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的教育——从西塞罗到昆体良》是一部讲述古罗马的文教理念和形式的著作。古罗马的文教理念和形式基本上由两个人奠定：共和制晚期的西塞罗和帝国初期的昆体良，因而，本书副标题就是“从西塞罗到昆体良”。同时，作者对西塞罗之前的早期罗马的传统和新希腊—罗马的文教亦有颇为精审的描述。
　　当今学校的三级教育建制和班级制度，从根本上来说发源于古罗马。葛怀恩（AubreyGwynn）这本《古罗马的教育》为我们窥察古罗马文教的历史发展提供了方便之门，有利于我们熟悉西方的古典文教理念和形式。
　　《古罗马的教育》全书章节划分颇详，行文简要却面面俱到。全书大致按时间顺序论述，分为四个部分：西塞罗之前的罗马文教状况、西塞罗的“人文”教育理念、西塞罗之后至昆体良之前的新变化、昆体良的古典文教理念。

　　当今大学、中学、小学的三级教育建制和班级制度，从根本上来说发源于古罗马，而古罗马的教育则通过接续和改造古希腊的教育理念和形式而来。
　　古罗马的文教理念和形式基本上由两个人奠定：共和制晚期的西塞罗和帝国初期的昆体良。
　　通识教育的目的并非把一种专家的知识细节给予每个学生，而是使学生掌握这类一般的原则，以便有助于学生日后恰当地使用已获得的知识。正如西塞罗在《论演说家》中所说的：成为任何一种“艺”的分支方面的专家是一回事，清楚地懂得生活的一般目的是另一回事。

　　　　　　　　　　　　　　　　　　　　　　　　　前　言
　　　　　　　　　　　　　　　　　　　　　　　　中译本前言
　　百余年前，晚清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侵凌和压迫，洋务派主要抓住军事与教育而展开改革。估计当时的改革者尚懂得，“外治武备”固然涉及一个政治共同体的生死存亡，“内修文德”则涉及一个政治共同体基本品质的优劣。百余年后的今天，新中国的军备力量已然取得长足的进展，但文教建设是否足以担当泱泱华夏长治久安的纲纪？“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吴子图国》）。废除科举制度后，无论民国抑或新中国的文教建设，大体上以西方现代启蒙教育的理念和建制为楷模，甚少深入了解西方文教理念的根本源头——古希腊－罗马文教。譬如，当今大学、中学、小学的三级教育建制和班级制度，从根本上来说发源于古罗马，而古罗马则通过接续和改造古希腊的教育理念和形式而来。倘若不熟悉西方的古典文教理念和形式，我们对西方现代政教体制的追慕和借鉴不免会流于表面。就此而言，葛怀恩（Aubrey Gwynn）这本已问世近九十年的小书仍然值得引介。
　　全书章节划分颇详，行文简要而不失面面俱到，为我们窥察古罗马文教的历史发展提供了方便之门。可以说，古罗马的文教理念和形式基本上由两个人奠定：共和制晚期的西塞罗和帝国初期的昆体良，因而，副标题“从西塞罗到昆体良”也就显得自然而然了。虽如此，但作者对西塞罗之前的早期罗马的传统和新希腊－罗马的文教亦有颇为精审的描述。全书大致按时间顺序论述，可分为甚是平均的四个部分，各占六十页左右的篇幅：西塞罗之前的罗马文教状况，西塞罗的“人文”教育理念、西塞罗之后至昆体良之前的新变化，昆体良的古典文教理念。结语占十页。
　　关于早期罗马的教育状况，我们所知甚少。不过，当时的一切社会生活都以家庭为中心，特别是围绕父亲的权力（patria potestas）转动。因此，当时的教育就是以父权为中心的家庭根据祖传习俗抚养孩子的一种方式，小孩“从父亲身上学习和看到的是罗马传统活生生的代表、罗马权威的典型体现”（页15）。通常，父亲的职责不外乎教会给儿子日常生活所需的基本知识：家务和农务管理，熟诵各种宗教仪式。唯一具有正式学习性质的便是背记十二铜表法和应用罗马的十二进制进行简单的算术运算。罗马人并不看重智识造诣的发展，而是依靠艰苦朴素、节俭勤勉的祖传德性伦理，形塑“一种自制和恭顺孝敬的精神”。数百年来保守的习俗风气足以抵制新奇的尝试（页24）。
　　与早期罗马人的世代祖传式教育不同，希腊人把παιδεα（教育）普遍看成一门技艺。拉丁语educare的原意并不等于希腊人的教育，而是指小孩应该像老一辈那样被父亲抚养长大。“一方的教育几乎完全取决于传统、榜样以及家庭生活的潜移默化之功，另一方却是系统的训练，这门技艺接着那门技艺，最后，强迫孩子顺服城邦的法律，孩子的心智教育和道德教育才宣告完满”（页26）。正因为两者差异如此之大，所以，希腊文化与罗马传统的遭逢注定是一种“文”与“质”之间的交锋和互融。早期的罗马人朴素、诚实、勇猛、粗犷，挫败迦太基和征服希腊之后，他们必须考虑如何面对希腊光辉灿烂的文化。
　　自从第一代希腊教师来到罗马公开授课，罗马的教育状况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第一位用拉丁文写作的希腊人安德罗尼库斯（Livius Andronicus）翻译了《奥德赛》，用更为文学的拉丁语文本取代十二铜表法；意大利出身的恩尼乌斯（Ennius）在罗马开设希腊和拉丁文学的课程，“有意为罗马社会的希腊化而努力”（页35）。泰伦斯（Terence）和卢奇利乌斯（Lucilius）等人热衷于填补罗马人在思想上的短板，竭力吸纳希腊文学。博学的希腊奴隶也向罗马人教授荷马和其他希腊诗人。随之而来的便是对修辞术与哲学的兴趣。在修辞术的实践方面，罗马人产生了一种所谓广场（法庭）学徒期（tirocinium fori）的习惯：在小孩行过成年礼、改穿成年服（toga virilis）后，“父亲会带孩子拜访一些知名人士，请求跟随他们学习政治演说术和治邦术”（页16）。西塞罗就曾受惠于这种习惯，从而获得演说和从政的实践经验。修辞术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政治人至高无上的精神活动。 当然，并非所有罗马自由民的孩子都有机会获得这种学徒期。希腊哲学似乎不如修辞术受欢迎，恩尼乌斯就认为，只有少数人才应该搞哲学；因为搞哲学绝非完全令人快乐（见西塞罗，《图斯库鲁姆清谈录》，ii. 1）。罗马自身的父权教育传统与希腊的教育观念自然产生不少冲突。新希腊－罗马的文化和教育引起保守罗马人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