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经济危机时代的自由市场主张
在1933年的春天，在凯恩斯发出“自由放任主义行将终结”的宣言将近10年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走上了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简称LSE）的讲台，发表就职演讲。虽然与凯恩斯一样，他演讲的主题也偏离了古典经济学的轨道，但是在他做演讲的时候，所有其他方面 的情况都已经与凯恩斯演讲的时候大不相同了。在这些年里，世界经济进入了严重的萧条期，经济学界的主要人物对传统的范式产生了怀疑，尽管他们在公共领域里 的声望仍然在不断地攀升。在牛津大学演讲时，围绕在凯恩斯周围的都是一些有教养的博学之士，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哈耶克的听众则是来自一个创建不足 40年的机构——伦敦经济学院——的师生，在当时，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是对临时性的学生很有吸引力，而且旁边不远处就是一个著名的贫民窟。哈耶克比凯恩 斯小17岁，虽然在他的祖国奥地利已经颇有声名，但是在英国，除了社会科学家的小圈子之外，还鲜为人知。由于他在演讲时带有浓重的维也纳口音，哈耶克的许 多听众都觉得要理解他的演讲很费力。虽然哈耶克同意凯恩斯的观点，认为自由市场至上这种社会哲学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但是，他发表这个演讲的目的是哀 悼，而不是庆祝它的衰微。
在哈耶克的听众当中，有一些经济学家是赞同他的观点的，其中包括爱德温·坎南和莱昂内尔·罗宾斯。坎南是一位年老的保守主义者，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很大程 度上就是按照他的设想发展起来的；莱昂内尔·罗宾斯是坎南的“门徒”，正是他邀请哈耶克前来伦敦经济学院的，并为他提供了一个教授职位。在简单地征询了听 众的意见之后，哈耶克对听众指出，在经济学界内，支持自由市场理念的大有人在。他强调，问题在于，支持自由市场理念的这些人没有能力去影响广大的公众。哈 耶克认为，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之间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而且很少有政府的官员会对计划经济的优点提出质疑。“当然，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悲哀地总结道， “到目前为止，不信奉社会主义的人已经为数不多了。”对于那些对政府干预持异议的经济学家来说，公众的不认同使他们觉得“自己已经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了， 给出的建议公众既不愿意听，也不可能对当前事务产生任何影响”。不过他认为，他与他的同事们其实已经掌握了足够多的明显与现实世界有关的科学知识，所缺的 只是一座桥梁，把理论与现实世界连接起来。
在自己的职业生涯的早期，哈耶克就已经时常感到他的观点有悖于时代的“主旋律”了，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时候，这种对比更为明显。当政府不断采 用激进的方式来对付这场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时，在学术界，反对政府干预的学者们感到自己更加被边缘化了。但是在大西洋两岸的一些学术机构里，还是聚集了一 大批反政府干预者，他们也因为敢于挑战主流思想而倍感自豪，这些学术机构包括哈耶克自己所供职的伦敦经济学院、芝加哥大学，还有日内瓦国际问题研究院 （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Geneva）。这些机构的经济学家们对当前公众舆论的倾向表示绝望。在哈耶克到达伦敦之前，莱昂内尔·罗宾斯就已经明确表示，广大公众永远不可能掌握经 济理论。在1930年，他宣称，“如果希望经济学能够变成一个没有经过经济学训练的外行也能理解的东西，那么注定会遭到永远的失败”。在近10年的时间 里，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大多时候都处于抑郁状态，部分原因是他在公众辩论中的挫败感，他感到民主政治体制维持不下去了。直到1934年，他 还坚信，民主政治体制能够维持的时间不久了，“在我们看到类似于对自由主义的研究这种事情在美国和所有其余实行自由主义的欧洲国家彻底衰亡之前，至多不会 超过两个10年的时间”在到达日内瓦之前，流亡海外的德国社会学家与经济学家威廉·罗普克就曾经断言，“即使在战术上仍然未被击败，但是承认自由主义与资 本主义已经失去了战略优势地位”的时机已经来临了。那些支持自由企业制度的经济学家意识到他们是这个正处于消失当中的社会哲学的最后捍卫者。
虽然这些耶利米哀歌式的预警有些过头，但是他们的冷酷无情的断言也并不是没有道理。对于支持政府干预的学术竞争对手（即支持自由主义的人）来说，这是一段 异常孤立的时期。公众报刊迅速对他们的观点进行了批驳，只当他们是一群过时了的怪人在作无稽之谈。即便是各保守主义政党，就如他们在国内应对经济危机一 样，也不再为正统经济学提供可靠的避难所了。现有的各工业部门充其量不过是一些不值得信任的共谋者，只热衷于维系保护性的关税和在与监管部门谈判时的垄断 性优势。尽管哈耶克强调的观点与此相反，但是在经济学界内部，即使是自由市场的倡导者们，也越来越对此熟视无睹了。在美国社会科学家当中，拥有左倾历史主 义倾向的制度主义经济学家拥有的势力最为强大；而在英国，不管是在学术世界里，还是在公众的心目当中，凯恩斯都被看成是一个卓越的经济学家。1936年，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之后不久，凯恩斯主义盛行于大西洋两岸的各个经济部门。在伦敦与芝加哥的经济学家们发现，不管是在经济学界还是在 公众当中，自由市场的支持者已经越来越少了。
在盎格鲁-美利坚世界里，自由市场的倡导者们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和中期被排斥到了边缘地位，这算得上是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的一个非常显著的事件。这部 分地归因于伴随着严重的金融危机而来的对市场信任的丧失。随着众多事件的发生，这个世界变得更混乱了，但是自由市场倡导者们所组成的团体的意识形态却依然 显得不完整。然而，在公共辩论领域，不管经济学家们会感到多么沮丧，他们所持的观点、论据、假设都有助于丰富它的内容、塑造它的结构。在经济形势动荡时 期，当既定的假设在更广泛的公共领域里突然变成了被争论的对象时，这种影响是最明显的。哈耶克所遭到的挫折部分地归因于他所处的时代的状况，部分地归因于 他与他的同仁们在传播他们的信息时在修辞上的缺陷和修辞力量的不足。
在伦敦经济学院和芝加哥大学，虽然自由市场的倡导者们对当时推进政府干预都共同持有怀疑的态度，但是他们的观点却鲜有统一的时候，不但如此，它们的观点甚 至还时常相互对立。在伦敦，莱昂内尔·罗宾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最初都坚持这样的观点，即对于纠正经济危机，政府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经济低迷是一种商 业周期，首先应该归咎于政府的过度干预。他们认为，政府进一步的干预只会导致这种灾难的再次发生。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们这个主张无为而治的团体 更加被人们所忽视了，因为经济学家们和公众都渴望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法来应对看似非常顽固的经济危机。在芝加哥大学，弗兰克·奈特、雅各布·瓦伊纳与亨利· 西蒙斯对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所做出的反应则显得更加合适一些。虽然在政府公共事务的项目、累进税制、社会保险与强有力的反垄断政策方面，他们各自 持有不同的态度，但是他们三个人都谴责市场的过度自由放任。这使他们比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同行们更接近于经济学的主流思想。但是另一方面，这也使得他人较难 把他们与任何一个确定的思想流派或学术纲领联系起来。从总体上看，伦敦经济学院和芝加哥大学的这些经济学家的言行表明，自由市场理念的倡导者们的内部在很 大程度上已经陷入了分裂状态。有一些“死硬分子”坚持极端的“反动立场”，但是很少有人同意他们的立场；而另一些人则更愿意做出一些让步，但是他们却没有 能力清晰地阐明一个与流行观念相对立的内在一致的世界观。
大西洋两岸的主要经济学家们都不情愿让他们自己的学术机构成为公共辩论中被猛烈抨击的对象，相反地，他们首先力求去影响经济学界的同行。他们也没有一个可 以用来讨论他们的观点、形成新的修辞策略的平台，没有建立起相互交流的网络，也缺少可以为那些对他们的观点持有同情态度的年轻同行们提供帮助的机构。恰恰 相反，他们在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大学里各自为政，独立地进行研究，只有通过学术演讲或者通过私人之间的交往才能建立起一些联系。他们之间的友谊偶尔也会鼓 励他们横跨大西洋见上一面，但是那意味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旅行过程。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还花很多精力进行相互攻击，其激烈程度不亚于与观点完全不同的人的 辩论。他们四分五裂，所坚持的观点也支离破碎，未能形成一个共同的声音。事实证明，企业组织并不愿意为这类以研究自由市场观念为目的的人提供资助，在学术 界，也很少有人尝试着努力让他人来认同自己所做的研究。请参阅罗伯特·柯林斯的《商界对凯恩斯的回应：1929—1964年》，第50页。他们彼此之间并 不存在着什么内在的凝聚力，也不拥有任何重要的制度来支持他们的观点；他们几乎没有能力去影响那些已经被组织得更好的、立场和观点更一致的思想团体所吸引 的公众。
哈耶克是一个细心的观察家，他关注制度的变化，开始估量他与同事之间所面临的许多挑战，并且把这种挑战视为重要的学习机会，从中学习到了许多经验教训。未 来的岁月将证明，他这样做是非常有价值的。在他1933年的就职演说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同时代的政治的看法，他的悲观主义倾向已经有所缓和，他甚至在 那次演说中给出了一个积极的判断：观念的改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他告诉他的听众，现在的公众舆论“很明显可以追溯到大约一代之前的经济学家们的思想。因此 事实是，经济学家的教学并不是没有任何影响，恰恰相反，它的影响非常之大”。他的同事们需要记住的是，思想观念“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让人感觉到它的影响 力”。在随后的几年中，他们在这颇具挑战性的10年里所认识到的这些问题将帮助他们形成自由市场理论的结构框架。出于对内部成员持续处于四分五裂并且一直 各自为政的状态的不满，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他们通力合作，创办了许多组织机构，并通过它们发展和传播他们的思想理念。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把注意 力转移到了以下一些问题上（尽管对于这些问题，他们的意见仍然并不一致）：他们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是什么？他们的经济理论与社会哲学之间的关系是什 么？他们可以接受的政府干预的形式、结构和程度是什么？最有可能说服别人采纳他们的世界观的修辞策略又当如何？他们的这些行动帮助他们在20世纪的最后几 十年中，重新建构了公共生活中的主导观念，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从根本上讲，应该让市场自由发展，任何试图利用自己的意愿与判断去干预市场的行为都具 有误导性。在大萧条发生数十年之后，自由市场观念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很可能要归功于它早些年所经历的失败。
