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论
楔子：一对在泡沫中生存的夫妻
本书的几位作者中，有一位非常不走运，他曾经受困于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房地产泡沫。他是2004年年底才搬到圣地亚哥的。在此之前的27年里，他和他的妻 子已经在美国3个不同的州拥有过4个家。与普通人一样，这对夫妻也得与卖家讨价还价，并向银行申请贷款。因此，他们也得主动联系贷款人，进行再融资。
这对夫妻急于置业之时，正值圣地亚哥的房地产市场狂热之际。他们的房产中介提醒他们，一定要时刻随身携带手机，因为如果市场上出现了合适的房源，潜在的买 房者通常必须在短短一天的时间内看好房并提出报价。一般来说，每套房都会吸引好几个买房者。在圣诞节前几天，这对夫妻看中了一套房子，房产中介建议他们立 即向卖主出价，而且出的价格必须非常接近房主的要价才行。尽管他们当时已经和另一个房主约好，在圣诞节后两天就可以去看另一套房，但是还是决定立即出价买 下这套房。最终他们的出价被接受了。
真正令这对夫妻大吃一惊的，是他们在与一位抵押贷款经纪人会面时发生的事情。这位抵押贷款经纪人的办公室与出售房子给他们的房地产公司位于同一幢楼内。这 对夫妻可以选择许多种不同的抵押贷款，其中有好几种是他们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仅需支付利息的无本金抵押贷款虽然不错，但是这种好事似乎有点离奇；因此 他们选择了优惠5％的30年抵押贷款。这里所说的第一种抵押贷款产品是由创世纪抵押贷款公司（Genesis Mortgage Corporation）提供的，该公司会在1个月内将贷款转售给美国富国银行（Wells Fargo）；第二种抵押贷款产品则是由位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国家城市银行抵押贷款公司（National City Mortgage）提供的。而且在不到2个月后，国家城市银行就主动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信贷资源。这家银行为他们确定了房屋净值信用额度，他们可以在这个 额度内贷款装修房屋。现在看来，是贷款人拼命向借款人丢钱，而不是借款人想方设法地从贷款人那里得到一笔贷款。当然，这对夫妻接受了这个信用额度。从当时 的情况来看，在加利福尼亚南部拥有一幢房子，绝对会成为你最好的投资之一。只要你买下一幢房子，等10年后再卖出，肯定能赚一大笔钱——当地人都在这样 说。然而，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事实并非如此。
国家城市银行本身就是金融泡沫的一个缩影。国家城市银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在1999年时，它还是一家声誉卓著、备受尊敬的银行。也就在那一 年，它买下了第一富兰克林财务公司（First Franklin Financial Companies），并从此进入了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请参阅马克·多多什的文章（Dodosh，2008）。
此后，国家城市银行继续扩张。到了2003年和2004年，它每年通过次级抵押贷款业务获得的利润已经高达10亿美元。2006年，国家城市银行把第一富 兰克林财务公司出售给了美林证券公司（Merrill Lynch），但是同时却留下了美林证券公司不想要的100亿美元的次级贷款。请参阅兰迪·罗古斯基的文章（Roguski，2008）。国家城市银行的 最终结局在这一刻就被决定了。此后，国家城市银行的次级贷款业务出现了大溃败。仅仅在2008年第二个财政季度，国家城市银行就损失了10亿美元；然后， 在当年的10月，国家城市银行本身也不得不出售给了PNC银行。请参阅达蒙·西姆斯的文章（Sims，2008）。PNC银行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它是利 用来自《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简称TARP）的资金完成这项收购的。（另外，尽管没有接下那100亿美元的次级贷款，美林证券公司也很快就会走到自己的终点。）
再回过头来说这对夫妻的故事。2007年，他们获得了第二笔抵押贷款，不过不是从国家城市银行，而是从美国富国银行。美国富国银行允许他们以更多的“资产 净值”为基础申请更多的贷款以装修房子。这对夫妻不知道，在那个时候，房地产泡沫已经破裂了。整个美国很快就会进入全面的经济大衰退。加利福尼亚的税收收 入大幅下降。这个昔日所谓的“黄金之州”，将不得不放弃许多东西——加利福尼亚州对许多从本质上看完全不可调和的东西都有着强烈的激情，例如低税率、古拉 格监狱、慷慨大方的公共雇员养老金。就连本书这位作者的雇主——加利福尼亚大学，也开始削减名义工资，方法是让教职员工休假，并且不支付休假期间的薪水。 各个层次的公共教育机构，成了房地产泡沫破裂的最直接的受害者之一。具体到这对夫妻，减薪无疑会给他们偿还抵押贷款带来沉重的压力。
不过说到底，这对夫妻还是比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要幸运一些。有一天，电话铃声响起，他们在佐治亚州得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因此，他们也就能够买下一幢更大的 房子了。不过，在加利福尼亚这幢房子上面，他们确实损失了一大笔钱。由于在房地产泡沫中受损，本书这位作者不得不推迟了原先计划好的退休时间。但是，与国 家城市银行不同，这对夫妻毕竟幸存下来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与其他几百万个贷款买房的家庭不同，他们毕竟还拥有自己的家。
全国性的泡沫
2008年秋天，美国的金融体系已接近于全面崩溃。9月15日，全美国最大的四家投资银行当中，有两家倒闭了，其中有一家是雷曼兄弟，它直接宣布破产。雷 曼兄弟无法找到买家，同时政府又决定不对它的不良资产提供担保（这样才有利于出售）。另一家是美林证券，这家全美国最大的证券经纪公司被出售给了美国银 行，当然，价格是低得不能再低的了。
第二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对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简称AIG）提供总额为850亿美元的救助。美国国际集团的问题出在它的数十亿美元的掉期合约上面，通过这些合约，它为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MBS）和债务抵押债券（CDO）的违约风险提供保险。如果美国国际集团破产，那么有关的这些债券将会大幅贬值，进而引发整个金融体系范围内的更大规模 的抛售、更大的损失和更凶猛的倒闭潮。3天之后，即9月18日，美国财政部部长亨利·保尔森请求国会通过总额达7 000亿美元之巨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当时，它还只是一个非常粗略的计划，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只是一张国会开给美国财政部的虚拟的空白支票，美国政府 试图以此来向金融体系重新注入资金。这个计划的制定者声称，只要政府入市购买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以及其他不良资产，就能够支撑起整个金融市场，从而遏制金融 危机的进一步发展。
9月15日开始的这一周内所发生的这些戏剧性的事件，使2008年3月政府出手救助贝尔斯登（BearStearns）以来的金融灾难进入了最高潮。仅仅 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和美林证券被出售一个星期以前，美国政府刚刚接管了抵押贷款市场上的最大的两个“玩家”，它们就是政府支持的企业（GSE）——房利美 （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到了这一年的年底，美国联邦政府又直接控制了美国国际集团。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进一步打击了在房地产泡沫破灭后就已经陷入了衰退的美国经济。 失业率直线上升到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从来没有见到过的高位。传统上一直被当作美国制造业象征的汽车行业，也接近了崩溃的边缘，不得不在政府的主导下 进行重组；以通用汽车公司为例，重组的结果是美国纳税人成了持有通用汽车公司股份的最大股东。直到2012年年初，通用汽车公司、联合金融公司（Ally Financial，它是通用汽车公司的子公司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的继承者）、美国国际集团仍然由政府管理，而房利美和房地美则仍然前途未卜。
毫无疑问，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美国民众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而且它几乎还影响到了全世界的每一个人。但是，造成这场大灾难的原因是什么，这至今依然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
许多人往往指责某些特定的微观个体，例如在华尔街攫取高额收益的投资银行家、在帕萨迪纳宣称求爷爷告奶奶不如借次级债的次级抵押贷款发放者、在拉斯维加斯 的炒房者，等等。另外一些人则关注更宏观的结构性因素，例如金融创新的爆炸性发展、全球金融体系的失衡（导致美国和其他许多工业化国家充斥着来自中国和中 东国家的信贷资金），等等。还有一些人则声称，这次危机无非是市场本身会变得疯狂的又一个实例而已，它所体现的群体性狂热，在本质上与发生在17世纪的荷 兰郁金香球茎价格泡沫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要关注的焦点是位于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的联邦政府。说得更明确一些吧，我们认为，危机爆发的责任，未能对美国金融体系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改革的责任，大 部分都应该由以下这些人来承担：历届国会议员、历届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罗纳德·里根、老布什、比尔·克林顿、小布什和巴拉克·奥巴马）以及他们的内阁 成员和主要智囊（包括白宫办公室主任），还有领导了主要管制机构的官员，包括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首脑。我们对这些人的行 为与那些据说沉溺于“传染性的贪婪”和“非理性的繁荣”当中的就职于私营部门的高管的行为进行了对比研究。政治舞台上的行动者显然未能对金融创新浪潮和全 球性的“储蓄过剩”做出适当的反应。政治家们不仅听任危机发展深化，而且在危机爆发后还迟迟不采取在公众看来再明显不过的应对措施。
“罪魁祸首”之一显然是闻名遐迩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格林斯潘本人也是上述这些流行语的创造者，他曾经四次连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主席（其中两次是由来自民主党的美国总统任命的）。格林斯潘推行宽松的信贷政策，从而吹大了房地产泡沫，但是他却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去调查和控制随着次 级抵押贷款的创造而出现的大量欺骗性的“钓饵贷款”（teaser loan）和明目张胆的欺诈行为。2006年，小布什任命伯南克接替格林斯潘，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然而，这位继任者却表现得像是格林斯潘的一个 克隆体（虽然伯南克不像格林斯潘那样喜欢发表声明）。直到2008年9月美国金融体系即将彻底崩溃之前，伯南克的行为一直出奇地消极被动。伯南克的消极态 度可能反映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没有像许多人想象得那么“独立”。如果伯南克试图“捣乱”，国会和其他部门一定会束缚住他的手脚的。
导致金融危机的“罪犯”的“出身”是不分党派的，民主党、共和党都难辞其咎。他们既包括由共和党和民主党总统任命的像格林斯潘这样的管制机构首脑，嘴里整 天嘟囔着“自由市场”和“私人所有权社会”等口头禅的共和党国会议员和白宫官员，还包括拼命想让穷人住进他们自己无法负担的房子的民主党人。曾经担任过比 尔·克林顿总统的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的富兰克林·雷恩斯，还有曾经担任过沃尔特·蒙代尔、阿尔·戈尔和巴拉克·奥巴马的顾问的詹姆斯·约翰逊，后来 都出任了房利美的首席执行官，这算是对他们的贡献的一种回报，但是这种回报显然过于丰厚了。2002年，时任比尔·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诺贝尔 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还与后来出任奥巴马的经济顾问并在花旗集团就职的乔恩·奥斯泽格联名，为房利美出具了一份意见书，信誓旦旦地宣称，房 利美破产的机会只有五十万分之一。
让低收入者和少数族裔“居者有其屋”是民主党全神贯注的当务之急，为此他们创立了房利美，这是房地产泡沫的一大成因；然而，更加重要的一个因素或许是民主 党接受了解除对金融领域的管制、推行金融自由化的主张。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克林顿担任总统期间的美国财政部部长罗伯特·鲁宾和拉里·萨默斯。鲁宾曾 经先后辗转就职于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和花旗集团，而萨默斯则在那届政府任期结束后去了著名的对冲基金德邵公司（DEShaw）。
自从金融危机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经济大衰退出现以后，关于“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这个主题，专家、学者们已经撰写了大量著作。那么，我们能不能说出什么新 东西来呢？当然，我们并不是唯一也不是最早强调华尔街对华盛顿的影响的一批学者。其他一些学者走得比我们远得多，他们甚至暗示，华尔街已经“俘获”了华盛 顿，来自华尔街的人总是能够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而且总是马上就能到手。我们认为，这样一种解释显然过于简单化了。
政治家们、政客们、决策者们所采取的行动，确实有许多是无法归结为华尔街输送利益这个动机上去的。例如，小布什政府中的财政部的许多高官，都与华尔街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2008年年初的时候非常不情愿地去请求国会授权来解决金融危机。到了那一年的年末，或许是因为国会曾经反对财政部救助投资银行贝 尔斯登，他们就听任雷曼兄弟破产，而不再请求国会授权去救助它（因为国会可能会反对）。值得指出的是，尽管雷曼兄弟在美国大选期间捐献了巨额资金，而且它 的首席执行官理查德·福尔德当时还担任着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主席，但是这一切都没能挽救雷曼兄弟。财政部不愿触怒国会（虽然国会是在共和党的控制之下）的 做法可能是有理由的，因为在雷曼兄弟破产后不久，当政府第一次提出《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时，就遭到了国会的否决。
作为第二个例子，我们不妨再来考虑一下金融行业在推进关于个人破产法的“改革”时所面临的困难。维萨、万事达和其他债权人花了整整7年时间才全面推行了这 项于2005年通过的、使消费者的破产变得更加困难的法律。金融行业的确是非常强大的，但是它并不总是能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此外，这个行业是具竞争 性的，而且并不是完全同质的。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破产、美林证券不再作为独立的公司而存在，对于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等幸存者来说，或许都是值得庆幸的消息。 因此，我们认为，重要的是，金融界的利益在华盛顿究竟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在什么时候会产生最大的影响？
图11：金融机构崩溃。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以后，（左起）本·伯南克、乔治·布什、亨利·保尔森、克里斯托弗·考克斯在新闻发布会上。图片来源：白宫官方图片，乔伊斯·博格霍西安摄。
政治如何通过各种途径加剧了金融危机？我们的解释能够使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更加微妙而深刻。在这个问题上，大部分关于金融危机的政治基础的讨论都集中在 金融部门的政治利益上，与此不同，我们要同时强调“三个I”，即意识形态（ideology）、制度（institutions）和利益 （interests）。
某位政治家所采取的行动不仅反映了组织化利益的压力，而且反映了他本人的个人信念——政府在管制金融部门时究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我们在本书中将会证明， 这类思想信念通常是根深蒂固的，在很大程度上不会随着新信息的出现而改变。毫无疑问，政治家们表现出来的能够被旁人观察到的思想，反映的是一种“混合 物”，夹杂了他们真正的个人信念、选民的信念，以及与个人利益密不可分的“任人唯亲”的倾向。我们认为，这种“混合物”的“具体配方”并不是最重要的，最 重要的是它的刚性。我们将会指出，正是这种刚性的存在，阻碍了可能防止泡沫形成的措施的推出，而且在危机发生后限制了可以采取的政治行动。
选举、 立法规则和立法程序等政治制度与监管机构都会影响当选的政治家参与制定政策的愿望和把握机会，而这些政策要么会加剧、要么可以缓解金融危机。在本书中，我 们关注的重点是，以权力分立为原则、采取超级多数规则为特征的美国政治结构，是如何使决策者很难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很难对濒临破产的金融部门进行大刀阔 斧的改革的。
群体和利益是最终的决定因素。组织化程度很高的、拥有大量资源的那些团体（例如金融行业）往往能够通过意识形态同盟和现存的体制结构，推动有利于自身利益 的政策的制定。正如我们在本书中将要证明的，那些强大的组织不仅能够推动总统和国会议员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政策，而且还能将监管机构拒之门外。反过来，由 于监管者过于弱势，某些特定的行动者就会趁机将合法的界线推得更远。
金融危机有三大支柱，华盛顿未能处理好其中的任何一个。第一大支柱是高风险住宅贷款（即所谓的次级抵押贷款）的大幅上升，这些贷款的借款人或者没有良好的 信用记录，或者工作经历不足，无法获得利息更低的优级贷款。直接发放这些高息贷款的贷款人通常都会将贷款转售给其他金融公司，因此他们基本上不会或者根本 不会“共担风险”。美国一些顶级的金融机构则涉嫌欺诈，它们伪造了文件，把次级抵押贷款当作AAA等级的优级贷款转售给其他机构。
金融危机的第二大支柱是抵押贷款的证券化，即把抵押贷款捆绑在一起，形成一个抵押贷款资产池，以便出售给投资者。这些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又被反过来分割成不 同的等级（tranches），各个等级的风险程度各不相同。等级最高的证券对于支付的利息拥有优先权，而等级最低的证券则只拥有最低的优先等级。因此， 当抵押贷款出现违约时，等级最低的证券是最先受到影响的。
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承销商为了把它们推销出去，必须先请信用等级评定机构为它们评级。尽管作为这些证券的基础的抵押贷款的质量非常低劣，但是所有的评级机 构却不约而同地给出了AAA的评级，即证明它们与美国政府债券一样安全。（值得指出的是，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标准普尔公司调低了美国政府债券的评级，但 是却依然给了许多抵押贷款证券AAA的评级。在标准普尔、穆迪、惠誉国际等评级机构的“保驾护航”和“祝福”下，金融机构成功地向市场推出了这些证券，并 把它们兜售给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各投资银行和大型商业银行（例如花旗集团）不仅推销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而且自己也继续持有相当多的这类证券。在这些 投资中，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杠杆作用，它们在购买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债务抵押债券时，是通过“影子”银行体系内利息极低的短期贷款来筹集资金的。这个“影 子”银行体系是在隔夜回购（售出并买回）市场的基础上形成的。
金融危机的第三大支柱是信用违约掉期（CDS），创立这个金融工具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能够对抗违约风险。掉期合约出售者保证，万一抵押贷款 支持证券出现了违约，就向购买者支付预先约定的赔偿金。这原本是用来帮助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持有人套期保值、防范风险的一种保险措施。但是，其他并没有持 有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投资者也会买入掉期合约，他们的目的是与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对赌，因此，他们这种行为被称为“裸信用违约掉期”。这样一来，保险商美国 国际集团就在不知不觉中蜕变成了一家投资银行，而且是一家经营着全世界最大的赌场的投资银行。虽然从理论上说，信用违约掉期是可以展期的，但是由于美国国 际集团的金融服务部门已经售出了如此之多的合约，所以集中起来的威力不亚于原子弹爆炸的威力。
金融危机的上述三大支柱，再加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宽松货币政策和国际资本的大量涌入，共同导致了房地产市场的巨大泡沫。当泡沫破裂以后，次级贷款出现 违约潮，上述三大支柱中的第一大支柱也随之崩塌了。作为连锁反应的一部分，大量基于抵押贷款的AAA评级的证券都出现了违约并大幅贬值，从而摧毁了第二大 支柱。购买了大量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或信用违约掉期合约的那些银行，都调转了方向，以它们为抵押，借入短期贷款。当房地产泡沫破裂、违约成了可行的选择的时 候，为了借入短期贷款，对抵押品的需求大幅上升。因此，随着抵押贷款违约事件的增加，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持有者要想像往常一样通过回购市场为自己的业 务融资变得非常困难，因为贷款人担心这些贷款也会违约。这样一来，人们就开始挤兑“影子”银行体系。由于缺乏透明度，不知道持有的“有毒”资产的具体情 况，这种做法很快在整个金融系统内蔓延开来。最后，在第二大支柱崩溃后，信用违约掉期的买家纷纷索取保险金，这摧毁了第三大支柱，并使美国国际集团濒临破 产。
