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踏上长征路
1934年4月28日，广昌城头残阳如血。遭受重大伤亡的中央红军主力部队，黯然撤离城池。持续了十八天的广昌保卫战以红军的失利而告终。
此时，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行动已经进行到了第八个月。1933年9月，在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围剿”相继取得了成功之后，蒋介石亲自披挂上阵，调集五十万大军，经过四个多月的精心准备与筹划，对中央苏区发起了规模空前的“围剿”行动。在以德国前国防军总司令西克特为团长的外国军事顾问团的参谋下，国民党军一改以往“围剿”行动的战术，节节逼近，逐步紧缩，以守为攻，依托坚固工事，采取堡垒主义，筑碉构堡，火力开路，企图先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然后再实施决战，彻底解决中央红军，一举荡平中央苏区。
中央苏区也是全民动员，全力以赴，奋力迎敌，以决战的姿态展开了坚决的反“围剿”作战。然而，七个多月过去了，尽管红军主力的总兵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十万余人，尽管红军将士浴血奋战，在局部作战中屡屡重创敌军，尽管苏区军民同仇敌忾，寸土必争，誓死保卫红色政权，但始终无法打破国民党军的铁壁合围，无法挫败敌人的“围剿”行动。
执掌中共中央领导大权的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博古（秦邦宪）等人，在反“围剿”作战之初也曾踌躇满志，壮志满怀，将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视为在“短促的历史时期内”实现“中国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战，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熟悉中国国情、能够正确指导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领导人彻底排斥于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之外，把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了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化名华夫），他反对游击战和带有游击性的运动战，全盘照搬苏联红军的战略战术，推行了一整套冒险主义的“左倾”军事路线。
在国民党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他们不是集中红军全部力量进行反“围剿”作战准备，而是分散兵力，以攻对攻，在江西、福建两个方向用“两个拳头打人”；继而在国民党军“围剿”开始后，又推行军事冒险主义，命令红军向国民党军的堡垒地带进攻，企图御敌于苏区之外。在国民党军第19路军于1933年11月发动反对蒋介石的“福建事变”时，错失良机，拒绝与第19路军建立真正的联合，实行协同作战，使蒋介石得以在从容弹压“福建事变”后，转移兵力，继续对中央苏区实施全面进攻。最后，当国民党军重新展开全面进攻的时候，领导集团又扬短避长，抛弃红军所擅长的机动作战，以堡垒对堡垒，层层设防，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的正规阵地战、消耗战，与占据绝对兵力特别是火力优势的国民党军死拼硬打，使得战事完全陷入了蒋介石所期望的发展轨迹。红军仓促构筑的野战工事在国民党军的密集炮火轰击下坍塌，将士们的血肉之躯在钢铁撞击中倒下，广昌之战，博古与李德亲赴前线督战，依旧无法避免失败的结局。
广昌战斗后，曾经拥有六万平方公里土地、三百万人口的中央苏区丧失了全部的游击区与外围屏障，只剩下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幅员狭窄的中心区。红色根据地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战局空前危急。中国革命的航船到底驶向何方，红军到底该如何行动，是继续在苏区迎敌，决一死战，还是另辟蹊径，以求得绝处逢生，历史把年轻的中国红色革命政权和红色武装力量推到了抉择的关头。
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也曾考虑过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问题，并将此设想报告了共产国际。同时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团”，负责“处理一切”。在最高“三人团”中，博古总负责，军事设计与计划权归李德，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与调度，最后决策权和军事指挥权实际控制于博古、李德之手。
1934年6月25日，共产国际回电，虽然同意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但却认为：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央苏）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唯一目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依旧要求红军坚持内线作战。来自莫斯科的遥控，使得中共中央的决策再次偏离了正确轨道，而“左倾”路线执行者对莫斯科“圣旨”的顶礼膜拜，则使得其在走与留的重大问题上，始终犹豫不决，举棋不定，红军的处境因而更加危机重重。
1934年7月，国民党军开始对中央苏区中心区发动最后的进攻。红军继续在内线作战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必须毫不迟疑地实施战略退避，跳出重围，以保存主力，另寻战机。但博古、李德却固执己见，仍然采取以堡垒对堡垒的单纯防御战略，要求用一切力量捍卫苏区，来求得战役上的大胜利和战略情况的转机，指挥红军与国民党军进行自我毁灭的决战——于是，只是为了调动与分散国民党军的“围剿”力量，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先后派出了两支部队北上、西征，以减轻反“围剿”作战的压力。
7月初，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第7军团为基础组成抗日先遣队，寻淮洲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治委员，粟裕任参谋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曾洪易为中共中央代表随军行动，北上闽浙赣皖边地区，创建游击区域，建立苏维埃根据地。7月6日，由六千余名将士组成的红7军团从瑞金出发，冲破国民党军的层层堵截，转战闽中、闽东、浙西、皖赣边，最终于10月下旬进入闽浙赣苏区与红10军会师，组成红10军团。刘畴西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治委员（后粟裕任参谋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并组成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继续执行北上任务。11月，红10军团进入皖南活动，次年1月在返回闽浙赣苏区过程中，于怀玉山遭敌军伏击失败。企图以红7军团几千人的行动来调动敌人，促使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只能是“左倾”路线执行者脱离实际的一厢情愿，根本难以达到目的。但抗日先遣队的红军将士，在半年多的时间内，转战闽、浙、皖、赣，深入到了国民党“围剿”军的后方，震动了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建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这一行动，实际上拉开了红军战略转移的序幕。
7月下旬，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又决定，以位于湘赣苏区的第6军团向湖南中部转移，开展游击战争，创立新苏区，并与活动于湘、鄂、川、黔边区的红3军建立可靠的联系，以促成江西、四川两大苏区的联结。同时决定，由任弼时任中共中央代表，与萧克、王震组成军团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任主席，8月12日，红6军团誓师西征，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团共九千七百余人。在八十多天的征战行动中，第6军团转战湘、赣、桂、黔四省，行程五千多里，历尽千辛万苦，冲破国民党军的重重阻截，最终于10月24日在贵州省印江县木黄与和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3军会合。红6军团的西征，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和牵制敌人的任务，其行进路线基本与尔后中央红军长征的初期路线相吻合，因而实际上起到了为中央红军实施大规模战略转移的侦察、探路的先遣队作用。
北上、西征部队的战士尽管英勇卓绝，但因兵力薄弱，不足以大量牵制、分散国民党军力量，未能从根本上动摇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部署，反而促使蒋介石加快了第五次“围剿”的步伐，集中全部主力对中央苏区中心区展开更加猛烈的进攻。博古、李德命令红军主力和一切地方武装“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继续与敌人打消耗战，红军被迫开始了更加艰苦的阵地防御作战。在国民党军的主要攻击方向，红军在高虎脑、万年亭、驿前等地，前赴后继，誓与阵地共存亡，重创敌军，但自身也再次遭受重大伤亡，且未能遏止敌军的进攻。
到了9月上旬，苏区只剩下瑞金、会昌、雩都（今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人力、物力都极端匮乏，在内线打破敌人“围剿”的可能性已经完全丧失，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行动败局已定，战略转移势在必行。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博古、李德等人终于被迫放弃了在苏区内部粉碎国民党军“围剿”的计划，决定中央红军主力在10月底或11月初实行战略转移，沿红6军团西征的路线，到湘鄂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然后实行反攻，以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恢复中央苏区。根据这一决定，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部署与准备开始仓促展开。
9月8日，中革军委发出指示，要求部队转入运动防御，以最高限度地节用有生兵力及物质资材为基本原则，主力集结并在战斗间隙转入补充整训，准备全部撤退。随后又发出指令，令中央红军各军组织好后方机关，加强运输队的建设。同时，在地方政府的全力协助下，动员了三万名新战士参军，大力扩编红军主力部队，组建了红8军团和教导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对红军主力撤离后的苏区工作进行了部署，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统一领导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苏区的党政军工作。中共苏区中央分局由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等人组成，项英为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为办事处主任。地方党和政府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进行了适应敌占区工作和游击战争的改组，政府机构进行了合并，敌占区的县、区军事部改为游击队司令部和政治部，军事部长任司令员，县（区）委书记任政委。
但是，实行战略转移这样一个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命运乃至于中国革命前途与命运的重大决策，是在一种极端不正常的情况下做出的，甚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进行讨论。战略转移的准备与部署都由最高“三人团”直接处理，实际上一切都处在博古、李德的操控之下，政治上博古做主，军事上李德决定，周恩来只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并不能与闻所有的事情。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名义下达的指示、命令，均要求“绝对秘密”，严禁向干部、部队传达，关于为什么退出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这种以强调保密为借口的极端行为，使得党、政、军的众多高级干部都被蒙在鼓里，更谈不上在军队和地方领导干部中进行必要的解释、教育与动员工作，直接影响了整个战略转移的思想准备与其他准备工作。
9月26日，国民党“围剿”军主力对中央苏区腹心地区发起多路总攻，并拟定于10月14日总攻瑞金、宁都。此时，苏区尚有少量回旋空间，中央红军完全可以利用各路敌军推进情况不一，且不敢长驱直入的间隙，对部队进行必要的休整与动员、整顿，然后精心筹划，突破其包围圈，寻机作战，或如毛泽东当时所建议的那样，以主力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敌人至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战机，歼灭其有生力量，粉碎“围剿”，恢复苏区。然而，博古、李德等人却被敌军的气势所吓倒，决定提前一个月实行战略转移。
9月29日，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的名义在《红色中华》报第239期上发表了题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署名社论。社论写道：“为了保卫苏区，粉碎第五次‘围剿’，我们在苏区内部求得同敌人的主力决战。然而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的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中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战的胜利。”这篇社论，以间接的语言发出了中央红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的第一个公开信号。
10月6日，国民党军占领红都瑞金的门户石城，博古、李德在严峻的局势面前，完全失去了冷静与沉着，陷入了更加惊慌失措之中，决定中央红军主力立即撤离中央苏区，向湘西实行战略转移。
10月7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担任战略掩护任务的红24师和地方武装接替红军主力的防御任务，红军主力则向瑞金、雩都地区集结，准备执行新的任务。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中央分局的训示》，指出：如果红军主力继续在苏区内部作战，会损失最宝贵的有生力量，“这不是保卫苏区的有效的办法。因此，正确的反对敌人的战斗与彻底的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必须使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封锁，深入敌人的后方去进攻敌人”，而苏区的一切党组织的基本任务，是在中央的总方针指导下，围绕自身工作，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来反击敌人与保卫苏区。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要求“加强部队的政治、军事训练，发扬部队的攻击精神，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与战斗”。
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与直属部队被编为了两个纵队。第1纵队由红军总部和干部团组成，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钟伟剑任参谋长，王首道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四个梯队，最高“三人团”成员博古、李德、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等随该纵队行动；第2纵队由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总工会、青年团机关和后勤部队、卫生部门等组成，罗迈（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发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参谋长，邵式平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人随该纵队行动。
参加战略转移行动的除第1、第2纵队外，还有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第1、第3、第5、第8、第9军团及部分担负运输任务的民工，共八万六千余人。其中，第1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下辖第1、第2、第15师；第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参谋长邓萍，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下辖第4、第5、第6师；第5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政治部主任曾日三，下辖第13、第34师；第8军团军团长周昆，政治委员黄甦，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下辖第21、第23师；第9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参谋长郭天民，下辖第3、第22师。中共中央先后派凯丰、刘少奇、陈云为驻第5、第8、第9军团的中央代表，以加强对这些部队的领导。
提前进行战略转移的决定，使得红军战略转移变得极为仓促。许多部队是从前线直接开赴集结地域，稍作调整，即整装出发，根本没有时间也不允许进行必要的政治动员，对长途行军作战缺乏充分的精神与心理准备。同时，作战部队缺乏必要的休整，长期进行阵地攻防作战，缺乏运动进攻、遭遇、奔袭、渡河、突破等运动作战的技战术演练，战术准备极不充分。新征集的3万新兵不是补充主力部队，而是突击编成了第8军团和教导师等新部队，且编成后就立即出发，结果主力缺编少员，新部队则训练不足，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整体战斗力。
