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人的心灵最深刻的分析家。他之所以成为这样的分析家，是因为他在人的心灵里发现了所有谜的集中点，人在思索这些谜，他还看到了对所有困难的解决，人至今还没有能够克服这些困难。

        我们前面称列夫·托尔斯泰伯爵为生活的完善形式的艺术家，这些形式已经获得了稳定性；在这些形式的范围内，他以无法企及的完善穷尽了人的精神世界：心的所有最微小的活动。在业已形成的生活、业已确定的精神结构的形式里出现的所有难以觉察的思想萌芽，都清晰地表现在他的作品里，这个清晰性已不需要任何补充。但是，历史地发展着的生活中的两个重要方面没有被他涉及，这就是产生和瓦解；这些方面无疑在自身中带有某种病态的东西，常常在自身中包含着不合理的东西，有时是犯罪的东西。不知为什么他无法遏止地拒绝这一切。相反，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却是无法遏止地迷恋，他在补充托尔斯泰伯爵；与托尔斯泰伯爵相反，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人的生活和人的精神中尚未定型的东西的分析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当下现实完全隔离，与它缺少任何有机的联系，缺少对它的好感，这一切当然是他之所以完全停留在产生和瓦解方面的主要原因。他满怀等待或遗憾，永远面向未来，或者面向久远的过去，但从来不面向现在。所以，观察在瓦解之后的现在是如何灭亡的，或者在这个灭亡中间新生命是如何出现的，这对他来说总是一种最大的满足。在长篇小说的长长的系列里，从《罪与罚》到《卡拉马佐夫兄弟》，我们看到已确定的典型人物只是从遥远的地方忽隐忽现；在首要地位上活动的是这样的人，他们不属于任何确定的类型，他们是惊恐的和正在探索的人，是破坏或建设着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分析因此具有了某些特殊性：这是对一般意义上的人的心灵的分析，对人的心灵的各种状态、阶段、过渡的分析，但不是对个体的、单个的和完结的内心生活的分析(如在列·尼·托尔斯泰伯爵那里)。在他的作品里，活跃在我们面前的不是完成了的人物形象(每个这样的形象又都有自己内在的中心)，而是某一个人物形象的一系列影子——仿佛是一个产生或死亡的精神上的人的各种变体、细微变化。所以，他所塑造的人物在我们身上引起的主要东西是思考，而不是直观。他在我们面前展示的是人的良心深处，看来他是在自己力量允许的范围内展开和揭示这样一种神秘的症结，它就是人的非理性本性的集中点。

        但是，无论如何，根据其兴趣的产生看，心理分析只是次要的和被决定的；这个分析只是从《罪与罚》才开始发展。对他来说主要的和决定一切的是：人的痛苦及其与生命的普遍意义的联系。在其第一部作品《穷人》里已经出现的正是人的痛苦，但只是作为一个形象，在最后一部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里辩证地讨论的也是痛苦。

        如上所述，历史的根本之恶就在于其中的目的和手段之间不正确的关系：人的仅仅被当作手段的个性被堆放在文明大厦的底部，当然，谁也不能确定，这种情况将在多大的规模上，持续到什么时候。文明到处压制着下层阶级，它准备压制原始的民族，有时会闪现这样一个思想，当前活着的这代人可以为了未来一代人，为了未来几代人而做出牺牲。在历史上发生着某种可怕的事情，一个幻影抓到并歪曲了上面的这个思想。为了谁也没有看见的，只是都在等待的东西，做着某种令人无法忍受的事——至今一直是永恒手段的人的本质被抛弃了，不仅仅是个别人，而是大众和整个民族都在抛弃它，为的是某种一般的、遥远的目的，这个目的还没有向任何活着的人显示过，关于它我们只能猜测。这种情况何时结束，什么时候能出现作为目的的人(牺牲只能为这样的人奉献)——这个问题谁也不清楚。

        这个思想无法表述，却被实现着，它支配着事实，陀思妥耶夫斯基借助这个思想参加了战斗，他也不是在清楚地意识这个思想，而是在感觉和感受这个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