很显然，上述三大支柱又都是以预谋的和非预谋的政策错误为基础的。决策者们原来是可以避免危机的发生的——如果他们对这三大支柱后面的那些金融产品进行了 密切监管或者甚至直接禁止它们进入市场的话。无论采取下面这些监管措施中的哪一种，都可以大幅削减次级抵押贷款的数量：利率管制、限制市场上出现的次级抵 押贷款的类型、严格控制贷款标准、严格限制按揭贷款发放者以及房地产中介的数量、实施更高的总贷款—价值比要求，等等。另外，如果强制要求抵押贷款发放者 对他们所出售的抵押贷款的利息当中的相当一部分承担责任，那么在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化过程中出现扭曲的激励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少。如果利益相关者在出现违约的 情况下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无论是抵押贷款的发放者，还是抵押贷款的证券化者，都会对可能出现的证券及其衍生品“多点心眼”。信用评级机构的利益冲突 原本也是不难克服的。此外，决策者们本来是可以禁止一些会计处理上的做法的，例如，他们可以禁止抵押贷款市场上的投资者使用可以调高杠杆的各种特殊投资工 具；他们可以规定，只有那些“有切身利益在其中的”共担风险的机构和个人才能购买信用违约掉期，同时，信用违约掉期的发行者则必须拥有更多的资本，以应对 可能出现的损失。
如果采取了上述监管措施，就有可能避免或者至少可以减轻金融危机的程度；它们的缺位恰恰表明，白宫、国会和联邦监管机构等各方面之间存在着深层次的共谋。 导致危机的是泡沫，而泡沫则是在以下两个因素的刺激下膨胀起来的：第一个因素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抵押贷款市场放松监管之后才被刺激起来的，政府不仅 对自身支持企业自加压力，也对私营金融机构施加压力，要求它们增加对低收入者和少数族裔的贷款；第二个因素是，场外衍生工具受到了过度保护，使之不必受 2000年通过的《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Commodity Futures Modernization Act）的监管。所有这些危机的种子都是在小布什担任总统之前就播下的，那时离次级抵押贷款和私营部门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蔚为潮流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小布 什政府的问题在于，尽管已经出现了很多警告信号，但是政府却没有采取任何纠正行动。通过任命哈维·皮特和克里斯托弗·考克斯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小 布什政府扼杀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活力；同时，在国会的共和党人也抑制了民主党人试图监管掠夺性贷款的企图。如果说住房抵押贷款确实变成了荷兰的郁金 香，那么为它提供无比肥沃花土和花房的却恰恰是华盛顿。
但是说到底，最近这场危机并没有什么独特性可言。同种类型的政策失败也发生在储蓄与贷款协会危机（Saving and Loan Crisis）发生期间和大萧条期间。储蓄与贷款协会危机在1985年达到了高潮，直到1989年美国重组信托公司（Resolution Trust Corporation）成立之后才告一段落。类似地，大萧条是因1929年10月的股票市场崩盘而引发的，但是直到富兰克林·罗斯福宣誓就职总统100 天后，即1933年3月，政府才出台了一些重要的新政策。同一年的6月，罗斯福总统签署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这是一项重大的政策创新。《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规定，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必须分立，同时它还创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值得注意的是，这 一法案还限制跨州设立银行和分支机构开展州际银行业务，这一限制直到1994年《里格尔—尼尔跨州设立银行和分支机构效率法案》（Riegle-Neal Interstate Banking and Branching Efficiency Act）通过后才被取消。大萧条期间的金融市场问题早在1907年的金融大恐慌中就已经初见端倪。1907年的金融大恐慌发生在当年的10月，但是华盛顿 却没有对它做出任何反应。虽然为了防范未来再度发生危机，国会在1908年3月30日通过了《奥尔德里奇—弗里兰法案》（Aldrich- Vreeland Act），但是直到联邦储备银行于1913年创立后，真正意义上的应对措施才开始落到实处。很显然，华盛顿的要人们总是要等到马都跑光了之后才记起要关好 马厩的门。这种行动模式一再重复展现在世人面前。
为什么这类重大政策失误和严重延误不断重复出现？有一种观点认为，周而复始的金融危机恰恰是资本主义本身性质的反应——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周期性的，这是 它创造性的毁灭能力的体现。根据这种解释，政策和监管的时滞更多地与金融危机本身的彻底不可预测性有关，而与任何一种政治失败都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单纯 地只关注经济动态过程，最多只能描绘出一个不完整的金融危机的画面。
事实上，人们确实可以事先就洞悉许多导致金融秩序陷入混乱的深层次的原因的。然而，糟糕的是，推进改革的各种尝试，所遇到的不仅仅是忽略和漠视，而且还有积极的反对。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且让我们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说起吧！
1994年，对冲基金阿斯金资本管理公司（Askin Capital Management）因为大量投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而亏损了6亿美元。在同一年的12月，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在以利率为基准的衍生品上的巨额投资，也 因为利率的突然上升而遭受重创，迫使该县不得不申请破产。1998年，建议奥兰治县做出上述投资的美林证券公司与奥兰治县达成了总额高达4亿美元的和解协 议。在那之后，国会举行了听证会，听取专家们关于对冲基金和衍生证券的建议，但是没有从立法途径提出任何纠正措施。10年之后，美林证券公司也倒闭了。
20世纪90年代后期，十几家小型次级贷款放款人破产；而在此之前，它们已经利用庞氏贷款的方式维持了好几年，许多未偿贷款都出现了违约的情况。1999 年，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简称LTCM）破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对此进行了干预，以防止整个金融体系受到进一步的损害。同样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 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简称CFTC）主席布鲁克斯里·波恩警告说，对衍生品合约（包括信用违约掉期）的监管缺位，蕴含着巨大的风险。一语成谶，这正是 2008年金融危机的核心因素。然而，她试图将衍生品置于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监管之下的努力却遭到了克林顿总统的经济顾问团队（其中最著名的是罗伯 特·鲁宾和拉里·萨默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阿瑟·莱维特和国会巨头如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主席菲尔·格兰姆的一致反对。
新世纪的美国经济危机是以2001年网络泡沫的破裂为开端的。在当时，许多人所关注的都是会计师事务所和市场分析家们在这个过程中所起到的误导作用。美林 证券公司因为它的证券分析师给出的报告而被罚款1亿美元。花旗集团因为在安然公司事件和环球电讯事件中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而不得不支付数十亿美元的罚金 以及和解赔偿金（有意思的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它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问题资产救助资金）。在这种情况下，《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 （Sarbanes-Oxley Act）得以通过，但是从2008年金融危机来看，它并没有有效地防止失真的会计信息的到处蔓延。
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随着房地产泡沫的不断增加，有识之士对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贷款组合的高风险性的担忧也与时俱进，他们不断地呼吁必须加强监管。但 是，获得政府支持的企业拥有非常强大的游说能力，而且它们的高管们的政治人脉也极其广泛，因而轻而易举地挫败了所有这种企图。许多州的司法部部长都试图让 华盛顿关注市场上出现的各种纷繁复杂的抵押贷款产品的风险，他们也试图对各银行发放掠夺性贷款的做法展开进一步的行动，但是联邦管制机构却以对这类问题有 “优先管辖权”为由，彻底把他们排除在外了。
到了2005年和2006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已经收集了大量确凿无疑的证据，表明次级抵押贷款止赎和违约的问题早就堆积如山，但是它却决定不运用自己 所拥有的监管权力去提高贷款标准。许多著名学者，例如罗伯特·希勒和努里尔·鲁比尼，都预测全国房价即将大跌。更重要的是，决策者们根本无视历史：许多近 代发生的金融危机（例如发生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日本和泰国的金融危机）都是由房地产泡沫破裂所引发的。但是华盛顿和华尔街却一再为自己打气说“这一次情 况有所不同”。
因此，所有金融危机都不会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现象，它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维度。正如我们将在本书中指出的，在每一个金融泡沫背后，都有一个与之相 对应的政治泡沫。市场中的金融泡沫是非理性繁荣和贪婪的共同产物，政治泡沫则是意识形态、制度和个人利益的混合体。
在《政治泡沫》一书中，“政治泡沫”指的是一系列政策偏差，正是它们催生、培育并放大了那些导致金融危机的市场行为；政治泡沫是顺周期的：当市场上出现了 追求风险的行为倾向时，政治泡沫不但不会反对、阻止，反而会扶持、教唆并放大它们。在金融泡沫产生、发展的时候，正确的做法是加强监管，但是政治泡沫却放 松监管。当投资者们本应该持有更多的资本、降低杠杆率（去杠杆化）时，政治泡沫却鼓励他们采取相反的行动；当货币政策本应该收紧时，政治泡沫却促成了更宽 松的信贷环境。
从成因上看，政治泡沫与市场泡沫有很大的相似性。首先，这两种类型的泡沫都依赖于一套特定的信念。经济学家们一直强调预期因素在资产泡沫产生过程中的作 用。当资产价格严重偏离历史水平时，这些信念就可以用来合理化这类畸高的价格。例如，人们认为，持有股票的投资者所要求的超额收益（即所谓的股权风险溢 价）永久性地下跌了。这个信念助长了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的股市繁荣。与此同时，一个新的信息经济正在形成的观念，则导致了网络类公司狂热地公开募股的 潮流。例如，Petscom，这是一个在互联网上卖狗粮的网络公司，负责其公开上市事务的正是以吹捧泡沫、不断看涨而知名的美林证券公司，它在2000 年2月以每股11美元的价格首次公开募股，然后很快就上涨到了每股14美元，最后却于当年的11月被清盘。同样，在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人们相信，全球 化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储蓄过剩很可能使利率永久性地处于非常低的水平。这个信念推助了从拉斯维加斯到拉脱维亚的房地产泡沫的产生。即便是那些对这些所谓的 基本面的变化持怀疑态度的投资者，也在持续地买入价格虚高的资产，而希望自己能够在泡沫破裂之前将它们售出。
就像上述信念支撑了投资者和投机者“舞会永远不会结束”的心态一样，政治家们和选民们的信念和意识形态也是政治泡沫得以维持的基础。首先，政治家们和选民 们也可能在投资者的“非理性繁荣”中分得一杯羹，这一事实使得他们不愿意去支持纠正政策偏差的行为。如果储蓄过剩真的降低了自然利率水平，那么运用货币政 策将利率人为地保持在高位，就是非常愚蠢的做法。如果信息经济浪潮真的象征着未来，那么提高公开发行股票的标准或者收紧会计报表中关于股票期权定价的陈述 要求，很可能就会被说成是新卢德运动而备受嘲讽。
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在支撑了某个特定的泡沫的那些信念的背后，还有一些更基本的关于市场的本质和政府的作用的信念，它们也会促成泡沫的产生。《牛津英语 辞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把“意识形态”（ideology）定义为“一种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通常与特定的政治或社会环境有关，或者通常与特定的某个阶 层或群体所采取的或想要采取的行动有关，因此往往被用来为特定的行为提供正当性理由；尤其是指，当某种思想体系被不问原因毫无保留地拥护，或者被作为一个 整体全盘地接受，并且被不顾事实真相、不顾事件的实际发展过程而顽固地坚持时”。
当然，意识形态信念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左派、中间派、右派各有各的意识形态信念。但是，最有利于政治泡沫生成的信念结构却是我们通常所称的自由市场保 守主义（free market conservatism）。与绝大多数意识形态一样，自由市场保守主义也有一整套基本原则，这是它的意识形态核心。自由市场保守主义的最简单的绝对形式 是这样一种信念：坚信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本身就是坏的——无论具体的干预措施究竟是什么。与官僚机构相比，市场总是能够更好地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必 须将政府干预限制在最低限度。政府只能用来为生命和财产提供基本保障，政府的职能只能严格地限于市场无法提供的那些领域（不过，这些职能具体指哪些，自由 市场保守主义者内部的意见并不统一）。因为市场能够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所以税率应该尽可能低，监管措施也应该尽可能少。
在美国，两个主要政党都在宣扬一些与自由市场保守主义密不可分的信念。近年来，自由市场保守主义的影响力在共和党内尤为突出，它是共和党继续向右移动、美 国政治两极分化加剧的重要催化剂。但是，自由市场保守主义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共和党的右翼。事实上，正如我们在本书下文中将要指出的，它的追随者们还包括许 多重要的民主党人士。
再者，近年来，一些共和党人，尤其是那些完全认同茶党甚至将自己等同于茶党的共和党人，已经接受了一种“恶性”的自由市场保守主义。我们可以用“自由市场 资本主义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 free market capitalism）一词来描述他们的立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原教旨主义的信奉者们认为，在经济问题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让政府发挥任何作用。我们 不妨将这种信仰与以往那些杰出的倡导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的观点对比一下。从美国第一位财政部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开始，一直到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 德曼，甚至包括艾伦·格林斯潘，所有这些人都认为政府干预确实是必要的——至少在某些例外的情况下。在2008年经济危机中，这些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原教旨 主义者的所作所为对财政部部长保尔森的稳定金融市场的努力造成了极大的障碍，他们强迫必须让雷曼兄弟破产，而且极力反对《问题资产救助计划》。
虽然在泡沫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经济信念和政治信仰发挥作用的方式非常类似，但是，当泡沫破灭后，两者就会表现出一些重要的差异。只要经济主体认识到，若 经济基本面无法保证目标资产的价值继续维持下去，那么经济预期就会在非常短暂的一段时间内发生彻底的改变。但是政治信念则不同，正如前述所引用的《牛津英 语辞典》对“意识形态”的定义中的强调部分所表明的，坚决地拥护特定意识形态的死硬派“空想家”（ideologue）是不允许自己修正自己的世界观的。 思想信仰的刚性使得政策无法根据金融危机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调整。他们不愿意承认需要责怪的或许正是原来的正统观念，反而想方设法地搜寻各种替罪羊， 责怪它们偏离了正统。对于一个自由市场保守主义信徒来说，任何一个明显的市场失灵现象，都是政府不正当地干预了经济规律的铁证。这也就意味着，在泡沫破灭 之后制定的政策往往会加剧危机。由于意识形态具刚性，决策过程将会被延迟、被扭曲。新政策很可能埋下了下一次危机的种子。
金融泡沫和政治泡沫的第二个共性是，两者都会受到制度或“游戏规则”的强烈影响。游戏规则决定了对于社会行动来说至关重要的激励机制。特定的激励机制可能 会诱导破坏性的行为。金融市场上的激励机制是在金融市场的结构、经济主体拥有的金融信息、政府是不是进行监督和管理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这些因素在 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资本会不会向社会上生产性最高的那些用途流动，或者相反，流向投机者和市场操纵者。类似地，制度结构也型构着政治决策过程。政治家们究竟 会支持什么样的政策，肯定会受到选举制度、竞选财务法规等因素的影响。联邦政府的结构以及伴其而生的其他一些东西——例如两院制、总统的否决权、国会内部 的委员会制、以冗长演说或其他手段阻止议案通过的做法（例如，程序性阻挠议事）等，会给政策的制定造成巨大的障碍；如果这些障碍不能清除，那么政府就极有 可能无法对金融市场进行充分的监督和监管。
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规则决定着经济规则。政治显然是一张王牌，它对于理解金融危机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政治方面的因素会导致一种现状偏差，抑制政府及时做出反应。制度性障碍会导致僵局的出现，而意识形态的极化又会反过来加强制度性障碍。
金融泡沫与政治泡沫之间的最后一个共同特征是：自利和贪婪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的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始，一直 到美国政治学家大卫·梅休的《选举关联》（The Electoral Connection），无数鸿篇巨制都在告诉我们，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自利行为都能够带来非常多的好处。不过，这种溢出效应当然是有限度 的。市场需要“看不见的手”正常地发挥作用：自由竞争必须存在，同时还必须保证信息能够通过价格体系自由流动。民主需要竞争性的选举、表达自由，还需要积 极的、知情的投票者；如果这些条件不能满足，那么自利的“社会美德”就无法体现出来，这时贪婪就会乘虚而入。
金融泡沫和政治泡沫往往是通过贪婪和利益联系起来的。机会主义的金融家们经常会与机会主义的政治家们以及气味相投的坚决拥护特定意识形态的死硬派“空想家 们”结成同盟，并通过这种同盟，利用一切可能的政治机会去谋取自己的利益。这种同盟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以前参议员菲尔·格拉姆（得克萨斯州，共和党）和 他的妻子温迪与安然公司以及其他公司结成的一个利益共同体。从1995年到2000年，格拉姆一直都是美国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 （Banking，Housing，and Urban Affairs）主席。他还是1999年通过的《格拉姆—里奇—比利雷法案》（Gramm-Leach-Bliley Act）的起草人之一，这个法案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2000年，在格拉姆的推动下，当年通过的《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中被嵌入了一个被称之 为“安然漏洞”（Enron loophole）的条款。这个条款取消了所有针对不通过交易所进行的能源证券电子交易的政府监管。对原有监管限制予以取消的主要受益人是安然公司，因为 它是这些证券的交易平台的主要运营者。从1988年至1993年，温迪·格拉姆担任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在她担任这一职务期间，安然公司被美国商 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授予了无须报告衍生品交易的特权。
2002年，菲尔·格拉姆从参议院退休，他马上就加入了一家瑞士银行——瑞银集团（UBS），并出任副董事长。瑞银集团的全称是瑞士联合银行集团，它显然 是一家非常有问题的企业。2004年5月，因为瑞银集团非法向伊朗和古巴转移资金，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对瑞银集团罚款1亿美元。2007年，美国证券交易 委员会又成功地以内幕交易为由起诉了瑞银集团的首席执行官。2009年，瑞银集团又因非法为一些美国人开立账户而被罚款78亿美元，并不得不向美国有关 当局移交了4 400个开户者的信息。2011年，瑞银集团伦敦办事处又发生了一个违约交易丑闻，并损失了20亿美元。对于瑞银集团来说，聘用菲尔·格拉姆这样一个拥有 强大社会关系网的政治家显然是一项非常合算的投资。