然而，这一切都不能影响战略行动的开始。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第1、第2野战军纵队离开瑞金，参加战略转移行动的红军主力也先后由驻扎地区向雩都河（贡水）以北的集结地域开进。
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行动在匆忙之中开始。中国工农红军伟大的长征由此拉开帷幕。
离别的日子终于到了，依依惜别之情笼罩着苏区的每一块土地。苏区的民众聚集在村头、路边、河畔为部队送行，热泪沾衣叙情长。像每一次作战行动开始前一样，红军将士对即将开始的西征充满必胜的信念。然而被迫离开用生命与鲜血创建的中央苏区，离开哺育红军成长壮大的红色土地的现实，如重石般压在了每个红军战士的心头。他们可以从容面对战场上的浴血拼杀，却难以承受与苏区人民的离别。队伍中，官兵们不断回头，凝望中央苏区的山山水水，挥泪告别故乡的山林、村庄、父老、兄弟、姐妹、战友和苏区的一切、一切……
时任红1团团长的杨得志回忆说：“战争年代，出发和上前线，上前线和打仗，几乎是同义词。以往，部队的指战员听说要上前线，不用动员也会‘嗷嗷’地叫起来。但这次出发，气氛却截然不同。虽然当时谁也不知道这是要撤离根据地；谁也不知道要进行跨越11个省的万里长征；谁也不知道此一去什么时候才能转回来，但那种难分难舍的离别之情，总是萦绕在每个人的心头。赶到雩都河边为我们送行的群众中，除了满脸稚气、不懂事的小孩子跑来跑去，大人们的脸上都挂着愁容，有的还在暗暗地流泪。老表们拉着我们的手，重复着一句极简单的话：‘盼着你们早回来，盼着你们早回来呀!’连我们十分熟悉的高亢奔放的江西山歌，此时此地也好像变得苍凉低沉了。令我难以忘怀的是，那些被安排在老乡家里治疗的重伤员和重病号也来了。他们步履艰难地行走在人群之间，看来是想寻找自己的部队和战友，诉诉自己的衷肠。……我也想过，或许有的伤员会赶上来，但是直至部队进入了湖南，我们团留下的同志却没有一个能赶上来……”
夕阳西下，秋风萧瑟。10月17日黄昏，战略转移的中央红军部队从雩都、花桥、潭头圩（龙石咀）、赖公庙、大坪心（龙山门）、峡山圩（孟口）等10个渡口，踏着突击架设的浮桥，渡过雩都河，开始了突出重围的行动。
没有人能够想到，此次西征行动竟然是与中央苏区的长久告别，中央苏区从此将陷入白色恐怖下的浩劫，直到十五年后，红军的后代人民解放军部队方打回苏区，与亲人相聚。
更没有人能够想到这次战略转移竟要耗时一年，纵横十一省，长驱两万五千里，演变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长征，谱写出一部壮丽的史诗，耸立起一座巍峨的丰碑，成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人民军队、伟大的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和永远的骄傲。
中央红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开始了。
★ “长征”名称的来源
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最初并没有使用“长征”这个名称。中央红军行动之初，所确定的行动目标是到湘鄂西地区与红2、红6军团会合，然后实施反攻，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恢复中央苏区。因此，当时所使用的名称是“长途行军与战斗”、“远征”、“转移”或“战略转移”，而在中革军委与红军总部机关所发布的命令、指示中则称之为“西征”“突围”。这些名称，一直使用到了1935年5月中央红军经过彝民区。此时，距离中央红军离开江西中央苏区已经有七个多月的时间了。
1935年5月，中央红军进入大凉山冕宁地区彝民区，红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布告写道：“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在成立冕宁县革委会大会上，朱德讲话中又提到“长征”一词。这是最早见到使用“长征”一词。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西北的达维、懋功地区会师。中革军委机关报《红星报》刊登了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队专门为庆祝会师而谱写的《两大主力会合歌》，歌词中使用了“万余里长征”的提法。随后，1935年8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毛儿盖会议所形成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明确指出：“一方面军的一万八千里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伟大事业”。这是在正式的中央文件中首次使用“长征”的名称。此后，长征的名称在中央文件中多次出现，同时，随着红军北上征程的延伸，对长征的表述也逐步变成了“两万余里长征”。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此时，从江西瑞金算起，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已经跨越了十一个省，行程两万五千余里。11月，在陕北召开的红一方面军全军干部大会上，毛泽东激昂豪迈地宣告：“从瑞金算起，十二个月零两天，共五百六十七天，战斗不超过三十五天，休息不超过六十五天，行军约二百六十七天，如果夜行军也计算在内，就不止二百六十七天。我们走过了赣、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根据一军团的统计，最多的走了两万五千里，这确实是一次远征，一次名副其实的、前所未有的长征！”在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革军委所发表的宣言中和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也开始使用“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名称。毛泽东于1935年12月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明确指出“长征”的意义。从此，党史、战史、军史就把这段历史称为长征时期，“长征”一词就不是一般含意的战略转移了。
当然，今天我们所说的长征，已经不是单指中央红军的长征，而是指由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等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分别由不同的起点出发，纵横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湖北、河南、陕西、青海等省，行程数万里，涉过数十条大江、大河，翻越数座终年积雪的雪山，穿越人迹罕至的草地，通过数十个少数民族居住区，进行大小战役、战斗近六百次，攻占县城一百余座，冲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最终会师陕北，完成中国革命大本营奠基大西北的伟大战略转移和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战略远征。
★ 去留心绪都嫌重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著名的领导人、理论家、宣传家与文学家。在大革命失败后，曾经担任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主持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后来虽犯“左倾”盲动错误，但很快予以纠正。在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两年之后，与周恩来一起回国，不久被左倾路线者排斥在中央领导层之外。在上海，他与鲁迅、茅盾等人领导了左翼文化运动，写下了许多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著作和文章。撤离上海进入苏区后，出任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红军长征开始前，博古等人在干部路线上大搞宗派主义，将曾经反对过他们的人全部留在了苏区，瞿秋白也在名单之列。
坚持苏区斗争，需要有丰富的游击战争经验。瞿秋白一介书生，军事所知甚少，又重病缠身，肯定不是合适人选。毛泽东、张闻天等人都曾力主让他随军长征，为党保住宝贵的理论和文化人才，但遭到了博古的粗暴拒绝，称：“瞿秋白同志留下，不可更改。”
瞿秋白接受了这一明显不合理的安排。中央机关离开瑞金前，瞿秋白与即将远行的战友小酌话别，讲了一番充满文人气息但感情真挚的话：“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见，那就永别了。我一生虽然犯过错误，但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见。祝你们前途顺利，祝革命胜利成功。我无论怎样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
同样留下坚持苏区斗争的还有中共创始人之一、中央政府临时法庭主席何叔衡，他把自己仅有的一件毛衣送给了老战友林伯渠。临别时，两人双手紧握，热泪盈眶。林伯渠哽咽着低吟一首《七律·别梅坑》，送给从此永别的战友：
共同事业尚艰辛，清酒盈樽喜对倾。敢为沙坪养政法，欣然沙坝搞财经。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
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何叔衡等人在福建省长汀县永口镇小迳村被国民党保安团包围。在突围战斗中，面对四面扑上来的国民党兵，何叔衡拔出手枪，将子弹射入了自己的头颅，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瞿秋白不幸被俘，在狱中，瞿秋白英勇不屈，最终于1935年6月18日被枪杀于长江。临刑前，他从容不迫，高唱《国际歌》、《红军歌》，盘膝坐在刑场的草坪上，笑曰“此地很好”，从容就义。
★ 坚持中央苏区斗争的红军部队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撤离中央苏区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以红24师及地方部队共一万八千余人，坚持苏区斗争，开展游击战争。掩护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从1934年10月8日起，红24师与各地方部队先后接替红军主力防务。
红军主力转移后，国民党“围剿”军以主力一部向西追击，其余部队继续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于11月10日占领瑞金。为制止敌军推进，中央军区集中红24师与两个独立营在瑞金以南的谢坊设伏，重创由瑞金向会昌推进的国民党军第3师主力，取得了坚持苏区斗争的重大胜利，有力地策应了主力西进，并鼓舞了苏区人民的斗志。
然而，谢坊之战也暴露了红24师的实力。国民党军发现苏区仍有正规红军部队，立即改急进为缓进，对苏区实施分割，寻找与红24师决战的机会。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苏区中央分局没有适应斗争形式的需要而果断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反而命令红军部队实行阵地防御，同敌人拼消耗，部队活动处境越来越困难。12月初，国民党军队二十多个师对苏区展开划区“清剿”，并构筑封锁线，实行保甲制，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各级苏维埃政府大都被摧毁，苏区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在此严峻局势下，中央分局领导依旧坚持大兵团作战方式，结果使部队在牛岭等战斗中遭受严重损失。
1935年2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央分局正式决定将红24师等部队分散，分别在中央苏区和邻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2月下旬，红军部队开始分路突围，但由于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已经形成，部队几经战斗，大部遭到损失，只有少数部队突出重围，转至赣粤边、闽赣边、湘南、闽西等地，与坚持当地斗争的党组织与武装力量会合，开辟游击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三年游击战争中，坚持南方地区武装斗争的党组织与部队先后开辟出了赣粤边、闽赣边、湘南、闽西、皖浙赣边、浙南、闽北、闽东、鄂豫皖边、鄂豫边、湘鄂赣边、湘赣边、琼崖等游击区。这些党组织和游击武装的存在，为中国革命保存了骨干，也保留了火种。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些部队成了组建新四军的中坚力量。
★ 十送红军
一送红军出大门，全家老少笑脸泪盈盈。
粗茶淡饭未曾尝一口，为着穷人急急忙忙奔前程。
二送红军出村口，两脚沉沉抬步难行走。
难忘亲人恩情重，千秋万代永远铭记在心头。
三送红军练兵场，战旗飘飘军号嗒嗒响。
赛龙似虎雄赳赳，人欢马叫人人无不喜洋洋。
四送红军大路旁，心随亲人长征把路上。
葛麻草鞋送一双，粗糙结实礼轻物薄情谊长。
五送红军点将台，军民同打白匪闹土改。
胜利凯歌传苏区，鱼水深情牢牢记在咱心怀。
六送红军过石桥，水波涟涟再留住一宵。
离别一日如一年，笑脸难开亲人一走内心焦。
七送红军过大湾，一步一步离开亲人远。
此去何日重相见，风餐露宿难以把心安。
八送红军过小河，眼泪如梭有话难诉说。
祝亲人旗开得胜，身心无恙人强马壮震八岳。
九送红军三里三，翻山涉水挥旗过大川。
关山重重脚下踩，披荆斩棘为国为民保江山。
十送红军千里远，路途茫茫无奈日已偏。
朝行夜宿多保重，杀尽白匪但愿亲人早日还。
★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实力统计
人员
全军总人数：86859人
军委第一纵队：4693人
军委第二纵队：9853人
红1军团：19880人
红3军团：17805人
红5军团：12168人
红8军团：10922人
红9军团：11538人
装备
长枪：9153支
短枪：3141支
自动枪：28支
手提花机关枪：271支
轻机枪：294支
重机枪：357支
山炮、迫击炮：38门
合计
持枪炮者：35703人，占总人数的41.7%
非持枪炮者（包括挑夫、机关工作人员、后勤人员、杂务人员、伤病员等，以及仅装备大刀、长矛等的大多数新兵）：51156人，占总人数的58.3%
第一章 突破三道封锁线
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共动用了五十万部队，由蒋介石坐镇南昌指挥，分编为北路、南路、西路三路军。北路军以顾祝同为总司令，由其嫡系中央军部队组成；南路军以广东军阀陈济棠为总司令，由粤军部队组成；西路军以湖南军阀何键为总司令，由湘军部队组成。国民党军在中央苏区四周构筑了各种碉堡、工事，形成了数道严密的封锁线。1934年1月下旬，又以北路军中的部分嫡系部队组成了东路军，由蒋鼎文任总司令。
国民党“围剿”军虽然兵力占绝对优势且部署严密，防线重重，但内部的矛盾冲突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部署上的漏洞。在国民党军四路大军中，北路军和东路军均为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部队，且力量集中，装备精良，红军要想从其中间撕开缺口，殊非易事。然而，西路军的湘军主力正忙于“围剿”西进的红6军团与活动于湖南各地的红色武装，力量分散；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则与蒋介石同床异梦，拥兵自保，既惧怕红军进入广东，又唯恐蒋介石以“剿共”之名，驱兵入粤，动摇自身的统治，因而一方面迫于蒋介石的压力，派兵参与了对中央苏区的进攻，另一方面则以重兵在江西与广东交界处构筑防线，防守广东，且派员与红军进行了秘密谈判，达成了停战协议，这就为红军迅速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线西进提供了可以利用的有利战机。
中革军委将中央红军突围行动的突破点选定在了陈济棠防区，决定迅速穿越粤军、湘军的防区，抢在蒋介石调整部署、形成新的包围圈之前，与活动于湘鄂西的红2、红6军团会合。1934年10月17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渡过雩都河之后，向指定的进攻发起地域多路秘密开进。
对于红军主力部队的集结，蒋介石最初认为只是实施小规模战术性部署调整，至多不过是对南线的粤军实施反击，而这对其来说正中下怀，因而并没放在心上。蒋介石对“围剿”中央苏区，消灭中央红军已是成竹在胸，认为胜利已经指日可待，遂于10月上旬偕夫人宋美龄周游全国，接见军政要员，大谈“围剿”红军的战绩，风光异常。然而，蒋介石因为自己的得意忘形，错过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10月3日，投降国民党的前中革军委总参谋部第5局局长兼军委动员武装部部长杨岳彬向国民党透露了红军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据此情报，国民党南昌行营作战厅厅长贺国光在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明，红军面对目前不利的形势，做了上中下三种准备：第一，为保存中央苏区和政府而聚集力量在瑞金、石城之间或在瑞汀附近与国民党军决战。第二，如果决战失败，则以一部散布闽赣地区牵制国民党军，红军主力将向南经安远、信丰、三南一带转进湘南，前往四川或滇黔边，与徐向前、贺龙两部会合。这也是斯大林的主张，他认为四川最适合割据，该地区不畏经济封锁，也可向新疆、外蒙发展，取得苏俄直接帮助。第三，如果陈济棠南路军堵住南去的道路，“则将兵力分成数股窜扰闽南闽北闽中及粤之东原等处，牵制国军，以保存赣南之零星匪区及伪中央后方，为将来根据地。此为下策。”北上视察途中的蒋介石并没有及时得知这一消息。直到10月18日，忽接东路军报告，称在占领瑞金后发现的资料中发现红军主力有西进的意图，才如梦方醒，明白红军的行动不是战术调整，而是战略转移；不是南下反击，而是西进突围。他立即飞回南昌，主持军事会议，确定追堵中央红军的计划：以北路军第六路军总指挥薛岳率嫡系中央军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组成“追剿”部队，对红军主力实施追击；令何键将西路军总部移至衡阳，除以一部继续“清剿”赣西红军外，湘军主力悉数调往湘南布防，并依湘江东岸构筑工事进行堵截；令南路军陈济棠将总部推至韶关，除以一部留置赣闽边“清剿”外，主力进至粤湘边乐昌、仁化、汝城间构筑防线进行截击；令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的第4集团军将总部转至桂林，主力集中桂北，准备参加堵击作战。蒋介石的基本意图是：以粤军、湘军正面封堵，桂军侧击，中央军跟踪追击，从而对中央红军形成围追堵截的作战态势。
然而，蒋介石的部署终究慢了半拍。各路国民党军尚未开始行动，红军的突围行动已经开始。10月19日至20日，红军部队主力到达仁风圩（街）、双芫（园）、牛岭、长洛、桂林江等地区，进抵陈济棠的南路军沿桃江（信丰河）构筑的碉堡群防线，并完成突围前的作战准备。
陈济棠的粤军沿桃江构筑的防线，位于赣州以东，沿桃江向南，经大埠、王母渡，转向东南，经韩坊、新田等地，共部署四个师另一个独立旅。这道防线后来被称作国民党军堵击中央红军的第一道封锁线。根据与红军达成的协议，陈济棠只以部分兵力分驻各地，“沿途筑碉挖壕，架设枪炮如临大敌”，以示其执行蒋介石的“围剿”命令，而将主力集结于纵深，以便机动。
