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主义与现代相对主义
作者：[美]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 著；[美]纳赛尔•贝纳加（Nasser Behnegar） 整理
整理者导言
纳赛尔•贝纳加（Nasser Behnegar）
按照施特劳斯所言，历史主义（historicism）是“政治哲学严肃的敌手”。它很像政治哲学，因为它阐发了一种关于“人之境遇”（man’s situation）的融通的世界观（comprehensive view），一种包含了政治哲学的历史乃至更多东西的世界观。它又跟政治哲学相对立，因为它否定了人类本性（nature）的事实或意义，否定了人类事务诸问题的永久性，否定了政治哲学的引导性问题（至少作为一个可以得到普遍性答案的问题）的恰当性，即好社会（good society）问题的恰当性。它认为，好社会的问题并非一个与人同生共在的问题，而是属于尚未达到完全自我意识的社会，属于不知道一切思想皆是历史性的（historical）社会。因此，施特劳斯在他那些（至少部分地）意在作为政治哲学导论的著作中——诸如《论僭政》《自然正当与历史》《什么是政治哲学？》——对历史主义作了批判性的评论。然而，这些评论的影响很奇怪。它们似乎在许多没有察觉（或者拒绝察觉）历史主义存在着问题的读者那里引起了反弹，而其他一些人，在我看来，则觉得这些批判过于多费口舌了，因为施特劳斯的敬仰者中（尤其是后来的那几代人）少有人把历史主义视为“严肃的敌手”，视为一个严肃的选项。
施特劳斯对历史主义明确的反对、对其道德和理论困境的揭示，以及把这些批判作为通往前历史思想之迷人水域的跳板，使与之共情的读者得以把历史主义视为一种阻碍严肃哲学思考（philosophizing）的垃圾——而把施特劳斯视为一个形而上学的清道夫。施特劳斯对历史主义的批评之简短（他唯一一本以历史为主题的著作《自然正当与历史》，只有28页篇幅明确谈历史主义），使一些人认为不必在这个主题上花费太多时间（针对批判历史主义那一章节的内容）。对历史主义者著作相对较少的参考引用（《自然正当与历史》论历史主义的章节中的脚注，在该著中最少，而且它拒绝提及任何一个明确的历史主义者的名字）也支持了这一观点。尽管如此，在哲学问题上，每个人仍必须亲自把自己的垃圾清入垃圾场。
但这里也许还有另一个因素在起作用：我们美国人缺乏很好的历史感。虽然历史主义具有普世性和广泛性，但“一切思想都是历史性的”这一观点最先出现在德国却并非偶然。无论美国社会经历过何种沧海桑田，与德国人经历的变化相比都显得微不足道：异教德意志，中世纪（基督教）德意志，与黑格尔的普鲁士或俾斯麦的德意志很难说是同一个德意志。而另一方面，对我们美国人来说，现代就是我们的古代。美国建国时的原则——平等、自由和人的诸权利——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今天美国人遵循的原则。此外，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至少到希特勒战败为止），德国的过去作为德意志民族的内疚感持存于现在；然而，在我们当中，则是现在支配着过去，过去就算没有被遗忘而湮灭，也往往变得无关紧要。我们没有向往中世纪、希腊抑或原始自然的习惯，但我们也并不倾向于将我们的现代希望推至极端：我们也歌唱，但是唱的不是瓦格纳或马勒的曲子。如果我们被相对主义所吸引，就像我们中的许多人那样，那是因为我们以为比起我们古老的信条，它更好地服侍于一些普遍且超越历史的价值：对他人的宽容与开放，或者从令人窒息的“清教主义”中解脱的自由。我们倾向于以为，只要有足够的努力和善意我们就能理解其他的社会，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所有人类都是一样的。如果从历史角度来思考，我们很容易简单地从进步的角度来看待历史的进程，尽管伴随着一些无法说明的曲折和扭结。那种支持以下结论的历史经验离我们很遥远：“新的重要洞见的获得必然导致之前的重要洞见被忘怀。”
施特劳斯一定意识到了历史主义与美国人的道德以及政治情感不协调，因为他在《自然正当与历史》的开篇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从而在读者心中培养起一种怀疑的甚至是敌视的态度，以此来看待占据统治地位的相对主义。他并没有嘲笑美国人缺乏老练或深度，相反，他怒斥相对主义在道德上的迟钝。他如此选择并非没有道理，因为我们对历史感的缺乏与我们相对更富有活力的道德与政治健康不无关系。此外，施特劳斯还帮助他的读者看到许多从学术上倡导历史相对主义的人并未面对的一个真正的问题，由此唤醒他们的道德感，帮助他们审视道德与政治问题而又免受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纠缠。
然而，这种修辞策略并非没有弊端。施特劳斯设法抵消这些弊端，警告人们要提防道德义愤（它“不是个好参谋”），并指出历史主义质疑了哲学基本前提的有效性，而这是一记重拳，他认为不可小看其重要性。他对海德格尔这位被他称为最彻底的历史主义者的处理，展现了他对历史主义的复杂态度。至少据我所知，在整个思想争论的历史上，这也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情形。他尖锐地批判海德格尔，揭示出海德格尔如何因拥抱历史主义而对自己的历史境遇盲目不见，如何因蔑视人性诸永恒特征的普通性、表层性而未能与普通人的错误拉开距离；又或者在1933年他如何“在他的民族中最不明智、最少节制的那部分人陷入其最不明智最少节制的情绪时，欣然接受那部分人的判断，而与此同时又奢谈智慧和节制”。然而，施特劳斯仍对海德格尔充满敬意，他写道：“海德格尔迄今为止超越了他同时代的所有人。”他对海德格尔作为一个思想家的伟大是何等敏感，以至于他认为有必要为自己对海德格尔采取立场的权利进行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