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伦敦经济学院集中了一大批经济学家，他们认为政府干预无助于解救持续发展的经济危机，伦敦经济学院也因此而闻名于世。当时，在大 西洋的两岸，即使那些最主要的保守主义经济学家，也在提倡实施公共工程和其他一些应急措施。但是莱昂内尔·罗宾斯和他的同事们却在认真地思考着政府干预的 危险性。当然，遗憾的是，他们没能找到快速解决问题的方法。由于他们年轻、具有非凡的魅力，观点上又相对大胆，因此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在经济学界，他们 便成功地俘获了一部分经济学家的注意力。在这个日益突出的领域里，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中心，学生们与教师们都意识到，他们的讨论意 义非凡，其影响将远远地超出他们会议室的范围。不过，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充满在讨论过程中的那种激动人心的感觉已经消失了。有些教师，比如说哈耶 克，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似乎已经与经济学没有多大关联了；而其他一些人，比如说罗宾斯，他们的观点已经开始接近于主流经济学了。尽管声名渐起的哈耶克与罗宾 斯都表示，自由市场观念的基础已经开始改变，但他们在态度上的急剧变化表明，如果希望自己的观点获得公众的支持，那么自由市场的倡导者们就需要重构他们的 思想观念。
伦敦经济学院能够发展成极端保守的经济学的制度家园，这实在可以说是一种异数，给许多观察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伦敦经济学院的历史不算悠久，它是约四 十年前由费边社的成员们创办的。他们创校的宗旨是，让学生们在经济学与政治学方面接受全面的教育，以便更进一步地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由于费边社的宗旨非常 独特，结构也自成体系，这使得费边主义者在同样信奉社会主义的同行中显得非常与众不同。正如乔治·肖伯纳在回顾他们这个群体时所写的那样，毫无疑问，费边 主义者都是卓尔不群的精英分子，他们把自己看成是“文化怪客式的少数派以及真正信奉科学社会主义的战术家”，“对于文盲以及在政治上一无所知的幼稚人士， 他们没有时间去改造、去进行基本的社会主义教育”相反，他们致力于促进知识开放的政策的研究；他们相信，如果他们与那些“不友好”的听众共享他们的观点， 而不是把自己局限在已经改变了信仰的人组成的小圈子内，那么，他们的观点将会成功地“渗透”到更多的听众心底里去。他们避免使用革命性的语言，用悉尼·韦 伯的话来说，他们在追求社会变革时更喜欢这种社会变革是通过“必然的、渐进的”过程而实现的。因此，伦敦经济学院所关注的是针对社会科学的高级训练，而不 是对工人和大众进行基础教育；它欢迎代表着各种各样观点的师生群体的加入，而不要求他们坚持某种特定的思想观念；它致力于培养批判性思维的能力，而不是鼓 吹激进的行动。
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回顾起创社时所提出并一直坚持下来的精英主义、开放性与渐进主义宗旨时，费边主义者们颇有些踌躇满志的感觉。肖伯纳在1931年 重版的《费边社文集》（Fabian Essays）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在我们这个国家的政治环境下，费边社呈现出了令人吃惊的发展态势。”有一个费边社会主义者成了首相；费边社的两位创始 人都成了英国上议院的议员；下议院内则“充满了费边社会主义者”。学院的基础设施也迅速增加，这为学校赢得了一个绰号——“建筑物日不落帝国”。相对于剑 桥大学与牛津大学来说，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国籍范围更加广泛，有着不同的经济背景的学生也更多，学院本身也以自己的社会主义倾向而著称。
伦敦经济学院之所以充满活力，这得归功于它的创校宗旨，即创造一个开放性的学术研究环境。伦敦经济学院以兼容并包著称，它甚至在制度上规定，必须聘用非正 统的学者，鼓励他们提出“异端”学说。当然，这种规定的代价是无法掌控全体教师的政治观点；而且有的时候，办校思想也出现了不连续性，例如，学校的第一任 校长后来成了一名保守党国会议员。不过，最令费边社成员恼火的是，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越来越以思想“反动保守”而出名了。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伦 敦经济学院的创始人之一比阿特丽斯·韦伯在日记中提及学院的经济学教师的有关理论时，总是充满着轻蔑的语气。例如，虽然她发现在人际交往方面，罗宾斯“相 貌迷人”、“令人愉悦”，但是在学术方面，她发现罗宾斯与他的同事们是“教条主义的、纯理论化的”，“都是极端个人主义者，一心为以盈利为目的的资本主义 辩护”，是“狂热的个人主义经济学家”，是“拿索·西尼尔和赫伯特·斯宾塞的自由放任主义”的追随者。总之，在伦敦经济学院，他们就是“我们的对立面”。 有意思的是，正因为费边社成员们恪守承诺，坚持了开放性的学术研究，才使得伦敦经济学院演变成了一个特定经济学理论倡导者们的避难所，而他们当初创办这个 机构的目的，正是为了“战胜”这种经济学理论体系。
世事往往如此。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的学术思想的发展轨迹可以追溯到一个简单的人事任命上。这个关键的人事任命涉及的人物是坎南。1907年，坎南成了伦敦 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首席教授。坎南在许多重要方面都与伦敦经济学院的创办人持有类似的观点，比如，社会的变革应该“比橡树的生长还要缓慢”，因为新社会绝 对不可能“是由某个受神灵启示的天才人物一时心血来潮创造出来的”。但是，与费边主义者不同的是，坎南所秉持的渐进主义立场源于他作为一位深刻的保守主义 者的敏感性。坎南之所以支持自由市场制度，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对于各种可供选择的替代方案都持深切的怀疑态度，而不是因为他对市场机制本身有着强烈的激 情。“现代文明，事实上，几乎所有文明，都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规则的基础上的：让那些能令市场满意的人愉悦，让那些不能让市场满意的人苦恼。”在《一个经济 学家的抗议》（An Economists Protest）一书中，坎南这样写道，“无论这些规则有什么缺陷，总比没有规则要好得多。”当一个机会摆在坎南面前，即让他在既定的规则与新出现的规则 之间做出选择时，他几乎总是选择前者。因此，在学术界，他成了20世纪20年代主张恢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金本位制的权威的、著名的倡导者，在以后的几年 里，他这个观点损害了他的声誉在他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他表示，他对经济学家越来越多地注重技术方法的倾向感到很惊讶。坎南说，他同事对于抽象的数字的崇 拜简直就像“愚昧的迷信人士对于石头与木头雕像的崇拜一样”。坎南也根本看不起凯恩斯提出的所谓最新理论，他把凯恩斯称为“第二个最有害的伪经济学家…… 除此之外，别无他人”。
坎南并不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创办者，而且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整个任期内，他一直都是一位兼职教师。坎南经常乘车从牛津大学的住处去伦敦经济学院授课。坎南对英 国的掌故了如指掌，但是对英国之外的与经济学这一学科有关的材料的了解则相当有限，连他最忠实的“门徒”也不得不承认他具有明显的地域狭隘性。他在教学 时，主要侧重对他的前辈们的学说和主义进行批判性的分析，而不是详细地阐述和传播他自己的观点。正如罗宾斯在回忆他时所说的那样，坎南远非一个“口若悬河 的教师，他的声音总是藏在胡子后面，含糊不清；或者，当他偶尔大声说话时，却又很难完全控制住自己的声调”。说得客气点，罗宾斯总结道，坎南“绝不会去迎 合他的听众”。对坎南的这种评价并不仅仅是罗宾斯个人的看法。格雷戈里在回忆坎南时也说，坎南“非常不善于表达”，他的“目光习惯于越过我们的头顶去看房 间里的某个遥远的角落，以致他所说的很多东西完全被我们忽略了，不管是字面意义还是语句所要表达的真实意思”。与他在剑桥大学的那个更年轻、更富有活力的 对手凯恩斯相比，坎南由于存在着上述缺点，使得追随他的弟子相对来说较少。不过，在英国，坎南成了硕果仅存的正统经济学的最杰出的捍卫者，他这种与流行观 念持相反立场的做法使他拥有了某种特殊的魅力，因此在学生中吸引了一小批坚定的骨干追随者。莱昂内尔·罗宾斯回忆道：“在伦敦经济学院，在他所处的这个圈 子里，他的统治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我们都很敬重他，我们追随他的思想，精读他的每一部著作。在他的研究领域，他代表着我们业已成熟的智慧和思想，他是我们 的典范。”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他的学生们继任他的教席时，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系逐渐变得以提供另一种不同于剑桥大学的更倾向于进步思想的保守主义思想而闻 名。到现在，学界在长期忽视坎南之后，终于开始认同，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们所秉持的自由市场理念，与坎南独一无二的个人魅力是分不开的。
但是，虽然对坎南的任命有助于解释伦敦经济学院是怎样变成保守主义经济学的制度家园的（这原本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但是，我们却不能直接用这个事实去解释 20世纪30年代早期伦敦经济学院的主要经济学家们所持有的那些极端的观点。诚然，莱昂内尔·罗宾斯之所以能够从一个基尔特社会主义者转变为自由市场理念 的倡导者，至少有一部分要归功于坎南的教导，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忘记，罗宾斯的思想的许多重要方面都与他的导师坎南背道而驰。最重要的是，罗宾斯能够很轻松 地阅读德语文献，他的阅读范围也确实更加广泛，因此，他对各种国际文献都很熟悉，而他的导师却基本不了解这些东西。当坎南还在努力地从其他英国经济学家那 里引经据典，去表达对马歇尔经济学的不满时，罗宾斯已经在奥地利找到了另外一种知识传统，它可以直接用来解释他所关注的许多问题。他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同事 注意到，罗宾斯并不是一个特别有创新思维的思想家，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拥有一种收集和总结他人学术成果的非凡能力。当一门学科明显地还处于孤立状态时， 当他的同事们在很大程度上还对此模糊不解时，罗宾斯却可以通过详细地阐述许多来自国外的洞见而获得重要的原创性的见解。请参阅科茨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伦 敦经济学院的独特学术氛围》，第25页。坎南明显具有英国式的灵敏，虽然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创造了一个善待保守主义者的良好环境，但是，伦敦经济学院的主要 教授们在大萧条早期所秉持的保守主义理念却是从国外引进的。
罗宾斯所阐发的奥地利学派的传统是由卡尔·门格尔所创立的。卡尔·门格尔是19世纪中叶边际效用革命的三位发起者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奥地利学派经 济学具有抽象理论的一切特征。门格尔在与德国经济学家古斯塔夫·冯·施穆勒进行激烈的争论时阐明了自己的方法论观点。这场争论就是著名的方法论之争 （Methodenstreit）。施穆勒认为，经济学家应该把他的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于收集大量的数据，然后再对这些数据进行归纳总结并得出结论。门格 尔并不否认历史资料与归纳推理是有益的，但是他强调，经济理论首先而且主要是由一些基本原理演绎而来的。当施穆勒利用他所积累的数据进行分析并倡导社会改 革的时候，门格尔却从对自由市场的有机性的推崇出发，对通过计划方式实施迅速而激烈的社会变革的思路提出了深深的质疑。请参阅埃里克·格里默·索伦的《德 国历史主义经济学的兴起与德国社会改革：1864—1894年》，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254页。虽然门格尔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家， 但是在他所著的阐述抽象价格机制理论的著作中，他含蓄地表达了对市场活动进行过度干涉的做法的怀疑。门格尔的许多追随者都因为强烈的自由市场倾向而闻名。
