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李问对》战略思想研究
作者：庞小条
《唐李问对》，又名《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李卫公问对》（全文统一使用《唐李问对》《问对》）等，是唐代著名的战略学著作。北宋神宗时，被编入中国战略学最权威的七部经典（《武经七书》）之列，而受到此后历代战略学家、军事学家群体的重视。因此，研究《唐李问对》战略思想，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研究《唐李问对》战略思想，首要任务在于挖掘《唐李问对》大战略思想，这样，才能真正地从更高层面理解其丰富内涵和哲学意蕴，才能更好地揭示出古往今来，人们之所以十分重视《唐李问对》，同其蕴涵丰富的大战略思想密切相关。一般来讲，《唐李问对》既阐述了军事思想、军事战略思想，也阐述了大战略思想。从叙述内容多少来讲，《唐李问对》用更多文字阐述军事思想；从起点和视野来讲，《唐李问对》是以“大战略”思想为其核心的。然而，《唐李问对》文本用许多篇幅探讨军事思想和军事战略，给研究其战略思想带来一些困惑。依据《唐李问对》用很多篇幅探讨军事思想的特点，钮先钟指出，《唐李问对》“除孙子可算对话核心以外，其他部分都与战略殊少关系”，“他们君臣二人虽都是战略天才，但所谈论的问题层次都不甚高，仅以军事为限，几乎不曾触及大战略层面，实在令人失望和不解”。然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唐李问对》就不会受到古往今来许多学者的重视了。甚至钮先钟本人也承认，尽管《唐李问对》层次不高，但是“《唐李问对》一书仍然是一部重要的古代武经，是研究中国战略思想的学者所不能不读的”，这两种观点实际上是矛盾的。
前一种观点代表了钮先钟本人对《唐李问对》的态度；后一种观点代表了一种现象，即《唐李问对》是研究战略思想的必读书。古代武举策问中，选取的试题有“黄帝以来，先正而后奇，先仁义而后权谲”“发最深之问”“道、天地、将法”等，都是选取《唐李问对》中“大战略”观念出策问试题的。现代许多学者强调《唐李问对》的重要性，《唐李问对》众多注译著作的出现，以及将《唐李问对》思想拓展至经济、政治、商业等领域，都说明《唐李问对》蕴涵了深刻的哲理属性与大战略属性。
中国战略传统与《唐李问对》文本特征决定了《唐李问对》蕴涵了深刻的哲理属性和大战略属性，也决定了以“战略”为主题探讨《唐李问对》的可行性。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早熟文化。“中国战略思想也是如此，是战略的早熟，是理性的早启。中西方战略思想的发展历程迥然相异，后者是循序而进而前者则是早熟，中国的战略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达到高峰，百家思想在丰富的战略实践中竞相绽放，为后世承袭；而同时期的西方却处于一种战略的‘蒙昧期’，如：西方战略经典中唯一能与《孙子兵法》相媲美的只有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而《战争论》却比中国春秋时期的《孙子兵法》晚了整整两千多年。”西方战略经典《战争论》之所以能与《孙子兵法》相媲美，同以下两个方面密切相关。其一，《战争论》有一句经典名言：“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政治指导战争，大战略节制军事战略，是《战争论》成为经典的一项重要品质。其二，《战争论》从暴力性、偶然性、政治性等复杂层面讨论战争、战略问题，蕴涵了深刻的哲理属性。克劳塞维茨后，西方富勒《战争指导》、利德尔·哈特《战略论：间接路线》、博福尔《战略入门》等著作都蕴涵了上述两种属性。中国传统战略思想的早熟，也是因为中国传统战略经典普遍具备了上述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从大战略维度理解军事战略、政治战略、经济战略等具体战略；二是从哲理维度谈论战略思想，哲理谈兵使战略思想具有了某种程度的普遍性，可使其拓展至政治、经济、文化等战略领域。中国传统战略思想的早熟气质，在《武经七书》系统中的《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尉缭子》《黄石公三略》《六韬》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从国
家层面（大战略层面）看待军事问题与哲理谈兵方式是它们的共同特征。《唐李问对》是《武经七书》系统中最晚出的一部，有两个特征需要特别注意：第一，《唐李问对》继承和创新了包括《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等在内的兵书所具备的中国战略传统，就此而言，《唐李问对》具备大战略观念和哲理叙事自然属于情理之中；第二，中国传统古典著作具有“舍事而言理”的“哲理谈兵”特征，《唐李问对》则是在这个传统基础上，极大地发展了“历史·现实”战例谈兵的特征，换言之，《唐李问对》融“哲理谈兵”与“事例谈兵”为一体，形成了“事理并重”的特征，哲理的普遍性与战例的应用性相结合，使《唐李问对》蕴涵大战略成为可能，因为哲理的普遍性必然可以应用于包括大战略、军事战略等在内的一切战略领域。同时也说明了从“战略”层面探讨《唐李问对》的可行性。