菲尔·格拉姆以热情倡导自由市场保守主义而著名。他所秉持的意识形态与他的个人利益显然有很大的重合之处。但是，菲尔·格拉姆和温迪·格拉姆并不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受益者，而只是裙带资本主义的受益者。
瑞银集团的案例还表明，裙带资本主义不仅在共和党人当中很有市场，而且也深深地植根于民主党内部。2009年8月，奥巴马总统与他的主要筹款人之一——瑞 银集团北美分部总裁罗伯特·沃尔夫——一起打高尔夫球。格拉姆、沃尔夫以及奥巴马等人的机会主义倾向着实惊人。瑞银集团肯定可以从它与民主、共和两党的密 切关系中获益匪浅。我们认为，这些关系对于政治泡沫的形成和发展非常重要。
遗憾的是，要将意识形态的政治影响与贪赃枉法和贪婪成性的影响区分清楚是非常困难的。菲尔·格拉姆因坚持自由市场保守主义立场而获得了丰厚的补偿。作为一 种意识形态，自由市场保守主义已经被数量足够多的普通选民所接受。这部分普通选民的人格化代表是“水管工乔”（Joe the Plumper）。在2008年总统大选中，约翰·麦凯恩就曾经大肆宣扬过“水管工乔”们的观点和要求。投机取巧的政客和权贵资本家可能利用大众对自由市 场理念的认同去谋取自己的利益，从而使收入不平等的状况进一步恶化——格拉姆的收入的增长速率肯定远远高于“水管工乔”们。（“水管工乔”实有其人，他名 叫塞缪尔·沃泽尔巴赫，2012年众议院改选时，他还曾经作为共和党候选人参加竞选；如果他真的赢了，那么他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美国梦”，从而以自己的独 特方式成为那“1％俱乐部”中的一员。）唯利是图的行为倾向和自由市场理念确实有可能变成泡沫的促进因素。正如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和罗伯特·阿利伯所指出 的那样，“就像信贷的供给的增加一样，腐败的供给的增加也是顺周期的”。
自由市场理论并不是唯一能够促进政治泡沫发展的意识形态。事实上，即便是那些位于政治光谱的左翼、秉持以经济平等和种族平等的信念为基石的意识形态的政治 家们，也对加剧住房泡沫的政策提供了关键的支持；而房地产企业和金融企业的高管们则巧妙地利用了他们，推动为低收入者和少数族裔提供购房补贴的政治意愿。 在本书第2章中，我们将会指出，从房利美的一份年度报告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在房利美、美国全国金融服务公司现在已经名声扫地的首席执行官安杰洛·莫兹 罗，以及再分配平等主义（redistributive egalitarianism）这种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
在这本书中，我们将证明，2008年金融危机的核心是一个政治泡沫。我们还将阐明，政治泡沫在以往历次金融危机中都发挥了核心作用。我们会把这种动态过程 清晰地揭示出来。事实上，如果说金融泡沫是资本主义特有的流行症候的话，那么政治泡沫就是资本主义民主的一个永久性的特征。只要不愿意完全放弃资本主义可 以带来的好处，那么这两个特征就都是无法彻底清除干净的。毫无疑问，资本主义的优点是不可胜数的。
尽管如此，美国历史已经证明，某些经济政策和政治政策确实比其他政策可取。自大萧条之后，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前，美国一直没有出现过任何重大的金 融危机或经济灾难，也从来没有产生过要求政府强化对经济加以干预的强大的政治压力。事实上，恰恰相反，在过去的30年中，通过颁布法律、发布行政命令、削 减预算以及故意忽视等各种途径，华盛顿已经放松了对金融市场的管制。这与更早的那个历史时期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每隔 20年左右，美国金融界就会出现一次“恐慌”。为了化解这种周期性的危机，华盛顿除了短期援引《破产法》冲销并减记债务人欠联邦政府的部分债务之外，还通 过了其他一些永久性的立法，如《美国联邦储备法案》（Federal Reserve Act）。在大萧条之后，出现了一些重大的制度变革，加强了在存款保险、银行业务、证券市场和公用事业等各个方面的监管。在我们现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以 高科技为核心驱动力的经济的发展、资本的流动、日新月异的金融工具创新，都需要更大范围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因此，把20世纪30年代煮成的那碗监管“字母 片花汤”简单地加热一下再端出来，是不可能适应这个时代的监管要求的。然而，很显然，这种情况的出现，恰恰表明政府的监管能力和适当干预的能力需要变得更 强而不是更弱。
从时代背景来看，自罗斯福新政以来出现的历次金融危机确实与以前不同。变革的反对者们在一个方面做得非常成功——他们使有关方面更难通过立法途径去应对危 机。特别值得在这里指出的一个例子是，20世纪80年代的储蓄与贷款协会危机发生后，国会于1989年通过了《金融机构改革、复兴和强化法案》 （Financial Institutions Reform，Recovery，and Enforcement Act，简称FIRREA）。根据这一法案，政府创建了一个非常弱小的监管机构——美国储蓄机构监理局（Office of Thrift Supervision，简称OTS），并允许金融机构自行选择监管机构。美国国际集团就选择了美国储蓄机构管理局作为自己的监管机构。类似地，在当前这 次金融危机发生后，国会于2010年7月通过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也是一部既不周全又过分复杂的法案。在本书第二篇中，我们将会 看到，它为未来再次出现泡沫留下了非常大的空间。
在本书末尾，我们给出了一些政策建议，它们反映了我们对于政治泡沫和经济泡沫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理解。我们认为，更可取的做法是：确定一系列简单的规则，而 不是一味地强化监管自由裁量权。简明扼要的、只有37页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就比卷帙浩繁的、共有3 000来页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好得多。有人或许会因此把我们看成是卢德主义者（Luddite）。是的，我们确实不像他们那么 乐观，相信一切金融创新都是有益的；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现在的趋势是，改进经济效率的空间已经变得越来越小，而政治风险则变得越来越大，前者的好处往往 被后者所抵消。
金融创新是不是能够给社会带来纯福利？对此，我们是持怀疑态度的，这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在这个问题上，经济学界内部的意见并不统一。例如，对于美国的 经常账户赤字随着房地产泡沫的扩大而增加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经济学家们之间就存在着广泛的学术分歧，卡门·莱因哈特和肯尼斯·罗格夫的综述对此进行了很好 的总结。其次，经济学家，即使是其中最最聪明的那些经济学家，也经常在这个问题上犯错。例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就对房利美看走了眼。另外两位诺贝尔奖获 得者罗伯特·默顿和迈伦·斯科尔斯创立的长期管理公司，也以破产惨淡收场，不得不由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牵头组织救助。最后，不同人给出的不同判断反映了不同 人的动机。电影纪录片《监守自盗》（Inside Job）揭露，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现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弗雷德里克·米什金接受了至少6位数的报酬，他在一份题为《冰岛的金融稳定性》的报告 上署了名。而到了2008年，冰岛的银行体系就完全崩塌了。又如，在金融危机爆发前，耶鲁大学教授加里·戈顿一直是美国国际集团的顾问，但是他所做的，却 只是在美国国际集团陷入困境后撰写了一本书，解释影子银行体系是如何加剧了系统的危机。任何一个国家的金融系统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系统，更不用说全球 金融系统了。在这样的复杂系统中，从经济上和政治上进行操纵的机会比比皆是。因此，相信市场始终都能成功地实现自我调节，无疑是一种天真的幻想。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我们不相信这样的结论：在没有将政治风险考虑在内就高调地宣称某种金融产品在经济上是有效率的。政治和市场会改变各种表面上看来高效 的新产品，使它们变得效率低下。例如，1982年的《加恩—圣杰曼存款机构法案》（Garn-StGermain Depository Institutions Act）允许美国金融机构发放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ARM），这个金融产品使贷款人避免了利率不匹配问题（接受短期存款，却发放长期贷款）。在这个意义 上，它似乎是有价值的。这一金融产品对于刚刚开始获得收入的金融学助理教授来说似乎也是有用的，因为不然的话，他们可能会在短期内支付较少的款项，而承担 在未来支付更多的款项的风险。但是，这个金融产品很快地就被扭曲了，它变成了一种“钓饵”贷款：一开始的入门利率很低，然后再逐渐升高至极高的高利贷水 平。在发放这类贷款时，贷款人往往不去审核借款人的收入或资产。虽然国会从来没有明确划定出合法的金融新产品的界限，但是很明显，如果没有这种所谓的可调 整利率抵押贷款，美国肯定会更美好一些。
我们强调，必须加强对金融产品的监管，同时只能授予监管机构以最低监管限度的自由裁量权。这是因为，华尔街拥有极其强大的游说能力，足以影响监管实施。一 个例子是，尽管早就实施了新的《沃尔克法则》（Volcker Rule，即禁止商业银行利用自营账户进行投机活动），但是直到摩根大通银行在2012年发生高达58亿美元的交易损失之前，由于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杰 米·戴蒙的游说活动，这一规则的实施明显没有落到实处。类似地，当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正在商议如何制定规则，以妥善处理客户的钱的时候，美国商品期货 交易委员主席加里·金斯勒却被曼氏全球金融集团（MF Global）的总裁、其前高盛同事乔恩·科尔辛成功地游说了。客户们仍在眼巴巴地盼着自己的钱，这位前新泽西州参议员和前州长本不应该如此对待他们的。 如果早就有了严格的法律，规定占用客户款项的行为必定会受到严厉的刑事处罚，那么曼氏全球金融集团的客户的钱是可以得到更好的保护的。
虽然从理论上讲，根据《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以某种出类拔萃的、“最好的和最聪明的”方式去实施监督，或许会使市场更有效率（与只通 过立法确定一组坚不可摧的规则相比），但是，实施监管绝对不是一种完全脱离政治的纯技术性的活动。正如著名记者大卫·哈伯斯塔姆在《出类拔萃之辈》一书中 指出过的，越南战争表明，这些所谓的“最好的和最聪明的”人的所作所为的结果无非是使美国陷入了一个深不可测的泥淖而已。在我们最近这次的金融失败中，精 英们和专家们的表现也好不到哪里去。无论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破产，还是安然丑闻，抑或是次贷危机，我们的精英教育机构的毕业生和教授都作为失意者出现在 了现场。 事实上，担任着美国最顶尖的慈善机构、文化机构和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中的职务的，正是这些悲剧的主角们。
从美国国际集团的董事会的构成状况可以生动地说明美国各界精英是在何种程度上卷入了金融危机的。在2005年至2008年之间，美国国际集团的独立董事包 括了这样一些显赫的人物：奥巴马和克林顿任命的外交官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克林顿执政时期的国防部部长和前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威廉·科恩，里根执政时期的 白宫顾问和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杰拉尔德·福特执政时期的住房和城市发展局局长和老布什总统的贸易代表卡拉·希尔斯，福特总统的“能源沙 皇”弗兰克·扎布，美国自然史博物馆馆长埃伦·富特，公共电视台总裁乔治·迈尔斯。而费尔德斯坦、富特、霍尔布鲁克、迈尔斯和扎布在2005年至2008 年间则一直是董事会成员。在担任董事期间，他们从美国国际集团获得了从792 000美元到1 136 000美元不等的个人报酬。或许，这些董事在政府担任公职期间所获得的工资过低了，应该从后来就职的私营部门得到一些补偿。但是，美国国际集团的董事会并 未能保护公众利益。
这个故事的寓意是，金融体系的效率也是有其自身的局限性的。效率本身不应该成为金融公司的目的，因为各金融公司的管理层本身也是由容易犯错误的人组成的。金融改革的核心目标不可能是效率，而是提高美国公众对整个金融系统的可问责性。
第一篇 政治泡沫：为什么华盛顿听任金融危机的爆发？
引 言
乍眼看来，2008年金融危机似乎是来自私营经济部门的各类主体过分贪婪的行为所导致的。许多人认定，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是金融企业的最高管理层，这些金 融企业包括：美国全国金融服务公司、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美林、高盛、美国国际集团，当然还有房利美和房地美；此外，各评级机构——例如穆迪、惠誉和标准 普尔——的高管也难辞其咎。这些金融企业高管采取的可耻的行为包括以“金融创新”、“金融工程”之名滥用各种金融工具，并用复杂的数学模型来混淆视听，例 如“分割和拼凑”已抵押的债务、信贷违约掉期，等等。与此同时，存在着利益冲突的各评级机构还发布了大量误导性的评级报告，并调低了抵押贷款发行人的信贷 标准。
贪婪的回报曾经非常可观。在2007年年初，金融企业的股价普遍超过了1999年的水平——1999年，高盛成为最后一家公开上市的大型投资银行。从 1997年至2008年，在金融危机的幸存者当中，花旗集团、美国银行和摩根士丹利等公司的股价表现都远远超过了标准普尔500股票指数在同期的表现，其 中高盛的股价的上涨幅度超过了150％。
伴随着金融股股价的上升，金融行业的工资水平也在迅速上升，而且其上升速度比其他所有行业都要快得多，因为金融行业的利润占所有企业的利润总额的份额越来 越大。这样一来，涌入华尔街的人才也越来越多。常春藤联盟学校的毕业生都希望在金融界就职，而不愿意进入“实体”经济部门，尽管为社会提供健康、科技、教 育服务以及公共和私人基础设施的是后者。请参阅克劳迪娅·戈尔丁和劳伦斯·卡茨的著作（Goldin and Katz，2008）。金融行业的繁荣，对美国其他行业和部门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涓滴”式的渗透和扩散效应。正如我们将在第5章中表明的，截至2011 年，即使是买进并一路持有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股票的那些投资者，也未能从所谓的金融创新中获益。
某些种类的贪婪是完全合法的。选择在华尔街工作是为了赚钱，投资给伯纳德·麦道夫也是因为投资者相信能够安全地获得更高的回报，这类贪婪是合法的。以按揭 贷款形式买进一幢自己实际上无法负担的房子，并希望能够尽快转手将它卖出，以此来赚一笔快钱，这种贪婪也是合法的。抵押贷款发放者为了获得更高的利益，而 向市场推出这类抵押贷款，这种贪婪同样也是合法的。但是，贪婪也可能成为从事违法、违规行为的诱因。像麦道夫的庞氏骗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另一个例子 是，贷款发放者伪造抵押文件，将有风险的抵押贷款当作安全的抵押贷款出售，以便攫取更高的利润。还有一个例子是，许多抵押贷款服务公司以“机器人签名” “机器人签名”这种做法是指，抵押贷款公司员工在签署止赎宣誓书时根本不审查相关的证明材料的准确性。一批抵押贷款机构曾因这种做法而被起诉至法院，最终 达成总额高达260亿美元的和解。这笔钱是用来给苦苦挣扎的力求避免止赎的房主提供救助用的，但是，究竟谁有资格获得这种救助的标准并不严格。请参阅赛 拉·德万和杰西卡·西尔弗—格林伯格的文章（Dewan and Silver-Greenberg，2012）。的形式签署止赎文件。
在这里，不妨借用发生在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中的一个大丑闻，来说明某个职业的大部分从业者是怎样一起卷入非法活动的。这个丑闻波及了马克·麦奎尔、巴里· 邦兹和罗杰·克莱门斯等棒球巨星。根据ESPN的统计，《米切尔报告》表明，共有86个球员——其中包括31个全明星球员和7个最有价值球员——曾经使用 类固醇或其他提高成绩的禁药。请参阅乔治·米切尔的文章（Mitchell，2007）。另一位棒球明星山迪·柯法斯虽然没有卷入兴奋剂丑闻，但是却被麦 道夫骗了，而中间牵线搭桥的是他的高中同学、纽约大都会队的老板弗莱德·维尔膨。如果在金融行业、地产行业，非法行为也像职业棒球界这么普遍，那么我们就 可以断定，“金融类固醇”和“业绩做假膨化剂”等东西肯定会对金融危机起到非常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还应看到，对于这类广为流传的非法活动，承认它 的存在并进行严厉惩罚的政治意愿并不强烈。
更重要的是，恰恰相反的一种政治意愿却十分强烈，这就是，扩张企业可以从事的合法行动的范围，从而有利于泡沫的膨胀。浮动利率抵押贷款（ARM）出现后， 曾经一度被取缔，后来又变成了合法的金融产品。从单纯的浮动利率抵押贷款发展出两个“金融创新”产品——“钓饵贷款”和负摊销贷款（negative amortization loan，又称本金递增贷款）——仅有一步之遥，而且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发展出其他掠夺性的金融产品。这些产品都依靠吸天真轻信的借款人的血生财。在 储蓄与贷款协会发生危机期间，美国国会放宽了储蓄与贷款协会破产适用的会计准则。随后，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之间的壁垒又被监管机构放松了，并且最终被国会 完全废除了。
因此，真正的问题应该是，如果说贪婪的银行家和他们极其可疑的金融创新以及商业模型难辞其咎，那么为什么政府不采取行动去阻止呢？接下来，将逐步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第一个因素是意识形态。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意识形态的其中两个组成部分。第一个组成部分涉及对金融市场上的风险的作用的认识。许多美国人以及他们的政 治领导人都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金融创新之所以能够促进更大的繁荣，是因为新的金融工具能够更好地控制风险，因而能够使以前无法获得贷款的那些人获得资 金。美国民众坚信现代金融有很大的好处，这种信念很可能是因为401（k）固定缴款养老金计划的普遍推广所致，因为它大大增加了与金融市场有直接关系的普 通美国人的数量。但是，后来发生的事实表明，到2008年为止，因对金融市场进行风险管理而获得的绝大部分收益都流入了华尔街，而401（k）固定缴款养 老金计划投资者则实实在在地承担了巨大的风险。
第二个因素则与公众对政府干预的看法有关。许多美国人以及他们的政治领导人都认为，政府对私人市场的干预，说得好一些，是没有效率的；说得不好一些，则是 完全错误的。凭什么要让政府来把好端端的事情搞砸呢？！再者，政府干预原本就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市场能够迅速纠正自己的错误。所以泡沫根本不可能产生，因 为资产价格从来没有在足够长的时间内一直偏离过它们的真实价值。最坚决地秉持市场能够实现自我调节这种观念的人非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 莫属。如果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不正常的事情，自然会有人出来做空。是的，确实有一些人（例如说约翰·保尔森）通过押注房地产泡沫即将破灭，从而在2007年 和2008年大赚特赚。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些赌局并未能防止金融机构的崩盘。再者，伯尔森还与高盛合谋搞出了一些他本人不能与之对赌的抵押贷款 支持证券，这个事实也说明，买空型投资者能够纠正市场这一想法不仅是幼稚的，而且是非常有误导性的。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第二个因素与利益有关。身处泡沫中心的金融企业的高管们变得更加富有了。显然，他们对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要求政府不要干预。房地产开 发商因建设热潮而赚得盆满钵满。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张也使房地产代理公司、抵押贷款经纪人、产权保险公司和建筑工人受益匪浅。而且，至少直到2008年为 止，金融企业股票的投资者也是受益者。当然，抵押贷款发放者是特别重要的受益者，因为宽松的贷款标准刺激了对抵押贷款的需求，贷款总量不断增加，抵押贷款 发放者因此而大获其利。其中最邪恶的那一批贷款发放者通过院外游说团体向政府施加了最强大的压力。请参阅德尼兹·伊岗、普拉奇·米什拉和蒂埃里·特雷塞尔 的论文（Igan，Mishra，and Tressel，2009）。在这个阶段，房主也因房地产泡沫的膨胀而受益，因为他们的资产价格的上升使他们变得更富裕了。许多房主都扩大了奢侈品消费。
既然如此，政府为什么还要做出一些可能导致许多人变得更穷的事情呢？此外，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观念问题。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爱德华·格拉姆利克在 很早以前就呼吁过必须关注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后来，爱德华·格拉姆利克撰文回忆了此事（Gramlich，2007）。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布鲁克 斯里·波恩也曾经试图对信用违约掉期进行监管。然而，在一个过度自信的世界里，政府干预遭到了借款人和贷款人的一致反对，尽管借款人最终将被取消抵押赎回 权，而许多金融机构最终也将会走上破产的不归路。