在门格尔的这些追随者当中，自由市场理念的最坚定的倡导者无疑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米塞斯是维也纳商会（Vienna Chamber of Commerce）的经济学家，他对社会主义建立起一个涵盖了所有商品的理性的定价体系的能力提出了质疑。在写于1920年的一篇文章中，他认为，在公有 制条件下，对于某些消费品或许在短期内可能通过某些权宜之计制定出某种适当的价格，但是他强调，公有制国家是不可能建立起一个竞争性的生产资料市场的，甚 至连模拟一下都不可能；而如果没有一个竞争性的市场，那么就没有办法有效地配置资源。“这只能在黑暗中摸索，”他写道，“社会主义废除了理性经济。”紧接 着，米塞斯又撰写了《社会主义》（Die Gemeinwirtschaft）一书，在一个更为宽泛的意义上对社会主义世界观进行了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批判，从而点燃了一场发生在信奉社会主义的经济 学家与信奉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之间的持续了几十年之久的大争论。罗宾斯在这本书出版之后的一年内读完了它，并在后来与米塞斯探讨了把这本书的部分内容翻译 成英文的想法。
罗宾斯广泛阅读了奥地利经济学家的著作，从门格尔到米塞斯，这帮助他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从而在20世纪30年代确定了自己的学术志趣。与坎南不同的是，他 热情地投入到对抽象问题的研究中。他在大部分著作中都争辩道，经济分析首先应该从演绎入手，而不能采用归纳法。奥地利学派的另一位学者欧根·冯·庞巴维克 所阐述的资本理论帮助他确信，政府干预利率会给商业周期带来极大的副作用，会严重损害经济的健康发展。米塞斯对社会主义的批判与对自由市场的效率的辩护引 导他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即任何试图干预价格机制的行为几乎总是具有误导性的。在1929年，罗宾斯到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任职，这不仅仅代表着在坎南领导下 的伦敦经济学院与凯恩斯及剑桥大学的对抗将长期持续下去，而且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会得到提升和扩展。
在加入伦敦经济学院教师行列之后不久，罗宾斯与凯恩斯观点上的分歧就在一个非常公开的场合完全展现出来了。拉姆齐·麦克唐纳领导下的工党政府在1930年 组建了一个经济顾问委员会，它的目的是提出政策建议，力图降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失业问题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一直困扰着英国的经济。这个经济顾问委员 会很快意识到，它所面临的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作为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凯恩斯说服麦克唐纳允许他成立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家委员会，研究正处 于发展中的经济危机的成因与可能的解决方法。此时，凯恩斯刚刚完成了《货币论》（A Treatise on Money）的写作，在书中，他把英国居高不下的失业率问题部分地归因于储蓄超出投资太多，并且提出了一个公共工程投资计划，作为一种补救措施。在私下 里，凯恩斯向麦克唐纳首相保证，经济顾问委员会能够形成一份意见完全一致的备忘录，而且他预期这份备忘录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会与他自己的观点一致。请参阅 罗宾斯的《一个经济学家的自传》，第151页。凯恩斯邀请罗宾斯加入该委员会，这使罗宾斯颇有些受宠若惊，他没有想到自己会收到这样一份邀请函。凯恩斯这 么做，大概是因为他想让这个组织在思想观念上表现出某种多样性，同时他觉得罗宾斯相对来说较为年轻，应该会遵从其他更年长、更资深的委员会成员的意见。没 过多久，罗宾斯就对凯恩斯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援引这个委员会中的大多数成员都不熟悉的国际文献指出，委员会的许多主要假设都是毫无根据的。他鼓励委员会 中的其他成员去征求一些其他国家的更年轻的学者们的意见，如果有可能的话，去听听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建议，哈耶克最近写了一篇批评美国公 共工程投资计划的文章。罗宾斯认为，由哈耶克所阐明的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可以证实，经济的衰退是由于人为地降低利率所引起的对固定资本的过度投资所导致 的，而不是如凯恩斯在《货币论》中所说的那样，是由人为地抬高利率而引发的抑制效应所导致的。罗宾斯认为，政府不应该被动地接受所谓的工资刚性，并且一味 地鼓励投资，而应该促进工资弹性，尽量不要人为地刺激经济，以避免出现另外一个无法维持续下去的经济泡沫的风险。他对凯恩斯提出征收适当的关税的建议感到 震惊，并且对任何一项公共工程投资计划所能给人们带来的福利深感怀疑。凯恩斯对罗宾斯这种毫不妥协的态度感到沮丧，并且表示他没有兴趣去征求国外学者的意 见。虽然委员会中的其他成员对罗宾斯的某些不同看法表示赞同，但是在拒绝签署谅解备忘录时罗宾斯仍然是孤立无援的，他反而被要求提交一份少数派报告。凯恩 斯无法使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达成一致意见，在这一点上他遭受了重大的挫折，他想利用他的职业声望来推行他的公共政策建议的企图没有获得成功。凯恩斯对罗宾 斯的对抗感到愤怒，并且使得剑桥大学与伦敦经济学院产生的严重分歧长达10年之久。
1931年1月，也就是在与凯恩斯进行公开争论之前不久，罗宾斯安排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举行了一系列讲座。这种偶然的巧合使得某些人得出结论，说罗宾斯 是向奥地利学派请求知识增援。“当时，有关公共工程投资计划的争论还在进行当中，”剑桥大学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回忆道，“罗宾斯教授给维也纳写信，要求派 一名奥地利学派成员，以增强反对凯恩斯的力量。”哈耶克是杰出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的明星学生，也是一个定期举办的讨论有关经济理论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的私人研讨班中最活跃的成员之一，这个私人研讨班是米塞斯为年轻的维也纳知识分子举办的，成立于1924年。哈耶克在奥地利学术界给人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在盎格鲁-美利坚的政治经济学界，哈耶克的交游与人脉也非常广，这部分是因为他在1923—1924年去美国纽约进行长期的学术访问期间以及在随 后的几年里参加一系列国际性学术会议，建立了很多关系。不过，那时候的哈耶克还是一个年轻的出版作品很少的经济学家，身陷于陈旧僵化的奥地利教育体制内， 这一体制因年轻学者晋升缓慢且机会渺茫而臭名昭著。而且当时，哈耶克也没有机会获得来自国外的奖学金。
因为罗宾斯的“慧眼识英雄”，伦敦经济学院的师生见到了这位来访者。后来证明，哈耶克的演讲确实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他总共进行了四次演讲，每次只要他 一出现，会场上便挤满了师生。之后不久，他演讲时的初稿便集结出版了，书名为《价格与生产》（Prices and Production）。不过当时，许多听众无法理解哈耶克的演讲内容，听众发现他的奥地利口音很重，他演讲的内容基本上也是“杂乱无章的”，他的思想相 当“混乱”，让人觉得困惑不解。然而，他的第一次演讲就证明了他拥有异常丰富的有关英国货币理论史的知识，这在英国本土学者当中都是极其罕见的，更不要说 是一个受到不同民族传统教育的学者了。而且，他的思维开阔，引进了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和商业周期理论，许多听众都觉得这些理论十分新奇。虽然学者们以前 对这些理论并不熟悉，并且事实上他们也确实很难理解这些理论，但是他们似乎认为它们可以用来解决英国目前迫切需要得到解决的问题。与凯恩斯一样，哈耶克的 论述的出发点也是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塞尔提出的关于自然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区分，在此基础上，他分析了银行放贷活动对上述两者之间关系的影响。然而， 促使哈耶克去仔细研究在生产周期里两种利率的不同的，却是由于他所拥有的良好的有关资本理论的基础知识。他相信，当市场利率低于自然利率时，更长期的生产 方式似乎会变得更加有利可图，然而，在短期内，商业公司会改变它们的投资方向，从生产资本品转而生产消费品。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者也会做出相应的反应， 他们会根据当前的可供使用的商品情况来抬高商品的相对价格。在这种全新的情况下，市场利率将会升高，而企业将会放弃它们投资在更加迂回的生产过程中的投 资，这样一来，经济危机便产生了。关键是，这种推理使哈耶克相信，任何“人为的刺激”都会进一步地破坏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之间的关系，为“新的失调与新的 危机”播下种子。哈耶克强调，治理经济萧条的唯一方法，就是他在《价格与生产》一书中所说的，“让时间去完成一个永久性的治疗过程，即使生产结构与可供各 种资本利用的生产方式相适应，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最后，哈耶克以如下这种观点结束了他的演讲：当前对货币理论的认识还不是很清楚，因此任何草率放弃金 本位制的行动都是不明智的，任何试图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来干预持续了很长时间的经济萧条的措施都将会扭曲资本投资模式，从而导致更长久的经济停滞。而对于政 府应该如何去应对经济危机，哈耶克给出的解决办法显得非常消极，他说，最佳方法是什么都不做。
罗宾斯马上认识到，在反对公共支出、信用扩张与保护性关税的公共争论中，哈耶克是他强大的同盟。当伦敦经济学院校长威廉·贝弗里奇暗示，哈耶克可能是担任 雅各布·瓦伊纳刚刚婉拒的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图克教授的恰当人选时，罗宾斯马上就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虽然哈耶克本人也曾经幻想过在伦敦谋取一个教授职 位，但是当他收到这个邀请时，还是被他自己的好运气给震惊了。长期以来，伦敦都是全世界的金融中心，而伦敦经济学院则越来越成为经济思想激荡的舞台。因 此，这个职位看上去确实再理想不过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在32岁时就成了伦敦经济学院的一名教授，”哈耶克后来对一位采访者说，“你不可能还会有更 大的野心了。”他感觉到自己一下子就被接纳他的这个国家的文明生活所吸引了。哈耶克注意到，英国有某种社会传统力量，人们好像“不需作任何提醒，彼此就会 心照不宣地了解各自所需要的是什么”。这种优雅的敏感性与传递复杂信息的能力贯穿于任何一次正式的约会当中，与之相对应，哈耶克倒是觉得自己更像是个英国 人，而不是奥地利人。“这种感觉，就好像你踏入了一个温暖舒适的浴缸，”他说，“而且那里的温度刚好与你的体温相同。”