中革军委决定，以红1军团在左，红3军团在右，由王母渡、韩坊、金鸡、新田段突破粤军防线；红9军团在红1军团后跟进，红8军团在红3军团后跟进，分别掩护左翼和右翼安全；军委第1、第2纵队居中，红5军团殿后。突破粤军防线后，全军向湘南前进。突围时间确定在21日夜至22日晨。
部队行动前，中革军委曾派人将红军需要经过的地点通知了陈济棠，并声明只是借道西进，保证不入广东腹地。但陈济棠接到通知时，红军的行动已经开始，没有来得及使陈的前沿部队了解红军意图，因而战斗一度非常激烈。
战斗首先在江西安远与信丰间打响，红1师第1团向新田攻击前进，粤军守军一个团认为是“土共”、“游击队”骚扰，以两个营出击，遭到红1团迎头痛击，仓皇逃跑，红1团乘胜追击，进占新田。与此同时，红2师第6团袭占金鸡，红3军团也攻占百室、韩坊、固陂。红军旗开得胜。
激战一夜，粤军终于明白自己不是遭受小股游击队的骚扰，而是面对红军主力的大规模行动，遂根据与红军达成的协议，稍加抵抗，主力即全线后撤，向安远、信丰、南康集中。红军部队也遵守协议，对后撤的粤军未作深远追击，主力按照原定计划向信丰东南地域推进。
22日，左路红1军团部队与从重石、版石退往安西的粤军第1师两个团遭遇，双方激战数小时，粤军不支，向安西逃跑。红1军团部队发起追击，共歼灭其约一个团，并乘势向安西发展。右路红3军团在向白石圩前进时，前卫红4师第11团突遭粤军截击。师长洪超指挥红11团奋力反击，很快将粤军击退，但洪超在战斗中不幸牺牲。至22日，红2军团部队占领坪石、固陂。红8军团由王母渡渡过桃江，向坳口、大垅方向前进。
粤军第1师退守安西后，惊恐不定，数次向粤军第1军军长余汉谋求援。余汉谋也搞不清红军真实意图，不敢轻举妄动，只派了一个团前往增援，另以两个团向北佯攻，接应和掩护第1师南撤。但红军的目的并非攻占安西，而是震慑粤军，保障主力西渡桃江。23日，中央红军以红9军团继续监视安西、信丰、安远三处之敌，主力转兵西进。红1军团绕过安西，与红3军团并肩疾速西进，直向桃江。24日，红1军团主力占领铁石口等地，红3军团主力占领大塘埔等地，两军团的前锋部队占领桃江东岸，控制了渡口。当晚，各路红军先头部队渡江，抢占西岸要点，掩护主力过江。红3军团第5师占领江口等地，前锋进至梅岭关、中站；红1军团第2师向广东乌径方向推进，严密屏蔽着渡江通道。25日，军委第1、第2纵队和其他红军部队从信丰南北全部渡过桃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
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之后，陈济棠将主力全部撤至大庾（大余）、南雄、安远等地转入防御，以防红军进入广东。此刻，湘军何键部队仍然分散各地担负“清剿”任务，湘南、湘中只有部分地方保安部队；担负“追剿”任务的蒋介石嫡系薛岳部远在赣江以东的兴国、古龙岗、石城地区，短期内无法赶到湘南、粤北地区。国民党军力量分散，再次给予了红军西进的良好战机。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乘国民党军尚未完全判明红军意图之际，迅速沿赣粤和湘粤边界，向湖南妆城和广东城口之间地区前进，并确定：第一步进到西江、大庾、南雄地区，主力于大庾、南雄间西进；第二步进到沙田、汝城、城口地域，相继占领汝城。
兵贵神速，对于突围西进的红军来说，这一点更为重要。红军只有快速行动，方能抓住瞬间即逝的战机，抢在国民党军部署调整之前，突出重围，摆脱险境。但是，大搬家式的转移却使得红军步履艰难，一步一顿，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
离开中央苏区时，博古、李德等人不仅下令带上了众多非战斗人员，而且将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直属的兵工厂、印刷厂、印钞机、机床、医院的“X”光机等各类笨重机器，乃至于桌椅板凳都进行了包装，雇请了上千名挑夫，加上中央教导师和各单位原有人员，组成了庞大而笨重的运输队伍，肩挑人抬，全部携带上路。这些“坛坛罐罐”，加上各种非战斗人员，构成了一个流动着的“共和国”。非战斗人员占到了红军西进部队总人数的一半以上，行动极其迟缓，有时一天只能走十至十五公里路。
机动灵活，本是红军部队作战的典型战法。但为了保护中央机关的行进，昔日来去无踪的红军部队此刻却变得步履蹒跚。在博古、李德的指挥下，从离开中央苏区起，红军一直采取两个军团在左，两个军团在右，军委两个纵队居中，一个军团殿后的甬道式部署行进。红军作战部队不得不把自己由战斗队变成了掩护队，变成了一个轿子，合力抬起中央、政府机关与沉重的辎重行装，机动能力受到严重影响，战斗力遭到极大削弱。时间就在这种缓慢的行进中一点一点地被销蚀了。
蒋介石接到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迫近湘南的报告后，大为震惊，急电陈济棠、何键，令其火速出兵，在湘粤两省交界的汝城、仁化、城口间构筑第二道封锁线，坚决堵击红军西进。同时令其他各路国民党军部队，迅速集结开进，参加“围剿”行动。
蒋介石心急如焚，但此时国民党军却依旧处于分散的状态，难以形成真正的堵截“追剿”部署。湖南军阀何键部虽欲全力阻止红军进入湖南，无奈部队尚在收拢并次第向湖南衡阳、郴县之间集结，在湘粤边地区只有一个旅和部分地方保安团，对堵截红军是有心无力。唯一能够立即投入堵击红军作战的粤军陈济棠部队则另有打算。桃江沿岸的交手，使陈济棠充分领教了红军部队的战斗力，因而接到蒋介石的电令后，他既怕红军挥师入粤，又不愿正面堵截红军，况且他已经与红军签订了让路协议，更不愿与红军死打硬拼。为了敷衍蒋介石，他只命李汉魂率三个师赶往乐昌、仁化、妆城附近，参加堵截行动，而将主力第1、第2军和几个独立师部署于粤赣边地区，防止红军南下，确保广东地盘不失。同时令参加堵截红军的部队小心行动，切不可贸然出击。因此，李汉魂率领堵截的部队行进缓慢，行进数日，才只有一个旅赶到了仁化地区。
各路国民党军行动参差不齐。如果红军这时能够抓住国民党军兵力尚未集中、协同比较困难的有利时机，集中力量，创造战机，完全有可能打一两个歼灭性的胜仗，彻底打乱国民党军的追堵部署，争取主动。但是博古、李德等人却急于夺路西进，采取了消极的避战方针，由反“围剿”作战中的冒险主义、堡垒主义变为了战略转移中典型的逃跑主义，正如毛泽东所形容的那样，是“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敌人来了打一下，打完之后就走，不仅对可以消灭的敌人据点没有夺取的计划，而且对前进道路上能够消灭的敌人也一味避战，致使整个战略转移行动机械呆板，始终处于被动状态。
10月29日7时，中革军委确定，红军应于11月1日进至沙田、汝城、城口及上堡、文英、长江圩地域，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这一地区地处湘粤两省交接的山区，虽然守军以保安队居多，但没有见过正规红军，且没有想到红军会来得如此快，防务松懈，但道路沿线碉堡相连，大队红军通过也非易事。因而，中革军委于11月1日令红1军团夺取城口，红3军团夺取汝城，撕开突破口，掩护主力迅速通过。
担负奔袭城口任务的红1军团第2师第6团第1营，在营长曾保堂的率领下，急行军220多里，于11月2日夜奔袭得手，夺取城口；红3军团部队进到汝城城下后，发现汝城守敌较多，短时间内不易攻取。中革军委遂于11月5日决定，以一部兵力监视汝城之敌，主力兵分三路，以红3、红8军团为右纵队，红1军团第1师和军委两个纵队、第5军团为中纵队，红1军团第2师、红9军团等部为左纵队，从汝城、城口间穿越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
当日，红军各纵队按照中革军委的部署继续西进，至11月8日，抢在国民党军主力赶到之前，全部通过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粤北地区，并继续向宜章方向前进。
红军通过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时，蒋介石已经对红军西进的路线有所判定，认为红军将“继续向宜章方向逃窜”，遂于11月6日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的名义颁布紧急“堵剿”电令，令陈济棠、何键等部在粤汉铁路位于湘、粤边界湖南境内的郴县至宜章间地区，利用原有的碉堡加强工事，构筑第三道封锁线，堵截红军西进湘西。同时令嫡系薛岳的追剿部队昼夜兼程，由江西、福建赶赴湖南。
红军进入湘粤边界，向西则进入湖南，向南则插入广东，直接威胁着何键、陈济棠的统治地盘。何键与陈济棠不敢怠慢，急忙调兵遣将，部署防线。湘军以主力置于郴县、宜章间的郴县、良田、文明司等地，粤军将主力置于仁化、乐昌、九峰、延寿、塘村、坪石一带。当时，粤汉铁路虽未全线通车，可部分路段已经能够短途使用，湘军、粤军利用铁路、公路运送部队，并使用筑路的物资、器材构筑工事，在多不在大，重密不重坚，很快在郴县、良田、宜章、乐昌之间形成了阻止红军西进的第三道封锁线。但地方军阀毕竟心怀鬼胎，湘军和粤军都把堵住红军不进入自己的防区作为第一要务，因而所确定的作战方针均为“先堵后剿”，将主力控制在纵深，在力保地盘不失的前提下，再准备利用道路交通方便的条件，从南北两侧向红军部队进行挤压。在部署上，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配置兵力不多，在九峰坪仅有粤军一个团，并没有堡垒；乐昌只有粤军两个团；汝城、宜章间无正规部队，只有民团；宜章以北亦只有湘军第15师的一个团。
红军此刻正行进在韶关以北乐昌地区的五岭山脉中。山高路窄，加上行装笨重，各军团与军委纵队全走一条路，拥挤不堪，行进速度很慢。11月6日，毛泽东建议中革军委放弃原定西进计划，向北翻越诸广山，沿耒水北下，甩掉追兵，在山口山一带休整，然后到永丰、蓝田、宝庆等地寻找战机，消灭敌人。但是博古、李德等人根本听不进毛泽东的建议，顽固坚持既定的西进方针和路线不变，只是命令红军尽快通过第三道封锁线，夺路前往湘鄂西。
11月7日11时，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以万火急电，向中革军委提出了突破第三道封锁线的行动计划，指出：红军进入湘南，湘军何键处于存亡关头，必与蒋介石协同动作对付我们；而粤军疑蒋入粤，目前与蒋介石无南北夹击红军的企图。建议“我应迅速坚决突破宜（章）乐（昌）郴（县）间封锁。三军团本着原计划西进，扫除良田、赤石司，突破宜郴间，相机略取宜章，不得即监视之。一军团同时向西速进，突破宜乐间，略取乐昌。九峰之敌无大企图，可驱逐之。”
中革军委接受了彭德怀、杨尚昆的建议。7日16时，中革军委对突破国民党军第三道封锁线做出部署，决定：红军在宜章以北之良田和宜章东南之坪石间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以红3军团为右翼队，从宜章以北通过；红1、红9军团为左翼队，从宜章以南通过；军委第1、第2纵队和红5军团视情况而定。红8军团仍留东山桥地域，严密警戒汝城。并指出：为保证红军通过乐昌、坪石封锁线，红1军团应占领九峰，并确实牵制乐昌之敌。
红1军团部队到达麻坑圩后，军团长林彪亲自利用粤军留下的电话线，冒充国民党军军官，与乐昌道上赖田民团团长通话，得知粤军邓光龙部三个师三个团已经进至乐昌，并以一个团正向九峰山开进。林彪闻言，十分震惊，挂上电话后，马上命令第2师第4团昼夜兼程，直奔九峰山，不管付出多少代价，必须抢占九峰山制高点。第4团在团长耿飙、政治委员杨成武率领下，疾速前进，抢在粤军之前占领了九峰山，接着又拿下了九峰山南侧的茶岭。与此同时，红3军团第5师占领了良田。两支部队扼守左右两翼，掩护全军安全通过了九峰山以北至五指峰之间地域。
红军继续西行，很快就与在郴县、宜章地区活动的地下党组织与游击队建立了联系，并通过他们对湘南敌情有了充分的了解，获取了宜章、嘉禾、临武等地国民党军力量依旧薄弱的重要情况。
中革军委当机立断，决定以一部兵力佯攻郴县，牵制湘军；一部兵力攻占宜章，拒阻粤军，主力从宜章、郴县之间地区通过并向临武、嘉禾前进，通过国民党军的封锁线。
宜章，此刻成为红军西进道路上的一颗钉子。担负攻占宜章，打开西进通道任务的红3军团本来决定以红5师全部和红6师主力并肩西进，首先突破章桥市、万会桥之线，然后相机占领宜章城。但在9日，彭德怀获悉宜章没有国民党军正规军部队，仅有地方民团据守，立即改变计划，确定以第6师第16团为先遣支队，配属军团迫击炮营，对宜章实施远程奔袭。而以红5师主力、红6师主力及军团直属队随后跟进。
10日，红5师攻占良田、黄泥坳，逼近郴县，切断郴宜大道。红6师第16团立即出发，团长李寿轩、政治委员于端祥率领团队，在游击队的引导下，冒着倾盆大雨向宜章疾进。当部队逼近宜章城时，遭到民团的拦截。红16团在行进间发起进攻，民团根本无力抵抗，顿作鸟兽散。红16团乘胜追击，直抵宜章城下，并很快扫清城外据点，包围城池。当地群众见红军到来，纷纷出来迎接，三百多名筑路工人主动帮助红军挖坑道、扎梯子，进行攻城准备。城内守军见状，魂飞胆破，半夜弃城逃跑。12日拂晓，城门大开，红军不战夺取了宜章城。在此期间，红1军团以一部北进，连克堡垒百余座，切断郴县至宜章的大路，威逼郴县，使得湘军惊惶不已，急忙收缩固守，从而有力地掩护了主力行动。
至此，红军在国民党军的第三道封锁线上撕开了一个大缺口，打开了西进的通道。11月13日至15日，红军各军团和军委两个纵队全部由宜章、坪石间通过了国民党军的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区。红3军团在突破国民党军第二、第三道封锁线过程中，英勇善战，勇往直前，功勋卓著。11日，中革军委致电各军团，通令表扬“三军团首长彭、杨同志及三军团全体指战员在突破汝城及宜郴两封锁线时之英勇与模范的战斗动作”。
从10月下旬到11月中旬，中央红军连续突破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取得了突围西进、战略转移行动的初期胜利。红军部队在艰难的环境中所展现出的坚强意志、高昂斗志与锐利攻击力，令对手胆寒，也保证了红军跳出了国民党军在中央苏区四周设置的重重壁垒，彻底打破了蒋介石在中央苏区全歼中央红军的企图。
然而，“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和博古、李德等人武断、愚蠢的指挥，使得西进的红军始终难以彻底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难以充分施展红军灵活机动的作战特长；甬道式行进的撤退部署，消极避战的作战指挥，庞大笨重的行军行列，还有避开大路专走小路的西进路线，等等，把战略转移变为了逃跑行动。尽管有与粤军的借道协议，尽管前锋部队夺关抢隘，但八万多红军队伍拥挤在五岭山脉南岭、大庾岭、骑田岭中崎岖的山路上步履蹒跚，整个队伍如同一个被坚冰阻塞的板块，行进速度迟缓得令人难以置信。红军为此付出了代价：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减员三千七百余人；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减员九千七百余人；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减员八千六百余人。更为严重的是，红军丧失了摆脱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宝贵时间，给予了国民党军重新调兵遣将设置新防线的时间。
红军为此将付出更大的代价，面临更加严酷的战斗。
★ 城口奔袭战
城口镇，位于广东省与湖南省交界的山区，河水环抱，四周为起伏的山冈，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公路由镇中穿过，是从粤入湘的必经之路。红军长征经过此地时，这里驻有国民党军的一个地方民团，人数七百余人，凭险固守，卡住了红军西进入湘的通路。能否迅速拿下城口，直接关系到红军能否迅速通过国民党军所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夺取城口的任务，交给了红1军团第2师第6团第1营。
1934年11月1日下午，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亲自向1营营长曾保堂部署任务。从部队驻地到城口，需西行一百一十多公里，沿途要经过民团、保安队设置的碉堡、路卡。林彪命令1营黄昏出发，务必在11月2日天黑前赶到城口，并迅即发起战斗，抢在国民党军主力部队到达前夺取城池，并就地坚守阵地，保障大军西行。左权参谋长令1营沿大路跑步行进，争取时间，沿途如遇民团，不许纠缠，可冒充国民党正规军通过，实在不行就硬闯，一步不可停留。聂荣臻政委最后要求1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抢在敌人主力未到达前夺取城口，使部队能从这个唯一的口子突出去”，并语重心长地嘱咐曾保堂：“几万红军战士的生命就托付给你们营了。”
曾保堂热血沸腾，向军团首长保证完成任务。回到驻地，马上集合全营，传达军团首长命令。官兵斗志昂扬，高声表示坚决完成为全军夺路的任务。夕阳西下，队伍出发。按照左权的指示，曾保堂命令全体人员上刺刀，呈四路纵队沿大路跑步前进。全营三个连加团里配属的侦察排如离弦之箭奔向城口。
走出不远，一个碉堡横在路旁。守堡的民团拉动枪栓，厉声发问：“干什么的?”开路的红军侦察排战士边跑边骂：“老子是中央军，你们诈唬什么?有胆子下来看看，惊动了红军，老子毙了你们。”不知道是真的把红军误认为是“中央军”，还是胆量有限，完全被红军的气势所镇住，民团士兵没再吭声，也没进行阻拦。不仅如此，自从第一个碉堡的民团挨训，后面公路沿线碉堡里的民团竟对从鼻子下通过的红军队伍根本不理不睬，大概是第一个碉堡的民团给沿途的“弟兄们”打了招呼的缘故。
队伍飞速行进在大路上。为了赶时间，早饭也是边走边吃，一直走到第二天中午，方休息片刻，养精蓄锐，随后一鼓作气，在11月2日黄昏时分赶到了城口镇前。队伍马上进入了作战准备。曾保堂判断，镇上民团对红军的到来尚不知晓，遂决定偷袭加强攻，以侦察排与3连解决镇内敌军，2连、3连迂回镇边山冈，摧毁岗上的碉堡，力争迅速解决战斗。
行动开始。侦察排的十余名战士从河里隐蔽泅渡接敌，曾保堂率其余人员大摇大摆地走向桥头。民团桥头哨兵见河对岸突然冒出一支队伍，大惊，慌忙打开电筒乱照，嘴里连叫“站住！你们是什么人?”红军战士厉声骂道：“瞎照什么?老子是中央军!叫你们当官的出来说话”，说着就闯上了桥面。哨兵见状，拉动枪栓，高叫：“不许走!只能先过来一个说话。”侦察员们边骂边走，一步没有停止，没等民团哨所醒过神，他们就已经冲到近前，甩手将其撂倒在地。就在此时。泅渡的人员也已靠岸，几颗手榴弹将桥头民团哨所送上了半空。曾保堂见偷袭得手，立即发出进攻命令。全营官兵如猛虎下山冲过木桥，枪炮声、爆炸声刹那间响彻小镇上空。
民团被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晕头转向，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抵抗，团长带着一些人冲出镇子，企图上山顽抗，被早已占领山冈的2连、3连候个正着，一顿痛打，民团团长当场毙命，余者或者缴枪投降，或者作鸟兽散。仅用不到三个小时，1营就控制了全镇及周围山冈，结束战斗。曾保堂命令全营加紧整修工事，准备迎击敌军主力部队。
一夜平安。第二天上午，警戒人员捉到了国民党军的便衣侦探。审问后，曾保堂不由地倒抽冷气：当他们对镇子发起进攻时，国民党军一个师已经进到了距城口十公里的地方。听到镇子有枪炮声即停止前进，后遇到溃散的民团人员得知镇子被红军部队占领。国民党军师长不摸虚实，令部队连夜回撤四十里。如果1营迟到城口两个小时，战局将可能变为完全不同的模样，后果也不堪设想。
然而，就是这两个小时，使得红军抢得了先机，打开了西进的通道，顺利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在拼意志、拼作风的较量中，红军部队永远是强者，因为他们是中国工农红军。
★ 借道陈济棠
1934年10月初，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何长工忽然接到了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通知，令其立即赴瑞金接受任务。周恩来与中央军委副参谋长叶剑英向何长工交代了一项特殊的使命——作为红军代表，前往寻乌与粤军总司令陈济棠的代表进行秘密军事谈判。周恩来没有具体交代此次谈判的直接目的，只是嘱托何长工要勇敢沉着，见机行事。而实际上，此次谈判将直接关系到中央红军能否顺利打开西进通道，顺利突出重围，通过蒋介石在中央苏区周围精心部署的封锁线。
