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译周易参同契
作者：刘国梁 注译
导 读
《周易参同契》一书的名称的含义有不同解释：一、参即杂，同即通，契即合。谓与诸丹经理通而义合。二、参即三， 指黄帝、老子、《周易》的学说。同即“同一”之意。契即契合。就是说将黄帝、老子、《周易》三家学说融合为一。三、参即三，同即相，契即类。谓此书借《大易》以言黄老之学，而又与炉火之事相类。就是说，这是一部用《周易》、黄老与炉火三者参合的炼丹著作。
一、作者
有关《周易参同契》的作者，历来尚有争议，主要的说法有二：一是认为《周易参同契》是东汉魏伯阳所著；二是认为此书由魏伯阳、徐从事、淳于叔通合著。持第一种观点的主要根据是：①《周易参同契》第八十八至九十章是魏伯阳自序， 其中以隐语自署名字，并有“乃撰斯文”字样。②旧题晋葛洪的《神仙传》说：“伯阳作《参同契》《五相类》，凡二卷，其说如似解释《周易》，其实假借爻象以论作丹之意，而儒者不知神仙之事，多作阴阳注之，殊失其奥旨矣。”（《云笈七签》卷一百九）③唐玄宗时，绵州昌明令刘知古作《日月玄枢篇》引“《抱朴子》曰：魏伯阳作《参同契》《五相类》凡二篇，假《大易》之爻象以论修丹之旨”。（《道枢》卷二十六）④《旧唐书·经籍志》丙部五行类：《周易参同契》二卷，魏伯阳撰。《周易五相类》一卷，魏伯阳撰。《新唐书·艺文志》五行类：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二卷，又《五相类》一卷。⑤清人朱元育《参同契阐幽》释《周易参同契》第九十章最后四句说：“此节魏公于著书篇终隐名以俟后世也。十六句中，离合成文，藏仙翁姓名在内……柯叶萎黄四句，合成‘造’字，言《参同契》全文乃魏伯阳所造也。”可见朱元育也认为魏伯阳隐名著书。持第二种观点的主要根据是：①唐刘知古著《日月玄枢篇》引“玄光先生曰：徐从事拟龙虎天文而作《参同契》上篇以传魏君，魏君为作中篇传于淳于叔通，叔通为制下篇以表三才之道”。②南梁陶弘景《真诰》卷十二有注：“《易参同契》云：桓帝时上虞淳于叔通受术于青州徐从事，仰观乾象，以处灾异，数有效验，以知数故，郡举方士，迁洛阳市长。”③后蜀彭晓《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序》说：魏伯阳“乃约《周易》撰《参同契》三篇……密示青州徐从事，徐乃隐名而注之。至后汉孝桓帝时， 公复传授与同郡淳于叔通，遂行于世”。彭晓虽然认为《周易参同契》由魏伯阳著，但其笺注与流传与徐从事、淳于叔通有关。④阴长生的《周易参同契注》“鲁（彭晓本作‘郐’）国鄙夫” 等八句下云：“乃谓北海徐从事。《参同契》起于徐公之作矣。”
根据上面引用的资料，可以考知魏伯阳是会稽上虞人（《神仙传》谓是吴人），出身高贵，“世袭簪裾”，不肯仕宦，养志虚无，恬淡守素，生活于汉桓帝（公元一四七至一六七）前后。淳于叔通名翼，会稽人，年十七学《宓氏易经》《春秋》， 被称为圣童。汉桓帝时任洛阳市令，占德阳殿大蛇之异，后弃官回乡，从徐从事受术。汉桓帝时，上虞长度尚（字博平）仰慕淳于叔通学问渊博，曾驱车拜见。可能在元嘉元年（公元一五一）度尚为曹娥立碑及延寿二年（公元一五九）梁翼被刺时， 魏伯阳以《周易参同契》传授他，故该书得行于世。
二、写作的文化背景
从儒道思想的发展来看，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以后，儒家思想得到了深入发展。但是，由于其神学思想的膨胀、经今古文的派系斗争，以及受到异端思想的攻击，到东汉中叶，儒家思想已明显衰落，而道家思想却日益受到重视，甚至连儒学大师马融（公元七九至一六六）都推崇道家。他说：“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所以然者， 生贵于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灭无赀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后汉书·马融传》）而老学也经历了从西汉初年以黄老为政术，主张治国经世，到东汉中末叶以黄老为长生道术，主张修身养性的转变。《周易参同契》恰恰产生于老学第二变之时。