哈耶克的加盟帮助伦敦经济学院成了一个足以与凯恩斯和剑桥学派相抗衡的学术中心，成了许多经济学家心目中的朝圣之地。在伦敦经济学院做访问教授的那半年时 间里，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主办的《经济学》（Economica）杂志上发表了他对凯恩斯的《货币论》的冗长的书评的第一部分。他对凯恩斯进行了苛责， 并强调指出，凯恩斯的体系是不完整的，因为他没能提出一个资本理论。凯恩斯接受了哈耶克的这个批评，但是他转过头来也对哈耶克进行了攻击，嘲笑哈耶克的假 设——“在经济系统内存在着一种自发的调节机制”——可以使储蓄利率与投资利率趋向均衡。对此，哈耶克则反击道，对于导致储蓄利率与投资利率发生偏离的原 因，凯恩斯无法提供一个连贯一致的解释。凯恩斯承认，他的分析需要进一步修正。凯恩斯起初似乎不愿意将过多的精力用于无谓的争论，但在一次与哈耶克的私下 通信中，凯恩斯表示，“一个人可以把时间花在比争论更好的地方”。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他的同事皮耶罗·斯拉法却继续攻击哈耶克，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许 多文章与哈耶克争辩。他说，哈耶克的理论所依据的是一种过分简化了的货币概念；哈耶克所提出的存在一个单一的自然利率的假设也是相当荒谬的。随着时间的推 移，双方在争论时所用的语气变得越来越刻薄。凯恩斯把《价格与生产》描述为“我所读过的最为混乱不堪的东西”。斯拉法则补充道，哈耶克制造了“一把极好的 汽锤，目的是为了敲碎某个坚果，然而他却并没有敲碎它”。到了1932年末，哈耶克已经被公认为是反对凯恩斯思想观念的最主要的旗手。当然，在这样的争论 中，无论哪一方都不可能毫发无损。
在哈耶克的文章增强了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与凯恩斯思想观念抗衡的力量的同时，哈耶克在国际间的频繁联系也增强了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在世界上的声誉。在20 世纪30年代，许多学者都慕名前来伦敦经济学院交流和访问。这些人包括来自各个国家的经济学界的杰出人物，比如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埃里克·林达尔、贝 蒂尔·俄林、拉格纳·弗里希；来自意大利的康斯坦丁诺·布雷西亚-图洛尼；来自芝加哥大学的弗兰克·奈特与雅各布·瓦伊纳；来自瑞士的威廉·拉帕德；还有 哈耶克的老熟人，奥地利的戈特弗里德·哈伯勒、弗里茨·马赫卢普、约瑟夫·熊彼特等。这些访客发现，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总是能够维持一种非常亲密而又融洽 的气氛，因此他们确定，在早些年的时候，伦敦经济学院同事之间的相处可能更随意。哈耶克、罗宾斯与他们的同事阿诺德·普兰特相互之间住得很近，他们都居住 于汉普斯特德花园郊区（Hampstead Garden Suburb）。他们在不上班的时间里，自由地共享藏书，自由地进行交流。经济系的成员每天都会聚集在休息室里喝茶。而系里大多数杰出人物都会定期召开盛 大的讨论会，在讨论会上宣读一些新的著作，并对此进行评论。由于经济学在当代政治环境中拥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性，再加上系里的一些主要经济学教师都比较年 轻，因此系里的师生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相互之间总是呈现出一幅其乐融融的景象。就像尼古拉斯·卡尔多所回忆的那样，在20世纪30年代初，伦敦经济学院 进入了“一个永无休止的讨论时期，日夜不停”，整个学院的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后人无法理解的“创造性的张力”。
尽管新加入伦敦经济学院的哈耶克很重要，但是很明显，罗宾斯仍然是系里的领袖级人物。他不仅负责给新入学的学生讲授入门性的基础课程，还要召集系里的成员 举办讨论会，在会上互相分享彼此的新作，监管系里的一些基本管理工作。他超凡的个人魅力、令人钦佩的敬业精神、掌握当代文献的广度和深度，以及他卓越的政 治才能，这些都是举世公认的。1934年，罗宾斯的《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出版了。这本书综合了许多他自己的与哈耶克的政策建议，通俗易懂，即使是一般的普通大众也能理解。而在那时，哈耶克的著作却仍然非 常深奥，即使对一名经济学的研究生来说，要理解它也是一种挑战。但是，罗宾斯的文章却犹如行云流水，浅显易懂，有时甚至带点戏剧性的色彩。一般的民众都认 为，近来的经济崩溃是由于自由市场机制的失败所导致的，罗宾斯对此却断然予以否认，他认为恰恰相反，罪魁祸首先应该是政府的干预政策。“工业企业之间的联 合、工会力量的不断增强、政府监管的多元化，所有这些东西所造就的经济结构，无论在道德上或审美上的所谓优越性是什么，但其迅速适应不断变化着的环境的能 力却始终远远不及更古老的、更有竞争性的市场机制，”他写道，“这已经是一种非常温和的说法了。”一方面，罗宾斯担忧政府的干预措施会“阻碍企业的进取 心”；另一方面，他又担忧为试图解决经济大萧条而采取的大量的公共工程投资计划，可能会导致无法持续的通货膨胀式的经济繁荣。罗宾斯提出的政策建议包括： 恢复国际金本位制，大量减少国际贸易壁垒，防止工会干预那些自愿接受低工资的工人的行为。他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即政府将不会去拯救那些濒临破产的企 业。罗宾斯是在一个宏大的历史框架内进行理论分析的，他以此来欢呼自由市场制度的胜利。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实施的就是自由市场制度，但是令人悲哀的 是，自那之后，英国就与它分道扬镳了。
不管是哈耶克还是罗宾斯，都清楚地知道他们所反对的是什么。用罗宾斯的话说，目前的危机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导致的，恰恰相反，是因为人们的所作所为 背离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导致的。罗宾斯敦促停止那些会扰乱信贷周期、削弱企业适应不断变化着的环境的能力的改革措施。哈耶克也一样，在他的职业生涯的这个阶 段，他也认为这是最为重要的。在他的就职演讲中，他表示，“可以毫不夸张地讲，经济学的发展主要是对层出不穷的乌托邦式的建议进行研究并提出反驳的结 果”。哈耶克认为，那些试图矫正“现行自由市场体系不良影响”的人，“完全漠视了一些能够使它正常运行的力量”。哈耶克对自己的定位就是，他是一系列证明 那些人的努力全无根基的专家之一。哈耶克等人既没有自命不凡地说资本主义是完美的，也没有说资本主义的运作机制可以快速地解决目前的危机。当罗宾斯由于未 能提供一条让经济走出大萧条的道路而遭到严厉批评的时候，哈耶克回应道，如今经济走在这样一条道路上并不是他所能掌控的。“如果在一个火药厂，我看到一个 人迷路了，他正准备点燃一根火柴，很明显，对我来说，看到他即将这么做，我心里会感到十分的不安，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他在1932年写给《经济学 家》杂志的一封信中这样解释道。他还说：“实际上，我根本不知道能不能通过实施如此庞大的政策干预措施来找到一条出路；而且，我还认为，事实上，正是这些 庞大的政策干预措施才导致了如今的这种经济状况。”在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哈耶克和罗宾斯都把他们的主要精力集中在追问其他人的政治哲学的经济意义以及研 究其他人提出的政策建议上面，而没有去精心设计自己的方案。对于各种社会理想，他们怀疑得多，建构得少，其结果就是，从论述和修辞上看，他们所表达的意见 大多数是消极的。
随着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and Money）的出版，哈耶克和罗宾斯对于走出经济萧条的前景的描述就显得更加暗淡了。在那之前，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因为连凯恩斯自己都承认《货币论》一 书有一些无法克服的内在缺陷而不得不裹足不前。但是现在，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凯恩斯放弃了给定总产量的假设，把注意力转向了总需求水平， 他戏剧性地改变了他用来讨论问题的理论框架，并且为如何解决就业不足前提下的均衡问题给出了一个更强大的答案。对《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最初的读者 来说，这本书来得实在太及时了，它不仅准确地刻画了英国和美国所面临的经济问题，给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而且还为结束经济危机提供了清晰而详尽的计划 和路线图。更进一步地，它所支持的宽松的信贷制度、增加公共支出、限制自由贸易的政策，似乎都呼应和验证了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的正确性，因此大受民众欢 迎。然而，这却激怒了那些持相反观点的经济学家们，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在给他的同事雅各布·瓦伊纳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凯恩斯正在“支持那 些街头抗议者”，为各种“反知识”的观点提供理论支持，并且“把城堡的钥匙扔到了窗外，交给那些正欲破门而入的非利士人”。凯恩斯还有另外一个有利条件， 那就是，即使认同某个通俗的观点，他也总是用十分深奥的方式表达出来。虽然很快就会被他的同事与追随者简单化，但是在许多经济学家看来，他在书中所使用的 那些晦涩难懂的语言有故意为之之嫌。瓦伊纳在重读《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时注意到，凯恩斯每“解释一个新概念时，如果创造出了一个新的术语，那么他绝对 就不再用旧的术语了。但是如果他有时候用到了某个旧的术语，那么他便赋予这个旧术语以新的语义”（私下里他承认，他发现《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所使用 的术语实在是“太可怕”了）。由于这部著作的出版时机把握得很好，又带点神秘色彩，同时又对当时普遍流行的看法提供了理论支持，这三者的结合使得这本书显 得非常有说服力。这部著作呈现给人们的似乎是某种极其重要的信息，而关于这种信息还有大量的学术研究工作需要做。正如阿尔伯特·赫希曼所一针见血地指出 的，凯恩斯“成功地给经济学常识披上了悖论的外衣。然而真正悖谬的是，这实际上使得这部著作具有了双倍的吸引力，它既满足了知识分子对民粹主义的渴望，又 满足了他们追求费解的难题与悖论的学术品位”。虽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当时的公共政策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是它却风靡了整个经济学界，用麻省理 工学院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的话说，它简直就像是“某种意想不到的传染性病毒首次对生活于南太平洋诸岛上的那些与世隔绝的部落进行了攻击，并且大批地 杀害了岛上的居民”。
⑤甚至连那些对凯恩斯一直持批评意见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部著作对学界内的年轻学者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哈佛大学的约瑟夫·熊彼特在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 论》写的评论中这样说道：“我们的学生对这部著作寄予了最高的期望，他们因为迟迟拿不到这部著作的复印本而感到焦躁不安；一旦到手，他们就如饥似渴地阅读 着它。事实证明，所有盎格鲁-美利坚俱乐部的成员都对它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大家都在阅读这本书。”在伦敦经济学院，尽管经济系的那些主要教授对这本书明 显地缺乏热情，但是研究生们与年轻的教师们却对此激动万分。提勃尔·西托夫斯基回忆道，大多数学生“贪婪地、没日没夜地阅读着它”，他们完全被书中的分析 “倾倒了”。伦敦经济学院的年轻教师和学生们还与剑桥大学的学生们通过一个联合研讨班进行思想交流，这个联合研讨班是由哈耶克的学生阿巴·勒内尔在 1933年创办的，后来它渐渐变成了一个促使学生们改变学术信仰的场所。例如，于1934—1935年间在剑桥大学度过了6个月之后，勒内尔本人也变成了 一个凯恩斯主义者。参阅纳迪姆·什哈蒂对尼古拉斯·卡尔多的采访，Shehadi Papers。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本来是可以突袭正统的经济学理论的整座大厦的，但是凯恩斯意不在此。正如阿尔文·汉森在一篇著名的评论中所说的，凯恩斯“其实是 冲着新维也纳与伦敦学派而去的”。凯恩斯特别提请读者，要注意他自己的乐观主义和建设性的方案，与伦敦经济学院有关学者所描绘的非常暗淡的失败的前景之间 的对比。“补救商业循环之良方，不在取消繁荣，使我们永远处于半衰退状态，”凯恩斯强调指出，“而在取消衰退，使我们永远处于准繁荣状态。”凯恩斯对哈耶 克的思想观念的嘲弄迅速地被传开了，甚至在伦敦经济学院的研讨班里也时常听到有人转述这种嘲弄。哈耶克的年轻同事尼古拉斯·卡尔多在1934—1935学 年获得了研究员奖学金，前往美国担任访问学者。在此之后，他就皈依了凯恩斯主义。在研讨班里，卡尔多经常以尖酸刻薄的言语挖苦哈耶克，这种做法使得他在伦 敦经济学院内声名狼藉。然而，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哈耶克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灾难性的决定，他不再撰写关于《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任何评论文章。他后 来为他自己这种默不作声的做法列举了许多理由，包括：不想与那些中途改变观点的学者再次进行论战；他自己正热切地期待着他自己的资本理论的修订本出版；不 想诋毁凯恩斯，许多其他知名的经济学家似乎比凯恩斯还要糟糕。不管哈耶克做出何种解释，他的这个决定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是承认自己被击败了。