陈济棠号称“南天王”，属地方实力派，历来与蒋介石矛盾重重。第五次“围剿”开始后，蒋介石封其为南路军总司令，指挥粤军十一个师又一个旅，担负阻止红军向南发展，并向筠门岭、会昌推进的任务，一方面借陈济棠之力围剿红军，另一方面则让粤军在与红军的作战中消耗实力，自己坐收渔翁之利。陈济棠对此心知肚明，当然不会轻易上当。于是，虽然在蒋介石的压力下，粤军也向红军阵地实施了进攻，但始终是雷声大雨点小，暗地里则秘密派人向红军进行不再互犯的试探。
毛泽东对此高度关注，指示粤赣省委书记刘晓与何长工要抓住这一时机，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的争斗，加强统战工作，同时要缓和前线局势，将主力红军抽下来整训，积蓄力量，以备不虞。粤赣省委负责人依计行事。因而，在南线战场上，双方外打内通，明打暗和，战事始终比较和缓。蒋介石虽勃然大怒，却也无可奈何。
1934年9月，陈济棠再次派出代表，要求与红军代表进行谈判。这一要求对于正在酝酿突围西进的中央红军来说正中下怀。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马上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力争与陈济棠达成协议，借道西进，顺利突出国民党围剿军的包围。中革军委主席朱德致信陈济棠，同意进行谈判，建议双方停止作战行动，订立反日作战协定。同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确定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汉年与何长工作为谈判代表。朱德于10月5日亲笔署名，为潘、何二人写下了介绍信。
潘汉年与何长工在粤军的秘密护送下，到达粤军独1师2旅旅部所在地寻乌县罗塘镇，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的两层小楼上，与粤军代表杨幼敏、黄质文、黄任寰进行秘密谈判。
就在双方代表尚在为协议内容而紧张谈判之时，红军的战略转移行动已经开始。何长工接到周恩来发出的密语电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粤军代表非常敏感，立即追问：“是否你们要远走高飞了?”何长工平静作答：“不是，这是说谈判成功了，和平鸽上天了。”但其内心则非常清楚，红军主力已经开始行动，谈判必须迅速达成协议。
经过三天三夜的谈判，双方最终达成了五项协议：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通知陈，陈部后退四十华里。为防泄露消息，双方没有签订正式协议，只由双方代表将内容各自记在自己的记事本上。
这次谈判所达成的协议，对中央红军的长征意义重大。红军突围行动开始后，粤军根据协议，稍做抵抗，即边打边撤，或不做堵击。红军也遵守诺言，10月26日，中革军委专门电令各军团：“现我方正与广东谈判，让出我军西进道路，敌方已有某种允诺。故当粤军自愿撤退时，我军应勿追击及俘其官兵。但这仅限于当其自愿撤退时，并绝不能因此而削弱警惕性及经常的战斗准备。”
红军在长征初期，能够顺利通过陈管区，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一、第二道封锁线，并安全通过第三道封锁线，一方面是由于红军将士的英勇作战，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说与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的直接指导下，红军巧用蒋介石与陈济棠之间的矛盾，开展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并达成了秘密停战协议有直接的关系。
第二章 血战湘江
湘南地区，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就已蓬勃发展。土地革命时期，朱德、陈毅曾在这里领导了湘南起义，由广西百色起义部队组成的红7军北上后曾在这里与红3军会师，因而群众基础较好。中央红军进入湘南，重新燃起了当地群众的革命热情。宜章县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农民赤卫队重新建立。红军释放了被关押的革命者与群众，向群众分发了没收的土豪劣绅财物。群众主动为红军送粮、带路和照顾伤病员。经历了长途跋涉之后，红军官兵再次体验到了老区人民的热情。
部队已经远离中央苏区，再以“战略转移”或“打破敌人的反革命‘围剿’”之类的空洞口号已经无法解释官兵们心中的疑问。红军的前途究竟如何，部队到底向哪里去，不回答这些问题，就难以巩固提高部队的士气，调动与发挥部队的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中革军委等统帅部门在跨过粤汉铁路后，逐级通过命令与指示，明确战略转移的最终目的是前往湘鄂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
然而，敌情依旧非常严重。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时，蒋介石已经完全判明红军西进的真实企图是前往湘鄂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这使得他既忧且喜。如果两支红军会合，且站稳脚跟，创建出一片新的苏区，那将需要一切从头另来，几年的“剿共”心血将付之东流，此为忧者。喜者则为，他的嫡系部队可充分利用红军进入了湖南，必定要与湖南、广东等地方军阀缠打厮杀的机会，既消耗地方军阀的实力，又为他的嫡系中央军部队追上红军减轻了压力和赢得了时间。更让他兴奋不已的是，红军如要继续西进，必定要连过潇水、湘江、漓水三道大河，他相信，这三道天堑，将最终阻挡红军前进的步伐，那里将是他最后“剿灭”中央红军的最佳战场。
11月12日，蒋介石做出了将红军“歼灭于湘水、漓水以东地区”的部署：令湘军何键部与嫡系薛岳部共十六个师七十七个团，专事“追剿”；令粤军陈济棠部以四个师北进粤湘桂边区进行截击；令广西（桂军）李宗仁、白崇禧的第4集团军以五个师控制灌阳、兴安、全州（全县）、黄沙河一线沿湘江进行堵击与侧击；令贵州（黔军）王家烈部在湘黔边堵截，合计动用了二十五个师近三十万人的部队，构成了一个以湘军和桂军两翼夹击与迎头堵击，中央军和粤军尾追截击、黔军策应封堵的口袋式包围圈，准备在湘江东西两岸一鼓“荡灭”红军。
他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确定了一个五路追堵部署：以刘建绪为第一路军司令，统辖湘军三个师一个旅又七个团在黄沙河附近集结，协同桂军堵击红军西进；以薛岳为第二路军司令，统辖中央军四个师又一个支队在零陵附近集结，沿湘桂公路机动，堵截红军北进与西进；以周浑元为第三路军司令，统辖中央军四个师，首先攻占道县，尔后对红军进行截击；以李云杰为第四路军司令，统辖湘军两个师，经嘉禾向宁远及其以南地区尾追红军；以李韫珩为第5路军司令，统辖湘军一个师，经临武、水口（今江华）、永明（今江永）尾追红军。
对于这个“追剿”计划，蒋介石是动过一番脑筋的。何键与李宗仁、白崇禧有私交，因此湘军入广西的全州，桂系军阀不会有什么顾虑，两军将会合，着力封锁湘江，堵住红军去路。李韫珩、李云杰所部多系嘉禾、宁远子弟兵，对红军跟踪追击，熟悉地形，可收地利人和之便。而以精锐的周浑元部攻占道县，等于断了红军的退路，逼迫红军不得不向湘江推进；薛岳部沿湘桂公路机动，可随时在决定性的方向与时刻投入战斗。这样五路大军协同，再加上粤军、桂军、黔军配合，红军不管何去何从，都是必败无疑。他从古代兵书《尉缭子》觅得数句：“众已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徒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救溺人”，并将之写入作战命令，训令各路部队务必抓住天赐良机，奋力作战。
为鼓励湘军卖命，他还手书一札，空投何键：“党国命运在此一役，望全力督剿”，并录古诗一首相勉：“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何键接札，受宠若惊，当即复电：誓将拼死决战，绝不负委员长重托。随后立即赶往衡阳，亲自主持军事会议，确定了湘江决战的部署。于是，在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时，各路国民党军依令行事，开始向湘桂边界地区疾速开进。
湘江地区，战云密布。西进的红军面临出征后最严酷的考验。
国民党军新的合围圈正在逐步形成，红军是继续西进，与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在湘江地区展开决战，还是迅速避开蒋介石张开的口袋，在有利于红军作战的地区寻找战机，打破国民党军的包围?红军面临着生死抉择，稍有不慎，就将会有灭顶之灾。
国民党军虽来势汹汹，却非无隙可乘，无懈可击。特别是国民党军派系林立，地方军阀中粤军、桂军陈兵固守边界，只求自保，只有湘军行动比较积极。同时蒋介石嫡系部队与地方军阀之间矛盾重重，何键名为总司令，实际上并不能完全指挥战斗力较强的薛岳“追剿”部队，粤、桂两省部队更是难以调动。加上国民党军各路部队尚在调动之中，没有部署到位，而湘南地区群众基础较好，又为无堡垒区域，便于红军机动作战。因此，如果红军能够果断放弃西进湘鄂西的计划，转而在湘南地区寻机作战，完全可以利用国民党军的内部矛盾，依托当地党组织与群众的支持，寻机打几个胜仗，摆脱困境。
随队行动的毛泽东看到了这一战机。虽然失去了军事指挥权，但对中国革命前途与红军命运的担忧，让他难以袖手旁观。他向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建议：乘各路敌军正在调动之际，特别是薛岳、周浑元两路敌军尚未靠拢之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杀一个回马枪，寻歼敌一路或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
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也看到了这一战机，建议抓住湘军主力全部开往湘西北地区、后方力量空虚的时机，以红3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运动中创造战机消灭敌人，迫使湘军部队回救，改变部署。同时，以红军主力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建立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他特别强调，如果红军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于我们的。
博古、李德拒绝了毛泽东、彭德怀的建议。尽管国民党军重兵逼近，尽管西进路上危机四伏，但他们依旧顽固地坚持西进湘鄂西既定计划不变。正如后来中共中央在遵义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所指出的那样：他们“根本忘记了红军的战略转移将遇到敌人严重的反对，忘记了红军在长途运动中，将要同所有追堵截击的敌人作许多艰苦的决斗，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红军因此而丧失了在湘南地区歼敌的良机，只能继续西行，在国民党军几十万部队中杀开一条血路，渡过潇水、湘江。
11月14日，中革军委判断：国民党军向湘南地区开进的主要企图，“是从两翼截击我军之后续部队，以后则向我主力两侧后行并行的追击”，因此确定，红军应“迅速、秘密脱离尾追之敌，前出临武、嘉禾、蓝山地域”。具体部署是：以红3、红8军团为右纵队，归彭德怀、杨尚昆统一指挥，向嘉禾方向前进；以红1、红9军团为左纵队，归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向临武、蓝山前进；军委第1、第2纵队及红5军团为中央纵队，随后跟进。整个行进队列，仍采取甬道式部署。红军各军团抬起沉重的“轿子”，于15日向西开进。红1军团攻占临武，红9军团占领蓝山，红3军团则由于桂军先期到达嘉禾，转而监视该城，保障红1军团作战。
红军继续西行，潇水横贯在前。此刻国民党军湘军和桂军正向道县、蒋家岭推进，企图协同薛岳部在潇水岸边的天堂圩、道县间堵截红军。潇水西岸的道县渡口，是红军西进路上的必经之路。要过潇水，必夺道县。中革军委将夺取道县，打开西进通道，并阻击尾追之敌的任务交给了红1军团。
从临武、蓝山至道县距离一百多里，红1军团令红2师第4团远程奔袭，限定11月22日必须攻占并先敌占领道县，同时以第5团与第4团并肩奔袭，在潇水上游渡河，协同第4团作战。
红4团肩负重任，在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的率领下，日行百里，抢在国民党军主力到达前，于22日黄昏抵达潇水岸边的道县。道县城内此刻只有少量民团防守，只是渡船已被全部拉到了西岸。红4团派出四名勇士在火力掩护下，强行泅渡登岸，夺取了渡船，随即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迅速架起了浮桥，部队一拥而上，冲入城内。在上游渡江成功的红5团也及时赶到。红2师部队很快夺取了道县，红9军团部队则占领了潇水的另一个渡口江华。红军因此控制了过江通道，并击落了到渡口上空盘旋侦察的国民党军飞机一架。
22日至25日，红军部队从道县至水口间全部渡过潇水。尾随的国民党军周浑元部追剿部队随即赶到，但此时潇水已经不再是红军面前的天堑，而是国民党军难以逾越的障碍。奉命阻击追敌的红1军团第2师主力与红3军团第6师，依托江岸有利地势，打退了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渡河进攻，坚守渡口两天两夜，直到红军主力全部离去后，方撤出战斗，急速追赶主力。
现在，摆在红军面前的是另一道天堑——湘江。
潇水距湘江最近距离也有100多里。湘江从广西东北向流入湖南，中央红军要赴湘鄂西，必过湘江。而湘江沿岸地区，则是蒋介石划定的歼灭中央红军的战场。红军要渡过湘江，夺路西进；国民党军要凭借湘江天险，围追堵截，“剿灭”红军。决战一触即发。
蒋介石认定，中央红军“流徙千里，四面受敌”，此刻已经是“下山猛虎，不难就擒”，而且他已经从红军的行进路线上准确地断定，中央红军将沿红6军团的老路，由广西境内的全州至兴安间过湘江，因而严令何键的“追剿”军与粤军、桂军紧密配合，从四面对红军展开进攻。何键接令后，即令其第一路军刘建绪部向广西全州开进，沿湘江布防，并与桂军配合，对红军进行堵截；令第二路军薛岳部沿湘桂公路平行追击，对红军进行侧击，并防止红军北上与红2、红6军团会合；令第三路军周浑元部攻占道县，并与第4路军、第5路军及粤军、桂军协同，对红军实施尾击、截击。
国民党军张网以待，博古、李德则要指挥红军与敌人拼个鱼死网破。毛泽东心急如焚，在前锋部队占领道县之后，又提出建议：红军应立即沿潇水西岸北上，攻占板桥铺、渔涛湾、华江铺、双牌、富家桥，然后向西攻零陵，过湘江向北取冷水滩，越过湘柞公路，进军宅庆，诱敌决战，以避开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夺取战略主动权。这一建议再次遭到了拒绝。
也是这一时刻，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红军为调动敌军，以一部西进永明，此举使得本来就对在湘江正面堵截红军心存二意的桂系军阀大为恐慌，生怕红军主力继续前进，西取桂林，因而不战自退，在11月22日红4团攻占潇水道县渡口的同一天，将担负湘江兴安至全州段六十公里江防任务的第15军撤至龙虎关、恭城地区，为西进的红军让出了渡江通道，以促使红军尽快过境，并确保广西腹地的安全。可惜，红军没有及时掌握这一极为重要的情况，因而难以迅速作出反应，急速向湘江前进，抢在国民党军调整部署之前，从桂军让开的江防缺口渡江。
三天之后，红军终于得知了桂军撤防、湘江全州至兴安段防务空虚的情况。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迅速从兴安至全州间渡过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11月25日17时，中革军委下达了向全州、兴安西北湘桂边境之黄山地域进军，强渡湘江的作战命令，确定：以红1军团主力和红3、红8军团为前锋部队，迅速占领营山山脉之各关口隘路，并于全州至兴安间渡过湘江，坚决消灭国民党军的堵击、侧击部队；令红1军团第2师主力和红5、红9军团为掩护部队，在潇水和营山各隘口阻击尾追的国民党军。作为这个作战行动的第一步，红军将分作四个纵队，从不同方向穿越广西，前出至湘江地域。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将即将展开的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强渡湘江之战，视为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于25日以中共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名义联合发出《政治命令》：“为着胜利进行这次战役，要求野战军全体人员最英勇、坚决不顾一切地行动。进攻部队应坚决果断地粉碎前进路上之一切抵抗，并征服一切天然和敌人设置的障碍。掩护部队应不顾一切地阻止及部分的扑灭尾追之敌。各兵团应不断地注意自己翼侧之安全，如敌人向我翼侧进攻时，应机断专行地坚决击溃之。”
这时，桂军撤防后留下的湘江江防空隙依旧存在，国民党军的补防部队尚未到位。如果红军下决心收缩队伍，精简辎重，全部从永安关、雷口关进入广西，直趋湘江，依旧能够避免与国民党军的决战。但队伍的分散与辎重的拖累，使得红军的行进速度难以提高，再次失去了有利的战机。
11月26日，红军各部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展开行动，进入广西境内。由红1军团主力组成的第1纵队，闯过永安关，进入灌阳、文市地区；由红1军团一个师与军委第1纵队、红5军团主力组成的第2纵队，经永安关、雷口关进入灌阳、文市以南的王家、玉溪地域；由红3军团、军委第1纵队和红5军团一个师组成的第3纵队，因山道不通，在邓家渡受阻，改由永安关、雷口关进入广西，进至文市以南的水车；由红8、红9军团组成的第4纵队，先头红8军团攻占永明，而红9军团则在江华的石桥与江渡。
27日，红军部队继续前进。右翼红1军团先头第2师于11月27日在大坪顺利渡过湘江，控制了全州以南界首至屏山渡间的渡江点，架设起浮桥。28日，红3军团先头部队红10团渡过湘江，红1军团将界首移交红3军团，主力于29日向北推进，准备占领湘江岸边的另一个要点全州。但晚到一步，当红军便衣侦察队到达全州城下时，发现湘军刘建绪的部队已经在城中布防。红2师遂在湘桂公路上的脚山铺占领阵地，准备阻击湘军南下，红1军团主力则到达石塘圩；左翼红3军团前锋第4师也到达了湘江，先头第10团在界首以南的光华铺、枫林铺占领阵地，警戒兴安县城的桂军，第5师则在湘江东岸的新圩占领阵地，准备阻击由灌阳北上的桂军，保护红军通往湘江的通道安全。
鉴于已经控制了湘江渡口，且由永安关、雷口关通往湘江的道路沿线暂无敌军，中革军委令原定经三峰山向灌阳、兴安推进的第8、第9军团全部改由雷口关进入广西，同时令红5军团坚决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保护后续部队通过。这样，红军就形成了红1军团在右、红3军团在左控制湘江渡口与通道，红5军团殿后，主力由永安关、雷口关大举进入广西、涉渡湘江的态势。但红8、红9军团主力此时尚远在二百多里外的永明、江华，军委两个纵队也正在向渡口行进，如果红8、红9军团不能及时入关跟上主力，军委纵队行进缓慢，还会形成被动的局面。不幸的是，这种局面终于出现了。
在红军进入广西，向湘江推进的两天中，战场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湘军刘建绪部4个师于27日由黄沙河抵达全州，并继续向南攻击，力图封闭湘江渡口；担负尾击任务的国民党军周浑元部于26日占领道县，并继续向红军后卫部队猛烈进攻；薛岳部也靠近了战场。而桂军见红军没有西进桂林，且湘军和蒋介石嫡系部队已追上红军，遂将撤往恭城的第15军调回灌阳，在新圩以南展开，开始截击红军部队，已经集结兴安的桂军第7军部队则准备北进，与湘军协同夹击湘江沿岸的红军，力图封闭渡口。就连此前始终消极避战的粤军见有机可乘，也以数个师赶往战场。国民党军终于在湘江东西地区对红军形成了前后堵追、南北夹击的态势。