我们的答案的最后一部分与美国的政府制度有关。虽然许多美国人都已经认识到了问题，并且他们也都觉得华盛顿应该做点什么，但是，政府究竟能够做些什么，他 们至今仍然不清楚。创建新的监管机构需要国会先通过相应的法律，并由总统来签署它、法院来解释它，然后再由特定的监管机构去实施，而且实施法律的费用还得 依靠国会出资。要完成立法是一项非常艰难的任务。被监管者拥有特定的权利，而且法院很可能会保护这些权利。大型金融公司可以雇用许多非常有才华的律师，它 们还拥有大量其他法律资源，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们拥有政府的法律资源。此外，要切实贯彻执行法律，不仅需要配备相应的资源，同时也要求监管者有足 够强烈的监管意愿，因为监管者有朝一日很可能想去今天作为其监管对象的金融行业里谋职。即使有效克服了所有这些阻碍监管的因素，联邦或州的其他监管机构的 行为也可能损害金融监管的成效。全美国有50个州，即使某一两个州对抵押贷款市场进行更积极的干预，这种努力的效果也可能会因联邦政府所拥有的先入为主的 优势而化为无形。例如，在伊利诺伊州，面对来自州一级的监管压力，富国银行就让一个特许分行选择联邦一级的美国货币监理署办公室（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简称OCC）来担任自己的监管机构。请参阅大卫·斯特莱特菲尔德和约翰·鲁道夫的文章（Streitfeld and Rudolf，2009）。
当然，无论在什么领域，这个“三I一体”——意识形态（ideology）、利益（interests）和制度（institutions）——都可能会 对政府成功地制定政策、发挥政府干预的作用带来一定障碍。但是，正如我们所强调的，它们在金融监管领域造成的危害特别巨大。借用经济学中的一个术语来说 吧，意识形态、利益和制度的效果都是顺周期的。这些因素不但不会抵消或制衡私营部门行动者的行为所导致的后果，反而只会起到补充和扩大的效应。正因为经济 行为与政治反应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所以我们才强调，要回答“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错”这个问题，政治泡沫是一个不得不加以考虑的内在因素。
第1章 泡沫预期
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那场大灾难中幸存下来的那些银行也许本来就与当时难逃破产厄运的其他银行有所区别。此外，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无疑都从自己的 这些经历中吸取了教训，这将对它们未来的行为模式产生重要的影响。只要考虑到上面这两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幸存的这些银行都比生存于20世纪20年 代的银行更加重视流动性。
……
然而，银行流动性偏好的这种转变注定只是暂时性的。据以往几十年的经验判断，我们可以预料，只要一段时期内没有出现大量的银行破产事件，银行高管们就会放松警惕……
——米尔顿·弗里德曼、安娜·施瓦茨，《美国货币史（1967—1960）》（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867-1960）
在经济学中，对泡沫的定义是：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某项资产的价格超过了它的“基本”价值，泡沫就出现了。经济学家通常把一项资产的基本价值定义为从该资产 处收到的回报（例如，分红或利息）的净现值。因此，无论是关于现金流的错误信念，还是关于货币的时间价值的错误信念，都会导致资产的价格偏离基本面。因 此，在正统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内，泡沫是一个难解之谜。很明显，当资产的价格回归常态时，高位买入的投资者肯定会亏损，那么为什么投资者还会一直持续买进 呢？为什么当价格高企时，市场不会被用来出售的资产塞满呢？
答案似乎非常简单：投资者们相信资产的基本价值已经上升了。但是，他们这种信念从何而来？有心人又是怎样宣扬这种信念的？这种信念是怎样才能如此广泛传播开来，以至于当资产价格急剧上涨时，买者不断买入，而卖者则不愿意出售呢？
从经济学家们针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来看，经济学家内部明显出现了分歧。关于经济学家对经济泡沫的观点，可以参阅以下这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罗伯特·希勒 （Shiller，2000）、艾伦·梅尔策（Meltzer，2003）以及奥利维尔·布兰查德和马克·沃森（Blanchard and Watson，1982）。此外，读者也可以参阅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和罗伯特·艾利伯的著作（Kindleberger and Aliber，2005）。行为经济学家们——例如，理查德·萨勒、乔治·阿克洛夫、罗伯特·希勒——强调决策过程中的心理因素。他们认为，绝大多数投资 者都是有限理性的。通常认为，最早提出有限理性这个概念的经济学家是赫伯特·西蒙（Simon，1957）。具体地说，投资者们通常很难区分清楚到底什么 是价格波动，什么是基本价值的变化。因此，如果他们观察到某项资产的价格上涨，他们就很可能会假设它的价值上升了。如果大多数投资者都以这种方式对资产价 格上扬作出反应，那么资产价格就有可能一直上涨到大幅高于基础价值的水平；而一旦等到价格开始下跌，同样的心理机制就会导致资产的价值暴跌。
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则较少强调泡沫的非理性因素。毕竟，某项资产的价值就是人们愿意为它付出的价格；在一项资产的价格上升以后，有人愿意为获得它而支付市场 价格，这种行为并不是不理性的。买入者所需要的只是一个预期而已：日后能够以更高的价格将它售出。正如花旗集团前主席查克·普林斯所说的那样：“当音乐停 止，也就是说，当流动性枯竭时，事情就会变得很复杂。但是，只要音乐仍在播放，你就必须站起身来跳舞。现在，我们还在跳舞。”请参阅中本美智代和大卫·怀 顿的文章（Nakamoto and Wighton，2007）。然而，说到底，这个以“抢椅子游戏”来类比投资行为的解释只是把问题引向了更深一层：为什么投资者会认为，其他投资者也都认 为基本面已经发生改变了？
所以，无论是把泡沫看成是理性的行为的结果，还是把泡沫看成非理性的行为的反映，根本的驱动力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对于资产的价值的过于乐观的信念。这种 “繁荣”（不管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首先，投资者会将投资集中在泡沫化的资产上，而这就意味着将资源从价格与真实价值之比更低的资 产上转移出来。例如，在网络科技热潮期间，随着互联网初创公司的市值暴涨，住宅房地产投资大幅增加，如此巨大的投资增幅显然无法用住房需求的增加来解释。 其次，为了购买更多的泡沫化资产，投资者额外借入了大量资金，并拿该资产来作为抵押品。此外，投资者还会借钱，以支取现金去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因为资产 价格已经高度膨胀，这些贷款的杠杆率当然会非常高（也就是说，贷款总额与资产的真正价值之间的比值非常高）。但是，由于投资者相信泡沫化资产的价格仍将继 续上升，这种信念导致贷款标准进一步被放宽，从而进一步放大了杠杆率和风险。
那么，当泡沫破灭时，又会发生什么事？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美国经济并没有陷入大萧条。但是，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后果则全然不同。当房地产泡沫破灭时，价格暴 跌，导致人们普遍预期处于水深火热当中的借款人将不会继续偿还抵押贷款。而这又导致基于抵押贷款的证券的价格下跌。金融机构也变得更加不愿意接受这些证券 作为抵押品。持有这些证券的那些人，由于自身的杠杆率已经很高，为了保证流动性，不得不出售其他资产，从而使危机漫延到整个经济体。如果原来的乐观主义完 全被悲观主义取代，而且资产价格又下跌到了基本价值以下，危机就会更加严重。
信念和预期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最明显、最直接的政府干预就是采取措施，化解这种不利预期，或设法抵消其后果。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其中最大的一个 障碍是，身居要枢的那些政府官员和监管机构所认同的，往往正是那些使泡沫得以持续的信念。关于这类被扭曲的信念的经验证据，请参阅郑英海、萨赫勒·雷纳和 魏雄的论文（Cheng，Raina，and Xiong，2012）。例如，使近期的房地产泡沫得以持续的主要信念之一就是，可以通过金融创新，将抵押贷款债务证券化，即，把星星点点的风险很高的次 级抵押贷款与几乎毫无风险的其他证券打包在一起，然后出售给希望获得合理的利息的投资者。这样一来，就可以降低贷款标准，让越来越多的购房者进入市场，因 而房价的上涨被看成是对这种“分散”风险的新方法的自然反应。从表面上看，这一金融创新通过把高风险证券“倾倒进”低风险证券的“汪洋大海”，从而“稀 释”了高风险证券的风险。
这种观点能够证明房地产泡沫中所创建的各种极其复杂的、根本不透明的金融工具的合理性吗？一方面，多元化导致的一个结果是，风险管理的回报急剧下降。在伯 顿·马尔基尔著名的《华尔街随机漫步》（A Random Walk Down Wall Street）一书中，他指出，一个人只要买入并持有20只股票，所获得的多元化收益就与持有2 000只股票相差无几。请参阅伯顿·马尔基尔的著作（Malkiel，1990：227）。另一方面，据称是“可稀释的”未核对过收入状况的贷款出现了大 量违约，这在经济上是非常有害的，而且，当运用特定的风险管理策略，将原始贷款切割、打碎并分别出售给大量投资者时，这种危害会变得更加严重。
再者，对于抵押贷款市场上的金融创新的好处，许多人一直——用沃伦·巴菲特的话来说——抱有非常“大的幻想”。请参阅沃伦·巴菲特的文章 （Buffett，2010）。关于金融市场上的幻象的理论模型，请参阅罗兰德·贝纳布的论文（Bénabou，2008）。有关的市场主体绝不是唯一相 信只要次级抵押贷款实现了证券化，就可以承载房地产市场巨大的增长的人。
形形色色的政治家也都与金融行业的从业者一样，满怀激情地对金融创新寄予厚望。在签署了《格拉姆—里奇—比利雷法案》，拆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设 置的矗立在商业银行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之间的防火墙后，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豪情万丈地宣称：“这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法案将使美国的金融服务法规全面走 向现代化，它必定能激发出金融行业更大规模的创新和竞争。美国的消费者、我们的社区，乃至整个美国经济，都将因这部法案而获益……消除了竞争障碍之后，我 们的金融服务体系的稳定性将得到进一步强化。金融服务企业将会创造出更加多样化的产品，它们的收入来源也将更加多元化。它们在全球金融市场上也将会更具竞 争力。”请参阅威廉·克林顿的文章（Clinton，1999）。在此之前的2005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联邦储备局大会上告诉与 会者：“金融创新带来了众多的新产品，例如次级抵押贷款和为移民提供的特殊信贷计划。这些新事物代表了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综观我国金融行业的整个历史， 我们可以看到，创新是最根本的驱动力……以住房抵押贷款为基础的证券有助于一个全国性的甚至国际性的抵押贷款市场的形成，并且为更加多样化的住房抵押贷款 产品提供市场支持。”请参阅艾伦·格林斯潘的讲话（Greenspan，2005）。
简而言之，当决策者们信奉那些有助于泡沫生成和发展的信念时，他们必定也会认为没有任何理由要进行干预。现在担任花旗集团首席经济学家的威廉·布伊特将这 一现象称为金融管制者的“认知俘获”（cognitive capture）现象。他指出：“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认知管制俘获（或认知状态俘获），因为它并没有表现为特殊利益群体通过赎买、勒索或贿赂等方法，控制 和影响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以及某些重要的监管机构（例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而是通过那些掌管国家有关机构的人，从内部进行渗透，潜移默化地将既得利益 者的目标、兴趣和对现实的感知内化为他们想要调整和监管的公共利益。”请参阅威廉·布伊特的文章（Buiter，2008），强调标志是原文就有的。此 外，读者也可以参阅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郭的著作（Johnson and Kwak，2010）。事实上，私人投资者与决策者拥有共同的信念这种现象并不十分令人惊奇。监管机构和被监管者之间原本就存在着紧密的社会联系和职业联 系。在许多情况下，今天的监管者往往就是明天的被监管者。再者，那些影响各种市场主体的经济理论和金融信息，同样会影响政府官员。
退一步说，即使政府官员不像市场参与者那样对金融创新有很高的积极性，在泡沫所带来的兴奋和激情远远超越了华尔街，将广泛的普通公众卷入的情况下，要对市 场进行干预，在政治上也会面临非常大的困难。根据盖洛普咨询公司的统计，在2005年5月，多达70％的美国人认为，他们所在地区的房屋的平均价格在来年 将会继续上升。请参阅丹尼斯·雅各比的论文（Jacobe，2008）。而在当时，住房价格已经连续上升了10年之久。到了2005年5月，凯斯·希勒十 市房价指数（Case Shiller Ten City Index）已经上涨到了206（以2000年1月为基数100），而在10年前的1995年5月，该指数仅为77。有关数据可以从以下网页获得（本书作 者是在2011年6月5日访问该网页的）：http：//wwwstandardandpoorscom/indices /sp-case-shiller-home-price-indices/en/us/？indexId=spusa-cashpidff--p- us----。即便是在房价已经达到了市场巅峰的2006年，也仍然有 60％以上的美国人相信，来年的房价还会继续上涨。同③。考虑到这种广泛传播的信念，也就难怪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会去购买房产并且对现有按揭进行再融资 了，因为他们都希望从房价的上涨中获利。
当然，我们现在已经非常清楚，房地产泡沫破灭导致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大量的违约、止赎和天文数字的亏损。毫无疑问，如果政府在2005年、2004年或 2003年及时出手干预，所有这些损失将会小得多。但是，在像美国这样的一个民主国家，几乎没有人期望民选官员会采取与民意背道而驰的代价高昂的行动，他 们不可能承担这种直接责任。在这里，我们可以套用亚伯拉罕·林肯说过的一句名言：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是在自己愚弄自己。职业政客们，即使他们明明知 道有其他更好的出路，也只会见风使舵，因为他们都希望连任。政客们总是缺乏“足够的政治勇气”，他们大多不愿意触犯众怒，“在派对没有结束时就将酒杯拿 走”。从政治上看，听任泡沫自生自灭显然对他们更加有利。
而且，政府本身往往就是泡沫信念的源头。如果市场参与者相信，万一出了问题，政府会出来兜底，补偿有关方面的损失，那么资产价格就可能膨胀起来。例如，在 房地产泡沫高峰时，很多市场人士都认为，只要所谓的“格林斯潘对策”（Greenspan put）还在，那么价格下行风险就能够有效地得到对冲。换句话说，投资者之间广泛地传播着这样一种信念：如果金融市场陷入了困境，那么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就会动用它能够动用的各种政策工具去安抚市场情绪、维护市场稳定，从而足以防范损失。因此，政府政策的作用与投资者的认沽期权极其相似。在证券价格下跌过 快时，持有认沽期权的投资者有权按照某个预先设定的价格售出该证券。很显然，这种信念促使投资者承担更多风险。政策信念催生泡沫的另一个例子是，人们普遍 认为（但是政府从来没有明确地宣布过），政府给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债务提供了担保。这种信念的流行使政府支持企业的借贷成本大幅降低，因此导致它们持有的抵 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数量急剧增加。毫无疑问，既然政府自身就是泡沫信念产生的深层原因，当然也就很难指望政府会去抑制这种泡沫信念了。
当泡沫破裂时，金融行业从业者的信念与政府官员的信念就会出现很大的差异。很自然地，决策者和他们的选民都会对来自金融界的信息和分析打上一个问号。与悲 观情绪不断加深的投资者们类似，决策者和他们的选民也很可能对不受监管的金融市场和金融行业产生过度的疑虑。正如第8章中将要讨论的，经济萧条往往会导致 人们对金融行业产生民粹主义性质的敌意。
在这方面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国际集团引发的一场轩然大波。美国国际集团因为在信用违约掉期合约上出现了巨额损失，而不得不接受了政府的救助；但是在这 之后不久，美国国际集团就决定向许多员工发放高额留任奖金。美国政府为美国国际集团指定的首席执行官爱德华·利迪认为，发放留任奖金是一个必要的步骤，因 为只有这样才能留住关键性的员工，以最低的代价保证美国国际集团能够避免被清算的命运，对纳税人来说，这是一个最不坏的选择。有些政府官员，其中最著名的 是财政部部长盖特纲，也认同这种说法，请参阅杰基·卡尔梅斯的文章（Calmes，2009）。但是，选民以及他们在国会的代表却显然被激怒了：这样一家 刚刚接受了超过1 000亿美元纳税人的钱的救助的公司，怎么可以向员工发放奖金呢？！他们认为，发放奖金的本质与抢劫美国财政部没有任何分别；他们不接受这样的说法：发放 奖金是金融服务业的通行做法，是为了补偿员工和挽留人才的需要，因为美国国际集团已经成了一家由纳税人拥有的公司。众议院迅速地通过了一部法案（这一立法 过程是否合宪，尚有疑问），决定对美国国际集团发放的奖金征收90％的税收。当然，这一次，众议院只不过起到了一个廉价的民粹主义剧场的作用，因为他们早 就知道参议院是不会跟进的。果不其然，参议院没有通过这部法案。
投资者和政治家的预期都有很强的可塑性，而且都是顺周期的，它们对于金融危机的产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为，它们并不是唯一起 作用的信念。正如我们将在第2章中讨论的，源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更加僵化、更加没有弹性的信念，很可能在政治泡沫的产生和维持过程中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
第2章 意识形态
在散兵坑中不会有无神论者，在金融危机中也不会有意识形态死硬派。
——本·伯南克，转引自《政府试图为华尔街提供7 000亿美元的救助》一文
虽然在引导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管理者做出某些行为（这些行为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的过程中，预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影响政府如何应对经济泡沫 和金融危机的政策的信念还有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来源，那就是意识形态。任何一个意识形态都是由一组最基本的信念构成的：世界应该怎样运行？哪些东西是对 的？哪些东西是错的？我们之所以要将意识形态与各种各样的泡沫预期区分清楚，主要是考虑到属于意识形态的种种信念的刚性。因为它们都是被执着地坚守着的， 而且往往植根于某种基本原则，所以作为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的这些信念对于新出现的信念、他人的说服、变化着的环境是不敏感的。因此，我们要把这些坚定地秉 持某种意识形态的“空想家”与实用主义者区别开来，实用主义者对于新信念、新观点的态度更加开放。实用主义者都会认同凯恩斯勋爵用来自嘲的那句名言：“当 事实发生了变化时，我的想法就会改变。”请参阅阿尔弗雷德·马拉伯的著作（Malabre，1994：220）。
为了说清楚这些“空想家”与实用主义者之间的差异，我们不妨来考察一下他们在“什么样的税率才是适当的”这个问题上的不同信念。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实用 主义者和“空想家”可能都会认为降低税率是一个好主意。但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会希望，能够保证这样的政策变化将会带来一些具体的好处，例如会激励人们更努 力地工作、增加投资和储蓄，并能够最大限度地削减不必要的成本和支出，例如减少赤字。而且，当税率真的降低之后，一个实用主义者会希望看到能够证明真的获 得了利益、减少了成本的实际证据。同时，实用主义者也很清楚，政策环境和政治情势是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税率很高的时候降低税率，与在税率本来已 经相当低的时候降低税率，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与实用主义者相反，“空想家”之所以决定支持降低税率的议案，仅仅是因为他认定，低税率从根本上说是一件 好事。当然，他也可能会论证道，降低税率能够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能够刺激投资和储蓄，因此减税是值得的。但是归根结底，即使减税政策导致的最终后果是投 资下降和赤字失控，“空想家”的立场也不可能发生变化。下一次，如果又有人提出了减税建议，他还是一样会支持，这一切都和具体的政策环境无关。因为在他看 来，第五次减税与第四次减税一样有价值。
即使他们能够对新的信息做出反应，“空想家”调整自己的观点的方式也受制于他们原先持有的信念。换句话说，既有的意识形态是人们解释新数据时所依赖的框架。请参阅阿维纳什·迪克西特和约尔根·韦布尔的论文（Dixit and Weibull，2007）。