《汉书·艺文志》说：“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兴，田何传之。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在汉代，京氏《易传》最为盛行，与《周易参同契》关系至密。考之京房《易》学，本来受于焦延寿，而延寿师事孟喜，孟喜受《易》于田王孙，还得《阴阳灾变书》。京氏《易》在汉代曾立博士，先后征引、研习的有班固、谷永、戴凭、魏满、光武子沛献王辅、樊英、李昺、唐檀、郎、襄楷、孙期、郑康成、折像等。《后汉书》卷七十九上《孙期传》谓孙氏习京氏《易》，随之学者甚多。黄巾起义，军卒过期里陌，互相约定不犯其家。建安元年， 郑康成自徐州还高密，途中遇见黄巾军数万人，见郑康成皆拜， 相互约定不犯其县境。这些研习京氏《易》的人大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兼通图纬和黄老。他们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魏伯阳。所以道教专家王明先生说：“《周易参同契》者，其于《易》多资焦、京、《易纬》之说。”（王明：《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
外丹术在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已经萌芽。《战国策·楚策》和《韩非子·说林上》就载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的事。汉武帝时， 神仙方士颇受重用，李少君曾上书说：“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史记·封禅书》） 汉武帝即“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同‘剂’）为黄金矣”（同上）。汉武帝召请的方士没有炼成“黄金”。从此，炼丹术的研究却兴盛起来。汉武帝的堂叔父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而《汉书·楚元王传》也说淮南王刘安有“《枕中鸿宝苑秘书》，书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大约与魏伯阳同时代的著名炼丹家狐刚子著有《五金粉图诀》《出金矿图录》等，其中用下火上凝法烧炼丹砂成水银以及黄矾的记载是最早的。此外，他还掌握了蒸馏硫酸铜制硫酸的方法，知道以火煅加热处理含砷的矿物“雄黄”“雌黄”“砒黄”，可以使五金转化为药金、药银。他最早记录了“玄黄”（即铅丹与氧化汞的混合物）的制取方法。他在炼金、银等贵金属时，提出了“灰坯法”与“吹灰法”，这种方法只有在实践了金、银和金属铅很容易形成合金的实验后才能提出。
我国的内丹术（气功）起源甚早。《山海经·海内西经》说：“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郭璞注：“为距死气，求更生。” 气功中有“生气”与“死气”之说。按照郭璞的解释，这些巫所操的“不死之药”，可能就是抵抗“死气”的“生气”。这是关于内丹术的较早传说。《庄子·应帝王》记载的关于神巫季咸与道家壶子比道斗法的故事，以及《老子》“载营魄抱一”（形神合一，神气相守）、“专气致柔”；《庄子》的“真人之息以踵”（呼吸通到脚下），“缘督以为经”（气流顺督脉而上）等记载，说明内丹术在战国时代已经达到了某种水平。成书于东汉的《太平经》有《灸刺诀》，记载了古圣贤静坐持脉，集中精神于自身，内视气血运行，发生气功效应的状况，说明东汉时内丹术也盛行不衰。《周易参同契》兼言外丹、内丹，无疑吸取了以上内丹、外丹的滋养。
三、成书时间
《周易参同契》撰著于东汉桓帝前后，主要根据是：①与此书撰写有关的淳于叔通在汉桓帝时曾任洛阳市长；②《真诰》卷十二注引述此书，谓桓帝时淳于叔通受术于徐从事；③后蜀彭晓的《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序》谓魏伯阳撰《参同契》， 在桓帝时传授给淳于叔通。因此，此书大约著成于东汉桓帝前后。约当公元二世纪六十年代。此外，有人根据朱熹《周易参同006 新译周易参同契
契考异》改“晏然闲居”为“远客燕间”一句推测：《周易参同契》是魏氏于中年客居燕地所作，在晚年归乡后“今更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