这时，军委纵队已经到达了文市、桂岩一带，距湘江最近的渡口只有一百六十多里，如果下决心扔掉“坛坛罐罐”，轻装前进，一日即可渡过湘江，仍可将损失的代价降到最低限度。但是，在这生死攸关的紧急时刻，把持中央领导权的“左倾”错误路线领导者依旧顾虑重重，舍不得丢弃辛苦积攒起的辎重家当，导致队伍龟行蛙步，蹒跚前行，一百六十多里路程竞走了整整四天，每天只行进四五十里!军委纵队的行进缓慢，又直接导致了转道行进的红8、红9军团和担负后卫任务的红5军团等部迟迟无法入关过江。
红军的行动缓慢，为国民党军部队赢得了开进、集结的时间，并最终追上了西进的红军，在湘江东西两岸地区对红军展开了规模空前的进攻。一场恶战终于爆发，红军不得不与国民党军展开殊死的决战，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蒋介石得知桂军为红军让道的报告后，大为震怒，于28日连续发出急电，痛斥桂军放弃职守，严令桂军、湘军对红军已过河部队实施夹击，对未过河部队实施截击，同时令追击部队加紧进攻，力图将红军歼灭在湘江东西地区。
从28日开始，国民党军各路部队倾巢出动，从四面八方扑向红军。湘江两岸霎时间枪炮震天、硝烟弥漫，国共双方几十万部队展开持续四天四夜的惨烈搏杀。
战斗首先在红3军团第5师主力守卫的新圩一线阵地打响。从28日起，桂军第15军以两个师又一个独立团，对红军阵地展开轮番进攻。中革军委命令红5师“不惜一切代价，坚守二天至四天”，掩护野战军左翼安全。红5师在师长李天佑、政委钟赤兵指挥下，以第14、第15团固守阵地。桂军部队训练有素，性格倔强，打仗拼命，素有“打仗像恶狼”之称。战斗从一开始就呈现白热化。桂军在密集炮火支援下，正面攻击，侧后迂回，整营、整连地扑向红军阵地。红5师官兵寸土不让，誓与阵地共存亡，与桂军在每一个山头展开激烈的争夺。激战三天三夜，红5师参谋长胡震和红14团团长黄冕昌及副团长、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牺牲，红14团政委和红15团团长、政委负重伤，两个团营以下干部大部分牺牲，虽全师伤亡达两千多人，但没有让桂军前进一步。
29日，战斗在湘江两岸全线展开。
在湘江西岸界首以南的光华铺、枫林铺，红3军团第4师第10团刚刚构筑完阵地，桂军一个师又一个团就展开试探性进攻，随后即发动连番猛攻，仅30日一天，冲击即达十余次。光华铺、枫林铺一带，地势平坦，无险可守，红10团官兵只挖掘了简易的工事，部队经长途转战，弹药也所剩无几，许多战士只有几发子弹。面对凶猛的桂军，战士们用大刀与敌人展开了肉搏，红10团团长沈述清，接任团长职务的参谋长杜中美先后在战斗中牺牲。在政委杨勇的指挥下，红10团继续战斗，虽伤亡四百多人，却胜利完成了阻击桂军的任务，直到30日下午才向接防的部队交接阵地。
在湘江东岸界首以北的脚山铺一线，林彪、聂荣臻指挥红1军团主力与南进的湘军4个师及后续部队展开激战。脚山铺位于全州以南八公里处。桂黄公路与湘江平行延伸，在脚山铺处与两侧连绵八里长的小山丘相交。林彪、聂荣臻决定：以脚山铺为中心点，依托公路两旁的山丘构成阵地，坚决阻击湘军南下，保护渡口安全。湘军素有“老虎”之称，特别是此刻在家门口作战，更是凶狠异常，常常是营长、团长赤膊上阵，带敢死队冲锋。战斗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湘军部队曾一度打到了红1军团指挥所的面前，双方几度展开白刃战。红1军团部队扼守公路两侧要点，顶住了湘军在飞机、大炮支援下的猛烈进攻，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反复争夺，葱绿的山冈变成了松软的焦土，5团政委易荡平牺牲，4团政委负伤，但红军战士始终牢牢地卡住了湘桂公路，保证了湘江渡口的安全。
在此期间，担负全军后卫任务的红5军团边打边撤，顶住了国民党军周浑元部的攻击，保障了全军的行动。
在掩护部队的浴血保护下，军委两个纵队向着渡口一步一步地挪动。面对危局，最高“三人团”中，高傲自信的李德束手无策，完全失去了理智，只会不断骂人。不懂军事的博古一筹莫展，几乎陷入了绝望，甚至萌生出自杀的念头，只是不断地叫着：“不管怎样，能突出多少人就突出多少人。”整个红军的计划与行动，全靠周恩来苦撑调度指挥。他将指挥位置设在了湘江东岸的渡口，在敌机的轰炸、扫射下，亲自指挥过江行动。
11月30日，笨重的军委纵队终于渡过了湘江。这时，红1、红3军团部队已经抗击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进攻两三天了，伤亡非常严重，正以最后的毅力与勇气与敌军进行拼搏。但红5、红8、红9军团依旧停留在湘江以东地区，且受到国民党军追击与侧击部队的追堵。红军部队的处境极其险恶，到了最危急的关头。
12月1日1时30分，中革军委下达作战命令：红1军团在原地阻击全州方向的湘军进攻，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必须控制西进的道路；红3军团集中两个师以上的兵力，向南驱逐光华铺的桂军，留在河东岸的部队占领石玉村，掩护红8、红9军团及红6师被切断部队渡过湘江，“在万不得已时，三军团必须固守界首及其西南和东南地域”；红5军团主力应向麻子渡前进并遏阻桂军及周浑元追击部队。
突破湘江战役旧址两个小时后，12月1日3时30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再次给红1、红3军团下达指令：“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否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部队，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望高举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历史将永远记住1934年12月1日。
这是湘江战役的第五天，也是红军作战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天。晨雾尚未完全消散，枪炮声、喊杀声响彻湘江两岸。在江岸阵地上，各路国民党军犹如输红眼的赌徒，不惜血本，倾全力展开集团冲锋。红军将士高喊着“为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口号，挥舞着大刀，扑向蜂拥而至的敌群。打下去，冲上来，冲下来，打下去，毫无休止的拉锯，绞成一团的肉搏，硝烟、烈火混合着扬起的黄尘，汇成遮天蔽日的战云，每一寸土地都浸泡在鲜血中。
在湘江渡口，天上敌机怪叫着俯冲轰炸、扫射，地面红军不顾一切地涌上渡口，踏着浮桥跑步过江，丢弃的机器、文件、书籍等等散落岸边，奔腾的江水中漂浮着红军官兵的遗体。湘江变成了一条血水、血江……
战至12月1日17时，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大部渡过了湘江。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担负掩护任务的红1军团交替掩护，撤出战斗；在光华铺阻击的红3军团第4师也随后奉命撤出战斗。
然而，在湘江东岸新圩一线担负阻击任务的红3军团第6师第18团和担负全军后卫任务的红5军团第34师，却因后撤不及，湘江渡口被湘军、桂军封闭，而被阻隔在了湘江东岸地区，陷入重围。红18团在陈家背地域与数倍于己的桂军战到了最后一刻，弹尽粮绝，大部分牺牲。红34师在文市、水车一线顽强阻击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4个师进攻，保障红军主力过江，陷入了湘军、桂军、中央军的四面包围。分散突围后，政委程翠林等大部英勇牺牲，师长陈树湘率余部在返回湘南进行游击战时负伤，在道县被俘，自己绞断肠子，壮烈牺牲。红8军团在向湘江开进过程中，遭到了桂军的截击，部分部队也被打散。
湘江之战，是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最为壮烈的一仗。红军将士与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血战五昼夜，终于打破了湘军、桂军和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围追堵截，渡过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将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的企图。红军在逆境中所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惊天地，泣鬼神，连对手也不得不惊叹，并承认失败。战后，何键用了“实深惭悚”来形容自己的心情。
然而，湘江之战毕竟是一次失利的战役，红军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损失达两万余人。开始战略转移时，中央红军总兵力八万六千余人，湘江之战后锐减到了四万余人。这是“左”倾错误路线领导者在实行战略转移中的逃跑主义所造成的恶果。
面对尸体漂浮的湘江，每个红军将士都在思索着，思索着红军曾经有过的辉煌，思索着第五次反“围剿”特别是战略转移之后的步步艰辛，思索着红军付出重大代价的原因。正如刘伯承后来所总结的那样：“广大干部眼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第四次反‘围剿’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作战的失利，唤醒了红军将士。改换军事领导的呼声，最终换来了红军战略方向的彻底改变。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由此开始了。
★ 白崇禧让道
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积怨极深，在红军开始长征之后，根本不想为蒋介石的追剿红军计划全力以赴。因此，早在得知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西进的消息之时，即确定了既要防共，又要防蒋；只能追击，不能堵击的基本作战方针。当时其掌握的情报是西进的红军有十万之众，认为桂军主力只有两万余人，堵得不好，会被红军全部歼灭，即便堵得好，也会两败俱伤，而不论出现哪种情况，蒋介石都会以追击红军为名，派嫡系部队乘虚进入广西。因而决定，以主力第7、第15军布防于桂、湘边界的全州、兴安、灌阳、恭城、富川、贺县一线，对外摆出决战姿态，力争使红军知难而退不入广西。如果红军过境势所难免，则以主力置于南侧，让红军过境桂北，部队进行侧击和追击，但决不能让红军进入广西腹地。如此，既可对蒋介石交差，又可确保广西地盘不失。
11月16日，湘军、桂军高级将领在全州会商防堵红军计划，确定：湘江防务，由湘军负责衡阳、零陵、东安至黄沙河一线，桂军负责兴安、全州、灌阳至黄沙河（不含）一线。李宗仁、白崇禧心知要阻止红军进入广西已经不可能，遂按既定计划，将主力在湘桂边境展开，并征集大批民工，沿边界构筑了稠密的防御工事，辅以地方民团驻守。部署已定，李宗仁返回南宁，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则坐镇桂林指挥前线部队。
就在白崇禧踌躇满志，准备一展身手的时候，一封来自上海的密电让他惊出了一身冷汗。发报者为白崇禧旧日的保定军校同学王建平，此人与白私交甚厚，虽进入蒋系中枢参与机要，但长期为白在南京、上海收集情报。密电称：蒋介石采纳政学系头目杨水泰的建议，欲一举除三害，即通过湘、桂两军在湘江沿线的封堵，压迫红军由龙虎关两侧进入广西境内的平乐、昭平、苍梧，更以主力向东驱逐红军进入广东的新会、阳春地区，或沿罗定、廉江将红军逼入雷州半岛。如此，则两广地方军队根本不足以应付，自不能抗拒中央军大举进入，蒋介石可一举而除三害，消除心腹大患。
白崇禧接到电报后，大骂蒋介石毒辣，对部下说：“有匪有我，无匪无我，我为什么顶着湿锅盖为蒋介石造机会?！”当然，作为一名实战经验丰富的指挥官，他也决不会因为一封未经证实的密电而立即调整部署。只是下令预作准备，何时给红军让路，他还要观望战局的发展。
就在这时，红军的行动让他定下了决心。为了调动敌军，创造渡过湘江的条件，红军以一部兵力西进永明。白崇禧从这一行动中断定，红军有夺取桂林的企图。为防止红军进入广西腹地，他立即下令调整部署，按照原定计划，将在湘江沿岸兴安、全州、灌阳布防的第15军撤往恭城、龙虎关一带，协同第7军，准备全力堵截红军向桂林推进，而让开通往湘江的大道和湘江江防，让红军通过广西。
11月22日，桂军第15军全部撤出湘江防线，在湘江沿岸只留下了两个团另两个营。至此，由兴安至全州六十公里长的湘江防线基本敞开，由永安关、雷口关通往湘江的大道也基本无兵守卫。可惜，红军直到25日方获得桂军南撤的情报，做出向湘江地域开进的部署，丧失了不战而顺利渡过湘江的大好时机。
11月23日，湘军第一路追剿军司令刘建绪得知了桂军撤离湘江防线的消息，立即报告何键，称白崇禧此举，是要为红军西进让路，把红军引向湘西北。何键大为恼火，马上令刘建绪以三个师火速南下全州，填补桂军南撤留下的防御空白，一方面继续完成在湘江围歼红军的计划，另一方面将红军压向广西，不得使之进入湖南，让桂军自食其果。蒋介石接到何键的报告，连续给白崇禧发电，严斥桂军放弃职责，令湘军、桂军必须按预定计划歼灭红军于湘江东岸地区。
但白崇禧对蒋介石的电令置若罔闻，坚持既定部署不变，除以一部驰援兴安外，只是派出主力部队对西进红军的后续部队进行截击和追击。直到判明红军并无西取桂林、进入广西腹地的计划后，方以主力进至兴安、灌阳，对红军部队展开猛烈进攻。
湘江之战后，蒋介石恼羞成怒，发电质问白崇禧：“共军势蹇力竭，行将就歼。贵部违令开放通川黔要道，无疑纵虎归山，数年努力，功败垂成。设竟因此而死灰复燃，永为党国祸害……公论之谓何?中正之外，其谁信兄等与匪无私交耶?”
白崇禧毫不示弱，复电反质蒋介石：“钧座手握百万之众，保持重点于新宁、东安，不趁其疲弊未及喘息之机，一举围歼于宁远、道县之间，反迟迟不前，抑又何意?得毋以桂为壑耶?虽职部龙虎、永安一战，俘获七千余人，以较钧座竭全国赋税资源，带甲百万，旷时数年，又曾歼敌几许?……据中央社露布，某日歼匪效千，某日捕匪盈万，试加统计，朱毛应无孑遗，何以通过湘桂边境尚不下二十万众，岂朱毛谙妖术，
所谓撒豆成兵乎?职实惶惑难解。”
蒋介石被戳到痛处，暴跳如雷，大骂白崇禧，却也无可奈何，难较短长，只得令白崇禧继续率兵尾追红军，放下此事不论。
★ 红34师的最后一战
红34师，是由闽西地方武装发展起来的一支部队，原为红军第19军。1933年5月红一方面军整编时，缩编为第34师，编入了红5军团序列，其干部大多为原红4军的骨干和红军学校的毕业生，作战经验丰富，指挥能力很强。全师训练有素，政治觉悟较高，在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作战中，曾屡建功勋，是一支能打硬仗、善打恶仗的劲旅。红军长征开始后，经常担负全军后卫的任务。
湘江之战开始前，红34师与第5军团其他部队在渡头、土地圩顽强阻击国民党军周浑元部的追击，重创进攻之敌，为前锋部队抢占道县和湘江渡口赢得了时间。11月26日，该师开始接替红3军团第4师在道县以南葫芦岩的防务，准备继续阻击追敌。然而，就在这时，任务发生了变化。中革军委令红34师迅速在广西灌阳的红树脚地域接替红3军团第6师的阵地，坚决阻击桂军北上，掩护后续的第8军团西进，尔后即为全军的后卫，掩护全军部队过湘江。
这是一副沉重的担子，不但要顶住数倍于己的优势敌军进攻，确保全军过江，而且将很有可能面临后路被断、孤军作战的境地。董振堂军团长和刘伯承参谋长亲自向红34师交代任务。中革军委也对红34师完成任务做了最坏的打算，指示万一被敌截断，全师可返回湘南发展游击战争。刘伯承在部署任务时，语调沉重、充满感情地说：红34师是有光荣传统的部队，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政委要我告诉你们，军委相信红34师能够完成这一伟大而艰巨的任务。陈树湘师长、程翠林政委代表全师官兵表示：“我们坚决完成军委交给的任务，为全军团争光！”
部队立即出发，由雷口关进入广西，向预定阻击阵地疾进。但桂军行动更快，当红34师先头第100团到达猫儿园地域时，桂军第15军主力已经通过了红树脚，切断了通路，正向新圩方向前进，而尾追的国民党军周浑元部也迅速逼近。红34师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红34师立即在永车附近转入了防御，全力阻击追击的周浑元部。激烈的战斗持续了四天四夜。红34师的官兵顶住了国民党军4个师在猛烈炮火和飞机支援下发动的一次又一次进攻，阵地上的工事全部被摧毁，松树被打得只剩下枝干，弹药也消耗殆尽，官兵依旧坚守着阵地，用刺刀、枪托与冲上阵地的敌军肉搏，直到红军主力于12月1日渡过湘江，没有让追敌前进一步。
此时，红34师已经伤亡严重，师政委程翠林等大批干部与士兵阵亡，余下的人员总共只有几百人。更为严重的是，湘军与桂军已经封堵了湘江渡口，西去的道路被完全阻断，全师已经陷入了中央军、湘军和桂军3路敌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队伍向东突围，准备绕路甩开敌军返回湘南打游击。然而敌军太多了，打退这股又遭遇那股，即便是甩开了正规军，又有民团不时骚扰，加上山区行进，地理不熟，部队几天没有吃上一顿饱饭、睡过一个好觉，极度疲劳。沿途边打边走，最后在新圩陷入了四面包围。
最后的时刻到来了。陈树湘召集师、团干部开会，宣布了两项规定：第一，寻找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全力突围，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到湘南发展游击战争；第二，万一突围不成，要像革命军人那样战斗到最后一刻，誓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最悲壮的一战开始了。红34师的所有人员，包括伤员都拿起了武器，冲向了敌军，子弹打完了，就用刺刀、大刀，刀刃卷曲了，就用石头、树棍，官兵们拼尽最后的气力，与敌军战斗着，除少数人员突围成功外，大部分壮烈牺牲。
余下的官兵继续向湘南前进。但其踪迹已被敌军发现，桂军和湘军重兵清剿。队伍在湖南江永县左子江再次遭到敌军围攻被打散，陈树湘身负重伤，被战士用担架抬着摆脱敌人，继续行进，最终在湖南道县被敌包围，不幸被俘。其他官兵大部分光荣献身。
当地的湘军保安司令何汉听说捉到了一个红军师长，欣喜若狂，立即派人押送陈树湘向主子邀功请赏。路上，陈树湘乘敌不注意，自己用手从腹部伤口拉出肠子绞断，壮烈牺牲，年仅二十九岁。残忍的敌人割下了陈树湘的头颅，带到他的老家长沙，悬挂在小吴门的城墙上示众。
红34师的官兵以高度顽强的革命意志和无比英勇的浴血搏杀，胜利完成了中革军委所赋予的全军后卫作战任务，用生命和鲜血保证了红军主力渡过湘江，以最为壮烈的方式完成了最后一战。作为一支队伍，红34师从红军和人民军队的序列中永远消失了，但红34师将士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将永存史册，与日月争辉。
第三章 红2 、红6军团发动湘西攻势
1934年10月24日，先期西征的红6军团在贵州东部印江县的木黄与红3军会师。会师之后，两军统一进行了整编。红3军恢复了红2军团的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4、第6师；红6军团由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谭家述仟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团。两个军团总兵力七千七百余人，虽然没有正式成立两军统一的指挥机关，但实际上已经形成了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为核心的统一领导与指挥。从此，两军结成了一个团结的整体，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