为了说明这种现象，且让我们来考虑如下这个例子。出于化解因金融危机而导致的经济衰退的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在国会占多数的民主党在少数几位共和党议员 的支持下，通过了总额高达7 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奥巴马政府的经济顾问团队预测，这个经济刺激计划付诸实施后，将会把失业率控制在8%的水平以下。但是事实是，到了2009 年7月，失业率就已经飙升到了95％，而且没有表现出任何止步的迹象。对此，民主党的领袖们和经济顾问们的解释是，这一迹象恰恰表明经济刺激计划的规模 还不够大。奥巴马总统的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Economic Recovery Advisory Board）的成员劳拉·泰森说，关于失业情况的数据证明，经济刺激计划的规模确实“太小了点”。请参阅亚当·沙米姆的文章（Shamim，2009）。 民主党多数党领袖斯滕尼·霍耶则宣称，“现在我们必须讨论，是不是需要采取进一步的经济刺激行动了”。请参阅路透社的一篇文章 （Reuters，2009）。当然，共和党一方的反应则截然不同——这其实完全不足为怪。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约翰·博纳在《福克斯新闻》上抱怨道：“经济 刺激计划所针对的本来应该是就业、就业、就业。但是事实上，它却变成了支出、支出、支出，而且都花在了政府官僚机构上面。”这是约翰·博纳于2009年在 福克斯星期日新闻频道中发表的评论，转引自杰里米·霍尔登的文章（Holden，2009）。
因此，就业数据所揭示的新信息，能够带来的并不是对于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的更多的共识，而是更大的分歧。在学术界，在那些货真价实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当中， 情况也是如此，甚至还要更加严重一些。许多著名经济学家，虽然同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但是在辩论中却各有各的支持者；而且他们将会支持哪一方，完全是可 以预测的——只要看他们在政府是不是应该干预经济这个问题上的既定立场就一清二楚了。请参阅大卫·布鲁克斯的文章（Brooks，2012）。
在这里，值得指出的一点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流行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理念并没有遭到强有力的挑战。事实上恰恰相反，正如我们在导论中已经指出 过的，在金融危机发生、奥巴马政府对金融危机做出了回应之后，席卷美国的却是一股原教旨主义性质的自由市场保守主义浪潮，其集中体现正是茶党的横空出世。
当然，所有决策者、所有公民都必定在某种程度上依赖特定的意识形态。无论是谁，如果没有一个先在的信念框架，就都无法理解他身边的世界。对此，艾伦·格林 斯潘在一个国会小组委员会上曾经这样说过：“意识形态是一个概念性的框架……是人们面对现实的方式。每个人都有一个意识形态。你也肯定有。要想生存，你就 需要一种意识形态。”请参阅《金融危机和联邦监管机构的作用》（2008）。对于格林斯潘的看法，我们不能不同意；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认同代表明尼苏达 州的民主党众议员贝蒂·麦科勒姆的观点。麦科勒姆对格林斯潘的回答是：“如果真的像格林斯潘先生所说的那样，我们确实需要一种意识形态，我们需要某种执政 理念，那么我会建议，我们应该给实用主义一个机会，给常识一个机会，让这类意识形态来尝试一下。”请参阅《金融危机和联邦监管机构的作用》（2008）。
意识形态和教义信条一样，都不过是智识、推理和证据的拙劣的替代品。最近，教条主义的信念——政府的调控总是不适当的，市场是不会失败的——导致了 2008年的金融危机；早在1929年，类似的教条就导致了类似的结果。在导论中，我们已经把这些教条主义定义为自由市场保守主义了。
2002年，现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本·伯南克在一次向米尔顿·弗里德曼致敬的演说中就曾经谈到过，在应对危机的政治活动中，意识形态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在描述赫伯特·胡佛总统时期的美国政府在大萧条初期的反应时，当时的“伯南克教授”说道：“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内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的教 条主义倾向所导致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官员们似乎都同意当时的财政部部长安德鲁·梅隆的臭名昭著的‘取消主义’理论——将那些‘孱弱’的银行清除出 去，这个过程虽然也许显得……有些残酷，但却是必不可少的一步。”见本·伯南克的“评论”，有关内容转引自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的著作 （Friedman and Schwartz，2008：243）。梅隆还主张，可以任由价格通缩发展，这样就可以压缩以名义货币计价的工业和农业债务。这种观点是共和党目前采取的 通货膨胀政策的先声，不过只是显得更加极端一些。相比之下，富兰克林·罗斯福采取的措施却是让美元贬值并取消债务合同中的黄金条款，从而迫使工业债务减记 了31％。请参阅兰德尔·克罗兹纳的论文（Kroszner，1999）。
梅隆在20世纪30年代初提出的这个观点，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又得到了许多人的呼应，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前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代表得克萨斯州 的共和党参议员菲尔·格拉姆。当比尔·克林顿总统于1999年签署了《格拉姆—里奇—比利雷法案》的时候，格拉姆还未离职。在庆祝法案获得签署时，格拉姆 宣称：“我们都很清楚，政府不可能是问题的答案。”请参阅菲尔·格拉姆的文章（Gramm，1999）。2008年，当金融市场崩盘、住房止赎潮爆发时， 格拉姆正担任约翰·麦凯恩的竞选顾问，他关于政府在经济问题中的作用的信念仍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格拉姆自己的言辞也带有“梅隆式”的风格，他还有一句 “名言”，说美国“是一个哀鸿遍野的国家”。请参阅帕特里斯·希尔的文章（Hill，2008）。
意识形态信念的刚性强化了政治泡沫的顺周期性质。在2008年经济危机中，当华尔街崩溃之后，格林斯潘承认，他对于金融市场能够实现自我调节的坚定信念， 使他未能在泡沫出现的早期就及时采取干预措施。正如我们将会在书中看到的，格林斯潘是极少数公开承认他们对政府管制的作用的观点必须修正的自由市场保守主 义者之一。格林斯潘与众议院政府监督和改革委员会（House Committee on Government Oversight and Reform）主席亨利·魏克斯曼的对话非常能说明问题：
格林斯潘：我犯了一个错误，因为我认为机构（尤其是银行以及其他机构）的自身利益能够驱使它们尽力保护它们股东的利益以及它们投入在企业中的资本……
魏克斯曼：换句话说，这是不是意味着，你现在知道你的世界观、你的意识形态是不正确的，不再有效了？
格林斯潘：绝对如此，你说得很准确。你知道，这正是我感到无比震惊的原因。因为过去四十多年以来，已经有非常多的证据表明，它是非常有效的。请参阅《金融危机和联邦监管机构的作用》（2008）。
在这里，我们要强调指出的是，在格林斯潘“过去四十多年”的岁月里，“证据”恰恰是基本上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的一种东西，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内，放松管制和 金融创新交织在一起，已经使事态出现了很多变化。显然，仅仅通过回顾过去的“成功”经验，并不能帮助他预期到放松金融市场的各种意想不到的非意图后果。格 林斯潘是幸运的，在他口中所说的令他“无比震惊”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他已经离开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据报道，在离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仅仅几个星期之 后，格林斯潘就会见了雷曼兄弟的一些客户，并收取了25万美元的出场费；在雷曼兄弟小捞了一笔之后，格林斯潘还与一长串华尔街企业发生了关系。对于格林斯 潘主席先生本人来说，自由市场保守主义确实不失为特别有效的一种意识形态。请参阅《格林斯潘一次演讲就落袋25万美元》一文。
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支持自由市场保守主义的不仅有共和党人，还有大量的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总统两次任命艾伦·格林斯潘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 会主席，1987年，当罗纳德·里根任命格林斯潘取代保罗·沃尔克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时，参议院只有两票反对。而在1979年，当杰米·卡特任命 保罗·沃尔克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时，获得了参议院的一致支持。不过，当里根于1983年再次任命保罗·沃尔克担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时，参议院 出现了15票反对票，其中就包括两位自由主义色彩最浓厚的民主党参议员霍华德·梅岑鲍姆和爱德华·肯尼迪，他们极力反对沃尔克大幅加息的做法。另外，4位 最保守的共和党参议员也反对沃尔克继续担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其中包括杰西·赫尔姆斯、史蒂文·索姆斯、戈登·汉弗莱，他们反对沃尔克在金融监管问 题上的立场。1987年，里根之所以任命格林斯潘担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可能是因为里根认同自由市场保守主义。1996年和2000年，克林顿两度 重新任命格林斯潘继续担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在这两次任命中，分别有7位和4位自由派参议员投了反对票。 并且在拉里·萨默斯和罗伯特·鲁宾的支持下，签署了《格拉姆—里奇—比利雷法案》。在众议院，民主、共和两党总共只有86名议员反对通过该法案；同样，在 参议院，大多数民主党议员也没有提出反对。对于格林斯潘的一再连任，也只有极少数的最倾向自由派的民主党议员投下了反对票。
事实上，我们并不是最早认为自由市场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与金融危机有关的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走得要比我们远得多，他声称，这种意识 形态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根源。2009年1月，斯蒂格利茨在《名利场》（Vanity Fair）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文中写道：“是不是存在着这样一个决定——如果当初做出了与它相反的决定，历史进程就会变得完全不同？……事实是， 大多数个人做出的错误决策最终都可以归结为同一个，即他们坚持了这样一种信念：市场能够实现自我调整，政府的作用则限定在最低限度。”请参阅约瑟夫·斯蒂 格利茨在《名利场》上发表的文章（Stiglitz，2009a：51）。
在已经过去了的所谓“大缓和”时代（great moderation），自由市场保守主义的力量得到了增强。“大缓和”时代大致对应于格林斯潘所坚持的意识形态“特别有效”的那个时期。在那个时期，中 央银行的独立性不断加强，并且不再经常以通货膨胀率为目标去实施干预措施。从理论上讲，有限干预的做法得到了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学派的理论的支持，而且从 理性预期理论出发可以推导出金融市场的有效市场假说。根据理性预期模型的预测，从长期看，政府干预并不能给市场带来有益的影响。
自由市场保守主义坚信市场是有效率的。不过，这种意识形态绝不是与2008年金融危机有关的唯一一种意识形态。另外一组与金融危机有关的信念则涉及以下问 题：政府救助和政府的延期偿付决定会在多大程度上导致道德风险（moral hazard）。所谓道德风险，最基本的含义是指，参加保险会导致个人做出更加危险的行为。例如，如果让某个人投保了所有的医疗险，那么他不吸烟、不暴饮 暴食、不参加类似蹦极这样的危险活动的激励就会减弱。在金融市场上，人们在谈到道德风险时所关注的是，那些认为自己会得到救助的金融机构——要么是因为它 们“大而不倒”，要么是因为它们“政治上干系太多，不能倒台”——会主动承担过多的风险，因为它们很清楚，当情势变得不妙时，纳税人必定会买单。强调道德 风险的那些“空想家”很可能希望某些金融机构破产，以便给其他金融机构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在类似情况下，它们也不会得到救助。
在导论中，我们已经指出过，国会关于道德风险的信念可能是财政部部长亨利·保尔森听任雷曼兄弟申请破产的原因。同样，一些共和党人士也反对政府向陷入苦苦 挣扎之中的抵押权人伸出援手，因为他们担心，政府的援助将加剧抵押贷款市场上的道德风险。虽然在许多情况下，决策者必须关注道德风险问题，这是毫无疑问 的，但是，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指出的，过于僵化地坚持“不救市”的政策，也可能会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
坚持自由市场、担忧道德风险的这种意识形态，可以解释右派政治家的行为；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左派政治家秉持的平等主义（egalitarian）意识形态 也为金融危机的发生创造了条件。具体来说，平等主义思想助长了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上的大量多余的抵押贷款。在许多左派人士看来，次级抵押贷款，尤其是穷人和 少数族裔获得的次级抵押贷款，是一个重新分配收入和财富的有效工具。
比尔·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都致力于推进自有住房率最大化（尽管各自出于不同的原因）。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它们都推行了一些必然会进一步扭曲人们的居住 动机的政策——使人们更倾向于拥有自己的住房，而不愿意住在租来的房子里。在克林顿执政期间，一个主要的政策是要求房利美和房地美提高低收入家庭和中等收 入家庭在抵押贷款组合中所占的比例。2000年，当时担任住房与城市发展部（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简称HUD）部长的安德鲁·库奥默，同时也负责监督这些政府支持企业，他把低收入家庭和中等收入家庭在抵押贷款组合中所占的比例 从42％增加到了50％。此外，安德鲁·库奥默还要求这些政府支持企业大幅度地加大从金融服务水平低下的地区、从给“收入极低的”借款人发放抵押贷款的金 融机构购买抵押贷款的力度。请参阅维恩·巴雷特的文章（Barrett，2008）。在推行了这一政策之后，房利美的次级贷款组合从2000年的12亿美 元急剧增长到了2002年的150亿美元。政府支持企业的这种购买行为蕴含着一定的政治风险。为了避免可能的政治风波，库奥默还豁免了政府支持企业必须报 告高风险的贷款的义务。同①。安德鲁·库奥默的行动可能并不是完全出于他的意识形态偏向。事实上，他与房地产业的游说者的关系也相当密切，而房地产业则希 望政府支持企业能够将更多的投资组合锁定在次级抵押贷款上，这样它们就可以把持高端市场。此外，这些政府支持企业还购买了许多私营部门次级贷款和大量接近 次级贷款的准优级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其总量达到了2 530亿美元之巨。请参阅斯科特·弗雷姆的论文（Frame，2008）。
在小布什执政期间，上述这些政策都被继续执行着，不过是为了实现不同的意识形态目标。对于小布什总统来说，提高住房自有率是实现他所称的“所有权社会”的 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所有权社会”的核心思想是，只要拥有了自己的住房并积累了可观的资产，个人对政府的依赖就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因此，如果现在抓紧 实施更多的促进投资、提高住房自有率的政府政策，人们在未来就可以减少对政府的需求。许多分析者都认为，政府支持企业在次贷市场上的活动对于房地产泡沫和 信贷危机的产生只能发挥有限的直接作用。但是关键在于，政府支持企业的参与，很可能极大地增强了这个已经极度膨胀的市场泡沫和原本令人厌恶的抵押贷款发放 者的做法的合法性。
“平等主义”与“所有权社会”这两种意识形态形成了交叠共识，并一起被完美地体现在了房利美的2003年年报中。这份年报还包括了一张占据了一整版的彩色 照片，照片的主人公正是后来变得声名狼藉的全国金融服务公司首席执行官安杰洛·莫兹罗。这份年报还引用了莫兹罗的一句话：“如果我们能够提高少数族裔的住 房自有率，那么每个人都将获益，而且我们也将在完成让更多的人拥有自己的房子这个目标的道路上前进一大步。”房利美这份年报还宣称：“因此，只要少数族裔 的住房自有率与非少数族裔相比还存在差距，房利美和全国金融服务公司就将继续努力，以确保所有美国人都有机会实现拥有自己的住房的梦想。”
在新世纪的最初几年，各种各样积重难返的问题堆积如山。在如何管制政府支持企业这个问题上，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与平等主义这两种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的拥护 者们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而且他们的观点也越来越趋于极化。保守派强调，政府支持企业代表着政府对住房市场的无理侵入；而且他们还认为，市场普遍认为政府 为房利美和房地美提供了隐性担保，这种信念使它们的资本成本大为降低，从而使它们在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市场上处于优势地位，这是不公平的。自由派则把任何 对政府支持企业的批评都看成提高穷人的住房自有率的障碍。请参阅多诺万·史莱克的文章（Slack，2010）。这种争论的结果是，对政府支持企业的改革 被严重地拖延了；虽然最后采取了一些举措，但是这些温温吞吞的举措已经无法改变它们失败的命运。最终，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政府不得不接管了这些 政府支持企业。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救助成本很可能高达3 000亿美元之巨。请参阅黛博拉·卢卡斯的报告（Lucas，2011）。与20世纪80年代储蓄与贷款协会危机发生后纳税人支付的大约1 620亿美元代价相比，这明显要高得多。
跟踪意识形态
我们的观点是，意识形态刚性是金融危机之所以爆发并导致如此严重后果的根本原因之一。在更具体地阐明这个观点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解释清楚，我们是如何界定和度量意识形态的。
虽然我们在讨论意识形态时，强调的是态度和信念，但是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在个体决策者的层面上将这些东西系统地测量出来。因此，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从行 为学角度给出意识形态的定义。我们对于意识形态的定义的最重要的特点是强调它的一致性。一个人的意识形态行为必须是超越了具体时间和具体问题，能够体现出 一致性的。换句话说，一个政治家，只有年复一年地保持着一致的立场，而且在每一个问题上的立场都与他在其他问题上的立场密切相关时，才可以说他是一个坚持 自己的意识形态的政治家。如果一个政客的立场不断改变，或者他将会采取的立场完全不可预测，那么他就不能称为一个坚持某种意识形态的政治家。
为了使这些定义看起来更加具体明确一些，我们不妨来考虑一下美国政治领域的最基本的意识形态分类：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 义”，都有许多派别，而且对这两个术语本身的定义，学界也一直众说纷纭。但是，这并不会影响我们这里的讨论。正如我们在下面将要指出的，对于美国当代的政 治现象，我们提出的这个简单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连续统模型有很大的解释力。绝大多数研究美国政治的观察家和学者都同意，我们可以认为美国国会的每个议员 都在一条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政治光谱上占据着一个特定的位置。例如，伯尼·桑德斯是一个自由派人士，戴安娜·范斯坦是一个温和的民主党人，本·纳尔逊则更 是如此；而奥林匹亚·斯诺是一个温和的共和党人，吉姆·德明特则是一个保守的共和党人。这种刻画与归类方法虽然显得有些粗陋，但是却几乎没有人会吹毛求疵 地提出反对意见。
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这种分类方法之所以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同，主要原因在于人们认为政治家的行为是可以预测的。在就法案或法案的修正案进行表决时，人们经常 提到“唱名投票”这个国会行话。唱名投票记录表明议员们投什么票是可以预期的。在美国参议院度过的长达47年的职业生涯中，特德·肯尼迪一直站在自由派立 场上投票；同样，我们也预测吉姆·德明特会以一位保守主义者的身份投下自己的一票。而较温和的那些议员——例如纳尔逊和斯诺——则既可能投票支持保守派提 出的议案，也可能投票支持自由派提出的议案；但是他们也是一致的，因为他们会年复一年地这样做。此外，意识形态倾向接近的那些温和派议员们，在分散投票时 往往采取同样的方式。例如，当民主党温和派议员中代表蒙大拿州的麦克斯·鲍卡斯在参议院唱名投票时站在保守主义立场上投票时，代表阿肯色州的布兰奇·林肯 和代表内布拉斯加州的本·纳尔逊通常也会站在保守主义立场上投票。
跨越不同问题的一致性也很重要。如果我们知道某位参议员或众议员在减税问题上的立场，那么我们就可以相当准确地预测，他在金融监管、财政刺激、最低工资制 度、债务上限、国际贸易等问题上会持何种立场。对于他在堕胎、同性婚姻和联邦政府是否要资助干细胞研究等问题上的立场，我们也都可以猜测个八九不离十。
