尔尼政府很快就下了驱逐令，欧洲各地亦纷纷响应。7月10日，他总算在纳沙泰尔的莫蒂埃觅得一处避难所。
夏天是残酷的季节。秋天却没有好过些。在颠沛流离中，他苦于偌大的欧洲没有容身之地，来不及想太多。等到渐渐安定下来，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处境。他所遭遇的声讨和制裁同时来自天主教的巴黎和新教的日内瓦、来自宗教界和反宗教的启蒙哲学家圈子、来自政府和教会。多么古怪！这些原本相互敌对的势力前所未有地团结起来，只为了对付他，一个钟表匠的儿子！
迫害的念头一经产生，纠缠不去。在《致博蒙书》的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情感和说理，全以迫害为基调。
这封长信就像一出戏剧。主角是卢梭本人。他本色扮演了一个不幸受迫害的作家。他的出场自述相当有名，历来为评家争相援引。他哀叹自己被诅咒的命运，自称本不是作家的料，却偏偏当了作家。他早年“在一种幸福的懵懂之中度日，丝毫没想过摆脱这种状态”，直到第戎科学院发出那道“可悲”的征文题目改变了他的命运，令他不情愿地入了这个“天生不适合干的行当”（927），从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比较卢梭草稿中的说法，我们不难看到一丝有趣的差别：
我在年轻时代保持沉默，我没有因为渴望声名而丧失本性。我若生来有几分才华，也不急于展现；我等到自己心智成熟，我的思考令我可以很好地运用自己的才华。我在自认为找到运用的方法时才开腔说话……
最终定稿删去了这一段。显然，无奈入行的作家比冷静出手的作家更接近受迫害者的形象。怀疑卢梭的写作真诚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只是不难分辨，在演员卢梭之外，还有导演卢梭，他们对迫害的用意有所不同。
主角讲罢自己的遭遇，配角登场了（933）。巴黎大主教博蒙是这出戏的第二号人物。他是封杀卢梭的人，迫害的化身。卢梭通过援引《主教训谕》与他展开对话。整个对话内容不外是反驳对方和自我申辩。在开篇题词中，卢梭自比奥古斯丁，而把博蒙比作迦太基的论辩对手帕桑提乌斯（Pascentius）。后者和博蒙一样出身显赫，却是个阿里乌斯派信徒，据说论辩不守规矩，过后还自诩胜了奥古斯丁。把堂堂巴黎大主教比做异端分子，卢梭的语气很不客气。但这还只是隐喻。我们看看他一开场就说了什么：
大人，为什么我有些话非得对您说呢？我们能有什么共同语言，我们如何能听懂彼此的话，您与我又有何干呢？但我不得不回应您，您本人迫使我这么做。您若只抨击我的书，我会随您说去，但您还抨击我的人身。而且，您在人群中的威望越强大，我越不能在您试图破坏我名誉时姑息沉默。（927）
多么骄傲的口吻！卢梭不指望说服博蒙。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一个人自称基督徒，却公开否认原罪说（936起）、创世说（956起）、质疑启示宗教和神迹（963起）、反对教会权威（1000），在任何教会领袖的眼里，只能是亵渎宗教，只能是势不两立。演员卢梭尚在竭力申辩，导演卢梭早已心知肚明。
……
卢梭因此对博蒙使用了一种大多数人都能听懂的语言。他的论战方法也挺老实，就是依次援引《主教训谕》的观点，一条条予以反驳。表面看来，这是一封论宗教的书信。两个持不同宗教意见的人之间的论辩，或者说一个新教徒对天主教会的大主教的反驳———但多么耐人寻味，卢梭反驳博蒙，引用的却是某个天主教的《萨瓦代理本堂神父的信仰自白》！
这还是一封避谈政治的书信。“唯一没有谈到的一点与论政府有关，我很愿意手下留情。”（１００２）整封书信只字不提政治。草稿中原有三段文字（１０，１１，１２）长篇谈及政治话题，定稿时也被细心删除了。全书只有一处出现政治话题，却是作为一种假定，目的是阐释教育问题（９４１ －９４２）。但单单一处隐微的暗示就足以发人深思。
卢梭假定，有人前来警醒世人，人们费心寻求好政府以解决社会弊端，殊不知政府就是社会弊端的起源。这一段谈论什么才是最合乎道德的教育，这个假定似乎在暗示，教会试图解决青年教育的弊端，殊不知教育的弊端就在教会本身。在短短几行文字里，卢梭连写两次“但问题不在这里”（９４２），相当让人在意。问题不在教育，或问题不在宗教？问题不在卢梭与博蒙的貌似激烈的论战，还是问题不在迫害？归根到底，问题又在哪里？
无论如何，久经沙场的卢梭深谙论战技巧。反驳博蒙实在是驾轻就熟的事儿。他一边不住强调对主教的敬重，一边毫不客气。
这个苦心经营的受迫害者形象自然不是给博蒙看，那么是给谁看呢？
至此，我们还没提到歌队的存在。它是使这封书信成就为一场真正意义的戏剧的根本因素。卢梭就像尼采说的把观众带上了舞台。庞大而混杂的歌队。里头有少量的朋友和大量的敌人，更有各色潜在的读者。鉴于卢梭不只为同时代的人写作，他在文中常常提到未来的读者，我们不妨斗胆想象自己站在歌队的最边缘，睁着一双愚钝的眼，竭力想看清舞台上的动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是一出悲剧。它讲述一起不合常理的封杀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