这时，中央红军已经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红2、红6军团如何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做到既牵制敌军，又寻求自身的发展，成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两个军团领导人都在考虑的问题。
通过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时，中革军委曾于10月22日电令红6军团与红2军团分开，单独挺进湖南西部的乾城（今吉首）、凤凰城、松桃等地区，开辟新苏区，发展游击战争。这一意见是基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需要做出的。根据最高“三人团”设定的目标，中央红军西进将沿红6军团西征的路线行动，最终在湘鄂西地区与红2、红6军团会合，因而要求红2军团继续留在黔东地区，而以红6军团单独进军湘西，争取在湘西地区能够形成一块大的根据地，“放下背包再打仗”。
红2、红6军团领导人则从敌情、地形和两军团的实际情况出发，经过对行动方针的审慎研究，认为：两个军团应该集中统一行动，合则形成拳头，分则势单力薄，容易被敌军各个击破。同时认为：红6军团不应该单独进入松桃、乾城、凤凰城地区活动，红2军团也不应该继续留住黔东地区，而应合兵挺进澧水上游区域，在湘西的永顺、桑植、龙山、大庸地区发动攻势，调动湘鄂两省国民党军，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这是一个从实际出发、符合战争实情的决策，也是当时红2、红6军团发展的唯一选择。松桃、乾城、凤凰城是“湘西王”陈渠珍的老巢，不但驻有陈渠珍的新编第34师，而且土著武装很多，枪支不下数万，加上当地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与汉人隔阂很深，红6军团孤军深入很难立足。而以梵净山区为中心的黔东根据地当时很不巩固，且高山峻岭，地幅狭窄，人烟稀少，湘川黔三省的国民党军正对黔东根据地形成合围，各省的反动民团、保安团也结成了“剿共联防”，红2军团坚持斗争困难很大。而湘西北的永顺、桑植、石门、大庸、慈利地区，地处湘鄂川黔交界地区，经济虽然落后，但地域广阔，敌人力量薄弱，且派系林立，战斗力不强。更重要的是湘西党的影响比较大，群众基础较好，且是贺龙的老家，也是他率部长期活动的地方，旧部亲友众多，在当地拥有崇高的威望，很容易打开局面。贺龙说：“那里不是陈渠珍的老地盘，他不如我熟，群众也支持我们党和红军。我们出兵湘西北，可以牵制湖南、湖北一大批敌人，能够支援一方面军。我们把这批敌军背起来，也好让一方面军肩头轻一些嘛。”任弼时问：“去打得赢吗?”贺龙非常有把握地回答：“一个军团去不行，两个军团一块去，打得赢。”
两个军团领导人经过认真分析，最终接受了贺龙提出的建议，决定红2、红6军团一起挺进湘西北，恢复和发展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红2、红6军团挺进湘西北的决策，遭到了“左倾”错误路线控制下的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坚决反对。李德控制的中革军委致电任弼时等人，认为红2、红6军团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要求两军继续分别受中央和军委直接指挥，红6军团立即向乾城、凤凰城等地区出动。
红2、红6军团领导人慎重考虑后，于10月28日联名复电中革军委，申明理由，指出：“在敌我及地方情形条件下，我们建议2、6军团暂集中行动，以便消灭一两个支队，开展新的更有利于两军团将来分开行动的局面。目前分开，敌必取各个击破之策。以一个军团力量对敌一个支队无必胜把握，集中是可打敌任何一个支队的，且两军在军事上十分迫切要求互相帮助。”
同一天，即10月28日，红2、红6军团由贵州、四川交界的南腰界出发，开始向湘西北进军。
但10月29日，中革军委再次发出电令，严厉指出：“2、6军团绝对不应合并”，并具体划定了两个军团各自活动的地域。贺龙、任弼时等人以对革命负责的态度，不顾“左倾”错误路线统治下的中央和军委的反对，决定：坚持原定方针和计划，两个军团统一行动，挺进湘西北的决策不变。
红2、红6军团六千余名将士整装踏上征程。
由南腰界至湘西北地区，需要穿越国民党军陈渠珍的防区。这一带在清朝时期属于与少数民族居住区接壤的边地，从乾隆年间开始，清政府为镇压土家族、苗族人民的反抗，在此实行了屯防制，修筑了一千一百多个碉堡和一百多里长的边墙，国民党政府统治期间又加修了许多碉堡，防务严密。为避开强敌，达成突然袭击的效果，贺龙、任弼时等人对两军行动作了周密的部署。首先以黔东独立师一部向西开进，然后转而向南，进入铅石坝、枫香溪一带，吸引敌军。红2、红6军团则首先向北开进，以兜圈子的方法，力争把陈渠珍的部队从湘西调出，为尔后作战创造有利的条件。
10月30日，红2、红6军团进入四川的酉阳县境内。守城的川军独立第2旅旅长田冠五曾是贺龙的部下，贺龙修书一封，晓以利害，言明只是过境，不占地盘，要田冠五让开大路。田冠五果真听话，见红军入境，就率部弃城。红军顺利进入酉阳城，然后转向东北，在湖北咸丰县的百户司渡过酉水，向湖南龙山县招头寨行进，摆出一副要回师湘西的姿态。陈渠珍果然中计，害怕红军会攻入他的老巢，急调主力三个旅共一万余人，由永绥、保靖向北运动，企图将红军阻截于湘西之外。但当国民党军接近招头寨的时候，红2、红6军团突然掉头东进，摆脱川军、黔军的羁绊，甩掉前来追堵的陈渠珍部，疾速前进进入湘西北，于11月7日占领永顺城，缴获了大批物资。
红军在永顺休整7天，做冬衣，打草鞋，医治伤病员，并开展了深入的发动群众和打土豪分财物的活动。翻身解放的群众踊跃参军，很快就组建起两个新兵连。经过休整，两军官兵空前团结，面貌焕然一新。
永顺，是湘西北地区的咽喉要地。红2、红6军团攻占永顺，湘、鄂两省的国民党军大为震惊。位于鄂西的国民党军湘鄂川边“剿匪”总司令徐源泉急调三个师开赴洞庭湖畔的津市、澧县，与湘军部队联系，构成防线。湖南军阀何键本来已经因中央红军进入湘南而焦头烂额，红2、红6军团的行动则又在他的心窝扎进了一刀，他既要全力以赴堵截中央红军，又深恐红2、红6军团趁势在湘西北发展壮大，因此严令陈渠珍立即尾追，务求全歼红2、红6军团于立足未稳之际。红军攻入湘西，直接威胁自己的统治，陈渠珍也不敢怠慢，立即成立“剿匪指挥部”，以龚仁杰、周燮卿为正、副指挥官，率四个旅十个团计一万余人，分四路向永顺扑来。
敌军蜂拥而至，红2、红6军团面临开辟湘西北根据地的第一仗。能否打好，直接关系到能否立足湘西，恢复和发展湘鄂川黔根据地。贺龙、任弼时召集两个军团领导人开会，研究敌情和作战方案，认为何键湘军的主力此刻都在湘南堵截中央红军，鄂军徐源泉部分散于鄂西和洞庭湖畔，暂时也无法集中作战，红军要对付的实际只有陈渠珍部的十个团。而陈渠珍所部虽然人员、装备优于红军，但官无规束，兵无严纪，官兵多吸食鸦片，且内部派系林立，指挥不统一，实际战斗力并不强，却骄横无比。红军作战部队虽然只有六千余人，但正如贺龙所说的那样：“大家团结得像一个人，要怎么走就怎么走，要怎么打就怎么打。”同时红2军团曾长期在该地区活动，熟悉地形，又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因此确定：坚决打好第一仗，以在湘西打开局面，站稳脚跟，并乘胜发展攻势，策应中央红军作战。具体方案是：暂时放弃永顺城，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法，选择有利地形，集中兵力，聚歼来犯的陈渠珍部敌军。
11月13日，陈渠珍部逼近永顺，红2、红6军团遂按既定计划弃城，主力隐蔽北撤，只以少部兵力与陈部保持接触，边打边退，故意示弱。贺龙、任弼时等人边走边谨慎地选择最有利的歼敌时机与地点。
第一个伏击地点选择在永顺城北的钓矶岩附近，贺龙仔细查看后，说：“这里不行，离城太近。如果围得不紧，敌人就会逃回城内，再要打就困难了。”第二个伏击地点选择在吊井岩，但勘察后发现地幅太小，最多只能围歼敌军两个营，遂又放弃。后来又先后选择了两个地点，又都因为地形不利于大量杀伤敌军而放弃。红军部队继续北撤，耐心寻找战机。陈部则以为红军是怯战退走，越发骄狂，倾巢出动，紧追不舍。
最终，贺龙将设伏地点选在了永顺以北九十里处以龙家寨为中心的十万坪谷地。这里南北长十五里，东西最宽处四里，谷底平坦，村寨较多，可容纳大量敌军。寨中多为木板房，易于攻击。谷地两侧林木茂密，便于隐蔽，且坡度较缓，利于多路出击，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伏击地点。
贺龙伫立谷顶，对照地图用马鞭指点现场，向师团干部部署任务：以红2军团部署于毛坝和杉木存附近，堵住谷口；红6军团埋伏在谷地东侧的山林，准备从两翼出击。他说：“这是一个大口袋。你们回去要告诉大家，打埋伏要万分小心，一定要隐蔽好。敌人进了口袋，打冲锋要突然、迅速，一下子冲到敌人眼前，插到敌人堆里，打得越猛越好，使敌措手不及。”
十万坪大战贺龙指挥部旧址
16日上午，红2、红6军团秘密进入指定位置，隐蔽待敌。下午4时左右，国民党军先头龚仁杰、周燮卿两个旅浩浩荡荡地进入了谷地，到达碑里坪后，众官兵开始号房埋灶，准备就地宿营。贺龙见敌军已全部进入了伏击圈，一声令下，红6军团突然从山林中杀出，居高临下，向周燮卿旅发起猛攻；红2军团则扎紧谷口，从正面猛攻龚仁杰旅。国民党军猝不及防，人虽多却摆不开，根本无法构成防御体系，仅仅两个多小时，就被红军大部歼火。红军乘胜追击，又在总河抓住了担任断后任务的国民党军杨其昌旅，在萧克的统一指挥下，红6军团第51团与红2团第18团并肩突击，密切协同，不到两个小时，又消灭了杨其昌旅大部。18日，红军重占永顺。
龙家寨战斗，红2、红6军团共歼灭湘军陈渠珍所部三个旅大部，毙敌一千余人，俘敌两千余人，缴枪两千余支。红2、红6军团旗开得胜，迅速打开了局面，奠定了开辟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可靠基础。几十年后，年逾古稀的萧克重返湘西，探寻昔日战场，以“万坪大捷奠大业”来概括龙家寨战斗的非凡意义。
红2、红6军团在湘西北取得胜利之时，正值中央红军准备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三道封锁线。贺龙、任弼时等人对党中央的处境非常关切，龙家寨战斗后，决定以红49团三个连在永顺、保靖展开游击战争，牵制敌人，主力立即南下，准备渡过酉水，向中革军委所规定的永绥、乾城、松桃、凤凰城地区发展，给陈渠珍部以更大的打击，全力地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部队进至酉水岸边，发现陈渠珍早有防备，布防严密。贺龙、任弼时当机立断，立即放弃南渡酉水的计划，率队转向东北，于11月24日攻占大庸，接着又占领了桑植，并与已经解放的永顺连为一体，构成了新苏区的雏形。
此时，中央红军已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区。形势的变化使得中革军委改变态度，认可了红2、红6军团的行动。11月13日，中革军委致电红2、红6军团：“我西方军（指中央红军）已进至宜（章）、郴（县）之线，湘敌全部被调来抗击我西方军，2、6军团应乘此时机深入湖南西北去扩大行动区域。”
3天之后，11月1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贺龙、任弼时等人，要求红2、红6军团“努力为创立湘川黔边新的苏区的任务而斗争”，并确定成立湘鄂川黔边省委，以任弼时为书记，贺龙、夏曦、关向应、萧克、王震等为委员；两个军团“均直受军委领导，但两军共同行动时，则由贺、任统一指挥之”；成立湘鄂黔川边军区，贺龙、任弼时分任司令员、政治委员，统一领导地方武装。
11月下旬，中央红军渡过潇水，开始发起湘江战役，迫切需要红2、红6军团积极行动，最大限度地牵制湘军，配合中央红军强渡湘江。11月25日，中革军委电示红2、红6军团：“我西方军（指中央红军）已过潇水，正向全州上游急进中。你们应该利用最近几次胜利及湘西北敌情空虚，坚决深入到湖南中部及西部行动，并积极协助我西方军。”命令具体规定了红2、红6军团的行动方向，“首先你们应前出到湘敌交通经济命脉之沅水地域。主力应力求占领沅陵，向常德、桃源方向应派出得力的游击队积极活动”，同时指示，应以一部兵力和随队行动的地方干部担负巩固新区的任务。
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任弼时、贺龙等人研究后确定：由任弼时、王震、张子意率红6军团第49、第53团和红2军团第16团以及随红6军团行动的原湘赣苏区地方干部留守新区，担负巩固和建设根据地的任务；贺龙、关向应、萧克率红2军团主力和红6军团第51团，担负出征沅水地区的任务。
12月初，红2、红6军团主力由大庸南下，准备夺取沅陵，进军湘中，直接威胁在湘南地区阻截中央红军的湘军侧后，调动湘军回援，配合中央红军行动。7日，部队奔袭沅陵，但由于守军4个团防范严密，袭击没有成功。
革命烈士纪念碑贺龙、关向应、萧克等人果断改变计划，率部沿沅江东下，直趋常德、桃源。这一行动完全出乎敌人的意料。何键生怕红军拿下常德，直趋长沙，准备撤下部分主力回援湘西。而蒋介石则认为中央红军方为心腹大患，生恐撤兵会影响围歼中央红军的计划，坚决不允，另调位于湖北的国民党军独立第34旅乘船急赴常德、桃源布防。
独立第34旅是国民党军主力部队，装备精良，弹药充足，训练有素。旅长罗启疆骤负大任，踌躇满志，决心以“决战防御”和红军在常德外围一决高下。他以第701团驻防桃源以北的梧溪河，第702团位于陬市、河洑，第700团驻守桃源，旅直属队和当地保安团负责常德城防。罗启疆的意图是：首先凭借优势装备，设置几道防线，坚守要点，在防御战斗中消耗、疲惫远途来袭的红军，然后集中主力进行决战，确保常德。但他也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完全低估了红军的战斗力，对红军的战略战术也一无所知，因而分兵防御，各团之间相距达数十里，难以相互呼应，他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贺龙立即抓住了罗启疆部署上的漏洞，决定首先奔袭梧溪河之敌，然后集中力量将敌各个击破。然而，就在红2、红6军团部队即将发起战斗的时刻，中革军委的一纸电令让贺龙等人陷入为难的境地。中革军委反对红2、红6军团东进常德、桃源，坚持要两个军团继续南下，在沅水上游或泸溪、乾城、凤凰城地区活动，以最大限度地调动位于黔阳、芷江、洪江的国民党军部队，为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和向湘鄂西推进减轻压力。12月14日，中革军委电示红2、红6军团，明确两个军团主力应挺进沅江上游，只同意以一个支队向桃源方向活动，牵制、迷惑湘山之敌。
回兵南下，意味着要放弃极为有利的战机；继续东进，则与中革军委指示的意图显然相悖，何去何从，贺龙等人面临抉择。贺龙反复思考后，坚定地说：“我看还是接着打吧!军委离得远，对这里的情况没有我们清楚。打了胜仗挨点批评也合算。我看，怎么对斗争有利，怎么能把敌人多背点过来，就怎么做!”关向应、萧克同意贺龙的意见。
12月15日，天降大雨。入夜之后，红军踏着泥泞的道路，在大雨、夜色的掩护下，急速前进，一夜行进百余里，于16日拂晓突然对梧溪河之敌发起进攻。
梧溪河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红军先头红12团在行进中一举突入梧溪河西山的国民党军阵地。国民党守军第701团没有想到红军会雨夜突袭，陷入了慌乱，但独34旅毕竟是主力，很快就稳住了阵脚，展开猛烈反扑。红12团力不能支，被迫后撤。在此紧要关头，贺龙率红4师主力和红6师第18团赶到，首先制止了敌军的反扑，然后指挥部队重新发起冲击。雨声、枪声、爆炸声和喊杀声交织在一起，响彻山谷，红军官兵个个奋勇，完全在气势上压倒了敌军。国民党军第701团再也无法抵挡红军的进攻，很快瓦解，拼命南逃。
罗启疆接到梧溪河遭袭的报告后，命令驻桃源的第700团主力增援。但增援部队先头刚到梧溪河南侧，就被溃退的第701团冲散，不战自溃，与溃兵一道逃往常德。历时两个月的湘西攻势胜利结束。
湘西攻势，共击溃国民党军十五个团，歼灭其中四五个团的有生力量，占领了永顺、大庸、桑植、桃源、慈利等县城，并进攻沅陵，包围常德，极大地威胁了湘军和蒋介石嫡系中央军部队堵截中央红军作战的总后方，迫使国民党军从堵截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中抽调3个师驰援湘西，并使鄂西之国民党军未能入川作战，从而在战略上有力地策应与配合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特别是极大地减轻了红军西进入黔作战的压力。
任弼时、贺龙等人既从大局出发，坚决执行配合中央红军行动的战略任务，又以对党和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抵制了“左倾”路线控制下的中央与中革军委的错误指导，一切从实际出发，正确确定行动方针，率部横扫湘西，连战连捷，创建出以永顺、大庸、桑植、龙山为中心，九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四五十万人口的湘鄂川黔苏区，成了红2、红6军团生息与发展的战略基地，也成了中央苏区陷落后长江以南区域唯一一块红色根据地。
★ 贺龙买桥
永顺，是湘西地区的一座山中小城。猛洞河穿城而过，将小城一分为二，河上的木桥成了沟通来往交通的必经之路。
木桥位于永顺城中，湘西一带百姓称之为“花桥”，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情。石砌的梭子墩在河水中排成一线，两丈多高的墩顶直架着12根粗大的圆木，圆木上铺着厚厚的衫板。上层主体是木榫板壁，撑起了高大的斗拱阁楼，两侧雕栏飞檐，绘有“喜鹊登梅”、“二龙戏珠”等民间传说。
红军占领永顺后，国民党军陈渠珍部重兵来犯。大战在即，红2军团军团长贺龙却拿上鱼竿坐到了“花桥”边钓鱼。说是钓鱼，眼睛却不看浮漂，直盯着桥上的雕梁画栋出神，连鱼上钩了也不理会。过了许久，方让警卫员叫来了工兵连的一位班长，说：“你给我估算一下，照时价，木料加建工，造一座这样的花桥需要多少大洋?”
这位班长参军前是个木匠，建过花桥。桥上桥下仔细查看了半天，很快算出了大致数目，需要大洋一千块。贺龙微微点头，收起鱼竿，返回了指挥部。
贺龙与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齐聚指挥部，研究退敌方案。贺龙已是胸有成竹，提出了诱敌深入的作战设想，说：“敌人已经距永顺不远了，我们主力不守城池，北撤寻找好的地点打敌人的埋伏。6军团派一个团作后卫，除边打边撤，掩护主力，并诱敌上钩外，还要完成一个任务，就是烧桥!”
“烧桥?”红6军团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感到不解。
“烧桥。陈渠珍的队伍我了解，你越断路，他越觉得你不敢打，就越要盯着你。我们就搞得惨一点，像个逃跑的样子，让他的尾巴翘得高些，越高越好！”
萧克、王震拍手叫绝。两人交换意见后，说：“烧桥和诱敌的任务交给郭鹏的51团怎么样?”
贺龙点头赞同。任弼时说：“桥，现在烧了，仗打完后要重造。我们是红军，不能让老百姓受损失，造桥的钱我们要出。贺军长已经让人估算过，一千块大洋绰绰有余。关副政委已经给城里的开明人士开过会了，让郭鹏他们马上到供给部取钱，送到商会会长家。”
一千块大洋，不是一个小数目。红51团团长郭鹏接到命令后，不敢怠慢，派人专门护送，把一口袋银圆送到了商会会长处。自己则带上1营到达桥上，浇煤油，堆木柴，准备点火。
不料，过了一会儿，却见送钱的人提着口袋汗淋淋地回来了，说：“那个会长死活不收钱。”郭鹏急了，喊道：“送钱都送不出去，你的脑袋进水了?耽误了烧桥，我枪毙你!”送钱者委屈地说：“那个会长一见到大洋，脸都吓白了，直说我们在开玩笑，还要拿钱给我们。我们怎么解释都白搭。”团政委苏杰见状，说：“老郭，你继续准备，我去看看。”
苏杰等人来到商会会长家。会长已经八十多岁，见政委亲自来送，方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事情是真的，老泪纵横，好半天方说：“老朽生在前清，见过的队伍无数。你们红军不搜刮百姓就是仁义之师了，还要花钱打仗，旷古未闻啊……”
大洋送出去了。但桥头却出现了麻烦。红军刚刚点火，不知道从哪里忽然冒出来一大群衣衫褴褛的男女老少，哭哭啼啼，称自己是靠在桥上摆摊糊口的人，烧了桥就没法活了，要么红军给钱，要么就与桥同归于尽。
郭鹏、苏杰百般解释，那群人就是待在桥上不动。敌军已经逼近县城，没有办法，两人只好向王震政委报告。王震听后，沉吟片刻，说：“要赔就赔到底吧。你们团再掏两百块大洋，分发给群众！”
郭鹏、苏杰叫苦不迭，说：“我的政委啊，我们饭都吃不好，从哪里找两百块大洋?”