总之，我们不难辨别，伯尼·桑德斯比戴安娜·范斯坦更“自由主义”，而戴安娜·范斯坦则比吉姆·德明特更“自由主义”。但是这还不够，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 更客观的、更精确的衡量方法。一种方法是采用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Americans for Democratic Action，简称ADA）、保护选民同盟（League of Conservation Voters，简称LCV）、美国商会等利益群体提供的评分体系。这些利益群体是这样构造它们的评分体系的：选择那些对它们的立法议程有重要意义的唱名投 票，并确定每张赞成票（或反对票）对于它们的目标来说，究竟意味着支持还是反对，然后在此基础上根据某位参议员（或众议员）投下的全部投票中有利于本群体 的投票所占的比例来计算出指标值。不同群体针对某位参议员（或众议员）得到的这些指标的取值的含义都是高度相近的。请参阅基思·普尔和霍华德·罗森塔尔的 著作的第8章（Poole and Rosenthal，1997）。显而易见，极端自由派群体得到的指标值将位于一端，而极端保守派群体得到的指标值将位于另一端，例如，某位参议员在美国 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的评分体系中得到了100分，那么他在保护选民同盟的评分体系中的得分很可能是0分。这种跨群体的相似性反映了两个重要的因素。首先， 参议员（或众议员）在不同政策领域中的投票取向是相当一致的；其次，利益群体本身也是两极分化的，它们也服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这个基本划分，分布在政治 光谱的不同位置上。任何两个自由派的利益群体——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和保护选民同盟——给出的评分都高度相关。而且，自由派利益群体给出的评分，与保 守派利益团体——例如美国商会和全国纳税人联盟（National Taxpayers Union，简称NTU）给出的评分，相互之间往往互为镜像。
利益群体给出的评分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它们只是在某一个单一的国会任期内评估立法者之间的差异。因此，它们无法提供关于在不同时间任职的立法者之间的差 异的直接信息，甚至无法提供关于同一个立法者在整个职业生涯中的行为的直接信息。另外，利益群体的评分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所有利益群体都是基于规模很 小且有很强选择性的唱名投票样本进行评分的，因此，它们经常会给许多立法者打出0分或100分的极端分数，这种过分“集聚”的状况往往会掩盖立法者之间的 真正差异。
考虑了这些缺陷之后，我们可以设计出一些更好的衡量意识形态的指标，关键是要有一种方法，把所有唱名投票数据都利用起来。我们所采用的方法假设，立法者做 出的决策是符合空间投票模型（spatial model of voting）的。读者要想理解空间投票模型，不妨在脑海中想象一下地图。我们通常都会认为，在美国地图上，波士顿在东北，迈阿密在东南，西雅图在西北， 洛杉矶在西南，堪萨斯城在中央。对于汽车司机来说，只需要考虑南—北、东—西这两个维度就足够了；然而，对于一个航天飞机飞行员来说，他需要围绕一个三维 物体航行并在太空中完成轨道对接，因此仅有两个维度肯定是不够的。不过，我们这本书不是火箭科学专著（而且也不是金融工程专著），我们只是几个“汽车司 机”。我们寻求的是一种简洁的表达方法，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政治过程。因此，我们忽略了高维的、不太重要的复杂因素。
当然，美国真实的政治版图其实与美国地图并不十分相似，它不是二维的，而是接近一维的，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美国的政治版图更像智利地图——北部是阿里 卡，南部是蓬塔阿雷纳斯，而中间是圣地亚哥。智利是一个狭长的带状国家，在某些条件下，出于特定的目的，可以认为智利的东—西差异并不重要，甚至可以忽略 不计。因此，我们认为，可以拿智利的一维地图来与美国政治进行类比，即把美国政治版图看成一个自由派—保守派连续统。用政治学的术语来说，这就意味着我们 在这里运用了一个空间模型。空间模型是用来呈现政治冲突和政治偏好的：政治家或政客的立场以及政策都用一张地图上的点来表示；而这张所谓的“地图”，从理 论上说，其实就是一个地理空间。
要说清楚我们是怎样度量意识形态的，另一个非常有用的类比是大多数美国高中学生都要参加的“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简称SAT）。假设某位参加SAT的高中生是一个数学神童，那么尽管他在数学运算过程中肯定要调动许多不同的神经元，但是，隐藏在SAT分数后 面的一个假设是，一个人的数学能力能够归结为一个一维的分数。这一测试的目的是区分不同学生（在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中，则是立法者）的能力，因此被选中的 那些考点（在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中，则是需要投票决定的议案）都是有不同的难度的。最好的学生能够正确地解答所有的题目，并得到非常难得到的高于800分 的成绩。中等程度的学生能够正确地解答一些相对容易的题目，但是却无法应付更难的题目。而能力很差的那些学生则只能回答最最简单的那几个问题。因 此，SAT能够把参加考试的学生按从低能力到高能力的顺序排列起来。类似地，在我们的唱名投票“测试”中，低分、负分代表自由派，而高分、正分则代表保守 派。当然，这只是一种打分方法，绝对没有诋毁自由派的能力的意思。
有了这样一个自由派—保守派连续统，就可以把所有政治家（政客）按从“自由”到“保守”的顺序排列在一条水平坐标轴上。像伯尼·桑德斯和南希·佩洛西这样 的自由派位于左端，像奥林匹亚·斯诺和纳尔逊这样的温和派位于中间，而像吉姆·德明特和兰德·保罗这样的保守派则位于右端。我们把每个政治家（政客）在这 条水平坐标轴上的位置称为他的“理想点”（ideal point）。类似地，我们也可以将各种不同的政策排列起来，例如在医疗保健这个政策领域上：单一支付方医疗保健政策位于左端，强制雇主投保健康保险的政 策位于中间，而医疗保健储蓄账户则位于右端。更简单的一个例子是，规定最低工资为每小时20美元的制度位于左端，规定最低工资为每小时8美元的制度位于中 间，而不设置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度则位于右端。
从理论上说，对于每一个政治议题，我们都可以画出这样一幅地图或一个坐标。某些政治家（政客）在堕胎问题上可能持自由派立场，在劳资关系问题上可能持温和 派立场，而在税收和最低工资标准问题上则可能持保守派立场。当然，美国政治在事实上很可能是多维的，既不像智利地图（它是一维的），也不像美国地图（它是 二维的）。但是，我们的研究表明，在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用一个一维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尺度就可以解释国会中绝大多数唱名投票行为。请参阅基思·普 尔和霍华德·罗森塔尔的著作（Poole and Rosenthal，1997）以及诺兰·麦卡蒂、基思·普尔、霍华德·罗森塔尔的著作（McCarty，Poole，and Rosenthal，1997）。虽然很多人都曾怀疑，这个模型是不是只适用于美国国会，但是大量研究表明，这个一维的模型的适用面非常广泛，学者们已经 利用它成功地分析了几十个国家的议会、欧盟议会和美国各州的立法机关的政治活动。我们得到的结论也被运用其他研究方法的研究所证实。例如，请参阅詹姆斯· 赫克曼和詹姆斯·斯奈德的论文（Heckman and Snyder，1997）。公平地说，现在学界已经达成了共识：当前的美国政治生态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一维的。尽管在美国历史上，有好几次，种族问题和地 方主义也曾经作为政治冲突的第二个重要维度而凸显出来；但是，这些冲突显然都是局部性的，并且是从属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冲突或左右冲突的——“善意时 代”（era of good feeling）和内战期间是仅有的两个例外。自从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领域的所有冲突都是左右冲突。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找到一条左—右线，并将政治家（政客）们在这条线上的位置确定下来？在这里，我们不妨考虑一下通过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 保护法案》的第111届美国参议院的情况。我们观察到，伯尼·桑德斯和汤姆·科伯恩这两人总是（或几乎总是）唱反调：每当桑德斯投赞成票，科伯恩就投反对 票；反之亦然。所以很自然地，我们可以认为他们两人位于一条一维的线段的两个端点，这样以这两点为“锚”，就可以画出这条线。不失一般性，我们可以把桑德 斯说成是左派或自由派，把科伯恩说成是右派或保守派（这种指定是任意的）。我们还观察到，拉塞尔·费因戈尔德虽然平时通常投与桑德斯一样的票，但是在这次 投票时，投与科伯恩（以及其他保守派）一样的票的次数却比投与桑德斯一样的票的次数多。因此，费因戈尔德的位置应该比桑德斯稍稍靠后一些。戴安娜·范斯坦 的投票比费因戈尔德更接近科伯恩，因此她的位置应该在费因戈尔德的右边。不过，戴安娜·范斯坦的位置要比奥林匹亚·斯诺更靠左一点，因为后者经常（虽然并 非总是如此）投与科伯恩一样的票。而奥林匹亚·斯诺的右边则是吉姆·德明特，因为德明特几乎总是投与科伯恩一样的票。
当然，我们实际上采用的方法 ——即现在已经被广泛使用的动态加权提名模型——则要比上面这些方法复杂得多。我们这种方法需要考虑一位参议员的全部投票模式，而不仅仅只考虑他相对于科 伯恩的位置。除此之外，它还要把投票失误或投票错误等因素考虑在内。在审议通过《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的时候，费因戈尔德就出现了这 种情况——有几次，当戴安娜·范斯坦和德明特的意见与科伯恩相左时，费因戈尔德却投下了与科伯恩一样的票。考虑到这种错误，我们决定将费因戈尔德的位置再 稍稍向右移一点点。到底要移动多少，则取决于该错误是一个“大错误”还是一个“小错误”。如果费因戈尔德“错误”地投下的这一票是与共和党按党派立场投票 的要求一致的，那么他的位置向右移动的距离就要小一些；如果他“错误”地投下的这一票是与最终投票结果为90 ∶10的一次投票中的少数派的投票相同的（即与最保守的9个共和党参议员的投票相同），那么他的位置向右移动的距离就要大一些。
我们还可以观察到，费因戈尔德和其他立法者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线上的位置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为了简化，我们不妨假设，费因戈尔德在第110 届国会投票时，与科伯恩投一样的票的次数比在第109届国会多了许多，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费因戈尔德变得更不倾向自由派了。然而，我们的主要发现却是，就 立法者个体而言，他们的意识形态非常稳定，基本上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他们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线上的位置的变动很小。唯一的一个例外是，当立法者 改宗另一党派时，他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线上的位置就会出现明显的变化。
我们可以把历届国会都联系起来，因为各届国会的立法者是有重叠的。因为存在着这种重叠，所以我们就能够对巴里·戈德华特和兰德·保罗的政治立场进行比较， 尽管他们从来没有在同一届国会任职过。这是因为，戈德华特的任期与斯特罗姆·瑟蒙德重叠，而瑟蒙德的任期又与范斯坦重叠，而范斯坦现在正与兰德·保罗共 事。在考察了这些在国会任期上相互重叠的议员的政治立场后，我们发现，在过去的40年里，美国国会已经变得更加两极化了。请参阅克里斯托弗·黑尔、诺兰· 麦卡蒂、基思·普尔、霍华德·罗森塔尔的论文（Hare，McCarty，Poole，and Rosenthal，2012）。（关于上述确定政治家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坐标轴上的位置的方法背后的思想，请参阅本章的附录。）
在本书所关注的这段历史期间内，只需要运用简单的一维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空间模型就可以很好地解释国会议员的投票行为，无论投票针对的是最低工资标准还是 总统的国情咨文，抑或是其他由民主、共和两党从本党利益出发提出的议案。要验证一维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空间模型的预测能力，一个直接的方法就是计算某位立 法者在实际投票中，支持可选议案中更靠近他的那个议案的投票所占的百分比。计算结果表明，在1980年以来的历届国会中，这种分类方法的成功率超过了 87％。
在过去30年里，我们这个意识形态模型的解释力显著地增强了。请读者看图21。在这幅图中，横轴代表在这30年来的每一届参、众两院的会期，图中各点则给出了每一个会期内能够用单一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维度解释的投票决策所占的百分比。
图21意识形态空间模型的预测能力**图中数据表明，运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这个尺度可以准确地把大约90%的个体投票决策分类出来，尽管获胜一方拥有 的多数票所占的比例通常都会低于70%。此外，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准确分类百分比稳定上扬，而多数票所占的百分比则逐渐下滑。这也就意味着，意识 形态型投票在增加，而共识型投票则在减少。
为了便于比较，我们还给出了获胜一方的平均得票率。图21表明，我们给出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模型能够很好地预测国会内的投票行为。在最近几届国会中， 我们的模型可以解释超过90％的选票行为。此外，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成功并不是因为投票结果更加一边倒地倾向获胜一方而导致的。事实上，在过去的20年 中，平均而言，投票给获胜一方的立法者的数量是在逐渐下降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空间模型的分类的成功率却在上升。因此，用最简洁的一句话概括就是，国 会内的共识更少了，而意识形态化则更严重了。
另外，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值得在这里特别强调一下。我们在这里讨论的远远不是两个纪律严明的政党所带来的一些简单后果。虽然我们确实观察到，随着时间的 推移，与共和党投一样的票的民主党议员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们的模型还是能够准确地辨识出来，哪些温和派民主党议员会“越过界”去支持某些保守主义的政 策。类似地，这个模型也能够非常成功地把温和派共和党人与保守派共和党人区别开来。关于政党纪律的影响，请参阅诺兰·麦卡蒂、基思·普尔、霍华德·罗森塔 尔的论文（McCarty，Poole，and Rosenthal，2001）。
有了这个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尺度，我们就能够确定哪些议员是最有可能坚定地支持（或反对）特定的金融监管政策的立法者，哪些议员是温和的、既可能支持也可 能反对特定的金融监管政策的立法者（因而能否获得这些立法者的支持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在表21中列出了众议院、参议院所有最 具自由主义色彩的、最保守的、最温和的议员。粗略地讲，绝对值较大的负数代表自由主义者，正数代表保守主义者，而接近零的数字则代表温和派议员。从表中可 见，所有的自由主义者都是民主党人，而所有的保守主义者则都是共和党人，这一点其实毫不奇怪。其实，甚至是在那些温和派议员之间，也存在着鲜明的党派界 限：温和的民主党议员总是比温和的共和党议员更具自由主义色彩（即温和派民主党议员的分数比温和派共和党议员更低一些）。表21说明，虽然我们把迈克· 恩兹放在比约翰·巴拉索略微保守一点的位置上，但是他们其实是难分轩轾的，或者说，他们之间的差异在统计学上没有显著意义。从形式上看，就像恩兹毗邻巴拉 索一样，詹姆斯·英霍夫则与约翰·恩赛因相邻。但是不同的是，英霍夫与恩赛因之间的差异显然更加显著。当然，像恩赛因这样的保守派议员与像巴巴拉·鲍克斯 这样的自由派议员之间的差异毫无疑问是非常大的。
需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比民主党的极左翼“温和”得多。这一点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我们下面将会讨论到，奥巴马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在民主党内部引发了不少冲突。
然而，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把我们估计出来的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尺度上的点位直接说成是意识形态的反映。如果这些点位确实体现了 议员的意识形态承诺，那么我们就更有理由期待它们是非常稳定的，不会随着议题的不同和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跨议题的一致性是毫无疑问的。尽管国会的议程往往 包含数百个议题，涵盖了经济、社会和环境政策等领域，但是只需利用我们这个简单的左—右维度，就可以解释议会90％左右的投票行为。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 为根据议员们在税收问题上的立场就可以准确地预测他们对于监管的偏好；而从他们对监管的偏好出发，就可以很好地预测他们对于全球变暖问题的观点……依此类 推。
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国会面临的无数议题当中，与我们这个左—右连续统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哪些？虽然有许多观察家可能会强调，政治家们在种族问题和社会问 题上的态度是美国政治领域中起决定作用的、最典型的分裂因素，但是，我们自己的研究结果却证明，经济问题和有关联邦政府的职能和作用范围的争论与我们的连 续统之间的映射才是最重要的。请参阅基思·普尔和霍华德·罗森塔尔的著作（Poole and Rosenthal，1997）以及诺兰·麦卡蒂、基思·普尔、霍华德·罗森塔尔的著作（McCarty，Poole，and Rosenthal，1997，2006）。因此，可以预计，金融监管领域将成为自由派—保守派奋力搏杀的主战场之一。现在，我们的意识形态模型的解释力 大大增加了，这是因为种族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立场分歧已经变得更像是经济问题上的分歧，而不是相反。当然，学界对此也有不同看法。在这方面的相反的观点，请 参阅爱德华·卡麦恩斯和詹姆斯·斯廷森的著作（Carmines and Stimson，1989）以及塔利·门德尔伯格的著作（Mendelberg，2001）。种族问题演变成经济政策上的冲突，这种情况的一个典型的例 子，是美国政府通过房利美和房地美等政府支持企业推行的促进少数族裔“居者有其屋”的政策，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房利美的年报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政治家（或政客）在整个职业生涯内的意识形态立场也相当稳定。当然，作为非常突出的例外，也有少数政客的立场发生了改变。例如，从右转到左的是代表俄勒冈 州的韦恩·莫尔斯，从左转到右的是代表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人理查德·施韦克，还有先从右转到左又从左转到右的大名鼎鼎的约翰·麦凯恩。另外，还有极少数 的政客的立场一直飘忽不定，典型的例子是代表威斯康星州的民主党人威廉·普罗克斯迈尔。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立法者在我们这个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标尺上的 位置发生了显著的变动，那么肯定是他的党派归属出现了变化，例如莫尔斯和代表南卡罗来纳州的斯特罗姆·瑟蒙德就是如此——当然，改宗另一党派这种情况本身 就是非常罕见的。请参阅诺兰·麦卡蒂、基思·普尔、霍华德·罗森塔尔的论文（McCarty，Poole，and Rosenthal，2001）以及蒂莫西·诺肯和基思·普尔的论文（Nokken and Poole，2004）。一般而言，即使一个立法者的选区出现了显著变化（例如，众议员更上一层楼，成了参议员；或者，选区的划分方法有了重大的改变）， 他在我们的标尺上的立场也很少会发生显著变化。当然，我们既可以假设立法者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一直保持同样的意识形态立场，也可以假设立法者在每届为期两 年的国会结束后都能够自由地改变立场，从统计的角度来看，这两种假设的结果一样好。请参阅基思·普尔的论文（Poole，2007）。
此外，立法者的行为大规模地、系统性地偏离了他们自己的“平均选民”或“中位选民”的偏好。一个例子是，代表同一个州的两位参议员的投票往往并不相同。这 种情况在代表同一个州的两个参议员分别来自两个不同的政党时尤其明显，例如代表马萨诸塞州的约翰·克里和斯科特·布朗就分别来自民主党和共和党，他们两人 追求的政策目标大相径庭。他们两人的意识形态得分充分反映了他们这种极化的意识形态立场。当然，如果两位参议员来自同一个政党，那么他们的立场肯定会更相 似一些。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会出现一些差异。作为一个例子，不妨考虑一下代表加利福尼亚州的两位民主党参议员戴安娜·范斯坦和芭芭拉·鲍克斯。这 两位参议员不仅代表同一个州（因此是由同一批选民选举出来的），而且他们都是在1992年的那次选举中、在同一天首次当选的。芭芭拉·鲍克斯是在艾伦·克 兰斯顿退休后当选参议员的，而戴安娜·范斯坦则是在彼得·威尔逊担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后，在一次特别选举中获胜从而接任参议员的。然而，在最近这个参议员 任期内，鲍克斯的意识形态得分为-060——这使她成了整个参议院排在第三位的最具自由主义色彩的参议员。相比之下，范斯坦的得分则为-038，在参 议院“自由派”排行榜中名列第三十七位。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加州二人组”绝不是唯一的，事实上，这是一种相当常见的现象。在2009年这届国会任期内， 同一个州的两位参议员都来自同一政党，而且在意识形态得分上的差异至少不小于上述这个“加州二人组”的，还有其他4个州。这几个州是佛蒙特州（桑德斯是作 为一个民主党人参加初选的）、亚利桑那州、南卡罗来纳州和特拉华州。