凯恩斯声称他能够解决目前面临的经济大灾难；而与此同时，当哈耶克面对凯恩斯的拥护者们对他提出的挑战时，他却保持了沉默。他的同事约翰·希克斯后来注意 到，“对于哈耶克自己提出的通货紧缩性经济衰退理论的推广和应用来说，这真是一个最最糟糕的时期；而且，另一个非常可怕的事实是，这个理论是在1931— 1932年间才第一次提出来的”。希克斯回忆道，由于没有对凯恩斯的理论展开强有力的回击，哈耶克本人的理论逐渐地“从我们的指缝间溜走了”，经济学家们 都转而去关注他们认为的更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了。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似乎都不愿意接受一个无法为解决经济危机指明一条清晰道路的理论。用西托夫斯基的话说 就是，他们感到他们所受的经济学教育模式是“与现实的经济现状脱节的”。例如，在那个时期，米尔顿·弗里德曼还是哥伦比亚大学与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他 说，他和他那一代人并不相信“只需袖手旁观，世界自会风平浪静”的信条。他们在那时得出的结论是，哈耶克与罗宾斯所鼓吹的“英国与美国政府在政策上都应该 按兵不动”的主张是“有害的”。这是弗里德曼在接受吉尼·爱泼斯坦的采访时的发言。越来越多原本追随哈耶克的研究生开始放弃手头上的研究，转而投向了凯恩 斯主义，去研究凯恩斯所提出的问题。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在伦敦经济学院信奉哈耶克理论的人只剩下两三个人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伦敦经济学院迁 到了剑桥，哈耶克仅存的几名追随者中的一位回忆道，“当时，大多数年轻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哈耶克关于就业与产出的理论只不过是过时的陈词滥调而已，不会再 流行了，他们并不重视它”。这是2006年11月份多罗西·哈恩在英国剑桥接受本书作者采访时说的。1941年，哈耶克的鸿篇巨制《纯粹资本理论》 （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出版了，但基本上没有引起学界太多的人的注意。哈耶克本人也注意到，自从《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后，学术界的同行都把注意力转向了 宏观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他承认他已经被人们视为一个“拒绝接受现代思想观念的老古董”。请参阅杰克·海伊于1978年对哈耶克的采访，加州大学洛杉矶分 校图书馆口述史研究中心。
与哈耶克不同，当罗宾斯面对着这个充满敌意的专业环境与政治环境时，他开始重新评估自己的理论思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与凯恩斯并肩工作，罗宾斯 变得更加温和了，有些时候甚至采取了与他早年职业生涯中那种毫不妥协的姿态截然相反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哈耶克后来回忆道，“罗宾斯被凯恩斯说服 了，变成了半个凯恩斯主义者。” 1947年春天，罗宾斯在剑桥通过一系列的正式谈话表达了他的这种转变。在他的三次演讲中，他都表达了对一些政策的支持，即，对富人征收累进税，对穷人进 行收入再分配，扩大公共物品的供应，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监管机构。最令人震惊的是，他居然承认“作为一种维持合理的稳定的总需求的工具”，私人企业制度存在 着“极大的局限性”。他宣称，矫正这些局限性正是公共政策所要实现的目标。在以后的几年里，罗宾斯辩解说，他其实一直都承认政府应该承担重要的角色，只是 他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所写的那些文章没能清晰地将他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而已。然而，在他1947年所作的那些演讲中，他却又承认，他对政府在需求管理 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的新观点是“思想观念发生改变”的结果。罗宾斯非常明确地宣布放弃他早期坚持的反对政府应该对总需求负责的观点，他把先前的这些观点归因 于他原来所遵从的一个智力传统，这个传统“倾向于漠视某种深层次的不和谐的可能性，我现在已经知道，这种倾向有时候会导致肤浅，有时候甚至导致绝对的错 误”。他竟然还曾经用“计划”这个术语来描述他自己的观点，尽管有所保留。罗宾斯在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时，把反对政府刺激经济并因此与凯恩斯进行论战称为 “他的职业生涯中所犯的最大的错误”。他还说，对于《大萧条》这本书，他“很乐意看到它被人们遗忘”。虽然他不愿意放弃他对大萧条的成因的全部分析，但是 他又承认，“由于形势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我在那个时候提出的方案显然是不合适的，那种做法就像拒绝为一个掉进冰冷的池塘里的醉汉提供毛毯让他身体热起 来一样，而理由却是他以前曾经发烧过”。
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哈耶克与罗宾斯所构建的经济学模式已经不再流行了，即使在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内也是如此。罗宾斯开始放弃他以前的观点，而哈耶克 也逐渐把注意力转向与他以前所研究的货币理论毫不相干的问题上。哈耶克在他的伦敦经济学院的就职演说中曾经有过暗示，将来必定会出现如今的这些困难，他所 研究的东西会走向衰落；他还承认，自由市场的拥护者们倾向于过多地关注对改革建议书的批评，而很少有人从正面去详细阐述自己的美好理想。然而，哈耶克认为 这虽然很不幸，但也是不得不如此，因为当时大量的国家干预正在推行，而一些人却提出了各种严重欠考虑的甚至邪恶的经济学理论，以试图证明它们是正确的。诸 如此类的紧急情况迫使古典经济学家们默认了“一种流行的印象，即自由放任就是他们最终的、唯一的结论”。但是，哈耶克却认为，这种理解不但是不正确的，而 且是有害的。他还认为，必须转移关注的重点，即把注意力转向“经济学家所从事的工作中正面的、积极的一面；在这个领域内，集体行动不但是无可非议的，而且 还是达成想要结果的最有效的途径”。 “凯恩斯革命”发生了，但是无论从专业角度还是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个所谓的“革命”都与哈耶克无关；面对这种情况，哈耶克没有气馁，反而认定正面阐述自己 的美好理想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他断言，自由市场的倡导者们必须更加努力，因为他们除了必须阐明自由市场的优点与干预主义的缺点之外，还需要说清楚，在哪些 场合下，对市场进行适度的干预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有益的。这种研究思路促使他的专业身份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他搁置了早期的一些研究工作，致力于思考有 关社会变革方面的问题的设想，他的研究思路甚至让一些人觉得越来越边缘化了。虽然哈耶克的著作对眼前的经济前景的预测非常糟糕，但是他一直非常自信。从长 期来看，他认为他有能力利用自己的思想观点去改变事件的发展方向。在这里，至少他发现，对使他遭受挫折的任何东西都置之不理是有益的。
在20世纪30年代，伦敦经济学院的知名经济学家们很清楚，除了维也纳之外，芝加哥大学的同行是他们在智力上与思想上最亲密的盟友。他们邀请了两位芝加哥 大学最杰出的经济学家——雅各布·瓦伊纳与弗兰克·奈特——来伦敦进行学术演讲，并且发展出了一个跨越大西洋的系与系之间的联系网络。请参阅罗宾斯的《一 个经济学家的自传》，第132页。其中私人关系最好的是莱昂内尔·罗宾斯与雅各布·瓦伊纳。后来，当他们回忆起1927年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时，都明 确表示，他们想到的更多的是当时颇具罗曼蒂克气氛的情景，而不是所讨论的理论问题。瓦伊纳在见面的第二天就给他的妻子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是这样写的： “我与罗宾斯出去散步了”，“在这个有着‘梦幻尖塔’之称的牛津大学的校园内，我们一直争论到了凌晨一点半，夜色很美，地上洒满了星光”。罗宾斯也回忆 道，他们回来的时候，需要唤醒门卫才能进校门，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违反校规的大学生”。后来，在回顾瓦伊纳的职业生涯时，罗宾斯是这样描述他的这位朋友 的，他说瓦伊纳“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在我们这个行业中，是一个杰出的全能球员”。哈耶克与弗兰克·奈特的首次见面是在他动身去伦敦之前。在写于1936 年的一封信中，哈耶克说道，尽管他们的观点偶尔会出现分歧，但是他再也找不到“让我觉得在观念上与自己如此一致的其他人了”。罗宾斯也同样表示，他特别赞 赏奈特的作品，把奈特的著作《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Risk，Uncertainty and Proftt）说成是一本在经济理论方面具有奠基性意义的教科书，他还帮助奈特出版了《竞争的伦理》（The Ethics of Competition）一书。1937年，罗宾斯告诉瓦伊纳，他确信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师们“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群体”。