“那我不管，”王震的回答不容商量，“反正不能损害群众利益，更不能不按时完成烧桥任务!”
两人回到桥上，苏杰说：“没有办法了，只好发动大家凑钱。”郭鹏同意，首先掏出两块大洋放到了苏杰手中，转身对众官兵叫道：“把身上的钱都掏出来，掏干为止！”
大家正在凑钱，一阵风过，桥上的火焰猛起。等候领钱的人群中有人喊道：“桥上有东西!”原来红军到来前，城里的富户人家悄悄地把细软、财物、烟土藏在花桥的板缝里。火舌一起，噼里啪啦地往河里掉。桥上的人群见状，不再与红军纠缠，纷纷跳到河里捞财宝去了。
51团顺利地完成了烧桥任务，刚刚撤到城边，国民党军部队就进了县城。果然不出贺龙所料，国民党军旅长周燮卿见红军烧掉花桥，哈哈大笑，称：“人人都怕贺龙，我偏不怕!他烧桥断路，是害怕我们，逃命去了。我要追上他，活捉他，根绝匪患！”
第二天，国民党军倾巢出动，在桥墩搭上木板过河，一路紧追北撤的红军不放，最终被红军诱入了十万坪谷地，遭到歼灭性打击。周燮卿等人率残部好容易逃回永顺，一到猛洞河边，全傻了眼。贺龙先敌一招，派出小分队撤掉了木板，只给他们留下了空荡荡的桥墩。红军大队人马追到河边，国民党军被歼大部，只有少数人沿河岸突出包围，侥幸逃得性命。
★ 模范会师
1934年10月，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3军与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6军团会师。红3军视来自中央苏区的红6军团为老大哥，对带来中央红军光荣传统的红6军团有着钦慕之情。尽管当时处境非常困难，但以最大的热情帮助红6军团的战友。贺龙事无巨细，亲自部署一切，要求尽最大的努力保证红6军团官兵好好恢复体力，做好三件事：一是官兵睡好觉，吃饱饭，二是洗澡、理发、洗衣服，三是打草鞋。他还专门下令，从红3军挑选了部分乘马和轻机枪送给了红6军团。红3军上下齐动员，承担了驻地等全部的岗哨勤务。官兵宁肯自己饿肚子，也要省下粮食、肉和盐巴送给战友，有的组织队伍上山打茅草给红6军团部队垫铺，有的拿出自己所存的草鞋筋子帮助打草鞋。浓浓的战友情荡漾在会师的部队之中。
红6军团由湘赣根据地初到地形、民情、风俗截然不同的黔东地区，对与当地人民血肉相连的红3军有着依存心理，同时也对贺龙领导的红3军战绩早有所闻，特别是对贺龙的传奇经历更是崇敬万分。当时，受“左倾”错误路线影响，红3军中的政治工作遭到严重破坏，基层党、团组织瘫痪。任弼时主持两军联席会议，初步纠正了红3军中的左倾错误，并与萧克、王震从大局出发，将红6军团政治部与红3军政治部合并为红3军政治部，并将保卫局完整地调给了红3军，还选调了一批富有政治工作经验的干部到红3军师、团两级政治机关工作，从而使红3军的各级政治机关和各种政治制度逐步健全。
正是这种高度的无产阶级友爱精神和党性原则，奠定了红3军与红6军团团结协作、共同战斗的坚实基础。在短短几天的时间内，两军已经相互融合，形成了一个整体。这次会师也因此而成为人民军队发展史上著名的“模范会师”。
10月26日，两军会师大会在南腰界举行。任弼时宣读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祝贺两军会师的贺电后，抬手一指贺龙，高声说道：“六军团的同志天天想看到的贺龙，就是他!他就是两把菜刀闹革命，南昌起义的总指挥，我们的贺龙军长!”
贺龙登上方桌，笑容满面，说：“同志们啊，我让弼时同志夸得有点昏昏沉沉咯。两把菜刀闹革命，是单刀，不是双刀，我拿了一把，另一把在我把兄弟的侄子手中哩。……”全场爆笑，统帅与士兵的距离骤然拉近。
贺龙接着说：“会师，会师，会见老师。你们是从井冈山来的，那是朱德、毛泽东同志创建的苏区，朱毛红军一直是我贺龙和红三军学习的榜样。我热烈地欢迎你们，欢迎我们的老师！”
“你们千里跋涉来到这里，本该休息一阵，睡个好觉，可是蒋介石不让我们休息。我们一会师，树大招风，我料想蒋介石也睡不着觉！这里是新开辟的根据地，不很巩固。可靠的根据地在哪里呢?”贺龙用烟杆一敲自己的草鞋底，说：“在我们的脚板上!靠我们行军、打仗，夺取胜利，开辟更大的根据地，消灭更多的敌人！”
两天之后，整编后的红2、红6军团六千余名将士，精神抖擞，跟随贺龙、任弼时踏上了进军湘西、开辟新苏区的征程。
★ 红2、红6军团序列表（1934年10月~12月）
红2军团军团长：贺龙
政治委员：任弼时
副政治委员：关向应
参谋长：李达
政治部主任：张子意红6军团军团长：萧克
政治委员：王震
参谋长：谭家述
政治部主任：甘泗淇
（辖红49、红51、红53团）红4师
红6师师长：卢冬生
政治委员：卢冬生（兼）杨礼明（后）
（辖红10、红12团）
师长：钟炳然
政抬委员：袁任远
（辖红16、红18团）第四章
黎平转兵
第四章 黎平转兵
渡过湘江之后，西进的中央红军笼罩在压抑、悲伤、愤懑的气氛之中。曾经纵横驰骋、灵活机动的红军，自战略转移之后，何以变得如此步履蹒跚，处处被动，虽一路拼杀，却始终无法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谁应该对湘江之战的失败负责，谁应该对红军的巨大伤亡负责!?各种议论在部队中愈来愈多，不但高级干部和指挥员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完全丧失了信心，而且普通官兵中间要求改变军事指挥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最高“三人团”的权威受到严重挑战。
面对红军历史上最惨重的损失，博古情绪低落，陷入深深地自责之中，但却继续顽固地坚持“左倾”错误路线，坚持将富有战争指挥经验的毛泽东等人排斥在军事领导圈之外，盲目地信任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把军事指挥权继续完全地交给李德。而李德在湘江战役之后，丝毫没有检讨自己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失误，将失败的原因完全归咎于中央和军委没有及早执行他的决策，认为是在湘南的战略方向上因意见分歧而贻误了战机，他动辄暴跳如雷，指手画脚，甚至无端指责部队作战不力，要惩处一些为强渡湘江做出巨大贡献的高级指挥员，这种做法引起了红军官兵的强烈反感。在最高“三人团”中，只有周恩来坚持工作，苦苦支撑着困难的局面，与朱德共同筹划着红军的具体行动。而许多高级干部在血的现实面前逐步觉醒，开始坚定地反对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要求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统帅岗位的呼声日益高涨。
中共中央的领导层开始酝酿着重大变化。中央红军的长征行动开始着重大转折。
西渡湘江之后，中央红军进入了广西越城岭及其以西的西延地域（今资源县境），准备在此短暂休整，然后沿红6军团西进老路，由大埠头出湖南城步，到湘西北与红2、红6军团会合。
这是一条绝路。早在湘江之战前，蒋介石即已判定红军西进的最终目的是与红2、红6军团会合，因而除在湘江地区部署重兵之外，还制定了在“湘水以西地区剿匪的计划大纲”，设想如果在湘江以东无法消灭中央红军，就在黎平、锦屏、黔阳以东，武冈、宝庆以南，永州、桂林以西，龙胜、洪州以北地区将红军最后“剿灭”，并具体划分了湘、桂、黔三省国民党军部队的守备区。湘江之战后，蒋介石立即将计划付诸实施，令湘、黔、桂三省国民党军按照划定的区域迅速展开“堵剿”行动，同时将原“追剿”军第一、第四、第五路军等部编为第一兵团，任命刘建绪为总指挥；将原“追剿”军第二、第三路军嫡系中央军部队编为第二兵团，任命薛岳为总指挥，分别由黄沙河、全州一带向新宁、城步、遂宁、靖县、会同、芷江地区开进，对红军展开平行追击。同时令黔军王家烈部在锦屏、黎平一线堵击红军，令桂军部队尾追红军。
湘、桂两省的国民党军从红军的行进路线已经判断出了红军下一步的行动将是出大埠头经车田出城步，桂军以两个师实施尾追，以两个师进驻龙胜实施堵击；湘军以第一、第二兵团十五个师又一个支队，沿大路向新宁、城步、绥宁、武冈疾速推进，并在湘西北地区设置了四道碉堡线，准备配合桂军前堵后追，合击红军。
中革军委获悉了国民党军的企图，决定放弃在西延地区休整和北出湖南城步的计划，继续西进，深入越城岭山区，绕道桂北地区，首先进至湖南西南的通道地区，摆脱敌军，然后再继续北上。12月5日，红军继续西行，翻越长征之后的第一座高山——老山界，进入广西龙胜县境，暂时摆脱了敌军。
桂北地区，山高林密，民族杂居，经济非常落后。当地的苗族、瑶族、侗族居民长期受反动政府的欺压，与汉人隔阂很重，加之国民党特务不断造谣滋事，对红军部队的到来非常恐慌。在红军到达前，当地群众纷纷逃入山林，红军行进非常困难，且麻烦不断，常常遭到反动武装的袭扰。红军严守群众纪律，以模范的行为很快消除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戒心，赢得了各族人民的拥护。逃入山林的群众纷纷返回家园，不少青壮年参加了红军。红军离去后，一位叫黄孟矮的瑶族人在才喜界的石壁上刻下了一首颂扬红军的诗：“朱毛过瑶山，官恨吾心欢。甲戌孟冬月，瑶胞把家还。时遇恩人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
12月11日，红军走出越城岭山区，到达了湖南通道地区。但危局并没有消失，反而更加严重。在红军通过桂北地区的时候，国民党军新的“追剿”部署已经完成，中央军、湘军、桂军、黔军等追堵部队均已到位，湘西北工事密布，十余万国民党军正张网以待。红军如继续北行，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而博古、李德在这样的时刻，依旧执迷不悟，在作战命令中一再重申“总的前进方向不得改变”，硬要指挥红军撞入国民党军张开的大网。
在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毛泽东毅然挺身而出，与“左倾”错误军事路线执行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向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建议：立即放弃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转兵入黔，向国民党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跳出敌军的包围圈，扭转危局。
这是红军摆脱险境的唯一抉择。在各路国民党军中，黔军最弱，不仅兵力单薄，而且武器装备较差，缺乏训练，纪律涣散，战斗力低下，且省内派系林立，王家烈、侯之担、犹国才、蒋在珍等军阀各据一方，矛盾重重，难以形成统一的作战力量，便于红军各个击破，争取主动。同时，中央红军入黔，能够与川北的红四方面军和湘鄂川黔的红2、红6军团形成鼎足之势，并有广阔的机动发展空间，在战略上极为有利。而北上湘西北，则要与五六倍于己的优势敌军决战，对于减员严重、极度疲劳的红军来说，后果不堪设想。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员在通道地区召开临时会议，讨论毛泽东的建议。出席会议的李德强烈反对毛泽东的建议，主张是否“让那些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浑元）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区创建一大片苏区”。
但是，李德的威信已经由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的作战失利，特别是湘江之战的失败而丧失殆尽。失败，使得中国共产党人愈加成熟，开始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脚踏实地地求生存、求发展。在中国革命和红军面临生此存亡的严峻时刻，李德已经再也无法凭借共产国际的“金字招牌”压制正确意见了。他的主张第一次遭到了出席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数委员们的反对。
在会议讨论中，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建议。在决定大政方针的“三人团”中，周恩来明确表示应采纳毛泽东的建议，而博古在严重的敌情面前，也不得不承认只有先西入贵州，然后再北上，“才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会议最终部分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通过了将红军行进路线转向贵州的决定。
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首次得到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多数领导人的支持，并被部分地得到采纳。特别是“三人团”中周恩来态度的转变，具有重大的意义，李德的军事指挥决策权因此第一次受到挑战。
但通道会议并没有完全解决红军的战略方针与战略行动方向问题，也没有最终做出放弃北上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完全转兵向西，在敌军兵力薄弱的贵州图谋新的发展的决定。红军的西行，只是为尔后北上湘西所采取的机动行动。依旧把持红军指挥权的博古、李德虽不得不同意西入贵州的决定，但依旧顽固地坚持既定目标，坚持北上会师红2、红6军团的方针不变，否定了毛泽东建议中最重要的成分。
12月13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中央红军“迅速摆脱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
第二天，中革军委又电示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令红2、红6军团“以发展湘西北苏区并配合西方军行动”为目的，主力向沅江上游行动，以调动或牵制黔阳、芷江、洪江的敌人，并以一部前出桃源，牵制与迷惑湘中之敌，配合中央红军的北上。
12月13日，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路，由通道地区出发，继续西进，于15日突破黔军防线，进入贵州，攻占黎平与老锦屏。16日，前锋红1军团部队前出至柳霁地域，准备渡过清水江，沿湘黔边界北上，与红2、红6军团会合。
在部队行动期间，关于红军战略方向和行动路线的争论继续进行，毛泽东的建议得到越来越多的同志的赞成。在通道会议中途退会的李德得知会议决定后，曾严厉质问周恩来为什么要西入贵州。周恩来自长征以来力撑危局，每天都要处理军务，通宵达旦，睡觉只能在行军的担架上解决，他对李德的太上皇作风早已厌恶，但为了党内团结和军事决策的统一，一再忍让。此刻一向沉稳镇定的周恩来再也无法忍受李德的态度，激动地回答：中央红军需要休整，这只能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
12月17日，军委纵队进驻黎平。在此期间，敌情又发生了重大变化。红军继续西进，破关入黔，使得国民党军在湘西南城步一线张开的口袋阵瞬间失去了作用。蒋介石急忙调整部署，以黔军退守黔东的施秉、台拱（台江）一线，继续堵击红军；以“追剿”军两个兵团迅速向铜仁、玉屏、天柱一线开进，企图构成新的防线，配合黔军，拦截中央红军北上。桂军也趁火打劫，以一个师向榕江推进，企图对红军进行侧击，并趁势入黔。
国民党军正在黔东北、湘西北地区形成新的口袋阵。红军如继续北上，坚持与红2、红6军团会合计划不变，不仅将困难重重，而且是自投罗网，前景凶险莫测。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8日在黎平召开会议，再次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根据国民党军已经在湘西北布下重兵，并正向黔东北集结的严重敌情，再次力主放弃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建议红军继续西进，进入敌人力量空虚的黔西北地区，在川黔边创建新苏区。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人支持毛泽东的建议，因病缺席会议的李德则托人带来意见，主张红军折向黔东，继续寻机北上。
会议最终否决了李德的意见，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确定放弃北上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继续西进，进军黔西北，创建川黔边新苏区。同时决定在适当时机召开会议，决定审查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新苏区根据地的决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军事指挥下的经验教训。
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并确定，“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遭遇时，则应坚决打击之，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决定》并“责成军委依据本决定，按各阶段制订军事行动计划，而书记处应会同总政治部进行加强政治工作，以保证决定及军事作战部署之实施”。
这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会议。从湘南到通道，经过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终于得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采纳，从而解决了红军迫在眉睫、至关重要的部队行动方向问题，不但避免了中央红军全军覆没的危险，而且也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等党政军机关的大批干部得以幸存，这就为中国革命保留了最宝贵的财富。
黎平会议及其形成的《决定》，同时也标志着红军的军事路线终于开始转向正确的轨道。经过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以来的挫折，特别是湘江之战的巨大损失，左倾路线的军事方针已经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而毛泽东所坚持的军事路线则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全军上下在挫折和失败中，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的伟大，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重新开始在红军的行动中占据主导地位，中革军委在指导战争和部署行动时，都充分征求和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开始重新参与军事指挥。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在会后则被逐步剥夺，再也无法在红军的军事决策中扮演太上皇的角色了。中革军委第一次有了自主决定军事行动的权力，作战指挥趋于灵活。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开端。
所有这一切，汇成了红军长征后的第一次真正的转折，也为尔后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准备了条件，奠定了基础。犹如黎明前的曙光，黎平会议使得红军官兵重新看到了光明，中国革命的前途再次呈现希望。
在通道会议到黎平会议召开期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还做出了另外两项重大决定。
一是进行整编，充实作战部队。决定军委第1、第2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任命刘伯承为军委纵队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钟伟剑为参谋长，下辖三个梯队，而以干部团、保卫团为独立的作战部队，直辖纵队司令部；撤销红8军团建制，除营以上干部外，人员全部补入红5军团。同时决定，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期间因反对李德错误指挥被贬任红5军团参谋长的刘伯承，重新出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
二是彻底清理辎重行装，将从中央苏区一路带出的“坛坛罐罐”全部“砸碎”丢弃，部队轻装上路，同时撤销担任搬运任务的教导师建制，人员分别编入红1、红3军团。消息传出，全军雀跃，无不拍手欢迎。时任国家保卫局驻教导师特派员的裴周玉回忆道：“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包裹箱子打开，里面有印刷机、修理器械、医疗器械，还有许多没用的废旧枪支、枪托、枪柄、子弹壳、铁锤、钢条、蜡版、铁球，等等。最可笑的竟还有扫帚、擦枪布、破工作服、烂手套，真是应有尽有。见到这一堆破烂，大家怒不可遏，义愤填膺。回想出发以来，这些破烂东西把我们胖的拖瘦了，瘦的拖病了、拖死了。那么多的战友没死在敌人枪炮下，却为搬运这些破烂丧生，怎能不叫人痛心?就是这些破烂拖累我们这个有六千人的教导师只剩下两千人了，而为掩护我们和这些破烂而牺牲的两翼部队的战友们，更是不计其数。我们把一腔怒火集中在铁锤上，向着这些该死的东西狠狠砸去，砸得稀烂，放火把它们烧成灰烬还不解心头之恨。”