众议员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因为每个众议员都只代表自己的选区，而且每个选区只有一个众议员。这样一来，在参议院出现的那种“自然实验”，就不可能出现在众 议院内。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将某位众议员的投票行为与他的继任者进行比较。即使继任者来自同一个政党，他的意识形态得分还是可能与前任众议员有明显不同。 当然，一个自由派民主党众议员的继任者很可能是另一个自由派民主党人。不过，我们的研究表明，来自同一个政党的前任众议员和后任众议员的意识形态得分的差 异是相当可观的——大约相当于该党内部意识形态得分总差异的一半。请参阅基思·普尔和托马斯·罗默的论文（Poole and Romer，1993）。换句话说，根据即将卸任的现任众议员的意识形态得分，并不能准确地预测即将继任的众议员的意识形态得分，即使他们来自同一个政党 也不例外。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启示：无论是在建立自己的支持者群体方面，还是在表达自己的个人思想观点方面，国会议员都拥有相当大的自由度。当然，除了个人 的意识形态倾向之外，意识形态得分还可以反映其他许多因素，其中包括：特定选区的独特性的影响、利益集团的影响、来自本党的领袖和活跃分子的压力，等等。 再者，意识形态得分不可能准确地预测每一种特定情况下的每一次投票决策。因此，在某些条件下，这些“其他因素”可能会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至于这里所说的 这些“其他因素”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尤其在对金融市场的监管这个问题上，我们将在下文中展开讨论。
意识形态行为的这种一致性对于政策能否应时而变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由于从个体层面来看，立法者的行为模式是如此的稳定，以至于大部分政治层面的意识形态的 转变都是通过选举（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更新换代）过程来实现的。美国政治的这个特点对以往发生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有重要的影响。在1907年大恐慌中，美 国的金融体系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皮尔庞特·摩根发挥了作为一个事实上的中央银行行长的权力和影响力。摩根这个辉煌的个人成就并不能作 为私营部门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阻止或解决未来的危机的充分证据。但是，在这次大恐慌渐趋平静之后，反对联邦政府成立中央银行的观念却大行其道，从而断绝了 它能够顺利地创建起来的可能性。美国国会只是通过了一个非常温和的、临时性的法案——《奥尔德里奇—弗里兰法案》（Aldrich-Vreeland Act），它要求实施的唯一具有实质意义的改革是，允许各全国性银行组团发行紧急货币。根据这个法案，国家货币委员会得以创建，这个委员会的报告构成了后 来的《联邦储备法案》的基础。此后，一直等到民主党通过1910年中期选举和1912年大选，不仅夺取了总统宝座，而且分别在众议院拥有了118个席位、 在参议院拥有了19个席位的优势之后，才顺利通过了《联邦储备法案》（Federal Reserve Act）。类似地，标榜“以市场为导向”和“反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的总统赫伯特·胡佛和共和党，也限制了联邦政府对1929年10月的股市崩盘及时做出 反应。因此，大萧条之后最重要的政策变化都发生在富兰克林·罗斯福于1933年3月正式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对此，我们将在第4章进行总结）。
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受意识形态驱动的政治仍然影响着政府对金融危机的反应。例如，乔治· 布什政府的许多应对措施，特别是救助雷曼兄弟的设想和总额7 00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都因国会的意识形态偏见而受阻——国会担心这会导致道德风险，并反对政府直接干预银行。2008年举行的大选使奥巴 马成了美国总统，并使作为国会多数党的民主党的席位进一步增加。在这之后，经济刺激方案和《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才得以顺利出台。然 而，2010年的中期选举又引发了一些变数，因为共和党增加了63个众议院席位。意识形态潮流的这种转变表明，金融危机所造成的任何政策变革都可能走上回 头路。相比之下，罗斯福时代的政策变革（例如，《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通过和实施），其意识形态基础则通过1934年的中期选举而得到了巩固。罗斯福 时代之所以能够顺利地推进政策变革，得益于当时并不存在意识形态两极分化的态势。
极化政治
图2中美国国会的极化**图中的两条曲线给出了典型的共和党人与典型的民主党人的意识形态立场之间的差距。代表众议院和参议院的两条曲线大致平行，说明决 定这种极化现象的是政治本身的性质，而不是国会两院各自的具体制度和规则。我们在这里所用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尺度的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1。从图中可 见，到了最后一个历史时期，共和、民主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差距已经达到了整个标尺的全长的一半左右。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政治变得越来越意识形态化（请读者回顾一下图21），各个政党在思想观念上的差距也不断拉大。在图22中，我们给出了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内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得分之差，时间跨度为从（美国内战结束后的）重建时期直到现在。
从图中可见，在最近，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内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所存在的意识形态差距——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为“极化”（polarization）——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大值，甚至超过了19世纪90年代，那时还处在著名的“镀金时代”。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一个新的“镀金时代”。而且，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我们自己这个“镀金时代”的意识形态两极分化的现象看上去与19世 纪90年代那个“镀金时代”如此相似，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偶然的巧合。这两个时代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几乎没有什么管制、经济过热、大规模的非技术劳工移民、 收入和财富的日益集中，等等。而且，在这两个时期，共和党都以自由市场理念的捍卫者的面貌出现，对市场的政府调控非常有限。频繁的金融危机和金融恐慌也是 这两个时代的共同特色，例如，在前一个“镀金时代”，就发生了1893年和1907年两次大危机。
在《极化的美国》一书中，我们强调，经济不平等和政治极化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请参阅诺兰·麦卡蒂、基思·普尔、霍华德·罗森塔尔的著作 （McCarty，Poole，and Rosenthal，2006）。这种联系至少体现在以下两个机制上面：第一个机制是，经济不平等往往是政治极化的原因；第二个机制是，政治极化使财富不 平等和过度集中的现象更加严重。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最主要的意识形态问题是国家在经济调控中的作用如何。因此，在不受约束的 市场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回报的那些历史时期，支持自由市场保守主义的呼声会很高，尤其是在那些获益最大的个人和群体当中。政治学家斯查特施奈德认为，只要 一个问题没有成为公众所关注的突出问题，财力雄厚的既得利益群体就总是能摆平它。斯查特施奈德声称：“由于参与私人冲突的各方‘参赛者’的实力是不平等 的，所以最强大的特殊利益群体通常都希望‘私了’，因为只要冲突仍然停留在私人领域，他们就能够轻而易举地主导最终的结果……希望将冲突发展成为社会公共 事件的一般都是处于弱势的一方……”请参阅斯查特施奈德的著作（Schattschneider，1960：38）。如果把场景换为国会和其他立法机构， 他这种说法也就意味着，金钱仍然将在冲突中发挥主导性的力量，除非冲突已经演变成为足够大的公共事件而足以改变选举的结果。
然而，如果失败者试图利用国家的力量，去从市场以外的其他地方获取经济回报，那么情况又将怎样？这种可能性当然存在。不过，正如我们将在第3章中详细论述 的，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决定了，很难创制新的法律去管制经济行为。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经济不平等与政治极化之间的相互联系的第二个机制是，政治极 化加剧了财富集中和经济不平等。我们还讨论过，政治极化会导致政治僵局，从而使经济改革非常难以推进。因为在政治全局中，不仅经济上的失败者无法结成联 盟，去重新配置资源；政府也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应对经济冲击和金融危机，显然，这些都进一步加剧了两极分化。
虽然我们在《极化的美国》一书中并没有特别集中地讨论过金融政策和管制法规，但是现在已经有足够多的证据表明，政治极化与金融行业的财富和资源的集中密不 可分。在一项研究中，经济学家托马斯·菲利蓬和艾瑞尔·雷谢夫比较了1908年至2006年间金融行业的员工的工资与其他行业拥有同等技能的技术工人的工 资，结果发现，两者之间的工资比从20世纪70年代的105，上升到了2006年的17。这就意味着，在当初，金融行业的员工的收入只比其他行业具有 可比性的工人多5%，而到了2006年，则高出了70％以上。请参阅托马斯·菲利蓬和艾瑞尔·雷谢夫的论文（Philippon and Reshef，2009）。金融行业的高工资也是美国总体收入不平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性因素，请参阅史蒂文·卡普兰和约书亚·劳的论文（Kaplan and Rauh，2007）。通过计量分析，菲利蓬和雷谢夫发现，金融部门的工资溢价的主要决定因素有两个，一是放松金融管制，二是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信贷风 险有关的各种业务。请参阅托马斯·菲利蓬和艾瑞尔·雷谢夫的论文（Philippon and Reshef，2009）。类似地，乔恩·巴基亚、亚当·科尔和布拉德利·海姆发现，金融行业于2005年雇用的收入水平处于最高的1％之列的员工的数 量，相当于1979年的两倍。此外，在所有行业收入最高的那1%的员工中，也数就业于金融行业的人的收入增加得最快。请参阅乔恩·巴基亚、亚当·科尔和布 拉德利·海姆的论文，特别是其中的表2和表6（Bakija，Cole，and Heim，2010）。因此，在收入最高的那一小部分人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急剧提高的过程中，金融行业确实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请参阅托马斯·派克 蒂和伊曼纽尔·赛斯的论文（Piketty and Saez，2003）。
金融行业的工资水平的变化趋势与我们对20世纪的政治极化的度量结果非常一致，这也符合我们在前一本著作中讨论政治极化与不平等的关系时得出的结论。在下 面的图23中，我们给出了金融行业的工资溢价水平和众议院的政治极化指标。在20世纪初期和20世纪末期，极化程度和金融行业的工资溢价都非常高。但 是，这两个指标在20世纪中期的许多时间内都处于相当低的水平，当时正是在罗斯福新政施行之后，金融市场大力推行改革，同时中产阶层的政治经济地位也在崛 起。
图23政治极化与金融行业的工资水平**政治极化的发展和金融行业的工资的变动一样，遵循着大致相同的轨迹，只不过政治极化的变化要领先于金融行业的工 资变动十年左右。图中的相对工资是指金融行业的工资相对于经济体中的其他行业的水平。资料来源于菲利蓬和雷谢夫于2009年发表的论文 （Philippon and Reshef，2009）。其中关于众议院极化的有关数据是作者运用动态加权提名模型计算出来的得分，读者可以在votewiewcom网站上下载。
当然，从图中可见，这两个指标之间也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区别。准确地说，我们可以把政治极化看成是金融行业工资上涨的一个先行指标。（虽然政治极化与金融行 业工资上涨之间的同期相关性只有065，但是加入一个为期10年的滞后期后，两者的相关性就达到了090。）
这一点与我们在下面将要论述的另一个论点也是一致的：政府瘫痪，即政府监管无法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是2008年金融危机背后的驱动力量之一。
如果政治家（政客）只是简单地直接对公众当中越来越严重的分裂做出回应，那么这种极化趋势对决策过程的影响反而可能不会那么糟糕。但是，政治学家并没有发 现多少证据可以表明，用公众的极化就可以解释我们在国会中观察到的极化。艾伦·阿布拉莫维茨和莫里斯·菲奥莉娜等人甚至争辩道，投票者当中是否真的存在极 化现象仍然大有疑问。不管怎么说，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普通投票者的极化也与政治精英一样严重。请参阅艾伦·阿布拉莫维茨的著作 （Abramowitz，2011）以及莫里斯·菲奥莉娜、塞缪尔·艾布拉姆斯和杰里米·波普的著作（Fiorina，Abrams，and Pope，2010）。是的，支持民主党的选民的政策偏好与共和党支持者的区别确实在变得越来越大，但是，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投票者自动加入了相 互之间对比越来越鲜明的两个党派阵营的结果。请参阅马修·莱文达斯基的著作（Levendusky，2009）。
意识形态以及在与金融有关的议题上的投票行为
接下来，我们将详细说明，我们这个用来度量意识形态的模型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国会议员们在面对与金融危机有关的法案时的投票行为。在本章中，我们关 注的主要是议员们在泡沫出现和膨胀期间的投票行为，而在第二部分，我们将会讨论雷曼兄弟破产后（即泡沫破裂后）的投票行为。
我们用三个柱状图（图24、图25和图26）来说明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前意识形态对众议院在金融监管的投票中发挥的影响。在每个柱状图中， 我们都用横轴来代表众议员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尺度上的位置。左边的柱状条代表自由派，中间的柱状条代表温和派，而右端的柱状条则代表保守派。在每个图 上，我们还给出了各部法案的“分界线”。如果某部法案完全适合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这个维度来度量，那么这条“分界线”就会把投赞成票的众议员与投反对票 的众议员分离出来。例如，假设面对某部法案，如表21所示的那些参议员当中，最“自由”的8位参议员都投下了赞成票，而第九“自由”的那位参议员（即代 表新泽西州的来自民主党的参议员弗兰克·劳滕伯格）和其他91位参议员都投下了反对票，那么这条“分界线”将会落在布朗（代表俄亥俄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与 劳滕伯格之间。更一般地说，分界线是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尺度上投赞成票还是投反对票对于立法者没有差异的那一点。空间投票模型往往很难准确预测“理想 点”与分界线非常接近的那些立法者的投票行为。这是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决定了他们在投票时的立场是中立的，因此更容易被选民的压力和其他因素所左右。
第一个柱状图（即图24）显示的是众议院在表决通过一部旨在规范会计师事务所行为的法案时的情况。该法案由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代表俄亥俄州的共 和党人迈克尔·奥克斯利提出，并于2002年4月24日在众议院以334票对90票的绝对多数通过（法案编号为HR 3763）。［众议院把该法案命名为《企业及审计可问责性、担责性和透明度法案》（或《奥克斯利法案》）。后来，这部法案又与代表马里兰州的民主党参议员 保罗·萨班斯起草的一部法案合并，合并后的法案被称为《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投票结果表明，在这部法案上，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分界线落在了民主党内部，并将民主党众议员分成了两半。自由派认为《奥克斯利法案》对安然公 司丑闻和其他会计丑闻的应对措施的力度不足，因此投下了反对票。在图24中，各柱状条的深色阴影部分代表“正确地”投票的民主党众议员，而浅色阴影部分 则代表“正确地”投票的共和党众议员；各柱状条的底部的白色区域显示的是空间模型做出了错误的预测的那些众议员。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为“投票错误”或“投票 失误”。在图中，分界线代表了能够最好地把投赞成票者和投反对票者分离开来的那一点。我们用这样一个柱状图来表示模型所预测的赞成票和反对票的分布位置。 在图24中，模型预测反对票将分布在分界线的左侧，赞成票将分布在分界线的右侧；不过，位于分界线左边的各柱状条的白色区域则代表投了赞成票的众议员， 而位于分界线右边的各柱状条的白色区域则代表投了反对票的众议员。柱状图还给出了误差递减比率（proportionate reduction in error，简称PRE）。如果我们给出的事后预测是，在唱名投票中，每个人都会与大多数人一样投相同的票，那么我们的预测误差就是少数派的票数。因此， 少数派的票数就是衡量空间投票模型优劣的基准。如果空间模型是完全正确的，那么PRE值就是10；如果空间模型确实比上述基准好不到哪里去，那么PRE 值为00；如果空间模型能够使基准中的错误减少一半，那么PRE值为05。
图24众议院通过《奥克斯利法案》时的投票情况**在图中，分界线把民主党众议员分成了两半，自由主义色彩最浓厚的那些民主党众议员投票反对这部法案。 我们运用一维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空间模型进行了预测，预测结果在图中用白色来表示。与预测结果相比，“错误地”投票的众议员集中在分界线附近。不过，在 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尺度上，保守主义一端也出现了两个“错误地”投票的众议员。这两位众议员是弗雷克和保罗，他们之所以投下反对票，很可能是出于自由市场 保守主义原教旨主义立场而反对任何形式的监管。
在预测众议院对《奥克斯利法案》的投票结果时，空间投票模型出现了两个比较大的“错误”。两个极端保守的共和党人——分别代表亚利桑那州和得克萨斯州的杰 夫·弗雷克和罗恩·保罗——投票反对该法案。罗恩·保罗是一个极端保守的众议员，他是众议院内最保守的两位议员之一；在图24中，保罗位于最右端的那个 柱状条上，他所投下的反对票在图中显示为那个柱状条的白色部分。右端第二个柱状条的白色部分则代表弗雷克投下的那张反对票。
有两位保守派众议员投票反对《奥克斯利法案》这个事实表明，确实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些国会议员真心偏好维持现状，他们连像《奥克斯利法案》这种极其温和 的监管法案也不愿意考虑。88位投反对票的民主党众议员坚持了自己的党派原则，他们认为《奥克斯利法案》不足以改变现状，因而投下了反对票。在这次投票 中，出现了“左右两端”都反对“中间”的态势，这是相当奇怪的，在实践中也是非常罕见的，因此也出现了好几个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划分不一致的“错误”。
第二个柱状图（即图25）显示的是众议院于2007年11月15日举行的一次投票的情况。这次投票所针对的是一部旨在进一步规范住房抵押贷款的法案。该 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由联邦向抵押贷款机构发放许可证，对于不恰当地发放次级贷款的行为处以罚款，对金融机构收费和大额尾付贷款（即俗称的“气球贷款”） 施加一定限制，强化创造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企业的责任。不过，许多更严格的规定都没有包括在该法案中。读者从图中不难看出，实际表现出来的投票模式与各位 众议员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尺度上的位置非常一致。所有民主党众议员都投票赞成推进新的改革，而共和党议员则在投票中出现了分裂——温和派共和党众议员投 了赞成票，而保守派众议员则投了反对票。而且，预测模型中出现的所有“错误”都出自温和派共和党人的投票行为人，这些“投票错误”的人也都集中在分界线附 近。因此，这一法案的投票模式就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两端反对中间”了。在参加了投票的421名众议员当中，我们的模型出现了归类错误的总共只有32人。
第三个柱状图（即图26）则给出了2008年7月23日的投票情况。在那一天，众议院投票通过了《2008年美国住房救助和止赎预防法案》 （American Housing Rescue and Foreclosure Prevention Act of 2008）。图25众议院对一部关于住房抵押贷款改革的法案的投票情况**在这次投票中，所有民主党众议员都投了赞成票，同时还有一部分温和派共和党众 议员也投了赞成票。与图24类似，分类错误的情况也集中在分界线附近。
制定这部法案的目的是解决当时住房抵押贷款止赎率急剧攀升的问题，它还为房利美和房地美提供了总额为300 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对抵押贷款再融资，而且还赋予了它们无限的信贷额度。如图26所示，这次投票使共和党内部出现了分裂。这种党内分裂现象，为我们提供 了难得的机会，使我们能够衡量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在民主党和共和党内部的影响。