为什么伦 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们会发现，在大西洋彼岸的芝加哥大学的同行们的努力方向与他们类似呢？这其实很容易理解。因为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们早就名声在外， 他们是（罗斯福）新政（the New Deal）中所采用的那些经济政策的主要反对者。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们当中有一些人竭力批判制度主义者。制度主义者采取了一种基于归纳推理的方法论，而 这正是罗宾斯曾经公开抨击过的。自从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之后，一些对凯恩斯观点的尖锐批评都来自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芝加哥大学还以对 它的研究生进行保守主义政治经济学教育而著称，这些研究生包括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施蒂格勒与阿伦·迪雷克托等。弗里德曼后来回忆道，他与妻子罗斯所 秉持的“保守主义思想的内核”，必须归功于当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普遍影响”。他说，芝加哥大学的学术氛围让学生惊异于“价格体系的强大力量”，也让学 生们觉得，“否定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经济学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然而，仔细探究一下这些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的作品，就会发现他们对自己的思想观念的评价并不总是与他们的学生和同事的评价一致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芝 加哥大学有3位杰出的自由市场的倡导者，他们是弗兰克·奈特、雅各布·瓦伊纳与亨利·西蒙斯。他们都渴望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奥地利学派和伦敦经济 学院的同行们所坚持的那种极端的观点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认为，相比之下，他们自己的观点要更温和些。1938年，弗兰克·奈特在一篇为罗宾斯的《经济计 划与国际秩序》（Economic Planning and International Order）一书所写的书评中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篇书评实际上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嘲讽。“我们所面对的自由放任主义接近于全球性的无政府主义乌托 邦，”奈特写道，“如果政府不再给我们制造麻烦，同时所有的政治家全都滚蛋或者死亡（当然，还要留住警察），那么我们的愿望——普遍的自由和四海之内皆兄 弟——就能实现。”与罗宾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奈特相信，要维护“人类的自由”，“可能需要更加多样化的政治形式，而不能仅仅依靠消极地限制与削减政府行 为”。1937年，在写给沃尔特·李普曼的一封信中，亨利·西蒙斯在表达他对奥地利学派和伦敦经济学院的同行们的不满时使用的措辞比奈特还要强烈。米塞斯 和罗宾斯等人“关于政府行为的固有本质与经济计划的局限性的观点，总是非常极端”，西蒙斯写道，“总而言之，他们为自由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很有可能还抵不 上他们对自由事业的伤害”。由于瓦伊纳与罗宾斯有深厚的私人友谊，因此瓦伊纳语气显得较为缓和，但是在私底下与罗宾斯通信时，他还是表达了他的担忧，他觉 得伦敦经济学院需要一种“安定的力量”，来防止它的经济学家们“在经济分析的方法或者前提假设的选择方面出现教条主义的倾向”。他们的观点并没有随着时间 的流逝而有所减弱。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的时候，瓦伊纳还指出，米塞斯最近所做的研究是“真正古怪的或者不正常的经济学”，而奈特则发现它“有些轻微的 焦躁情绪和教条主义化”，并且常常与“现实情况相违背”。几年之后，在阅读了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后，瓦伊纳在一封写给他朋友的信中说，这本书“言过 其实”，而且充满了“教条主义”色彩。奈特则告诉出版社，这本书对“各种各样的政府行为对未来的经济生活的必要性与政治必然性”认识不足，讨论的“只是一 种过于简单化的谬论”。他们对自己所持有的观点已经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虽然他们与他们在伦敦的同行一样，都倾向于维护自由市场，反对过度的、病态的干 预，但是他们也相信，在当代的经济生活中，政府扮演着一个必不可少的角色。而且，他们担心，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们所持有的极端的观点在修辞上是有欠考 虑的——如果把自由市场观念浓缩成某种不可调和的绝对主义思想，那么，实际上就相当于说服读者去信奉自己对手的观点，而不是自己的观点。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芝加哥大学最具影响力的自由市场的拥护者是弗兰克·奈特。奈特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圣人与先知”，是罗斯福总统执政 时期的经济政策最杰出的学术批评家。奈特在知识与人际关系上都拥有不同寻常的背景，这使他跳出了原有学科规范的窠臼。奈特出生于伊利诺伊州乡下一个信奉福 音派基督教的家庭里，他是11个孩子中最年长的一个。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长大以后，奈特来到康奈尔大学攻读德国哲学博士学位。由于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怀疑 论者”，他的其中一位哲学导师说，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一接触到哲学，就会摧毁真正的哲学精神”，所以让他转而学习经济学。奈特是一名“现象级”的 非常出色的老师，他的学生回忆道，他总是能够“掌控整个学术氛围”。叼着一根玉米穗轴烟斗，操着一口明显夹带着美国中西部口音的英语，奈特习惯于慢条斯理 地不断地评论着过去和现在的经济学家。奈特还因在讲授研究生课程时揭露“任何一个哲学体系实际上都是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段”而闻名，学生报纸甚至曾经建议 说，研究生课程应该更名为“弗兰克·奈特Ⅰ”和“弗兰克·奈特Ⅱ”。尽管奈特的讲义以表达散漫、语义含混而闻名，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它们在将芝加哥大学的 社会主义者转化成新生代的自由至上主义者的过程中居功至伟。在论及芝加哥学派的兴起时，人们总说奈特是点石成金的大师。乔治·施蒂格勒回忆道，在芝加哥大 学，奈特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位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也说，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教师”，也是系里的“明星”教师中最耀眼的一位。乔治·施蒂格勒与米尔 顿·弗里德曼被他们的同辈们认为是奈特亲密团体中的一员，有人甚至把他们称为奈特的“瑞士警卫队”。奈特对社会主义改革者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他们是一群 幼稚可笑的人，这使他在进步主义经济学家的眼中变成了一个声名狼藉的人物，而这些批评却对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学生的研究方法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任何试图把奈特的各种反对意见整合、熔铸为一个内在一致的、统一的社会哲学体系的努力，都隐含着一种风险，即以一种选择性的秩序取代奈特世界观所固有的同 时也是奈特有意营造的纷杂性（deliberate messiness）。奈特被公认为是一位非常专注自由企业理念的倡导者，但是他的著述似乎从来都不受这个角色的约束。事实上，奈特认为自己主要是一位批 判者，他更喜欢揭露其他理论家思想体系中的含混之处，而不是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正如他在《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一书中所自认的那样，奈特生活在一个 “充满矛盾和悖论的世界中”，他作为一位学者的第一本能，是要把他认为被人们忽略掉的那些东西的性质揭示出来。本书引用时标注的页码系重印本的页码。拒绝 沉溺于未经批判就接受下来的绝对结论当中，这是奈特自己的“绝对”哲学信念。奈特告诉自己的学生，在必须进行简化时，也只能进行“相对绝对的绝对”简化， 这也就是说，必须运用一种将来可以批评的临时性假设来进行简化。950年，在美国经济学会发表主席演讲时，奈特说道：“无论什么行为，都可以找到一个原 理，一个合理的、在特定条件下成立的原理，足以证明它是正当的；当然，完全相反的行为亦然。”他还说，经济理论就像烹调一样，“必须做到恰到好处；无论在 哪个方向上，都既要充分，又不能太多；既要深入，又不能走得太远。总之，增一分则太多，减一分则太少”。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奈特一直反对一味鼓吹自由 市场体制的优点而不关注其局限性的做法；当然，另 一方面，他也反对在讨论克服这些局限性的方法时，完全不在意这类措施的成本的倾向。
奈特对以市场为中心的社会的道德生活的未来尤感忧虑。他认为，个人根据对自己的经济利益进行理性计算的结果来决定怎样行动，这既不正常，也不可取。奈特相 信，即便是那些处于最顶层的企业家，在追求利润的时候，也更多的是出于对竞争的热爱，而不是出于对货币收益的期望。在《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一书中，奈 特这样写道：他们是“为了生产而消费，而不是为了消费而生产。真正的动机是追求卓越，是在这个游戏中获取胜利，这也是迄今为止发明出来的最伟大、最有吸引 力的游戏，甚至超过了治理国家和赢得战争”。请参阅奈特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第360页。事实上，被经济学家定义为“理性”的行为，即单纯只追求 利益的行为，一般人却会认为是可憎、可厌的。早在1922年，奈特就曾经撰写过一篇以“伦理学与经济解释”（Ethics and the Economic Interpretation）为标题的论文，在该文中，他指出，“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各种价值进行理性批评，得到的结论必定都是与常识格格不入的”，而 且“自私的、无情的经济人正是道德谴责的对象”。市场社会鼓励了这些不可能的行为，同时却抑制了不能反映价格机制要求的各种价值的“生产”。过了一年，奈 特又写道：“在一个所有价值都被极度化的、都被用货币尺度来衡量的社会中（各现代工业国家就已经进入了这样的社会）”，在最高贵、最敏感的那批人当中，将 会有相当一部分人只能过着不幸福甚至极度无聊的生活。”
对资本主义社会道德状况的深切忧虑，使奈特对任何无法限制和解决潜在过剩问题的社会计划都表示严重怀疑。 1949年，在评论哈耶克的一篇文章时，奈特解释了他为什么要坚持一个偏向于保守的立场，他写道：“无论是自由还是真理，都不能被看成是绝对的，它们不仅 与美、德行以及其他价值有所冲突，而且它们自己也有所冲突，从而也就使得‘边际’比较、妥协以及‘正确的配比’变得必不可少了。”奈特的结论是，一个市场 高于一切的社会不仅是不平衡的，而且也是很容易倾覆的。当然，奈特这个结论并不意味着，他相信别的什么制度能够消解社会道德与物质福祉之间的永久性张力。 1933年，在写给任教于威廉姆斯学院的经济学家沃尔特·史密斯的一封信中，奈特阐释了他是如何别出心裁地将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综合到一起的。奈特说： “在尽可能深入地考察各种基本因素之后，我发现，无论是激进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都有正确的一面。”他接着又说：“一方面，旧制度肯定会走到它那套东西 完全不可接受的那一天，到那个时候，任何想要回到旧体系的企图都绝对会落空。另一方面，有人认为把最优秀的头脑集中起来，就能够设计出一个取代旧制度的新 制度，我认为那是不现实的。”在奈特眼中，他所生活的世界中充斥着无数极其糟糕的替代市场机制的方案，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给了他理由去提倡市场制度，尽管 市场的结果也可能是灾难性的（而且他越来越确信，市场正在走向崩溃）。24年之后，在一封写给他同事的信中，奈特说道：“我很好奇，在替代市场机制的方案 中，究竟是哪一套用来替代以盈利为目的的制度的方案，不会比它所要替代的制度本身更糟糕。”他还说：“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一直在寻找这样一种方案，可是从 来就没有获得过成功。”奈特证明，激进主义者确实有能力为现在的世界秩序送上一曲挽歌，而且有能力大声疾呼需要一个更好的世界，但是奈特却无法说服自己相 信确实需要某种替代方案，他也不相信激进主义者渴望发生的变革真的会到来。放在20世纪30年代那个特殊的历史情景当中，奈特既然无法给出替代旧制度的社 会改革方案，外人也就自然而然地把他当成市场制度的鼓吹者了。但是，与他在伦敦经济学院的那些同行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奈特对市场机制的拥护不仅仅是不情 不愿的，而且是有所保留的。
