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西斯二世:埃及万王之王
作者:托比•威尔金森(Toby Wilkinson)
引 言
在古埃及自公元前2950年左右形成国家,至公元前332年并入希腊化世界这2600余年间,数百位统治者中,仅有唯一一位被现代埃及学家冠以“大帝”尊号。拉美西斯二世——这位被同时代人称为“乌瑟玛特拉”、在后世传说中名为“奥兹曼迪亚斯”的法老,如同巨像般屹立于尼罗河谷乃至整个古代近东地区。的确,他留下的纪念建筑(通常装饰着巨大的本人雕像)远超任何一位法老。他的子嗣也最为昌茂,仅记载在册的儿女就达百人之众。在他长达66年零两个月(公元前1279年—前1213年)的非凡统治期内,敌国兴衰更迭,他的三位指定继承人都先于这位看似不朽的父亲离世。
这些非凡人生的基本事实,尚不足以解释拉美西斯声誉历久不衰的特殊性。其他法老曾统治更辽阔的帝国,拥有更卓越的军事才能,创造过更精妙的艺术建筑。正如19世纪一位拉美西斯推崇者不得不承认的:“可以断定,他与寻常的东方专制君主并无二致——战时残酷无情,和平时期挥霍无度,贪婪掠夺战利品,行使几乎无限的权力时毫不手软。然而,这种傲慢与专制完全符合自古沿袭的惯例,也与他所处时代的特质相一致。”由此看来,拉美西斯并未如己所愿那般与众不同。所有古埃及君主都生活在盛大的仪仗之中,披着神圣的外衣,竭尽全力宣扬自己的名号与地位,这既为巩固当下统治,也为确保永世声名。在历代法老中,究竟是什么令拉美西斯二世显得独特、非凡而值得瞩目?这正是本书试图解答的核心命题。
审视拉美西斯大帝的生平与时代,有几个关键因素尤为突出。首当其冲的是他所处的时代背景。被埃及学家称为新王国时期(公元前1539年—前1069年)的阶段,标志着古埃及国力与繁荣的巅峰。在新王国初期,埃及统治者驱逐外敌后,为杜绝后患,在黎凡特和努比亚地区开拓了属于自己的帝国。鼎盛时期,埃及控制的疆域北起叙利亚中部,南至尼罗河第四瀑布,绵延1600多公里。作为帝国势力,埃及自由掌控着努比亚金矿、近东贸易网络和东地中海港口。至拉美西斯登基时,帝国的扩张时代虽已终结,但帝国的辉煌正值顶峰。在他的统治下,埃及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繁荣和强大,这使他能调动远超历代先王与后继者的资源。
其次,拉美西斯巧妙地运用其“伟大国王”(他是青铜时代“伟大国王”专属统治集团成员之一,该集团成员还包括赫梯、巴比伦和亚述君主)的地位,拓展了埃及影响力,并巩固了国家与个人的持久威望。尽管拉美西斯出身将门世家,王朝浸染尚武传统,但他最卓越的成就却体现在外交战略而非军事战术。他的军事行动多以惨胜或僵局告终,但这些战役有效维持了现状,为拉美西斯争取到战略周旋时间,使埃及占据有利的谈判地位。新王国的历代统治者要么是无敌战神,要么是外交巨擘,而拉美西斯两者都不是,但他或许是首位将两种手段结合运用,在近东政治风云中为埃及谋取利益的法老。
此外,拉美西斯的行事规模在古往今来的法老中也罕有匹敌。他的纪念建筑令人叹为观止(尽管多数改建自前朝遗迹)。他的直系血脉枝繁叶茂(虽诸多子女早夭,但这在古埃及实属常态)。作为建设者与父亲的角色,成为拉美西斯确立君权与王朝合法性的最主要途径。
最终,在统治的各个层面,拉美西斯似乎始终执着于自身正统性与历史遗产。这与他的王朝(埃及学家称为第十九王朝,公元前1292年—前1190年)的崛起背景密切相关。与他同名的祖父起于微末,这使得拉美西斯对家族的平民渊源耿耿于怀。因此他长期致力于通过追溯直至文明曙光时期的埃及王统来宣示正统性。与此同时,他又渴望被视作本朝始祖与新秩序的奠基人。
这种矛盾心理使得他的统治特征呈现出传统与创新的复杂融合,由此催生出文化创作与表达异常繁荣的时期。在篡改前朝统治者雕像时,拉美西斯尤为青睐第十二和第十八王朝的作品,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工艺精湛、体量宏伟,更因为它们象征着过去的经典时代,从而体现着传承。与此同时,拉美西斯的艺术家们还吸收借鉴了“异端法老”阿肯那顿(在位时期距拉美西斯登基仅57年)开创的革命性艺术风格,在保持传统形式的同时,融入了相同的自然主义笔触与情感表现力。
在拉美西斯的赞助下,他最钟爱的艺术形式——大型战争场景浮雕——突破了过去严格分层的布局规范,在整面墙壁上自由延展。文学领域同样挣脱了传统枷锁,首次以当代口语来创作新文本,而宫廷与书吏学校却同步掀起对古典文献的研习热潮。在最为恪守传统的宗教领域,拉美西斯王室陵墓装饰经文的选择也展现出全新取向。
尽管文化创新成就斐然,但如今拉美西斯最为人铭记的并非其宫廷的雅致,而是其无与伦比的雄心与自我宣扬。他身后的显赫声名绝非偶然,而是源于一场经过精心策划且持续不懈的宣传活动。因此无论从何种意义上看,他依然在西方现代认知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拉美西斯本人始终蒙着神秘面纱。
尽管在其漫长的统治期间留存下大量的文字、艺术与建筑证据(部分文献无疑经他本人授意创作),但我们仍然几乎无法为这位时空、文化皆与当代迥然不同的人物撰写传统传记。古埃及国王难以作为个体被剖析,因为根本缺乏传记作家赖以工作的材料:没有私人信札,唯有格式严谨的外交文书;没有鲜活的人物侧写,只有程式化的君王赞歌。在他所处的时代,拉美西斯被神性光环笼罩,包裹在繁文缛节、古老惯例与政治宣传的迷雾中。因此与其他埃及法老一样,他在现代人眼中始终是带着异域情调、半传奇性、近乎超验的存在。
虽然深入剖析拉美西斯的个性仍不可为——早有评论家尝试过,但我们能超越简单罗列其成就,转而深入探究成就背后的时代背景、环境因素与人事关联。通过考察考古与文献记录中呈现的拉美西斯的执着与偏好,我们或可窥见其性格与动机的蛛丝马迹。由此,我们方能从雪莱笔下“破碎的容颜”背后,瞥见那个曾被尊为神明、历朝历代被誉为“万王之王”的真实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