上面两个例子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利用意识形态，确实可以很好地预测国会议员们在与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有关的立法活动中的投票行为。国会议员们在投票通 过这三部不同的金融监管法案时的行为，都可以用我们给出的对于各位议员的“理想点”的估计来解释（这种估计本身则源于国会的全部投票行动）。
图26众议院通过《2008年美国住房救助和止赎预防法案》时的投票情况**在这次投票中，几乎所有民主党众议员都投了赞成票，而比较保守的共和党众议员则几乎都投了反对票。这次投票还使比较温和的共和党众议员出现了分裂。
当然，情况可能并不会总是这样。2001年，由于众议院否决了一个会议报告，破产法最终无疾而终，在那一次，众议院的投票模式就是“两端反对中间”。被否 决的会议报告包括了一个由代表纽约州的民主党众议员查尔斯·舒默提出的修正案，该修正案旨在保护堕胎诊所。自由派众议员投了反对票，因为他们认为这一修正 案是反消费者的。更多无法用一维的空间投票模型解释的投票案例发生在20世纪中叶。在那个时代，要不要授予非裔美国人公民权利成了一个非常突出的政治问 题。不过，我们在这里所举的这些例子已经足以说明，只要从单一的意识形态维度出发，就可以解释各种各样的与金融监管问题有关的投票行为了。
当然，我们不能用意识形态去解释每一个议员的每一次投票。从选民利益至党派压力，再到特殊利益群体的影响，无数的因素都可能使我们根据立法者的意识形态取 向做出的预测落空。这些因素不仅会导致立法者的实际投票偏离“纯意识形态”投票，而且还会影响投票表决的法案的内容。例如，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和《多 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的形成过程中，游说团体就曾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什么法案能够进入投票表决程度并成为法律，不仅取决于 意识形态和利益这两大因素，而且也取决于议程的设置，取决于立法过程固有的各种障碍能不能得到清除，取决于总统会不会行使否决权。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第 3章将讨论利益对政治泡沫的影响，第4章则将剖析制度对政治泡沫的影响。
在结束本章之际，我们还想提出一个警告。这个警告看上去似乎是再明显不过的了，但是仍然值得特别强调一下：有某些情况下，坚定的意识形态与唯利是图是很难 区分清楚的。菲尔·格拉姆是不是真的相信“政府不是问题的答案”？或者，他是不是因为得到了来自瑞银集团和安然的不义之财才会那样做的？安杰洛·莫兹罗是 一个真诚的平等主义者吗？或者，他的言行只是他为全国金融服务公司确定的那个腐败的商业模式的体现？对于那些权贵资本主义者来说，意识形态只不过是一颗烟 幕弹而已。在接下来的第3章中，我们就要来分析这些朋党和权贵。
第3章 利 益
那些不诚实的交易和投机性的企业，对于我们真正的繁荣来说，仅仅是偶发事件而已。
——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1907年10月25日致乔治·科特柳
尽管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公众的信任被滥用了，但是从根本上看，我们的经济仍然是健全的、强大的，而且绝大多数企业界人士都是按规则行事的。然而，信心是我 们经济体系的基石，所以几个坏家伙就可能足以给我们整个自由企业制度带来恶劣的影响。我们必须遵守规则和法律，重建公众对美国经济的信心。政府将全面调查 有关公司诈骗的报道，揪出误导股东和员工的罪魁祸首。那些欺诈公众的公司高管将面临经济处罚，并且，一旦被法庭判定有罪，他们将面临牢狱之灾。
——美国总统小布什，2002年6月29日的《每周广播讲话》
我们决不能再让少数人肆无忌惮地把世界金融体系——还有我国人民的福祉——置于危险之中。
——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2009年9月25日在G20首脑峰会上的发言
至少从上面引用的这些话来看，当金融“歹徒”的恶行昭彰于天下时，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小布什总统、奥巴马总统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重建金融市场的信心。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是在美国联合铜业公司（United Copper）解体后说那番话的，而且仅仅3个星期之后，银行家查尔斯·巴尼因丑闻败露而自杀身亡。小布什发表那次广播讲话的一个星期之后，世通公司 （WorldCom）刚下台不久的首席执行官伯纳德·埃伯斯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接受了质询。（现在，埃伯斯这个“坏家伙”仍然在联邦监狱服刑——他的 刑期长达25年。）至于奥巴马，则是在一个公众广泛反对联邦政府救助金融机构并对这些机构的高管得到巨额奖金做出了强烈的民粹主义反应时说这些话的。
这几位总统不约而同地声称，大多数人在生活中都是守规则的。对此，当然不会有多少人敢于提出质疑。公开表达如下这种观点已经成了一个禁忌：几乎每个人事实 上都是不诚实的，或者，说得再好，也不过是高度自利的。这种忌讳与政治高度相关，因为它为制定和实施软弱无力的法律和监管标准提供了合法依据。
但是，上述3位美国总统以及其他人不断重复引用的这种“只有几个坏苹果”的理论，显然大大低估了那些看上去虽然合法但是在道德上非常可疑的行为在当前和以 往的金融危机中的作用。在第一篇的引言中，我们提到了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类固醇丑闻。这些棒球选手的行为是一般美国人的行为的缩影：从不遵守交通规则， 到雇用非法园丁和保姆，到不缴纳社会保障税，到制造和贩卖毒品，到税收舞弊，到骗取伤残补助金，到超速驾驶，再到保险欺诈，等等，不一而足。毫不夸张地 说，绝大多数美国人每天都会被牵涉到某种违法的事情中去。我们不应该指望商界人士和金融家的行为会有什么不同。
具体到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前对冲基金经理迈克尔·巴里表达的观点与这几位美国总统恰恰相反。他说：“与住房抵押贷款相关的这些欺诈行为既是最现代的，也 是古而有之的，它们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与我国的制度密不可分。”迈克尔·巴里这段话转引自迈克尔·刘易斯的著作（Lewis，2010：55）。无独有 偶，约翰·肯尼迪也曾经在私底下宣称：“我的父亲一直都警告我，所有商人都是‘婊子养的’。”请参阅小阿瑟·施莱辛格的著作 （Schlesinger，1965：635）。
然而，在他这句话被广泛地传播开来后，肯尼迪总统在公开场合却有所退缩了。是的，在公开场合，政治家必须坚持“坏苹果理论”。不过说到底，这种说法最多只 说对了一半，另一半涉及这几个“坏苹果”是如何将“腐败菌”传播出来，从而毁掉了整篮苹果的。市场上的竞争压力迫使企业和企业家争先恐后地推平各种法律和 道德上的壁垒，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与违法违规者竞争。这种情况在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丑闻中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在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中，为了与已经服 用禁药的棒球手“公平地”同场竞技，其他棒球手也不得不服用违禁药物。伯纳德·麦道夫利用庞氏骗局，从其他投资基金掠取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这虽然可能不 会导致其他企业直接去模仿他的违法行为，但是却很有可能迫使其他企业将资金投向风险更高的地方，因为这样才能避免流失更多的投资者。同样，在伯尼·埃伯斯 和世通公司在会计报表中进行了虚假的利润陈述之后，其竞争对手也可能为了粉饰报表，而不得不在匆忙间做出一些糟糕的投资决策。请参阅马尔文·利伯曼和浅野 茂的论文（Lieberman and Asaba，2006）。与金融危机的关系最密切的一个例子是，投资银行获得的高额利润是如何在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诱使商业银行通过承担更多的风险这一 形式尽力提高收益的。
政治也是一条重要的传播“腐败菌”的通道。在很多情况下，某些市场参与者会利用自己的政治关系和影响，去使它们目前从事的非法行为变得合法化和正当化。在 导论中，我们讨论过菲尔·格拉姆在政治、经济两界的深厚关系，它提醒我们，必须注意集中反映了这一现象的性质的最重要的一个例子：安然公司几乎完全成功地 游说美国政府豁免了对能源行业的监管。关于安然公司成功的游说活动，请参阅阿西夫·伊斯梅尔的论文（Ismail，2003）。游说活动的最大成果体现在 2000年《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中那个臭名昭著的“安然漏洞”上。另外，在第2章，我们也看到，房利美是如何强调它这家政府支持企业与全国金融服务公司 首席执行官安杰洛·莫兹罗之间的关系的。接受“安杰洛友情贷款”的政要构成了一个很长的名单，他们包括代表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多德、代表北 达科他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肯特·康拉德、小布什政府的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阿方索·杰克逊、克林顿政府的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唐娜·沙拉拉、外交官理查德· 霍尔布鲁克以及房利美前总裁詹姆斯·约翰逊。詹姆斯·约翰逊还曾经先后担任过沃尔特·蒙代尔、约翰·克里和巴拉克·奥巴马的顾问。请参阅迈克尔·贝克尔的 文章（Beckel，2011）。（约翰逊正式参与奥巴马的总统竞选后，莫兹罗继续在高盛担任董事职务。）2010年，莫兹罗同意以6 750万美元的代价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达成和解，从而避免了被以欺诈和内幕交易罪审判的命运。然而，和解赔偿金的大部分都是由美国银行支付的，它于 2008年收购了全国金融服务公司。请参阅格雷琴·摩根森的文章（Morgenson，2010）。
像全国金融服务公司这样，承担了过高、过多的风险的那些公司最有可能去寻求政治保护，以避免可能的政府干预。在一项研究中，德尼兹·伊戈安、普拉奇·米什 拉和蒂埃里·特雷塞尔证明，在次贷危机发生期间，最积极地游说反对收紧贷款规则的，正是那些风险最高的金融机构。请参阅德尼兹·伊戈安、普拉奇·米什拉和 蒂埃里·特雷塞尔的论文（Igan，Mishra，and Tressel，2009）。托马斯·罗默和巴里·温加斯特的研究则表明，在储蓄与贷款协会危机中，最积极地倡导放松监管的正是那些流动性最差的储蓄与贷 款协会。请参阅托马斯·罗默和巴里·温加斯特的论文（Romer and Weingast，1991）。这些都是很好的例子，它们说明了企业在什么情况下最不愿意接受严格的监管标准。
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势企业可能会寻求政府救助，以避免受到它们自己从事的可疑活动的不良影响。但是，它们所要求的往往不是政府加强现行法规的实 施，而是降低监管标准。这些企业竭力寻找可以参与立法的机会。1999年，规定投资银行业务必须与商业银行业务分离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被废止，正 是金融企业积极活动的结果。在此之前，许多金融控股公司已经钻了法律和监管体系的漏洞，开始打破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之间的壁垒。面对这种情况，大多数丢 掉了市场份额的金融企业都不是要求更完善的法律和更有力的执法，而是简单地要求废除禁止混业经营的法律，以便与一体化程度更高的那些金融企业竞争。类似 地，国会2012年通过的《创业企业扶助法案》（Jumpstart of Our Business Startups Act，简称JOBS Act）降低了“初创的成长型”公司的信息披露要求。我们在本章开头引用的西奥多·罗斯福、小布什、奥巴马等美国总统不愿触犯禁忌，宁愿用“烂苹果”的比 喻来安慰公众的那些话，很可能会促使要求放松监管的呼声更加高涨。这是因为，既然欺诈和金融机构的其他问题都是罕见的、零星的，而不是“疫情”发生的征 兆，那么，金融精英们又为什么不可以尽情地坚持市场能够实现自我调节的信念并要求政府放松管制呢？！
那么，对于这种禁忌，又应该怎样来解释呢？政客们经常公开声称，贫民区充斥着骗取劳动收入所得税税收减免的骗子、“福利皇后”、毒品贩子和形形色色的暴力 罪犯。政治家观察家们也往往毫不避讳地指出，某些美国人天生具有犯罪倾向。那么，为什么对金融行业的从业者就要有这么多的禁忌？毫无疑问，就是因为该行业 拥有着强大的政治权力，而且能够为无数的菲尔们和温迪们发放高额奖赏。例如，正如我们在导论中已经讨论过的，在美国国际集团的董事会内，来自共和党政府和 民主党政府的前官员济济一堂。此外，白宫顾问们，包括拉里·萨默斯、富兰克林·雷恩斯、彼得·奥斯泽格、拉姆·伊曼纽尔等人，都曾经多次在华尔街以及房利 美等政府支持企业任职。
我们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搞清楚各种公然违法的行为的影响，对于我们理解金融危机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那些被认为合法的活动的影响。真正蕴含着巨大威力的一拳，就是在特殊利益向政治领域“诚实地移植”的过程中击出的。
特殊利益群体的威力
各种特殊利益群体——例如，金融行业的特殊利益群体——是如何影响政治决策者的？政治学家通常重点关注如下3个不同的发挥影响的渠道：动员选民、以为竞选捐款的形式直接在政治领域投资、游说活动和信息提供。接下来，我们就依次分析这3个渠道。
动员选民
正如我们已经在第2章讨论过的，国会议员们并不会简单地把他们的“典型选民”的想法和要求原封不动地贯彻到立法过程中去。在他们做出决策的过程中，他们自 己的信念和思想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这样说并不意味着选民的偏好在许多情况下都是不重要的。具体地说，在一些特别重大的问题上，如果选民中的积极分 子或活动家明确地表现出了非常强烈的偏好，那么政治家（政客）们一般都会关注他们的观点和要求。
与全国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简称NRA）或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简称AARP）等利益集团不同，金融行业的特殊利益群体的权力的来源并不在于它们能够命令或调动大量选民。事实上，金融领域的就业者的总 体规模并不算太大，但是他们都高度集中在某些地区，例如纽约市、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从表31可以看出，没有一个国会选区有14％以上的劳动力就业于 金融行业和保险行业。因为这些数据都源于2000年那个10年一次的人口大普查，所以很可能低估了房地产泡沫高峰期这些行业的就业人数。例如，从2000 年到2007年，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的会员人数就从776 580人增加到了1 338 001人（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2011）。在房地产业就业的人口规模就更小了，而且也更加不集中（见表32）。但是，在房地产泡沫最严重的那些地方，如佛罗里达 州、加利福尼亚州和内华达州，房地产业的就业者则出现了过剩。表312000年金融行业和保险行业就业人数最多的25个国会选区在任众议员
然而，尽管这些特殊利益群体的规模不大，但是国会议员却对他们的意见非常敏感。首先，正如我们上面所看到的，金融行业的雇员的收入都相当高。在最近出版的 一本著作中，拉里·巴特尔斯认为，参议员们对高收入群体的意见的回应要比对中等收入群体的意见的回应积极得多，而对于低收入群体的意见，他们根本不会积极 做出回应。请参阅拉里·巴特尔斯的著作的第9章（Bartels，2008）。其他一些学者的观点与巴特尔斯有微妙的差异，例如，请参阅尤素夫·巴蒂和罗 伯特·埃里克森的著作（Bhatti and Erikson，2011）以及克里斯·陶桑诺维奇的著作（Tausanovitch，2011）。 另外，与其他许多行业相比，金融行业的从业者和一般员工的消息更加灵通，更加了解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是如何影响他们的行业的。一旦立法者或监管者做出了损 害他们的特殊利益的决定，他们都会第一时间得到消息（而且，即使他们自己没有注意到这类决定，也会有大量的行业团体及时向他们通报）。
各大银行的政治影响力在近些年来急剧增加，这是禁止跨州设立分支银行、禁止商业银行从事证券经纪业务的限制被取消的结果。在国防工业，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分 包商进行的积极游说活动，令国防承包商巨头们长期受益；类似地，美国银行、花旗银行、摩根大通和富国银行等大银行都在绝大多数国会选区设置了分支机构，各 分支机构的游说活动也令总行受益匪浅。电影《风云人物》（A Wonderful Life）中的“贝利大楼与贷款公司”在现实世界中早已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则是“麦克银行”。
在许多方面，金融行业的政治影响都与其他经济部门类似。如果说金融行业游说团体对《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及其随后的执行施加了“不当 影响”，那么也完全可以说医疗保健行业也对小布什政府的处方药改革计划和奥巴马的医疗保健法案施加了“不当影响”，因为药品零售行业和医疗行业也像零售银 行业一样，越来越集中了。
与其他行业相比，金融行业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卷入政治的程度特别深。由于认识到政治对于本行业的极端重要性，金融行业从业者一般都会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这 种政治参与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积极参加选举活动。根据美国全国选举研究中心（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y，简称ANES）的统计，88％的金融行业和保险行业的就业者都在总统大选中投了票，而其他行业则只有76％。关于各行业的就业人数，在我们写 作这本书的时候，最新的普查数据仍然没有公布。因为在投票给什么人这一类问题上，人们往往会选择说谎，所以这里的估计值可能有所夸大。当然，我们没有什么 理由相信，金融行业的就业者会比其他一般的受访者更加诚实。美国全国选举研究中心的报告还揭示，金融行业的就业者更愿意：
去尝试影响别人的投票（金融行业从业者的比例为53％，其他行业为48％）；
参加竞选会议、集会或演讲（金融行业从业者的比例为13％，其他行业为7％）；
为某个竞争组织工作（金融行业从业者的比例为5％，其他行业为3％）。
因此，毫不奇怪，金融行业的从业者在为竞选捐款的时候会表现得特别积极，因为在这个场合，金钱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全国选举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在金 融行业的受访者当中，有25%的人说自己在2004年的竞选活动中捐了款，而在其他行业，这个比例仅为8％。正如我们在下面的讨论中将会指出的，当我们把 来自金融行业的巨额竞选捐款计算清楚之后，就会发现，出现在这里的17%的差距其实极大地低估了这个行业的政治动员能力。
另一个有利于金融行业的因素是，立法者在涉及金融事务的问题上，不太会受到来自其他行业的选民的压力。金融业务通常都非常复杂，要用到许多高深的模型，而 大多数选民都不会对这些技术问题很感兴趣。尤其是对于持有的股票投资组合和买进的房子的价值都在上升的那些选民来说，要说服他们必须强化金融监管是非常困 难的。作为一个例子，不妨考虑一下2003年被揭露出来的共同基金丑闻。共同基金的交易员已经形成了一个惯例，他们会以前一天的收盘价格进行所谓的“延期 交易”（late trading）。从根本上说，这种交易实际上是非法地把特定的资产从共同基金的普通客户的账户转移到了盘后交易者的账户上。在一篇论文中（Eric Zitzewitz，2006），埃里克·齐茨维兹估计“延期交易”使共同基金投资者每年损失4亿美元。虽然这种做法违反了有关的证券法律，但是在纽约州 总检察长艾略特·斯皮策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下令对此展开调查之前，这种延期交易似乎已经相当普及了。齐茨维兹发现，有证据表明，在他的研究所涉及的69 个共同基金中，共有39个共同基金在从事“延期交易”。这些非法交易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原有的法规有一个漏洞——原则上允许以收盘价进行盘后交易，但是 要满足一个条件，即报价必须是在收盘之前就进入了交易系统的。但是，由于执法不严，结果出现了机构猖獗地欺骗个人投资者的现象。规范这些交易行为的监管法 规极其复杂，而且这些共同基金的个人投资者也仍然在赚钱（虽然已经比以前少了很多了），这两个事实也就意味着，在斯皮策命令进行调查之前，有关的金融机构 几乎不用面对任何政治压力。随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设置了一个“硬关闭”（hard close）规则，禁止在下午4点以后执行任何以收盘价为交易价格的交易。但是，在金融行业进行了密集的游说之后，这一规则又被取消了。
只有在金融危机发生期间和金融危机结束之后的短暂时间内，金融行业才会面临实质性的政治压力。例如，在一项研究中，阿蒂夫·米安、阿米尔·苏菲和弗朗切斯 科·特雷比发现，共和党选民的高止赎率和拖欠率导致许多共和党议员支持2008年的《住房与经济复兴法案》（Housing and Economic Recovery Act），该法案的内容包括政府提供补贴，就抵押贷款进行重新协商。请参阅阿蒂夫·米安、阿米尔·苏菲和弗朗切斯科·特雷比的论文 （Mian，Sufi，and Trebbi，2010）。但是，在许多情况下，针对金融行业的交叉压力之所以会出现，并不是因为公众反对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管制或者为金融机构提供行政补 偿的做法，而是因为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反华尔街的民粹主义潮流。众议院之所以决定控制金融机构高管的薪酬和奖金——例如，对美国国际集团的管理层获得的留任 奖金征收90％的惩罚性税收，这种压力显然是一个重要因素。在第7章中，我们将会阐明，准备在2008年竞选连任的共和党众议员之所以不像那些已经宣布即 将退休的共和党众议员那样积极支持财政部部长保尔森最初提出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原因也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