虽然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声誉以及它浓厚学术氛围的确立，主要应该归功于奈特独特的人格魅力，但是在研究生教育中，雅各布·瓦伊纳却扮演着一个核心的角色。 瓦伊纳之所以能够获得崇高的学术声望，主要是因为他在国际贸易与经济思想史领域撰写了许多有广泛影响的论文，这些论文充分表明，他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除 了在大学任教之外，瓦伊纳还在财政部担任要职，这迫使他在20世纪30年代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奔走于芝加哥与华盛顿之间。他在课堂上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 格，素来都以作风严厉而闻名于整个经济系。像那个年代的许多其他大学一样，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教育也实施宽进严出的政策——大量接收前来就读的研究生，然 后鼓励甚至迫使无力完成学业的学生自动放弃。瓦伊纳主讲的经济学301课程，被认为是整个美国首屈一指的研究生经济理论课程，他这门课程在实施上述制度的 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他本人似乎也是乐此不疲地一直这么做的。保罗·萨缪尔森回忆道，瓦伊纳这门课程“因他残忍、粗暴地对待学生而臭名昭著，在课堂 上，瓦伊纳不仅经常令女学生痛哭流涕，甚至会迫使退伍军人这种铮铮硬汉也变得歇斯底里、完全绝望”。他的学生们回忆起他时，认为他总是“轻视劣等人”，他 “精于辨识人的智力，在这方面可谓是剔肤见骨”，“他这一生给自己制定的任务好像就是摧毁学生的自信心”。但是，如果你得到了瓦伊纳的赞赏，那么“对一个 人来说，这是最值得珍视的，因为可以确定，这个赞赏肯定是最真诚的，它来自于一个最胜任批评的批评者口中”，他的一个学生这样回忆道。
有时候，在大众媒体面前，瓦伊纳所代表的是强硬的保守派经济学家的主场。在1936年，有一份报纸的某个专栏作家这样写道：“迄今为止，他的观点都是偏右 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一个孤独而寂寞的人，就像易卜生笔下的‘建筑大师’一样。他崇尚自然，反对人为地刺激或控制价格。”这位专栏作家是莱缪尔·帕 顿，他在《巴尔的摩太阳报》上有一个专栏，专栏的名称是《今天的新闻说的是谁？》，发表日期是1936年2月10日。不过，帕顿对瓦伊纳的保守主义立场的 描述前后不一致。在两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帕顿曾说，他搞不懂为什么瓦伊纳会“被保守主义者寄予厚望”，因为他明明是一个“自由派经济学家”，并且“几 乎完全赞同对政府的财政政策”。然而，在直接处理具体的公共政策问题时，瓦伊纳竭力强调的其实是偏离自由放任主义的那一面。在谈到限制大型企业的权力问题 时，他所使用的语言尤其尖锐。例如，1931年，瓦伊纳在一次演讲中提醒他的听众，“美国公众往往盲目地相信大型企业会对社区负责，而无须对它们进行监 管，也不必设定具体的规章制度，对它们用不着永远保持警觉性。而事实上，在美国的企业发展史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这一点”。请参阅路易斯·斯塔克的 《从人道的角度看，‘大企业’是失败的》，载于《纽约时报》，1931年8月21日，第22版。虽然他也不得不承认企业规模越来越大这种趋势对公众确实是 有一些好处的，但是他认为，事实上“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经济问题”是“片面地强调企业规模这个导向，这将不可避免地驱使企业逃避竞争，从而给经济体系的 运行带来一些严重的后果。在我看来，这是非常不可取的”。他还坚信，民主政治应该优先于经济理论的指导。他认为，如果公众希望对经济进行直接调控，那么经 济学家应该着手设计有效的调控政策，而不能简单地满足于表达不满，说这种调控、那种政策在理论上都是没有效率的。瓦伊纳强调，满足这些要求可以提升公众的 信心，稳定经济体制，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比政府坚持抽象的经济理论更重要。瓦伊纳赞同一些进步分子针对企业权力提出的批评，他还坚持认为，经济政策应该着眼 于解决实际问题、维护社会和经济的稳定。因此，在面对各种问题时，他采取了一种更加灵活、更适应当时社会环境的应对方法。
出于一种本能，瓦伊纳与罗宾斯一样都支持自由市场理论，但是他更乐意放弃他的保守主义倾向去适应复杂多变的形势以及时代的政治要求。在1940年，瓦伊纳 向他最亲密的朋友吐露了心声，“虽然与你相比，我更像是一个失败主义者：尽管无法做到尽善尽美，但只要人们选择的是不那么邪恶的东西，我就已经感到心满意 足了。不过我对于你所坚持的目标，还是十分钦佩的。”罗宾斯虽然认识到，在抽象的学说方面，瓦伊纳与自己可能并不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但是他同样也对瓦伊纳 表达了他的尊敬。“对于任何一个正统的教义，杰克从来都不是一个信徒，”罗宾斯在回顾瓦伊纳的职业生涯时写道，“但是，他对自由主义价值观却倾注了极大的 热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个体与他的同伴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权利，同情和帮助那些遭遇不幸的人。”瓦伊纳思想的多变性使他赢得了沉着冷静以及尊重各方观点 的美誉。1935年，有一份杂志这样写道：“财政部的这个身材矮小、蓄着一头红发的首席顾问坚持认为在理论上根本没有什么铁律，他不属于任何经济思想流 派，他总是会随着环境与形势的转变而快速地、巧妙地调整他的思想，他从不缺少这方面的能力，他也总是以此为傲。”他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公众知识分子的形 象，在新闻工作者看来，为了维护自己的“中间派”的形象，他总是避开教条主义的诱惑。虽然他的语言没有弗兰克·奈特那样的表现力，或者换一种说法，他的语 言没有什么故意而为之的似是而非的特征，但是他与他的同事一样，都倾向于维护自由市场理论，使之既能免受被批评的伤害，也能避免因自己阵营的人做出什么过 火行为而受到伤害。
亨利·西蒙斯是奈特在爱达荷大学时的一名学生。与奈特和瓦伊纳相比，西蒙斯不仅更年轻，而且在经济学界的知名度也远远不及他们。他出版的作品很少，基本上 都集中于大众消费品领域。在学生们的记忆中，西蒙斯“在经济系内并不特别受欢迎”，乔治·施蒂格勒在后来回忆关于“一个在过去的12年里只写过两篇书评的 学者是否可以被授予终身教职”的那场争论时也是这样说的。西蒙斯总是被健康问题所困扰，直到1946年因为过度吞食安眠药致死才告终。他的死被定性为一次 意外事故，但很多人却认为他其实是自杀身亡的。西蒙斯的妻子告诉验尸官，西蒙斯在死前数月一直因严重失眠而不断加大服药量，但是她不相信他是有意过量服药 的。请参阅的《验尸官对C氏的正式结论》，载于《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由于体质虚弱，在课堂上，西蒙斯总被学生认为是一个冷漠的教师，在很大程度上，他被 认定为一个外表懒散、对不是特别出色的学生的思想总是缺乏兴趣的教师。请参阅唐·帕廷金编的《在芝加哥传统中论芝加哥传统》，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杜克大 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5页。然而，由于西蒙斯总是积极参与对当代政治问题的辩论，他所持有的观点又是非正统性的，而他的年龄与地位都与研究生相 仿，这使他在学生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的他还是一个单身汉，把大量的时间都留给了芝加哥大学。他基本上每周一次在汉利酒吧与学生聚会，其中有许多学生 正好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但他们都没有选他的课，因此西蒙斯是这个聚会的核心人物。请参阅基奇的《真理的火焰》，第179页。
与奈特和瓦伊纳一样，西蒙斯也很快提醒他的同行与广大公众，自由市场具有极大的优越性，是不能轻易被取代的。他是第一个称自己是“自由至上主义者”的著名 的美国经济学家，他在罗斯福新政时期所写的著作都体现出了一种坚定的信念：他相信，即使小小的政府干预行为，也可能会使自由市场经济滑向独裁主义。在他 1948年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自由社会的经济政策》的第1页中，西蒙斯使用了“自由至上主义”这个术语，而且从他关于和平的演讲来看，他明显 秉持二元论的世界观，box 9，folder 4，Simons Papers。正如他在1938年所指出的，他坚信“罗斯福新政时期所采取的政策的主方向是指向独裁式的集体主义的”。西蒙斯极力倡导自由市场理论，他的 强大影响力使得乔治·施蒂格勒声称，他的小册子《自由放任的积极纲领》（A Positive Program for Laissez-Faire）奠定了他的“先驱地位，公众以及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他是芝加哥学派的核心人物——他极力倡导应由私人（竞争）市场组织商品的 生产和销售，政府的经济功能是有限的”。
但是与他的同事一样，西蒙斯也认为某些特定的强有力的干预政策是有必要的，它可以避免由于毫无节制的竞争所导致的风险。通过有针对性的管制行为与再分配， 他相信，政府在没有进行过度干预竞争性企业经营活动的情况下，可以遏制企业组成联盟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现代经济环境的不稳定。例如，他在《自由放任的积极纲 领》中指出，如果政府实施累进所得税制，那么他相信，在打击了经济权力过于集中的同时，也不会妨碍市场发挥自由竞争的作用。“你们可能会封锁我关于税收问 题的评论，在你们听来，我好像完全是一个新政的拥护者，或者更糟糕。”在1938年的一次演讲中，西蒙斯在共和党人听众面前承认：“我批评罗斯福政府的主 要原因在于，在改革税收这个特定的领域时，它过于落后，而且缺乏自信。”与瓦伊纳一样，他猛烈抨击现代经济体系下的日益壮大的巨型企业。为阻止企业达成联 盟，让美国企业的基础结构回归到更小的规模，他提出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实施步骤。西蒙斯在《自由放任的积极纲领》中指出，“在所有的因素当中，民主政 治的最大敌人是垄断”。他指出，要想阻止垄断，则必须通过“制定一个有关私人企业的‘全新的政策’，”包括阻止“铁路以及公共事业和所有不能维持有效竞争 状态的其他工业部门”进行横向与纵向的联合。西蒙斯认为，“我们已经创造了许多企业大怪兽（Frankensteins）”。在论证了这个观点之后，他还 进一步提议，“为了防止一些不必要的权力的过分集中，必须对企业规模进行直接的限制”。他指出，“最好的单一政策手段是大幅度削减公司权力，其目标是使公 司制这种企业制度回归本位，即发挥各种公司在凝聚创业精神、组织生产方面的作用，同时防止它们走上一味地集中权力、积聚资源的歧途”。概括起来，西蒙斯这 些观点等于是说，他希望发明一种全新的公司形式，用以抗衡当时出现的不断走向集中和垄断的趋势，并且以竞争性的小型生产者为核心，重塑美国经济生活。 1939年，在写给挪威记者特里格夫·霍夫的一封信中，西蒙斯哀叹道，“我认为，现在的公司组织形式离我们想要的企业制度已经越来越远了”。