12月19日，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发布《关于军委执行中央政治局决议之通电》，对西入贵州的第一步作战行动作出部署：以红1、红9军团为右纵队，以红3、红5军团和军委纵队为左纵队，大致于23日前出到剑河、台拱、革东地域。在12月底，右纵队进占施秉，左纵队进占黄平。并规定：“在前进中，如遇黔敌应消灭之，如遇尾追之敌应击退之，在不利条件下则应迟滞之。”
红军总政治部也于12月21日发出《关于实现在川黔边创造新苏区根据地的训令》，指出：“党中央明确地决定，我主力红军当前伟大的任务，是要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区。”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及全体政治工作人员，深入到连队之中，做好宣传解释工作，使广大指战员了解党的行动方针，以百倍的勇气与信心为实现创建新苏区而奋斗。
大军未动，政治动员与解释工作即全面展开，且将党的方针与行动方向传达到每一位官兵，这与长征伊始的层层保密、官兵不知所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军事行动部署也表现出了新的特征，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对各军团何时以多少兵力进至何地都要具体规定，而是在确定总的行动方向与原则的前提下，把行动的机断权完全交给了一线指挥员。正如周恩来回忆的那样：黎平会议之后，“军事指挥与以前大不相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
由此，红军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尽管人员减少，但作战部队更加充实，指挥更加灵活，力量更加集中，士气更加高昂，战斗力更加坚强。
12月20日，中央红军部队以“夺取先机，首先消灭黔敌”为基本作战指导原则，兵分两路，向黔西北推进。
贵州境内，山高林密，气候多变，当时经济十分落后，所谓“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当地军阀部队，官兵几乎人手一杆鸦片烟枪、一支步枪（手枪），人称“双枪兵”，体质虚弱，训练极差，装备落后，加之大小军阀各霸一方，相互混战，根本无法形成抵抗红军的统一力量。而国民党军“追剿”部队重兵集结湘西，正等待与红军决战，贵州防务非常空虚。
红军入黔后，如入无人之境，黔军防线一触即溃。右纵队前锋红1军团经剑河西进快速推进，于25日攻占镇远，26日进占施秉；红9军团随后跟进，北渡清水河，配合红1军团夺取镇远，并警戒全军的右翼。左纵队前锋红3军团经南加、南哨地区，于24日进占台拱以南地区。
国民党贵州省主席王家烈自知根本无力抵挡红军，在红军进占黎平时，即向各省军阀发出通电，请求各省出兵贵州，联合“扑灭”红军。同时致电蒋介石，恳求“中央飞令到湘各军，西移黔境，及桂省部队越境‘会剿’，以期聚歼该匪，挽救黔难，无任感祷”。
红军大举入黔，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也使得他精心筹划的湘西决战计划顿时落空，但他并没有惊慌，反而有些得意。红军西入贵州，虽然使他失去了一举根除“赤患”的机会，却给予他以“剿共”之名收拾西南各省军阀的天赐良机，而贵州军阀成为他的第一个目标。因而，他严令在湘西等候红军的“追剿”军，立即转道向西，全力追击红军。但又令湘军追击部队只进至黔东地区，桂军只沿黔桂边界防御，而密令嫡系薛岳部一路追击，深入黔境，相机解决王家烈等贵州地方军阀。
薛岳依计行事，率部大举入黔，经晃县（新晃）、玉屏向施秉、凯里方向追击，先头吴奇伟纵队于27日进至镇远。当时的黔军镇远行营参谋长黄烈侯在战斗详报中记载，国民党中央军入黔时，曾张贴标语云：“不问匪窜方向如何，本军总以入贵阳为目的。”黄烈侯埋怨道：“中央追缴军”并不追剿，直接沿贵（阳）、龙（里）大道前进，开往贵阳，使得红军安全渡过了乌江。而湘军何键对蒋介石的心思一清二楚，且湘西之红2、红6军团攻势正盛，他也不愿此刻分兵西进，遂令刘建绪率两师兵力入黔，先头于28日进至锦屏。黔军王家烈部则集中六个团在施秉、黄平地区布防，准备阻止红军西进贵阳。
在国民党军重新部署的时候，红军部队昼夜兼程疾速西进，执行中革军委所确定的抢渡乌江，攻占遵义的任务。12月28日，右纵队红1军团第1师第1团占领余庆，第2师占领老黄平（旧州）；左纵队红3军团占领黄平，红5军团进至台拱。29日，红军向乌江方向继续推进。前锋红1军团两路行进，红2师进占猴场（草塘）、陈家寨，31日进至木老平及其东北地区；红2师于30日到达龙溪，进抵乌江岸边，并立即展开北渡乌江的准备。大军随后跟进，野战军总部于31日到达猴场。
然而，就在这时，党内的争论却再次发生。黎平会议虽然解决了红军最为紧迫的战略方向问题，但并没有来得及对中央的领导体制和军事指挥体制作出调整，因而会议决议的实施缺乏必要的思想保证和组织保证，党内、军内的认识并未完全统一。
李德对否决了他与博古转道黔东，继续北上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主张大为不满，加之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开始逐步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毛泽东重新参与军事指挥，而他则在军事指挥上再也不能颐指气使，决定一切，因而大发脾气，经常无理指责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和中革军委的军事决策，这种野蛮、无理的行为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也使得他日益成为孤家寡人，唯有博古等人依旧将他奉若神明。红军进入贵州腹地，特别是逼近乌江后，李德不相信红军有能力突破天险，渡过乌江，更反对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与博古重弹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老调，要求中央政治局重新审议黎平会议的决议，建议红军不过乌江，首先在乌江南岸建立临时根据地，然后掉头向东，重走老路，北上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从而再次挑起了党内争论。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县猴场（草塘）召开会议。会议分析了自红军黎平西进以来的新形势，完全肯定了这一战略行动，认为它带来了“开始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最后阶段”。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进一步的肯定，而博古、李德的主张则被坚决地否决。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我们保证能打过乌江，要是向别的方向走，就是上敌人的当。”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不过乌江，不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根据地，而要回头和红2、红6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重申了黎平会议关于创建川黔边新苏区的决议，决定红军立即抢渡乌江，攻占遵义。
会议通过了《关于野战军通过乌江以后到达行动方针的决定》，确定：红军要准备在川黔边地区转入反攻，“目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第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发展，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要求在全体官兵中进行“深入的宣传鼓动，最大限度地提高他们的战斗情绪，增强他们的作战意志与胜利的信心”。
《决定》同时指出：突破乌江，占领遵义之后，“要尽量利用我们所争取到的时间，使部队得到短期的休息，并进行整顿补充的工作，特别是加强在连队中的政治工作。在充实战斗连的原则下，应缩编我们的部队。军委纵队应继续缩小，以适应于新的作战环境。”
为了防止博古、李德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发布命令，改变中央政治局决定的情况发生，同时也为了解决最高“三人团”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大权独揽，使政治局的决议难以得到坚决贯彻，以及军事指挥上的机械呆板、消极避战等问题，《决定》中特别作出了三项规定：
一是要求“军委必须特别注意敌情的分析研究，道路、敌情的侦察，抓住反攻的有利时机，并不失时机地求得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来有把握的取得胜利”，并且指出，“新苏区根据地只有在艰苦的、残酷的、胜利的战斗中才能创立起来，反对一切逃跑的倾向和偷安休息的情绪”。这就明确界定长征中的走与打的关系，对战略转移中的逃跑主义作出了初步的纠正。
二是明确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一规定，实际上收回了最高“三人团”的军事决定权，自然也就等于取消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以来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独断专行权，为毛泽东重新执掌红军的指挥权作了铺垫。此后，李德基本上被剥夺了指挥红军作战的权力。正如周恩来后来所回忆的那样：“经过不断的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里所指的“遵义会议前夜”，就是猴场会议。
三是“责成书记处与军委保持同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的密切的通信联络。加强对于他们的在政治上与军事上的领导，使他们以积极的行动，来配合我们的反攻”。中央政治局因此而重新恢复了对全国红军的最高领导权，并明确书记处与军委——实际上是最高“三人团”必须在政治局的领导下进行工作。长征之后，最高“三人团”撇开政治局独自决定一切，政治局不过问军事的不正常状态得到纠正。
毛泽东《十六字令三首》猴场会议是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的继续，也是随后召开的遵义会议的重要准备。经过这次会议，不仅红军新的战略方向得到进一步确认，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在思想上加强了反对“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在军事指挥上“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者的军事指挥权”，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同，这就为遵义会议彻底解决军事与组织问题，顺利实现党和红军最高领导的改组，奠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直接基础。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伟大的转折即将到来。回首五岭山脉的艰难征程，面对贵州境内的起伏群山，即将重新执掌红军指挥权的毛泽东诗兴大发，完成了他在长征路上的第一首诗篇——《十六字令三首》：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锷末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 惩处纵火者
红军进入桂北山区之初，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里是苗族、瑶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居住区。他们长期受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政府的压迫，对汉人心存疑惧，甚至仇视。桂系军阀利用少数民族的这种心理，派遣特务，并雇用当地地痞流氓，混入红军宿营的村寨，乘隙纵火，烧毁民房与粮食，然后嫁祸红军，四处散布谣言，说红军是强盗，见人就杀，见屋就烧，见女人就抢，破坏红军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由于敌特纵火不断，造成红军的宿营地火灾频繁。时任军委干部团卫生队长的蒋耀德回忆说：“我干部团越过老山界进入苗山苗民区域的第四天，部队在尖顶苗区宿营，团卫生队与迫击炮连睡在苗民房二层楼上，刚刚入睡，忽然外屋有人喊：‘失火了！’顿时火光冲天，照似白昼。大家被火惊醒，急忙跳楼而下，奋力救火，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抢救，总算把这漫天大火扑灭了。这场大火烧了三间半屋子，我们送给群众一百多块大洋，群众很感谢红色干部团。”
1934年12月10日，军委纵队宿营尤坪寨、广南寨，夜间突然发生大火。这两个寨子都是比较大的侗族村寨，房屋都为木质结构，虽然红军奋力扑救，依旧造成很大损失，龙坪寨被烧毁民屋二百多间，广南寨也被烧毁民屋二百多间，几乎被夷为平地。
在大火中，夜宿龙坪寨的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险遭不测。时任周恩来警卫员的魏国禄回忆说：“这天晚上，周副主席是长征以来少有的休息比较早的一个晚上。照顾首长吃饭、休息以后，我们也很快休息了。经过一天的长途行军，已很疲劳，躺下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夜间12点左右，我睡得正香甜的时候，被哨兵的叫喊和‘噼噼啪啪’的着火声惊醒，爬起来跑到门口一看，哎呀！周副主席住的房后边火光冲天!火势蔓延很快，团团黑烟和股股火舌从周副主席的房门口、窗口往外直窜。我这一惊非同小可，顺手抱起一条毯子就窜进了首长的房子。这时，房内已成了烟和火的世界，根本睁不开眼睛，周副主席已经起床了。我不顾一切地领着他从房内跑了出来。不一会儿，这间房子就被熊熊的大火吞没了。”
在大火中，红军官兵全力保护寨中的主要建筑鼓楼。这座鼓楼建于1797年，结构严谨，雄伟壮观，具有典型的侗族建筑风格，是当地侗民引以为荣的古建筑。寨中缺水，红军官兵用手中的简易工具，奋不不顾身地扑灭了已经烧到楼前的火舌，保住了鼓楼。侗民感激万分，将鼓楼称作“红军楼”。
连续的火灾引起了红军的高度警觉。周恩来召集有关人员开会，亲自指示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可以肯定这火是敌人放的，……我们一定要把放火者查出来，彻底揭穿敌人的阴谋。”
经过彻夜清查，从寨中找出三个可疑分子。他们承认是被国民党收买派遣的特务，伪装成红军，混入寨内，乘人不备放火的。但有一人当夜逃跑了。
朱德听说后，生气地说：为什么让这恶贼跑了?要都留着给群众看看国民党的罪恶!当晚，朱德专门颁布命令：
连日桂敌派出大批密探，在我各兵团驻地，纵火焚烧民房，企图嫁祸于我军，破坏红军在群众中的信仰。各兵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于到达宿营地后，及离开宿营地以前，严密巡查，并规定各连值班。一遇火警，凡我红色军人，务必设法扑灭，及救济被难群众。纵火奸细，一经捕获，应即经群众公审后枪决。
第二天，国家保卫局在龙坪寨召开群众大会，宣传讲解红军的政策，揭露敌人的阴谋。群众知晓真相后，无不义愤填膺。应群众的要求，红军将纵火者当场枪毙。
揭穿了国民党的阴谋，加上红军奋勇扑火，救济受灾民众，使得少数民族群众终于认识到红军是一支遵守群众纪律、维护群众利益的模范的新型军队，因而逐步消除了戒心，开始积极帮助红军。国民党挑拨红军与少数民族关系的阴谋破产了。
★ 《关于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
1934年年底，中央红军进入贵州东南地区，向乌江急速前进。黔东南地区，是少数民族杂居地区，当地经济落后，各族群众从未见过红军。1934年12月24日，总政治部发布《关于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要求全体人员模范地遵守党的民族政策，坚决执行群众纪律。《指示》规定：
一、明确传达与执行本部对苗民指示，不打苗民土豪，不杀苗民有信仰的甲长、乡长。
二、山田牛少，居民视牛为命，绝不应杀牛。土豪的牛要发给群众，严厉处罚乱杀牛者。
三、加强纪律检查队收容队工作，在宿营地分段检查纪律，开展斗争，立即克服一切侵犯群众、脱离群众行为。”
红军官兵坚决执行纪律，经过少数民族居住区时，秋毫无犯，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
★ 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高山——老山界
老山界，位于广西资源县、兴安县交界处，为越城岭山脉的中段分支，南北长约二十一公里，东西宽约六公里，面积一百二十六平方公里。山中群山高耸，悬崖峭壁，瀑布飞溅，森林茂密，气候多变，年平均气温只有九摄氏度。主峰猫儿山海拔两千一百多米，是越城岭的最高峰。1934年12月5日，长征中的中央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的追堵，开始翻越老山界。
这是红军长征中第一座翻越的高山，尽管与后来红军所翻越的大雪山等山岭相比，老山界并非最高，可对于从未翻越如此高山，且刚刚经过湘江血战的红军来说，则无疑是一次考验。
军委纵队由兴安县的塘坊出发，将翻越路线选在靠近主峰猫儿峰的山路上。这里山路险陡，沿路不但有众多栈道，而且有十余处险道。其中百丈陡，是在七十多度的陡壁上凿石为阶，石阶旁是数十丈的悬崖，十分险恶，雷公岩、三跳等险地，路如其名，狭窄陡峭，崎岖难行。当地人视为“畏途”，只有极少的人在天气较好的日子冒险过山。
红军部队点燃火把，连夜登山，上山八十里，下山三十里，艰难地在山路上攀登。陈云回忆道：“简直是走一步停一步，走一步停一下。天气又冷，风又大，山下泉水的流声如万马奔腾。人又疲倦，可是不敢合眼，只有一尺阔的路……因为走得慢，即使下午预备了火把的人，也已经把两三个火把烧光了，以后简直前后不见火把，只有稀稀的看见几个马灯的灯光在走动。队伍越走越慢了，走几步，停五分十分钟，既不像走路，也不像休息……（传令休息后），实在太疲倦了，不管地下是湿是干的，大家就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把被单往身上一盖就睡着了。人生再没有比这个时候、这个地方睡得舒服的，不到两分钟已经鼻息呼呼的入睡乡了……老山界这个山高得非常使人发急，到了一个山顶，见前面只有一个高峰，不料上了那个高峰，前面还有一个高峰。这样一个又一个地爬着高山，大家不停地喘气和汗流浃背。”担负运输任务的官兵更是辛苦，要拉着骡马，挑着担子，还要抬着机器，在山路上攀登，只能贴近石壁，一寸一寸地往前蹭，每挪一步都提心吊胆，稍不留神就会连人带物落入深渊。
红军官兵以惊人的勇气和毅力，彻夜行军，终于胜利征服了老山界。12月6日，军委纵队到达了资源县的塘洞和源头。当地百姓听说红军是从老山界上下来的，无不惊讶，称红军为“神兵”。
★ 毛泽东赠衣
1934年年末的一天，红军部队正向乌江推进之中。毛泽东随军委纵队离开剑河县城后，带着警卫人员大步向着乌江走去。
途经一个苗寨，看到寨边聚集了许多红军战士和百姓，毛泽东遂拨开人群挤了进去，发现路边倒着一位年过花甲的老妇人和一个年纪很小的孩子，衣着单薄，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奄奄一息。
毛泽东问旁边的战士：“这是怎么一回事?”
战士回答：这位老妇人今年收的粮食都被地主拿走了，儿子前几天又被抓了壮丁，一家人实在活不下去了。她带着小孙子出来讨饭，从早到晚也没讨到一点东西，冻饿交加，跌倒后就再也爬不起来了。战士们有心救济，但都没有多余的衣服和粮食，正不知该如何处置。
毛泽东听完，立即解开外衣，将里面穿的毛衣脱下，又令警卫员拿来两条装得满满的干粮袋，一起送到了老妇人手中。
老妇人挣扎着要跪起来给毛泽东磕头。毛泽东连忙蹲下，双手握住她冰冷的手，亲切地说：“老人家，莫作谢。我们是红军。红军是穷苦百姓的军队。”老妇人表情激动，看着毛泽东直流眼泪。毛泽东见状，又用贵州方言重复道：“老妈妈，你记住，我们是红军，红军是干人的队伍。”
老妇人似乎听懂了毛泽东的话，千恩万谢之后，口中念着“红军，红军，干人的队伍”，拉着小孙子蹒跚而去。
此事对红军官兵教育很大，并在部队中传颂很久。当时在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纵队政委陈云，目睹了事情的全过程，印象非常深刻，将之详细记载在后来撰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