与瓦伊纳和奈特相比，西蒙斯参与现实政治的热情更高，他对各种资本主义组织形式的捍卫也更直接、更彻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鼓吹自由市场理念的重 要学者都回过头来阅读西蒙斯的著作，希望能够从中找到一些支持他们思想的东西，并为这种理论的推广提供一些动力。但是，他们几乎都被自己所发现的东西吓坏 了。伦纳德·里德是一个崇尚自由至上主义的机构——经济教育基金会（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的主席，他在1947年写信对西蒙斯的同事说，西蒙斯的著作“充斥着集体主义思想”，因此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用处。小威廉·巴克利 对西蒙斯的著作的反应也如出一辙，他说，西蒙斯提出的方案如果付诸实施，“国家就会获得史无前例的巨大权力”，它“毫无疑问是一个足以彻底摧毁自由经济的 方案”。科斯认为，西蒙斯的《自由放任的积极纲领》其实是一本“极力鼓吹干预主义的小册子”，它的目标是运用反托拉斯手段“重建美国产业”，并“通过国有 化手段改变一切事物”。而与此同时，拉尔夫·纳德则强调，他自己批判经济权力的过分集中的思想不可能源于西蒙斯对公司制的严厉批评。这些学者们的反应提醒 我们，芝加哥学派第二代经济学家的强硬立场和尖锐观点，与其说延续自第一代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还不如说是一种变异。虽然芝加哥学派的第一代经济学家们都 认为自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捍卫者（他们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对他们非常不利），但是他们都确信，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也是需要适度的节制、管制和限制的。他们之 所以倾向于资本主义，不是因为他们对自由市场制度本身有强烈的信念，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对各种用来代替资本主义的方案都深表怀疑。
芝加哥学派的这些经济学家与他们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同道中人还有另一个区别，即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有明确目标的团体。虽然他们的许多学生在回忆往事时， 都认为奈特、瓦伊纳和西蒙斯在芝加哥大学共事期间是一个紧密的团体，但是事实上，他们彼此之间并不十分亲密，而且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是同一个思想流派的 成员。许多年之后，奈特还专门回顾过，在那个时期，芝加哥大学各位经济学家的学术取向彼此之间相去甚远。奈特断然宣称，那时谁都算不上什么“中流砥柱”。 瓦伊纳则强调，他本人从来没有自觉地参加过任何一个“学派”，而且就算当时真的存在过一个“芝加哥学派”，那它的成员也必定极其有限。对此，乔治·施蒂格 勒是这样解释的：“在20世纪3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与其他地方有所不同，不过几乎所有重要大学的情况差不多都是这样。”他断言“芝加哥学派”当时 还没有出现，因为奈特正在“质疑竞争型经济的伦理基础”，而西蒙斯的纲领和方案在很大程度上“既能与社会主义和谐共存，也能与私人企业资本主义相安无 事”；至于雅各布·瓦伊纳，他只是一门心思地“反对教条主义，或者说反对各种过于简单化的‘极端’观点”。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的这些经济 学家，其实是在部分学生、同事和继任者的不那么准确的回忆中被划归同一个“芝加哥学派”的，然而，这些经济学家本人的印象却截然相反。因此，只有不考虑成 员自己的相反印象的前提下，我们才能接受“芝加哥学派”这个术语。
就个人交往而言，他们之间并没有许多可供相互慰藉的共同的东西存在。事实上，没有人会相信他们彼此的观点是属于同一派系的，有一些人甚至对他们彼此的观点 心存怀疑。其中，奈特和瓦伊纳的关系具有象征性。在20世纪20年代，当奈特还在爱达荷大学时，他们之间的通信相当频繁，他们相互欣赏彼此的理论，把他们 自己的研究方法与有历史主义倾向的同道中人区别来开。然而，到了1927年，瓦伊纳就开始批评奈特了，说他对作为社会科学的分析基础的各种假设过于着迷。 瓦伊纳直言不讳地警告奈特，“你把自己的天才浪费在这些形而上学问题上”，简直是“疯了”。在写给他在哈佛大学时的恩师的一封私人信件中，瓦伊纳也说，奈 特“在思索形而上学问题的过程中，终将会荒废自己的前程”。奈特则回应道，他对于这种批评根本就“不屑一顾”，他辩解说，他所探究的恰恰就是“经济学家们 特别需要理顺的，也是最基本的东西”。自从奈特来到芝加哥大学之后，他们之间的友谊时断时续，而且一直充满着矛盾和冲突。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他们之 间的通信保存下来的极少。在这些信件中，奈特表示他很恼怒，主要是因为在讨论课程的时候，他们对经济理论的解释不一致。奈特宣称，与把在基本问题上尚未达 成一致的经济学理论付印出版相比，抢劫银行倒显得不是“那么不诚实的一种谋生手段”了。他同时还表示，他很不情愿把“这种既不清晰而又荒谬的东西当成科学 兜售给经济学界的同行”。他们的争吵甚至还波及研究生。在争论达到白热化程度的时候，研究生们不得不穿梭于教室与教室之间为他们两人传话；而到了口试的时 候，研究生们就更加绝望了，因为他们不知道到底应该顺从谁的意思。请参阅西米恩·利兰的《雅各布·瓦伊纳：老师、同事、朋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瓦 伊纳离开芝加哥大学去了普林斯顿大学，自此之后，他们之间的私人友谊就基本结束了，他们之间的联系也变得很少。
至于瓦伊纳与西蒙斯之间的关系，那就明显还要更加冷淡一些。早在1925年，瓦伊纳就曾经表示过，他对西蒙斯的能力持保留态度，在写给奈特的一封信中，他 是这样说的，虽然他“并不担心西蒙斯的智力水平”，但是他怀疑西蒙斯是否会“对此保有持续而永久的热情”。自从西蒙斯与奈特离开爱达荷大学来到芝加哥大学 之后，瓦伊纳对西蒙斯的印象就定格了。他在1935年写给克拉克的信中说：“关于竞争的作用问题，西蒙斯肯定能够把他自己当时所持的观点强有力地表达出 来，不过他虽然文采出众，但是过于武断和简单化。” 1937年，瓦伊纳在评价西蒙斯的论文时所使用的语气明显欠考虑，他坚持说，西蒙斯的论文只有在“把文中用来辱骂反对者的那几百个形容词都删掉之后才能被 接受”。至少有一次，他投票反对聘用西蒙斯，把他自己直接置身于奈特的对立面。在瓦伊纳看来，大学教师应该冷静自持，对事物的分析应该尽可能地客观公正， 在思想倾向与修辞手法上应该去政治化。他认为，西蒙斯的著作违背了这些职业理念，并且还表示，他永远不会改变对西蒙斯的印象，也不认为西蒙斯与他是同道中 人，或者可以与他结为盟友。
在他们3个人当中，奈特与西蒙斯的关系最为亲密。奈特曾经详细叙说过他与那些较为年轻的学生与同事［比如哈里·吉迪恩斯和阿伦·迪雷克托］之间的相处之 道，他尝试着在这个时不时会出现敌对情绪的经济系里带着他们前行。在爱达荷大学，奈特是西蒙斯的导师，当西蒙斯加盟芝加哥大学成了奈特的同事后，奈特依然 一如既往地支持并鼓励西蒙斯，甚至在西蒙斯被疾病折磨得虚弱不堪、无法完成论文的写作或者出版学术研究成果时，也是如此。而经济系里的其他教员则显然得不 到奈特如此热情的支持。1935年，在一封写给瓦伊纳的信中，奈特表示，系里如此对待迪雷克托已经“让我没有归属感与忠诚感了”。他还表明，“如果同样的 事情又发生在西蒙斯身上，我肯定会离开这里到其他地方去”。但是，即便是拥有奈特这样一个难能可贵的导师与支持者，西蒙斯张扬的个性与完全不一致的知识兴 趣注定使他不能完全成为奈特和瓦伊纳的同道中人。有时候，西蒙斯对奈特的倾向于抽象而又带有预警性的声明感到很恼火，私下里他注意到，奈特很悲观，认为 “与根深蒂固的、瓦解他们的历史力量做斗争是徒劳的”，西蒙斯对此很生气。于是，在阿伦·迪雷克托离开经济系后，西蒙斯写道，尽管有了奈特，但是他仍然觉 得“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感到很孤独”。
奈特、瓦伊纳与西蒙斯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充分说明，那个时期的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并不认为他们自己是一个有着一致观点的群体中的一员，也并不认为他们在 任何一个选定的议程上会取得一致意见。他们之所以相互忠诚，应该归因于他们有共同的知识上的对手，而不是由于他们有共同的理论与思想观念。他们都对过度干 预以及激进的社会改革方向感到不信任，别无其他。不管是在个人交往上，还是在知识观念上，他们彼此之间都比较疏远；在政治斗争中，他们从来没有主动积极地 认为自己是属于同一“学派”的，甚至连同属于一个松散的联盟组织都不承认，况且他们相互之间的政治理念与政治经济学方法有很深刻的互相冲突的地方。不过， 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严重背离了必须严格服从市场统治的陈规。他们毫不犹豫地谴责那些死守过于教条主义化的思想原则的同事，他们都认为应该 容许政府对自由市场进行适度的干预，都认为政府干预是可以发挥作用的。这一切都与他们在伦敦的同道中人所持有的自由市场理念相去甚远。他们处于这样一种环 境中，那里的所有经济学界的同事，甚至于大多数人，都以压倒性的优势相信自由市场机制需要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在很大程度上，他们非常乐意接受这种批评； 与此相应的是，在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理念当中也就融进了许多竞争性约束机制的内容。由于他们的思想观念缺少一致性，以及他们愿意接受对自由放任思想的批评， 因此在罗斯福执政的那些年里，他们完全没有感受到任何社会运动的干扰。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自由市场理念倡导者是分散的、愿意做出让步的、在政治上 是有节制的，同时他们的社会理想之间也存在着深刻的冲突。
芝加哥学派早期的经济学家们坚持认为，他们并不是一个“思想上具有一致性的学派”的成员，他们并不信奉某种始终如一的思想纲领，他们甚至不承认他们正在从 事一项共同的事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他们对学生与经济学界没有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学生们在回忆起他们在芝加哥大学所接受的教育的时 候，往往会从思想转化的角度入手叙述，虽然这对当事的老师来说可能有些勉强（有时他们甚至会对这种角色觉得不满）。一批又一批的学生都记得，他们进入芝加 哥大学时是社会主义的热情的拥护者，但是当他们离开芝加哥大学时却变成了坚定的资本主义秩序的支持者。詹姆斯·布坎南的经历尤其典型。他去芝加哥大学学习 时，是一个非常坚定的社会主义者；进入芝加哥大学后，他选修了弗兰克·奈特价格理论的课。布坎南回忆道，奈特“并不是一位思想家，他并不想改变任何一个 人”，但是实际效果却恰恰相反，“在学习了弗兰克·奈特的价格理论6周之后，我已经转变为一个热情拥护自由市场秩序的人了”。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所回忆 的一样，这并不是一个把某种特定的政策或方法融合进经济理论的过程，而是传播一种“一般的观念或哲学理念”的过程。那个时代的芝加哥大学的教师所持有的一 些观点有悖于被广大业内人士所普遍接受的约定俗成的东西，他们允许学生持有各种不同的己见，鼓励学生能够推陈出新，并且拥有革命的热情。因此，保罗·萨缪 尔森指出，虽然“知道他（弗兰克·奈特）的名字的人并不太多”，但是无疑他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这也就不足为奇了。米尔顿·弗里德曼去芝 加哥大学学习时，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信念，他最初的目标是成为一名精算师。他对芝加哥大学的学术氛围进行了非常准确的描述：虽然各位教授在教学上冲突不 断，但是在学生们看来，在芝加哥大学还是存在着某种内在一致的东西。后来，弗里德曼提醒其他学者必须跳出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小范围，“对那个时代的大环境 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当时整个社会的学术气氛都是普遍亲社会主义的，它强烈支持政府全面控制整个经济”。在这种情况下，教师们为自由竞争经济进行的有限 辩护就显得非常突出了；而奈特则对价格理论的价值进行了强有力的阐释。这在学生们看来就是对自由市场理念的激进而高效的辩护。弗里德曼在40年后重新阅读 亨利·西蒙斯的著作时，感到十分震惊，这恰恰有力地说明了在政府干预主义盛行的年代，整个经济学界乃至整个国家都经历着转折。“当我重新回过头去阅读《自 由放任的积极纲领》时，我对我所阅读到的东西感到惊骇莫名，要知道，当时我是把它看成一份强烈地倾向自由市场的纲领的！”。很明显，在大萧条开始之后到第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时间里，在那些公认的“芝加哥学派”的领袖的心目中，这个学派其实并不存在。其实这个学派最初形成于他们学生的心目中。不过，后来的 历史充分证明，这个学派本身的潜力比他们任何个人都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